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
陳陶（唐），《隴西行》
一、 前言：
不論是有感於以軍事手段解決衝突的不智，還是不忍戰火中的生靈塗炭，抑或是不願在軍事動員裡失去個人自由，相信多數人並不會期盼戰爭的最終降臨。因此，「和平」往往被標舉為一種普世的價值，鮮少有人會否認它的珍貴。這也是為何在台灣，所有關乎此次「6108億軍購」的種種論述都高舉著和平大旗，聲嘶力竭。然而，愛好和平並不意味著和平的終將到來，換言之，「愛好和平」與「如何實踐和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而正是實踐方式的歧異，切割出「支持軍購」與「反對軍購」的鮮明立場。因此，當多數「支持軍購者」與「反對軍購者」都自詡為和平之士，則評判其優劣的方式，就應該避免捲入「愛不愛和平」的爭議，以至掉入「愛不愛台灣」與「是統是獨」的漩渦，相反地，是必須針對各造所提出之實踐和平的不同手段進行檢視。
基於這樣的認知，本文的企圖在於嘗試爬梳那些圍繞在「6108億軍購」此一議題的相關論述，概述其主要內容，反思其可能缺陷，最後試圖指出台灣和平運動所不能忽視的某些課題。
二、辯護！--「6108億」為何重要？
讓我們先從支持軍購的相關論述談起。今年十月份左右，執政的民進黨公布了一份以「有實力，才有和平」為標題的文宣。大體看來，這份文宣認為：面對中國積極擴充軍力的客觀事實，及其施予台灣的武力威脅，使得台灣不得不謀求自身防衛能力的加強。因此，6108億的必要乃因我們必須增購潛艇與反潛機以突破中國可能的海上封鎖，也必須購置愛國者飛彈以對抗中國可能的導彈攻擊。同時，該份文宣也針對反軍購團體的批評做出回應。例如文宣中指出，即便立法院通過6108億的特別預算，國防預算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依舊低於3％，相較於以色列的8％、新加坡的5％與南韓的3％，台灣的國防預算並無不合理之虞；而對於6108億將排擠社會福利與教科文預算的指控，文宣中更指出，民主化後的台灣是社會福利與教科文的支出在排擠國防預算，而非國防預算對前述兩項產生排擠，而這不僅造成國防預算佔總預算比例的年年下滑，也導致國家安全終至出現了漏洞。因此，該文宣強調，「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能一昧討好民眾，只重視社會福利，而棄國家安全於不顧。」（民進黨，2004）換言之，6108億軍購不僅正當，因為它是保障台灣安全的必要手段；也至為合理，因為就統計數據看來它並非是荒唐的決策。
除了論證軍購的合理與正當，另一類贊成軍購的論述主要將焦點擺置於：揭露反軍購團體的不一致性。例如台灣智庫國際事務部主任賴怡忠就指出，如果反戰運動或和平運動的意義在於「堅持所有的國際爭端不應以戰爭方式解決」，那麼反軍購人士就更應該把批判的對象鎖定於中國的整軍備戰，因為正是中國的軍事擴張，及其始終不願意放棄以武力解決台海的問題，才使得提升台灣的防衛能力殊為必要。換言之，只知批判台灣的軍購，而不思抨擊中國的威脅，即是一種邏輯不一致的徵候，從而背離了和平反戰的最高原則。況且和平的追求不能僅僅維繫於對中國終將釋出善意的主觀期待，而不顧自身防衛能力的有效提升，否則台灣將無法因應中國最終採取武力選項解決台海衝突的可能。而當「可能」因為台灣國防力量的薄弱而加速「實現」，則政治民主，社會正義這些反軍購團體的道德訴求，也將在戰火的摧殘下與中國專制的統治中成為泡影（賴怡忠，2004）。換言之，對於支持軍購者來說，反軍購的結果不僅不會帶來和平，反倒會造成戰爭的提早爆發；不僅無法促進社會正義，反倒會造成社會正義的最終淪喪1。
