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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體、檢驗與洗冤：論中國對非理死的治理技術
蕭旭智，東海大學社會系©版權所有
摘要
本文要處理的問題是一個當代社會理論與中國的非理死之間的對話。
在西方的醫學史中，屍體作為客體、公開展演的一部份，可以從解剖中累積科學知識，屍體做為客體，是成就解剖學最重要的條件之一，並且形成一套人體的知識系統，而這套知識系統又同時與十八世紀以後的治理性與生命政治的政治技術有密切關連。
而中國並沒有解剖學、也無解體劇場的傳統、甚至屍體是個禁忌，但是在洗冤錄裡面，我們卻看到一個宛如奇觀的世界，各種不正常死亡的知識與檢驗構成一套系統性的知識，這套知識系統所建構出來的對象、範例、規則，具備了科學知識的特性。本文企圖從洗冤錄的實做者、實做理性之間的關係，來看待洗冤錄作為一個典範，如何消除常態活動中不斷生產出來的異例。
非理死代表有冤屈，不管是冤死或者冤獄。洗冤錄是一套處置非理死的技術，但不止是一套死人的知識而已，它還包含了一套「活人」政治技術。本文用洗冤來說明懲罰和生命政治兩個看起來矛盾，但又互為表裡的概念，並且透過冤之不可共量與詭態，突顯出法律與正義之間的矛盾。
關鍵字：屍體、檢驗、冤、洗冤錄、非理死、治理
一、前言
本文的問題意識來自於三個脈絡：死亡史研究、科學史以及治理性。但是這三個脈絡都無法完全處理非理死1在中國的意義，都同時面臨中國脈絡的反饋。但是這三個問題意識都能夠更進一步地瞭解要如何研究中國的非理死的問題。
本文認為中國對屍體、對死亡是屬於同一認識型（epistemè）2，而屍體檢驗的技術和範圍雖有小差異，但基本上並無發生認識論的斷裂（epistemological
rupture）3，從宋朝的《洗冤集錄》到清朝的《律例館校正洗冤錄集釋》與《洗冤錄摭遺》；從《還冤志》到《刑案匯覽》，本文引用文獻的方式並不強調朝代與律法的沿革，因此並不特別考據史料的年代及版本差異，或不同朝代制度延革的問題，只大致區分前後順序。
從philippe Ariès的死亡史出發來看西方文化對於不同階段的死亡的態度，如平靜地死亡階段、自我的死亡階段、羅曼第克式的死亡、現代性的死亡，其中最有啟發性地當然是：現代性如何對死亡的排拒以及如何醫療化與機構化的社會對於死亡的處置。死亡如何在西方的文明化、都市化、以及社會醫療與國家的發展過程當中被隔絕、封存的特定空間4，形成「現代性死亡」的特徵5。
死亡史研究強調同一個時代、同一類死亡的普遍性，透過葬禮、儀式、藝術與文學來說明正常死亡的文化表達、意識結構與社會心態。相對於正常死亡，不正常死亡當然不重要，但是涂爾幹的社會學研究，把自殺當成研究對象，自殺作為社會問題的意義不在於個人的自殺，而在於自殺率，每個社會都有其穩定的自殺率，所以自殺是一種常態，一旦自殺率浮動，可能就意味著社會的失序（或失範），自殺是一種道德經濟學的範疇，重點在如何調節自殺率，不是消弭自殺。延續涂爾幹社會學的貢獻，傅科進一步將不正常的概念推進到生命政治（bio-politics）以及國家的統治技術6的歷史研究上，在涂爾幹和傅科的問題意識中，有一個主要的歷史背景，就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家學的興起，或許也可以稱為現代性與常態的統治，在這個脈絡當中，人、生命、性、死亡、疾病、伴隨著統計學與常態政體的確立，變成生命政治關注的焦點。
在理論上，Ariès的死亡文化史研究開啟了社會學對死亡的興趣，並且擴展其歷史與文化史的向度7，而社會學與生命政治對於死亡的興趣是來自於統計史與國家學之間不可分割的關連，對於國家來說，死亡變成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因為必須透過控制死亡率（bill
of mortality）來計算財稅上年金（annuity）支出或收入8，透過出生率或死亡率將社會中的人變成一個社會體（social
body）或者人口（population）的概念。除了統計學史的發展之外，通過生命政治的概念啟發，我們可以學到，死亡正是主權隱匿不說的部分，因為十八世紀之後，生命權力以一種新的政治技術興起，發展出一套新的邏輯，主權現在不是一種建立在酷刑上的權力，或者是讓人死的殺人權，
在十八世紀以後，生命權力與規訓的技術結合成一種新的政治技術，而規訓的技術將人體變成一個個零碎的細節加以管理和經營，規訓的技術建立將人體變成一個解剖學的身體，超越了純粹懲罰性向度，成為主宰身體的技術。因此醫學中的解剖學成為傅科式研究看待身體政治的特定方式9。不止是解剖學與身體政治有關，公共衛生和法醫也是透過醫學知識和醫療系統來進行統治的手段，透過社會醫療來避免人口不健康、控制出生率與死亡率。國家透過法醫學（forensic
medicine）來規範不正常10。這種新的技術沒有屏除懲罰的形式，但是手段是正常、健康、快樂；目的是人口的成長與健康。生命技術與治理（governmentality）的經濟理性密不可分，治理是一套經濟理性（economic
reason）的概念以及「如何管理」（how
to manage things）的政治技術，人要變成物，以便被計算和管理。人何時可以處於物的狀態？除了我們已經知道的監獄、軍隊、集中營等等全控機構之外，將人變成數字也是一種方式，例如出生變成出生率，死亡變成死亡率，生病變成疾病統計，進而成為可以計算和調節的對象。
我的研究是要將屍體當成對象，屍體不僅僅是對象或者客體，也是一種生命與死亡的懸置狀態（suspend），屍體既是物，又不是純粹的物，屍體是一個處於人與物之間的模糊狀態，屍體不是人，所以脫離了治理的考慮範圍？從傅科在《規訓與懲罰》中討論身體的解剖學或者解剖政治，規訓透過對人體的解剖學來對人體進行管理，其目的是要讓人體成為柔順的生產力的載具，而屍體或者死亡不具有生產力，所以就不是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對象？其實將人置於屍體狀態，要死不活的狀態，可能才是主權最希望看見的，因為半死不活的裸命（bare
life）是一種包含的排除與排除的包含11，主權和調節的政治技術，要讓我們死在他的手裡、死在國家可以調節的系統，並且死得正常，反過來，不正常死亡，便成為主權的醜聞與禁忌，但是在透過非正常死亡作為一個事件，主權操演著對活人的治安技術，透過屍體的懸置狀態，主權可以操弄著不正常死亡，不正常死亡變成一個非事件。屍體狀態，是包含也是排除，在此狀態，主權無所不包、無所不在12。
不正常死亡是一種例外狀態，不是常態，如何矯正不正常死亡？不可能。死不能復生，不正常死亡不能變成正常死亡，屍體對於國家來說應該是廢棄物，因為屍體不能夠再生產，也不能夠屍體的無用成為有用，但是國家為何對於屍體狀態如此警戒，為何要介入不正常死亡的管制。因為主權可以在例外狀態下，操演所有控制的技術，以及常態與標準化的進駐。
屍體作為一個懸置狀態，在中國，這個懸置狀態就是「冤」。主權或治理的概念雖然不是從中國發展出來，但是卻提醒我們從生命的政治技術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統治，例如為何中國法律中對於理冤與赦免特別重視？赦免或者理冤的概念是不是生命政治的概念？有出入，但是這兩者都是「活人」的政治。
回到身體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法醫學，《洗冤錄》13當中的屍體外部檢驗被拿來與西方的解剖學相比較，中國歷史中曾解剖屍體，但是沒有解剖學；親臨屍體的仵作也不是外科醫生。外部檢驗無法「打開屍體，看見真理」，為何我認為洗冤錄的屍體檢驗與不正常死亡的處置，與一種生命的政治有關？事實上，討論中國的屍體檢驗不僅應該從科學史的角度來研究，並且要從官員的實做理性的角度來研究，官吏作為國家理性的代理者，為何要熟悉洗冤的技術和知識？又如何同時從洗冤技術中進一步統治活人？
二、屍體的價值
屍體是什麼？屍體出現時要做什麼事，屍體出現時意味著什麼？
「尸：人死未葬曰尸。《禮記．曲禮下》：在床曰尸，在棺曰柩。」「陳屍以示眾曰尸。《國語．晉語六》：殺三卻而尸諸朝。」
在什麼場合可以看到屍體？在葬禮中，屍體不是屍體，而是死者，屍體出現在喪禮中有其儀式與社會的脈絡，正常死亡都有其特定安置的社會空間和社會意義，譬如在宗教或者祭獻的儀式。只有進入機構或者科學領域的屍體，以及非正常脈絡化下出現的屍體才是屍體，而這種屍體通常也成為禁忌、恐懼和詭態的來源，所以在中國屍體「不在場」，轉換為魂魄、形骸、鬼魂；轉移到小說、戲劇等文本中，關於小說或戲劇中對於屍體的表現及屍體和死亡的社會心態史，以及對屍體的恐懼如何壓抑如何轉化等問題，雖然本文無法處理，但是仍然對於理解中國社會中如何看待不正常死亡，非常地重要。
中國刑法類文獻中，提及三個屍體出現的不正常脈絡：發塚、誣告、檢驗，即便不是常態，也體現出屍體不斷在場，並且還能夠產生價值，因此在討論洗冤錄之前，我先要處理中國的屍體在場的歷史與交換系統中的價值。
發塚，發塚是刑法文類中的一種分類，指的是盜墓。但是中國的發塚案例與西方社會史對於盜屍（body
snatching）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的發塚不盜屍體，屍體仍是盜屍者眼中的無法交換的東西，發塚竊盜要偷的並不是屍體本身，而是屍體親屬的社會經濟地位所帶來的陪葬品。
但是從西方的死亡史或者解剖的社會史研究當中，盜屍與屍體本身的用途有關有，如Ruth
Richardson（2000）的Death
, Dissection and the Destitute，盜屍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屍體成為可以交換的商品，屍體變成可以利用的稀有資源，屍體在十八、十九世紀英國的解剖學發展的過程當中，因為需要屍體進行解剖，所以大量的窮人及貧困工人的屍體變成盜屍者的獵取對象。與屍體有關的交換行為因此成為一個必須要管制的犯罪，在1832年的解剖法案（Anatomy
Act）就是以邊沁主義的功利主義與經濟理性，企圖對屍體進行治理的一個里程碑，同時這個醫學史上的重要發展也正好與新濟貧法案（poor
law）一起構成不可分割的社會史。另一方面，盜屍這個問題除了解剖的市場需求之外，在西方的法律當中也是要到十八世紀因為盜屍的氾濫才開始變成一個急需解決的法律問題：屍體到底是不是所有物（property）14。
這個問題意識不只展現在解剖學的社會史研究當中15，其更大的問題在於屍體如何進入市場作為可以流通的商品？而器官移植或者器官捐贈也是體現了作為廢棄物的屍體如何成為具有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的商品16。
在中國，屍體是不是所有物？有沒有使用價值？能不能進入交換系統？這個問題我回到發塚的案例上來，發塚的意義是不是就是盜屍？從唐律之後就有發塚的懲罰，一直到清朝，基本上發塚這種類型的罪刑和罰則都差不多，「與鬥殺罪減一等。」尤以《刑案匯覽》中紀錄關於發塚的案例非常多，顯見在中國發塚並不是罕見情實，發塚屬於【刑律賊盜】的分類，因為竊取屍體或者塚墓內的財物，進而裸露屍體是被判刑的主要原因，但是基本上沒有盜屍的案例。所以用盜屍來供屍體解剖的使用，並從買賣當中體現屍體的交換價值，單評屍體與解剖學關連起來的社會經濟史，就判斷中國人對屍體抱持敬而遠之的態度，反而忽略了屍體其他面向的價值。
發塚作為刑罰的一種類別，是塚作為土地（或不動產）的概念，塚作為土地並不屬於地方自治的領域範圍，到底管理的權責問題屬於哪一方也是不清楚，從宋朝17到清朝，看似有所轉變，塚進入地界（管轄區）的概念。而塚作為財產的概念，譬如爭奪吉壤（風水問題）以及塚地平治為田而引發的發塚18，這類發塚的案例，展現出塚地是有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而涉及屍體的價值，則是屬於象徵價值的範疇，並且被禁止進入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的系統，因為屍體是神聖的，不能屬於物的範疇。因此「發塚」可能引起開棺見屍或者暴露，但是都與屍體的使用無關，因為屍體必須被禁閉在某個空間當中，若「屍體暴露」、「開棺見屍」而被處罰，是因為造成道德恐慌。而發塚的所帶來的恐慌和懲罰表現出常態社會中對於屍體進入交換系統的禁忌，但是事實上，屍體不僅進入交換系統，並且成為一種奢侈品。
