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希達訪談：「我與自己交戰」（Derrida最後訪談稿） 黃建宏譯，巴黎第八大學哲學博士©版權所有 I 《世界報》於2004年8月18日跟德希達進行的一場訪談，於8月19日刊出，並於10月9日德希達逝世當日下午重刊。 賈克．德希達，74歲，國際知名的哲學家，以特有的高產量，抱病鋪展出他的思維之路。在他位於巴黎郊區希斯－歐鴻居（Ris-Orangis）的居所，接受《世界報》的採訪，談論他的著作、理論導向與路徑。 世：自2003年夏天起，您從未如此頻繁現身，期間不只出版了多本跟您相關及您的新作（譯按：直至訪談前，計有十本著作出版），同時還遊走世界各地，參加了許多以您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從倫敦路經巴黎一直到葡萄牙的寇姆布拉（Coimbra），以及最近的里約熱內盧。同時以您為主題的第二部長片也出爐了（繼Safaa Fathy於2000年完成，極為精采的《再說，德希達》1之後，由Amy Kofman跟Kirby Dick拍就的《德希達》），另外還有許多專號，特別是《文學雜誌》、《歐洲》，還有《雷納手冊》（Cahiers de L'Herne）收集了極其豐富的未發表論文的專輯，預計於秋天出版（譯按：已於十月初上架）。光是一年的時間，如此的產量可謂相當驚人，然而，您毫不怯步，您．．．就是說，儘管您病危之際，確實是如此，您正面對著非常狀況的治療。但我們先不談這些，如果您贊同的話，不論公開或私下來說，我們在此都不是為了清查您的健康狀況．．． 在這訪談的開講之際，我們先回到《馬克思幽靈》（Spectres de Marx, Galilée出版, 1993年）來談。這是您的一本關鍵性、階段性著作，全力專注在一種即將之正義的問題上，它以下述這段神秘的起頭展開：「某人，您或我，趨步向前，並說了：我終於想要學怎麼活」，十幾年之後的今天，關於這「明白活著」的慾望，您又會抱著什麼想法？ 德：其實，這就是關於某種「國際新訊」的問題，也就是該書副標題以及其中心課題所標示的。在「多元政治論」之外，在像是某種新世界國族國家的「世界公民」的說法之外，這本書超前於所有我相信的「多態世界主義」（altermondialiste）的迫切訴求，而且於此刻變得更為貼切。我在1993年時說過，我稱之為「國際新訊」的事情，在國際權利以及制定世界次序的組織（如世界貨幣組織、世貿組織、八強經濟高峰會議等等，特別是聯合國，至少必要修改其憲章、組織以及機關所在－－盡可能地遠離紐約．．．）上，會有大量變動臨頭而降。 至於您所引用的句子（「終於要學怎麼活」（apprendre à vivre enfin）），只在這本著作裡出現過。它首先玩味著，但卻是非常嚴肅地，玩味著它的通識意涵。學習活著，同時也是成熟、教養。斥責某人，為的是告訴對方「我要教你怎麼活」，這意味著，有時略帶威脅語氣，我將要塑造你、看著你成長。接著，這遊戲的矛盾性對我而言變得越來越重要，這嘆息同時也面對一個更為困難的質問：活著，可以被學到？被教導嗎？人們可以經由教學或學藝、經驗或實驗，學著接受，更甚者，學著肯定生命嗎？貫穿這整本書不斷迴響的就是這傳承與死亡的不安。它同樣折磨著父母及其孩子：什麼時候你變得有責任？最終又如何回應你的生命與名字呢？ 所以，這樣說吧，我，就直言不諱地回答您的問題，不，我從未學會怎麼活，但又並非如此！學會怎麼活，應該意味著學會死亡，為了能接受死亡，而學會重視並非針對自己也非他者的絕對死亡性（沒有救世，也沒有重生和救贖的死亡性）。