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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雅明與楊德昌作品中的「眷村情節」
張天雄，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研究所©版權所有
前言：眷村的起源
民國三十八年，一群來自全中國各地的人隨著國民黨政權大批抵台並群聚而居。據傳當時為了方便薪資米糧散播全台，所以辦理集合式的「眷村」。由軍、公、教、中央民意代表按職等不同抽籤取得各種坪數、等級不同的無產權宿舍。
韓戰前後，浙江大陳島全島居民追隨國民政府遷徙來台，隨後也有部份韓戰士兵來台投靠國民政府。這二批在當時被界定為「有情有義」的群體隨即被安置在「義胞新村」居住。至此，集合軍、公、教、義、中央民代等五大階層的眷屬宿舍開始散佈於台灣各地，台灣本地百性則圍繞著眷村設立日用品交易集合市場用「以物易物」方式開啟與眷村的經濟活動。1
有關眷村的興建可分為兩個時期：
第一個階段，是從民國四十五年至民國五０年代止，這段時期陸續興建的眷村，稱為早期眷村（老舊眷村）。民過四十五年發起的軍眷籌建住宅運動是整個住宅計畫的開端，由當時第一夫人蔣宋美齡指示婦女反共聯合會發動「民間捐款」以興建軍眷住宅，並以「捐贈」方式轉交給國防部分配安置軍眷居住。
緊接著的十年間，平房式軍眷住宅一共興建了十期，共計三萬八千一百棟，眷舍完成交則由婦聯會辦理贈交儀式，交由國防部配住。
這些由「民間捐贈的住宅」，分佈在台灣全省，眷宅的捐建成為凝聚軍民共事的模式，也成為款待外賓的重要基地。
台灣眷村的形成與發展有其特殊性的背景，它是民國以來最大的一次人口遷移，同時也是一種「被迫型政治性人口移轉」。
有關眷村的生活方式、建築景觀及人際關係的種種，不僅是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六十萬大軍在台灣的真實生活寫照，眷村的變遷也是台灣五十餘年來重要的歷史發展進程2。在這樣封閉的環境中，眷村人發展出一套彷彿置身於台灣社會之外的性格與情節，本文將就此一特殊氛圍下所產生的情節與班雅明、楊德昌的作品及生平做一討論。
一、被迫遷徙離鄉的宿命性格
楊德昌曾說，他的父母是中國傳統社會中非常特殊的一代。這一代外省人都因為戰亂離開家鄉，毫無祖產，隨政府來台，完全靠勞資來建立生活。3這個描述可說是眷村人的寫照，發展在心理層面，培養了外省第一代的獨立性格、卻也造成第二代的人際關係疏離。楊德昌就曾剖析過他自己的狀況：「到現在還沒辦法很熟練的和長輩應對，回想起來，還是因為家庭組織太簡單。4」眷村第二代就在這樣沒有親戚卻有很多鄰居的環境下生長，並由鄰居身上發展對親人的認知。
第一代的眷村人在時代及歲月的轉變中雖然心裡還有一點反共復國回家鄉的盼望，但為了生活，他們陸續開起麵店、賣著燒餅油條，扮演起放下槍桿後的台灣百性角色。面對與竹籬笆外的都市化及經濟發展，這一代眷村人只能以虛構的家鄉來填補在孩子們心中的形象。
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小說中適切的描寫出這一代人的特色：「他們總習慣於把逃難史以及故鄉生活的種種，編做故事以饗兒女。出於一種複雜的心情，以及經過十數年反覆說明的膨脹，每個父家母家都曾經是大地主或大財主，都曾經擁有過十來個老媽子、一排勤務兵以及半打司機．．．．．。5」這樣的描寫，除了道出這群經歷戰亂的眷村人不甘於落腳在這個小島上之外，也道出了他們面對實環境的無法抵抗，將宿命的安排與生活無奈的情緒都推給一個不存在的虛無。
這樣兩代的眷村性格特徵在楊德昌作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著墨頗深，主角小四的父親（張國柱）飾，是一個經歷過八年對日戰爭的台灣外省第一代，隨著政府遷徙來台，卻被政府分發住在一個敵人留下的和式住宅中，過著公務員制式的生活。原本在公務上十分正派，強調光明正大與原則的小四父親因不願與同僚汪狗等人同流合污，被陷害後遭警備總部軟禁約談。楊德昌在這段故事中描寫出外省第一代因經歷戰爭、看盡家破人亡的事件後的一種對命運無力抗拒的感受，只有慣性的在制式生活中運作。片中小四父親在被軟禁時，面對一個未知的禁錮模式，他和情治人員對話的第一句仍是強調「我要去上班」。在突如其來的釋放後，他走回家前卻躊躇不敢進門，似乎是不知如何處理這一段生命中莫名的經歷。始終保持著慣性生活的夫妻倆在小雜貨店遇見時沒有興奮之情，反倒顯露出一種陌生的訝異。
鏡頭切換回日式家中後，夫妻倆靜默的對坐，小四父親沒有交待這段空白時空的一切。一開口打破沉默時，仍是一句「我該去上班了，衣服有沒有幫我燙？」重複的對白，又再度道出劇中人不願面對變動的局勢，只想回歸不變命運的感受。甚或在夫妻倆最私密的枕邊對話時，他仍鄉愿的表示「這樣也好，局裡的工作交給別人作，我也省得麻煩。」再再都道出外省第一代不願面對命運挑戰的特性。
為了懷疑汪狗的友誼誠實與否，小四父母發生一陣爭吵，在這段鋪陳中，小四父親終於打破偽裝的堅強和鎮靜。他語帶哽咽、真情流露的與太太對話：「我們已經夠辛苦了，我只剩下妳跟幾個孩子，不要再嚇我了。」小四母：「只要你不怕，我什麼都不怕，以後全靠我們自己了。」這一小段的對白，毫無保留的剖析了外省第一代來台後，沒有父母、家產、也沒有任何人事背景可靠的無助與無力。換句話說，原本在一個熟悉環境中成長，有一定的人事身家背景，也有父母親保護的人，被迫面對一個未知也毫無管道與人事背景的世界，真情流露是透露出心中的不願，獨立的特性其實是包裹在不得不接受事實的無奈，眼淚只能成為暫時的慰藉。
