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漢騰（牛津大學網際網路研究所博士班）©版權所有

壹、緒論

一、研究生活的柴米油鹽？國家型計劃的研究主題？

２００８年的網際網路，不只是研究者個人生活的柴米油鹽，也是國家型計劃的先進尖端。對於臺灣的多數研究者來說，上國科會網站申請專案、借圖書館網站閱覽電子期刊資料庫、用個人電腦處理文件及和學術同儕電郵交流，這些只是日常生活習慣。在此同時，美國cyberinfrastructure「資訊基礎建設」或「網路基礎建設」，及英國的e-Science「數位科學」及e-Social Science「數位社會科學」，挾其國家型及跨領域的規模，對臺灣國家型計劃的規範性影響，可以簡單地在搜尋引擎鍵入相關的關鍵字尋得一些軌跡。[1]一邊是稀鬆平常的日常生活，一邊是宏觀巨大的前端遠景，這種對於網際網路的認知差別，雖然不是學術界所獨有，但這對學術生產的反省及認識上，是個需要細緻處理的差距。在學術操作與實踐，網際網路使用與設計之間的反思，筆者認為是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的思考急需介入的區塊，而傳播學更有其關鍵角色及學術責任。

本文並非對英美cyberinfrastructure（CI）及e-social science的廣度文獻回顧，而是選擇性地，對全球學術的環境變遷，特別是學術自由及市場化、學術治理及合作的壓力、以及自主（autonomy）與「帶同」[2] （commons）的要求興起，提供一個近二十年的學術角色的掙扎故事。本文也非完整列出相關的網際網路科技，而是從對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的學術生產的關懷出發，來指出網際網路做為研究環境生態的關鍵性角色。本文希望能在這日益資源緊縮的學術環境中，將網際網路做為建立更新版的「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的起點，開展一些共用的詞彙及理念，讓學術自由、治理、與合作的涵義能處理操縱、控制、與競爭的現實。

二、論文脈絡及組織

本文對學術自由、治理、與合作的討論，主要是回應2008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徵稿說明中，以臺灣社會「統獨」爭議出發，來開展「傳播學門的統獨、跨越與創新」的主題。本文同意「統」雖有達成意義「共享」的可能，但認為也有操縱及脅迫的負面可能；本文同意「獨」雖有確定「獨立學術人格」的可能，但認為學術人格的獨立應放在社會產官學的脈絡下討論，而並非單為傳播學門面臨其學術地位的挑戰。有鑑於此，本文將於下一章簡單回顧臺灣高等教育及研究的環境轉變，對學術自由、治理、與合作等概念的轉變，來說明這些轉變如何反映了全球學術的環境變遷及臺灣社會的發展。

雖然本文並非從傳播學門出發，但將以網際網路的角度，切回傳播學許多傳統的關心提問。首先，對於學術生產來說，網際網路及電腦科技已不僅是文書及同儕溝通工具，也影響研究申請、執行、工具製作、協同合作、資料處理、分析、發表、典藏、討論、等一系列環境的日常工作，這都是傳播學可以有所貢獻的地方，如研究議題設定、創新傳播等等。再者，這些可能議題，也都觸及如傳播學、圖管學、及資訊學領域之外，因為幾乎所有研究者的生活都和網際網路有不同程度的關係，幾乎沒有領域是完全和其絕緣的。這也正是近年來歐美關乎網際網路國家型的學術研究議題，不管是美國的cyberinfrastructure （CI賽博基礎建設），還是英國（及其他大英國協國家）的e-Science「數位科學」及e-Social Science「數位社會科學」，或是歐盟的e-infrastructure「數位基礎建設」，能獲得國家及學術界支持推動的主要理由。更不用提近年來因使用者自製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及社交網路（social networking）的興起，更讓原以電腦科學獨大的基礎建設的技術研究，擴展成廣義的包括法律、內容、學術社群規範的基礎建設討論。本文第三章就是從英美的相關經驗出發，特別著重近期社會及人文科學的介入需要及角度。