屍體成為奢侈品的場合是誣告，拿屍體來進行誣告，例如【圖財圖詐誣告與挾讎誣告同】這個案例中，「沈泳錡外歸，聞之崇幗屍身有受傷痕跡，又知周金斗家道饒裕，起意捏控周金斗父子將崇幗柱毆斃，假裝自縊，圖詐錢文。」（刑案會覽•卷四十六•刑律訴訟•誣告）這個案例是因為死者與周金斗之媳王氏通姦被撞遇，並被拾磚擲傷右肩，逃出門外在莊前樹上自縊身亡，而身上「左額角有指抓痕右脅皮肉發紅腎囊流血」因此屍體的親人就想要透過屍傷作為證據，想要用誣告的方式，圖賴對方的財貨。屍體原本不是一種財貨，可能還是廢棄物，避之唯恐不及，基本上是負面的資本。但是這個案例中，擁有屍體，並且屍體上有傷痕反而變成可以利用的資源，並且可以利用屍傷作為一個證據，圖賴他人，獲取自己的利益。
咨王庭玉因聞蔡正凡家道殷實,女長未嫁輒，借聽差訪擎無名傷屍命案，誣指蔡正凡家因姦致死工人，希圖嚇詐，與差役施成商同將郭汰禾等非刑吊拷逼認，使其混行道扳指。（卷四十八刑律訴訟頁3019）
總甲安幅於黃高氏因病身死輒起意攔葬訛錢，因其不允，即以身死不明等詞向西城御史稟告訊係得自傳聞，與平空訛詐者有間，若照蠹役詐贓問擬則贓未入手，又無確數難以科斷，應照誣告律問擬。（卷四十八刑律訴訟頁3019）
前面兩例都是創造屍體的交換價值，在訴訟中讓屍體成為有效利用的資源或證物。屍體的價值建立在治安系統的危機上，若出現屍體，不管是不明原因死亡者或是無名屍，治安系統就必須出動並且進行危機處理，若是屍體被惡人無賴（depraved
people）或者訟師（litigation
master）利用，企圖利用屍體尋求利益，譬如透過訴訟，將屍體變成對他人不利的證據，增加自己的財富或者造成敵消我長的局勢，這對於縣官的審判引起很大的困擾，因此訟棍是官吏的心腹大患19。
如Macauley引用黃六鴻的《福惠全書》及許多地方志來說明，「One
legal tool of empowerment is dead body.」屍體經過屍傷的加工20之後，有可能成為誣告的證據，屍體成為對付敵人的有效武器，並且也成為一種高價販售奢侈品（luxury
products），而訟師在其中扮演治安最大的危害者，因為他們經常利用屍體來興訟21。
這類以屍誣告的例子也大量同時出現在刑案匯覽中關於誣告的條例中。但主要是說明若「誤執屍傷，以致屍遭蒸檢與殘毀死屍罪相同。」所以屍體作為一個證據，不全然對持有者有利，屍體不是中性的資本，他接近於一種Bourdieu（1979）在阿爾及利亞的部落研究中22，討論部落社會中如何使用社會資本來進行交換，其中資本未必是如資本主義所說的經濟資本，其作為資本的資源（諸如年齡、身分、社會關係、財富等等）可能會因為策略失當而貶值或者帶來反效果；因為時間策略的延宕而貶值或者增值，資本的概念，端賴其成功的策略或者失敗的策略，使用不恰當，有可能會反過來變成負面資本，反之亦然，屍體也未必就是不利於獲得利益的資本，也未必是沒有利用價值的廢棄物，屍體在訴訟中脫離了死亡的脈絡，進入交換系統，變成一種「資本」。
而屍傷涉及區辨的問題，若是屍親誤判死因而告官，也算誣告。所以，《洗冤集錄》中就說明要仔細檢驗屍傷，恐有用櫸樹皮製造淤青傷痕之嫌23，並且要提防仵作匿傷不報或者受賄誤驗，或者官役拘押致斃未經相驗就私自掩埋，這種情況是看不到屍傷就要求複檢，一旦死因不如屍親所說，屍親就會受罰24。所以屍體是一個必須小小翼翼使用的資本或者工具，否則容易反過來使自己遭受刑責。Macauley說，官方記載如何成功地將屍體被當作訴訟的工具的案例並不多見，而地方志和通俗文化當中，卻有很多戲劇化的記載和描述，這兩者並非矛盾，而是反而說明訟師利用屍體的情況在清末民初時非常盛行。
屍體和誣告之間的關聯，不只是把屍體用來增加自己力量，使自己能夠在訴訟或者圖賴中得利，更多的案例說明，要使用屍體或者屍傷作為敵消我長的資本，策略是非常重要以及困難的，因為屍體的價值並沒有辦法有一個確定的定價系統來辨識。
第三者、在屍體檢驗中，屍體有其價值：做為證據的價值。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新增刑案匯覽》中的葛畢氏案，也就是楊乃五與小白菜案件25，此案中仵作的檢驗就是整個案例最關鍵的部分，仵作初驗覆驗，兩次都驗成中毒身亡，照理說葛畢氏已經證據確鑿，因為屍體就是證據，但是最後還是翻案，也是因為驗出葛品連並非中毒身亡作為證據，最後終於還楊乃武與葛畢氏一個清白。而屍體檢驗如何成就屍體成為一個證據，凸顯了檢驗的重要性。
從搶奪屍體的案子26，發現屍體之所以重要，乃因為其為證物。中國並沒有專治趁機搶奪屍首的律法，搶奪屍首的事實有時比照搶奪財物，有時比照殺人，屍首不管比照人命或者等同於財物，都不是任何一種，既無法進入到財物的範疇，又不全然等於人命，屍首是一個奇怪的範疇，對於刑法條文是個不能清楚區分的詭態。但是為何要搶奪？乃是因為驗屍之後，可能判決會對我方不利。
屍體代表一個證據，淹沒可能的證據也會入罪，只要可能進入訴訟以及司法的程序中的屍體被埋葬，也是犯罪。
若止係因病身死即將私埋之差役，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而輒埋藏之，以致殘毀者，杖六十徒一年，律加一等。（《刑案匯覽》•卷四十六•刑律訴訟，頁2912）
同時，屍體作為犯罪的物證，也面臨了一個巨大的考驗，並不僅僅涉及屍體作為物證的問題，因為屍體不屬於人或物任一範疇，但也屬於人與物兩個範疇。屍體是進入物的系統（system
of things），但是不能進入死亡範疇，所以不得埋葬，所以一旦屍體屬於訴訟領域，他就必須被懸置，同時懸置作為死亡的人，以及純粹物證的物。所以盜屍要怎麼罰，盜屍是盜賊罪還是算是殺人罪？因為若有將屍體暴露於外，或者碰觸到屍體就算是毀壞屍體，是否也是毀壞人身？在《刑案匯覽》中，屍體呈現一種不可分類的狀態，屍體是人、是物並不清楚，並且無律可循，只能夠「比照」27。
屍體作為證據，重點是致命原因如何被辨識，有致命傷，屍體才有檢驗的價值。因此檢驗就變成發現真相的一種手段，如何發現真正的致命傷，這套系統性的知識運作，將在接下來的洗冤技術段落中討論。
三、死亡的知識
在二十世紀之前，中國沒有發展出死亡的科學，西方亦然，死亡對於兩個世界來說都是心跳和呼吸停止。在十九世紀後，西方才發展出對於死亡較精確的確認方式28，死亡的瞬間和死亡的觀察，不是不存在，而是死亡屬於宗教的統治範疇，一個非醫學上死亡的脈絡。在中國，死亡屬於形骸、魂魄、鬼神或者長生不老29，而中國醫學中，死亡的問題可能更接近僵、厥或昏迷（coma）。
元朝朱丹溪（朱震亨）所著的《脈因證治》是少有書一開頭就直接討論死亡的醫書，可稱為以氣脈的方式面對何謂死亡的經典30，卷一【一卒尸】
脈，寸口沈大而滑，沈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厥氣入臟則死，入腑則愈，唇青身冷，為入臟死。身和汗自出，為入腑。則愈。
緊而急者，為遁尸。 少不至，腎器衰。少精血。為尸厥。 趺陽脈不出，脾不上下，身冷硬，呼之不應，脈絕者死。 脈當大，反小者死。
中國醫學不處理死亡或者屍體的問題，因為已經沒有救治的可能，不感興趣，也不處理，王清任的《醫林改錯》因為處理人體臟腑而成為中國醫學史上的里程碑31，從科學的角度或許會認為中國醫學對於死亡並不重視，並且對屍體充滿奇異的幻想。但是在《洗冤錄》的文類當中，屍體和死亡是知識主要的對象，例如哪種傷害會致命，人類死後的腐敗程度或者屍僵、屍斑等變化都一一記載，並要求務實察驗。因此洗冤錄相較於中國醫學的正典來說，更能夠說明中國的死亡和屍體的知識系統，因此我捨中國醫學而就洗冤錄來說明屍體如何被認識。
（一）法醫學與洗冤錄
簡化地說，西方法醫學史的觀點就在於認為法醫學就是醫學在法律上的使用，但是中世紀法醫coroner32這個字並不是與醫學關聯起來，而是跟王權以及財產有關，他來自於crowner，代替國王行使財產沒收權的官吏，稱為crowner也是後來的coroner，而這個意義下的法醫與西方的財產法作為現代法律基礎的歷史有關，而且不可分割，但是我們看到中國的法醫學並不是在民法或者財產法的邏輯中。
而以外科醫生與解剖學的發展作為理解的起點來看中國，中國的法醫似乎變成偽科學。事實上，沒有解剖學，不止中國醫學可以治病，中國的仵作也可以檢驗真實死亡原因，部分的外表檢驗還是可以推斷大致的死亡原因，這種推斷並不是想像，而是實證觀察以及歸納的結果，適用性並沒有現代科學認為的那麼差。只是我們經歷了一場認識論的斷裂以及典範的轉移，沒有解剖學基礎的檢驗都被當作是假科學，解剖學作為一種科學的區分原則，外表檢驗被當作不是科學，《洗冤錄》被當作一個前科學的法醫學著作。
《洗冤集錄》33的英文翻譯有Giles及McKnight兩個版本，McKnight的序言34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詮釋，洗冤錄中的法醫檢驗與西方的法醫到底有什麼不同？從英文世界對於洗冤錄的興趣，也可以了解到底西方世界是如何看待西方自身的法醫。
McKnight的文章有幾點可以討論，第一、他認為中國法醫之所以沒有辦法變成西方意義下的法醫，問題在於中國的文人意識，認為只有自己才是能夠做判斷的人，其他人都不是，並且也不能。例如仵作只是殯葬業者以及賤民，醫生是習儒不成的人，不過是藥劑師或者賣草藥的商人，如果需要看病，文人會找一個跟自己一樣的文人，因為中國的醫生不是西方意義下的醫藥專家，並且這個所謂的醫藥專家對於中國來說不過是技術人員，並不具備所謂的理性。其次、西方的解剖學從文藝復興之後就和罪犯或懲罰惡徒脫不了關係，屍體解剖劇場﹝autopsies theatrum﹞或者屍體解剖表演開始，就與司法不可分，不管此時醫生是不是屠夫或者理髮師，至少解剖因此變成一個有價值並且可以說明真相的一套知識系統。但是中國沒有，中國連骨頭的數字都會搞錯，並且還會搞不清楚五臟六腑的結構以及位置，從醫學史中去追溯法醫學的起源，這種關連在中國不存在，因此檢驗與醫學之間的親近性在中國是不存在的。第三、中國雖然有洗冤錄，但是對於酷刑拷問虐待、司法不公或者官僚從中狼狽為奸的問題並沒有減少，而洗冤錄中強調在三審慎的檢驗，檢驗中的初驗與覆驗反而變成官吏在面對刑案的時候的一個麻煩，因為如果初驗與覆驗如果有出入，官吏以及仵作是要受罰的。而在文獻當中，仵作和檢驗通常不被當作客觀的證實（verification），而被當作一種有犯罪可能的行為，需要防治。
McKnight沒有處理《洗冤集錄》在中國的特殊意義，其實這與冤如何被翻譯有關，冤（yuan）被譯作wrongs沒有不對35，我認為這個「冤」字在中國代表的意義超越了錯誤（wrong），但是從wrong反而看出冤之不可洗，這也是我接下來第三部分要談的冤與治理的關連。
（二）屍體檢驗的實作
「檢驗」在秦漢就有36，但是未必就屬於司法程序的一部份，因為中國法律要到《唐律疏義》才具備完整的體系，檢驗才可能開始具有法律的意義。但是「檢驗不實」這種罪在唐律不存在，在宋朝之前，辦案的技術中已經包含檢驗，但是檢驗還不是辦案的主要依據的手段。例如其中《還冤志》中三則37提到檢驗的「驗」，但是這三則案例或者故事的驗，但卻都是透過冤魂的告知才證實真兇是誰。如宋世永康人呂慶祖案，「無期早旦以告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詰驗具伏。」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為撫軍案，「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執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漢世何敞為交阯刺史案，「今欲發汝屍骸以為何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就驗的意義來說，其證明不是來自於前後相符的驗，或者物理上的檢驗，洗冤必須要靠神蹟或者來自冥界的力量，看起來並不科學也不具備證據的基礎，但是這種來自冥界的驗以及作為破案啟發的冤魂，到現代中國，並沒有消失，雖然不能作為呈堂證供，但是仍經常作為一種證據的類型而出現。
到了宋朝，《宋刑統》規定檢驗不實屬於【詐偽】而不屬【斷獄】，因為仵作雖然參與檢驗，但並不屬於官吏的正式編制，到了元本的《宋提刑洗冤集錄》添加的【聖朝頒降新例】中提到：「今後檢驗屍傷，委本處管民長官，晝時，將引典史，並諳練刑獄證明司吏，信實慣熟仵作行人，不以遠近，前去停屍處，呼集屍親，並鄰佑主首人等，躬親監視。」仵作雖然不是官吏，但是似乎已經是檢驗工作人員中的固定成員，譬如在【檢驗法式】的部分看到檢驗不實會遭受處罰：「量是輕重斷罪罷黜降官各決五十七下，罷役，仵作行人決七十七下。」基本上可以判斷，檢驗與仵作已經進入到斷獄的系統當中，是程序的一部份，一直到清末，檢驗都是斷獄中不可切除的一部分。但是仵作正式成為吏，可能要到清朝：
