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的)運動─棒球與台灣認同 陳子軒1(世新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版權所有   一、緒論 棒球是台灣的國球，這一點應該會有極少人反對，然而，棒球何以成為承載這樣的重量，卻是值得更深入探究的。放眼台灣各級學校與運動空間，棒球的運動人口與空間遠不如籃球、甚至是網球等其他運動。棒球這項運動需要廣闊的空間、至少18個人才能進行正式比賽、需要許多器具（棒子、球、手套、護具等）、進入技巧門檻高（圓的棒子揮擊飛行中的球），棒球之所以成為台灣的國球，絕對不是因為它的平易近人或是從事成本低廉，而是因為歷史與文化上的不可切割。 自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開始，中華民國與台灣淡出國際舞台，棒球便成為少數能讓佐證台灣存在的證據之一，賓夕法尼亞州威廉波特舉行的世界少棒聯盟世界大賽，這個原本屬於小朋友夏令營性質的一項比賽，竟變成了風雨飄搖的小島上全民之所繫，讓目光焦點除了令人沮喪的外交困境和釣魚台之外，稍稍轉移到一顆白淨的球上，台灣與中國民國之名依舊能在美國透過共通的「國球」交流，而佔有一席之地。隨著經濟起飛與政治情勢略微穩定，台灣在國際社會上得以中華台北之名暫居，少棒的國族光環在1980年代中起漸漸消退，然而，這不代表棒球的國族色彩隨之褪去，而是以一種新的面貌出現。 2006年秋天，台灣發生極大的內政動盪與不安，總統陳水扁及其家庭成員身陷一連串的貪污醜聞，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發動的「紅衫軍」要求陳水扁下台，陳水扁支持者亦發動反制的遊行活動，將島內政治意識型態對立升高到最高點，於此同時，棒球，尤其是王建民，成為極少數所有台灣人都同意的共識，全台灣把過往投注在威廉波特的目光轉向紐約，王建民一個人取代一整隊的12歲小朋友，成為新世紀的國族寄託，「Taiwang」這個字便成了個人與國族新型態的混成認同的最佳體現。更有趣的是，星光熠熠的紐約洋基隊每五天在王建民先發時，就彷彿變成中華隊化身，陣中明星球員如Derek Jeter、Alex Rodriguez和所有打者加上救援投手，如果有好的表現，每每被賦予「台灣之友」之名，二壘手Robinson Cano因為其父親Joselito Cano曾於中華職棒打過五個球季，加上與王建民同屬2005年的「菜鳥」，因此也成為台灣球迷的最愛之一。除了王建民之外，洛杉磯道奇隊的郭泓志與日本讀賣巨人的姜建銘，也在2006年秋天留下令人驚豔的表現，加上年底在台灣舉行的洲際盃棒球和杜哈亞運雨中奮戰奪得金牌的中華隊，台灣棒球熱再現。 透過棒球與王建民，一種新型態的台灣認同正在發生，與70年代政治主導的少棒風潮不同的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腳步在21世紀邁開了大步，在此大環境下，認同的型態已由不是單純的水平或是縱向建構，而是一種動態、充滿多種連接可能的「認同矩陣」（identity matrix）。 二、棒球與台灣國族主義 1. 少棒風潮 1895年，甲午戰爭戰敗後的清朝，依據馬關條約將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割讓與日本，這也開啟了台灣棒球的歷史扉頁，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功過不論，棒球的種子隨著殖民者的郵務人員、軍人、銀行員和技術人員等也來到了台灣，其間儘管有嘉義農林奪下甲子園亞軍的短暫光榮，然而隨著二次大戰爆發與國民政府初期統治下的混亂，棒球沈潛了數十年，直到1968年才又露出曙光。 