第四章則介紹Commons在當代兩種使用的脈絡：一是新自由主義下的反抗，二是數位資源的新社會實踐。該章會詳細說明筆者將Commons譯成「帶同」的主要思路，乃一方面借用社會學現代社會的「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及另一方向重新詮釋中國儒家思想的「大同」概念，並討論該譯法的可能性及侷限。最後，本文提出包含兩種前述意涵的「學術帶同」（Academic Commons）的概念，來立論此乃學術自由、自立及自主的政治經濟基礎，以及進一步探討臺灣在區域及國際可能的學術帶同與網際網路角色。

貳、自由、管制到治理

宏觀來看，近二十年全球在學術研究、高等教育、及通訊傳播方面，可以在國際、國家及機構的層次上，看到自由（freedom）、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到治理（governance）概念互用及轉換（Argyres & Liebeskind, 1998；Goldfarb & Henrekson, 2003；Giroux, 2002；Pickard 2007）。要描述臺灣高等教育及學術研究在這二十年間的變遷，也應考量這歷史背景，因此筆者先挑出幾個歷史事件，來對臺灣高等教育及學術研究做個人地、印象式的簡述；再接著點出新自由主義一詞對相關討論的用法差異，來說明當今對這二十年發展的不同評價與展望。

一、三個年度觀察點：1987、1997、2007

1987年，臺灣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令（簡稱「解嚴」），政治民主及社會開放的要求，也展現在1994年四一零教改運動的街頭遊行的訴求當中對高等教育及研究的「學術自由」口號中。當時組織遊行行動之一的臺灣大學數學系教授黃武雄認為，當時臺灣的教育系統仍在戒嚴狀態下。臺灣大學法律系教授賀德芬認為，解嚴前當時絕大對數的公立大學校長多原為政府官員或與國民黨有關，解嚴後至1993年立法院通過教育部起草的大學法時，大學才有部分關於人事、課程及經費的自主權（Her, 1997）。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此事件引發專家們各種不同關於成因及影響的討論（Wade, 1998；Bullard, 2007）。當時筆者為大學生，印象中那時只記得蠻多大學在蓋新建築，隨後筆者於2003年做為研究生，和數位不滿研究生助學金制度的同學，藉高等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向教育部官員范巽綠陳情抗議，筆者承認當年的抗議效果不大。而隔年2004年總統大選，陳水扁與連戰都有廣設大學的政見。

2007年，研究東亞高等教育的香港學者莫家豪與日本學者大場 淳，共同以英文撰文探討亞洲高等教育找尋新治理模式，到底是「典範遷移」還是「一切照舊」（Mok & Oba, 2007）。再進一步討論該文內容之前，值得注意的一點改變是，莫家豪此文（Mok and Oba, 2007）與稍早於2003年討論兩岸三地（Mok 2003a）及東亞（Mok 2003b）高等教育改革與重組的兩篇論文，在關鍵用詞的選擇比重上有明顯改變。早先論文的重覆用的是「全球化」（globalis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sation），而2007年論文則在四頁的主編文章中提及「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三次。

以上所提的三點時間點，横跨二十年的時間，筆者的選擇看似片面及任意，但主要是為了突顯「新自由主義」在臺灣與neo-liberalism在英文學術文獻呈現出一個有趣的對比。

二、新自由主義與臺灣高等教育

首先，於多數英文學術文獻中，「新自由主義」一詞主要是由反對此一概念所形成的政策及後果的人士，所冠以的標籤，較知名的如David Harvey（2005）及Noam Chomsky（1998）。舉例來說，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Bullard（2007）認為是「撼動了新自由主義教條的基礎，種下十年社會鬥爭及抗議的種子」（148）。還有張國偉&何明修（2007）分析臺灣高教學費政策的論文題目《半調子的新自由主義》，也同樣是符合這種為了進行批判的目的，而「新自由主義」一詞是用來描述這種強調市場機制的政策走向。

在臺灣脈絡下「新自由主義」一詞並不是全用於批評，而有時是以較新版本的「自由主義」的正面鼓吹來使用，如教育部高教簡訊第189期中的高教論壇有以下文字（楊國賜, 2006）：

