從樂生惡夢漸地甦醒、在運動寒冬重新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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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生運動」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在焦慮、悲傷、痛苦過後,情緒高昂地共存前進?如果我們相信某種正義存在,那麼能又否以相同的態度自我鞭笞?因為關心樂生運動的主體:院民(「患者」是他們自稱的語彙)、捲入樂生運動的各種參與者,和社會運動,所以我願意再對樂生運動說上幾句話。我大致認同樂生運動打破了社會運動的許多習性,正因為這樣,再由於樂生院的患者多已年邁,所以我認為更該在人情滿滿的氣氛裡,做出即時批評。

討論樂生運動曖昧之處,以及主要在都市社會運動範圍內的運動的前景,不僅牽涉了社運主體,也是青年樂生聯盟內在的歷史性糾葛,還映射了新一輪社會運動的大趨勢,許多部分是抽象的邏輯問題,但另些部分涉及組織的實踐議題,需要心繫社會運動的人、(準)社運組織工作者的共同構思與檢視。

123貞德社之役」尚未滿月,「樂生活文化聚落」方興未艾,這大約是樂生運動最躊躇時日,絕大多數的人都以文字表達了誠懇與沈痛的呼籲。「樂生院還在」最早做出最溫情呼籲,叫大夥從現在有甚麼的角度保持信心,吶喊人群不能散。是的,人群不能散,但我願意以完全相反的姿態詢問:能不能夠先承認古蹟保存運動的失敗,然後再穩健地探索樂生運動的未來?在此我會藉著提出「古蹟保存」的失敗,然後指出我們之所以無法面對失敗的原因,以便提出我的看法:目前這種使用溫情呼籲來包裹我們無法承認的事實的作法和趨勢,既反映了組織上的問題,還導致運動無止地衰敗。其中甚至存在著悖論,溫情的呼喚恰是組織潰散的構成基礎,對組織的焦慮又加深了取暖的需要,漸漸地,我們會落入自己安置的獸夾,卻以為是敵手設的局,最後自己成了自我的敵人。

    古蹟保存是失敗的。從目前的訴求而言,續住區、修繕、重建、重組、拆圍籬、假處分,也都象徵了古蹟保存的失敗。以全局來看,至今所有的官方版方案,都是以「捷運機廠」自身的完整度做考量的,運動至今(二○○八年十二月)還沒有辦法讓官僚道歉,沒有辦法宣告我們對工程至上的邏輯成功痛擊,也沒有辦法改變「發展」的論述,仍在「保障弱小」的社會詭局裡舉步維艱。五年的抗爭確實保下小部分的房舍,也爭取了繼續居住的權利,卻由於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是樂生的運動有效阻攔、延遲了工程的進度,因此,從樂生院自身完整性一再遭到怪手啃蝕、維持不拆的院區歪歪扭扭零碎不堪、失去原本的空間感的這些殘酷現實來看,我們必須承認古蹟保存運動的失敗。而且,目前已經接受方案了,從青年樂生聯盟(以下簡稱聯盟)已經接受既有方案的現實來看,古蹟運動也已經失敗了。若不承認,反以溫情吶喊繼續動員與召喚情緒,那麼只會延續舊的運動危機,然後產生新的危機。

新的危機有兩方面,首先,直到整個基地完工前都必然會反覆面臨類似狀況,當古蹟保存是檯面上的唯一目的時,則其他活動與事項會被構想為次要,當古蹟保存的目的被體認到失敗的時候,則運動很可能會步入失敗;或當古蹟指定真的完成了,運動同樣也結束了。相對於此,如果回到古蹟保存的意義,記得它作為策略的目的,在於阻攔有問題的或全然錯誤的規劃、改變都市規劃、都市工程後面的工具理性思考模式,要揭露政治經濟掌權者想藉由土地發展獲取利基的企圖,還帶有創造批判氛圍以反省社會自身的企圖,那麼就算樂生院硬體本煙消雲散了,運動參與者卻不會崩解潰裂。一旦說清楚這一點,古蹟保存不是目的,那麼我們甚至再也不必畏懼「樂生院是否被拆」,因為屆時,古蹟保存的策略性功用已經可以被拋棄,就算樂生院不在了,社會運動也能繼續下去;再進一步,古蹟真的指定了,運動更可以繼續發揚。