當年世界少棒聯盟冠軍日本和歌山關西聯隊應邀來台，而全國冠軍紅葉少棒隊以7:0的懸殊比數大勝對手，台灣電視公司現場轉播這場比賽，各大報隔天也都以大篇幅的版面與照片大幅報導，儘管來台成員並非真正的世界冠軍隊成員，但是媒體或是棒球界人士或許不知、或許刻意不提這項訊息，讓全國沈浸在「擊敗世界冠軍」這樣虛幻的喜悅當中，打鐵趁熱的想法讓台灣於隔年成立台灣少棒聯盟並加入美國世界少棒聯盟，隨後便主宰威廉波特達二十年之久。 「政治的歸政治，體育的歸體育」，這是一句時常聽到的口號，然後卻也是最不切實際的口號，台灣於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後，運動成為了台灣重返國際舞台的先頭卒，使得被邊緣化的台灣，仍得以保有在國際政治圈的一席之地 (Kropke, 1976)，而少棒運動的成功，無疑地是台灣政治人物所夢想最速成的工具，比起奧運或是其他各項國際正式比賽，少棒選手頂多是一項12年的工程，不但時間短，競爭也遠不如奧運等激烈，這對於身處危機與混亂的國民政府，紅葉少棒及其後繼者的成功，如同及時雨一般，適時地將島上人民的注意力，從難堪的現實導入虛幻的棒球勝利。 自從1961年甘迺迪力主「一中一台」政策開始，詹森追隨此大方向，致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開始鬆動，美援於1965年劃下句點，尼克森任內越戰、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共與蘇聯逐漸緊張的關係讓美國對台灣的關注減低，1971年7月季辛吉訪中，更是預示了三個月後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聯合國席次的不可避免，意識到這一點的國民政府，便變本加厲地利用已有所成的少棒運動，作為對內宣示其中國正統的工具，在接見獲得當年世界少棒冠軍的巨人隊時的這段談話，足以佐證： 各位的勝利，確實做到了總統訓示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境界，大大的提高了我們的民心士氣，以及最後勝利的信念。相信全國同胞，必然受到巨人少棒隊的感動和激勵，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一致努力，提前反攻大陸，光復故國。 (中央日報，09/13/1971)   紅葉、金龍、七虎、巨人乃至後來的少棒選手，都成了替代國民政府以及當時全民出征的戰士，爭的是被扭曲的台灣認同與尊嚴，透過誇大的「世界冠軍」頭銜，台灣政府與人民彷彿找到了殘酷現實的轉移與救贖，挪用夏令營般的少年競賽，將之轉化成意識型態的競技場，更透過國家機器的運作，試圖鞏固這樣的論述。自從1969年起，接待少棒選手便成了駐外單位每年夏天的重點工作，不但安排小選手與僑界餐敘，更動員僑胞到威廉波特現場看球，不但安排交通，更在現場發放大小國旗，透過衛星轉播，彷彿將威廉波特便成另一塊中華民國的領土，同時強化海內外華人的向心力（林琪雯，1995），然而，一場場迎接少棒英雄凱歸的遊行，事實上卻是國王新衣的展示會，在當時媒體、官員心照不宣下，建立在如此薄弱基礎上的台灣少棒國族主義，竟也變成維繫台灣政權與穩定一股重大的力量。 2. 全民瘋建民 自從2005年4月30日起，台灣的棒球民族主義邁入一個全新的里程碑，王建民初次登上大聯盟，開啟了「Taiwang」的時代。王建民並非第一個登上大聯盟的台灣選手（陳金鋒）、也不是第一個先發投手（曹錦輝），然而卻是掀起最大熱潮的一位，隨著他一次又一次精彩的表現，尤其是2006年球季拿下大聯盟並列領先的19勝，讓當下苦於缺乏共同價值的台灣人，彷彿找到了所有人都能同意的符號。