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個世紀，大學（Universities）已成為知識生產的支配場址。這是個顯著的全球化現象。在西方，大學逐漸收編了許多原來獨立的智識生產領域。不僅科學與人文知識菁英的生涯軌跡經由大學而養成，許多原本獨立生產技術知識與培育藝術才能的業餘領域（amateurs），以及由私人協會提供的科學、商業與貿易教育，也都轉形為大學科系訓練的受薪專業(professionals)。這個過程，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決意跟進，而在中國，則與一千多年傳統的科舉體制又糾纏了四十年，到1905年廢科舉之後洋學堂才算展開。大學的全球化包括了知識分類結構的全球化：文、理、工、商、法、醫、農…等學院（colleges）分類架構，乃至學科(disciplines)疆界與傳統，譬如社會學、心理學這樣的「科系」，界定各自傳統的典籍、授與的資格學位或文憑、甚至被認可的教學研究方法，都從屬於這個全球化的過程。大學科系的專業分化，尤其是「應用」知識的收編成「系」，迄今未止。每當典籍足以形成課程，資格文憑與從業條件相扣搭，而實務知識又有相當社會影響力，專業科系就形成了，企管、社工、傳播…。
大學，這個肇始於十二世紀波隆那與巴黎的古老體制，始終隨著新的社會情境而流變。1639年哈佛學院成立的宗旨在訓練神職人員，十八世紀的大學仍以宗教教育與培養政府公職人才為主要目的。十九世紀由於日漸加速的技術性發展，工、商、醫、農等科學技術教育的專門學院逐漸普遍。廿世紀，尤其在戰後，不僅大學生人數持續增加，研究所、碩士與博士學位人數也都快速成長，而科系專業分化的趨勢愈為顯著。廿世紀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並不例外於這些趨勢。不同的是，「大學/科系」體制的流變在西方仍不時引起一些危機感，一些自覺的反省與質疑，也因此仍隱約看到一些相對於現狀的烏托邦願景。而在台灣，除了國家教育官僚順應流變而「規劃」的藍圖，對於「大學/科系」體制，可曾還有烏托邦的想像？
一九六０年代末期，歐美高等教育史上一段燎原之勢的反叛，所挑起的糾結問題，許多仍未獲解決，持續盤旋到九０年代。我將引述歐美近來質疑「大學/科系」體制的兩個相關連問題，藉以捕捉標題所謂的烏托邦想像，因為，「社會系」不過是這個體制問題的一個例證。這兩個問題是：大學的「精神貧困」與學術自主所遭受的威脅。
「精神貧困」是Klaus Heinrich對德國大學現狀的描述。他懷疑「大學是否還有任何精神使命？」「是否仍足以成為對抗國家的力量？」還是，「大學應全然放棄這些理想？」這個提問有很德國式的背景。十六世紀以威騰堡大學為震央而撼動全歐的宗教改革，拿破崙佔領期之後以柏林大學為首的浪漫主義改革，以及普魯士建構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德國大學始終是抗衡俗世實權的象徵性力量之源。直到本世紀前葉歐戰戰後，也就是當社會學家麥斯韋伯（Max
Weber）在慕尼黑大學發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兩篇演講皆發表於1918年）的時候，德國大學仍企圖作為批判與獨立的學術精神堡壘。納粹時期，大學徹底被國家收編，批判與抗爭精神隨之消逝。那麼戰後1945年迄今的狀況呢？Heinrich悲觀描述大學「精神貧困」的景象，竟然頗像是今日我們在學院裡早就習以為安的日常生涯！
大學以及學生人數的大幅成長，因專業科系分化而快速擴張的學院結構，已形成自身不再需要象徵性表徵的霸權與控制力量。對學生而言，職場競爭與生涯規劃的效率成為大學教育唯一受認可的度量，關心的是修業年數、學分數與文憑學位。人文淪為冷門。相對的，在這般大學結構之下的教授則支離三分：以學生大眾為對象的部隊化教學，在教授治校任務之下成為行政職務的長期公務員，而研究則在「計畫」與「執行」之下成為儀式化的戲局，將成果投效於出價最高的贊助單位，將學術進展（the