另個可能新生的另個危險則在於,我相信在可預測的不久將來,很可能會出現一套官方說法(事實上已經出現了),正面且歡欣的陳述「古蹟與捷運共構」的故事。那麼,就像歷史上許多被切對半的、遷移的、僅僅得到搬遷費的、只留下照片與博物館的、無名火燒完之後美麗重建再委外經營的許多都市運動一樣,失敗於它僅僅關注形式化的空間保留。相反地,我們反而應該訴說殘酷的現實,避免官僚藉機使用相同的論述美化它的面孔,免像過往的許多進步的都市運動,吸食無害於政府的殘渣餘羹,而歷史依舊扁平。

目前(2008年十二月中下旬)的策略,不管是提出假處分或是其他,其實都無法突破運動的限制,無法指出古蹟保存的真正意義,於是便有上述的危險。樂生運動的重點不應該在於把古蹟保存當作目的,反而應該重新反省古蹟保存的真正目的:院民、社會裡的人、社會運動。當然讀者可用質疑的態度逼我問,說目前「已經不是」保存古蹟、早就以活動為主;那麼我也要追問,現在的運動目的究竟是甚麼?

我要批評的不是呼喊著:人啊!快來樂生!我不是從質疑古蹟保存的層次對目前的溫情態度做出批評,而是要藉此檢視「溫情」的來源、過程與後果,對我來說,它是藏匿一切的天使假面。溫情本身藏匿了組織過程的問題,並且,情緒性的動員存在許多不負責任之處。

的確,古蹟保存策略的失敗,未必會導致目的與內涵的失敗,這一切都有賴數年來樂生院內的活動舉辦。目前已有許多事件朝向社會運動的本質,亦即社會改革、社會教育,以動員人的政治化,緩慢地將社會批判的觸角滲到角落。社區學校、社區圖書館,都可能具有這種效用,都是「樂生運動」最重要的部分,從現在的一切看來,都指向完成古蹟策略的意義,是古蹟保存的真正目的。未來要能有任何力量阻止政府的力量阻礙社會自主結社的活動,都有賴社區學校(為了簡省文字單舉此例,特向其他人致歉)這類活動的組織,而我們同時也必須認可,活動的執行者確實嘗試深入社區、進行批判教育,以及透過田野調查進行分析。

既然這樣,我是否多慮、鑽牛角尖、刻意以知識語言佔據某個位置無的放矢?我們當然可以說出這項事實,也就是樂生院的活動確實帶來了人,而且我們根本無從計算有多少人受到樂生院的影響,新的人不斷的來,來過的人也會出現,這都是好的,因為這些活動帶有一些特質,能夠持續動員,揭露樂生院的遭遇,並且將樂生院的歷史,與我們每一個人自身的生命史產生關連,讓我們反省城市的構成、都市居住者的權利、反省社會為何物。當然,也可以說我批評的溫情,只是由於眾多活動真的切重要點,引發參與者的同理心,讓一再(新)現身的參與者不斷成長,所以「溫情」並不值得這樣批評。

對,我們可以如此正面的看待已有的活動們,以及統整之後的「樂生活文化聚落」,把它視為新的一種社會運動進行方式,或樂生運動的轉型。也可以說,我擔心不會存在的社會批判效果,可能都已經具備了,然後不畏政府怪手、行政封鎖,最終完成了「樂生運動」的終極意義,促成樂生院的空間批判的社會自主的樂生活。不過這其實一點也不阻礙我的批評,因為我要問的是,樂生運動的終極意義,是怎樣的「生活」?社會運動並不在於單純辦好一場活動,如果像我們宣示的,每當走進樂生院,我們都在分享彼此的生命,我們『已經』在進行社會運動最純淨的部分,那麼就該從這裡回來檢查「樂生活文化聚落」回答了甚麼?這問題的答案,難道不是院民與參與者?但是「溫情」不但嘗試轉移無法承認之失敗的焦點,還扭曲了「樂生運動」的其中兩個主體。

