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國際女權主義的話語中,gender概念已成為必不可少的辭彙。因此，它在這個時代女權主義思想的“理論旅行”中扮演著一個關鍵角色。“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的概念來自於愛德華.賽義德1984年發表的同名文章(Said，1984)。作為一種比喻象徵，賽義德講述了在現代國際環境中理論從一地向另一地運動過程中是如何被借用，挪用，接受和拒絕的。經過20年來的發展，這一比喻已成為分析理論，概念，知識在不同地域文化中穿越的一個重要概念。1在此，我將借用賽義德“理論旅行”的概念和翻譯研究中的一些理論，來探索女權主義的gender概念為什麼會在90年代來到中國？它是如何旅行到中國的？在旅行的過程中，這一概念是如何通過翻譯，解釋被接受或拒絕的？原因是什麼？旅行中遇到哪些問題與挑戰？對gender概念自90年代在中國“旅行”的片段作一個大致地的分析。以期揭示出在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跨國女權主義運動的一個片段。
說是片段，主要與我的所見所聞有關。近10來，我一直在國外生活，由一個中國婦女研究的“局內人”(insider)逐漸轉變為“缺席的局內人”(insider
without)。這樣一種變化，使我看到與接觸到的國內婦女研究的情況只能是些零零碎碎的片段：報刊雜誌上有關婦女研究的文章；歷年來回國做的田野調查和參加的有關研討會議；與國內外朋友同行們的交談(面談及電話)…
幸好有了互聯網的發展，使我得以及時追蹤國內各方面的發展，與國內朋友們的交流也成倍地“提速”了。也許，正是這種研究者位置的轉換，使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做些新的觀察與分析，供國內的同行們參考。這些片段，主要涉及到gender概念在婦聯系統的“旅行”，以及這一概念是如何被翻譯和解釋的。至於gender理論在國內學術界的研究和討論，則需作另外深入地研究。
接軌
Gender概念的中國之行，在某種意義來說比feminism“順利”得多。雖然在80年代gender概念就已見諸國內個別刊物文字，但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原因可能主要有兩點，一是，當時與外界的交流有限，而這些有限的資訊又局限於高校等學術單位懂英語的極少數人之中。二是，國內的婦女研究處於起步階段，如何從傳統的婦女解放理論中分離出來是當務之急，而gender理論未成為首選並不足以為奇。2
1991年，中國政府作出承辦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FWCW)的決定，無疑像是一陣春風，一掃80年代末之後的沉悶氣氛。“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瞭解中國”，表達了這種與世界接軌的急切心情(見黃婉玲，1995；Hsiung
and Wong,1998)。接軌,這一形像的比喻建立在這樣一種想像之上:中國長期以來被排斥於國際社會之外，當她回到國際社會之時，應該把自己的“軌道”與國際對接。這之中，“接軌”成為gender概念順利旅行到中國的關鍵一環。
1993年在天津師大舉辦的中國婦女和發展的講習班上，gender這一概念被中華海外婦女研究學會(CSWS)的成員比較集中地介紹過來，並成為討論的中心之一。自此之後，gender概念在中國大陸
成為一個婦女研究的概念與範疇（Zhang with
Xu,1995）。特別是在95世婦會的推動下，gender概念很快得到了當時全國婦聯主要領導與民間婦女運動的承認與接納。
在95世婦會上，gender的觀點成為討論的重點，並被引入<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等重要文件。中國政府在其建議並始終參與起草的<北京宣言>中承諾：“作為政府，我們特此通過和承諾執行以下<行動綱領>，確保在我們所有的政策和方案中體現性別觀點”(見黃啟藻，1996，p.4)。1996年黃啟藻代表婦聯講話中明確提出：“將性別觀點納入決策主流”(同上)。同年，陳慕華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與gender的關係做了進一步的解釋，提出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就是從性別的觀點來分析婦女問題，它的核心是男女平等（陳慕華，1996）。這種解釋，表示了一種力圖把新引進的概念與既有的理論結合在一起的努力，既不割斷與既有理論的聯繫，又要與國際社會接軌。世婦會結束後，婦聯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宣傳<行動綱領>和<北京宣言>的運動。