progress of science）化約為進度報告(the
progress reports)。計畫與研究的盲目崇拜，有講求效率的忙碌，卻無創造性的自覺與緊張。今日的大學，為學生提供學位文憑，為教授提供薪俸與辦公室，卻不再有精神的呼喚。
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
則以啟蒙運動以來的法國背景，指出知識分子「自主」的條件，在今日所遭受的威脅。他所謂的知識分子，包括了科學、文學與藝術領域裡的學者、作家與藝術家。所謂自主，則是抗拒來自政治與經濟等外部勢力藉金錢、權力與名望而遂行的支配。知識分子的自主意志，表現為兩種對立態度（或立場）的弔詭綜合。其一是「涉入」，敢於肯認對反於慣常社會生活、政治與倫理的價值。從社會秩序衛護者的角度看來，這些是極為嚴重的「逾越」，許多政治上與倫理上的逾越，都曾實際遭受到法律的制裁，例如波特來爾、福樓拜、左拉，尤其是當知識分子「逾越」了集體視為最神聖的價值，例如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Dreyfus事件中批評法國陸軍，或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公然站在敵方立場的121陳情書）。這種涉入——干犯偏狹的支配價值，以實踐成為道德領袖——的自主表現，其典型要數十八世紀鋪成法國大革命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
另一種對反於「涉入」立場的自主表現，卻是「抽離」或「退隱」的態度。其典型要數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眼見啟蒙運動的顛覆性理念導致大革命的過激，甚至恐怖統治，他們質疑知識人介入政治，以理性願景策劃歷史變革的傲慢與專斷。這是一種清醒之後拒絕涉入的態度，覺察到無論革命或反動的政治風潮，都足以威脅知識分子的自主。他們要回歸純粹的文學與科學領域，為藝術而藝術，因為在他們看來「普羅文學」或「階級藝術」之類的政治服務，是屈從與奴役。在某些歷史條件下，「象牙塔」確實成為知識分子抗衡外力波濤的屏障。納粹、史大林與毛政權的可觀現象，就是知識分子退隱的象牙塔亦遭陷落。有時「退隱」或「抽離」可以被視為另類鬥爭的立場，純文藝創作或純科學研究的成果，也有可能創生下一波的政治行動。歷史條件變化有如鐘擺，知識分子的自主猶如行走鋼索，而外力多方牽引之下，「涉入」與「退隱」雖是對立兩端的立場，卻合成而為必須藉不斷移動以維不墜的平衡桿。但關鍵仍在於警覺外部勢力的支配：教會、國家、政黨、企業、財團、媒體、文化工業…以及代理這些勢力的各種掮客。
教會，曾經是啟蒙運動的鬥爭對手，但目前不再是學術自主的主要威脅。國家，卻迄今仍普遍是個霸權勢力。在台灣，國家與政黨對於學術的支配，或是學術對於國家資源的依賴，程度都遠甚於歐美，甚至某些科系與研究所的創立完全以國家或政黨的意識形態為宗旨。Heinrich說德國的學術官僚在心態上近似「沒精神的」(spiritless)普魯士國家公務員，在台灣應也是不多讓的類比。嚴重的是造成以學術官僚(academic
mandarins)——藉評量裁判、資源分配、正當性認可——領導學術的格局。而學生以大學教育為公職考試的準備，特別在社會科學各系成為顯著的生涯規劃出路，使得大學順利繼承了科舉的任務：培養國家公務員，代訓意識形態。我們必須承認，包括社會學在內，許多社會科學存在與成長的理由，是因為現代國家的統治與管理，需要這些學科所生產的實證資料與工具性知識。不僅如此，國家的各種社會工程方案（例如福利國家），需要藉科學權威提供正當性，於是藉以取信的「科學超然」乃顯得更為必要。卻也因此，社會意識經常湮沒於專技知識，政治問題經常化約為管理問題。
