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rteau論歷史書寫的兩個時間策略

劉佳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版權所有

Certeau討論歷史書寫、討論文化書寫的論述中,場域(place)是一個處處可見也往往被Certeau提出討論的的問題。不管是歷史的書寫或文化書寫/再現,在十六世紀之後逐漸透過科學革命進入西方現代的同時,所有學科/學術企求展開對真實(the real)的捕捉,卻同時也因這捕捉而使真實不斷反覆再現,而使捕捉的操作(practice)困囿在場域中。

歷史不是一個時間(time)-或,至少是與時間有關的問題嗎?

一般而言,時間的本質先於人的經驗而存在,它在超越感知的維度中安靜地以一種抽象理性度量著經驗。不管是事件或經驗,只要脫離了此刻當下感知,過去(the past)便成為模糊不可辨認-除非按加上時間的維度來為之定位、命名,並透過書寫加以再現、詮釋那些不管是經驗或非經驗的過去。如此,彷彿便能隨著時間的穿延橫渡過去與未來,成為具延續性的認知,帶領我們得以從此刻攀附著時間與書寫組構的敘事走向過去,或走向未來。

然而,從Certeau對歷史編年纂寫的揭露,剖析出歷史書寫中的操作層面,使得歷史似乎脫離時間的本質,而成為一個空間的問題了-處處是場域戰爭、安置與劃分的問題-歷史的書寫是一個將過去視為它者的建構,在此/彼的場域劃分中,一個書寫主宰的權力爭奪,在已經發生的真實不可能重來之後,再現取代了真實的空間。

當此刻已經發生,事件的發生在發生的那一刻便已經過去之後,不管是以歷史的旁觀論斷位置或僅僅是一個紀錄者回過頭來書寫-透過書寫,時間被建立,也被抹去。時間作為科學計量的時間流原始形態已在書寫或再現中被抹除了。時間一去不返的狀態本就毫無路徑可以追溯,而透過書寫與再現,一個新的敘事時間在文本中被建立。這時間成為場域的結果,它使時間脫離了時間先驗本質而轉化成為空間形式,成為一個被敘事、論述所填充分配的空間。因此我以為,在Certeau的對史學傳統的歷史編年體例的書寫討論中,時間成一個空間問題,此下與過去之間的關係彷彿如空間有著相互定義並定位的關聯性,此時/彼時的對立被具體化為此地/他方的分野,其中有著距離的問題。

事實上將時間放在空間詞彙中來指涉似乎是很常見的:如「距」今一百年前-這樣的說法,便是將時間放置在空間隱喻中來表達,這種表達將時間空間化,以理解時間本身所具之抽象理性度量。然而,在Certeau對歷史書寫的討論中,究竟如何看待「時間」作為歷史其中一元素的問題呢?透過此時/彼時轉換成此地/他方的隱喻中,究竟只是一種將時間空間化表達以作為理解,還是在討論時間再現(如傳統史學的編年體例)時,時間再現本身就是一個空間化的形式?

或者,時間本身並不存在,歷史書寫的再現中,本來就是空間劃分的問題?

本文的目的便是,透過Certeau對傳統史學的編年體例與史料編纂書寫的分析與批評,以及他為打破傳統史學體例所僵化的過去,而提供的一種精神分析式的書寫1,是否得以解決時間被空間化的歷史書寫操作(operation)問題,或者,更進一步地宣告「時間之不存在」?