問題是，如果gender概念與馬克思婦女觀沒有什麼區別，那麼，為什麼需要gender概念？對我們來說，它是真正有用？還是僅僅具有在宣傳層面上同國際接軌的需要？帶著這些問題，我當時反復閱讀了《婦女研究論叢》和《中國婦女報》上的一些文章。現在，我以李慧英的“將性別意識納入決策主流的討論”（1996）一文為例，來看當時大家對gender這一新來的概念有何反響。
李慧英的這篇文章是對在中央黨校召集的專題討論會的報導，與會人員由三部分人組成：全國婦聯的領導，婦女研究界的學者，個別政府部委的領導。在討論中，“性別觀點”變為“性別意識”，而性別意識又與性別平等掛了鉤。在討論會上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性別意識？強調的原因如下：（1）在中國缺乏性別意識；（2）男女不平等的現實需要性別意識。大家看到，多年來的“非性化”的傳統，形成了性別意識的盲點。例如，當時的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康泠舉例：當婦聯提到婦女教育的問題時，教委認為沒有必要，因為他們從不反對婦女受教育，男女在教育的權利上一向是平等的。但是，康泠指出：沒有歧視婦女的條文，並不等於在實踐中能夠保證男女平等。與會人員意見一致地認為，應該將性別意識納入決策主流，並且對如何操作也做了進一步的探討(見李慧英，1996)。
讀了這些東西，我們不難發現，為什麼婦聯歡迎這種性別觀點或性別意識。因為在飛速發展的社會經濟、文化轉型期，婦聯原有的理論已不能充分地解釋實際工作、生活中新出現的這些歧視婦女的問題，一種“失語症”的困擾使她需要一種新的語言來提出這些問題，又不致脫離馬克思主義的婦女理論的框架。正在這時gender概念乘著95世婦會的東風旅行到中國，它可以幫助婦聯解決它的“失語症”。用一位在婦聯工作的朋友的話說就是：婦聯就抓住了這一有利時機(訪談L，1999)。
接下來的故事可能是：婦聯繼續把gender作為一個有用的概念，運用它來“翻譯”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並將其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性別意識比較順利地納入了決策主流。然而，我們看到的現實是：中國在90年代中期以後已全面進入市場經濟，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政策唱了主角，推行男女平等的政策變得日益困難。1998年召開的婦聯的八大上沒有把gender寫進大會的決議。
當然，另一面的現實是：“性別觀點”或“性別意識”仍然被廣泛使用著。在婦聯系統，特別是在婦女/性別與發展的理論與實踐中，gender概念得到廣泛的應用，其中，外來的發展專案中對性別視角的要求不能不說是個主要的推動力。(見高小賢，江波，王國紅，2002)。以雲南省婦聯系統為例，近年來，在省一級便舉辦了三次大型的社會性別培訓班，省婦聯目前參與著近三百個婦女與發展的項目，其中大都有對性別視角的要求(訪談L，2003)。“社會性別主流化”已成為接受過社會性別培訓,或參與過發展專案的省，州，縣等各級婦聯幹部的共識和話語(訪談L，Q，Y，2003)。
這種矛盾的現實，其實正反映了中國婦女運動步入全球化過程的一個側面。一方面，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使中國婦女運動融入國際婦女運動之中。一個重要的標誌是，它不單是促使中國政府繼續推進世婦會上所承諾的性別平等的政策，而且，促使“國際性”的婦女/性別問題，議題，通過聯合國等各種國際機構在中國得以討論(劉伯紅，1999)。以接軌的名義，gender概念得以從上面(聯合國)；下麵(NGO)；西方(北美，西歐)；東方(南韓，日本，印度)等四面八方旅行到中國。另一方面，大量的與婦女，性別和發展有關的專案進入中國大陸。在這些項目中，大部分要求具有gender的觀點。學會使用gender語言，便成為爭取專案的入門證之一。
在這一跨國接軌的過程中，各種國際組織，基金會起了重要的作用(見Wang,1997；Hsiung
and Wang,1998；李小江，2000；Spakowski,2001；Milwertz,2002)。例如，福特基金會，聯合國開發署(UNDP)，英國文化委員會(British