這得要回到剛才暫時略過的運動組織過程內在的「舊的危險」,重新考察「溫情」出現的起源,以及伴隨溫情的狀似公共化的參與形式。舊的危險來自於組織衝突,是聯盟自始迄今所有核心參與者(當然也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必須共同自我批判反省的議題,因為它的影響涉及了院民與其餘參與者。

看起來,我批評溫情的原因似乎在於,若繼續執著於古蹟保存這件事,將會促使運動崩解,固定、回復為小眾運動,甚至消失。其實,包裹著古蹟危機的溫情只是後果,伴隨「溫情」的「公共參與」僅僅源於逃避、無法解決衝突,然而,從尚未被回答的「樂生活文化聚落」的目的回頭來看,三個問題,也是本文更主要的三點,生長了出來。主要是藏在散漫組織形式之中的權力流竄問題,這牽涉到第二與第三,即後繼參與者的位置,以及消失的院民。我想要說的是,包裝在古蹟保存外面的「溫情」,既是無法解決的組織衝突,又是權力的柔軟形式,可能會造成我們太沈溺於活動的溫暖形式,忽略了現實的內涵,那麼有可能樂生運動不但忽略初衷,亦到此為止。

首先讓我們回來解決「樂生活文化聚落」為甚麼不能達到樂生運動核心目的的問題(其實要講的是各類活動,但目前幾乎已經聚合,所以直接指它),或說,如何達到的問題。從這種被歸類為無組織性的「自主參與(公共)」形式的起源談起,以及從它表現出的人與人的關係談起,我們將可以察覺它帶來的嚴重問題,亦即權力問題和運動目標的流失。

我們已經慣於使用一種語言:作自己想作的事、以自己的方法關心、用自己的方式參與。這些話語做為個人政治的基進性,絲毫不能掩飾樂生運動發展過程逐漸衍生的對衝突的漠視,簡單來說,「作自己的事」在樂生的脈絡裡,發源於衝突,是青年樂生聯盟組織過程歷史地產生的形式性語言。掩藏內部衝突,其實就是不面對衝突,然後演變成溫情。這當然也有正面效果,能讓立場不同的人盡情去作自己想作的事,但這種正面性質的短暫性,卻無法掩飾負面效果和結構性。

換言之,我們為了以不產生摩擦、不被抹黑為權力控制狂的方式解決衝突,不過這種逃避權力的方法,首先的後果卻是僅僅逃避了對權力的限制,可以作任何事卻不能反對任何事,再者,由於沒有意識到權力是逐漸累積起來的,於是便無法意識到權力無法自我消除,第三,最嚴重的雙面後果就是一方面權力實際上仍然發揮著它的完整效果、反過來由許多很非正式與細節的策略決定與建議主導了運動的走勢,與此同時卻因為不宣稱權力以致於不能完整的模塑運動的走勢。

「作自己的事」就是看似「公共、自主」的形式,其美名是百花齊放,而且由於聯盟的成員是以相當流動的方式存在的,所以在日常時刻似乎沒甚麼大問題。所有的人相安無事,要辦活動的自己去辦,但是,我們卻又可以發覺,一旦聯盟內部有了政治判斷與決斷,那麼看似「公共、自主」參與的形式就被揭開了面具、權力現身。換言之,平時以自主參與的形式進行的活動,在必要的時候,會由聯盟,或者聯盟內的個人所把持,揭露自身的「偽公共」。不過,我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批評聯盟或特定成員過於主導,恰好相反,我認為需要更為明確而公開的組織模式,真正實踐新的社會運動的「公共」形式,因為社會運動真正需要新的形式的測試,而樂生運動曾經在形式上令人認為它是可能的。