時間是一個技術問題

在討論歷史書寫的敘事分析之前,在Certeau的討論中似乎不可避免掉時間作為一個技術(technical)問題的討論。這是由於「時間」計量本身原來帶有的抽象理性性格所致。

Certeau的論述中,技術(technology)也是一個主要討論的核心,是自十六世紀以來歷經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而建立起的現代社會所憑依的主要元素。歷經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後,西方世界逐漸步入現代-一個透過技術建立的現代社會。Certeau對於現代社會的反思,不管是在理論或是文化再現,幾乎都可以說是建立在對技術的反思基礎之上。2

人口暴增之後的西方世界,在Certeau眼裡是一個個體消亡的世界。(19841)透過蟻塚般的模型建立起的社會,使得大眾(the mass)成為分層理性的主體,也只有在理性所區隔的分層中,面目模糊如烏合之眾的大眾,才有機會在社會中產生各自的面貌(即,成為複數的the groups)。因此理性分層的機制(apparatus)進入區隔的操作中,而成為一技術管理形式的社會;最後,自由業(liberal profession)的興起對抗技術官僚所壟斷的技術利益集中社會。

當理性分層的機制建立之後,儘管帶有專業的專家企圖透過專業來解放技術官僚的禁梏與管理限制,但卻無法逃脫技術社會誕生以來的技術網絡,反而更加緊密地纏結。在現代社會中產生的分析技術,將日常生活袒露並開放在那些科學流動的邊界上,最後任何人都淪陷在沉默的普遍場所(common place)中,只能不斷地重複做著每一個被制度限定的勞動。

科學實踐以及語言方式藉由技術進入了日常生活3,使得日常生活成為被一系列各式技術軸線錯織的空間,一個充滿戰略(strategies)的場域。在這個場域裡,科學語言帶來如專有名詞(proper name)般的武斷指定意義-日常生活宛如科學過程,反覆實驗建立假說、學說,對日常生活下定義並命名:如按著規律生活才是生活,這樣的武斷定義。更進一步地來說,這種技術理性事實上是從日常生活中產生,並且在建立一整套具系統的科學實踐及語言之後,又復返回日常生活,使得這種理性不斷地實踐、滲透在日常意識中。(19846

在現代技術社會中,「規律」生活是一種被技術-如時間/空間、生產/消費關係所劃分切割的一種過程。事實上,「時間」所帶有的理性特質正好就來自這個技術時代。時間作為一個技術產物,便進入同質/異質的理性區分功能中:切分清晰且等分的時間裡,建立了精確/偏差、理性/失控、常態/非常態之間的對立。

Certeau談論歷史書寫時間的時候,反覆討論一種按表排列式的編年時間,以及這種編年體例的思維與敘事建立起來的虛構城堡;他明白地揭露歷史的書寫不過是一種透過策略建立的論述-歷史是一種時間及書寫策略生產出來的文本,一個虛構(fabrication)的文本。4 

這十分符合Certeau所認為在這種技術分析的社會網絡中的再現問題。Certeau認為再現不只是取代了日常生活語言,或者是「字」、「書寫」作為一種紀錄與發言的專業工具-將日常生活覆蓋;而是再現如何將自己引介入我們的技術之中,與之結合,產生出生產論述的場域。同時,它自己如何透過介入技術之中,對那個生產論述場域產生再認同?這其中便是理性論述生產過程裡的技術操作問題:論述如何透過技術來建立自己的合法性,並且,技術如何操作論述的問題。

然而當書寫在Certeau的討論中成為一種操作技術的時候,時間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呢?歷史是一系列歷史書寫操作程序(procedures)的結果,在Certeau的討論中,決定再現的場所(place)因素(包括機構、學圈、博物館之類的展示場域)在書寫策略中隱匿的同時,被建構的時間-包括因果關係、事件命名等,也都將再現對象的實體隱匿在書寫中。當Certeau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試圖從文本回溯、揭露這些隱匿的同時,打破了編年式的操作,時間是如何地被重新建構起來?5 