現代大型企業與財團藉財務支持而日漸穿透學術與藝術領域是另一個普遍趨勢，歐美與台灣莫不皆然。經濟事業與文化生產之間的結盟關係出現了許多新形式。企業與財團不僅為其事業需求而贊助大學裡的研究，也熱中於創設符合其事業利益的（特別是工、商、醫、技術）學院或研究中心。企業的資助與國家的資助一樣，若善加運用，對學術可以是增進的或解放的力量。國家資源庇護學術領域免受市場邏輯的全面支配，企業資源則提供學術研究免受國家權威壟斷認可的替選生路。然而風險也是一樣，當企業利益原則控制了研究方向、產出成果的分配與流通、乃至認可的判準，學術自主也就漸遭剝奪。
企業之中，尤以媒體文化企業——報紙、廣播、電視、出版——最具潛在威脅。對於學院內外的知識分子，這些文化企業代表的資源不僅是有限的稿酬、版稅或演講費，也是發表作品與意見的管道，經營名氣與公共形象的場合。相對的，這些企業的文化生產需要撰稿的作者、鏡頭前的講頭(talking
head)以及各種符合資格的意見。然而市場與企業利益仍然是支配的邏輯，作品無分前衛或傳統，但最好能暢銷。雖然編輯操作時可以換上可讀性、議題性、新聞性等專業術語來裁判，銷售與收視率仍是基本判準。作品成為暢銷書或媒體鏡頭表現，已取代原屬同儕評價的標準而成為智識能力的判斷。不僅如此，文化企業藉著舉辦各類文學藝術獎項、製作排行榜或系所院校評鑑，積極掌握對於作者、作品、乃至系所院校的評量、認可、褒貶的象徵性權威。文化企業愈來愈決定了知識分子創作與發表的時程、主題、標題、格式、卷冊篇幅、內容、風格、流通方式，乃至為產品行銷而製作媒體事件（打書！）。尤有甚者，媒體與文化企業能夠為意識形態光譜中的任何立場，蒐羅專家學者背書的意見與簽名。
Heinrich與Bourdieu不約而同的指出了這個危機趨勢。Heinrich認為通俗的大眾媒體已取代原來擔負精神使命的大學，成為今日製作象徵性符號或意識形態的場址，因為科系專化的大學教育以其狹窄支離的知識不再能提出社會與文化的普遍關照，而媒體文化產業卻不僅生產商業化娛樂更跨足企畫「超越精神」。Bourdieu則指出文化企業已日漸威脅大學作為思想自主的庇護塔，與媒體/文化企業共生的專家學者、新聞從業、民意調查、市場顧問…襲奪了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智識」權威；相對的，堅持思想獨立自主的學者、藝術家與作家卻日漸被排除於公共論辯之外。
在國家官僚、企業利益、媒體文化企業這些外部勢力包抄夾擊之下，大學日漸喪失精神與自主——這樣的危機診斷與我們何干？難道這不是那些歐美知識分子藉著歷史敘事所表達的懷舊鄉愁？我們豈需要投射一個典型在夙昔的黃金時代——從前的教授難道總比現在的更為志行高遠，從前的學生難道總比現在的更有抱負理想？就現實來說，大學從來不曾真正完全是追尋超然知識的體制，早先為教會服務，迄今為國家官僚體系訓練公務員、為企業增進市場利益、為工業與國防機構增進技術效率、為支配意識形態提供敘事正當性、為社會爬升提供階梯、養成中產階級習性、為優勢階層製造文化資本、為菁英子弟建立社交網絡…。若就這些現實功能而言，台灣過去數十年的大學教育體制表現可圈可點，未來也仍可勝任而成功，因為現狀就是趨勢，大學隨科系分化而擴張，學位隨學生人數而成長，專業主義與文憑主義完全符合這個反烏托邦的趨勢。
社會大學的社會系，或政治、經濟、歷史、心理、傳播…這些模擬學科的「准學系」，若放在大學體制專業科系的脈絡裡，我懷疑有其存在的理由與機會。社會大學的社會系未必能更有效率的承接政府或企業委託的研究計畫，未必能更有效率的訓練學生謀職所需的專業技能，例如民意調查、市場調查或公職考試。這個「學院外的社會系」，既不能為學生提供貨真價實的學位文憑，也無法為教授提供終身聘任或研究室。由於不再能依賴專業主義與文憑主義作為存在的理由，這個「學院外的社會系」必須以不同的方式界定「知識」。