從柏拉圖開始，這就是一個古老的哲學指令：哲理（philosopher），就是學習死亡。 我相信這真相，卻不屈從。越來越不。我根本沒有學會接受它，死亡。我們都是緩刑的續存者（survivant）2（而且以《馬克思幽靈》中的地域性觀點來說，堅持，在一個前所未見的不平等世界裡，將會特別指向上億的生命，不論是人或非人，都是指向那些即使享有「基本人權」卻仍被離棄的人，這已持續了兩個世紀之久，且仍不斷成長，不過首先還是活得有尊嚴的生命權最重要）。但在學會死亡的智慧這件事上面，我仍是儒子不可教也。對於這主題，我尚未學到也無能掌握。緩刑期以加速的方式縮減著，這不僅因為我，就跟其他人一樣，是許多不論是好是壞的事物的承繼者：大多數我覺得互通聲息的思想家，越來越頻繁地死去，而人們就把我當作續存者：甚至代表著某個「世代」，粗略地說，就是六零年代。這些，並不真是如此，不僅招引我的反駁，還有稍帶憂鬱的叛逆情愫。另外，就像某些健康問題也變得迫切，而續存或緩刑的問題也就經常糾纏不清，嚴格來說，以一種具體而無法卸除的方式，存在於我生命中的每一刻，在今天則染上另一種色彩。 我總是對這續存的主題保持著相當的興趣，其意義既不附加於活著也不在死去上面。它是原始的：生命即續存。續存的一般意義就意味著活下去，但同時也是死後存活。關於翻譯，班雅明強調著一種介於überleben與fortleben之間的區分，一邊是死後續存，如著書在作者死後仍得以流傳，或一個父母雙亡的小孩，另一邊則是living on，活下去。所有協助我進行研究的概念，特別是痕跡或幽靈的概念，都與作為結構性相度的「續存」緊密相連，這相度既不出於生亦非來自死。就是我稱之為「原始悼別」，這悼別期待的並非所謂「真正」的死亡。 世：您用了「世代」這個字，這是一個使用上非常敏感的觀念，但常出現在您筆下：如何以您之名闡明世代相傳的事物為何？ 德：我在這裡是以一種較為寬鬆的方式使用這字眼。我們可以是某個過去或未來「世代」的「非時序」當代，對於被歸屬在我這個「世代」的那些人輸誠，自詡為某個變異卻共同的承繼的捍衛者。這說明著兩件事情：首先，應時地對一切的不妥協，堅持從拉康到阿圖塞，中間通由列維納斯、傅科、巴特、德勒茲、布隆修、李歐塔、莎拉．考夫曼等人，所共通的訴求﹔這還沒有列出許多其他同樣令我受惠，尚存的思想作家、詩人、哲學家或精神分析醫師。另一方面，當然就是在國外，可能又更多且更形親近。 於是，我經由換喻描繪著一種書寫與思維上不妥協的倫理學，也就是不同流者（艾蓮．希克蘇稱我們為「不同流者們」（incorruptibles）），在哲學上也不退讓。而且，它不會讓自己被輿論、媒體或是某個不安的讀者群的幻想所恫嚇。這種倫理學教我們不得不去簡化或壓抑。從其中油生出對於考究、弔詭與疑難的嚴格品味。 這種偏愛也仍是一種要求，它不僅連結那些我有點抽象地，換句話說不適當地，召喚的人，或男或女，而且也連結了支撐他們的場域所在。這涉及到一種計畫改革的時代，而不只是某某人而已。所以，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維護並認可這件事。而且今天的責任是迫切的：它召喚著一種堅決作戰的意見，召喚著我們後來稱之為「明星知識份子」的那些人，那些由媒體權力格式化的一般論述，就是玩弄在政經有勢團體鼓掌之間的權力，有時連出版編輯與學院也都列身其中。當然，總是一些自稱歐洲或世界性的團體。所以，抗爭並非意味著我們應該迴避媒體，而是在有機可趁時，發展媒體並使其多元化，喚起它們這些應負的責任。 同時，不要忘記在這個才過了不久的「幸福」時代，確定的是沒有什麼是平和的。差異與異論在這個除了同質性之外什麼都有（就像是「六八精神」這類低能的召集集合了所有）的場域中興風作浪，其中次序這個字或說帶頭控訴者在今天仍常見他們主導著出版與大學。