事實上我試著認為,在Certeau討論再現時,時間轉換了原來編年形式所帶有的性格。當時間原來被科學理性透過計時器定義時,似乎就帶有直線行進的特質,或許歷史採取編年形式,也同時在模仿這種科學事實定義下的時間。這種直線行進的特質具有幾種連帶性格:如,連續性、因果關係。 然而在Certeau討論歷史編年體例所帶有的特質時,這幾種性格也都透過歷史的書寫策略而清楚展露出來。因此時間在文本中被建構出來的角色,似乎成為一個書寫策略的問題了。是歷史的書寫策略使得時間(因果、連續性)像是存在的,並且就如編年歷史那樣無窒礙地前進,並且昭然若揭,彷彿歷史的書寫因此非關時間,而是一個書寫問題。

Certeau曾經提到,若說「組織一段歷史是與時間、空間都有關聯」這樣的事情是真的,那是因為生產技術的緣故。一個社會認為自己是具有歷史的,那是因為歷史透過生產論述的工具建構了「過去」(the past)。(198870-71)這些生產「過去」論述的工具,不僅僅是一些如考古與史料、事件命名等方法,同時還是一整個體制性的操作結果。這是這整個史學學科體制體制的生產的操作技術。

這些操作技術的首要關係到從十九世紀以來對所謂「自然」(the given)與「文化」(the created)的區分-這兩者並非對立。當人類開始出現生產技術的時候,便透過技術來「更新自然」,在自然不斷地被更新的同時,人類社會便累積出歷史與文化。因此從垃圾、紙張、蔬菜或者永恆存在的冰河等那些天然環境中,人類製造了歷史;人類參與自然,並且更進一步地,從自然中建立自己的環境,人類從附屬於自然的參與角色進而益發積極,透過技術發展而成為有能力將自然囊括成自己的附屬物,從自然中建構出自己的「環境」。(198870)因此自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改變了,透過命名與人類勞動加工的方式,自然與社會之間彼此串結-是自然的社會化,同時自然也提供了社會自然化的空間。

十九世紀的歷史寫作便是一整套透過分析自然的社會化(如石器時代的石頭如何被磨製成器皿及武器)與社會自然化(透過對石器時代的武器石頭進行年代鑑試,便能夠得知石頭距今的時間距離)的過程,逐步地進行史學操作過程,而建構歷史史料,並得到時間定位的理性事實,而成為歷史編年的資料元素。這便是歷史如何成為一個與時間、空間結合的敘事。

在這樣的敘事中,時間被敘事時間取代,真正發生的時間客觀性與其所衍生的因果關係並不如敘事中所述而存在。講述的先後、因果的串聯也組織了敘事時間,儘管事件的發生在科學時間性中有先後發生的客觀性,但卻也未必定義了其間的因果關係。然而透過敘事,這些都可以在書寫中被抹除,重新建構再製。

歷史書寫的兩種時間策略

Certeau來說,書寫與時間都是橫渡千年的東西。當書寫欲求再現過去的真實,並以時間作為刻度定位時,過去便成為一個非場域(non-place)—是一個想像的場域,可能被社會場域的論述所替代的場域。(198868)正是因為對過去的各式再現-包括自然遺物、遺跡與人工的論述、書寫,不斷地把原來沉積在「過去」(將過去視為一個場域)中的真實挖蝕殆盡,並且把再現填充進去,而使得真實透過再現之後更加不可能企及。這是再現的操作,同時也是真實的不可能復返。

因此歷史永遠不可能如普遍所期待的那樣「還原真相」,甚至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述說與再現,反覆地講述之後,真實反而被隱沒了,而成為羊皮紙上第一次寫上的東西。在這種立論下,Certeau認為,對歷史的書寫都是操作的結果而組成的虛構文本:「在一種必然侷限的狀態下,想像歷史作為一種操作,事實上等同於在一個場域(place)、分析程序(procedure)、以及文本的建立(constitution of text),三者相互關係中來理解」6