2006年9月9日，正當「紅衫軍」倒扁運動進入第一波的高峰，台灣旅外的棒球員也同日成為社會運動外的唯一另類焦點，除了王建民拿下第17勝之外，郭泓志面對紐約大都會隊拿下生涯的第一場勝利，就連在在東京巨蛋首度先發的姜建銘，也以八局的好投拿下勝投。9月28日，王建民拿下個人第19勝，並且超越韓國投手朴贊浩18勝的亞洲投手記錄，陳水扁與呂秀蓮分別以總統、副總統的身份發出賀電，稱王建民為「台灣之光、亞洲之光」，台灣四大報隔日都以王建民作為頭條，聯合報與蘋果日報更以全彩海報包覆的方式來刺激銷售。 在2006年美國聯盟第一輪季後賽開打當天，也就是王建民先發主投的比賽，《紐約時報》的首頁便以王建民與台灣棒球熱作為頭條2，比賽進行當中，轉播的FOX電視台，更以地圖介紹台灣與王建民家鄉台南的地理位置3，這對亟欲在國際舞台中尋求能見度的台灣來說，無疑是一份大禮，《聯合報》＜寶島免費廣告兩度上美電視＞的報導中，更將秒數換算成廣告價碼，認為有價值新台幣744萬元的宣傳效果 （藍宗標，2006），雙十節的國慶演說中，陳水扁更是拿出王建民的簽名球與照片，並不斷強調王建民代表的「台灣加油」精神，試圖為被圍困的政權解套。 三、棒球與認同 認同的建構過程中，「他者」的定位是不可或缺的，如同Cohen（1985）所述，相對角色的建立就是認同的符號建構最顯著的特色，「排除」（exclusion）和「包納」（inclusion）是一樣重要的過程，而劃分他者與我族之間的界線是相對且動態的，各種層次的認同--從國族、區域、社區乃至人際關係--皆是如此，群體意象中的「我」和「我族」是不完整的，除非一個「他」和「他者」的意象也被建立（Keller, 2003），運動以其獨特的性格成為當代社會認同建立極為重要的載具。 作為人類認同展現的最高層次，民族主義不僅僅是一個相對的建構，還很可能是個虛構的產物，如同Gellner（1994:62）所言：「民族主義不是在自我意識中喚醒民族這個概念，而是在民族不存在之處的一個發明。」衝突常常是這發明的重要觸媒，透過衝突，相對性的歸屬便容易地滲入群體記憶，並藉以創造共同的歷史感與命運 -- 民族主義的兩個要素。運動員球衣上的國旗和顏色，以及開賽前或是頒獎儀式中的國歌演奏，都是這「想像共同體」（Anderson, 1983）情感認同的重要展現（Hobsbawm, 1992:142）。 想像共同體的建立是與現代性環環相扣的，現代性的特色，如世俗化的理性主義、日曆化的時間感知、以資本主義為驅力科技發展、識字率提升與大眾傳播的興起，都是構成現代民族主義不可或缺的要素（Tomlinson, 1991: 83）。從這角度來看，運動理性化的過程、運動時程的規律性、運動職業化與大眾媒體相結合的媒體/運動複合體（media/sport complex）現象（Jhally, 1989），皆是運動在建構想像共同體進程中的一種體現。 Geertz（1973）在其著名的峇里島鬥雞文化研究中表示，鬥雞的觀賞經驗（亦可應用在其他觀賞運動的經驗）「提供一種象徵自我的模擬戰爭（mock war）、階級緊張的形式模擬，而其將現實的多元面向結合起來的能力，更使這樣的經驗具有獨特的美學張力?（p.444）。這類觀賞經驗透過大眾媒體的傳播，使其不再是一個狹隘地域的經驗，而是一種使人崇拜與充滿魅力的群體情誼（Appadurai, 1996），這類經驗的強度又以運動奇觀為最，相較於電影、流行音樂，運動奇觀是一個大規模現場轉播、共時性的群體經驗與記憶，強化了一個民族共同歷史與命運的感受強度。 「我們可以不誇張的說：今天的任何政治運動，如果不和民族感情連結的話，幾乎是沒有成功的希望」（Berlin, 1991: 355, 轉引自吳乃德, 1996: 11），情感連結的緊密性在台灣已經透過大大小小的運動賽事體現出來。「民族的存在是每日的公民投票」，Renan（1994:17）的一句名言道出了民族主義的善變。