Council),樂施會，等等。其中，福特基金會在推動gender理論和實踐在中國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國地區內一位元學者指出：如果沒有福特的支持，生育健康便難以在中國發展。這不僅是錢的問題。福特基金會已經支持了世界各地的生育健康專案，而且出版了項目的指導檔。這種支持既是理念上的，又是資金上的(訪談Z，1999)。另一種重要的力量是國外的婦女研究的學者和活動家們，其中以海外的留學人員為主。例如，海外中華婦女研究會(CSWS)，自90年代以來組織參與了與國內婦女研究界的各種研究，翻譯，出版，會議及培訓等合作項目。特別是在引進介紹gender概念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Wang,1997;
Bao with Xu,2001; Spakowski,2001)。
接軌，使中國的婦女研究及實踐迅速進入全球化的軌道。全球化的觸角所到之處，也是地方化(localisaion)開始之時。因為全球化一定要打破原有的地方格局，使地方產生新的意義。在新的發展中亦呈現出許多斷裂與矛盾之處。
翻譯gender
Gender一詞的中文翻譯大致是“性別”和“社會性別”。對如何翻譯gender,就目前所見的爭論也不是很多(見李小江，1998，2002；王政，1997)。將英語的gender翻成中文的過程，既不像把gender翻譯成歐洲的各種語言那樣，與本民族語言中原有的類似的辭彙互相纏繞；也沒有發生像拉美各國婦女運動中由翻譯所引起的政治上的軒然大波(見閔冬潮，2003)。對翻譯gender作過專門研究的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曾感歎到：我對sex/gender的關係在俄語和中文中的問題還沒有個頭緒(Haraway，1991)。畢竟那是她十多年前的結論，當時gender概念還未大規模地旅行到前蘇聯和中國大陸。但是，通過研究，哈拉威已經告訴了人們：sex/gender在英語裏產生的作用與法語，西班牙語和德語的genero，genre，Geschlecht所產生的作用不一樣。在全球範圍的婦女運動的歷史中，語言是鮮活的政治的組成部分，它是形成差異的主要原因。老的霸權的語法學家們，包括性學家們，已經失去了對gender和它的擴增的姐妹們的控制。歐洲和北美失去了對其20世紀帝國主義語言命運的控制。那麼是否存在著一種一般的sex/gender的東西或辭彙呢？顯然是沒有的(1991)。在新世紀，哈拉威預言式的結論已越來越變成一種可見的現實。
通過翻譯研究近年來的發展，人們已經認識到，翻譯不是一種“中性”的，透明的過程。一個概念翻成什麼或不翻成什麼，實際上代表了背後的政治，文化，社會的種種含義。因此，翻譯在理論旅行中的重要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下面，我們就來分別看看，將gender翻成“性別”，或“社會性別”的不同主張及背後的原因。
Gender--性別
“性別”是漢語中原有的一個辭彙，用它來翻譯gender，對中國人來說易於理解和接受。從實際接受的情況來看，用性別來翻譯gender也比比皆是。
主張將gender翻成性別的代表人物是李小江，她認為在漢語環境中界定性(sex)和性別(gender)不會有什麼麻煩，因為“性是身體的，本原性的；而性別則是一種身份，是由性而生的社會身份。迄今為止，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正視，性別身份中的自然性和社會性是同時並存，客觀存在的”(李小江，2002，p.2)。在其2002年發表的文章裏，李小江在簡要地回顧了gender在西方女權主義理論中的發展變化之後，重點的討論主要放在“性別”在漢語境中意義的辨析，並對“社會性別”的譯法提出批評。她認為，“在漢語境中，原本已將社會的‘差異性’形於字面：‘別’這個字，在漢語中有‘不同’，‘不苟同’和‘拒斥’，‘分離’雙重含義。涉及到人的‘性’，從來說的是‘男女有別’，既有正視和認同‘性’的自然屬性的一面，也有順其自然，人為規範性別差異的社會導向作用”(李小江，2002，p.5)。因此，她認為，在漢語中，不需要“社會性別”或“自然性別”這種隱含著對立性質的概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性”和“性別”分別用於不同的場合，它們既沒有混為一談，也沒有被截然分開。值得注意的是，對近年來中國婦女研究中對“性”的忽視，李小江在此文裏著重作了討論。