第二,順著組織與權力的問題。無論個別的活動是否跟著聯盟決斷而走,無法忽略的一件事情是,由聯盟資源、人力長期支持的活動比較能夠長久,聯盟的名義賦予了活動的正當性。正與反總是共生的,參與者對聯盟的信任感其實也意味著,範圍廣大的「公共」,其實把持在聯盟的手中,那麼,由於「聯盟」在這個過程中已然累積了資本,聯盟中的人也因此累積了資本,這些資本就是權力,因此公共也極可能掌握在個人手中。既然我們認為樂生運動能夠給人們帶來自我的反省,那麼這也就該是我們必須細心體察的。

很難達到這種覺悟,但這對於以聯盟成員為主導的活動群而言,事態並不嚴重。對於活動引來的外圍參與者而言,問題也不大。對於最外圍的聲援者來說,可能因為活動確實具有教育功效,因而得以藉之反過來用以批評本文對於「樂生活文化聚落」目的不明的批評。然而放在作為聯盟成員預備軍的中間層來看,事情卻盡是不公義。更明確的說,從組織核心分散出去的活動們,在權力分散的這項要素之外仍然帶有傳統社會運動的「組織」功用,被組織起來的活動幹部們因此隨時受到檢查,但卻不知道那個終於成為聯盟內部群組的過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與此同時,聯盟行動以外的行動者也容易被淹沒。這是雙面的,對於聯盟來說,當成員一方面遊走於邊界內外,另方面強調自主參與,那麼權力的作用就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對於邊緣參與者來說,進入聯盟的政治決策核心卻不是這麼容易。

目前的樣態,仍像是衝突過後的權力重整過程。早在「漢生立法」於衝突過後分離出去以前,我們實際上就因為戰戰兢兢的,為了呵護與維護運動,而犯下不斷自我傷害的大錯。由於沒有明確的規則,只能依靠模糊的過程和模糊的邊界來讓核心成員漸漸擴大,我們使用私下的情緒交流來阻止衝突再度發生、迴避內部檢討,卻沒有注意到正是情緒阻止了組織持續堅固地茁壯。同樣是雙面的,私人的溫情可能帶給參與者一份歸屬感和安慰感,但同時它也令許多人直到某刻才赫然發覺「原來自己不是樂青」,原來自己處於政治決斷的可能性之外。這對參與者來說是種傷害,以溫情解決的方式並沒有釐清過程,反之再次迴避原本的衝突、權力。實際上我們應該從看似分散的各式各樣活動,發現這些權力的遺跡、行動,由於經常不是自覺的,更應該要注意它,而不是再以溫情去包裝任何的權力衝突、致使一波波衝突在某個時間點(像是現在)爆發,同時也更公平公開的對待不同層次的參與者,更正式化的面對組織問題,開往社會運動組織型式的真正試驗。

當然,當我做出這麼批評的時候,更擔心的也是聯盟為了回應這項批評而徹底取消它原本的內部會議,徹底瓦解自身。這並不是針對權力問題做出回應,而更像是新一波的對本文製造的衝突進行掩飾,就算取消原有組織,也只是重新部署權力,而不是在現實的基礎上進行自我面對,不是面對權力形成的歷史性質和權力積累所不可抹消的根源。這牽涉到我認為最尖銳的最後一點,亦即,活動表面顯露出來的溫情,事實上已經無法掩飾一再積累的內部衝突,或者說溫情語調所包裝的活動,已將參與者帶離樂生院民。