在這些操作中,還有引用(quotation7的問題。「過去」真實的發生,是沒有作者的;Certeau提到,在科學的修辭學出現之前,是掌握權力的人掌握了話語權力:如只有精英統治者能夠為野蠻人、精神病患、小孩、與大眾來說話,這種權力位階的主宰關係在科學修辭出現之後,看似被解放在人類學、精神病學、教育學與政治學等學科中。人類學告訴我們所謂的野蠻人過什麼樣的生活,精神病學告訴我們精神病患的生成因果,教育學對小孩的分析與教育法則決策具決定性關鍵位置,而政治學則彷彿能為大眾人民述說需求-包括歷史,歷史為已經離開的過去說話。這些都是透過科學程序(procedure)建立起的可信度帶來的話語權威。這些程序把聲音(voices)都引介入權威語言(authorized language)中,讓權威語言替這些野蠻人、精神病患、不會說話的小孩、沉默的大眾與沉寂的過去發出聲音。權威語言引用(quote)這些聲音,加以擷取、詮釋-這便是科學程序過程,這種科學程序過程產生了許多他論(heterologies),這些他論的共同特色便是「企圖去書寫這些聲音」。因此這些聲音從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來,當它們要到達我們、被我們傾聽的時候,必須為自己在被書寫下的文本(the written text)中,找一個位置。

這些操作都是透過場所具現的問題。不管是透過研究機構、研究學圈、圖書館、檔案館等場所的置列與安排,決定了歷史書寫中「此/彼」之間的分際與各自範界;或是在文本中,聲音與書寫佔領文本空間的主權,這些科學程序的操作使得歷史成為一個一個被論述與敘事填充的場域,而時間則成為標示工具,命名這些被轉換成場域的空間。

因此透過空間置排,空間不僅僅只是時間的隱喻表達,同時變成時間具體呈現唯一種過去的它者空間與此刻建立起的相互關係。

西方現代歷史的傳統便在這樣的相互關係中建立,在「過去(past)」與「現下(present)」之間的差異上展開。而在歷史編年的書寫中,不斷地把此下時間從過去中分離出來,並且在各處都不斷地重複這個內在分離動作,結果便形成歷史年表(chronology)這樣的東西,它被年代(periods)所組成,並企圖在年代與年代之間找出關鍵事件、或使某個時代不再繼續的事件時刻點,將它們標示出來。Certeau便認為,每一個「新時代」都提供了論述的場域。(19883-4)事實上不僅僅是新的時代提供了論述場域,那些被標示為舊的時代更是。在標示差異的同時,時間本具的連續性必須產生斷裂,才能產生詮釋的可能空間。因此編年體例儘管看起來是一個具時間連續性的產物,但事實上在不斷地透過標記差異來定位年代的時候,時間連續性的斷裂已經形成,將歷史切分成空間之間的相互詮釋定義-這種對舊時代的詮釋定義同時定義了此刻的時間點。

在歷史書寫中,Certeau提到兩種書寫時間策略:歷史編年的(historiography),與精神分析的(psychoanalysis)。(1988210)這兩種關於時間的書寫策略最基本的不同是在過去與此刻之間關係的想像上:對歷史編年體例的書寫來說,過去與此刻是並置的,它們透過命名與文本空間的領據而在年表中並置而陳,它們之間是一種並置的連續性、帶有相互關聯,並展現因果關係;在歷史編年中,過去與此刻是分裂的,透過時間的斷裂才得以並置。對精神分析來說,過去與此刻之間的關係宛如層疊的鱗狀物,過去就含帶在此刻中,以鱗狀層疊的方式相互嵌合,在其間展現出曖昧的置換關係,到處都有偽裝、逆反、以及模糊的扮裝遊戲。在精神分析式的時間策略中,現下未必是現下,過去也未必在過去的場域中出現,現下裡可能嵌著某個過去形體的逆反或偽裝,而過去則被此刻模糊佔領。因此,在精神分析式的時間策略裡,「時間」的空間並非一遵守直線秩序的排列,而是相互交疊。