「這種感覺是無法言喻的，吸毒後，成長與自立的意志就全然消失了。」這是班雅明寫給監護他吸大麻的醫生的記錄6。班雅明的曾一直掙扎於經濟依附和內心困擾的狀態，想在父母金錢幫助下過著自由自在生活的他，卻先後在父親與命運的逼迫下自立謀生，內心的痛苦可以從他藉由吸食大麻來逃避現實的狀況了解。
與父親的關係畢竟還有得商量，不過一九三三年德國蓋世太保的騷擾就沒有任何情面可言。班雅明終於因此被迫離開了他所愛的德國，流亡到法國。這段時間他在研究、創作和經濟上都碰到了挫折，讓他的流亡生活相當痛苦。
班雅明也知道他無法以自己的寫作專長為生，父母雙亡後他只剩月俸薪能夠過活，不過即便如此，他還是像「牯嶺街」中的小四父親一樣，即便是到了一個變動中的新環境，仍然堅持著以往生活中的「原則」。這其中包括不為三百法郎月薪去研究希伯來語、不為月薪一千法郎去為馬克思主義者辯證思考7。
面對變動的無力，班雅明還曾說過「在一些地方我可以得到微薄的報酬，另一些地方光憑最低的報酬就能過活，但沒有一處讓我兩者兼得。8」似乎怪罪於老天沒能給他一個盡善盡美的環境讓他生活的想法。
另一個班雅明與眷村人相似的經驗是「習慣流亡」，面對時代命運的逼迫，和未知的未來，他們已準備好隨時離開。蘇珊．桑塔格認為，把每一件東西縮小為的是便於攜帶，這對於漂泊者和流亡他鄉的難民，顯然是再理想不過占有物品的方式9。班雅明就喜歡書籍、郵票之類的小東西。對於一個隨時要離開又喜愛收藏的人而言，這些小物品提供了一個權宜之計。話雖如此，卻也道出這群人隨時保留住以往的自我（眷村人在竹籬笆中保留家鄉的一切，為的是返回家鄉），等著被命運安排的宿命作法。這其中當然包含了祈盼老天給一個最好的結局，回到家鄉，那個一切美好的原點。
二、至死不渝的「祖國認同」
「就像母親把新生的嬰兒抱入懷人，而不把小寶寶吵醒，生活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也是這樣地愛護著那些尚顯嬌柔的童年回憶。10」班雅明在他的柏林童年一書的第一篇文章《內陽台》中開宗明義的說出自己是如何呵護著小時在德國柏林的記憶。在寫作這本書之後，班雅明回到尼斯，計劃自殺，也寫了第一份遺囑。種種的跡象，似乎也在他撰寫此書的前言時隱隱道出－「一九三二年，身居國外的我開始明白，我即將和自己出生的那個城市作長久的、甚至是永久的告別。11」身上流著猶太後裔血液的班雅明深愛著德國的一切，這樣的事實不僅僅在他計劃自殺前像是咀嚼一生中最喜愛的德國童年記憶而已，哈塞爾貝格(Peter
von Haselberg,
1977)曾引述班雅明的通信：「對於我來說，彼此區別的民族性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德國人的，法國人的。關於這一點以及自己與前者不可分割的聯繫，絕不會從我的自我意識中消失。12」他也曾在致友人信中寫道，不管在什麼地方，他都不會忘記德國；即使是逃亡也不能改變對德國民族語言以及思想的熱愛等等話語13。
對他而言，這是一個矛盾的國家認同情節，一開始成長在自由主義家庭氣氛中的班雅明其實沒有對猶太文化投入出太多關注，他也曾經全心付出給德國當時的青年運動。不同於他的好友舒勒姆，老早就對猶太人在德國的前途不抱任何幻想，早早移居巴勒斯坦，班雅明對德國土地的眷戀是一直到了不得不離開才捨棄。只不過這樣的認同並沒有讓他是猶太人的事實被遺忘。一九三三年他因為蓋世太保的騷擾流亡法國、六年後在當地遭納粹逮捕關進集中營，並在隔年在嘗試逃往西班牙失敗後在該國邊界小波港自殺，客死他鄉。
眷村生原是軍隊生活的後勤，讓為國奮戰的將士有一個家的所在。眷村裡，軍隊的精神又集體化和制度化了村內子弟的思維。充滿著聖戰使命的氛圍，讓眷村人的歸屬感和向心力自然不同於竹籬笆外的世界14。這點可以從眷村人常把村外人統稱為「老百姓」，與自己的軍籍背景相區隔的方式了解。
眷村人的集合是以「反共復國回家鄉」為目的，對於所生存的土地台灣卻著墨不深，他們可以侃侃而談大陸家鄉的歷史和地理，卻不知道淡水河的長度、曾文水庫的集水量。表現在生活中的態度就成為不輕易置產的「過客」心態。第一代眷村外省人在台灣隨著時間漸漸凋零，不少人在離開世間前還堅持著一輩子的使命感和回到家鄉的夢想。
雖然對自己的祖國有著強烈的認同，但是眷村人的「家」到底是神州大陸、還是在台落腳的村子，或者是台灣現代的城鄉？他們不斷的在對國與家的概念定義，試圖在台灣這塊土地尋找一個生存的合理性。
對於眷村第二代，他們的父母將生命延續以「台生」或「台華」的名字，這些人被刻畫了共同的未來，他們一生都必須記得，有一個「保家衛國」的使命15。眷村子弟在忠黨愛國的家教及江湖義氣的友誼，外加派系倫理的村教下16，培養出率直、衝動、重感情，好逞強的個性。馬革裹屍氣豪壯的戰爭想像對他們而言是憧憬也是夢魘，並不時反應在生活之中。從小時候的分成兩大國玩武俠殺刀，兩國頭目各自拼命拉人充實國力17的遊戲，到長大後勇於聚黨鬥狠，搶奪地盤的行為都是眷村中所營造出的特殊氛圍。
在眷村人的心中，土地與國家意識的重要性從未降低，所謂反共復國事實上就是一場土地所有權之爭。當初倉皇來台的眷村人，依靠政府有限的照料，在那個台灣經濟尚未起飛的年代，尚可自足。加上當時氛圍是以反共回鄉為首要，苦一點也過得去。只是隨後進入的台灣經濟成長黃金期，讓不少本省籍農家靠土地增值致富，外加回鄉無望，使得這群當初最愛國的眷村人因貧窮轉為對社會的怨懟，成為他們挑釁社會的原因18。