共同的過去與共同的命運，是民族構成的重要因素，共同的過去是一段段群體記憶累積的成果，台灣認同的議題之所以棘手與充滿不確定性，正是因為這島嶼上的人民對於共同同意的歷史文化與傳統尚處在一個協商的階段，棒球可以說是其中少數的例外，從許金木與麥克連登的對決、洛杉磯的銅牌、巴塞隆納的銀牌、世界盃的陳金鋒與張誌家、札幌巨蛋的高志綱、紐約的王建民到杜哈雨中的林智勝，都是台灣共同分享的集體記憶，也是最有共識的歷史面向。 台灣在過去五個世紀，曾經在西班牙、荷蘭和日本殖民統治之下，1949年後國民政府來台之後，「中國正統」/「外來政權」的爭議也未曾停歇，長期以來台灣認同無法藉由內部對話來達成共識，因此他者如何看台灣，在台灣認同的建構中格外的重要。 文化主義，簡單地說，也就是國族層面的認同政治操弄…文化主義操弄文化差異並服膺於國族或是國際政治利益，它時常跟外在的歷史和記憶有關，而且幾乎總是不斷努力尋求現存強者和跨國組織的認可 (Appadurai, 1996:15)。 Appadurai的文化主義概念，放在此脈絡下格外貼切，近幾年來，台灣媒體報導重大事件，如總統大選、紅衫軍倒扁運動等等，總是喜歡用「台灣XXX，世界都在看」這樣的語句，來強調台灣的存在，至於是否真的全世界的目光都在這蕞爾小島上，當然是存有爭議的，然而，後殖民的台灣，卻仍繼續渴求日本和美國，這兩個政治、經濟、文化、歷史上最盤根錯節也最重要的他者的關愛眼神。美、日的關愛（或是被關愛的想像），就是在國際舞台屢屢受制的台灣，最懇切企求。棒球，正是這樣關係的鮮明體現，王建民的精彩表現，受到台灣人的肯定還不夠，必須引用外電與美、日兩國球員、教練的認可，方能確認自己在國際間的地位。 高度現代化的生活，使得人類得以自由穿梭在前所未有的廣闊領域，卻也使得人類對於自我的定位更加重視，就像 Keller(2003: 251)所言，「我們的文明越是全球化與單一化，人們就越想彰顯自己。」在地化與全球化實為一體兩面，而且相互相強化，棒球固然是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傳到台灣，卻也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成為台灣認同和國族主義最重要的符號之一。台灣棒球發展中，儘管已經不再是一群12歲小朋友，而是一個穿著條紋球衣的40號球員吸引台灣人的目光，但是國族主義仍是最重要推力（林琪雯，1995；陳子軒，1999；Yu, 2007）；國際賽（例如2006年底的亞洲職棒大賽4、洲際盃到杜哈亞運）的慷慨激昂與國內職棒賽的冷清場面對照，更清楚顯示國族為單位的賽事，在清楚彰顯「他者」、「我族」的場域下，才是真正牽動台灣人熱情的認同形式。 王建民之所以能在台灣掀起一股熱潮，就是台灣國族符號的轉移，一方面國家代表隊的符號強度未有消減，另一方面，國族符號亦在個人身上凸顯出來，而加入了認同建構的過程，中華職棒的球團間顯然無法移轉相同的情緒，低迷的中華職棒大聯盟會長趙守博都將部分原因歸咎於王建民熱（王惠民，10/03/2006），也並非全然無的放矢的指控。對台灣來說，「幸運」的是，王建民所效力的紐約洋基隊正是美國職棒知名度最高、歷史最輝煌的球隊，《紐約時報》更是全世界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之一，在美國地方報紙化身當地運動球隊啦啦隊的傳統下（Kaniss, 1991），王建民與台灣的知名度在美國也水漲船高，除了王建民之外，郭泓志、曹錦輝的洛杉磯，姜建銘的東京都是與台灣關係密切的大都會，巨人隊的母企業《讀賣新聞》更是全世界銷售量最大的報紙。在美、日各球隊根深蒂固的屬地主義之下，台灣儼然與紐約、洛杉磯和東京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想像的共同體」，這些球員，尤以王建民最鮮明，因為他們先發投手的角色5，使得這樣的共同體關係更為牢固。 