新管理主義追求3E原則，即效率（efficiency）、效能（effectiveness）與卓越（excellence），而新自由主義則強調以市場為導向。由於大學身受國內外環境改變的衝擊（尤其是民主化、市場化與全球化），為謀求績效與提升競爭力，各大學本身應作好明確「定位」（不論是研究型、 教學型、專業型或社區型），以因應市場化與全球化的衝擊。

該文的論述方式，符合一個常見的環境改變、衝擊、與對策的故事：將市場化與全球化視為環境改變，並將民主化放在一塊，而面對這些「衝擊」時能仰賴的是重視表現及績效的「新管理主義」及市場導向的「新自由主義」。然而這樣的故事，已有學者開始反思，如稍早前文有提及的莫家豪與大場淳探討亞洲高等教育的專刊編輯文章，而該文明說要激起亞洲大學界對於新自由主義及新管理主義教條及實際的注意及反思（Mok & Oba, 2007）。值得注意的是，莫家豪與大場淳並非一直是批判或左派立場，而是相當一致的亞洲知名的比較教育學者。為何他們現在要學術社羣擔心新自由主義的操作呢？

三、新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與學術自由

簡單的答案是現在的新自由主義與新管理主義操作反過來限制了學術自由。西方在科學（Argyres & Liebeskind, 1998）及社會科學（Carole, 2006）等領域，有程度不一對當代學術自主性受到績效管理化及成果私有化及市場化的疑慮。例如McNay（2007）對英國1986年開始實施的研究評鑑制度（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研究發現，雖然其對研究品質的觀感有正面影響，但對學術領域的疆界、研究方向、與研究類型有負面影響，而研究因出版的壓力，也有日趨保守、低風險、主流研究活動、短期工作的傾向。Carole（2006）進一步擔憂社會科學家會放棄創新的、爭議的、猜想的研究，選擇向主流期刊靠攏從事安全的研究而非在前緣的新期刊嘗試。

較複雜的答案則可以從莫家豪與大場淳對亞洲相關研究的摘要可以看出，「採強調競爭的政策工具與堅持市場導向的意識型態及做法，已經引發關於品質保證、問責機制、學術自由及學習經驗等社會疑慮」（Mok & Oba, 2007）。他們更進一歩介紹臺灣及南韓的案例研究來說明大學「法人化」（incorporation） 的實際效果：雖然相較與亞洲其他國家，臺灣及南韓因民主化程度較深，學者比較有膽量和政府的改革方向唱反調；儘管如此，臺灣及南韓政府並沒有因此讓步,而是僅僅將政策目標及策略稍做修改後，再執行原大學重組計劃（Rhee, 2007；Tien, 2007）。根據以上的研究，臺灣如同其他亞洲政府一樣，利用資金做為激勵的手段，做為參與追求世界一流大學計劃的一部分，來吸引大學校長及學者的配合，以合理化其大學治理的改革方向。

在此，新自由主義的內涵及指導意義先需要進一步釐清，否則新自由主義做為「新版的自由主義的印象式字面解釋」的缺點會掩蓋其對民主化及除了經濟領域以外的自由化的社會疑慮。的確，1987年臺灣解嚴前後的自由民主訴求，是較符合牛津辭典裡的定義，「朝自由及民主的方向，贊成憲政、司法、及行政的改革」[3]。換言之，自由主義強調政治及法治改革行動及民主目標和新自由主義強調「信仰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及個人權利」[4]的有所區別。粗略來說，新自由主義是經濟自由主義，相信政府不應干涉經濟，而應儘量留給個人所參與的自由及自我管制的市場所決定。從這個概念差異性出發，可以看到臺灣從街頭運動要求的學術自由及民主多元訴求，就在這二十年間轉變成市場自由競爭及多元選擇的操作思維。舉例來說，從筆者世代的觀點來看，教科書改革在內容上的確有多元的效果，但就教科書生產角色來看，是筆者青少年時期的參考書及聯考模擬考出版商，取代了國立編譯館生產內容的角色。那麼市場化有讓老師、學生及家長取得更大的個人權利，參與所謂的自由的教科書市場？同樣的疑問也可以用在以下議題：高等教育學費政策、大學研究經費治理、大學教職員的評鑑、產官學合作的智慧財產權基礎、等等一系列同時發生在這二十年之間的變革與挑戰。