況且，即使這種忠誠有時具有不忠與隔閡的形式，還是必要忠實於這些差異，換言之，繼續討論。我，繼續討論－－例如，布爾狄厄、拉康、德勒茲、傅科，相較於那些出版媒體所包圍的人，我還是對他們抱有極大且更大的興趣（當然，除了一些例外）。我保留這具有活力的開端，不讓它被平板化，或是被降格詆毀。 我對於我的世代所說到的，對於過去當然也是適用的，從聖經到柏拉圖、康德、馬克思、佛洛伊德、海德格等等，我絲毫都不想放棄，也不能放棄。您知道，學會活著，總是自戀的：我們盡可能地活、自保、堅持並化育所有這些事情，這些比自己都來得無限大也無限強的事物，自此，成為這「小我」的一部分，不斷地在各方面越出這小我。要求自己棄絕那些形塑自己的東西、自己喜愛的東西，就是要求著死亡。在這樣的忠實裡，有一種保存的本能。放棄，譬如說，放棄一項格式化的困難、放棄一道皺褶、一種弔詭、放棄一種附加的衝突，因為這不會被了解，或比較是因為這樣一個不知如何解讀、甚至連書的標題都未看一眼的記者，自以為體認到讀者或聽眾無法更了解，或體認到收聽率和生計會因此陷入困境。對我來說，這是一種令人無法接受的偏執。接受這樣的事，就好像有人要我屈從、馴服－－或說死於愚蠢。 世：您發明了一種形式，一種續存的書寫，它符合著這種忠實的急切。一種承繼允諾、保存痕跡與受委責任的書寫。 德：假如我果真發明了屬於我的書寫，那我會使它成為一種無盡的革命。在每個情境中，必須去創造適切的展示模式、發明獨特事件的律法、重視預設和欲想的接收者﹔同時，追求一種能夠確定讀者的書寫，這樣的讀者將會學著去讀（去「活化」（vivre））這過去從未在他處習慣過的書寫。人們希望讀者能夠自此重生，也就是換種方式確定自己：例如，這些將詩毫不含糊地連到哲學上的移花接木，或是某些運用同名化、不可確定以及文字刁鑽的手法－－許多人為了省去純邏輯的必要性，而囫圇吞棗地讀了。 每一本著作都是一套旨在形塑其專屬讀者的教程。淹沒了出版界與編輯界的大量生產，並無法形塑讀者，因為它們以著夢幻的方式，預設著一種已經設計好的讀者。於是，它們終將格式化那種它們事前就預設好的平庸接收者。除此之外，關於忠實的憂慮，就像您說的，在遺留一個痕跡的當刻，我只能使這痕跡變得可以供任何人作為己用：我甚至不能特意地將它頒授給某個人。 每一次，只要我們想要忠實，我們就正在背叛我們宣稱的她者的獨特性。當我們寫的是一些具有最大普遍性的著作時，這就更顯得理由十足：人們不知道他們的對話對象是誰，我們發明並創造出形廓，但最終這不再屬於我們。口語或書寫，所有這些離我們遠去的姿勢，會各據一方獨立地發生作用。就像機器一般，或較好一些像玩偶－－關於此，我在《紙機器》（Papier Machine，Galilée, 2001出版）中有較詳盡的說明。在我放下（付梓印行）「我的」書（因為沒人強迫我寫）時，我會變得，在現形－隱形之間，像一個無法教化的幽靈，從未教我如何活著。我所遺留的痕跡既意味著我的死亡，不論即將來到或已經臨至，也同時是使我續存的希望。這並非一種不死的野心，而是結構性的。我在某處遺下一小片紙，我離去、我死了：不可能逃出這個結構，它是我生命的恆常形式。每一次要放手一些事情，我就是在書寫中經歷我的死亡，這是終極的考驗：被人徵收而不知何人，而所托付的就是人們留下來的東西。誰將繼承，又如何繼承？還是會有繼承人吧？這是一個再沒有比今天更該去自問的問題。它從不間斷地困擾著我。 在這個面向上，我們的科技文化時代已經產生極大的轉變。屬於我這個「世代」的人們，更早的人更是如此，已經習慣於某種歷史的韻律：人們以為依據作品的品質，可以明白哪件作品會留存下來或不行留存，一個或兩個世紀，或像柏拉圖這樣二十五個世紀。