當歷史以編年體例建構時,Certeau認為這種體例將產生一種危機:歷史將主宰一個具有歷史意識的社群的思考方法。因為歷史編年中所陳述的「關於過去的知識」都是經過編排的,它的結構性具象到可以扮演國家意識型態的一統角色-甚至也可能統一一個時代的思考方式。(1988137)只要讓歷史意識呈現一致性的因果關係,便得以主導整個國家思考自身定位與自我反射的形象。

相對於那些認為「過去」已經乾淨地被整理得有秩序、片片都好好地擺在資料館中的歷史學家,Freud則透過精神分析建構另外一種書寫時間策略:一種精神分析式的繞道策略:那些已死的、已沉默的過去開始發聲-並非透過歷史學家的書寫中介、也不透過歷史學知識,而是透過文本裡展現的沉默來發聲-以一種偽裝、逆反的方式出現,讓這些來自遙遠他處的聲音在文本的縫繫中發聲。(1988288318319

這種精神分析式的時間書寫策略不僅抹除了集體與個體之間的界線,全都放置在病理學的場域中展示;它在再現文本縫隙中尋找真實的小碎片,透過對這部分真實的追溯,而取得真實的源頭。當然在這類分析中,帶有一些基本的分析方向:如成人生活的決定性因素是連結到孩童時期所經歷的原初場景等。這種時間策略是透過精神分析治療方式,即,對語言文本進行分析-並且將分析者與被分析對象之間關係切分清楚。

這種策略打破了歷史編年體例將歷史視為整體的觀點,同時也打破了歷史編年所建構出的直線時間秩序,創造出另一種歷史書寫文類:一種分析者將自己位置標示出來,而使得詮釋位置變得透明,並且因此取代「客觀論述」。精神分析式的時間策略讓歷史事實上與虛構小說無異-文本中的時間不過展現在符號的書寫連續性中,歷史滿足於滿足於安排這些符號,並從無數被書寫下來的碎片中排列組成一個單獨文本,這展現的是一個書寫的勞動活動建構了時間,而且透過自我投射來創造意識。(1988210

然而透過精神分析式文類,將歷史編年體例的直線史觀轉換為夢的邏輯的操作,仍然將歷史的時間建構問題放置在一種空間論述的脈洛中。透過夢的邏輯所展現的不連續性,打破歷史編年體例中所具有的虛構連續性、因果關係、相互關聯性等,而透過書寫建構出另一套具有分析位置的虛構論述-將原來被建構成有秩序的空間打亂,以另外一種不連續的方式置換。精神分析式的語言透過解析書寫語言裂縫中的否認與悖反、偽裝,而得到另外一種詮釋空間,不再是透過撿拾碎片來拼湊真實,真實是必須循線而生,透過去辨識偽裝、悖反的路徑才得以到達。因此藉由無意識,歷史書寫去除了原來由場域轉換成空間,本來所帶有的延展限制:那些本來在場域中被框架的、不可說的聲音,都會在書寫的路徑中留下痕跡;在延展的他者空間裡,他們透過碎片的線索,循線返回自身。

因此透過精神分析的時間策略,我們可以知道的是,所看見的歷史文本都是透過對真實碎片蒐集而建構起的歷史敘事,在這些敘事中藏有裂縫,分析者必須透過精神分析治療方式來追溯那些裂縫的痕跡,而將那些已經被它者化在書寫文本中的它者之聲,重新復原。

Certeau舉出十八世紀的歌劇,說明被書寫成文本的聲音如何透過聽覺空間再次復返:8歌劇透過音樂與話語的結合,透過音樂作為聲音的重新置入,而使被書寫成文本的聲音以另外一種聽覺方式展現:透過交響樂團合奏的高低起伏與旋律,發聲從它自己本來的路徑逃脫開來,迷路在句法與樂聲的揉合結構中,同時透過音樂旋律破壞了原來書寫文本的語法結構,而使在書寫中被隱匿或片面切割的聲音得以在旋律起伏中重新被聽見。這便是透過精神分析的時間策略而得以追回說話者究竟如何說、佔據什麼樣的空間說,以什麼方式述說的操作。