會典第六百五十四卷內載大縣額設仵作三名，中縣二名，小縣一名，每名給發洗冤錄一本，選委明白書吏一人與仵作逐細講解，務令通曉，該府州將所屬仵作，每年提考依次，其試之法即令每人講解洗冤錄一節，明白則從優賞給，悖謬則分別責革。38
而教育仵作的標準教科書就是《洗冤錄》39，透過《洗冤錄》中的屍格、屍圖、檢骨格，再透過初覆檢驗的規定來建立標準化的檢驗程序。
表格是代表近代經濟理性的計算，檢驗強調的「式」與「驗」也是凸顯標準化與準確兩種意涵，雖然式與驗是不是在標準化及經濟理性的脈絡下出現，但是可以透過分類將問題以及數量轉變為可以操作以及控制的數字，這與國家學在十七、十八世紀中發展出來的標準化以及常態化的政治技術有密切關係，或者因此也被傅科以及Hacking當作常態化（normalization）的重要線索。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洗冤錄的檢尸表格應該不是在這樣的理性系統裡面，因為對於中國的刑法來說，判刑全在法官如何比照律法、情實，斟酌判刑，中國沒有民事賠償的概念40，判刑也未必像西方法學中強調的依據標準，雖然在唐律之後中國具備了系統性的法律條文，如傷人的賠償與判刑的標準，司獄的的官員或者幕友都必須要熟悉這些條目，以免判刑過重或不當41。只是讀律的問題意識不在於標準或者理性，而是刑不祥與懼損德行的問題，這個心態結構讓司法場域看似理性，但支配的卻是一個道德邏輯。所以檢尸表格要仔細區分到底何處受傷、何處是致命傷，根據傷口來訂罪和判定罪刑輕重，所以應該是一個很特殊的發明，但是我們卻必須反思這裡的標準化，到底是不是屍體檢驗系統的理性展現？或者反過來防止檢驗中的錯誤，因為檢驗經常是非常地不標準、不理性？
（三）技術手冊與賤民
宋慈在《洗冤集錄》中一開始就提醒我們要提防仵作42，仵作反而執法官吏要提防的對象，因為仵作經常參與誣告、作弊和敷衍了事，書中處處可見「不可信憑行人」的字眼，要求官員要仔細檢驗，譬如，仵作經常犯錯，忽略步驟，不遵守標準化的程序，則必然驗不出真相。「不得信令行人只將酒醋潑過，痕損不出也。」（檢復總說上）「凡檢驗不可信憑行人，需令將酒醋洗淨......」（檢復總說下）「不可姑息詭隨，全在檢驗官43自立定見。」（檢復總說下）又如在《無冤錄》中記載了仵作的典型印象（stereotype）
其仵作行人南方多，係屠宰之家，不思人命至重，按受兇首或事主情囑，捏合屍傷供報，復檢官吏恐檢驗不同，又行計問初檢人等，抄錄初檢屍帳，雷同回報。（續修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514頁）
如此看來，檢驗錯誤是因為仵作都是賤民，或者不識字的仵作行人，所以道德敗壞，經常作弊收賄，與惡徒或訟師聯手誣告。但是問題在於為何不可信憑行人？
為何由仵作或者行人來檢驗屍體、檢骨或者確定屍傷，經常被懷疑是作假證據？
並不代表行人經常隨便行事，而是行人所代表的觀察與判斷不可信，行人作為檢驗程序的一部份，只是檢驗的工具，執法官吏眼目手腳的延伸，這跟行人是如何檢驗的無關，因為仵作與行人不代表理性的人，而且仵作的類屬是賤民，是社會分類當中的偏差、骯髒、不識字沒知識。因此仵作雖是斷案證據產生的重要關鍵，他扮演微觀政治技術中的最微觀以及最技術的部分，但是他卻無法展現出權力以及知識的理性，頂多只是一套守則的執行者。屍體檢驗不是不產生知識的累積和否證，仵作不是沒有區辨真假的理性，而是在仵作在分類上根本不屬於一個理性的範疇。
檢驗必須在一個非外力影響的狀態下進行，必須摒除社會關係或者利益關係，才能避嫌。
凡檢驗承牒之後，不可接見在近官員、秀才、術人、僧道、以防姦欺、及招詞訴，仍未得鑿定日時於牒前，到地頭，約度程限，方可書鑿，庶免稽遲，仍約束行吏等人，不得少離，官員恐有乞覓遇夜行，吏須要勒令供狀，方可止宿。44
從避嫌這個例子，要無干係才能公正以及正確的。不只迴避的是社會關係和利益而已，科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公正客觀的知識系統，還要具備脫離國家與政治控制的條件，與國家和政治保持自主性，但是仵作和屍體檢驗的技術都沒有脫離政治和國家的控制。檢驗要變成獨立於司法判決之外的自主場域（autonomous
field）45，具有獨立的標準和判斷，才能開始具備知識演化的條件，法醫學的科學性，只是屍體檢驗的場域自主化與特殊的實作理性成為社群中標準的資本之後，檢驗結果才具備「真理」的性質，洗冤錄作為一套技術並不是獨立於政治或國家之外的認識論與法則，所以永遠只能從屬於縣官的斷案及士人階層的理性與道德，這是中國屍體檢驗知識沒有成為現代意義的科學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如果洗冤錄作為典範的認識架構沒有改變，而仵作經常被當作是驗錯的代罪羔羊。仵作只是檢驗的執行者，不是辦案決斷的角色46，他雖然可能在檢驗過程中發現不斷重複出現的異常事物（anomalies），但是卻不會改變洗冤錄的命題，因為洗冤錄的修訂者以及擁有詮釋權的人，不是仵作，也不屬於他們的社群，決斷的理性主體是官吏，這個言說的權力系譜學與洗冤錄某些條文的認識論一直到民國初年，都沒有改變，甚至還添加了新的事例來增加其有效性47。
（四）洗冤錄作為一個屍體檢驗的典範
洗冤錄不只是一個文本，一開始是專有名詞，而在許多文獻中變成類別名詞。宋慈的《洗冤集錄》乃具有生產性的文本，元朝王與的《無冤錄》、趙裔齋的《平冤錄》、到清朝《律例館校正洗冤集錄》、許槤的《洗冤錄摭遺》等等48，這些文本都是基於《洗冤集錄》，而《洗冤集錄》雖然參考《內恕錄》，但是《內恕錄》佚失不可考，而後世均以「洗冤錄」為名。作為同一類別的著作的基礎，是「洗冤」兩個字，冤如何洗，構成這些檢驗手冊的家族相似性。
從現代醫學的角度看到底洗冤錄的那個版本最好、最沒有錯誤，這個判分無疑都將洗冤錄置於前科學的範疇，或以現代科學的區分原則重新區辨真假，而以為過去六百年間，哪些人搞錯，哪些人弄對了。但是重點在，為何這六百年來中國都活在這樣一個對對錯錯交互參照補註的認識裡面，習以為常且不自知？
不管是王與的《無冤錄》或者清朝律例館編定的《洗冤錄詳義》，都在增補洗冤錄所立下的典範，而且不脫宋慈建構起來的認識架構，而這個學科基質（matrix）構成了南宋之後六個世紀，凡刑法中的檢驗實做與認識，都與洗冤錄不脫干係，因此我稱洗冤錄為孔恩概念的典範（paradigm）49。而後人在洗冤錄的範例上，進行新的添補以及詮釋50，讓洗冤的認識和技術成為一套常態活動，典範可能造成對於異例的忽略，但是卻未必造成典範的轉移。
洗冤錄與現代法醫學51都是檢查屍體，但是檢驗的目的以及看到的東西，已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清朝晚年補遺洗冤錄的作品有一些實證的修訂52，但是卻不構成認識論的斷裂，就連王清任的《醫林改錯》的出現，或者西方生理學的《全體新論》及《泰西人身圖說》的引進也沒有構成中國法醫學對於屍體的認識論的轉變。
學界如McKnight（1987）、賈靜濤（2000）53、張哲嘉（2004）分別對為洗冤錄做了不同的知識史或知識社會學的考察，張哲嘉並且分析中國的洗冤錄之所以與西方法醫學不同之原因。如洗冤錄屬於法家不屬醫家、仵作是賤民或賤役、法醫學探討死後，醫學探討死前等觀點，提供我們理解洗冤錄的知識系統為何與一般中國醫學不同；其次，裡面的讀者、作者以及和操作的人是執法官吏和仵作，並非醫生，是特殊的群體在閱讀，不成為普遍知識。但是以洗冤集錄為藍本，之後的屍體檢驗以「官吏＋仵作」的實作理性，打造了一個堪稱科學史的知識進程。運用Bourdieu的概念來說，這是一個實做理性的特殊史（peculiar
history of practical reason）。
趙裔齋編的《平冤錄》中出現非常多地方註明出結案式、出洗冤錄、與洗冤錄同。而元王與的無冤錄一開始就說，「古今驗法不同，……，「洗冤平冤錄皆古書也，有益于後學者多矣，然未便于今者亦有之。」已不適用，應該放棄，其問題在於：「倘以古人驗法用于今，則致命者必得結案，傷人者亦礙科罪。」
雖然王與認為洗冤錄不適用，但為何看起來有問題的推論，在幾次不同的版本與校訂中仍然被延續，而沒有造成典範的轉移？在宋慈的《洗冤集錄》到洗冤錄不再作為一套認識架構，六個世紀之間，因為觀察和實證的研究，屍體的知識發生了一些變化，這是接下來，我對洗冤錄中異例的考察。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洗冤錄類型的著作54，在內容上有兩個階段，在王明德的《讀律佩觿》第八卷所錄載的洗冤錄之中，增補了許多內容是宋慈的《洗冤集錄》中所沒有的，四庫全書對《讀律佩觿》的注解稱其多穿鑿附會，「大清律本注明律舊注而已，已意辨證之，其說好為駁難而不免穿鑿，所作洗冤錄，雜記異聞旁及鬼神醫藥之事，尤近小說家言。」
仔細看《讀律佩觿》，文中所輯的洗冤錄原文，非常短，大致只有23種分類，比宋朝的版本都為短，王明德提到：「洗冤錄之作，不知始自何代，余未及垂髫，即聞而知之，……初聞錄之全集約十餘卷，余為旁搜廣搆幾四十餘年，卒末可得，不意太倉王君箋釋集中，乃載及之，惜乎止以僅存其文。」55王明德對這短短的洗冤錄原文進行補輯，添加許多自己的看法，而這些補輯又被收入《律例館校正洗冤錄》中，所以後來王又槐56、許槤等人，均花費大量精力在辨正這一類的說法。
被當作洗冤錄不科學的著名項目有：處女檢查、人骨數目、滴骨驗親、自縊下方有火炭、溺死男仰女仆、虎咬死擇日、銀針檢驗。
檢驗其中的要項是檢骨，但是為何中國法醫學對於人體有幾根骨頭，錯了幾百年卻一直沒有更正，一直到許槤的《洗冤錄詳義》才有變化。「人有三百六十五節，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宋提刑洗冤集錄．卷三•十七
驗骨）《律例館校正洗冤錄》的解釋略有不同，但用語看起來更科學，結合了曆法、內丹術、算術的向度，改稱「人有三百六十五節，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直到許槤（1854）的釋骨說對人體的骨頭名稱進一步確認，其主要目的是因為洗冤錄中的檢骨圖，沒有確認骨頭的位置和數量，經常在檢骨記錄時有骨頭卻無名目，造成困擾，將人體的骨頭重新檢視過一次，並且畫出不同部位的圖示，但是許槤也沒有提及三百六十五節的錯誤。同一時代出版的《全體新論》（1851），提及「人身眾骨二百四十部位。」57明顯與三百六十五節相距甚遠，與現代醫學的理解仍有一段差距，反而較早一點李璋煜編（1838）的《續增洗冤錄辨正參考》批評三百六十五節的謬誤，「共一百五十五節，故歷歷可數也，其無定者腕骨肢骨，多者亦不過二十節，即加以後天所生之齒牙，亦安得三百六十五節乎。」「天無度，地無里，故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置算者有之，以三百六十五度置算者亦有之，此何關於人之骨節乎。」58
「男子骨白，婦人骨黑。婦人生骨出血如河水，故骨黑，如服毒藥骨黑，需仔細詳定。」其實男子女子骨頭都是白色，而且到《讀律佩觿》與《律例館校正洗冤錄》中又增添了婦子隱處有羞密骨之說，把陰部當作羞密處，並且自行替女性增加一塊骨頭，這塊骨頭代表的是一個性別的區分，並且是對於性交過度的想像和污名化59。之後的版本多引用熟練仵作的說法來訂正羞密骨並不存在，對於女子骨黑這個看法也有疑問，但是多認為因為經血和生產的關係，所以骨頭會變黑，這些解釋都是起因於對於女性身體、經血、性交等等的想像60。
滴骨、滴血驗親有很多可能可以作弊，但是每當遇有驗親，都以滴骨或者滴血來斷案，而合或不合也均有解釋為何如此61。「檢滴骨親法，…，滴骸上，是的親生，則血沁入骨內，否則不入，俗云滴骨親，概謂如此。」所以宋慈的滴骨親法應該也是民間流傳的檢驗方式。應該也是《無冤錄》對於《洗冤集錄》採取批評與否證的態度，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卻與洗冤錄無異，甚至說洗冤錄講的滴骨親法「每以無所取證為疑，讀史豫章王綜梁武帝第二子也，……，以此觀之，則洗冤之說有自來矣。」《無冤錄》雖有疑慮，但因史書曾經記載而認同。《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更有趣了，改名為〈滴骨親法〉為〈滴血〉，增加滴血驗親，強調如果用鹽醋先擦拭過器皿，則沒有不會凝結在一起。並且還附上〈滴血辨〉，加上後天的變項，如養母自幼哺乳長大，則滴血法仍然會凝結為一體，若是水盆過大也不能合在一起，滴入的時間若是前後不一，則會因為血有冷熱之別，也合不起來。這些加入化學知識和法律上的親屬關係來增加驗親的範圍，未必是意謂著更加不科學，反而看到社會與物質條件對於檢驗上的影響。