第三。於是便到了最後一點,此種組織形式與權力分配,偽裝的相當良善,不止是組織內部的人被迷惑了、參與者晃神了,就連社運界也摸不著頭緒。換句話說,本文所批評的,除了我自己,和文中直接指涉的聯盟、我引用的「樂生院還在」之類的作者以外,其實也可能涉及所有的「樂生派」,由於我們不反映任何疑惑,或者不回應任何質問,使得溫情趨勢逐步擴張的同時,無法意識到身邊的樂生院民群體益顯縮減。多數人其實從來就不知道,溫情的作用不在於力挽古蹟保存的頹勢,不止在於掩飾樂生運動裡的行動者與組織者之間的衝突,還逃避了樂生院患者內在的意見歧異。如果這不需要我們仔細思考,那我還真不知道樂生運動應該思考甚麼了。

我已經盡量設想了反駁我的說詞,因為我希望真正點出現狀的問題。從我最初的批評開始,我認為目前的溫情態度包裝了古蹟保存運動的失敗,此時我們應該面對的,不僅是古蹟保存的失敗應該如何轉向、促生「樂生運動」本身的延續,還必須看見溫情的起源。批評者可以說,恰好是溫情幫助達到古蹟策略達不到的部分,也就是社區組織、社區教育,所以我批評「繼續懷抱著古蹟」本身是無效的。我承認這個部分,因為我確實認為恰當的「樂生活文化聚落」確實可以達到社會運動真正挑戰的國家體制、官僚習性、技術理性,以及社會歧視。不過,上述可能對我產生的批評,還必須回應一件事,也就是「公共」的虛偽、「自主」的虛假,而這些都是為了掩飾衝突而來的後果。立即,也有人會說,事實不是這樣,她們會告訴我社區學校的自主參與是平等的,參與到文化聚落是公開、妥善、公平的討論的,而非由上至下的決斷,不是聯盟決策了之後發行到各個聯盟成員組織起來的活動組的,而且,選人的過程沒有問題、溫情不是小圈圈政治。

那麼我期待聯盟好好地說清楚「樂生活文化聚落」的目的。因為樂生運動的最終戰局確實在這裡,更因為古蹟保存已經失敗了,所以殘留的院區的將來,在目前已經接受方案的狀況下,更需要足夠強有力的社會力進行介入,才能在五年來所失去的基礎上,討回盡量越多的東西,把剩下的轉為基進意義的空間,阻擋政府奪走論述、行事的任何權力。

不過,即使「樂生活文化聚落」指出希望樂生院成為這樣一個基進的社會空間,卻仍然無法逃避最後一個問題:樂生院民。這才是這篇文章一再強調「溫情掩飾了衝突與權力」的原因,聯盟掌握了「自主、公共」的語詞,使得一般參與者在信任聯盟的狀態下,反而遠離了樂生院的真相,充滿衝突的真相。此時,批評者也可以說,恰好是本文撰寫者自己,其於聯盟的組織過程造成了權力衝突,作者自己是衝突的一部份,因此這篇文章完全是作者自己因為參與過程的情緒,促使作者寫文批評。對於這樣的說法,我無法反駁且必須承認,但也正好因為這樣,我認為應該要自我揭露,因為任何成員、參與者都無法迴避:我們如何面對院民?院民去哪裡了?狀態怎麼樣?

我也要重新強調我的立場,當我問「院民去哪裡了」並不是質疑貞德社最後兩位院民,也不是質疑為何自救會在貞德社拆遷時只來了三位成員,因為我也認為,只要有一位院民不願意搬遷,也該力挺到底。我的目的卻是要質問,如果樂生院運動的主體還有院民這一份子,那麼充滿差異的「患者們」,在「樂生活文化聚落」中佔有甚麼樣的位置?這大約是最尖銳的問題了,也就是我前面說的,一再掩飾的衝突,早已爆發,提早使得「樂生運動」結束。

