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49年國民黨政府轉進台灣，隨行包括百萬政府官員與軍隊，即目前「外省人」的由來。早期的外省人不可否認地僅是將台灣視為暫居地，所有一切努力與期盼皆是回到「家鄉」--中國。在這段時間內，文壇上的主流便是以懷鄉、反共為主題的作品，但隨著國際情勢的轉變與台灣本身政治情勢的發展，「回鄉」早已是不可能，外省人的政治地位與角色，在本土化興起之後，更是受到強烈地質疑與挑戰。掌權者為求長遠，實施「本土化」、「開放」等相關政策，更在1987年解除戒嚴，1991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承認台灣中國為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也意味著「反共復國」的神話徹底幻滅，外省人對於自己的身份與認同，在此時不得不「主動」地做出選擇。兩岸政治上的互動，與外省人的返鄉探親，使外省人認知到即使回到「家鄉」，也還是「外省人」--台胞。大多數的外省人最終還是以台灣為「家鄉」，定居終老。40年的分隔卻是外省人的血淚歷史。大多數的外省人返鄉探親後，最終還是以台灣為「家鄉」，定居終老；而出生成長於台灣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外省人，更多是以台灣為家。當然，外省人與中國之間的情感，成為他們的「原罪」，在中共政權對台灣打壓的同時，外省人-曾經是「漢賊不兩立」，反共的表徵-卻被視為是「中共的同路人」，不斷地在台灣內部受到「是否對台灣忠誠度」的質疑，使得外省人與中國及台灣之間彷若三角戀人的關係，在舊愛新歡間擺盪猶疑。台灣內部族群與認同問題的紛擾，對於成長於家國教育之下的外省第二代來說，是相當尖銳卻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知識菁英份子的心路歷程更是曲折往返。故而，筆者選擇出生於外省軍人家庭，成長於眷村的外省第二代知識份子-朱天心為考察對象，以其長期發表的作品為輔，試圖呈現外省第二代知識份子與中國、台灣之間恩怨情仇。這是一個游移的過程，當然其中也包含了很多的猶疑，甚至有著「不得不」的意味。筆者之前探討朱天文的認同時，認為其認同展現出此游移的特色，1而朱天文的妹妹朱天心，其寫作歷程與題材及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更是多方面呈現出外省第二代在面臨「認同」時所遭遇的種種困難，其以文學和政治社會對話的方式，也此得她成為探討「認同」問題時，外省第二代的重要指標性人物。故本文希望以朱天心作品與朱天心的訪談為主，2一方面試著說明其何以如此反應，另一方面也呈現出第二代外省知識份子認同歷程。
二、朱天心及其作品簡介
朱天心，1958年生於高雄鳳山，為作家朱西甯與翻譯家劉慕沙的二女。在兩歲時因劉慕沙要帶朱天文與剛出生的朱天衣而被送到外婆家，一個苗栗的客家庄，客家語因而成為朱天心所會的第一種語言，長大後偶而還會有客家口音。3一兩年後才又會到北部，先後住進板橋與內湖的眷村，直到1972年「遷入都市邊緣尋常有一點點外省、很多本省人、有各種職業的新興社區」。4相較於苗栗客家的成長經驗，眷村之於朱天心具更多的份量，也成為其寫作題材中常出現的主題或人物的養分。5