作為中國新時期以來婦女研究的發起人之一，李小江一貫對西方女權主義持一種警覺態度，強調中國婦女研究自身的理論特點。對翻譯gender一詞的界定與解釋，她主要是關注如何在漢語言文化中來界定和解釋。對如何通過這個翻譯來傳達西方女權主義的gender理論中的觀點，似乎並不是她所關注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跨民族，跨語言的交流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漢語本身，自20世紀初期，通過翻譯，接受外來語言文化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如何賦予語言以新的意義及創造出新的語彙，則是婦女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再者性與身體雖是客觀存在，但如何對其界定卻是千差萬別，而女權主義的gender理論正是要重新對其進行研究，作出解釋，而不是將其拱手相讓。
Gender--社會性別
用社會性別來翻譯gender是在90年代中期之後普遍出現的。這是個新造的詞，顯爾易見，翻譯者想造成使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在其1997年發表的“‘女性意識’，‘社會性別意識’辯異”一文中，海外學者王政論證了將gender翻成社會性別的緣由。在此文裏，王政簡要地介紹了gender理論的起源和發展，並著重介紹了蓋爾.魯賓1975年發表的“婦女交易：性‘政治經濟學’筆記”，瓊.斯科特1988年的文章“社會性別：一個有助於歷史分析的範疇”。通過這些介紹，王政認為，社會性別概念是西方女權主義研究的理論框架，但將社會性別作為一種制度和一種社會關係來認識卻是我們可以借鑒的。對比當時對gender的翻譯，她認為使用的譯詞不當，例如，“用‘女性意識’來指稱gender
consciousness表達的是我們自己在文革後形成的觀念，而沒能轉達gender在當代女權主義中的含義。中文的‘性別’二字同樣包含了我們自己的文化意義，用‘性別’來指稱gender不僅對我們的理解造成限制也會產生概念的混淆”(王政，1997，p.20)。為了防止舊瓶裝新酒的局面出現，王政主張採用社會性別來翻譯gender。她認為，這是以前從未出現過兩個詞的組合，使人不能想當然地以自己的理解去套，而會產生一個問號：什麼是社會性別？這種提問是瞭解一個新概念的有利前提(1997)。這種翻譯的策略，我們似曾相識，例如，俄國莫斯科第一個gender研究所的創建人在翻譯gender時也採用過同樣的策略(見閔冬潮，2003)。
作為gender理論在中國大陸的主要介紹人和翻譯者之一，王政所關注的方面主要在如何將西方的理論，概念完整準確的介紹給中文讀者。的確，她看到了問題的一面，即：將gender一詞翻成“女性意識”和“性別”，很難找到蓋爾.魯賓和瓊.斯科特對gender的界定的意義。在許多情況下，“性別”似乎變成了分性別觀察研究的一種認識。從翻譯研究的角度來說，這可以說是個“不忠實于原文的翻譯”(unfaithful
translation)。從翻譯的過程來看，翻譯者總是要追求一種忠實的翻譯(faithful)，通過翻譯將某一概念在原文中的意義傳達到接受的語言中去，以便使其在不同的語言中起到相同的作用。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現實是，在翻譯的歷史上，很多重要的概念從來未能從一種語言準確地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司空見慣的概念如：民主，被公認為是個在全世界普遍使用的國際化辭彙，而其含義，在美國民主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英國工黨中對其含義的認識是基本不同的。因為，儘管這個概念是國際化的，但在不同語境裏會有不同的用法。(Bassnett,1991)。因此，如何看待“不忠實的翻譯”便成為翻譯研究，文化研究的重要話題之一(Lefevere
and Bassnett,1990)。近年來，在女權主義的討論中也出現了對此問題的關注。有人提出，我們最好把翻譯看成是一種不忠於實于原文的挪用過程(Tsing,1997；Scott,Kaplan
and Keates, 1997)。或許，“不忠實的翻譯”問題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了一個另類的選擇，代替那種力圖尋找一個準確無誤的詞來翻譯某個概念的努力，我們可以把翻譯看作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我們可以探索分析翻譯都做了什麼，也就是說“我們要翻譯的不是這個‘詞’，我們必需要瞭解和學習的，是用另一種方法來理解這個世界上的事物”(Overing,1987:76)。