這個操作策略使人關注到歷史的書寫必須透過對敘事的分析來加以探見。只有透過對敘事的分析,被掩蓋的它者之境才有可能經由痕跡的回溯而重新展現。

敘事的共時系統與操作

在書寫生產中,藉由語言系統而產生的說話與被說之間的關係,是歷史敘事的另一層操作。Certeau認為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生產經濟下,獨立的經濟競爭活動促成了一種社會的普遍理性,這種普遍理性使得書寫生產過程中同時存在生產品(作品)與生產者(作者)兩種元素。9書寫系統將它們的作者放在無庸置疑的位置,並且書寫生產在自由放任經濟中所產生的工具理性則允許這些系統征服並桎梏世界實體,將世界實體都放在這些書寫系統錯織的網絡中,無一刻得以脫逃。

這種新的生產分配邏輯對書寫產生了革命:書寫的作者主體開始發生。人的存在裡存有一種上帝賦予的天賦、同時也具有自身的創造力量-這便是書寫主體-它只書寫,並不說話;它不透過身體的交談便產生了溝通;它是一個作者。這是透過技術系統產生的,一個從書寫系統中產生的技術作者。這個技術作者具有支配權,帶有合法性。只有通過書寫的工具理性而產生的產品,才是被生產出來具有合法性標籤保證的產品。

於是敘事中便產生了命名與作者的問題。有一些制度操作(institutional practice)組織了敘事主體,並且確保敘事中佔有主導地位的元素。同時,敘事中所建立的敘事時間也開始拉開再現與真實時間之間的距離。

在敘事中因為時態(temporalization10的發生,使得原來不可能並存的命題透過時態順序而得以共存並共置在同一個文本中。帶有時態的敘事使得原來透過書寫系統開展的空間有了時間的層次深度,而讓敘事裡的元素具有排列上的一致,並且在語法系統中確保它在科學上是有效的。這種敘事時態的深度使得原來被書寫系統排除的、或對立的,都在文本中得到安置的空間。

歷史編年體例就是建立了一個參考時間表來作為對應的時態。它以年代組織起來的年表作對應參考時間,在文本中介入了時間的想像,並且鋪排了此刻到過去的路徑-並加以逆反,因此在歷史編年體例中,年表扮演的角色往往是從過去到現在的路徑鋪排,並把這路徑轉換成一種時間向量的必然,即,「過去如何形構此下」的歷史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也連結了書寫與實踐之間的關係。

在敘事文本中,書寫帶引時間到達讀者接收的時刻。透過敘事整合敘事元素所完成的敘事時間一致性,使得讀者透過時態的捕捉而能夠跟隨敘事文本閱讀。Certeau認為這種時間的一致化使得敘事無論如何都是在一個「發展」的狀態中,這狀態使得「此刻」不僅僅只是一個時刻點,而是一個在兩端點將延伸到過去與未來的時刻,它隨著年表的排置軌跡延伸,隨著文本書寫發展脈絡的痕跡延伸。因此透過「此刻」作為一個論述的假設書寫位置,使得原來生產文本的場域成為文本生產的場域。

這意味著透過「此刻」的書寫位置以及文本中「此刻」的再現,將產生「此刻」的雙重性:書寫位置與再現的距離使得「此刻」產生了雙面剝離-不僅是敘事時間與真實時間的剝離,同時是再現與書寫位置之間的距離產生了生產文本的空間。然而書寫的「此刻」位置介入,使得書寫的主動性介入,讓生產文本的空間轉換成被文本生產的空間。時態以這樣的方式介入書寫操作:在年表上的標註,將「此刻」放置在一個空間之外,並依附著年表作為行進方向,敘事文本在此刻與「再現此刻」之間的空間生產出論述。