高中時期朱天心開始寫作，6作品多發表於《中國時報》，並受到當時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的鼓勵甚大。71974年，朱西甯為寫張愛玲的傳記而帶朱天心到文化大學拜訪胡蘭成，8胡蘭成從此與朱家往來密切，並成為朱家姊妹的精神導師。此時正值高中時期的朱天心，本就對政治有興趣更因胡蘭成的感召，熱切的想「召集三千個士，以救中國」，並與朱天文成為「三三集團」的中堅份子；同年，朱天心也與日後伴侶謝材俊相識，謝材俊也成為三三集團的中間份子。1976年，三三集團的成員相約寫稿投稿，其中朱天心以〈天涼好個秋〉獲得聯合報小說獎佳作。此年的大學聯考，朱天心與謝材俊共同考進台大歷史系。1977年，出版短篇小說集《方舟上的日子》與長篇散文《擊壤歌》，尤其《擊壤歌》可謂台灣高中版的《未央歌》而引發風潮，使得朱天心成為三三集團的青春靈魂。9整個大學時期，朱天心的重心都在三三集團，透過三三集團的活動，如讀書會、演講、座談會、合唱團、讀經會等，宣揚胡蘭成所教導的禮樂中國，暢言復興文化與反共復國。101979年，三三書坊成立，朱天心擔任業務部經理，成為重慶南路上有名的三三小姐。111979年與1980年，朱天心與朱天文曾兩次至日本拜訪胡蘭成，京都也成為朱天心日後最常旅遊之地與小說中重要的「原鄉」之一。這個時期的作品集結為《方舟上的日子》（1979年）與《昨日當我年輕時》（1980年）出版。大學畢業後，朱天心仍以三三書坊的發行工作為主，並專職從事寫作。1984年與謝材俊結婚，1986年生下謝海盟，其間僅出版與朱天文、朱天衣合著的《三姊妹》。
1987年的解嚴，台灣政治社會展開前所未有的活力與變化，使得1984年後停筆寫作的朱天心，在「有話要說」的情況下再度動筆寫下〈我記得〉，12並展開日後與政治密切相關的寫作題材。1989年出版的《我記得……》，使得朱天心不再被視為是「閨秀作家」並被論者視為「開拓多樣題材、編納豐富現實的定位之作」，卻也從此捲入社會與政治的議題中。131991年，朱家三姊妹因自立早報增資改版，而共同為好友寫專欄，收錄為《下午茶》一書。 1992年，在朱天文眼中「容不得一點惡人惡事」的朱天心，14因對國家社會有意見，對於國民黨與民進黨，一則痛惡一則失望，又因與朱高正相處的情誼與對其的認識，而加入社民黨、省長輔選和反修憲等政治活動，直接以參與政治活動表達她的想法。寫作方面，正如詹宏志在替《我記得……》所寫的序中的預言，沒有「明顯的社會線索的〈去年在馬倫巴〉成為下一步朱天心發展的邏輯途徑」，15朱天心以其長期對社會弱勢族群的觀察與對死亡恐懼的「老靈魂」，以「人類學式的總匯」方式寫成《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一書。另外，為維持文學的純淨性而不被政治利用，朱天心以時事性的雜文直接宣洩心中不滿，16即1994年出版的《小說家的政治週記》。1993年開始，因朋友邀約於《中國時報》主筆一年的專欄，朱天心以人類學者面對一個異質的部落族群的心態，忠實紀錄從小學進入二年級的女兒的文章，17此為人母的心路歷程也在1994年集結成《學飛的盟盟》出版。
1997年，《古都》出版，成為評論者眼中朱天心近十年來創作的重要盤整。此書中朱天心承續了〈我記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的述寫姿態，卻多了自省與自嘲的色彩，並且「將歷史成為一種地理，回憶正如考古」。18朱天心以此書展現其對於台北的認識與瞭解，同時爭取「不認同的自由」，讓自《我記得……》後便涉入國族論述的朱天心更成為外省第二代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標。1988年3月，朱西甯過世，對於死亡早有焦慮的「老靈魂」，面對親人真實的死亡，突失重力，只好以「無意志、無重力」的飄移漫遊，192000年出版的《漫遊者》，即為一部不折不扣的悼祭之書。202001年出版《二十二歲以前》，收入之前的許多散作與《昨日當我年輕時》中「停雲九章」的部分。目前則為《南都一望-獨立前五年紀事》做準備。21