從證成軍購案的合理正當，到攻擊反軍購團體的言行矛盾，這構成了執政團隊為軍購預算辯護的修辭（rhetoric）基礎。此一修辭的邏輯如下：如果問題的起源在於中國的武力威脅讓軍購有其必要；如果軍購本身絕非一項不合理與不正當的政策施為，那麼「再怎麼野蠻，也不能杯葛國家安全！」（自由時報，2004c）；同時，當反軍購團體只思抨擊政府，而不願批判中國，那麼原因就必然是心態與立場的可疑，於是「反對軍購就是反對國家安全，就是與中國唱合！」（中國時報，2004）
然而，政治修辭的猛烈從不意味著所持看法的必然正確。首先，雖然特定的統計數據看似合理化了贊成軍購者的相關論述，但不同的統計數據卻會立刻剝蝕這些論述的論證效力。例如，當「有實力，才有和平」認為社會福利與教科文預算的逐年增長正擠壓著國防預算的合理空間時，另一份由立委高金素梅提出的數據，卻指出了原住民族在就醫、就業以及就學上面臨的困境，與政府以公共政策進行扶持的始終不足（高金素梅，2004）。進而言之，如果社福政策的目的在於矯治弱勢者面臨的困境，那麼原住民族所遭受的不義，不正推翻了「有實力，才有和平」中關於「政府不能只重視社會福利，而棄國家安全於不顧」的論調，因為實際的情況極可能是作為弱勢團體的原住民族並未受益於所謂社福與教科文預算的提高，也可能是所謂的社福與教科文政策從未照顧到原住民族此一弱勢者的切實需求。而以統計數據論證台灣國防預算的合理，也面臨著類似的反例。例如，立委蘇盈貴以國防預算佔政府稅收的比率為指標就指出，如果以台灣國防預算約佔政府稅收20％的現況進行比較，那麼此一比率將是美國的兩倍，英國的二點五倍，其他各國的五至十倍（蘇盈貴，2004）。而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所提供的數據則顯示，台灣從西元1996年自2000年累計的軍購總額，更以122.81億美元高居世界第一（轉引自Burrows，2004）。叢爾小島，竟有著如此鉅額的國防支出，其合理性不禁令人質疑。其次，贊成軍購者或許有力地拋出了對於反軍購者「邏輯一致性」的詰問，亦即，反對軍購者若要高舉和平主義的大旗，就不能僅限於對政府的批判，更要對中國的威脅進行指控。然而這樣的觀點，並不能支持反對軍購者「與中國唱合」的政治修辭，畢竟不去抨擊中國的威脅並不等同於反對軍購者必與中國的立場相合，更不意味著反對軍購者因而失去了批判時局的政治自由。
三、抗議！--「6108億」為何不當？
前述贊成軍購者的論述缺陷，無疑地成為反對軍購者論證其觀點的根基所在。大體而言，反6108億軍購之論述主要由以下三點構成：首先，反對軍購者針對6108億的內容進行檢視，繼而質疑政府所購置的武器是否真能滿足台灣的國防安全。其次，反對軍購者以對社會正義的關懷為核心，指出6108億的軍購預算必然因為政府的資源有限而造成預算的排擠，以及相應的更為惡化以公共政策實踐社會正義的所需條件。最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在於，反對軍購者根本上否定政府藉由充實軍備以維護台海和平的整套思維，並指出唯有透過兩岸間廣泛的對話與合作，才是維繫和平與追求和平的應有方式。
關於反軍購論述的第一項要素，「民主行動聯盟」與「反6108全國大聯盟」曾在其共同發表的「反6108軍購萬言書」中指出，此次軍購案中所欲購置的愛國者三型飛彈、P3-C長程反潛機與柴油潛艇，事實上並無法滿足台灣的國防需要。例如，該萬言書認為，由於愛國者飛彈從偵測到攔截共需五分鐘的時程，因此台灣海峽過短的縱深根本就無法提供該型飛彈充足的反應時間。而同樣由於海峽縱深的過短，也使得P3-C反潛機在未來必須面對中國防空武力的巨大威脅，以致根本無法發揮預期的效用。此外，針對佔軍購比率最大額度的柴油潛艇一案，該萬言書也強調，以其生產到交貨所需之十到十五年的時程來看，如果兩岸關係持續惡化以致戰火提前爆發，那麼四千多億的花費即等於一種多餘。又如果兩岸關係能夠在這十年間產生和平的契機，那麼四千多億的花費就成為一種浪費。況且美國政府索價的高度不合理，更使得潛艇預算的規劃令人難以信服。因而在細究6108億軍購的內容之後，該萬言書認為，6108億軍購案「並不符合台灣的軍事安全需要，更不能確保台灣的安全。它是軍火投資的錯誤，更是軍事裝備的不當規劃。」（張亞中，2004a）
