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景象：一個是技術官僚的青銅像，往他的手提箱前傾，坐在雙子星大廈腳下的長椅上，或應該說，被兩座樓垮下的灰塵所煙沒，就像龐貝(Pompéi)遺址找到的屍體一樣。它在那裡就像是事件的簽名，一個世界霸權被不可預知的災難打擊後悲愴的鬼魂。
另一個景像則是：雙子星大廈的工作室裡，製作此銅像的藝術家 － 被飛機穿過的身體 － 展示在世貿中心的教堂廣場上，就像現代的聖瑟巴斯田(saint Sébastien)。
9月11日的早上他還在那裡工作，在那他與其作品一起被事件帶走的地方，其作品還預示著這個事件。對一個作品的最高認可正是被摧毀它的事件所實現。
兩個寓言展現一個突如其來，非凡事件，一擊撕破被宣告終結歷史的單調。唯有事件方能享其美譽，切斷某種非事件(non-événement)，在此非事件裡，我們都被世界秩序禁止不得干擾它。
在此將所有功能 - 所有的身體、時間、語言- 都連上網絡以為所有的精神做心理的輸液(perfusion) mental的階段，任何一個小小的事件都構成威脅，歷史本身就是一種威脅。
因此，必須要有發明一種安全的體係，足以預知任何可能入侵的事件。所有嚇阻的策略今日都握有普世的戰略。
史提芬史匹堡最近的電影《關鍵報告》（Minority report）就是一個明例。以天生具有預感的腦袋（預測人(precogs)）為基地，預先偵測到即將發生的犯罪行為，警察突擊隊（預防犯罪小組(precrimes)）攔截並在他赴諸行動之前制伏罪犯。
這是電影《觸靈》(Dead Zone, David Cronenberg)的另一版本：主角也是因為一場嚴重意外後具有預知的能力，最後以殺掉一個政客結局，因為瞥見他未來戰犯的命運。
這也是伊拉克戰爭的腳本：剷除胎中的罪犯，就算其犯罪行為沒有發生（海珊使用大規模摧毀武器）。問題當然不在於此犯罪是否真的發生了，而是我們將永遠無法知道是否會發生。因此，問題在於真實地壓制一種虛擬犯罪。
就推論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在戰爭以外，一種有系統的去設計化(déprogrammation)繁衍，不所有犯罪，還有一切會干擾全球的事物秩序和警察秩序的。
這正當前「政治」權力所總結概述的推論。此非出於某種正面的意志，而僅是一種嚇阻的負面權力，公眾衛生和安全性、免疫性、預防性的警察的負面權力。
此種策略不只運行於未來，也運行於過去的事件 - 例如911事件，其中它試圖以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來抺去休辱。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種戰爭終究是個誘餌，一個虛擬的事件，一個「非事件」。去除了目標和目的本身，這種戰爭只不過是一種袪邪的形式，一種除魔法術。這也就是為什麼它將永無止盡，因為我們將永遠無法終止驅除這樣的事件。說是預防，而事實上它只不過去回顧，它力求於平息９１１恐佈份子的事件，其陰影籠罩著整個全球性控制的戰略。
清除事件，消除敵人，消除死亡：「零傷亡」(zero mort)的強制就是為安全而著魔的強迫性行為。
這種世界秩序所處心積慮想達成的是決定性的非事件。某種歷史的終結，倒不是像Fukuyama所說的，基於民主實現的歷史終結，而是一種預防性恐懼的歷史終結，因為反恐懼而終結所有可能的事件。霸權所施加的恐懼將在安全的訊號之下，施加於其自身而了結。
在此有著一種很兇暴的諷刺；世界反恐佈主義的系統，以內化恐懼獲得終結，將恐懼infliger到其自身並掏空所有的政治實體下場 - 直到反過來對抗它自己的人民。
此乃冷戰和恐嚇均衡的痕跡？可這次卻是無冷戰的嚇阻，沒有均衡的恐懼。或者應該著是一場普世性的冷戰，粉末般地滲入社會與政治生活任何可能的縫隙。
這種權力急急忙忙進入自己設下的陷井，在莫斯科劇院達到戲劇性的高峰，人質和恐佈份子在大屠殺裡血肉交溶。全完就像瘋牛病症候群，為保險起見屠殺整個牛群 - 只有上帝才分得清楚。或像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分不清死者，將他們當做可能的共犯（在電影《關鍵報告》亦是如此，推定為罪犯的，即使事後證明無罪，也在預先就被制止了）。