在「大學/科系」體制的現實狀況之下，功利價值界定了什麼是值得的知識，對國家或企業「有用」的研究獲得補助與酬賞，無論教授或學生，無助於生涯發展、職場競爭或收入能力的思想則不值一文。知識的功利價值：專門技術、意識形態生產、文化資本，隨著工具性需求、意識形態格式、世界市場的變動而走紅或貶值。而每個科層化的「科系」各自成為互不通氣的囚室。儘管大學科系持續自我複製，這般生態環境，Heinrich所謂的「精神」不會有存活的空氣，而Bourdieu所謂「自主」的知識分子也注定是趨於消失的物種。
社會大學的社會系，其存在的理由與知識的動因，應來自對立於現狀的烏托邦願景。不依賴於各種外部勢力的功利判準，作為批判性思考的場址，結合膽量與好奇心，超脫科系的囚室以遭遇他異的領域，跨出學院藩籬以遭遇社會，不為了求售，而是因為自主的思想絕不聾盲於當代問題。重要的知識成果，不在於物化了的實證資料（這些留給研究機構吧！）而在於創造性想像的過程，不在於課程的特定內容，而在於引發火花的心智活力。關鍵不在於讀什麼——古典理論、當代小說還是社會現象——而在於怎麼讀、如何敏銳思考與大膽想像，如何（不同地）理解文本的社會與政治脈絡。
以體制現狀而言，課程是支配學習的形式：教員傳授一套內容或一套必須熟習的技術方法，學生則被動的接受。如此固定方向的知識傳授，不僅學生少有機會探查並表述其自身的經驗與生活世界，所構成的象徵性層級更排除了各種邊緣群體的經驗與聲音。結果是課程與教學的常規本身就反映了支配關係的興趣，以優勢意識形態為合法知識，而其權力與倫理脈絡也無從受到質疑。如果知識的動因不再是教育學生成功地順應既存權力關係——所謂的「生涯成功主義」“careerism”——不再是製造同質的馴化公民，而是創造能以批判思考參與民主生活，為社會開拓新可能性的公民，「社會系」的教學關係也需要烏托邦的構想：課程必須將學生的經驗與聲音帶入教室，認真對待學生據以界定世界的語言形式、思考模式、性向與生活史，讓學生有機會在批判對話的過程中學習以不同於權威論述的方式解讀社會文本，理解並表述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學習認識自己觀點的局部性，並能夠與不同的立場進行開放的對話。這樣的教學關係中，受到邊緣化的性別、族群、階級等社群經驗，有機會質疑知識的象徵性層級，而拒絕由職場出路之類功利性與工具性因素來界定的教學關係，就是一種政治的、社會的與文化的實踐。
確實的說，我們所捕捉的烏托邦並非蹤影渺茫。從六０年代迄今，歐美的學院之內不斷有嘗試突圍專業科系體制現狀的運動。早期托藉較受尊敬的標籤例如「批判理論」與「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有別於學科正典化的「社會學理論」“sociological
theory”)以指涉超越學科藩籬的研究取向，近來則漸以「後現代理論」或「文化研究」來表徵超脫於學科專化的，視野較廣的研究取向。這些標籤成為無法明確定義的意符，用來含括不斷出現卻無法由任何單一學科領域所掌握的新興議題，以及對立於專業技術性知識的批判性思想。然而這些運動在學院裡受到難以置信的排拒、詆毀，甚至最終由傳統科系收編。學院體制要求任何較為基進的新典範順從於學院權力的現實。縱令如「文化研究」也必須在決定學院的權力與體制脈絡中求生存。
大學是社會的一部份。一個沒有烏托邦想像的學院體制如何能為一個尋求改革的社會提供自覺意識？我相信學院之內並非沒有嘗試烏托邦的可能性，卻更直接寄望於一個學院外的社會系，以其想像與實踐的勇氣，創造未來學院的領袖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