順著前述對6108億具體採購項目的質疑，反軍購論者開始以追求社會正義的道德高位，論證其第二項主要的觀點。此一論點的前提在於承認，政府資源的有限，將使得特定部門預算的提高，必然導致其他部門預算的縮減，換言之，6108軍購無疑地將造成預算的排擠效應。例如，一份由社運團體「非戰家園」所提出的估算就表示，當6108億不用於軍事採購，而改作其它用途，那麼這將可使「拖了十年仍無法啟動的12年國教可以做十輪；年度100億的環境保育預算可以支用60年；發展公民意識的社區大學運動可以持續6000年；每年2億元的社區總體營造經費，可以持續3000年；6000億可以補助台灣一百萬名弱勢者一百年的健保費；提供三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200年；低收入戶就學生活補助超過700年；6000億可以蓋2000個原住民文化會館，600個蘭陽博物館，120個古根漢博物館，70個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還可以讓台灣四大都市都享有便捷的捷運系統。」（非戰家園，2004）而除了指出6108億對於改善福利民生的效用，反對軍購者更強調，在政府整體負債已高達9兆的情況之下，如今若又必須以舉債的方式籌措軍購的費用，那麼這將使得一般人民與弱勢團體在未享有適切的社會福利與公共建設之前，竟已被迫替政府揹負更多的債務（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2004）。
至此，反軍購論述大體推翻了贊成軍購者的諸種論證，亦即以台灣軍事安全的無法滿足，否定6108億軍購的合理性；以此次軍事採購將對社會正義形成的戕害，直指此次軍購的不正當。
對6108億軍購預算之合理性與正當性的有效質疑，使得反軍購論述得以著手進行其第三項觀點的鋪陳：亦即拆解那些支持軍購者以提升國防實力穩定台海局勢的思維，並提出自身對於如何實踐兩岸和平的具體建議。大體而言，反軍購論者並不怯於承認，以中國近年來國力的快速增長，與台灣在客觀資源上的劣勢，將使得6108億軍購此種備戰止戰的思維，首先是肇使台灣掉入軍備競賽的牢籠與自我耗盡的泥沼，最終是使贊成軍購者所宣稱的和平目的無法達成。同時，反軍購論者也質疑，如果贊成軍購的目的真是為了促進兩岸和平，那為何執政團隊又要以諸如「你打台北我打上海」的語言升高兩岸的對峙（蘋果日報，2004）？要頻頻遊走在台獨建國的邊緣試探中國最敏感的神經？因此，對於反軍購論者而言，既然6108億軍購無法達成和平的目的，且當軍購執行者善用之政治修辭明顯地對台海和平形成威脅，那麼至為重要的課題即是提出另一種促進兩岸和平的思維與方法。在其中，「以對話合作化解干戈」無疑地成為反對軍購者思索此一課題的核心預設。例如，「非戰家園」就強調：「我們應該向中國社會展現追求和平、追求兩岸正常化發展的決心與意志。化被動為主動，採取積極作為，與中國進步團體進行對話合作，爭取中國人民認同台灣作為一個華人社會所奮鬥積累的民主價值。」（周聖心等，2004）而另一個民間團體則是在其草擬的「兩岸和平綱領草案」中，呼籲兩岸應嘗試達成某種形式的和平協議，並在舊有之獨立與統一的框架外，構思兩岸雙贏的「統合關係」，或其它較具前瞻性的發展模式（兩岸和平民間推動聯盟，2004）。另外，「反6108軍購大聯盟」總召集人張亞中教授則是參照「歐盟」的經驗，更為具體地建議兩岸的互動有必要先擱置主權的爭議，改以「整個中國」、「兩岸平等」、「兩岸治理」、「兩岸統合」與「兩岸三席」為互動的原則，並以人民的福址為最終的依歸。而兩岸的交流應該先從「經濟」、「科學研究」與「社會安全」等領域的合作著手，並透過重疊認同的摸索，最終朝向建立「兩岸共同體」的「超國家架構」來追求彼此間的互利共榮（張亞中，2004b）。