四、治理模式：亞洲與西方的比較

筆者與此同意莫家豪與大場淳等比較教育學者的觀察，當西方在進行對政府官僚體系改革時，產生的是市民社會、市場及政府原來三個傳統領域的相互滲透，以「較社會中心」及「協同與自我治理」的新治理模式，來面對整體環境的劇烈改變 (Peters, 2001; Pierre, 2000) 。更精準來說，此治理乃偏好社會網絡而非階層的決策，提倡妥協、說服、及協同合作的方法，來對社會能動性進行重新設計(Rhodes, 1997, 2000; Salamon, 2002)。筆者同意的基礎主要是建立在個人最近為英國獨立的通訊傳播主管機關Ofcom所做的短期顧問工作時的直接參與，以及對西方及全球網際網路治理模式發展的觀察（將於下一節進一步說明），媒體及傳播的改革的確也有類似的發展，並非全然地由政府將控制權以讓渡給市場的方式，來確保個人權利自由。這種納入市民社會及政府角色的治理模式，及採取提倡妥協、說服、及協同合作的途徑，是和正統新自由主義強調以市場決定，並提倡競爭的方式有所不同。簡而言之，在這二十年解除管制的大前題之下，不論在貿易、傳播、及高教等領域，政府的角色確有改變，但西方社會及國際社會因市民社會的主動參與介入，形成一種新的「管制型政府」（regulatory-state）。

相較之下，亞洲所謂的宏觀的政府再造或高教改革的影響，未必如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有降低政府權能及干預的結果，如前所述亞洲國家政府可能實質上免了義務，多了籌碼。一方面政府免除了提供資金及直接提供服務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其資金的運用可以有掌舵的策略效果，這說法某種程度上反映在臺灣政府對各大學的補助方式，以及各政府部門及產業影響研究議題及發展的現況上。要在研究及教學上確保品質保證、問責機制、學術自由及學習經驗，亞洲強調競爭、堅持市場機制的意識型態及做法，和西方提倡妥協、說服、及協同合作、偏好社會網絡而非階層的做法有所差距（Mok & Oba, 2007）。這種差距，還可以用概括式的用兩種法人治理模式來呈現：「股東」（Shareholder）模式及「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模式。

股東模式意謂著法人只需要向股東負責，利害關係人模式則是將對所有利害悠關係納入法人經營者的考量。因此利害關係人模式被認為是較有社會責任意識的經營思維，而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如Milton Friedman對社會責任的概念不表認同（Carroll, 1979）。Donaldson & Preston (1995)提供的圖表一，將政府、產業工會、政治團體、及社區等納入利害關係人的雙向關係網絡中，而不只是原有的投資者（股東）、供應商、客戶及員工的單向互動。這也說明了提倡妥協、說服、及協同合作的社會網絡決策的必要。這也難怪為何當今網際網路治理實際發展出的「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接著在下一章闡述。

圖表一 「利害關係人治理」（Stakeholder Governance）模型

參、網際網路的角度

前一章說明了二十年間臺灣與全球在高等教育及研究的治理發展差異，在此同時網際網路，不只參與了全球化的過程，也映證了一個來自政府投資的學術研究的成果，如何歷經1987至今的商業化，以及伴隨的各種市民社會參與。以下先從近年來網際網路的發展做摘要式的描述，再說明這些理念及作法如何被現在歐美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用來參與並介入原本被科學社群，尤其是電腦科學，所全面主導的網際網路做為下一代研究基礎建設的研究走向。