先發投手的特色，就在於他的表現與整個球隊的戰績是最息息相關的，先發投手最重要的統計數據之一就是勝投，而勝投與球隊的表現是一體的，一個先發投手不可能是勝投，除非他的球隊最後是贏球的，「贏」也正是大多數球迷所最在乎的事情，一個野手可能單場打了三支全壘打，但所屬的球隊依然輸球，而救援投手上場的時間並不固定，不像美國職棒先發投手固定的投一休四，觀眾得以在規律的日常生活節奏下，形成對「共同命運」的期盼，王建民要贏，洋基隊也得贏，因此每隔四天，紐約洋基隊彷彿化身成為中華隊，命運共同體的感受，格外深刻。 台灣棒球運動的現代化，其實正符合Tomlinson所述的國族現代化進程。歷經二十多年「暫居」和「臨時」的心態，到了1970年代，內外形勢使得國民政府終於意識到「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終究只是個口號，因此逐漸放下將台灣當成反共臨時基地的心態，開始進行現代化的重大公共基礎建設，如十大建設、十二項建設等，棒球的現代化亦在同時間展開，在物資缺乏與經濟尚不成熟的1970年代，政府傾全力轉播各項重大國際棒球賽事，即可看出政權企圖挪用（appropriate）棒球作為鞏固政權的手段，Hobsbawm & Ranger在其編纂的《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書中，以十九世紀歐洲為例，探討統治階級利用一些看似具有深遠傳統實則「發明的」儀式傳達共同價值、信仰與意識型態，進而建立起成員之間的歸屬感，也合理化統治階級統治的正當性。現代運動亦扮演著相同甚至更強大的角色，以棒球為例，許多跟棒球有關的「發明的傳統」在美國就扮演著懷舊、田園性格與青春純真的反映 (Springwood, 1996；Chen, 2005)；在台灣，棒球發明的傳統便是國族主義的承載，每五天一次的儀式，讓台灣彷彿在世界現身，當然，棒球距離風行世界還差得遠，但卻是台灣眼中最重要的他者–美國和日本–的國家運動，能立足於這美、日構築成的「世界」，對於台灣人來說已經足夠。 四、棒球、全球化與帝國 現代全球運動文化的建立，與帝國主義殖民是脫離不了關係的，透過教育、傳教和移民，歐美運動文化隨著殖民的腳步從中心傳播到邊陲國家（Wallerstein,1979），在當地生根、擴張。西方現代運動整體文化在1870年至1930年代左右成形，也正是現代工業擴張與大眾社會建立雛形的時點（Markovits & Hellerman, 2001），現代運動文化，依舊脫離不了中心國家對邊陲國家的剝削，大聯盟對於多明尼加棒球的宰制即為鮮明的一例 (Klein, 1995)，台灣棒球的起源亦是殖民下的副產品。冷戰結束後，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觀點也開始進入全球運動文化的討論，改變了文化單方加諸與流動的概念，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在地文化亦會融入全球運動文化的流動 (Giulianotti, 1999). 今日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現實都與Wallerstein發表世界體系理論時有了極大的轉變，儘管國家主權從來沒有真正削減，但是跨國組織與區域整合已經顯著了改變舊世界體系，在這樣的環境下，國家已經不是衡量資本主義宰制的單一單位，而是由民族國家、跨國企業、區域組織以及其他形式的組織共同構成一個全球性、全面宰制的帝國 (Hardt & Negri, 2000:xii，轉引自劉昌德, 2006)。在帝國下，收編取代排除，而且在地差異也被一併吸納成為帝國的一部份，在後冷戰時期的帝國疆界是無限的，因此，國族主義的存在並不會與帝國的擴張衝突： 帝國透過控管網絡來管理混雜的認同、彈性的科層體制以及多元交換，帝國主義地圖上各國族的鮮明色彩已經混合成帝國全球性的彩虹 (Hardt & Negri, 2000：xii-xiii，轉引自劉昌德, 2006)。 