朱天心與朱天文雖然同樣成長在朱西甯的「文學世家」中，但兩個人的個性確卻有相當大的差異。朱天文小時候便相當傑出，在課業、繪畫與人際的表現上都是朱天心景仰的對象，相較之下朱天心從小是「內向害羞得幾乎成病」。22這樣的情況一直到上國小擔任股長後才改善，但「羞怯、神經質，以致若干有點自閉傾向」直到多年後仍是朱天文拿來形容朱天心的話。23長大後兩個人的個性有將近180度的轉變，朱天文對任何事顯得較為漠然，朱天心卻是火熱。朱天文曾說朱天心對於她所不贊成的事有強烈的不喜歡；劉慕沙則說朱天心是對同情與討厭的人可當面做得出來；故而胡蘭成曾預言「朱天心的文學會開向一個是非分明的世界」。24因此，從胡蘭成被認為是漢奸開始，當時年紀小的朱天心與朱天文便已氣憤卻無能為力；到鄉土文學論戰時他人批評胡蘭成和朱西甯，自身也陷入鄉土文學論戰其中，朱天文這麼形容朱天心的情形：
她的暴炭脾氣且容不得一點惡人惡事，她能夠選擇的境遇本已不多了。時勢人情又一年比一年迫促，眼看她所熱愛的世界一天天荒薄下去，身邊聰明的人一天天蒙塵倒下，她比誰都更先憔悴得厲害。25
曾想「當上帝，讓每一個人都能永遠停在他自己喜歡的時刻裡」26的朱天心，在「面對社會的集體遺忘，她卻還記得」的人事變遷與悲涼，焦慮成為朱天心之後作品的主調。以謝材俊的話來說明，朱天心焦慮的原因是在於「只有你記得，也只有你知道，事實並不是這樣子-於是，你焦慮、也許忍不住憤怒，心情寥落時也會懷疑自己瘋了，然後被追殺」，「隨著眼前台灣社會更劇烈的變動、人們更劇烈的遺忘，朱天心似乎記得更多，也焦慮更多恐懼更多」。27同樣地，在面對認同的質疑時，相較於朱天文的漠然，因其「老愛窮究是非黑白、害怕被欺騙蒙蔽的價值」，28朱天心不但「事事沾身」，更「不平則鳴」，29不但以作品與他人展開對話，並投身政治運動之中，以害怕被遺忘被扭曲的心情，積極爭取發言的地位。
三、啟蒙歷程：從中國到台灣
1、中國情懷的塑造：朱西甯•胡蘭成•三三集團
朱天心的父親朱西甯無疑地是朱天心的重要引領者，其軍職、作家的身份，提供了眷村生活與滿室書籍，成為滋養朱天心成長最重要的養分。「我一直很高興我的童年是在眷村裏渡過的」，30眷村或眷村人物成為朱天心小說中常被描寫的對象。朱西甯的藏書更是早年朱天心探索的天地，在朱西甯為朱天心所寫的序中，曾提及朱天心的才情出眾主原因是「看這麼多書」，31朱天心自己曾提及書本對她的重要性：「書本可以在空間上橫跨世界，時間上縱越千年，是寫作的重要吸收來源」。32這點也充分表露在朱天心日後的小說中，即評論者所謂的「百科全書式的」寫作方式。
除此之外，朱西甯與文友間的往來，使得朱家幾乎「天天高朋滿座」，朱天心從小是「常常瞌睡朦朧從一個叔叔的膝前換到另一個伯伯或阿姨的懷裡」，雖然對當時年紀幼小的朱天心來說，並不知悉其間的人事糾葛，但她一直相信，「曉事前的那一切強烈而又茫然的破碎記憶，對我日後的生活和寫作有非常深遠不可知的影響」。33童年的美好熱鬧，相較於日後的攻擊打壓與質疑，是筆者認為朱天心之所以對記憶珍視、對死亡恐懼，且對人事變遷如此焦慮的主因之一。
再者，出身於基督教家庭的朱西甯，自然使得基督教的神學思想成為朱天心年輕時的力量來源與信仰中心之一，故而第一本書名是《方舟上的日子》，在《擊壤歌》中不斷地可以看到小蝦（朱天心）「想起來就伏在書桌上與天父聊聊」，34或者「感謝天父對我們的一切造就」，35雖然後來朱天心選擇不再信仰，基督教在其早年創作中的份量，卻是不可否認的。
在寫作技巧上，朱天心反而未若朱天文般看著朱西甯的作品長大，但朱西甯對張愛玲的喜愛與對寫作的堅持與態度，對於成長其中朱家姊妹是重要且深遠的影響。朱西甯的為人處事更是朱天心重要的參考點，在朱西甯過世後，朱天心寫著：
因為，父親的不在，我才發現與父親相處的四十年，無時無刻無年無月我不在以言語以行動挑戰他的信仰、情感、價值觀、待人處世、甚至生活瑣碎。
原來，我一直靠著不斷的挑戰父親，才有自己，才知道自己在哪裡，才知道自己是什麼，才不至於「無意志、無重力」的飄移著。（〈說明〉，頁26-27）
父女間的深厚情感是筆者認為朱天心自《我記得……》之後介入國族論述，一方面是要替逐漸失勢的外省族群取得發聲的位置，另一方面正如謝材俊所言：