一、治理概念的啟示

在過去二十年來的網際網路的發展，並非自外於新自由主義要求的市場導向及管理積效的壓力之下，畢竟網際網路的商業化及普遍化過程，和電信傳播相關產業的發展相當密切，這可以從臺灣數位聯合電信與中華電信民營化的發展得到些許印證。儘管如此，網際網路的自由概念，相對於學術自由來說，有更多部分是寫入早期的技術架構之中。特別是網際網路的發展初期，主要是電腦科學專家們同儕間的實驗，同儕分享電腦計算資源是常態（Leiner, Barry M et al. 1999）。 隨後如ICANN「網際網路域名組織」的法人化，與幾次的代表選舉，以及聯合國發起的數個世界峰會及論壇，都有相當程度的關於治理模式的爭論及角力，有看法認為網際網路原有不受拘束的自由是愈來愈受到馴服（Muelle et al., 2007），就算有市民社會代表的納入，也有批評者認為有忽略南北差異之嫌（Chakravartty, 2007）。

「多方利害關係人治理」（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概念在WSIS「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議」及後來的IGF「網際網路治理論壇」成為多方妥協後的指導性實驗概念，其特殊性在於WSIS企圖超級傳統聯合國以國族國家為基本會員的操作，提倡所謂市民社會的參與，以提高該會的合法性基礎，各市民團體對其評價不一，主要是因為期待不同（Cammaerts, 2005）。因議題的不同，會有不同大小的多方利害關係人有不同層度的參與，跨國及不同層次科度的複雜程度，未必意謂著要有更明確的組織分工，但在不同的利多方利害關係人與能動者協調的成效，會影響這種多議體多方妥協的治理是否還能連在一起，而非斷裂的碎片（Dutton & Peltu, 2007）。

筆者同意這方面關於「全球」層次的網際網路治理概念的確有不少缺憾，但認為ICANN、WSIS、或後來的IGF發展，並不能概括所有的網際網路治理的實際及理論。舉例來說，自由軟體的發展模式，以及其特殊的著佐權（copyleft）型式，啟發了關於軟體工具及數位內容生產的新實踐及社群，每一個社羣或實踐都有其不同的治理需求、操作、組織及協同合作的方式，這都對傳統的創新理論、公共財、及產業發展的經營及管理有不同程度的挑戰或改進（Liao, 2006；Benkler, 2006；Tapscott & Williams, 2008）。特別是網際網路在使用者內容自製方面與社交網絡網站的興起，對政府及市場的現有管制與規範形成挑戰（OECD, 2007）。這種能孕育各種可能性──也包括社會不欲的後果──的網際網路架構特性，能否繼續保持而不受不當管制及規範的壓制變成嚴肅的課題（Zittrain, 2008）。這方面的相關論述及研究，對當代研究者面臨產官學日益互相交流及滲透的環境，筆者相信，或有不同於以往思維的啟發。

在這眾多廣義的網際網路治理實踐中，有一貫穿的關鍵字Commons（複數型）值得注意。Commons不但出現在網際網路的工具及內容生產，如日益流行的而中央研究院資訊所也在推動的「創用CC」的原文，也出現在更廣泛的對新自由主義將一切資源私有化及商業化的反抗運動中，如Klein（2001）所提倡的Reclaiming the Commons「重拾帶同」運動。在進一步在下一章展示「帶同」在網際網路治理實踐的重要性，以及對學術研究的迫切性之前，筆者先就目前西方人文及社會科學界是選擇了哪些途徑介入網際網路做為研究基礎建設，並說明Commons及其他網際網路治理概念對這些途徑有起什麼樣的示範作用。

二、網際網路做為研究基礎建設

由於近年來研究愈來愈仰賴數位及傳播科技，現已行之有年的網際網路做為研究基礎建設，如美國的Cyberinfrastrcutre及英國的e-Science或歐盟的e-infrastructure相關研究議題雖然仍以高效率的網路及數位計算能力等偏工程及科技需要，科學社群內部日益強調團隊研究及跨團隊分工及分享資料的實踐，使所謂的整體「數位研究」（e-research）不只包涵科學的成份，也有社會的層面（Schroeder & Fry 2007）。的確，從組成研究團隊、團隊治理、資料處理、以及文獻產出四大活動來看，涉及的不只有科學而是社會溝通活動，見表格一。