「邪惡帝國」紐約洋基隊的條紋球衣，在王建民的身上或是台灣滿街的40號T恤上都已經和紅、白、藍的國旗或是綠色的台灣旗幟混成一體，運動為基礎的認同其實正是「連字符號認同」（hyphenated identity）的實踐，「認同矩陣」的觀念（Chen, 2005）便是此研究中實用的分析工具。認同矩陣中的連字號可以是水平的連結（Chinese-American），也包含了垂直的連結（台灣-台北人），更可以因個人生活背景和特質而任意組合，棒球，在新世代的台灣認同中就扮演這個連字號，透過這連字號，王建民-台灣-紐約就變成了一種混成式的想像共同體，分享著球場上的共同命運。 五、棒球、媒體與日常生活 收看或討論王建民的比賽，已經變成台灣人每五天的全民運動，這一切不過是兩年不到的時間，這股熱潮更是始料未及的，尤其是王建民的首度出賽，國內電視台竟還無人問津，第二次出賽前方才由行政院長、新聞局及立法委員等人介入協調經費，開啟公視轉播王建民的紀元，這其中政治的介入當然清晰可見，更不用說陳水扁與其他政治人物無所不用其極地挪用王建民和棒球運動，與1970年代不同的是，國族主義的樣貌已經被跨國資本主義所改變，觀賞王建民已經變成一種日常生活中的「奇觀」（spectacle），儘管政治經濟學觀點的帝國分析，對於棒球工業的產製面有了精闢的分析，然而，對於人們如何願意甚至樂於接受帝國所提供的產品卻未有著墨，這也正是認同矩陣中的微觀層面必須拿來應用的原因，以補政治經濟學巨觀的結構面之不足。而透過運動文化建立的認同，必須要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Chen, 2005）。 如前所述，Anderson（1991）從巨觀的角度認為國族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但在認同形塑的過程中，他也指出了微觀日常生活層面的重要性，他援引黑格爾的論述，認為清晨讀報已經取代了晨禱成為大眾遵奉的儀式，黑格爾認為這個大眾儀式儘管是在每個人各自的頭顱中私密地進行，但是每個人也都意識到這樣的儀式是同時間被數千甚至數百萬人共同進行的，而這樣的意象正是想像共同體最栩栩如生的展現（p.35）。透過日新月異的傳播科技，這樣的大眾儀式在更多的家庭中被實踐，透過社群成員參與共同的儀式，便強化了社群的團結意識。但正如Friedland（2001）指出，這團結的意象是一個複雜的建構，由多重文化背景、認知地圖和敘事架構共同影響的，認同便是建立在共同的歷史與文化上，方能使社群結合在一起。 在美國，運動就是扮演這樣的角色連接了無數人與無數社群，如同Markovits & Hellerman所主張的，美國現代運動文化成形是在進步時期（Progressive Era），也就是1920年代左右，在新移民不斷湧入與資本主義都市化雙重影響下的美國住民開始尋找一個新的認同，以都市為根據地的職業棒球隊與大學球隊便成了地方媒體挪用，用來重塑地方認同的情感載具。微觀層次下的認同矩陣，就是日常生活與人際層面的展現，即使是國族主義，也必須在日常生活層次下體現，也就是Michael Billig（1995:6）所稱的「平庸國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亦即一個國族的習慣、信仰及價值都是在看似平凡無奇的日常生活領域中被實踐與再製，文化不是一個生活的完整面向，而是由人們不斷運用周遭的素材組成或重組而成(Crang, 1998:175)。國族是想像的共同體，但是想像並不代表來自一個文化的真空，運動文化並不是國家機器一味由上往下強加就可以形成的，如果不是和日常生活產生深層的構連，那麼運動是無法成功地在一個社群中紮根的，王建民的熱潮，不是官員一聲令下的轉播就可以掀起的。 