但今天建檔模態的加速，同時並行的磨損與破壞都在轉化著這結構與傳承的時間性。對於思維來說，續存的問題自此就具有完全無法預見的形式。 在我這個年紀，我已備妥去面對這個主題下最為弔詭的假設：我即時，希望您相信我，有著一種雙重感受，就是一方面，我就談笑直言吧，人們還沒開始讀我的著作，除了確定存在的一些非常好的讀者之外（或許全世界就十幾來個而已）﹔不管怎麼說，以後這些一定都有機會現身﹔但另一方面，在我死後半把個月，也就完全消失無蹤，除了那些法定要捐付給圖書館的之外。我跟您發誓，我打心底，而且直截地相信這兩種假設的存在。 世：在這樣的期待下，存在著語言，而且首先就是法文。當人們閱讀您的著作，我們可以在字裡行間感覺到您付諸其中的熱情。在《他者的單語論》（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Galilée, 1996出版），您甚至調侃地把自己說成「法文最後的捍衛者與解說者」．．． 德 ：它並不屬於我，儘管這是我在自己的佈局下唯一「擁有」的（他又強調了一次！）。語言的經驗，當然，是充滿生機的。因此，致死，跟這一點關係都沒有。生命中的偶然，教我生為一個阿爾吉利亞的法國猶太人，屬於「獨立戰爭」前的世代：有這麼多的獨特性，即使相較於猶太人或阿爾吉利亞的猶太人，都算多的。於是我參與了阿爾吉利亞的法國猶太人那精采的轉化：我的曾組父母在語言上和習俗等等事情上，仍與阿拉伯世界非常親近。 在十九世紀末頒布克雷米優法令（décret Crémieux (1870)）後，隨後的世代便開始了布爾喬亞化：儘管我曾祖母因為反猶太的關係（正值發生德瑞費斯事件），幾近暗渡陳倉地在阿爾吉爾市政府後院結婚，但我的祖母還是用巴黎布爾喬亞的方式（標準的十六區優良教育法，如鋼琴課．．．）教養了她的女兒們。接著就是我父母這一代：鮮見知識份子，特多經商的，不管老不老實，其中一些已經開始了一種殖民狀態的剝削，自詡為都會大品牌的代理商：雖然只是一個十平方米大的辦公室，還沒有秘書，他們就可以為北非的所有「馬賽肥皂」代言－－當然，我簡化了一些。 然後是我這一代（大多是知識份子：自由學者、教師、醫生、法學士等等），在1962年，或應該更早（1949），幾乎所有在法國的人都是，因為我，開玩笑的，「異族」通婚才開始。但卻是以一種悲劇性、革命性、少見而危險的方式進行著。同樣地，我喜愛生命，和我的生命，以及形塑我的東西，其中的重要因子就是語言，這個教養我文明化的唯一語言，法文，也是唯一我會說對它有責任的語言。 這就是為何在我書寫中，存在著一種方法，我不會說那是變態，但在對待這語言上，卻有點過於暴力。一般性的愛，都是通過語言之愛，這既不是國族主義者，也不是衛道者，但它要求著證明﹔以及考驗。我們不會胡亂使用語言，它既存在於我們之前，也追隨著我們。假如我們可以影響語言一些東西，那就得謹慎進行，在不遵守它的祕規下尊重它。就是如此，一種不忠的忠實：當我對法文施予暴力，我對於那些我認為是該語言在其生命與演進中的命令，都是待以非常細緻的尊重。我沒有不帶微笑，有時夾帶輕蔑地，讀著那些以為被毫無愛意地強暴了的東西，就像是法文的拼字或「古典」句法，帶著一些早熟射精的處男樣﹔但那碰不得的偉大法文，卻冷眼旁觀，等著後續。我用了一種有點殘酷的手法，在《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Flammarion, 1980出版）這本書裡描繪著這滑稽的景象。 在法文的歷史中留下痕跡，這就是我感興趣的事情。我賴以維生的就是這股熱情，就算不是對於法國，也至少是對於法於通過幾個世紀不斷混合的東西。