做為一個外省第二代族群的記憶守護者而言，這裡可能還包括狹義文學之外的一點悲願，既是為父親這一代的荒謬，去討回一點公道，或說尋回一點不被扭曲的真實吧......朱天心對父親的「責任」，嚴重集中在38年以後的台灣，始終沒越過台灣海峽直指黃河兩岸的老家。36
因朱西甯早年是出名且重要的「鄉愁文學」作家，後來因與胡蘭成接近，其漢奸身份使朱西甯受到許多人撻伐，朱天心已相當氣憤；之後，朱西甯的許多遭遇，如小說《將軍與我》創作於退伍之後，卻被視為是陞官晉階之作，連取材自王和璞將軍也被誤認為是王昇，讓朱天心更覺得「孤傲硬骨」一輩子的父親，卻不只一次遭人誣以此名，真令人痛惡；鄉土文學論戰後朱西甯盛年的作品卻被指為配合國府反共政策的御用文人或隱含貶意的「軍中作家」，37更成為被抹去記憶的一代，相較於「高朋滿座」的過往，對從小便害怕「陌生冷然的世界」，怕「身邊的朋友都不見了」38的朱天心，想必是很大的衝擊與改變，其間的悲涼、哀痛，不難體會。朱西甯的遭遇也是筆者認為朱天心會在未及中年，卻以「老靈魂」之姿，不斷宣稱「我記得」，並以書寫頂住遺忘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鄉土文學論戰以後，朱天心便牢記那些本是朱西甯的學生，如何隨著自己在文壇上身份地位的提昇且轉變對朱西甯的態度，並開始不平則鳴。39雖然朱西甯「對待朋友晚輩完全是日照大地似的照好人也照壞人」，相對於認為「人生在世應快意的對好人好、對壞人壞」的朱天心；朱西甯篤信上帝的宗教信仰，與因「一不貪念，二心中平和」40而不需要宗教信仰，甚至認為朱西甯寫文章給上帝看是「太過抬舉上帝」的朱天心，41兩者間的衝突，卻也是深厚且濃郁的情感，難怪謝材俊會以「無法單純地還原成倫理層面的父女」42來形容，並認為相較於朱西甯的「不為自己辯護，因為覺得為自己辯護是一件懦弱的事情」，朱天心「較容易進入一個爭論的議題，可能是對父親過份不回應的反動」。43故而朱西甯死後，從「無墳可上」到「有墳可上」的朱天心，在〈《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中直言這些年來對於父親因「政治不正確」而被遺忘的氣憤：
父親，在台灣活過五十年，取苗栗女子，作品近四十部，二十多年前就被張愛玲說「西甯的學生遍天下，都見起來還行。」......這樣的父親、我的文學前輩，並不在四十多人之列，我真希望有人告訴我，是因為他的作品不夠多，不夠好，住得不夠久，不夠與台灣有關係，而不是，他是如此的政治不正確。（〈《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漫遊者》，頁160）
對中國情懷的另一位重要的啟蒙者即胡蘭成，談及胡蘭成之前，應先提及張愛玲。朱天心在國小三四年級時，在朱西甯的藏書中看到了張愛玲的書籍，並發誓從今之後只獨鍾情於張愛玲。張愛玲對朱天心在寫作方面的影響相當深遠，其早期的創作，如《擊壤歌》、《方舟上的日子》中，張愛玲是朱天心最常引用的作家，評論者王德威在論述台灣張派傳人時，朱家姊妹即被視為是祖師奶奶的徒子徒孫；近期的創作如《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古都》等作品，對於老靈魂的哲學與姿態，王德威更指出是來自於張愛玲。44朱家對張愛玲的喜愛，造就與胡蘭成結緣的契因。