而事實上此正是目前處境的真理：不管如何，人民本身對權力來說都是一種恐佈主義的威脅。也是權力它自己，透過鎮壓非自願地鞏固了這種共謀。在此鎮壓中的等量關係透露出我們都是權力潛在的人質。
若継續推論，我們可以做一個假設，所有權力的聯結起來對抗所有的人民 - 我們已經在伊拉克爭時淺嘗到了先味，由於它之所以可以發生，乃是因為所有權力多多少少蔽掩的同意，漠視全世界的公眾竟見。而且，如果世界性的示威反對這場戰爭可以給出一種制衝權力的假象的話，它尤其展現出這種「國際社群」面對美國的真實政治的徵不足道。
在此所牽涉的是一個霸權展施其權力的純粹狀態，完全不必憂慮主權和代表性的問題，也涉及一種負面權力的「全面真實」(Realité
Integrale)1。一旦可以代表性拿出主權，一旦存在著政治的理由，權力都可以找到其平衡 - 無論如何，它都可以被打敗或被質疑。然而，這種主權的刪除卻留下的空位給一個毫無節度、沒有抗衡力量的野蠻權力（一種科技的野蠻，而不是自然的野蠻）。而且經過一段奇怪的迂迴，回到原始社會的某些東西。在此社會裡，權力不被承認。依據李維史托的說法，一種沒有歷史的社會。若我們當前所處的全球化社會，在全面性權力（pouvoir intégral）的陰影下，是否又變回一個沒有歷史的社會？
然而，權力這種全面真實也是其本身的終結。一個只立基於預防與事件警察的權力，一個沒有任何政治意願而只致力於趕走幽靈的權力，自己也變成了幽靈且脆不可擊。其虛擬的強勢 - 以程式性、指數性、設計性等詞彙計劃出來的強勢 - 的確是非常完美，結果反而使自己無法進場，否則各種內部的毛病將反過來對抗自己。站在主宰的最高峰，不得不失去面子。
此乃，《權力之地獄》也！
事件的警察本質上是由資訊本身來擔保。資訊打造一個去歷史真實化(déréalisation de l'histoire)最有效的機器。就像政治經濟學是製造價值的龐大機器，製造財富的的龐大機器，倒不是財富本身，而是財富的符號。於是，整個資訊系統其實是一個將事件當成符號大量生產的龐大機器，並將變成在意識形態、秀場、災難等的普世市場(marché
universel)2交換的價值，總之，就是生產非事件。資訊的抽象化與經濟的抽象化相同。而且，就像所有的商品一樣，多虧價值的抽象化，成為在它們之間可以交換的，因此所有的事件也都成為可以在資訊的文化市場上，可相互取代的。事件的獨特性，使它成為事件，無法被減化成編碼轉寫和佈局的獨特性，就這麼簡簡單單的消失了。
我們進入一種領域，在此領域依據它以「實況時間」(en temps réel)被生產和發佈，事件已經不再千真萬確發生，並完全消逝在資訊的真空裡。
資訊層像是一種空間，這裡在掏空事件的實體後，重新創造一種人造重力，再將它放到「實況時間」的軌道上。而在這軌道上，又在歷史性地去活力化之後，將事件抛擲到資訊的跨政治秀場(scène transpolitique)上。
非事件不會在沒有事情發生的地方！
相反地這是一個永遠在變動的領域，沒得喘息的現時化(actualisation)和以實況時間毫無間歇地前仆後繼。結果形成全面性的等值，冷漠以及平庸，這些正是事件零度的特性。
無休止的升級超越，經濟成長或是流行時尚亦是如此。時尚尤其是同時整合了強迫性改變和汰舊衝動的最佳領域。整個時尚模特企業引發一種差異文化，終結所有歷史的連續性。事物不再於歷史的軸線上進展，而是在真空中前仆後繼。論述和影象的泛濫，我們卻毫無防衛能力，只能被減化成像戰爭迫近時一樣無力和嚇呆的等待。
這不是一個混淆視聽和上癮的問題。而是FBI愚蠢的錯誤，天真地想要創立一個假消息機構(Agence de Désinformation)，目的在於操縱和主導 - 全然無用舉動。因為混淆視聽來自於資訊的泛濫本身，來自於其咒語和其狗咬尾巴的重覆，並創造一個真空的認知磁場，一個分離的空間，如像中子彈一樣，將週遭的氧氣都吸光。透過影象和評論的旋轉推進，一切都事先被制服了，包括戰爭。然而也許終究一件事的進行沒有什麼好說的，像這場戰爭完全都依照一個無懈可擊的腳本進行，在達到最終結果的途中，沒有一絲不確定的閃光。