如小說《卡門在台灣》中的眷村人阿寶所言：「外省第二代在台灣能搞出什麼名堂？沒有錢又沒有地。想要出頭，不是向老頭子的威權靠攏，就是向土財主的金權投降。」19就適切的道出了外省第二代對於「土地」觀念所付與的特殊又複雜的意涵。
在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就充滿了眷村情節中「重義氣、重情感」的特質及對地盤利益爭議的概念。主角小四被塑造成一個血氣方剛，又有正義感的外省第二代，對於好友小貓王和喜愛的女生小明都流露著真誠又實在的情感。另一位從村子中出走，與本省幫派合作的通緝犯HONEY也是一副披著披風，豪爽重義氣的大俠風範，再再顯示陽德昌刻畫人物之細膩。
對於幫派及土地的意識型態在本片中也多有著墨，「中山堂」成了二一七眷村太保幫老大「山東」及及後起之秀「滑頭」所帶領的公園太保幫兩個幫派間利益的集合地。
二一七眷村太保幫常聚集的撞球間、公園太保幫的冰果店都成為影片中各自佔據的「地盤」。甚至劇中的通緝犯HONEY，單槍匹馬前往中山堂「鬧場」，最後被山東出奇不意的推向馬路給車壓死，背後的目的都是為了爭奪一個地盤及它所帶來的利益和意識形態。
代表著外省第二代矛盾族群意識的HONEY，在六０年代那個不確定的氣氛中，似乎早一步嗅出了村子內外的差異，跨出省籍框架，和本省掛幫派合作，他曾經語重心長的說：「和那群眷村的混，不會有什麼出息。」這一句話透露了當時的一個時代氛圍，在台灣經濟漸漸起飛之時，還忙著復國反共的外省族群似乎錯過了這一段和歷史一同成長的機會，他們為「祖國」築起的竹籬笆阻隔了和台灣這塊土地的情感，而HONEY則代表著一個新意識的覺醒，只是楊德昌在片中讓這位唯一有遠見的老大慘死街頭，似乎也預言了在時代潮流中以不變應萬變的眷村族群所將面對到的困境與挫折。
三、時空壓縮的漫遊者
班雅明在研究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Baudelaire)的作品時，發展出漫遊者(flaneur)這個概念，他認為漫遊者雖然身處於都市文明與擁擠人群，卻又能以抽離者的姿態旁觀世事；而漫遊者就是在其漫遊的過程之中不斷地體認，思考與驗證。
班雅明以漫遊者作為他著作裡的中心人物，這個觀念左右者他的思維節奏，也清楚的表現在他行走的姿態上。麥克斯．雷希納（Max
Rychner）把這個姿態形容為：「走走停停，亦行亦止，怪不可言。20」
對此，班雅明也曾說過漫遊者樂於讓烏龜為自己定邁步的速度21，這或多或少說明了都市化及商業化的世界已經容不下漫遊者溫吞的步閥。而班雅明本人就像一個從十九世紀乘著時光機到二十世紀的貴族一般，在那個時代，上層社會家庭不必工作就有錢可拿，生活就像個無所事事的人一般悠閒。
事實上，班雅明一直想要享受著如漫遊者的生活，他想盡各種方法讓父親支薪給他，躲避工作賺錢的煩惱。另一方面，生活在猶太中產家庭的他在被德國蓋世太保騷擾前就像是貴族般的不知世事。在《柏林紀事》中他曾寫出自己曾懇求一位妓女帶他出去逛街，把視野帶出他的社會層級。對於此舉他表示：「在妓女的引導下，整條街道的所有秘密都在你面前展現開來。22」當時的班雅明像是個扮演著「貴族漫遊者」的角色，將心靈觸角透過妓女延伸到一個從未探索的領域。
班雅明一九二七年在巴黎開始撰寫他的「拱廊街計劃」，這個計劃由原先的一篇文章發展成一個具有史詩規模的大項目，也同時串連起他後半生顛沛流離的命運。這段期間，他往返於巴黎和德國之間，在二十世紀探研究一個十九世紀出現的商店街，後來因為收集資料越來越多，進而擴大成探索一世紀的巴黎都城工作。
同時間他開始嘗試吸毒，讓心靈擺盪於吸毒後的恍惚世界與困頓的生活之中，想藉此忘記現實中的經濟困擾，逃離一直盤踞於腦海裡、揮之不去的成長與自立壓力。
一九三四年，班雅明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這段期間他在完成《柏林童年》一書後寫了第一份遺囑，並且被迫開始流亡。之後他重新開始寫作拱廊街計劃，不同的是班雅明已從一個猶太中產階級轉變為難民的身份，也體驗到無法再回到德國這個不認同猶太人的「家鄉」，他帶著已有死亡準備的心態遊盪於生命中最後幾個落腳的地方，埋首於一個原先浸淫其中，未完成的拱廊街計劃。雖然想將自己藏身於十九世紀巴黎都城的計劃仍在書堆及筆下進行著，但班雅明此時似乎了解到已經無法以土星性格及帶著烏龜漫步的特性生活在這個充滿變數的世界裡，最後以自戕的方式結束一生與環境充滿矛盾的漫遊者身份。
眷村的外省第二代之所以成為台灣社會漫遊者，原因在於他們受到第一代眷村人對於家國認同不清，和回到故鄉原點的祈盼所影響。眷村第一代對於被定位成「暫時落腳」的台灣沒能多作了解及互動，始終靠著竹籬笆內同僚的相互慰藉，直到終老。朱天心曾在她的作品中提出為何這群人始終無法深耕台灣的見解：「原因無他，清明節的時候，他們無墳可上．．．．．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做家鄉的23。」
她也描述了眷村中特別又局限的「台灣經驗」：「大概非眷村，或六十年代後出生的本省外省人都無法理解，很多眷村小孩在他們二十歲出外讀大學或當兵之前，是沒有「台灣人」經驗的，．．．．．至於為數眾多的大陸籍媽媽們，十數年間的唯一臺灣人經驗就是菜市場裡那幾名『老百姓』，因此她們印象中的臺灣然大致可分為兩種：會做生意的，和不會做生意的24」。
就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在台灣出生、長大的眷村第二代，雖然從小仍接收著保家衛民、回歸家鄉的觀念，卻在步出竹籬笆後看見了不同於想像中神洲大陸的世界。