長久以來,當樂生院民之間產生了衝突的時候,就像面對聯盟成員、活動幹部一樣,我們向來也用「狀況不好」、「時機不適合」來自我催眠。但現實就是,就像許多年來,樂生運動不斷促生看似相安無事的各種小派系(諸如愛地芽、樂生博物館等),院民之間也生成了小派系,搬的、不搬的、甚麼理由搬的,各種的。打從運動一開始,就有大批患者自願搬入新大樓(可能因為接受或禁不起或畏懼遊說的語言),繼而,當樂生運動的參與組成日漸複雜,患者的態度、思維也會隨著介入樂生院之外力的板塊移動而產生移動(就像立法維權如何轉化為賠償資格,或者像是以搬遷來換取談判)。運動者的小派系在平時會相安無事,院民也一樣,但是涉及動員與資源的時候,矛盾就會浮現,立場就會衝突。就像聯盟曾經分裂為不同取徑的爭議,部分人員不再被納入意見關照,自救會也早已裂解為不同派系,部分成員不再緊密跟隨聯盟的政治態度,甚至對於堅持抗爭有異議,甚或反對。這誠然是組織的失敗,但是面對失敗的時候我們卻鮮少真正從衝突的狀態進行分析,而是藉著送暖來逃避。

問題其實和1202當晚,聯盟解釋「院方卑鄙的私下遊說與恐嚇」是一樣的,換言之,我們對於院民的分析究竟是甚麼?這個關於分析的提問,一部份在於我們如何理解差異的院民,這相對涉及運動的內涵,因為打從一開始院民就是差異的,又再於運動過程中複雜化;另部分在於由院民自主性出發,未來又如何構思與政府的關係,這比較涉及了運動的形式,也牽連到當下究竟應該如何應對院方強勢要求院內活動必須申請。最後,當我們控訴政府用遊說來行使迫遷的同時,卻沒有聽見一套分析性的語言告訴參與者,如果樂生院患者確確實實需要院方的照護,需要院方的醫療資源和照護人員,那麼聯盟如何處理這項因素所產生的,與政府的關係。

如果我的判斷錯誤,也就是說,古蹟保存失敗不至於讓樂生運動消失,而沒有清晰目的的文化聚落也沒有讓樂生運動消失,那我可得問,未來的樂生運動,還有沒有樂生院民?有的話,是怎樣的樂生院民?有沒有那些反對古蹟保存的院民?有沒有那些反對自救會的院民?有沒有那些反對聯盟的院民?或者,院民的意義只在於參與聯盟所舉辦之活動的部分?我強調聯盟將樂生運動的參與者帶離了院民,也在於這個部分,當然我們看見活動引來了外來者,外來者不僅多認識了樂生院,也實際與活動種的樂生院民有所接觸,並且透過活動而與院內那些不參與活動的院民有了接觸,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歡欣地接受參與者遞送的愛心,並不等於參與者與院民真正有了聯繫,接觸到樂生院民所陳述的故事,並不等於藉此理解了樂生院與樂生院民,而樂生院民臉帶笑容的與外來者打招呼,更不等於樂生院民支持聯盟所做的一切事項。如果我們認為樂生運動的任何成功都不應該脫離樂生院民,那麼如何重新回到充滿衝突的現實,發覺樂生院民的一再流失和他們對於古蹟保存、捍衛院區的差別態度,或許更是讓運動不結束的重要工作。在此,溫情僅僅能夠一方面顧及最表層的與院民之關係,忽視院民真實的差異並且另方面不能幫助樂生運動對於社會運動之前景的幫助。

很多細節有待我們更深入的體會、理解,如果我們願意說樂生院幫助了大夥接觸了生命,如果我們要說樂生院的歷史幫助我們有任何反省,那麼就不能僅僅因為聯盟個別成員與眾多院民之間有著良好的關係,就忽略了這不意味著成功做好參與者與院民的中介工作。聯盟開啟了這扇窗,讓社會上的許多人開始從樂生發覺社會的歷史、從樂生發現自己,那麼也應該更主導的促成一般群眾與差異的院民之間的更緊密互動,至於這些互動,該像一般大學宗教性社團、服務性社團那樣以慰問來維持關係,或者更批判性的從衝突與差異出發?我相信我們心中都有答案。