在媒體層我們看得最清楚這種由立即回覆影像產生的事件短路。
資訊永遠已經在那裡。萬一有災難發生，記者和攝影師已經在援救人員來到之前到達。如果可能的話，他們還想在災難發生以前到達現場，若能製造或引發事件最好，這樣就有第一消息。
這種操盤尤其五角大厦帶頭的「事件股市」(Bourse des événement)在達到頂點，將爆炸案和災難像在股市一樣開價叫賣。你和那些不相信的人賭它發生的可能性。
這種投機市場讓我們想起大豆和蔗糖期貨市場的運作。我們大可以對非洲愛滋病的受害者的數量操盤，或對聖安德安斯繼層(faille de San Andreas)賭它崩落的可能性（又是一樁五角大厦帶頭的勾當，以便讓投機的自由市場相信他們的預測能力會比情報局強。）
當然，這與一開始的不法行為只不過一步之差而已：在引發事件發生之前下賭注畢竟是還是最確定的（據說班拉登在９１１前夕在TWA炒過股票。）就像在謀殺他妻子之前先幫她買人壽保險一樣。
在歷史時間中突然來到的事件與在資訊的實況時間突然來到的事件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在避免全球失序旗下，淨化管制市場的流通相呼應於「全球性」的事件，或應該說全球化的非事件：世界杯足球賽，千禧年，黛安娜王妃之死，駭客任務(Matrix)等等。
不管這些事件是否製造出來的，但全都是由資訊網絡無聲的傳染病所操弄，捏造的事件(Fake event)。
法蘭西德．貝納也的分析伊拉克戰爭像是電影理論與實作純然的移花接木。讓我們在折疊椅上豎髮莖癴的，不是「像一部電影一樣」，精確地說本身就是一部電影。從此只不過照著編劇、腳本拍戲不要離太遠。
演員、技術支援和贊助人都俱細彌遺地設計：這是專家幹的勾當。包括消息的發佈以及發佈管道的掌控。終竟，軍事行動的戰爭變成一劇超大型的特效，電影在此變成戰爭的範式，而我們卻把它當做「真實」來想像，其實只不過是攝影藝術存在的鏡子而已。
因此，戰爭的虛擬性不是個比喻，而是在真實在虛構裡的過渡，或應該這麼說從真實到虛構立即的變形。真實只不過是虛擬漸近的地平線。
再說，在這段故事裡進場的不只是真實的真實，也有電影的真實。有點像迪斯奈：遊樂園只不過是個托詞 - 以掩飾整個生活的脈絡早已迪斯奈化的事實。
電影也是如此：今日生產的電影不過是攝影技術形式可見的寓言，征服了所有的東西，社會與政治生活，景緻，戰爭等 - 生命全面編劇化(scénarisée)的形式。
而且根本不用置質電影的消逝，因為電電已經在真實裡上演了。真實在電影的威脅之下消失了，電影也在真實的威脅之下消失了。致命的輸血使得雙方都失去其特殊性。
若我們將歷史當做一場電影 -不論我們願不願意都已是變成如此- ，那麼訊訊的真理則由歷史電影的事後共步處理(postsynchronisation)
，配音和文幕所構成。
不久將在前西德首創一個遊樂園，重建安排已故東德氣氛的場景（稱之為「東德懷舊風」(ostalgie)3）。整個社會就這樣活生生地（它並還沒完全死）被死人悼念。
擬象(simulacre)也不只是因為與時事互相滲透(télescoper à l'actualité)，也是因為給出一個印象「真實」將只有在「實況時間」裡才會發生，甚至不必透過現在和歷史。
結果，這種印象又再變成我們懷舊的對象，而且我們看見歷史的慾望、平反和記念空間(lieux de mémoire)到處開花結果 -就好像所有人都在忍受，我們卻自我強迫滋養這歷史的終結。
歷史，它也超越其自身目的／終結運行。
以前歷史事件有一個定義，法國大革命是其範例，而且事件和歷史概念本身似乎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在此定義下，我們可以將事件分析成連續進程的最強點，而且其不連續性本身也屬於整體辯証的一部分。
隨著世界秩序的囂張猖狂，這種事件的定義已不復往昔。世界秩序排除了所有的意識形態，唯一所關注的就只是網絡與通路的流通。一切啟蒙時代的目標與價值都在此全面化的流通之中消失了，而這些卻曾經是源起。因為曾經有著一個理念、一個理想、一個現代性的想像，但這全都在經濟成長的加劇中消失了。