「她漸漸習慣那些豐盛卻奇怪的菜餚，也一起跟著農家小孩擠看野台戲，聽不懂戲詞但隨他們該笑的時候一起笑。從不解到恍惚明白他們為何總是如此篤定怡然。村子裡的孩子，或早或遲跟她一樣都面臨、感覺到這個，約好了似的因此一致不再吹噓炫耀未曾見過的家鄉話題25。」朱天心的筆觸適切描寫出一個眷村小孩隨著年紀增長，步出那個與現實社會格格不入的圍牆之後所看見另一群被稱為「台灣人」的人，並漸漸了解自己生活環境不過是這個真實世界中的一小部份罷了。
這使得眷村第二代發展出一套生存法則，眷村文學作家蘇偉貞對此有精闢的描述：「他們的父母一口鄉音，他們關起門來和父母以籍貫上的語言對話；出得家門，在巷弄學校裡和鄰居孩子們講各地方言。出得村門，他們講國語客語或臺語。很小，他們就像活在外國。」26而身為外省第二代所背負的家國認同問題及身份問題，讓這群人生活在與環境看似融合卻又時時對立的處境之中。面對村外世界，眷村第二代了解如果再留在村裡，那只代表了他「走不出去」。上述例子讓眷村二代漫遊者的特性明確顯現出來，他們生活在充滿意識形態，步調緩慢的村子中，並且了解村外的世界是無法以父母親的步伐基調去行進的。於是學會帶著烏龜漫步於村子圍牆內，並體驗著如何在圍牆外跨步趕上社會的脈動。
這群人逐漸成長後，發現村子中曾經意氣風發的叔叔們已是白髮蒼蒼。胸懷大志的眷村第一代最後卻只落得一輩子沾滿兵工廠的油污和加工區的塑膠味。於是他們絞盡腦汁想走出一條路，一條不同於曾經左右著他們成長經驗的長輩們曾走過的路。
朱天心描述了一個眷村女孩在成長過程中所體驗的現象：「她所熟悉的兄弟姐妹們，基於各種奇怪難言的原因，沒有一人沒有想過離開這個地方的念頭．．．．．很多年以後，當她不耐煩老被等同於外來政權指責的『從未把這個島視為久居之地』時，曾認真回想並思索，的確為什麼他們沒有把這塊土地視為此生落腳處．．．．．27」在她的筆鋒下，適切道出眷村第二代的命運是時時飄移於竹籬笆內外，在兩者間不斷思索、推翻，再適應，並終其一生離不開已深深附著於腦海中的眷村意識。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小四一家人，就扮演了不同內涵的台灣漫遊者角色。他的父親雖然擺出公務員風骨，及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面對一個政治、社會紛亂的台灣社會，到最後仍難抵擋被朋友出賣，開始認真思考在台灣的未來。楊德昌也適時的在對話中加入汪狗以上海話與小四父親的對話：「看現在這個情況，我看是不太可能回得去了，我們總要為自己未來打算。」這句話道出一個時代的不安及轉變，讓這群因戰亂來到一個陌生領域的外省第一代開始為「未來」設想。小四父親扮演著「無夢」的一代，這在大多數的外省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一方面仍沉醉在回到家鄉的祈盼裡，一方面則慣性的漫遊在台灣這個快速變遷的社會中，被時代的步伐推著走。像小四母親鼓勵先生去接觸做生意這條路，就是一種因時代氛圍改變而做的盲目嘗試。
至於小四，他扮演著一個背負著父母望子成龍的期望，又生活在現實這個被幫派利益扭曲世界的外省第二代。在片中他的一些同儕們開始在一個壓抑的六０年代尋找「夢想」，漫遊在學業、幫派，家庭之外的音樂世界，包括小貓王及小公園幫的電星合唱團都在尋求一個歌唱之夢，愛秀敢玩。
小公園幫老大HONEY被楊德昌塑造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外省二代漫遊者特性最為顯著的典型。他不同於一般國中畢業後便往軍校裡鑽的外省眷村子弟兵，反而成為一個社會法理不容、穿著海軍披風的逃兵通緝犯，並不斷在台灣南北跑路，躲避警方追察。在此同時，他更打破了當時外省二代因意識形態阻隔而形成莫名強烈的種族意識，轉向和本省掛稱兄道弟，遊走於自己所帶領的小公園幫和本省幫派之間，尋找一個新幫派利益結合點。而他最後為了不拖累幫派中的弟兄，單槍匹馬挑釁二一七眷村太保幫的行為，似乎頗有武俠小說中的俠客精神，只是在片中六０年代那個金錢遊戲高於一切的世界中，這種壯士斷腕、一對一談判的風格就顯得太過突兀。他全身上下的傳統「幫派精神」沒想到最後慘死在一個新世代利益掛帥不守「江湖道義」的人手裡，被太保幫老大山東推向一輛不知名的車輪下，結束片中這個漫遊者特性濃厚的角色演出。
四：進入廢墟的眷村回憶
班雅明對歷史提出「廢墟」的概念，他認為歷史描述過去並不意味著「按它本來的樣子」去認識它，而是意味著一種記憶。意味著當記憶在危險的關頭閃現出來時將其把握28。
眷村就像是敗戰政府的紀念碑，象徵著一個時代充滿挫折的悲劇。政府藉由建物改建與文化遺忘來轉化這群人所帶來的濃厚灰色氛圍。這使得眷村兩代居民對於過往，無法有一個完整記憶，只能藉由屬於自我「物」的片斷去做拼貼回憶。
眷村第一代被戰爭逼迫離開家鄉，並且因時代法令限制失去所有親人的連繫。「家」的一切變成只存在於心中某個角落的片斷回憶，父母的形象只剩下倉皇撤退中壓在行李箱底的兩張泛黃相片。為了反攻計劃，他們關起門來生活在眷村之中，也因為如此，對於台灣老百姓的認識也是片斷的。回想起年輕在台灣的生活，除了兵工廠、軍隊，就是村子。這些人也因時代的氛圍及標籤化的結果成了一江山之役、台兒莊大捷，甚或被加之於身的原罪二二八事件的回憶之「物」，即便絕大多數的眷村人對於上述事件是置身事外的亦然。
對於眷村第二代而言，從小就註定要活在一個碎裂的命運和記憶之中。張啟疆曾在《君自他鄉來》中提及：『你們的身世之謎另有一說：「你們的父親是時代的遺腹子，你們算是偏房所生。你們的故事開始於出生前，連同大難不死的父親，分別遺棄在碼頭和對岸的碼頭29。」』