在我看來，與其要全力以赴地尋找一個恰當的詞來翻譯gender，不如將我們的注意力放在gender這個理論概念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是如何被翻譯，界定，解釋，應用的。在翻譯的過程中，它會產生某些變化，而這種變化既不會同英語原來的gender概念相同，又區別於接受語言一方原有的類似概念，創新便從這裏開始了。
解釋gender
對gender的解釋多種多樣，常見的有以下幾種：
1、“性別”指的是男女之間的生理區別。“社會性別”是指男女兩性在社會文化的建構下形成的性別特徵和差異，即社會文化形成的對男女差異的理解，以及在社會文化中形成的屬於男性或女性的群體特徵和行為方式。（見鄭新蓉，杜芳琴，1999
）。
這是一種比較中性的觀點，可以包括社會文化中對性別差異的各種解釋。例如，“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是一種理解；“男主外，女主內”也是一種主張。正如杜潔提出的一個比喻：社會性別像個酒瓶，可以裝各種各樣的酒(見雲南省工青婦幹校第2期專案參與人員社會性別意識培訓”記錄，2003)。
2、引用瓊.斯科特給gender的定義。社會性別是基於可見的性別差異之上的社會關係的構成要求，是表示權力關係的一種基本方式。”(見譚兢嫦，信春鷹，1995）。
這種解釋著重突出了一種權力關係，如有的學者所言：“gender....是一種權利結構。除規範種種之外，權利關係就多了，具體在一個家庭有政治法律的問題。權利和權力power與right，社會性別就是power，只有有了power才能有right，要想有right，就要爭取power”（訪談D，1999）。
在這一小段談話中power與right被反復強調，由此我又想到gender一詞似乎成了女權主義一詞的替代。考慮到女權主義在中國旅行的艱難曲折，將gender作為女權主義的代名詞並不足以為奇。也有一部分婦女研究學者把gender作為女權主義的一部分（訪談G，Z，1999）。“女權主義關注性別背後的社會關係。有時覺得女的為什麼這樣，男的為什麼不這樣？是“大機器”決定了男的要這樣，女的要那樣。有些人要改變觀念，不改變制度，這是不徹底的。女權主義的東西要和社會性別相結合”(訪談Z，1999)。
3、“社會性別意識的思想基礎是人的主體性，它將主體意識引入性別範疇，確立了女性的主體地位。強調女性主體性，不僅要改變女性對於男性的從屬關係，而且要改變女性對於國家的從屬關係。”（李慧英，1999，
p1）
李認為gender在西方向東方旅行中的變形和扭曲，主要是抽離了人的主體性。在她看來“性別意識其實從西方過來的時候，隱含的東西對每個個體的權利和尊嚴，強調人是獨立的、自由的，隱含著一種平等的思想，相互尊重的東西。...她們就接受了從性別視角看男和女有什麼差別，但她們不看男女背後有一種權利。這樣就和國家的許多東西不發生根本性的衝突。….在她那個地方，其實已經有所扭曲了。但在中國，這種扭曲是避不可免的”（訪談李慧英，1999）。
李在這裏提出了通過對gender的解釋，強調婦女自身的主體性問題，並涉及到婦女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儘管gender理論在西方並不是專門來討論“個人權利”的理論，我在這裏要強調的一點是，當一個理論旅行時，它的意義多少是會誤讀的。這是思想與理論從一地到另一地的歷史性轉變的一個組成部分(Said,1984)。我們要關注的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誤讀？
在此，讓我們對gender在拉美和中國大陸旅行中的不同境遇稍稍作一下對比。95世婦會前後，拉美婦女運用對gender的翻譯，解釋，與天主教會進行了一場尖銳的鬥爭，其目的是爭取與拉美婦女有切身利益的各種權利，如：人工流產合法化，承認同性戀，單親家庭等(見閔冬潮，2003)。而在中國大陸，對gender的“翻譯”，解釋則與婦女的主體性，婦女的社會，政治權利(如：婦女的貧困化，農村婦女的土地分配權，村民選舉中的性別平等，女童教育等等)等方面相關聯。對gender概念的不同解釋或誤讀，我想可以從兩點來解釋。一是，世界上沒有單一的gender概念的定義。Gender可以服務於多種多樣的目的。只有在特定的歷史和語境中才能理解其意義。在實踐中，在一定的策略的運作中構成各種各樣的gender(Scott,
2000)。二是，gender概念如同許多其他的理論，沒有單一，明確的“起源”，與不會有明確的終點。我們所見的總是在不同的地方，與各種不同種族，民族，階級，性向，語言和文化的交鋒中產生的意義。
問題與挑戰
在gender概念旅行到中國10年之後，觀其所到之處，引起的變化不能說不少，欲往前行，下面幾個問題與挑戰是必須要面對的。
1 與性脫鉤的gender
Gender如何成了social
gender(社會社會性別?)