Lefebvre（1991）延伸馬克斯主義的觀點，認為日常生活是被商品與一連串資本主義的迷思與幻覺所殖民的場域，儘管如此，日常生活是一個辯證性的場域，它仍然是社會反抗的原初場域，要檢驗一個社群成員的認同建構，必須下探至日常生活當中，認同矩陣是一個分層運作的感覺結構，但卻以最幽微和細膩的方式運作，每個人認同矩陣的動力學都是不同的，現代化生活提供了比以往多出許多的認同線索，每個人也都透過自身經驗感知與建構屬於自己縱向與橫向的認同矩陣，但這並不代表不同人之間不能取得一個公分母，當人們共享相似的習慣、節奏和例行公事，屬於社群的日常生活樣貌便確立了，大眾媒體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場域中，就這樣，社群成員彼此的行動便存在了可預測性，觀賞運動轉播這樣日常生活的小細節便被吸納於更大層級的認同矩陣中。 Lefebvre對於日常生活的論述中，「祭典」（festival）的觀念是當中常常被提及，祭典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扮演著人們日常生活中短暫的幻象，日常生活的二元性中同時包含了特殊性與一般性的特質，祭典便屬於特殊的這部分，Lefebvre說道：「祭典與日常生活是極大的對比，然而它們卻不是分離的。祭典就像日常生活，只是更劇烈（intense）; 生命中的時時刻刻在祭典中被聯合、被放大」（1991：207)。Lefebvre將祭典視為連結社會網絡與釋放被日常工作壓抑的慾望的場域，俄國文化評論家Mikhail Bakhtin對於祭典（一譯狂歡節）也持有同樣的看法，他認為祭典就像一個在正式文化（officialdom）之外的第二世界，挑戰官方文化並且充滿了生命力，每個個人都可以參與其間，是一個文化離心、多元與反叛的場域（劉康，2005）。即使後來祭典逐漸走向資本主義式的「奇觀化」（spectaclization）（MacAloon，1984），但其民主特質與在日常生活中紮根的認同與美學觀並未因此動搖，而且祭典與奇觀的並存，也是現代運動文化的特性。 美國各級運動「祭典」很可能是韻律深化於日常生活中，從而塑造出一個國家文化最顯著的例子。從每年的一月到十二月，美國的日常生活都是被大大小小的運動賽事所填滿，從耶誕節到新年期間的大學美式足球盃賽、二月的職業美式足球超級盃、大學籃球「三月瘋」（March Madness）、四月美國職棒的開打、五六月職業籃球跟冰球的季後賽、屬於盛夏的各級棒球、九月美式足球球季的展開、十月份棒球的世界大賽、十一月感恩節美式足球賽等等，更別說穿插期間的高爾夫、網球及賽車等，運動賽事的輪替就像季節的更迭一樣可靠6。不僅僅是國家層次的韻律與日曆共時（synchronize），這樣運動的韻律是深植全美大小城市與社區的，以棒球為例，除了職業棒球在每年三月展開春訓之外，大學與高中棒球球季也是同步展開，美式足球、籃球、冰球等等無一不是共時地展開，使得運動文化更容易深化在每個社群成員的認同。 比起官方與「高級」文化，國族認同更反映在日常生活與流行文化中，透過認同矩陣這樣的分析工具，可以連結地方與國族連結、地方性展演與較大規模的表演、家庭日常生活與國族奇觀、地方與較大空間，亦能將日常生活感知的片段經驗參照大規模儲存的意象庫（Edensor, 2002: 35）。認同矩陣，本質上就是一個傳播整合的建構體，它整合個人認同不同的層次，棒球是台灣流行文化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觀賞王建民比賽的經驗，是透過每個家庭日常生活中的電視機與整個台灣國族成員相連，構成一個「Taiwang」的矩陣，沒有媒體，這一切團結的意象將不復存在，透過衛星轉播，不論是海外留學生、台灣的計程車司機或是電視機前的球迷，都在同時但卻各自的空間裡實踐，而又意識到彼此的存在，一個國族認同的意象，就此呈現。 