如果當代社會的規範準則，在於強調以制度來調節衝突，以對話來溝通歧異，那麼我們難以否認反軍購論者確實為人們指出一條促進兩岸和平的較適路徑。只是願景的提出並不等同於願景的達成，在實踐過程的必然荊棘裡，筆者以為，一個反軍購論者所將立即面臨，且必須構思解決的困境即是：中國的敵意該如何化解？針對此項困境，或許有些反對軍購者可以辯稱，只要台灣領導人放棄挑釁的言辭，那麼中國的敵意就能被有效的降低。然而，這畢竟是一種過度一廂情願的說法，因為挑釁與否可以是客觀的判斷，例如炮打上海就絕對難逃挑釁的罵名；但挑釁與否也可以是主觀的認定，例如當多數台灣人民認為其現階段「福址」之所繫，在於以理性討論的方式重新制訂一部符合台灣實際需要，且有助於民主鞏固之憲法，那麼對中國而言，這究竟屬不屬於一種「分裂祖國」的罪責？這究竟符不符合對台動武的要件？況且，以台灣參與國際社會所慣常遭遇的打壓，以及中國部署對台導彈的客觀事實，片面要求台灣領導人謹言慎行以降低中國敵意，確實也令人無法完全信服。換言之，反對軍購者根本無法佯裝：這世界只有挑釁的台灣當局，而不存在著可以隨時主動展現敵意並挑起衝突的中國政府。同時，當平等必然預設著相互尊重，那麼敵意不除的結果，即讓以「兩岸平等」為前提進而追求兩岸統合的整套構思淪為學院的高調。因此，倘若和平的願景絕非唾手可得，則一個負責任的反軍購運動就有必要揭露和平進程的各種阻礙，並極力思索相應的可能對策。
四、借鏡？--美國反戰運動的在地挪用！
在閱讀一篇政治哲學家Michael Walzer對美國反戰運動之觀察與建議的文章後，我們發現，美國今日的反戰運動竟與台灣方興未艾的反軍購運動存在著幾許相似之處。Walzer認為，美國公民社會在反對其政府向伊拉克開戰的行動中，大致上存在著兩種方式。第一種立場，乃否認伊拉克存在著一個令人厭惡的（ugly）政權；或者辯稱伊拉克政權也許令人厭惡，但世界上多數的政府也是如此。同時，持該立場的人們也認為，即使伊拉克終至擁有核武，美國政府依舊能夠採取保證相互毀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嚇阻策略（deterrence）加以處理。換言之，倘若第一種立場是正確時，那麼不論是美國政府或是國際組織都將不具有任何攻打伊拉克，以及在其境內進行武檢的正當理據。然而，Walzer認為這樣的立場是錯誤的，因為一個嚴肅的反戰運動，不能忽略伊拉克政府對鄰近各國發動侵略的歷史，也不能忽略伊拉克政權殘害其境內異議份子的血腥事實。進而言之，如果反戰運動是一場倡議正義的行動，那麼人們就不應該佯裝：「在伊拉克境內，根本就不存在著危險的敵人」。因此，Walzer認為第二種反戰的方式毋寧是較為正確的作法。也就是說，正確的反戰方式「必須要承認伊拉克政權的惡行，及其導致的種種威脅，然後致力於以各種非戰性強制手段（coercive measures）處理這樣的威脅」。更進一步來講，正確的反戰運動必須要支持現有的非戰性強制手段，並相信透過改進的嘗試將能使這些手段運作地更趨合理。例如，反戰運動必須支持「貿易制裁」的政策，並努力改進現有的措施以降低伊拉克平民受到的危害。又例如，反戰運動必須支持聯合國的武檢行動，並戮力於倡議多國的軍事合作，俾使武檢行動能夠更為順利的進行。同時，Walzer更強調，反戰運動並不能僅止於對特定戰爭的關注，更要積極地倡議某種能夠有效地擊退侵略、制止屠殺、控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以及保證所有人類都能享有人身安全的國際體制。據此，正確的反戰運動必然是一場困難的持續行動，這不僅在於促進和平的路途中，反戰運動者必須承受非戰性強制手段所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例如再好的貿易制裁都將對平民造成一定程度的困苦；也在於國際組織與國際合作的倡議，首先就必須化解世界各國對其自我利益的過度關注。因此，Walzer指出：「我們需要的將是一個複雜的反戰陣營，其中的參與者必須承認這場運動的困難，也必須準備承受他們為其政治立場所即將付出的代價。」（Walzer，2003）