「若真自縊，開掘所縊腳下穴三尺以來，就得火炭方是。」（宋提刑洗冤集錄．十九自縊）「自縊之處，開掘所縊腳下穴三尺許，如有炭方是。以死地而感死人，其跡如此，無足為異」《律例館校正洗冤錄》（卷二．頁十九）自縊腳下三尺有火炭的討論，從這些陳述看來，火炭儼然已經成為一個證明真假自縊與否的科學事實（scientific
fact），在所有的洗冤錄版本中都沒有人懷疑這一點。
《洗冤集錄》認為若孕婦因被殺或難產死亡，屍體埋到地窖後，會因為地水火風吹死人，故逐出腹內胎孕孩子。然而王與的求證態度，認為若是觀察結果與洗冤錄不同，可以不從。例如因為地水火風吹，所以死胎流出，但他曾經檢驗過兩個案例屍未下葬，「二死胎並未經埋地窖，俱各出母腹，乃洗冤錄議論有所未入者，于是書。」（無冤錄，頁七）《律例館校正洗冤錄》與無冤錄雷同，但是增加了一段關於畸形胎的推論：「其或成形，如鱉如蛇等，則受異氣所致，亦有結成鬼胎者。」（卷一•頁二十七）而畸形這個概念不曾出現在《洗冤集錄》中，在《律例館校正洗冤錄》中卷三末的毒物分類也將畸形當作是有毒的，如一隻角的羊、（魚單）魚、等等，這是科學史中的另外一個問題了。62
《洗冤集錄》記載人的食道在前，氣管在後。（二十三
自刑）而王與對此糾正「見義於洗冤錄之說有所不通，切疑後人傳寫之際，交錯食氣二字以致抵牾，反覆參考，喉氣顙在前，咽食在後，醫書足可徵也，予非好異而徵，醫書亦惟是而已。」到了清朝的《律例館校正洗冤錄》（卷二•十三頁），論說的方式又有改變，雖然王與的喉在前、咽在後是正確的，但是卻又增加男子食嗓在左氣嗓在右一說，解釋是因為「男子左屬陽，右屬陰，氣隨陽佈故也。」
「一云虎咬人月初咬頭項，月中咬腹背，月盡咬兩腳，貓兒咬鼠亦然。」（四十一
虎咬死）《無冤錄》也是這樣記載；而《律例館校正洗冤錄》也沒有改變，到底這種想法從那裡來，還需要考證。
「若生前溺水，屍首男仆臥，女仰臥。」（宋提刑洗冤錄•二十一
溺水）宋慈版本的用語似乎是來自於觀察的結果，並無特別說明為何男仆臥、女仰臥。但是《無冤錄》卻加以解釋是因為「南齊褚彥到之書以語客曰男子陽氣聚面，故面重溺死者必伏，女子陰氣聚背故背重溺死者必仰。」「後漢魏伯陽曰男生而伏女偃其軀。」若是不仆還另有解釋，「有銀錢在身則不仆」《律例館校正洗冤錄》（卷二•頁二十五）這個觀察在中西方，不管有沒有醫學根據，觀察歸納的結果是如此，而現代法醫學的解釋是因為骨盆重心不同的關係，只要觀察歸納的結果不經常出現異例，解釋的方式就可以被接受。
「若驗服毒，用銀釵皂角水洗過，探入死人喉內，以紙密封，良久取出，作青黑色，再用皂角水揩洗，其色不法，若無，其色鮮白。」（二十八
服毒）然而《無冤錄》認為這是因為仵作行人隨便取用偽濫銀器使然，所以「一觸穢氣其色即變，難以辨明。」所以「理宜官為監造，工匠用足色花銀成造，以官對牌試驗鑿記封收，專以檢尸用度，亦絕冤濫之一端也。」所以王與認為是工具出了問題，不是用銀器去驗有問題。銀針檢驗法從現代化學的角度看只對了一半63，但是這個例子說明實驗工具和設備在常態科學活動中，經常被當作是錯誤的代罪羔羊。
何謂「他物」的辨認與社會的物質條件有密切關聯，反而不是固定的，如在《律例館校正洗冤錄》（卷一•頁四）中增加了鳥鎗傷。毒物的分類和物件增加，例如冰片、水銀、銀（金幼）64、鹽滷、澣衣灰汁、莨菪毒、杏仁毒、草烏頭毒、鴆鳥毒65、草鱉、河魨……等等。（卷三•頁二十~二十九），這也是典範不只不斷重複實驗或證明，還會發現新事實。
如同孔恩所說，常態科學活動的目的在於不斷地重複同一種可以被驗證的實驗，而對於異例採取忽略的態度，所以相對於正常的異例被當作「驗錯」或者「錯驗」，經常發生卻沒有推翻原本的命題，進而全盤否定洗冤錄，而是部分歸因於檢驗的過程和手續有問題，或者執行檢驗的仵作作弊，他們不會將錯誤歸諸命題或者檢驗的前提，而是推到人的問題上，並且不斷在命題中增加新的案例66。
仵作的觀察和檢驗為何沒有轉換為一種實證的精神，如同凡檢驗必須求實，初驗覆驗等等規定中強調的呢？將檢驗的活動當作一種常態科學活動，其意義突顯出屍體檢驗的技術並不是洗冤錄強調的依託（commitment）和信念（belief），洗冤錄作為斷獄的一個憑藉，其獻身的理念是「洗冤」，而不是洗冤的技術如何精確，也不是洗冤的認識主體的知識成就。檢驗屍體要撥除晦見，目的是治理及洗冤作為一套政治技術，這套技術性的知識系統，最終還是回到治理的脈絡中。
四、冤的概念與治理的技術
屍體檢驗是統治技術的一部份，洗冤與統治理性的關係密切，「非理死」需要理，除了發現死因外，還要平息冤屈。所以非理死的理字同時包含正常與治理兩個面向。
《洗冤集錄》一開頭就說明洗冤的對象是非理死。非理死又如何理？首先何謂理？「治事曰理。【書】變理陰陽。平也，已治曰理，【漢書】政平訟理也。道也，義理也。【易】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治獄官曰理，【禮】孟秋之月，命理瞻傷察創視折。」例如，「理官，審判之官也。【漢書】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明時稱推官為司理，亦曰理官」或者「理籓院」、「理籓部」是民國之後的蒙藏事務局前身。而「理」在英文字義有texture
of grain ; reason, logic; to manage, to administer; to put in
order;等意思。明顯看出非理死的理跟理性或自然科學無關，也跟宋明理學的「理」無關，而是治理、統治、或審判的概念。
理的對象是冤，何謂冤？冤在《辭海》中的解釋為1.屈也，枉曲也。2.仇恨也。冤，「【說文】，屈也，兔從冖，兔在冖下不得走，益曲折也。【廣韻】，枉區也，【史記于定國傳】，張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接下來所列舉的詞條除了與仇恨有關，其餘都是跟死有關。例如冤屈、冤家、冤禽、冤痛、冤親。「冤屈而自抑」、「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一名冤禽。」、「不見長城下，屍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
因此冤這個字起源很早，到了現代社會，我們還是很習以為常地使用冤這個字，冤被系統性使用在司法脈絡，很難說到底起源於何時，但是從北齊顏之推的《還冤志》（或作《冤魂志》）﹝叢書集成新編82冊，P.49﹞來看，故事雖然是與冤有關，但是冤這個字卻還不是司法的概念，而是一個鬼魂的「怨」，例如，冤在《還冤志》中出現兩次，一是漢朝有郿縣令王忳，到一個地方聽到常有鬼殺人的傳言，一夜晚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王忳把衣服給他，女子進而說亭長殺一家大小十餘口的事，王忳說：「將為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抓衣而去。」後來王忳果然擒兄處決，並將被殺的人的屍骨安葬67。另外一例，刺史王談為其長子劭之，謀殺富醫支法存並吞併寶物財產，結果支法存「死後形見于府，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魂，如此經旬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至楊都又死。」68
此類型的冤起因於怨，所以造成鬼魂前來報復或申冤，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還冤志》，此書屬於神異小說範疇，是不是當時的司法都是靠這種方式辦案，不得而知，不過可以確定《還冤志》的冤，不是屬於《洗冤錄》的冤，因為《洗冤錄》代表一種概念：冤要司法（洗冤）的方式被解決。與《洗冤錄》同一時代的兩本斷獄名著，桂萬榮的《棠陰比事》及鄭克的《折獄龜鑑》，兩本書對於冤的使用，已與《冤魂記》的冤不同了，例如《棠陰比事》中提到「凡典獄之官實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國祚修短，…，未幾，果得龔立者，以正刑典，不然橫致四無辜於死地，銜冤千古，咎將誰執。」69冤是典獄官吏的責任，如果失職，可能會造成天心向背，國家滅亡。而鄭克的《折獄龜鑑》相較於《棠陰比事》更系統性地分類所記載的案例，包主要分為釋冤、辨誣、鞠情、議罪、宥過、懲惡、嚴明、衿謹等八篇，其餘如姦匿、盜賊等。
《折獄龜鑑》內的【釋冤】分上下，釋的意義有，消也散也：【漢書】骨肉冰釋；放也：【書】開釋無辜。書中所列舉的案例主要目的在於說明冤枉如何被解消，而這些解消的方式大致都屬於司法解決，譬如被誣告或者自誣，疑獄產生以後，不同的官員如何透過不同的偵查方式，最後終於釋冤，開釋無辜。而鄭克認為釋冤不只是還嫌疑犯或者無辜者清白而已，釋冤背後還包含一整套的「術」：「按凡欲釋冤，必須有術」；「豈非釋冤有術而然歟。」70哪一種術？
按鼎所以知者，能廣耳目以察姦匿也，茍不如是，則無以釋疑似之冤矣，夫治民之有耳目也，猶用兵之有間諜也，兵法云，非聖智不能用間，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廣耳目，察姦匿，亦猶是也，不然，則所使察姦匿者，或反為姦匿矣。71
這種察匿釋冤的「人術」，他除了是廣布耳目察匿犯罪的治安技術外，他還是一種高明的治術，因為他是透過讓人活來治理犯罪，凡是洗刷冤屈就同時代表兩種效果，第一、懲惡治姦，第二、不只是抓人了事，而是要如何真正抓到兇手的問題必須精進治安技術，如果抓錯人，或者誣告字服，官吏不可以輕易接受，必須辨別到底是真的犯罪，或者假的誣告，這種官吏在辨誣的過程中，同時增進治安系統的精細辨別真假的技巧和能力。
冤與治理之間，乍看之下並沒有關係，反而是一個奇怪的連結，冤就是錯誤的判斷，洗冤是因為有錯誤的折獄所以才需要洗冤，所以洗冤應該是一個合法性的危機，或者官僚制的的醜聞，亦即實踐理性的短路，以及「仁術」的醜聞，因為冤就是「枉曲」。而洗冤為何是一種治理的技術？因為洗冤之後，當然人心大樂、心樂臣服、人人頌揚父母官賢明、從此之後更能臣服（subjection）於權力，所以疑獄如何斷案，都被當作是縣吏最重要能力和統治的基礎。
洗冤是一個比覈姦，確認詐惡還要高明的治術，並且是一套底層的政治技術，從這個角度上，我才說這是一種治理的技術，他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對於韋伯、圖爾幹或者馬克斯來說，西方現代的法律基礎是建立在理性之上，這種理性其實是一種經濟理性，如分工論中的賠償、資產階級的法律、或者法律社會學，這些都是用經濟理性來思考法律在社會當中的功能角色，或者作為框架現代世界的基礎，但是如果想要透過法律來瞭解中國，從民法的角度，也就是經濟的角度似乎也不能夠滿足於瞭解中國的法律72。
釋冤代表一種治安技術官僚內部反省的理性，而屍體檢驗更是這種理性和治理技術的一大成就，因為他包含了實證經驗和觀察，不僅僅是靠刑求與自白而已，他強調事事必須先有根據，從《洗冤錄》之後的各種刑名之書，均可以見到屍體檢驗的蹤跡，洗冤作為冤獄的對立面，為了可以沈冤得雪，屍體檢驗是唯一可以倚靠的基礎，只有檢驗能夠還冤獄清白73，洗冤似乎轉而成為控制生命的微觀技術中的一環。
五、小結論
在戲劇或者熟知的包公案、施公案、狄公案等公案小說中，不斷出現的冤，在中國的歷史中流傳久遠，深植在我們的感覺結構中。冤除了枉曲不直以外，冤還代表中國人與法律之間的某種特殊情境：法律代表著疑獄、誣告、刑求等等負面意義。被冤枉不代表清白（innocent），冤枉代表已經被假定為罪犯、已經被刑求、已經發生的意思，所以洗刷冤屈不等於還個清白，因為冤是不可逆的（irreversible），冤是一個歧點（singularity），冤，作為一個事件，獨一無二，因此冤需要洗，會越洗越白，但是不會回到原點。
冤是一個歧點，是一個內在於法律與治安之間的矛盾，這個內在矛盾有兩個面向：冤的不可共量性74與冤的詭態，但是這兩個面向比研究洗冤錄的問題意識更為複雜，觸及的面向更廣，暫時無法處理，所以本文就此劃下句點。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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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死，《宋提刑洗冤錄》〈卷一．一條令〉，一開始就說「或定而不當，謂以非理死為病死，音頭傷為脥傷之類」而非理死的解釋，現代的解釋為「非正常死亡。法醫學上，根據死因和死亡性質，將人的死亡概括為正常與非正常的兩大類。前者又叫自然死亡，包括老、病死。後者又叫不自然的死亡，是由能量大或作用強的外來因素造成的死亡。」﹝羅時潤、田一民、關信譯釋《洗冤錄集釋譯釋》，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這個詮釋基本上並沒有錯，非理死與非正常死亡之間的關聯，從傅科的《不正常的人》一書中，正常與不正常的區分在十八世紀也與透過犯罪的控制和治安系統的法醫學具備了司法與裁判醫學的意義，並且以規範和常態﹝norm﹞對生命進行的治理技術，被傅科稱為生命政治﹝bio-politics﹞，正常=規範=自然之間構築成的關聯也是這個時候才出現。但是在中國並沒有正常=自然的關聯，「中國並不太依賴因果律﹝causality﹞和自然律﹝natural