六、結論與展望 台灣的棒球運動，政治力毫不掩飾地挪用少棒「世界冠軍」這個頭銜，凝聚風雨飄搖下的台灣民心，三十年後，王建民旋風象徵著國族主義的轉化，但是不變的是棒球在台灣社會生根的事實，不論是政治操弄的國族主義或是跨國資本主義帝國召喚的混成認同，若不是在日常生活場域中的深刻實踐，是無法完成的。 短短兩年間，王建民已經是家喻戶曉的名字，代言的產品從電腦、信用卡、汽車等不一而足，冠上其肖像的產品包括悠遊卡、公仔更是造成搶購熱潮，他的影響力無庸置疑，但是，這振旋風來得快，是否也會走得急呢？棒球隨著帝國主義的腳步來到了台灣，歷經一百年的醞釀與堆積的確存有令人無法忽視的能量，被稱為「國球」也是不為過的頭銜，然而，比起美國與日本的棒球文化實踐，卻仍有一大段的差距。 「Taiwang」這樣透過棒球建構的台灣認同，是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產物，與1970年代國族主義宰制下的少棒風潮是截然不同的，它混雜了國族情感、英雄崇拜，這樣的認同矩陣具有不安定的特質，也是個不停歇的動態過程，棒球在美國有超過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它之所以能深刻存在美國文化，是在國族、都會區和社區三個層次相互強化的結果（Chen, 2005），同樣的，日本的棒球文化中，超過三千支的高中棒球隊，將日本棒球金字塔的基部打得結實，使得日本棒球除了電視上的鈴木一朗、松?大輔之外，更是輸球後含淚親手將甲子園泥土帶回家的深刻體驗。棒球文化的建立，河濱公園裡的樂樂棒球和世界大賽是同等重要的，透過棒球建構的認同矩陣，如果只是建立在「觀賞」一個媒體「奇觀」的基礎上，那是薄弱且不安定的，儘管目前看來，每五天一次的全民觀賞的確建立了初步的日常生活節奏，而且已經凝聚一定的熱度，但是棒球和任何形式的認同，更應該是一個親身參與的「祭典」，這樣的認同矩陣方能穩定與永續。   注釋： 1. 作者為世新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 【回本文】 2. http://www.nytimes.com/2006/10/03/sports/baseball/03wang.html?hp&ex=1159934400&en=0a317fae71f80c74&ei=5094&partner=homepage 【回本文】 3. 同一張圖片在郭泓志於國家聯盟第一輪季後賽第二戰先發的比賽中，再度被FOX使用。 【回本文】 4. 雖然亞洲職棒大賽是以職業球隊為單位，但是與賽隊伍（台、日、韓職棒冠軍隊加上中國國家隊）背後仍具濃厚的國族主義色彩。 【回本文】 5. 除了曹錦輝之外，其餘三名都是定位在先發投手，郭泓志在2006年後段改為先發投手，2007年受傷後定位仍未明。 【回本文】 6.   當然這些運動賽式的韻律也偶有被打斷的時候，像是二次世界大戰（戰爭）、911事件、1989年舊金山灣區大地震（災難）或是球員與老闆之間的勞資糾紛（經濟）都會造成比賽的延遲甚或取消，但是一旦發生這些干擾，這些運動在日常生活中的韻律也同樣被打亂，像是大聯盟1994年的罷工導致之後數年棒球進場人數及收視率的明顯下滑，1989年受到大地震影響而延後十天才繼續的世界大賽也使得觀眾興趣缺缺。而911事件雖然打斷了球季賽的韻律，但是在美國民族主義的推波助攔下，反倒使得運動與美國民族主義緊密結合，而使運動與愛國主義同時融入日常生活的韻律中。詳見（Chen, 2003） 【回本文】    Reference: 一、英文部分   Anders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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