我假設，如果我對這語言嗜之如命，甚至超過一些正統的法國人，那是因為我像是個受到接待的異鄉客熱愛著它，而融合到這個語言之中，對他來說就像是他唯一的可能性。熱情與哄抬。 不論是不是猶太人，所有的阿爾吉利亞裔法國人都跟我有同樣的想法。那些來自於大城市的人同樣都是異鄉客：即使他們是壓迫性與規範性的，是規範者與衛道者。這是一種樣式，一種必須去習慣的外衣或習癖。當一個老師帶著法國口音從大城市來，我們反而會覺得他可笑！哄抬就來自於這裡：我只有一種語言，而同時間這語言卻不屬於我。一種發生在我身上的獨特歷史，更加劇了這個普遍法則：語言，不屬於任何人，至少，不是自然地或本質性地。在此，出現了許多關於擁有物、挪為己用與殖民式強制附加等等的幻想。 世：一般來說，您不容易說出「我們」－－譬如「我們哲學家」，或「我們猶太人」。但，隨著新的世界失序漸漸擴大，您似乎越來越不遲疑地說出「我們歐洲人」。像在《另一航向》（L'Autre Cap，Galilée, 1991出版），這本寫於第一次波灣戰爭時，您已預先感覺到自己像是個「老歐洲人」，就像是「一種歐洲混血」。 德：關於此，有兩件事要說明：我確實很難說出「我們」，但還是會說。儘管關於這主題有許多的問題折磨著我，首先就是以色列糟糕而自殺式的政治－－還有某種建國論（因為以色列在我眼裡，已經不能代表多元衝突的猶太主義﹔另外，還有在美國自稱為純正建國論者的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份子。他們的集團勢力在結合美國－以色列政治的走向上，比美國猶太族群還來得大，尚不提沙烏地阿拉伯）－－，而且就算不談這些以及其他許多跟我「猶太性」相關的問題，我是絕對不會否認猶太性的。 我常會在某些場合說出「我們猶太人」，這如此扭曲的「我們」一直是我思想中最為不安的核心，就是我剛剛笑著戲稱「最卑劣的猶太人」的說法。它在我思想中可以視為亞里斯多德曾深刻指出的禱告（或希臘文的eukhè）：它非真非假。而且，嚴格來說是某一種禱告。因此，在某些狀況下，我會毫不猶豫地說出「我們猶太人」，而且也會說「我們法國人」。 接著，從我最早的工作開始，而且是「解構」，我對於歐洲中心主義仍極端地保持著批判的態度，例如梵樂希、胡塞爾或海德格那裡關於各種歐洲中心論的現代性。大多數人認為一般性解構是一種事業，準確地說是一種輕蔑所有歐洲中心主義的姿態。可是，當我最近開始說出「我們歐洲人」，卻是情勢使然而且非常不同：所有足以解構歐洲傳統的，並不妨礙這樣的宣稱，正因為目前的歐洲情勢、因為各種啟蒙、因為這小陸塊的日趨狹隘以及正改變著我們文化的莫大罪惡（集權主義、納粹主義、種族屠殺、集中營屠殺、殖民化與去殖民化等等），今天，在我們，歐洲，的國際政治處境裡，另一個帶著同樣記憶的歐洲，可以（這是我的心願）重整同時對抗美國的霸權政治（如沃佛維茲、錢尼、隆斯費德等等人），以及一種沒有啟蒙、沒有政治前途的阿拉伯－伊斯蘭神權主義（但不能忽略掉這兩個體制之間的衝突性與異質性，並跟在這兩個強硬體制內進行抗爭者進行結盟）。 歐洲進入到擔負新責任的軌道上，我說的並不是現存的歐洲共同體，或是目前潛在許多內部鬥爭威脅的（新自由派）大體展現，而是一個即將來到的歐洲，而且仍在摸索。不論是（「地理上」的）歐洲還是他處。我們所統稱的「歐洲」，有著許多新責任等著它一肩扛起，為了人性的未來、為了國際權利的未來－－這就是我的虔信與信仰。基於此，我不猶豫道出「我們猶太人」。這並非期許組成另一個武力強權的歐洲，去保護它的市場，並與其他強權抗衡﹔而是一個將可以為多態世界主義的某種新政治播種的歐洲。這種新政治對我來說是唯一的出路。 這股力量正在發展，即使它的意圖還非常模糊，但我相信再也沒有任何阻力得以抵抗這趨勢。