表格一  研究四大活動分類、相關活動與數位傳播科技

註: 此表僅旨在展示研究活動及相關工具，並非完整列表也未必符合個別情況。

表格一也列出相關的數位傳播科技工具，不論是網站、資料庫、協同寫作工具、網上投審稿系統、機構數位典藏、等等，都和網際網路及資訊科技相關。不只如此，由於近年來資料分享的需要，原來只是個人單機的統計軟體、文書軟體、書目軟體、註記軟體等等工具，現在有往多人分享或甚至網路協同合作等方向發展的趨勢，現在愈來愈多人使用的統計軟體R，[5]正是這樣的例子：不只採用自由軟體的授權形式免費讓人下載使用，其資料及程式開放的特性，讓在網路上分享研究資料及分析演算法成為可能。而其他研究議題設定、學術社交網絡、報告與結果宣傳等等，也是當下網際網路滲透研究活動的例子，而傳播學可以有所貢獻的地方。以下筆者以幾個主題式整理的方式，摘要英美人文社會科學處理網際網路做為研究基礎建設的途徑，以及對整體研究環境治理的些許反思。

(一)          加入人文與社會的觀點

美國國科會於2007年明定其二十一世紀Cyberinfrastructure（CI）發展任務第一條，是以科學及工程的研究及教育機會為驅動力，發展「以人為中心」（human-centered）的CI（NSF, 2007）。這樣的宣言可以視為是向人文及社會學科發送邀請函，一同對CI的設計及建設做出貢獻（Green, 2007）。的確，美國國科會早於2003年徵求對CI的發展意見時，也訴求必要的機構及組織改革來跟上網際網路提供的各種機會，而產出了不少相關的報告。[6]美國在體認到不只是研究，而是人類文明將仰賴深厚多層次的電腦網路時，其國科會主任於2007年「促進合作及創新的CI」會議上做的主題演講提到（Bement，2007）：

然而CI不只是為了精英研究者而建…也和不只是為了青少年的聊天而建一樣。若我們不認識到這兩種極端都是合理的研究及學習社群的特徵的話，我們將會錯失一大塊的CI的潛力源頭。

他繼續點出人與科技間需要靈巧介面，是以網際網路為導向的社會的另一個特徵。總括以上所提的報告及引發的討論，可以說相關學者已開展如何駕馭分散式、電腦協助的協同合作生產力的領域。在歐陸也有以社會科學角度，特別是科技與社會（S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視野，來將美英歐等以網際網路為基底的研究基礎建設發展，統稱e-Research「數位研究」，並列出相關不同的研究途徑的差異及關連性（Schroeder & Fry, 2007）

(二)          反思行政與治理的變革

儘管人文及社會的觀點在近年開始有受到邀請，參與研究基礎建設的遠景打造，仍有許多現實的挑戰尚待克服。資訊科技在人文社會領域的採用問題，不只涉及到教育（Sullivan, 2008）、適合人文及社會領域的不同需求、對現有人文社會領域只有「粉筆及嘴皮」的名聲批評、機構對相關設備及人員訓練的投資（Wells, 2007）、以及筆者認為更根本的問題，如何向一般大眾伸手要求經費及其正當性。此外，就算電子郵件及網站的使用已相當普遍，由於人文及社會領域機構的多樣性及複雜性，要在教職員、機構、甚至學術文獻上的形成有意義良性的變革，是CI的設計及應用上不小的挑戰（O’Donnell, 2007）。筆者認為，由於人文社會領域各別的學術文化常常是建立在學術傳播上，不管是教學、期刊、會議、及學會活動等日常生活，的確不只是個人的活動，傳播學者應進一步發問，到底學術生程活動在什麼情境下是個人還是集體的活動，如何從個人及社群的溝通與傳播上，界定責任及名聲的分佈，進而影響關乎教學、發表、資料建立、等等活動的評鑑管理。筆者個人認為，若這些關乎操縱、控制、與競爭的現實，沒法子真實面對並處理的話，學術合作或學術自由的涵義會相對的淺薄許多，而這思考方式也是傳播學可以有所著力的地方。