脈絡的差異誠然使得台灣無法全然複製Walzer的建言，但Walzer的觀點卻也為台灣的反軍購運動指出了幾個思索的關鍵。首先，如果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正確方式，必須在承認伊拉克政府的惡行後，方能邏輯一致地支持各種強制性的解決手段，那麼台灣的反軍購運動也有必要承認中國敵意的存在與正視台灣安全的需要，如此才能不失立場地尋求一個合理之國防政策的成形。畢竟一個合理國防之存在，將促使中國審慎地計算他能為戰火的挑起付出多少的代價。陳真曾在一篇「不反軍購的反軍購運動」之文章中指責台灣的反軍購運動，不過是一場討價還價的戲碼，其中爭執的焦點淪為金額的高低，而終至背離「反軍購」此一詞彙的核心意涵（陳真，2004）。筆者不打算爭論「反軍購」或「反戰」是否具有眾所承認的精確定義，但至少在Walzer的論述中，軍事合作作為促進和平之要角，不正意味著合理的國防支出將成為反戰運動裡的必要之惡？不過，陳真畢竟點出了一個廣泛的現象，亦即台灣多數的反軍購論者確實都隱藏著支持軍購的立場。例如當「反6108軍購萬言書」的執筆者指出，6108億的軍購預算「是軍火投資的錯誤，更是軍事裝備的不當規劃」時，這不正意味執筆者著承認了台灣有著進行軍事投資的必要？換言之，如果反對6108億軍購並不等於反對台灣一切的國防支出，那麼爭執的焦點就應該是：怎麼樣的國防政策對於台灣而言才是合理？換個方式來講，如果我們願意接受「民主決策之正當性的有無，是決定在那些將受政策影響的公民，能否被包容（be included）進決策的過程，以及能否影響決策的結果」（Young，2000：6-7），那麼國防政策作為一個會影響所有台灣人民的決策事項，就必須，也應該，透過公開討論的過程方能底定。其中，公民必須有權利得知欲購武器的詳細資訊，也必須有權利建議合理的軍購選項以及國防政策；甚至當戰爭被訴說成風雨欲來時，公民也必須有權利得悉：「誰從戰爭獲利？誰為戰爭掏腰包？以及--誰將死？」（趙剛，2004）總之，當反對軍購者難以否認在中國敵意的尚存中，台灣並不可能完全地解除武裝，那麼反對軍購者就必須在批判6108億之餘，倡議一個強調公民審慎思辨之國防決策過程的建立2。
其二，如果反戰的正確方式，將因運動者需要承受在非戰之壓制手段的推行中，所伴隨的負面效應以及國際現勢的必然阻礙，使其成為一場複雜且困難的奮鬥過程，那麼反軍購論者也有必要意識到促進兩岸和平的困難，並開始實際地構思種種的因應之道。例如，「非戰家園」認為，我們可以藉由與中國進步團體的對話合作，來逐步促進兩岸的和平，然而一個即刻升起的懷疑將是，在中國政治高壓的現況中，究竟我們要如何，又能夠與多少彼岸的進步團體進行結盟交流？還是說在促進兩岸和平的過程裡，反軍購團體也絕對有必要去支持中國社會的民主運動？同樣地，在追求和平的路途中，我們也必須承認在中國敵意的客觀存在下，要以兩岸平等的前提推動彼此的統合將非一蹴可及的理想。因為我們終究必須考量，究竟兩岸的統合是要在民主的原則中進行，亦或只是一種避免戰爭的妥協途徑？針對這些可能的阻礙，筆者無力提出答案，但如果實踐兩岸和平的道路必然荊棘滿佈，那麼提早承認困境之所在，終究有益於構思障礙的具體解決。
其三，如果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的正確方式，在於反戰運動必須倡議國際合作的重要，那麼台灣的反軍購運動就必須超越兩岸的框架，積極尋求國際社會對於促進兩岸和平的支持。例如，陳宜中即建議，反軍購運動應該以促進東亞區域和平為信念，與日本的進步勢力積極交往，而非讓和平的願景斷送在台灣政治領導人與日本右翼鷹派的長期友好中（陳宜中，2004）。又或者，反軍購運動也應該思考，如果以追求主權獨立的思維參與國際社會往往遭受中國的打壓，那麼改以追求和平為主要信念，是否會使台灣的國際參與更能獲得世界各國的理解與支持，以及各種國際非政府組織（NGOs）對台海和平的關心與協助？
五、結論：