當我說歐洲，指的是：一個多態世界主義的歐洲，轉化著統治權與國際權利的概念與實踐。並建立起一個真正獨立於北大西洋公約與美國的軍事武力，能夠尊重新聯合國的決議方案，即時介入支援（例如，目前在以色列的緊急狀態，當然還有其他）。這也是人們得以去思考改善某些非宗教性圖像的場域，諸如社會正義、或如歐洲傳承。 （我剛剛說的「非宗教性」，容許我在這裡做個比較長的但書。它無關乎學校裡的面紗，而是「聯姻」的頭紗。我毫不猶豫以我的簽署，支持諾艾勒．馬梅爾（Noël Mamère），即使同性戀者的婚姻，構成這項美國人在上個世紀以「公民抗爭」3為名，所建立的美好傳統的一個範例：這並非挑戰法律，而是以一種更好的律法（不論是即將制定，或已然明列於憲法精神與條款之中）為訴求，違抗某項法定條文。好了，就是在目前這種我認為不正義的法定脈落中，它在其精神與憲章中，顯得虛偽而矛盾－－所以為了同性戀者的權利－－我「簽署了」。 假如我是立法者，我就提出在非宗教性民法中，「聯姻」該詞與概念的消失。「聯姻」，作為宗教性、神聖性與異質性性別價值－－因為生殖的與永恆忠貞的願景等等－－，這是非宗教國家對基督教教堂的讓步－－特別呈現在既非猶太（不應該像上個世紀一樣，將歐洲人加諸在猶太人身上，也不應構成一種存在於北非猶太人幾個世代的義務性），抑非，這我們都知道，穆斯林。因為抹消了「聯姻」這個詞與概念，這矛盾或宗教性與神聖性的虛偽，在非宗教組織中毫無立足之地，我們用一種契約性的「公民聯合」取代了它們，一種在性伴侶之間或無強制規定的數量之間，改良、精進、可塑、貼切的全面性協約。 至於那些，在嚴格意義上，想要通過「聯姻」而結合的人－－我對於這聯姻的尊重是絲毫未減的－－，他們可以在宗教的權威下進行他們的選擇－－或是，他們會因而前往其他可以接受以宗教方式進行同性戀婚禮的地方。其中一些可以依據其中一種模式而結合，另一些則同時並行，其他的既不根據非宗教法也不根據宗教法而結合。徹底地結束婚姻這個括號。（這是一種烏托邦，卻指日可待） 我所稱之為「解構」者，即使當它導向反對某些歐洲的事物，它就是歐洲人，是一種產品，是一種自身同歐洲之間，如基進變質性經驗般的聯繫。從啟蒙時代開始，歐洲便不斷地自我批判，並且在這種可完善化的承繼裡，存在著一個未來的契機。至少我想去期待，而且就是這東西，在明確判決歐洲的論述跟前，激起我的憤怒，就好像它只是個犯罪之地。 世：關於歐洲，您自己不正值跟自己交戰？一方面，您指出911的事件，摧毀了統治權力之間舊有的國際政治原理，於是註定了某種政治概念的危機，意即您所確切定義的歐洲人。另一方面，您持守著一種對於這種歐洲精神的依戀，首先是一種國際權利的理想型多元政治，也就是您所談到的沒落。或是續存．．． 德：必須「揭示」（Aufheben）多元政治（參閱《加把勁！各國的多元政治》（Cosmopolites de tous les pays, encore un effort !，Galilée, 1997出版））。當人們說到政治，會用到一個希臘字，一個往往被視為國家的概念，被連接到國家領土與在地居民的polis形式。不管在這段歷史內部有什麼樣的斷裂，這樣的政治概念仍處於主導地位，即使現在許多力量都正在鬆脫這個概念：國家的威權不再連繫於某塊領土，資訊科技與軍事策略也不再限於領土，而這樣的離域化（鬆脫）確實使得歐洲的老舊政治概念面臨危機。還有關於戰爭、人民與軍隊的兩立，以及國家性或國際性恐怖主義。 但我不相信它必須導向反對政治，對威權也是，我認為在某些情狀下，例如與國際市場的一些世界級力量的抗爭，具有它的優點。這裡再次涉及到一種歐洲的承繼，必須同時保留並轉化。