第一次見胡蘭成，朱天心事前已看過他的書，見過之後更是「天地都與你平起平坐起來，長江黃河在我的血脈中砰砰的跳，而我又要臨風一飛，飛到那高高的天山上，南山烈烈，飄風弗弗，中國啊中國」，45孺慕之情，溢於言表。之後，胡蘭成因曾替汪精衛政府服務的經歷，而被視為漢奸無法在華岡繼續授課，搬至朱家隔壁。日後時時講學論道的胡蘭成，其所涵養的中國歷史與文學，引發朱天心對他的仰慕情懷，朱天心曾說「正如同此生遇到我的啟蒙師」，46「碰到爺爺是我做學問的仙緣」。47胡蘭成的影響，表現在此時期的各方面，如《擊壤歌》中朱天心常大篇幅的引用胡蘭成的話；在〈行行且遊獵篇〉中回應胡蘭成對朱天心如何寫「後四十回的紅樓夢」的提問，還請他「再等等，再等一等」48；在朱天心為《未了》所寫的得獎感言〈人身難得〉中，仍希望文章要讓已逝的胡蘭成「無論在哪裡都一定要曉得」，可見胡蘭成對朱天心的影響力。日後，在邱貴芬對朱天心的訪談中，朱天心也認為胡蘭成對她的影響是「在文學的部分」，讓在七０年代西化環境成長的他們，能夠看看「中國文化的東西」。49易經、禪宗、國學，成為此時期朱天心文章中重要的元素。除文學之外，在政治方面朱天心認為胡蘭成「對政治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興趣，也影響我們」，從朱天心第一次遇著胡蘭成，便記錄著當時「爺爺談了一個晚上的中國」，讓她想當一隻「大鵬鳥」，並要對心愛的男孩說：「反攻大陸以後，我再嫁給你好嗎？」，50年輕熱情又愛國的朱天心-在《擊壤歌》中的小蝦甚至還買回了張國父的畫像，「釘在我書桌前的牆壁上，從此我要我 父一塊生活，共同努力我們的革命事業。」51更直接的表現便是創辦《三三集刊》，希望能做到胡蘭成對士的期許，替中國號召「三千個士，日後的復國建國大業就沒問題了」52。朱天心便在此心情下，開始「交一個朋友便是為國家看一個人才」，53召喚大家來趕「歷史上一場好熱鬧好熱鬧的集」，雖然無法回答之後「我們到底要做什麼」的問題。54
《三三集刊》與「三三諸人」可謂結合中國文化與政治的表現。在文學方面，《三三集刊》可謂作家創作的「催生手」，三三集團的中間份子時常聯袂參加文學獎或比下筆速度，文章內容也相互唱和，文字風格相互習染，形成「張腔胡調」之風，時常吟詠日月山川，展現青春靈慧；對大中國的情感使其衍生出「無名的大志」，卻因缺乏實質經驗，使得一下筆仍是小情小愛。55不過，對朱天心來說，這段時間在面對龐大追面而來的鄉土文學潮流下，畏畏縮縮，又不寫不行，是最不愉快的寫作歲月。56四年多之後，胡蘭成逝世，三三諸人也各自好去。多年後朱天心仍怕談及「三三」，因為文學或藝術貴在其「異」，而非其「同」，一群寫東西的人怎麼可能把自己收束到只為一兩個行動原則或者剛領服務，使她後來想起來仍覺得荒謬。57只是當時身在其中的朱天心並不知道讓她疑惑的是什麼，只是表現在不多跟同學或死黨講三三，恐懼「世人聞此皆掉頭」58，而造成朱天心疑惑的便是與「三三」同時期的鄉土文學論戰。
2、中國情懷的割離：鄉土文學論戰
1977年4月，朱天文與朱天心等人在平鑫濤的支持下創辦《三三集刊》，同年的8月彭歌在《聯合報》的副刊批評鄉土文學，「鄉土文學論戰」就此引發，《三三集刊》諸人被等同於國民黨官方代表。當時朱天心便覺得「說真的，到現在我還不大懂這詞的定義，但按一般批評家劃分給我們的感覺，無寧就是方言文學，或農村文學，若真是這般的話，豈不是對這些勤勤懇懇的老前輩是一種大不敬嗎？因為他們的作品何止於這些呢？我最討厭批評家盡是這些懶惰不負責的，才看看東西就隨便給人扔上一頂帽子，要不就是自己先握了一把尺，用這把尺不變應萬變的來量作品，實在量不進去的就是不對不好。」59由此可知，對朱天心而言，她是質疑「鄉土文學」這個名詞，而非楊逵、黃春明等鄉土文學作家作品的成就，且朱天心也不贊成官方對於鄉土文學的批判，認為「難道好作品就都要栽在這些整天說這個毒素那個反動的人的口裏嗎？……有一句話我體驗最深，約是逯耀東先生說的：『難道反共還要註冊！』」60。只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三三」諸人因受師長輩精神的傳承，在情感上認同且依戀「故國」，其父執輩又是直接介入論戰的反對者，三三青年也在文章言談間展現出對抗的姿態，61因而被等同於「鄉土派的敵對那方-維護既有體制的國府那一方，儘管我們諸人沒有一個人加入過國民黨，也從沒有參與過任何與該黨有關的組織或活動」。