曾經是屬於歷史的，就像曾經是屬於真實的。
曾經有著一個真實的原則。但這原則已消失，而真實，從它的原則解放出來，卻仍以慣性往前跑。真實以指數的方式自行發展，變成全面真實，毫無原則，毫無目的，卻只自滿自足於全面性地實現所有的可能性。連其自己的烏托邦都吞沒了，超越其本身的目的運行。
然而，歷史的終結並不是歷史最後一個說話的人。
因為，在永續的非事件深處，另一類的事件繁衍起來。斷裂的事件，不可預知，無法以歷史的詞彙分類，超乎歷史理性的事件 -這種事件自己生成以對抗其自身的意象，對抗其自身的擬象。打破媒體輪番上演，枯橾無味的時事，但它不因此表示歷史的東山再起，也不屬於瓦解虛擬核心的真實（像我們所說的９１１）。不在歷史之中構成事件，而是在歷史之外，在其目的之外構成事件。在一個終結了歷史系統之中構成事件。它們是這系統內部的莖癴／激變(convulsion)。結果，它以邪惡勢力的姿態出現，不再是建設性的失序，而是絕對的混亂。
這種在其獨特性中的無法解讀，不下於系統本身在其擴張和事前洩秘一樣誇張得無法解讀。
在此新世界秩序裡，不再有革命，只有激變(convulsion)。就像一個致力於完美的機器，其系統太過完整，不再有危機，只有功能失常，缺陷，岔子和動脈瘤性的中斷。
然而，這卻與意外不同。
意外只不過是個癥兆，一個間歇性的功能失常，一個技術（或自然）秩序的失調，我們還可以預知：這正是當前所有風險和預測政治正在做的。
事件，它是會反擊的，而且透過一個奇異的靈感，在整個系統運轉到頂峰，達到完美時，引入內在的負面性和死亡。它是強權回過頭來反擊自己的模式，彷彿整個系統在構築其強勢時，秘密地豢養一隻邪惡的天才(malin génie)看顧著這種反擊。
正是在此意義下，與意外不同。我們無法預測，因為它不進入任何可能性的遊戲。
馬克思對革命與共產主義的分析提供我們當前處境幾個很好的對照。他也將普羅大眾當做資本終結的歷史承載者 -某種意義來說，他的邪惡天才。因為普羅大眾的日益壯大，資本激發了其自本毀滅的內在病毒。
可是，共產主義的幽靈與恐佈主義的幽靈卻有根本上的差別。因為資本權力的展現是將它所攜帶的分化酵母轉化成一個可見的敵人，一個階級的對手。因此在商品剝削以下，改變這歷史的運動成為一種向更先進資本階段邁進之整合動力。
恐佈主義則在激進的層次上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它不是一個歷史的主體，而是一個抓不住的敵人。如果階級鬥爭引發一連串的歷史事件，恐佈主義則引發了另一類型的事件。全球霸權（已經不全完是資本）處在直接與其自己交鋒的處境。從此以後，它所面對的不是共產主義的幽靈，而是它自己的幽靈。
因此，革命的終結（和歷史總體而言）一點也不是全球霸權的勝利。反而將會是其厄運之癥兆。
歷史曾是我們強烈的假設，一種最大密度的歷史。
轉變相對於一個最小密度，一切都前仆後繼相互抵消，直到重新達到一種全面性的穩定不動的對等值：這種感覺，就算在現今動盪不安的年代還是沒有改奱。
這種全面性的交換，通路、網絡、普世傳播的交換到達一個我們早已超越的臨界門檻，到達其自身的否定，而這已經不在是個簡單的危機，而是一個災難，一個粗暴的內在革命(involution)，尤其在我們稱之為「真實率趨勢下降」(baisse tendancielle du taux de réalité)特別敏感（同樣，資訊的泛濫與長成率趨勢下降相符）。
的零度的價值，在全面性對等值之中。
全球化以為毫無誤差地(sans défaut)制服一切朝向秩序而來的衝突
一但這秩序的設定值(par défaut)，就是將一切都等值於一個加總等於零的公式。結束辯證法，那種正與反在合之中相互解消的遊戲。從此以後，相峙的兩個關係都將在所有衝突的平均化之中相互取消。然而，這種制服／中立化(neutralisation)，將輪到它永遠不會有結果，因為所有辯證解決方案都消失的同時，總是有絕境在步步高昇(montée en puissance des extrêmes)。