law﹞，而頗能深入科學之領域中。」也沒有發展出一套與人文之間對立的自然範疇，這一點除了可見Nathan
Sivin﹝1973﹞的《伏練試驗》外，關於中國對死亡及屍體的研究可見李建民﹝2000﹞《方術
醫學 歷史》一書中對死亡與屍體在中國文獻中的討論，Nathan
Sivin與李建民對於中國人對於死亡及屍體的意義是否就是現代科學意義下的死亡與屍體也抱持懷疑的態度，加上遍尋洗冤錄系列著作中並無自然死這個概念，而連「非理死」也沒有建購出「理死」的對立面，因此因此非理死變成一個中國特殊脈絡的概念，是一個純粹法律脈絡的概念。
洗冤錄的英譯本或者法醫學觀點下對於死亡的討論，都是將非理死轉譯為「非自然死亡」（unnatural
death），但是非自然死亡並不等同於非理死，非理死在我的觀點裡比較接近非正常死亡，何謂非自然死亡的概念？從醫學的角度，尤其是Xiver
Bichat之後，生命與死亡之間形成一種對抗關係，疾病、死亡都是不自然的。（Xiver
Bichat的討論，見Foucault之《臨床醫學的誕生》，Deleuze之《論傅科》，Canguilhem在《The
Rational Vitalist》中論Bichat的段落）【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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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傅科在《The
Order of Things》中舉中國百科全書中對動物的分類，中國是一個相似性（similitudes）的國度，認識型這一概念值得討論，但是確非常有啟發性，例如用相似性來看中國律法中的「比照」，或者醫學當中的「氣、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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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靜濤﹝1984﹞《中國古代法醫學史》﹝2000﹞《世界法醫學與法科學史》，將中國法醫學分為中國古代法醫學和現代法醫學兩階段，從傅科、巴希拉等的認識論斷裂的觀點來看，用屍體解剖的合法化與西方解剖學傳入中國作為區分，是一種斷裂的詮釋。【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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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ddens, Anthony，2002，《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左岸文化【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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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r, Roy﹝1995﹞ 評論Ariès的死亡史研究時提到，Ariès其實沒有關照到上述幾個面向，這幾個面向正是現代國家取代死亡的神聖處理權，用世俗的方式以及機構化的角度變成一個新的死亡--->屍體化的狀態。）【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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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之
《必須保衛社會》、《不正常的人》、《性史》、〈社會醫療的誕生〉及論〈治理性〉的篇章，傅科後期的道德系譜學重要問題就是正常與不正常。【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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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Blackwell.【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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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ing, Ian, 1970,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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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strong, David, 1983, Political Anatomy of the Body:
Medical Knowledge in Britai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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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註6引用文獻。【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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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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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無名屍不屬於任何人，無名屍的擁有權屬於國家；而無名屍之所以無名，在於治安系統無法辨識，所以無名屍既是在主權之內又是在主權之外。【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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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冤集錄》特指宋慈的版本，而《洗冤錄》通指以《洗冤集錄》為藍本增補刪節的各版本，如各種刑名之書以及本文提及《洗冤錄》時，也不特指宋慈的原版，而是一種「理論、技術、範例、操作守則」的集合體，如牛頓力學、托勒密天文學或愛因斯坦相對論等用法。【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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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Palmer,
Louis J., Jr., 1999, Organ Transplants from Executed
Prisoners., McFarland. 中Chapter 1, Creation of Rights in a
Corpse.屍體到底是lump
of earth or property的法律簡史。【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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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happol(2002)研究十九世紀美國社會的屍體買賣與社會階層及解剖學之間的關連也是一例；【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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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aret Lock, (2002) , Twice Dea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ancy Scheper-Hughes, (2002), Commodifying
Bodies, Sage等等。【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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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盜發塚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赴就同坐，亮議曰，尋發塚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跡，劫掠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赴兇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為無人之鄉，邱壟非恆途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伍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民之禁，不可頓去，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知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引自《補宋書刑統志》，叢書集成，202頁）【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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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葬父貪圖風水使令李榮生開挖勾地起出枯骨一案，（刑案匯覽，頁1462）；以及「韓玉命始祖以下逮十世致韓玉命之祖共六十一塚俱經平治為田並無露有棺郭形跡查該犯平治祖墳至六十餘塚之多應否遞加治罪自應敘案請示」，「而以有形之塚平治作地或徒財盜賣恐即為刨棺棄屍之漸自應明立科條用昭懲創所有韓玉命」（刑案匯覽，卷二十一，頁146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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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刁滑地方，但有詞狀，即有無賴衿棍，包攬料理，一狀准出，便為拜免。」「訟師惡棍，嚴絕其竇，使奸無所施。」（黃六鴻，《福惠六書，p.123-125，九思出版社》）【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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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uley, Melissa, 1998, Social Power & Legal Culture:
Litigation Mast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五章〈Judical
Depravity and Legal culture〉中提到黃六鴻的福惠全書中曾經提到透過盜屍與買賣屍體，製造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來向有錢人勒索，屍體透過成為不利他人的證據成為稀有商品，這部分在後面討論誣告時處理；其次，刑案匯覽中曾經提及因為誣告案件，發生雙方搶奪做為物證的屍體，但是刑案匯覽中記錄的發塚，基本上都跟屍體的使用或交換無關。但是當我參考【清】黃六鴻的《福惠全書》（1978，九思出版社），卻遍尋不著如Macauley引述的段落，一個看起來非常戲劇的段落。而在《律例管校正洗冤錄》（卷一•二十五頁）記載「有等奸民，買屍做傷，妄告人命，訪得人家新葬，問其是女是男，多者數十金，少則十數金，貪財奸民，不顧親屬，情願賣與檢驗，自己投做證人，又買仵作，以皂礬五棓蘇木等，製造淺淡清紅等傷，任口喝報，此係法外之奸，務須審出實情，以懲刁惡。」等等文獻，幾乎都有記載，可能說明Macauley引述的譯文或有出入，但所言屬實。【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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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uley認為這種dramatic
case是中國社會普遍的現象。【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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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Algeria
1968及The
Logic of Practice兩本雷同的作品，其中資本的概念超越了貨幣體系或經濟理性，而強調在實作當中，人如何使用策略運用資本，以使自己達到最大利益。【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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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之民每有小小爭競，便自盡其命，而謀賴人者多矣，先以櫸樹皮醃成痕損，死後如他物所傷」【宋提刑洗冤集錄•五疑難雜說下】【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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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在刑案匯覽卷四十六﹝p.2912﹞中有一個案例可以說明往往有被官吏拘押致斃的情況，而屍親可以不必出具切結就可開檢，「恐刁風因此日長」，所以需要嚴格執行相驗。【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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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
奏浙江餘杭縣民婦葛畢氏毒斃本夫一案，訊明相驗不實，枉坐人罪之承審各員並妄行控驗之屍親人等，按律分別擬結查例載州縣......。語此案忤作沈詳，將病死發變屍身誤報服毒致，入凌遲重罪，殊非尋常忽，可比合依檢驗不實失入死罪未決，照例遞減四等，擬杖八十，徒二年，已革餘杭知縣劉錫彤，雖訊無挾仇索賄情事，始則任仵作草率相驗，復捏報擦洗銀針塗改屍狀及刑逼葛畢氏等誣服，並......。」
（新增刑案匯覽．卷十五•檢驗屍傷不以實）【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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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囚【檢驗屍傷慮致坐誣糾搶屍首】廣西撫
題謝上業挾讎誣告人命致蒸檢緦麻弟謝庭蔭屍身案內之謝上郁恐檢明屍傷反坐謝上業之罪起意商同謝晉德等，於檢驗時糾搶屍首藏匿，律無趁機糾搶屍首治罪明文將謝上郁比照聚眾搶奪至十人為首斬候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謝晉德等減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嘉慶二十年案。（刑案匯覽．卷十五•檢驗屍傷不以實）【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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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源引比附）的意義，見邱澎生（2001），〈真相大白－明清刑案中的法律推理〉《讓證據說話－中國篇》，pp.180-185，此處認為比附的概念並不簡單，若參照《中華帝國的法律》對於中國法律中比照的概念是負面的，是現代法學的對立面，呈現的問題不僅僅是仔細推敲案情真相，或者用心辯論而已，而是某些「事物」對於律法的分類來說，永遠是模糊、扞挌、無法辨識的，例如屍體。【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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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死埋葬（prematural
burial），Jon
Bondeson, Buried Alive and A Cabinet of Medical
Curiosities兩本半學術性的社會史研究中，舉出文獻記載十九世紀的英國仍然有大量的未死下葬。而確認的方式如用聽診器、用可以發出大分貝噪音嚇死人、用七日不得安葬的規定等等。【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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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對於死亡的態度以及醫學，見李建民（2000）《方術 醫術
歷史》，南天書局。（2000）《死生之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Nathan
Sivin（1973）《伏鍊試驗》，正中書局【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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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朱丹溪，《脈因證治》，中國醫學大成二十二，牛頓出版社。除了卒尸之外，「厥」也是跟死亡（dying）現象的觀察。【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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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還（1995），〈論《醫林改錯》之解剖學－兼論解剖學在中西醫學傳統中的地位〉，新史學，六卷一期。【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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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關於Coroner的解釋：
coroner驗屍官
主要職責是對被認為是死於非命的死者的死因作驗屍調查的公職人員
字源。中古英語[皇家官員]源自英法語corouner源自coroune[王冠]源自拉丁語corona
*參見crown
詞語淵源。coroner一詞來源於盎格魯---諾曼第語中的coroune也是從coroune"王冠"變來的。corouner是皇家司法官，在拉丁語叫custos
placitorum coronae或"國王請求的保護者。"起源於12世紀的這一職位，當時負責記錄當地的國王具有裁判權的法律程序。持這一職位者通過收集死刑犯的財產入國庫來為國王聚殮錢財。他也負責調查諾曼第人中任何可疑的死亡。因諾曼第人是統治階級，他們希望確知他們的死沒有被輕看。在英國曾由驗屍官一度負責罪犯的全部事務。隨著時間推移。這些責任明顯減少，但仍繼續對死亡的調查的興趣。在美國，以不再有國王，驗屍官的主要任務是調查任何突發的，劇烈的或預料不到的，大概非自然原因的死亡。
而Bernard Knight曾經寫過History
of the Medieval English Coroner System，但因國內並無Huinisett之Medieval
coroner一書，無法相對參考出英國法醫的歷史，但是這觀點大致無誤。而莎士比亞的哈母雷特劇中也出現過Crowner’s
quest Law，雖然Mcknight曾經提及歐洲各地的法醫的社會史關連，並不全然都是與收稅與財產相關。【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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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宋慈的《洗冤集錄》及後世的增補的版本學以及書目學的討論，可見註3，以及張哲嘉（2004），〈「中國傳統法醫學」的知識性格與操作脈絡〉，第44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賈靜濤（2000）；鐘贛生（1997），〈《洗冤集錄》考辨〉，北京醫藥大學學報，第20卷第1期。【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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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erbert
A. Giles所譯的《洗冤錄或法醫指南》（The
“ Hsi Yuan Lu” or Instructions to Coroners），在1923年翻譯這本洗冤錄之際，提到1873年在寧波第一次聽到洗冤錄，洗冤錄是中國屍體檢查的手冊，McKnight（1981）重譯洗冤錄，他雖然對於Giles的翻譯有意見，例如，他認為Giles的翻譯對於部分他不認同的部分加以刪減，也刪除有關女性的段落，而且仵作稱不上是不是現代意義下的法醫，頂多稱得是法醫助手（coroner
assistant）。我認為仵作比較接近現代警察系統中的鑑識科（criminal
investigator）加上平時的喪禮承辦者（funeral