2001年，筆者接到國內某高校婦女研究中心做的一份英文的研究計畫，其中多處出現social
gender兩個連在一起的字。我猜想，譯者可能不太清楚gender概念的含義，可能知道gender是性別的意思，那麼社會性別就自然成了social
gender。豈不知，gender本身已經是在指涉與性有關的社會方面的問題。在此，我無意批評翻譯者這種畫蛇添足式翻譯，但其背後顯露出來的問題倒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在gender概念的“發源地”，30多年來，對sex與gender進行著反反復複的討論，但當它旅行到中國之後，便“失去”了它原有的一些意義。Gender或是變成了sex的代名詞，或是成為與sex關係不大的社會關係與制度。
當gender概念在90年代旅行到中國之後，便成為婦女/性別研究領域的流行辭彙。經常看到的表述是：生物學上的性是不變的，社會性別是變化的。很少有人提問，為什麼生物學上的性是不變的呢？生物學上的性，身體又是怎樣表述的呢？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誤讀？回顧當初gender概念到達中國之時，出於對本質主義的警惕，“旅行者”們強調的是gender的社會層面，gender與sex的分離，而忽略了在其“發源地”多年以來對這二者關係的討論，以及在80年代之後對這個對子的分離與對立的批評與反思。其結果，可能將中國婦女研究中並沒有充分討論的性與gender的關係，性與婦女的個體，主體意識等關係又封存了起來。理論上的這種“跨越式”發展，使gender領域橫空出世。由於甩掉了性，身體等“自然”方面，又使諸多的研究領域流失。於是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性科學留給了醫學界和男性為主的性學；“身體”留給了“美女作家”的身體寫作，等等。這種將性與gender硬性分離的做法，又會有助於男女兩性完全是由生物性決定的觀點由後門進來，而這正是女權主義的gender理論所要反對的。近來，經常看到有男性性學專家呼籲女權主義對性學的研究。直到最近，終於看到有些學者注意到了這個方面的失缺(榮維毅，2000；黃紀蘇，2003)；也有學者開始探討在中國割裂了性與社會性別關係所帶來的一系列理論與實踐的問題(李小江，2002)。
2 社會性別：一個難以理解的概念
義大利歌劇變成雲南花燈戲
有人提出，社會性別一詞讓人覺得晦澀難懂，對於從事研究和發展工作的人來說，也許並不十分困難，但對於基層的專案實施者來說，就很難理解。如果後者不能對此詞識別和認同，社會性別就很可能變成陽春白雪，“那麼，社會性別與發展便有可能成為少數人自彈自賞的‘義大利歌劇’”(向躍平，2002,p.258)。
問題是：欣賞不了“義大利歌劇”怎麼辦？
人們自有其變通的辦法。在筆者和雲南GAD小組對雲南省婦聯系統社會性別培訓所做的調查中發現，在省，州一級的幹部中，通過培訓學習及參與婦女與發展的項目，對社會性別概念普遍持一種接受與歡迎的態度。但當她們與縣，鄉，村婦聯，地方政府及基層群眾接觸時，社會性別這個詞大多變成了“婦女與發展”，“男女平等”等一類人們所熟悉的話語。用她們的話講：到了村子裏，對老百姓就得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訪談Q，Y，2003)。
這一過程，像是把義大利歌劇改編成了雲南的花燈戲。但問題是，如果gender的話語不能使大眾所理解，接受與交流，也就會減緩，甚至停止這一概念的旅行。
再進一步看，目前，gender概念大多隨著發展項目旅行到發展中國家的欠發展地區，與該地區的婦女運動發生著緊密的聯繫，因此，理論旅行的不同“路徑”是必須要考慮的另一重要問題。在學術界，理論旅行主要關注的是新概念的轉換與接受；而在婦女運動中，理論必然要與基層婦女的日常生活，多種多樣的社會運動發生密切的聯繫。在有關理論旅行的研究文獻中，對這方面的研究還很欠缺。Millie
Thayer對女權主義在巴西女權主義SOS組織中旅行的研究中認為，社會運動與理論的聯繫主要是通過話語，而這種對社會實踐的想像與言說的話語經常是破碎的，有時甚至是矛盾的，但社會運動的思想與行動便建立在此話語之上（Thayer，2000）。這種話語不但與其他話語相連，而且與各種社會實踐相接。那麼，在中國大陸，提到婦女理論的話語,
我們就不能不關注…
3 社會性別與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關係