我們都同意,政府的奸巧手段使得樂生運動舉步維艱,讓許多院民禁不起壓力而搬遷,然而當我們訴說多少個護士勸說貞德社院民的同時、當我們說「這就是迫遷」,如何能有更具分析性的語言?當我們面對「真正認為自己自願搬遷」的院民時,分析又是甚麼?如果樂生院運動還是為了院民而存在,那麼我們必須回答所有的疑問,因為院民的差異是被產生出來的而不是天然的,既然我們認為存在一股核心的、長遠的、強暴性的國家機器力量在殘害院民,而我們也體認了社會歷史的陰暗,那麼對於每一個差異的院民我們都必須有方法提出一套理解方式。如果我們認為樂生運動確實帶來一個契機,讓社會運動的低迷找到一個可集中面對、共同關注的場域,可以藉著理解樂生院給社會帶來更多充實豐富的反省與學習,讓我們都在其中看見自己受壓抑的部分、乃至於推進社會的自我理解,那麼我們更該從理解院民的衝突、組織者的衝突,反過來促成樂生作為社會教育基地的紮實性。如果我們真的認為樂生療養院的保存能夠帶給社會歷史記憶,那麼就像我們從樂生的歷史裡面看見社會過程如何造成院民的身體、心理差異,我們也該從樂生運動的歷史裡面,看見所有人的差異如何產生。如果我們設想著烏托邦,而認定烏托邦的種子會從樂生院蔓延出去,那麼我們更應該從現實、現實的衝突景致出發,回頭完備整個樂生運動,而不是反覆以情緒召喚現代社會裡的孤寂人群,否則,孤寂者很可能終將孤寂地回到自己模糊的生命樣態,在某些特定時刻依著神諭懵懂地夢遊,然後,我們只能夠跟我們所怒罵的國家機器一樣,把不支持樂生保存的院民當作他者,把批評「樂生活文化聚落」或「古蹟指定」的人當作他者。

文章寫到這個階段,已經超出原本預計的三倍,既然我已經把我所有的提問幾乎都問完了,最後我想把議題拉向別處,更徹底的提出批評。我批評的核心之處,是樂生運動裡頭曖昧不明的權力網絡,並非指控聯盟刻意黑箱作業、蓄意操控記憶與遺忘;我提出溫情作為衝突的麻醉劑和權力的面具這組雙面刃,目的也不是針對特定人員,或特定活動;除了樂生運動的各種層次的參與者,以及樂生院患者,我還關心某個最終主題:社會運動自身。

「樂生運動」是眾人的,是屬於社會的,既然這樣,我們該如何讓它繼續?我的看法是面對衝突而不是迴避,後者恰好反映了大的社會運動環境的小圈圈政治,也就是權力。

顯然,近年來聲勢最旺的樂生運動,仍有賴聯盟做為核心群體繼續下去。我看見了樂生運動的問題,但是我認為我們同時也應該要看見,青年樂生聯盟在五年的最初點,絲毫不得任何社運團體的親睞。權力這玩意兒,有很大部分靠著運動崎嶇前進的歷史過程積累起來,對於個人是如此,對於組織也是如此,但與此同時也得看見五年來挨著工程時限,已經疲憊不堪的組織成員,亟需新血。換言之,樂生運動的組織困境其實也意味著台灣總的社會運動的困局,樂生運動內在無法處理的問題,仍然來自於總的社會運動環境的殘留,結構性的畸形。因此,面對掌握著象徵性位置的聯盟,如果我們真認為樂生運動確實具有它的積極意義,就更需要聯盟外的資源、人力更直接與積極的介入,與此同時,組織內與外共同設想一套真正開放與公共的組織過程,讓運動持續下去。這需要聯盟內部不同歷史位置的人,以其進行社會運動的初衷、態度與方式,也對自身進行改造,然後,不逃避現有的權力問題的,讓我們想像社會運動該怎麼辦。