Certeau看來,藉由允許「此刻」被放置在時間中,並且最後在敘事中被象徵符號化,敘事便將自己放置在一個與「開端」之間具有必然關係的位置上,然而這開端卻是空的,是nothing,或著只能做為限制的作用。因此歷史編年體例在敘事上便成為一種截斷與暴力指定的連續性,透過將此刻放置在時間軸上,不僅橫斷出再現與時間之間的空間,同時指定了敘事時間的連續性。

這種連續性得以將原來在歷史中沒有空間的事件放置在歷史時間中,並且透過書寫的去自然化(de-natures),介入了時間的實踐。書寫因此建構了沉默空間,只有被書寫列置的秩序,而沒有時間本身的聲音。

這種書寫的操作,便是將時間視為他論,透過敘事的科學性格來為其發言、發聲,真正的時間秩序則被隱沒在這一整套的敘事論述規則背後,歷史編年敘事成為一種強制形成的假面系譜。時間在其中是被建構的,真正的時間已不可考,建構的敘事時間在文本生產的過程中被加以排置、流動,形成一個具有一致性的描述,建構出歷史的他論。(198890-91

若單單只是透過對歷史的書寫,或許時間在再現中的真正實體根本是不可能展現出來的,它被層層的書寫操作包封了,掩蓋了,並且透過年表時刻點標記,借了時間之型的口來說被虛構出來的話語,以成為具歷史有效性的論述。這樣的操作似乎帶來對時間再現的絕望,透過文本的追溯,時間仍然不可能跳脫書寫的安置,而持續地成為空間的問題,不斷地在空間的具體化隱喻中真正成為「此地對他地的排除」,而劃出理性有效的範圍,將範圍之外的聲音都擱去不論。

然而在Certeau討論旅行書寫的過程中(1988218-219),時間被空間所佔據的情況,似乎有些不同。透過傳教士的旅行,從此地到他地,再回返的過程,旅行者從原初社會到達舊世界,在經歷與舊世界的切斷之後,回到出發地。透過敘事與被敘事建構的世界想像,旅行者彷彿從此刻的現代社會回到原初社會,事實上是歷經了一次從此刻到過去,在由過去返回此刻的歷史書寫路徑。

於是在旅行書寫中,歷史書寫所建構的時間真正被具體化地展現。它以空間再現了歷史的再現,明確地透過空間復返書寫了時間的路徑。

另外,除了書寫時間的安置之外,敘事本身所帶有的虛構性格也是形成歷史時間空間化的原因之一。在Certeau定義的「敘事」中,它與描述不同;敘事不再是一種盡可能尋求逼近「真實」的再現,而是透過敘述歷史而製造一個虛構空間:它從真實離開,假裝逃離此刻。它是一種脫離真實的妙計,同時也是一種「說的藝術」(an art of saying)(1984:79)。

若書寫系統與操作,使得書寫與歷史再現這件事情有了「戰略」(strategies),那麼敘事逃離「逼近現實」任務、並生產虛構空間的性格,便是「戰術」(tactics)了。編年體例的結構經過時間定位的命名產生的文本空間,加上敘事虛構出的深度,使得歷史的書寫被放置在敘事空間與文本空間相交之際,在想像的時間軸上游移,交織出歷史再現。

結論

在對Certeau討論書寫操作、再現、敘事及歷史的過程中,可以逐漸耙梳出時間在再現文本中的形貌。時間脫離了從抽象理性中建構起的精確與等量度量,脫離科學理性設計出的計時器那樣一分一秒絲毫不差、這一分與那一分之間沒有差異的特質,而透過書寫操作建構出時間宛如人的經驗感知那樣,有著不一致的速度與不等分的時間長短感受。然而這種不一致的速度卻又是在書寫的過程中透過敘事的一致性整合而建構出來的。