(三)          建立資料收集與處理的生態

若簡單地從人本與社會的學術生產來看，「原料」如第一手的資料及符號與處理這些原料的「工具」，相較與發表出來的「成品」──學術文獻來說，是投資較少且常被評鑑制度所忽略的一塊。的確，在探討新一代文獻的建立及永續經營模式上，已有相當的成果如機構典藏（Crane, 2007），但在原料及工具上仍是相對低度開發的領域，如視覺材料的運用（Curran, 2007）、對集體資料收集與相關協同工具的想像（Choudhury & Stinson, 2007）、對資料轉換成智慧過程的各種可能途徑探討（Lesk, 2007）等等。原料及工具的基礎建設觀點固然重要且的確應受到更多的關注，筆者在此傾向Murray（2007）要放在新敘事結構的主張，因為人文及社會研究成果應以提供刺激思考的故事或解釋為主。換言之，創意及創新的創造固然需要適切的第一手資料及工具支持，若沒有一個更宏觀的、鼓勵創意、獎勵實驗、激發想像的生態環境，筆者認為工具與資料的運用，極有可能侷限於工具理性的粗淺層次。

(四)          活化專業與大眾的參與

由於網際網路同時也是社會大眾及專業實踐者的交流空間，CI建設的相關想像就不應只侷限在傳統產、官、學三方領域的合作，而有和大眾、市民社會、甚至國會的積極交流與參與。最顯著的例子是，重新思考並定位關於著作權及隱私權的社會實踐，John Unsworth（2004）在美國研究圖書館小組年會發表的簡報中，清晰地指出著作權（為人文學主要的資料限制）及隱私權（為社會科學主要的資料限制）不只是學術社群要有效處理，還得要舉辦公開會議來徵求大眾意見。回顧本文稍早關於網際網路治理與整體社會近二十年關於自由、管制、及治理的關懷出發，筆者試圖更進一步主張，這兩大議題不應只侷限在產官學的市場化努力，學術界應更積極納入市民社會的參與，以其學術自由及同儕評審的專業素養，對相關政策做出符合專業判斷、社會責任的相關貢獻。這樣的主張要求學術專業的獨立人格是建立在與社會各種領域及部門的相互聯帶上。換句話說，若只依賴某特定領域及部門的話，學術專業的獨立人格就不能確立，協同合作的內涵就無法僅限於名目上的共同申請經費，而缺少實際上磨合出新社會意義的貢獻。

肆、「學術帶同」想像的重建

前文在描述正在進行的、人文社會科學對研究基礎建設的想像，除了包括對資訊科技及學術環境的反思外，亦有對整體社會的意義生產生態及面對大眾參與的獨立態勢。筆者認為，不斷出現在各領域的Commons一詞最能捕捉這樣的整體關懷：

1.         Global Commons：從全球生態的觀點，將北極、深海、大氣層等等納入Commons的考量（Buck, 1998），也包括不當私有化的政治掙扎（Goldman, 1998）、氣候變遷（Nordhaus, 1994）等議題，為部分生態學家[7]及環境保護運動常用的詞彙。