溫情的部分也是如此,綜觀我們最親和的「社運的媒體」,我總感到其中透露了太多的溫情描述,卻漸漸缺少客觀分析,即使有良好的報導,也沒有良好的社會運動批判作用。我無法也不會直接指控這樣的媒體來自於「樂生」的影響,也不能指控這樣的媒體失職,但我想我可以問的是,既然基進的知識份子、左傾的社會運動支持者與同情者,一再以嘲諷的語調批評主流社會的人道主義製造出貧窮紀錄片與邊區小故事的毒藥,那麼,批評財團企業用溫情來掩飾根本的社會結構性衝突的同時,我們到底怎樣與它們有所區別?我認為「自主的網路文章刊載平台」並不能成為「一家媒體」自我逃避的藉口。尤其,如果我對溫情判斷有幾分正確,那麼「媒體的社運」似乎恰好是放大版本,暗示了大的社會運動局勢的不良面。令人憂愁的,如果樂生運動的狀況是參與者在組織者的中介之下,與複雜的現實越離越遠,那麼透過媒體作為中介而理解社會的人們又會遭遇甚麼樣的處境?社會運動會遭遇甚麼樣的處境?

最後,許多傳統的組織者可能有兩種態度,之一是以過來人之姿遠遠微笑觀看樂生運動中的成員如何自我成長,之二是以教條之姿批評當今青年運動的無組織性、隨意、易散。這兩者都是錯誤的。我已經說了,恰是前者造成了樂生運動的組織過程很可能走上社運自身區隔政治的宿命,但至於後者,顯然樂生運動不是後現代的例子也不是無政府的證詞,以此批評也無助於拉台正牌左翼的正當性。回應這些,我們應該看見樂生運動確實在學習與成長,而且它至少在形式上曾經有過組織模式的試驗,如今我們要看的,恰好是樂生運動隱藏的某些形式,其根深蒂固的歷史源由,而這些聯盟自身的歷史經驗又再反映社運環境。如果我們願意追問社會運動的未來,那麼這應該才是真正的「起點」,妳與我這一個個的人,是不是有甚麼新的方法重新看清楚我們身處何地?怎麼來?又如何去?

我嘗試以告白之姿寫作這篇文章,理由其實很簡單。我想問,宣稱理解彼此共同經驗與生命的每一個社會運動主體,若妳發覺(或說正式確認)我就是曾以「文心」筆名寫過(但多所周知那就是我)對於樂生運動多所批評的〈樂生惡〉的那個人,同時又發覺我也曾寫過兩篇動員性的檄文〈給守護樂生世代〉與〈反對迫遷樂生院,放下論文上街頭〉,那麼,眾多樂生派們能否能從中發覺我其實一直是同一個我?許多人或許要開始對我展開溫情攻勢了,但另些人則會警告溫情對我從來無效,那麼這究竟又是怎麼一回事?一年前就已經不知第幾回「樂生最後關頭」了,對於當時的批評文章僅耳聞許多不滿卻不見回應(形式上的唯一回應大概是聯盟在文章的一年之後終於要將所有活動聚集在一起成為民間版文化保存的方案了),然而,在我絞盡腦汁想要理解目前的情勢而寫下本文之後,又會如何發展呢?朋友們,我們確實不要因為反覆的「告急」而傷了身體,但是,身體不正因為一再地試煉才更加強壯?問題在於我們應選擇怎樣的試煉,我們面對的力量太過龐大了,但不正因此而需要更多思辯以讓社會運動更加充實?

我再次開了頭,並且靜候。而且我只能夠靜候,畢竟我知道「這個問題很重要,但是現在時機不適合討論」這句話,已經成為一種需要緩慢過程才能改變的常態。

發行人: 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
總編輯: 朱偉誠
執行編輯: 王志弘、李根芳、黃宗儀、王智明
網路工作助理: 趙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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