這個說法，把眷村兩代間對於回憶及身世做了一個殘酷的描述，也說明屬於眷村人的一切，被戰亂硬生生切成片斷的事實。第一代對於家鄉的回憶及村外世界、第二代對於眷村長輩們口中的國與家以及接觸到的台灣社會，都成了一個個拼湊畫面。
班雅明認為「歷史」是一個結構的主體，但這個結構並不存在於雷同、空泛的時間中，而是坐落在被此時此刻的存在所充滿的時間裏30。
張啟疆在刻劃消失的眷村時也曾寫下：「你想得太多了，這裡就是我們家，你忘了，你曾從這裡搬出去，又搬回來，只不過從正義新村變成正義國宅。你不是說，現在的位置恰巧是老家的舊址，睡的床幾乎就是小時候擺放搖籃的地方，只不過從一樓升高到七樓31」的句子。村子不見了，但真的不見了嗎？同樣的一群人回到同樣的一個地方，對於村子的記憶仍無形的附著於被架高的建築之中，對老家，對過往的一切，其實還是隨著眷村人的存在而存在，即便怪手早已無情的夷平了一根主樑串聯如傳聲筒的眷舍巷弄。
班雅明對非自願性回憶的歷史「廢墟」概念在村子被移平後提供了眷村人一個填補心靈的方式。他寫道：「你的詞語被剝奪了力量，你被打成了碎片，自行作為一道慘淡的影子而消失了。你央被允許與一幅畫結合，這時，一個深刻的寓意就會幫助你掌握那被隱藏的32。」
張啟疆將消失且無法彌補的眷村歷史透過「廢墟」概念加以呈現：「假設這位原住民－婦聯新村出生，長大而後搬離的子弟，騎著黑色豪邁一二五專程或偶經昔日故鄉，這時『廢墟』的意義又有所不同：一枚落葉可能勾起夏日黃昏的捉迷藏記憶，地上一片污漬也許是某年械鬥的留痕．．．．．毋需藉由放大鏡，回憶本身即是具備顯微的效果33。」這席話似乎想要藉由班雅明所提「物」的靈光閃爍，喚回過往非自願性回憶的片斷畫面，慰藉在村子「消失」之後的眷村人們找不回的記憶。
楊德昌影片中的「廢墟」概念
楊德昌的電影不愛使用一般西方好萊塢的「建立鏡頭」手法。從影像的觀點來談，就是將畫面切割成不完整的片斷，並由片斷去建構屬於觀眾自我的「場景」。在加上附著於影片本身的氛圍，如《恐怖份子》的婚外關係、出賣朋友，惡作劇的電話等等組合，將影片營造的都會不安感受藉由這些元素呈現出來，讓觀眾能自然透過這些片斷又隱喻的資訊去搭配真實生活中的經驗思維及拼湊出屬於自我意念中的「恐佈份子」。
黃建業曾論及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片是「小社會放大的人性觀察34」。他強調雖然這部電影是以青少年幫派間的利益鬥爭為鋪陳主軸，但卻不曾陷入幫派電影的呈現模式。雖然整部作品有HONEY及二一七眷村太保幫的死亡灰色情節，卻也藉由人物性格的片斷特色搭構成非自願性回憶的「物」，讓觀眾能夠藉此一窺台灣六０年代的特殊氛圍。這裡面包含了小貓王、電星合唱團追求的美式搖滾及藍調音樂、小四大姐的美式生活習慣－早上洗澡，都讓台灣社會受到美國文化衝擊的那個時代再度呈現在觀眾之前。
當然，幫派間的勾心鬥角、及已被利益扭曲的地盤之爭，勾勒了真實社會中的無情與寫實，也逐步將上一代的政治、金錢等利益關係延伸到生活在台灣的第二代眷村人身上，讓觀眾透過一部電影的銀幕時間及片斷氛圍的建構去回憶起那一個充滿變動不安的年代。
五、結語
班雅明認為歷史唯物主義者不能沒有「當下」這個概念。這個當下不是一個過渡階段。在這個當下裏，時間是靜止停頓的。這個當下界定了他書寫歷史的現實環境35。
所謂的「眷村」或「家鄉」在時間流逝下對這群漂蕩於的竹籬笆內外的人而言已不再重要，雖然他們都會在無意中強烈的回想起那些零碎的回憶。
國宅蓋起來了，曾經在白蟻啃食木頭聲陪伴下苦讀的眷村第二代及為國奉獻青春、現在成了老弱殘兵的外省「老芋仔」都有了共同的「新家」。那些巷頭吵架巷尾討論、張家炒菜聲和著李家麻將聲的畫面可能永遠消失在台灣的影像地圖上。但，這些回憶，卻可能經由一句道地的家鄉對話和熟悉的鄰居笑容中再次回到眷村人的腦海。也會像被班雅明讚頌的「偉大的廢墟」永遠豎立在這群人的心中。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蘇偉貞主編，《台灣眷村小說選》，2004，台北：二魚文化
黃建業著，《楊德昌電影研究》，1995，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孫瑋芒著，《卡門在台灣》，1995，台北，九歌文化
朱天心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台北，麥田出版社
還學文著，《當代雜誌第八十一期》，1993，台北，班雅明和他的思想
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199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陳永國譯，《德國悲劇的起源》，2001，中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李士勛．徐小青譯，《班雅明作品選》，2003，台北，允成文化
梅家玲著，《性別還是國家？－五０與八、九０年代小說選》，2004，台北，麥田出版
蕭颯著，《少年阿辛》，1984，台北，九歌出版
張大春，《異言不合》，1992，台北，皇冠出版
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2002，台北，臉譜出版
二、網站資訊：