在當代各種的和平運動裡，一個被普遍接受的核心預設，即是「以和平的手段來達成和平此一目的」（Miskelly and Noce，2002：253-4）。因此，當反對軍購者的關懷除了在於否定支持軍購的相關論點，也在於構思一套促進台海和平的非戰方案時，那麼台灣此次的反軍購運動無疑地將被歸納至和平運動的範疇之中。換言之，隨著論述的進展，反6108億軍購運動已不僅是消極地反軍購，更成為一個積極提供替代方案的和平運動。然而，正因這場和平運動的成功與否已不再依附於6108億軍購的有無，更是關係到兩岸的互動與國際的支持，則作為一個負責的和平運動，就有必要在指出理想的願景之餘，仔細去揭露過程中的可能困境，以及嘗試去提出種種化解的方法與想像。
作為公民社會的部分組成，筆者誠然無力對兩岸和平的促進提出所謂「最適方案」。然而，如果公民社會之所以頌揚參與以及討論，是因為相信「每個參與者對於其所共同居住的社會，以及該社會面臨的問題，都具有某種自我的看法並欲求教導公眾；因而也預設著，每個參與者對於社會或自然世界的理解皆存在著某些面向的無知；所以就更預設著，每個人皆是帶著某些成見、歧視、盲點或刻板印象而終致迎向政治的衝突。」（Young，2000：77）那麼在初步涉獵這些圍繞在6108億軍購案的正反論述之後，筆者極為願意以一個自詡為支持和平運動的公民身份，訴說幾點個人的淺見：
第一， 筆者贊成，兩岸和平的追尋必須以對話交流的方式取代挑釁對立的積習、替換備戰止戰的思維，繼而構思與追求某種超國家之政治架構的最終建立。
第二， 筆者認為，針對中國敵意存在的客觀事實，反軍購運動有必要積極地
倡議一個強調「資訊公開」與「充分討論」的國防決策過程，並承認至少就現階段而言，合理的國防政策之存在將是台灣和平運動的必要之惡。
第三， 筆者相信，反軍購運動應該藉由勇於揭露那些在兩岸和平進程中所將
遭遇的諸種困境，嘗試性地構思相應的解決之道，如此，方能使台灣的和平運動更具實踐的可能。
第四，筆者以為，反軍購運動必須更為積極地在中國與台灣的框架之外，以追求和平為信念向國際社會爭取支持，繼而讓台海和平的促進成為各國政府與各種國際和平團體所無法忽視並嘗試解決的重要課題。
參考書目：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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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說法亦可參見「彭明敏：反軍購應向中國說」（自由時報，2004a）；「反軍購的結果既損國家也害自己」（自由時報，2004b）【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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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各種和平主義的論述裡，亦有一種觀點認為，即便現實中國家有其國防安全的需要，但軍事的支出與武器的存在，也可以不是國防政策的必要之惡，例如，Gene Sharp就提議一種「群眾性的公民防衛策略」（a strategy of civilian-based defense, CBD
）在此一策略中，國家防衛的主幹將是訓練一般民眾如何對入侵者採取非暴力的抵制手段。換言之，所謂國防政策的核心，是可以超越傳統維持軍事實力的思維，並以訓練一般民眾在面對入侵者時絕對會採取諸如：抗議（protest）、不合作（non-cooperation）、與非暴力的搗亂（nonviolent intervention）等手段，迫使他國必須在入侵前估算代價，或在入侵後面臨無法統治的窘境（Sharp，1996）。【回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