undertaker）。這個焦點變成一個重要的問題意識，用法醫觀點來看中國的仵作或者檢驗，有以古非今之嫌，但是同時法醫的觀點卻給予我們一個看待中國面對死亡或者屍體的科學史向度。【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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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亭（2004），〈《洗冤集錄》與宋慈的法律學術思想〉，第11卷第2期，法律與醫學雜誌。黃文認為「外國一些學者將《洗冤集錄》譯成《洗除錯誤－十三世紀中國法醫學》…已偏離其本義。【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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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出土的秦朝的雲夢縣書簡，其中的【封診式】有許多屍體檢驗的記載。【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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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齊】顏推之，《還冤志》（叢書集成新編，第八十二冊，頁49），新文豐。【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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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重刊【清】王又槐，《補注洗冤錄集證》序言；同一引文可見張哲嘉（2004：1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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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所指的洗冤錄應該是《律例館校正洗冤錄》，成書於康熙23年（1694），但是如黃六鴻的《福惠六書》和王明德之《讀律配觿》，裡面都有洗冤錄的篇章，可見清朝流傳的刑名之書，洗冤錄的版本眾多，而其中不乏添加神怪小說之言。如清末流傳最廣的《洗冤錄集證》因內容多各地案例及故事，竟被後人編入《清代筆記小說大觀》（十二編•卷七，新興書局，台北）【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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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律法注重於刑法，表現在比如對於民事行為的處理要麼不作任何規定﹝例如契約行為﹞，要麼以刑法加以調整﹝例如對於財產權、繼承、婚姻﹞。保護個人或團體的利益─尤其是經濟方面的利益─免於其他個人或團體的損害，並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務；而對於受到國家損害的個人或團體的利益，法律則根本不予保護。」（Bodde,
Derk and Morris, Clarence，2003﹝1973﹞，《中華帝國的法律》，p.3，江蘇人民出版社）【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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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汪輝祖纂，《佐治藥言》，「讀律，幕客佐吏，全在明習律例，律之為書，各條具有精蘊，仁至義盡，解悟不易，非就其同異之處，融會貫通，顯不失之毫釐，去之千里。」「其害乃在延及生靈，...，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故神明律意者，能在避律而不僅在引律，如能引律而已，則懸律一條，以比附人罪，一刑胥足矣，何藉幕為。」﹝p.715，叢書集成新編三十冊）【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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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以仵作之欺偽，吏胥之姦巧。」「凡檢驗不可信憑行人」「稍有事力須選慣熟仵作人，有行止畏謹，守分貼司，並隨馬行飲食水火，令人監之。」《宋提刑洗冤錄》【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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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檢驗官？檢驗官並非一個職務，而是一個任務，檢驗官的標準是至少要識字。「乾道六年，尚書省此批狀州縣檢驗之官，並差文官，如有闕官去處，復檢官方差右選。本所看詳檢驗之官，自合依法差文官。如邊遠小縣，委的闕文官處，復檢官權差識字武臣。今聲說照用。」（條令）【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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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慈，〈二、檢覆總說上〉，《宋提刑洗冤集錄》，頁5，叢書集成新編第四十七冊，新文豐出版社。【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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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林幾在1930年代，致力將法醫變成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的努力有密切關係，林幾在這段時期，不是要斷絕仵作與法醫學之間的連結，而是要斷絕治外法權與法醫學之間的規定，這段歷史對西方解剖學帶來中國現代法醫學的誕生的理解，可能不僅僅是補充而已。Bourdieu的問題意識突顯：屍體檢驗是否成為現代意義的科學知識，有沒有建立一個檢驗知識的自主場域？是否可以在社群內論斷對與錯的知識系統？這些都有關係，不僅僅是用「內部史」來解釋解剖學如何消滅了屍體檢驗制度與仵作，建立起科學的法醫學如此而已。【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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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上面的洗冤錄是錯誤的詮釋，電視上面的洗冤錄的劇情是一個古代的刑事偵緝檔案或者CSI犯罪現場。現代警政和犯罪鑑識和偵辦靠的不是理性或者本格派的推理，而是「證據」的出現。在法醫的歷史中，不管是中國或者西方，證據概念的出現與科學有密切的關係，而賤民可不可能能夠生產或者發現證據？【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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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清末民初，西學廣布，有些以西方醫學來訂正洗冤錄以及檢驗的法醫學相關書籍，我迄今仍未閱讀，因此暫時以《洗冤錄集證》和《洗冤錄摭遺》作代表。【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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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這些明顯可以看出與洗冤集錄有家族相似性的著作，如《讀律配觿》以及《刑案匯覽》各種刑名著作都引述「洗冤錄」這個名詞，但未必指哪一個版本的洗冤錄，而是洗冤錄這一類型的檢驗手冊，並且洗冤錄到了清朝增補許多醫藥方和急救方，雖然已不再是宋慈寫的洗冤錄，更何況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元潮的岱南閣叢書影本，其中已不知交互指涉的源初。【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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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恩的典範概念的未必適合研究中國的科學史，但是在屍體檢驗的知識圈中並沒有出現競逐的其他學派，我的討論也集中在洗冤集錄作為一個廣為接受的檢驗守則之後，從南宋到清朝，洗冤錄一直作為佔據了主宰認識的典範，所以我還是採取典範這個概念，並保持典範概念的彈性。【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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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洗冤集錄，無冤錄是對洗冤錄中疑慮處訂正和補充，平冤錄則強調與洗冤錄和結案式相同，沒有什麼好討論的。但是清朝的幾本洗冤錄就與宋朝的洗冤集錄在編輯和分類上有頗大的差距，清朝強調保辜，明顯在中毒的章節多出非常多的條文和陳述，代表這個時代中毒的種類和中毒的情實相對超越宋朝的分類，這與醫學知識的增長有關，最後的急救方也比宋朝多出很多，第四卷幾乎可以說是一本急救手冊。【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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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65年，北京同文館設科學系，開始對醫學知識進行研究，到1884年中國水兵被日本警察毆打致死，中日雙方蒞場請西醫布百部臥施行解剖（見《點石齋畫報》，大可堂版）以及1913年11月，北洋政府內務部發布《解剖規則》，這段期間應是一個洗冤錄走入歷史的關鍵時期。【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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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許槤的《洗冤錄祥義》在人體骨骼上的更正。【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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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靜濤在《世界法醫學與法科學史》（p.106）中提到：「法醫學乃是法學與醫學間的邊緣科學，法醫學的內容是要在為法律實踐服務過程中不斷發展的，這本來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規律。而將法醫學內容法令化，為了統一標準則可。若一經頒佈便使之成為不可更改的法令，就等於給法醫學套上了枷鎖，難以向前發展。法醫學內容法令化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頒佈屍格、屍圖：將屍體檢查嚴格限制在外表檢查範圍內；（2）頒佈致命部位和致命傷：為依屍體外表檢查結果下結論提供法律的依據；（3）頒佈律令館校正洗冤錄：把法醫書籍官書化。」【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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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賈靜濤，〈第五章