不再有漸進的歷史，一種有主導性提綱的歷史，也不會有經由危機解決的調節。不再會有理性的連續性，也不會有衝突的辯證法，只會有絕境的分享。一旦普世(l'universel)被世界性的霸權所摧毀，歷史的邏輯也會被變動的暈炫所刪除。只剩下一個虛擬的全能霸權，與那些深痛惡絕的人面對面的大對決。
是以，世界強權與恐佈主義的頑拮的對峙 - 美國霸權與伊斯蘭恐佈主義現今的較量，不只是這種強權的全面真實與同一個強權全面抗拒之間決鬥之明顯突變。
不會任何和解的可能性，在此對峙的兩造之間也將不會停戰的可能，也不會有一個整合秩序的可能性。
也永遠不會有思想的停戰，因為它深痛惡絕地抗拒著。這種意義的事件也不會終戰：這些事件最多只會罷工一段時間後，又會突然地蜂湧而入。
這在某種意義來說卻很令人安心：善之帝國，若它不能被打敗，也註定將常敗。
必須保留事件的基本定義及其在想像中的影嚮力。其特徵卻是非常弔詭的，令人憂心的怪異：某種不太可能或不可能的東西之突然入：和一種令人憂心的熟悉：它一出現就非常明顯，彷彿已是命中註定，好像無法不發生一樣。
在此好像某些東西來自其他地方，某些宿命的東西，無法預測。就這樣，非常複雜又矛盾，以如此強大的力量動員起想像力。破碎了事物的連續性同時又以令人驚訝的流暢進入真實之中。
這正是柏格森對第一世界大戰事件的感受。大戰其實在爆發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同時像可能發生又像不可能（與伊拉克戰爭之懸疑完全相同），而且同時引發為某種驚愕的情緒發現其發生的可能性如此巨大，從抽象過渡到具體，從虛擬過渡到真實如此之容易。
同樣的矛盾，混雜著愉悅和恐懼，或多或少不願明言的情緒，在９１１事件裡可以找到。
這種情緒，在某件事情發生之前，不論它是否可能，就已經抓住我們。
一般而言，事情的發生必須先有可能性，然後才會實現。此乃邏輯與歷時的秩序。然而，若是如此，就不是一個真正的事件。
這卻是伊拉克戰爭的情況，如此完美的事先準備、計劃、預測、指示與動員，以致於在發生之前就已窮盡所有的可能性。這場戰爭已是如此可能，以致於不需要發生就已經發生了。在此戰爭裡，已經不會有任何事件，已經不會有任何在９１１這個徹底的事件中所帶來的興奮與恐懼，類似於康德所謂壯麗(sublime)之情緒。
戰爭的非事件，只留下一種神秘化與噁心的情緒。
在此必須介紹某種類似於事件形上學的東西，我們依舊可以從柏格森處找到一些線索。
就像他問到一個偉大的作品是否可能出現時，他回答說：不，是不可能的。因為它還不可能，它將成為可能一旦它將出現以後：「一個有天份的人或一個天才突然出現，創造出一個作品 - 這樣真實，甚至因此它這個作品成為回顧性的、追溯性的可能。」
想像置身於事件，這意謂必須要先從無到有地發生某種不可預知的東西，之後我們才能想像成可能的。這正是時序上的矛盾，倒置的時間性決定了事件做為一個事件。
習慣上，我們構想一條降冪線從不可能到可能，然後到真實。然而，決定一個真正事件的，正好是真實與可能同時性地突然發生(adviennent)且對此之想像力是立即的。但是這是活生生事件，活生生時間性的秩序，一種來自於時間深度已完全不存在於實況時間之中。
實況時間，就是對時間所施加的暴力，對事件所施加的暴力。以其虛擬的立即性和其模式的推進，所有時間場域之深度，所有起源與終結之深度被拿掉 - 失去了一直都存在的時間間差，以只為立即和決定性的時間(le temps immédiat et définitif) 。
只要將一切都集中在一個立即性的時事，並加強所有通路和全球所有據點的同時性，以便將時間減少到它最小，最簡單的單元：瞬間(instant) 。此瞬間甚至不再是「現在」的瞬間，而是在其全然的抽象裡，體現時間的絕對真實，以此壓倒所有事件的突然入侵和死亡之可能性。
此乃連續不斷的通訊，資訊和介面互動的「實況時間」：時間與事件最好的嚇阻空間。在實況時間的瑩幕上，只要按照著鍵盤簡單的操作，所有可能的都虛擬地實現 - 也同時終結了它們的可能性。透過電子化和位元化(cybernétique)，所有的慾望、所有的認證遊戲、所有的互動介面的潛在可能性在這裡都已經被預先設計和自動設計了。當所有的這些一下子全都實現的時，就會禁止某種獨特事件的浮現。
這正是實況時間的暴力，也是資訊的暴力。