2.         Reclaiming the Commons：Klein（2001）用來取代描述當時「反全球化」份子一詞，藉以集結更多對新自由主義政治不滿的反抗力量。

3.         Creative Commons：從著作權及網際網路使用的觀點，借用自由軟體及開放源碼的概念，所發展出的一系列關於內容的授權模式，以期鼓勵分享及再創作。中國大陸的正式譯名為知識共享[8]，臺灣正式名稱為創用CC[9]。

4.         Science Commons：為Creative Commons的衍生的現已獨立的計劃，其目標是在科學生產方面，鼓勵合作及創新，在法律授權上除了著作權的方案外，也包括生物專利等的努力。[10]

5.         Digital Commons：為一概稱，通常包括自由軟體、開放源碼、Creative Commons等等（Stallabrass, 2002；Bowrey, 2005）

6.         Academic Commons：為一在美國成立的學術教職員社群，聚焦於人文社會學科，致力於創造廣泛的網頁資源。[11]

7.         Wikimedia Commons：為維基百科的姊妹計劃，其中文名稱為維基共享資源，為收集各式媒體數位檔案的資料庫。[12]

從以上的列表來看，可以大致區分成兩大脈絡[13]：一為反抗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及環保運動，二為在網際網路及數位生產的新實驗（包括在法律授權及科技散播層面上）。正因為臺灣高等教育及研究在這二十年間正面臨這兩大脈絡下的挑戰，Commons一詞既能吸納對新自由主義歷史批判的力量，也能走在網際網路及數位生產的尖端。但馬上面臨到的問題是，Commons一詞的特殊性很難簡單以現有的中文大眾辭彙直譯，如Creative Commons在臺灣譯成「創用CC」，在中國大陸譯成「知識共享」，而根據筆者實際觀察參與臺灣譯名的過程，採用英文縮寫CC的最大好處是和著作權符號一個C的區別，是有助於Creative Commons的推廣，但也突顯了本文提出的問題，如何翻譯Commons？

筆者於2005年北京參與澳洲昆士蘭大學策劃的創意產業研討會上，企圖以傳統儒家的「大同」概念，配合大陸官方「小康」的政策詞令，來吸引大陸讀者對此觀念的理解。筆者當時亦企圖以創新及競爭相關理論的回顧來介紹Benkler（2002）所提出的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CBPP），同樣也面臨到翻譯的問題。筆者當時並未意識到大陸對共產一詞的保留，還將CBPP進一步譯成「以大同共產」。經過這些年的思考，筆者發現大眾觀感最直接的差別反應在於競爭與合作的對立概念上，若競爭是市場主義的教條，共享似乎就是共產主義的教條。就算筆者於隨後發表的論文是從創新的競爭環境出發，提倡一個競合的生態系統，還是很難在當代中文環境下找到一個剛好的辭彙，一方面有夠豐厚的在地意涵，一方面沒有太多的歷史及意識型態包袱。

「大同」是東亞儒家文化圈共享的理想，但並未納入資本主義社會的現代意義，筆者挪用社會學家涂爾幹（1966）「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的概念，以其概念中的有機連帶中，更多不相同的個人特質及表達，來彌補「大同」一詞望文生義的同質化傾向。因此將「大同」改寫成「帶同」或能捕捉某一共享的生態或空間，將眾多不同的個人表達及特質之間，所形成必要的社會連帶與責任的關係網絡。「帶同」雖然是筆者大膽創的新詞，卻也是目前筆者對Commons一詞翻譯的暫定提案，至少在融合儒家「大同」與社會學「有機連帶」兩概念之後，雖不如「共享」、「分享」等辭彙易受大眾接受，但應更能接近Commons實質的連帶意義，並避免中國與臺灣在上一世紀遺留下來的意識型態包袱。

在這日益資源緊縮的學術環境中，「學術帶同」（Academic Commons）可以是所有學術領域的共同起點，一方面透過網際網路建立數位內容、工具等的資源分享，一方面透過建立專業及倫理的「有機連帶」真切的面臨當代各種可能不當的操縱、控制、與競爭的現實。網際網路的眾多在學術應用及可能性，如研究團隊的組成、團隊的治理與評鑑、資料的收集處理、以及研究文獻產出，涉及的不只是單純的技術應用問題，還有無可避免的學術治理問題。

首先在社會宏觀的層面，「帶同」的概念應將傳統「產官學」的架構擴張，納入市民社會及大眾的參與。這樣一方面符合西方對治理模式從股東到利害關係人的擴張，另一方面能避免臺灣政府與其他亞洲政府完全放棄管制規範責任，卻又以最大投資者的角色進行資源分配。在利害關係多元化及透明化之後，學術自由才有實在的政治經濟基礎而非空泛的理想。其次在網際網路的社會責任及數位機會上，「學術帶同」提醒學術社群的在自身教學及研究治理的實踐上，有必要在與大眾社會相關的教科書、電子化政府等等的實踐上，有創新實踐及批判反思的知識貢獻。

本文將近年來全球關於Commons的兩大脈絡發展，體現在臺灣高等教育及研究近二十年來在面對治理改革及資訊科技環境深化的實質及可能做為之上。本文建議以Commons來貫穿各領域的連帶社會責任，並重新確保學術自主及自由的政治經濟基礎。或許Commons譯成「帶同」並非適切，但筆者相信本文所提供的，應是臺灣傳播學界能夠有所共鳴的眾多認識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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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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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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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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