因此,歷史書寫中的時間始終跳脫不出「建構」的範疇,不管透過技術、敘事或計量,就算是時鐘對時間的計量也是透過科學建構出來的。

或許這意味著時間本質的抽象不可捉摸,就算一分鐘一秒鐘是可以透過石英計時器一分不差地持續計算,但卻永遠是一種無法感知的東西,脫離不了抽象理性建構的禁梏。不管是計時器、敘事,事實上都是在「對抽象時間的具體展現」的基礎上描繪時間,時間本質的不可考與不可再現成為文本再現中最終的缺席。

因此,將時間放置在空間的論述方式裡,或許是一種具體化展現的方式。這種論述方式其實跟Certeau在討論城市中行走時候的立論很類似:現代社會的高樓大廈使人彷彿站在一個全知的位置,全景俯瞰這一切,這全在不知覺中被現代社會技術所囿綁;唯有用步伐足跡才能夠去對抗城市中的現代社會科學理性技術所佈下的挪用戰略網絡。(198497

在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中,一開始的大鐘內部齒輪運轉的特寫,便清楚描述了現代社會裡的理性秩序。若說時間之抽象理性秩序建構自現代社會技術,那麼,一種對時間具體化的展示或許也就成為把時間拖拉出現代社會的理性秩序的唯一出口。只有透過空間化的再現,時間才能夠被感知、甚至在旅行中清楚觸碰那個過去的世界(儘管也是建構的)。或許,現代技術的理性秩序宛如一個大戰略場,而將時間在文本中具體化、歷史描繪中以空間再現,便是一種藉以逃脫理性秩序的大戰略場的戰術位置,而將抽象理性轉化成能夠具體感知形式的同時,也就產生了對抗戰略的戰術空間。

因此,歷史書寫或許是一個跟時間有關的問題。正是因為它與時間如此緊密串連,必得透過空間化的再現,才能夠在脫離歷史編年建構的同時,不被技術理性的時間本質用一種虛構的方式置換。如此,對Certeau來說,精神分析式的時間策略才有實踐的可能。

參考書目

Certeau. 1984.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erteau. 1986. Heterologies: Discourse on the Oth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erteau. 1988. The Writ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hearne, Jeremy. 1995. Michel de Certeau: Interpretation and its Other. Standford,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註釋:

  1. 一種精神分析式的歷史觀,在Certeauthe Writing of History中,在最後一章"Freudian Writing"中提及,當歷史作為一種敘事的時候,所有被閱讀的路徑都已經像是被擺放在櫥窗裡面那樣地安置在一個秩序中,只要我們一接收這文本,那個擺置秩序的操作就已經運作。而Freud的書寫,正是他認為有別於上述歷史作為敘事那樣的操作之外,另一種歷史的可能。Certeau, Michel de. 1988 The Writ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287.回本文

  2. Certeau, Michel de,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xxiii回本文

  3. 更進一步地來說,這種技術理性事實上是從日常生活中產生,並且在建立一整套具系統的科學實踐及語言之後,又復返回日常生活,使得這種理性不斷地實踐、滲透在日常意識中。【回本文

  4. Ahearne, Jeremy. Michel de Certeau: Interpretation and Its Othe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4.回本文

  5. 這一種精神分析式的歷史觀點,主要指的便是一種「使書寫起點開始在他者場域中」,是在歷史詮釋中引介入一種精神分析式的模式。於本文稍後會詳細提及。【回本文

  6. 這一種對歷史書寫的理解,對Certeau來說是一種認識論上的覺醒;他提及,在歷史中每個思考系統都指向場域。然而系統與場域之間的相互指涉對Certeau來說並不足夠,因為正是「書寫」使得實踐進入社會空間,正是被設定好的學科規則組織了實踐的程序。Certeau. Writing of History. p57回本文

  7.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157)回本文

  8.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162)回本文

  9.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p157)回本文

  10. Certeau. The Writing of History. (p89)回本文

 

主編: 柯裕棻陳惠敏(兼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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