這也是我在《流氓》（Voyous，Galilée, 2003出版）中所提到作為一種歐洲理念的民主，它從不以滿足現狀的態度存在，而總是即將。而且，事實上您總是可以在我身上看到這種姿態，對於此，我沒有作出什麼特別的證明，因為這就是我，我就是如此。 我與自己交戰，這是真的，您們無法得知這戰鬥有多激烈，它遠超出您們所能作出的猜測，我說的衝突性事物，正是這些處於真實張力的事物，組成了我，我因此而生，也因之而死。這戰鬥，有時讓我覺得像一場可怕而討厭的戰爭，但同時間，我清楚這就是生命。只有到了生命休止之時，我才能獲得平靜。因此，我不能說我為這項衝突負責，但我也清楚正是它讓我得以生存，使我提出問題，也就是您重複提到的「如何學會活著？」 世：在您最近的兩本書裡（《每一個獨特時刻，如世界末日》（Chaque fois unique, la fin du monde）和《貝里耶》（Béliers），Galilée, 2003出版），您又重新回到救世、不可能的悼別，簡單地說就是續存這個大問題。假如哲學可以被定義為「死亡的深刻超前」（參閱《獻出死亡》（Donner la mort），Galilée, 1999出版），人們是否就可以將「解構」視為一個續存者的無止境倫理學？ 德：就像我一開始就已經提醒過的，而且先於續存這個眼下屬於我的經驗。我已注意到續存是一個原創性概念，它甚至組成了我們稱之為實存的結構，即存－有，如果您接受的話。在結構上，我們屬於續存者，通過痕跡結構以及遺書加已標示。雖然說了這樣的話，但我並不想因忽視生命與未來這一邊，而放任追逐那些將續存者歸為死亡、過去一邊的詮釋。不，無論何時，解構都是基於肯定的一方，對於生命的肯定。 所有我說過的－－從至少不是不（見《海域》（Parages），Galilée, 1986出版），如同生死對立的複雜化般的續存，在我這裡出自於一種生命的無條件肯定。續存者，是一種生命之外的生命，比生命更為生命。我所操使的論述也不是致死的論述，而是對某種生機的肯定，它偏好活著，意即續存至死﹔因為續存並非單純地是殘餘者，而是最為可能的豐富生命。除非在幸福與享樂的時刻，不然我從未如此被死亡的必要性所糾纏。享受或哀泣那隨時窺視的死亡，對我來說是同一件事。當我想到我的生命，我傾向去認為說自己擁有這樣的幸運，可以去喜愛我生命中的不幸時刻、去慶幸這些不幸。都是如此，幾乎無一例外。當我想到幸福時刻，當然，我也會因它們而感到慶幸，同時間，它們使我加速朝向死亡的思維前進，朝向死亡，因為過去了、結束了．．． 訪問者：戎．畢恩邦（Jean Birnbaum） 註釋： 譯按：原片名為《D'ailleurs Derrida》，片子以幾個層次趨近這個主題，一個是德希達在書寫之外的書寫－被書寫，所以「再說」德希達的「另一個角色」，這在片子一開始他便加以說明，他在他者的書寫中，成為被書寫的材料﹔同時，也影射著「另外」，德希達還說了什麼﹔另一個主要層次則是，片中拍攝了許多阿爾吉利亞之外的地點，但在色澤與粒子處理上，都跟德希達早年的家庭錄影相仿，而呈現出另一個意義「他處」，徘徊在「水手」居無定所，又處處為鄉的宿命裡﹔最後，當然不會是真的最後，德希達說道他不害怕「重過」一次同樣的生命，甚至他期待能夠不斷「重過」，這再說－另外－他處的多重語意，也指向德希達賦予「永恆復歸」的生命價值。【回本文】 該詞中文直譯為「倖存者」，但「倖」這個宿命性與隨機性的字眼，對於德希達企圖灌注的「意向性」（儘管是一種不斷面對死亡的意向性而言），很難嵌入其脈絡，所以為了概念的可議性，取「持續」（堅持延續）之義，暫譯為「續存者」。【回本文】 為梭羅的重要概念。【回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