中國古代法醫學書目提要〉，《中國古代法醫學史》。北京，群眾出版社，199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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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德，《讀律佩觿》，收入《四庫全書書目叢書》子部37，頁720，台北：莊嚴文化事業出版社，1995。其中太倉王君，指明代的王肯堂在《律例箋釋》中所錄的洗冤錄。【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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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又槐，《重刊補註洗冤錄集證》，收入《筆記小說大觀》，12編7卷，台北，新興書局，198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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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信，《全體新論》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台北：新文豐出版社，）第47冊，頁19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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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璋煜，《續增洗冤錄辨正參考》，收入《筆記小說大觀》，12編7卷，頁4686，台北，新興書局，198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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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婦人隱處，其骨為羞密骨，不可檢驗，設有青色，難執為傷，蓋女子從一而終，則骨白如璧，再醮一人，即有一點青痕，倘不自閑，閱一人，則加青一點，若係娼妓，則青黑殆遍，茍誤認為傷，冤無可洗矣。」（卷二•六頁）【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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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冤集錄》中提到若是處女死後用「所剪甲指頭入陰門內，有黯血出，是，無即是非。」【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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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生血見鹽醋則無不凝者，故有以鹽醋先擦器皿，作姦矇混，凡驗滴血時，先將所用之器，當面洗淨或於店鋪特取新器，則奸自破矣。」「【滴血辨】…滴之不當當入乎，恐未然矣，再滴血入水者，若器大水多，兩血相去遠，即不能合，或滴入時略有前後，則血有冷熱之別，亦不能合也。」（律例館校正洗冤錄．頁37，續修四庫全書，頁273）這前後對於滴血合與不合都有解釋，但是都不是在驗證或者否證滴血一命題是否正確。【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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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Lorraine
Daston & Park, Kathline ed.，1998，Wonders and Order of Nature,
1150-1750，Zone Books，大量的怪物和驚奇事物出現在中世紀與文藝復興，而這些事物都被當作是科學事物或證據來對待。【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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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針檢驗方法，只有對因硫化物中毒死的新鮮屍體才可用。因為銀碰到硫化物，會起化學作用，變成硫化銀，呈黑色，揩擦不去。非硫化物中毒的，用這種方法則無反應。又屍體開始腐敗後，不論中毒與否，都會產生硫化氫，遇到銀都會呈黑色。因此，銀釵檢驗方法，難以得出肯定結論。」（見註1《洗冤集錄譯釋》，p.16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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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草綱目》可能是銅青末。【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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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例館校正洗冤錄》中毒物的種類雖與社會環境有關，但是傳說中的毒物也成為毒物分類的一種，如鴆鳥，並且解釋毒物的方式也部份如同Mary
Douglas對潔淨／危險（purity/danger）的分析，是一個文化的分類。【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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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顯地是在《洗冤錄詳義》《洗冤錄摭遺》和《洗冤錄集證》中，對於人骨理解已經說明宋慈洗冤錄的錯誤，但是更正的方式卻以補遺或特例的方式來表現。【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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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3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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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書，頁50。【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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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桂萬榮輯，吳納刪正，《棠陰比事》，叢書集成新編，第二十七冊，頁226，新文豐。【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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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集成新篇，27冊，頁246，新文豐【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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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克對韋鼎案所做的評註，而原案為「隋韋鼎為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家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語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鞠問，據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州，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紿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並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道無拾遺。」（叢書集成新篇，27冊，頁243，新文豐）【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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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律法注重於刑法，表現在比如對於民事行為的處理要麼不作任何規定﹝例如契約行為﹞，要麼以刑法加以調整﹝例如對於財產權、繼承、婚姻﹞。保護個人或團體的利益─尤其是經濟方面的利益─免於其他個人或團體的損害，並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務；而對於受到國家損害的個人或團體的利益，法律則根本不予保護。（中華帝國的法律，p.3）【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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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楊乃武與小白菜的例子。【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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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useful and the just lies the incommensuability of
wrong, which alone establishes the body politic as antagonism
between parts of the community that are not real parts of the
social body.” in Rancière, Jacques, 1999,
Dis-agreement, p.21,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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