實況時間非物質化了(immatérialise)過去，也將未來非物質化，將歷史時間非物質化，摧毀了真實的事件：猶太人大屠殺、千禧年將不曾發生，也將不會發生。
它甚至消滅了新聞裡的出現的事件，只不過是立即性傳回的影像而已。
於是，新聞資訊混雜著時事，在場的假象 -這正是實況世界的媒體假象，也是真實事件消失的地平線。
在此出現一個兩難的問題：一旦新聞資訊是受益方(partie prenante)，所有我們接收到的影象在事件的真實上有其不確定性。
但一旦新聞資訊是同時現象開展的受益方又是控告方(partie prise)時，那麼新聞創造事件。是新聞的事件取代了事件的新聞。
事件的歷史時間，感受的心理時間，判斷與意志的主體時間，真實的客觀時間 -所有的這些都同時間在實況時間裡受到質疑。
若昔日曾有著一個歷史主體，一個知識主體，權力主體 -所有的這些都在距離和距離的誇張法被實況時間刪除消失，也在新聞資訊的世界全面實現消失。
對再現(représentation)一切都太晚了，卻沒有人會了解到這個事實。以９１１為例，它首先發生了，然後再才被其可能性和其起因所彌補，被企圖解釋的所有論述挽回。但是再現也和在它發生前的預測一樣不可能。於是，ＣＩＡ的專家掌握了此一爆炸案所有可能的資訊，但是他們卻純然不相信。此乃超過了想像力。像這樣的事件永遠都超過想像力。它也超越了所有可能的因果解釋（也許甚至連因果，根據伊大羅．斯我沃(Italo Svevo)，只不過是阻礙存在世界以其方式存在的誤解？）
因此必須透過新聞事件的非事件才能偵測到抗拒事件的東西。找到某種事件的「活貨幣」(monnaie
vivante)4，並做一個文義分析，以對抗所有評論部署和只會制服(neutraliser)事件的作戲佈局。
只有解脫新聞資訊（和我們）的事件，才能創造令人驚異的靈感。只有這種事件才是「真實的」，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解釋它，一切在想像力裡的才能給予接待。
在我們心中有一種對事件的巨大慾望。
以及巨大的失望，因為新聞的內容令人失望地不如其強大的傳播能力。這種不對稱產生出一種隨時準備撲向任何一個小小意外和結晶於任何一個災難的嚴格要求。而且在某某情境（黛安娜、世界杯）攫住群眾的情緒感染，沒有其他什麼理由。這無關於窺視慾或情緒的發洩。而是對不道德情境的自發反映：新聞的過多創造一種在真實事件無以侖比的不道德情境。自然而然的，我們想要一種極致的事件，一種致命的事件 -以補償被新聞普遍平庸化的生活。我們夢想荒謬的事件，使我們從意義的暴政和因果的限制之中解放出來。我們同時生活在意義過多的恐佈和全然的無意義之中。
於是，在以個人與社會生活的平乏的脈絡之中，過度的事件相當於，根據李維史托，語言中能指的過多：使它以象徵性功能建立起來。
事件的慾望 -非事件的慾望：這兩者無疑同時發生，也都一樣強大。
自此，狂喜混雜了恐懼，秘密亢奮混合了內疚。對不可預知的亢奮不下於對死亡的亢奮，而我們對這兩者都如此地貪愛。
所有的辯詞只不過在掩飾這種曖昧的事件慾望，更精確地說應該是事件秩序的動盪，不管是它是什麼。
完全瀆聖的慾望惡之突然入侵，也慾望以全然無法辯解的事件（像是天然的災害）恢愎一種秘密的規則，以重建善與惡之平衡力量。
所有我們道德的抗議都相匹配於惡勢力自動返回時所產生的不道德狂熱。
黛安娜被說成是「作秀社會」(société du spectacle)的受害者，而我們都是她死亡被動的窺視狂。然而，黛安娜之死所牽涉的是一個比這更複雜的劇本作法，一個集體的編劇，（以曝光來說）連黛安娜自己都不是無辜。在黛妃公私生活實實在在的真實秀裡，大眾當然扮演立即的角色，其中媒體則是介面。獵私生活的攝影師只是個媒介而已，透過媒體這個致命的介面，以及在他們背後，我們所有慾望媒體新間的 -即是大眾也是媒體(médium)，通路和導體的電子。於是不再有演員與觀眾，全都湮沒在同一個真實裡，同一個大變革的責任之中，同一個命運，其實只是一個集體慾望的實現。再一次，我們又離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不遠：我們都是新聞資訊的人質，但我卻隠約地允諾此一人質的挷架。