不對話，不爭論似乎是中國理論界的特點之一。Gender概念來到中國大陸之後與原有的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也處於這種局面。一端是雙方的互相排斥，另一端則是將二者混為一談。但近年來，對立的情緒逐步減弱。人們已經認識到，雙方都在推進男女平等(李慧英，2002；榮維毅，2003)。從我在2003年回國參見會議和社會性別培訓班與大家交談的情況來看，絕大部分人認為社會性別與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在其主要方面並不矛盾。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主張男女平等，社會性別強調的也是性別平等與公平。但問題是：既然如此，那麼在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為主流的婦聯系統為什麼還要做社會性別培訓？為什麼它會受到大多數婦聯幹部的歡迎？(當我們在訪談這些婦聯幹部，進一步追問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與社會性別的異同時，又似乎很難找到答案)。種種跡象表明，當gender概念旅行到中國之後，缺乏與包括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在內的原有的理論的對話與討論，然而，這是個早晚都要作的功課。可喜的是，近來，已開始了在這方面的探討(見榮維毅，2003)。
事過境遷，gender理論的始作俑者之一瓊.斯科特近年來也在講演和文章中反思了gender概念在跨國女權主義之中的作用。她認為，gender和feminism是全球化單向道交流的一個範例。它們是“美國製造”（Made
in the U.S.A.）。實際上，即使在其發源地，gender和feminism也沒有單一,
純粹的起源。拿gender為例，有的女權主義者就把性差異（sexual
difference）作為一種先天給予，在此基礎上gender系統得以建立。也有的女權主義者將性差異作為gender歷史上的多種話語實踐的影響（Scott，2003）。Gender概念發源地既是如此，那麼，當其旅行到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時也就很難作出什麼“確切的”翻譯。因地，因時，因人而異的翻譯便在所難免。
我們看到gender概念旅行的過程也是個“翻譯”的過程。這裏的翻譯，除了指語言上的翻譯之外，還有象徵比喻的意義。翻譯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地對話，協商的過程。令“翻譯者”絞盡腦汁的答案，多不是在字典裏獲得，而是要依靠對當地社會生活的實際瞭解，對兩邊的政治，文化等知識的掌握來重新創造。權利關係隨之而消長，翻譯成了政治社會鬥爭的場所。別忘了重要的一點，除了“翻譯者”之外，參與這一過程的還有眾多當地的“讀者”。
為什麼gender概念在90年代會大規模地旅行到中國？首先是與世界接軌的95世婦會為其進入開了綠燈；同時，日益明顯的性別分化則是其內在的需求。眾多的國際組織，基金會為其旅行提供了大量的資金與便利。然而，在與世界接軌的熱潮過去之後，或許值得思考一下，我們都與哪個‘國際’什麼樣的‘世界’接了軌？有哪些國際世界，我們還沒有接上軌？除了和外邊接軌之外，還得想想如何將這些旅行來的理論概念和當地的社會文化接上軌？此外，瞭解在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跨國女權主義運動的這個片段，也是我們超越接軌心態的必經之途。
引文：
陳慕華(1996)“加強婦女理論研究，推動中國婦女解放事業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載<中國婦女報>，1996/12/16。
高小賢，江波，王國紅(2002)主編<社會性別與發展在中國：回顧與展望>，陝西人民出版社，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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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對“理論旅行”概念的分析，請參見我的另一篇文章“一個旅行的概念gender(社會性別)”；劉禾<語際書寫>，上海三聯，1999；詹姆斯柯利弗德“關於旅行與理論的劄記”，載<視界>，第8輯。【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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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80年代國外的女權主義理論如何“旅行”到中國的問題，需作專門的研究，在此無法作深入的探討。【回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