http://www.srcs.nctu.edu.tw/taiwanlit/issue3/3-2.htm台灣文化研究網站；眷村文化簡介。施乃綺呂沛勳著2005/5/12
http://www.tycg.gov.tw/cgi-bin/SM_theme?page=3e817f0e
桃園縣政府網站；眷村文化2005/5/12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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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rcs.nctu.edu.tw/taiwanlit/issue3/3-2.htm台灣文化研究網站；眷村文化簡介。施乃綺
呂沛勳著2005/5/1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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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ycg.gov.tw/cgi-bin/SM_theme?page=3e817f0e桃園縣政府網站；眷村文化2005/5/1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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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業著，《楊德昌電影研究》，1995，台北，遠流出版公司，p.20【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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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業著，《楊德昌電影研究》，1995，台北，遠流出版公司，p.2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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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台北，麥田出版社，p.79【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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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學文著，《當代雜誌第八十一期》，1993，台北，班雅明和他的思想，p.10【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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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199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26【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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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199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2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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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勛．徐小青譯，《班雅明作品選》，2003，台北，允成文化p.16【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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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勛．徐小青譯，《班雅明作品選－柏林同年》，2003，台北，允成文化p.13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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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勛．徐小青譯，《班雅明作品選－柏林同年》，2003，台北，允成文化p.13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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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學文著，《當代雜誌第八十一期》，1993，台北，班雅明和他的思想，p.1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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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學文著，《當代雜誌第八十一期》，1993，台北，班雅明和他的思想，p.1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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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家玲著，《性別還是國家？－五０與八、九０年代小說選》，2004，台北，麥田出版p.16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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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颯著，《少年阿辛》，1984，台北，九歌出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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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異言不合》，1992，台北，皇冠p119-12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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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著，《未了》，1982，台北，聯經出版社p.3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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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家玲著，《性別還是國家？－五０與八、九０年代小說選》，2004，台北，麥田出版p.17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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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瑋芒著，《卡門在台灣》，1995，台北，九歌文化，p.4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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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199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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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東、魏文生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特萊爾》2002，台北，臉譜出版p.12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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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勛．徐小青譯，《班雅明作品選》，2003，台北，允成文化p.07 【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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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台北，麥田出版社p.79 【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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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台北，麥田出版社p.5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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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台北，麥田出版社p.8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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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偉貞主編，《台灣眷村小說選》，2004，台北：二魚文化p.0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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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台北，麥田出版社p.7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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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199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25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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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偉貞主編，《台灣眷村小說選》，2004，台北：二魚文化，p.14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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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199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25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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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偉貞主編，《台灣眷村小說選》，2004，台北：二魚文化，p.14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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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國譯，《德國悲劇的起源》，2001，中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P.15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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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偉貞主編，《台灣眷村小說選》，2004，台北：二魚文化。p.12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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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業著，《楊德昌電影研究》，1995，台北，遠流出版公司。P.16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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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199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P.25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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