同時我們又非常強烈地渴望事件，不管是那一個事件，只要是非常的事件，我們也都熱情地渴望沒有什麼事發生，事事物物都在其應該的秩序之中，甚至付出對存在感到不滿的代價，直到這種不滿無法忍受，從此展開突出的莖癴和相反的情緒：狂喜和恐懼。
從此也推展出兩種類型的分析：一個回應事件極端的獨特性，另一個的功能則是將它平乏化，一種正統的思考和一種矛盾的思考。在此兩者之間，再也沒有單純批判思考的空間。
不論我們想不想要，現在的處境已變得激進。而若我們認為這種激進是惡的激進 -倘若此惡是中介調停之消失，以便兩個極端的對峙- 那麼應該為這種處境拿出行動，面對惡的問題。
沒有誰輸誰贏的賭注。
我們都感受到事件與非事件同時的吸力和推力。完全像漢娜．鄂蘭所說的，我們都在任何行動中，面對不可預知的和不可挽救的。
然而，今日不可挽救的已是虛擬對這個世界的支配，科技「檢查」(arraisonnement)的全面掌控 ，已是預防與絕對安全技術的暴政。不可預知留下來我們的只有事件之機會。
再來，就像馬拉美(Mallarmé)曾說過的，骰子一擲並不會廢除偶然 -也就是說，就算它達到機械自動的完美，這最一擲還是不會結束偶然。
一旦無法避免的事件一天不消失，將永遠無法達到科技完美和絕對預防的那一點。
驚愕到令人憂心的事件也將永遠有機會對抗無聊到令人憂心的世界秩序。
最美的隱喻應該是在２００１年九月面對曼哈頓半島安置攝影機的影像藝術家，以便拍下什麼也沒發生的事實，拍攝非事件。
就這樣平乏(banalité)伴隨著雙子星大厦在他的攝影機前爆炸！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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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注：此書的第一章全面性的真實，布居亞解釋：我稱「全面真實」(Réalité intégrale)，一個軍事行動計劃在這世界上横行無阻，一切都變得真實，一切都變得透明可見，一切都被「解放」，一切都實現了而且一切都有一個意義（或說意義的乾淨／專有／本義(le propre du
sens)就是沒有意義。） " La réalité intégrale ", in
Le Pacte de lucidité ou l'intelligence du mal, Paris, Galilée, pp.11-1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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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注：注意布居亞對普世(universel)和全球(mondial)的特殊定義及其差異，見
" le Mondial et l'universel " ,
Ecran total, Paris, Galilée, 1997, pp.175-179.【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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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注：「東德懷舊風」(ostalgie)，這字來自於東德(ost)和懷舊(nostalgie)之組合。【回本文】
-
譯注：關於此一概念請見作者的另一篇文章
" La Monnaie vivante : Singularité du
phantasme", in L'Echange impossible, Paris, Galillée, 1999, pp.155-166.【回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