62對「三三」諸人來說，是希望「為文學而文學」，能夠「認真的維護文學」，而不是「用題材來斷定好壞」。63研究三三集團的莊宜文便認為，三三青年擁有的是一股朦朧卻膨脹於天地間的浪漫情懷，而非清晰的政治主張與訴求，他們暢言復興文化與反共復國，但文藝青年真正追求的是對美和浪漫情懷的揮灑，由此顯出理想與實質間的落差。64但隨著一場場的「缺乏對話倫理→調門升高激越→各式討厭的帽子飛出」的座談會，朱天心「變得焦慮困頓」，65三三時期成為「最不愉快的一段寫作歲月」。66
在這場使得朱天心被貼上「御用文人」標籤的論戰中，朱天心一方面覺得委屈，另一方面也受到很大的衝擊，開始「看黨外雜誌」，且「充滿問號」，想知道關注鄉土文學的這些人，「為什麼會這樣說？為什麼會跟我（同樣在這塊土地生長）想法那麼不同的人？這是怎麼回事？要是他們對的話，難道我錯了嗎？」，67因而歷經了將近十年的啟蒙與摸索。要在數年後，朱天心才慢慢認清體會，鄉土文學論戰有如某位捷克作家的名言「用他們虛偽的語言唱他們真實的歌」，即「用文學論戰的語言，唱爭取戒嚴體制下基本人權自由的歌」。68只是當年身處於大觀園中的他們，無法理解在「漏洞百出的文學意見和天真浪漫的作品後，藏著那麼大的政治、民族覺醒加權意義」。69朱天心展開政治啟蒙之旅後，其成果於《時移事往》中醞釀，在《我記得……》中開花結果，為她寫序的詹宏志直言「朱天心變了」，70黃錦樹更細膩地指出《時移事往》未完成的轉型與斷裂的陣痛持續到《我記得……》完成，只是在《時移事往》時諄諄告誡應避免的「陷刻少恩」的諷刺筆法卻也正是《我記得……》展開的書寫風格。71朱天心步出大觀園，進入台灣社會，以朱天文形容的「暴炭脾氣且容不得一點惡人惡事」的性格，參與八０年代的種種。
四、認同歷程：家鄉的追尋
1、二十二歲之前（1970-1980）：黨國
而今我們要怎樣把來恢復革命精神呢？......我亦不知道，只覺到，但凡要做一件大事，一定得先有個大大的氣象。而且我依舊認為，一定反攻大陸的，一定會的，一定會回去，因為，因為，山川知故國，風露想遺民。（〈綠兮衣兮〉，《擊壤歌》，頁193）
眷村出身的小說家，往往描繪的對象就是眷村，即便不是，通篇文章中還是可以感受到濃濃的「眷村味」。72濃郁的眷村味，來自於全台，北自石門、南迄恆春的數百個淺門淺戶的眷村。而國民黨政府為換取忠誠而給予眷村的照顧，的確贏得眷村中軍民強烈的認同。而眷村中對於袍澤、同學關係的強調、共同苦難的經驗與記憶、自成一個不與外界聯繫的單位，在相較於眷村外的本省文化，都增加了眷村居民的凝聚力與孤立性。73再配合上國民黨的政策（如：推行國語運動），74與外省族群在政治上的優勢等，在七０年代以前外省族群認同的對象以黨國為主。在朱家也不例外，朱天文曾在訪問中談及「朱西甯沒事就講大陸舊事、山東老家，講爺爺的農場有多美，家鄉的梨子放一個在地上就滿滿地香。而這些在眷村中所聽見、看見與大陸緊密聯繫起來的一切，對遙遠中國的嚮往，都牢牢種在朱天文的心底。」75對於共同生長且具良好記憶力的朱天心而言，應更是如此，總想回到家鄉-中國，並形成一種「想像的價值與信念」：由「國族寓意加眷村生活加黨國教育加父母輩強大真實的鄉愁……，這些交織而成」76，讓外省第二代即使從未在中國生活，仍認同中國，認同國民黨政權，而非台灣本土，形成一種筆者稱為「隔離」的狀態，即透過中國來看待台灣，以台灣為「光復基地」，在此的努力是為了回到家鄉中國，以此維繫外省族群與台灣間的關聯，自然無法以正確的焦距看待台灣。
外省第二代對黨國的認同是當時的普遍心態，朱天心曾以林正杰的訪談作答形容自己在高中大學的心境寫照：
一般來講，一個在眷村長大的子弟是很容易認同國民黨的，認為國民黨就是政府，因為眷村的生活都是由國民黨照顧的，如果你反對國民黨，那你就根本活不下去了。我小時候很愛國，可以說是一個國家主義者，記得我在念高中的時候，如果朝會唱國歌的時候我看到有人在講話或者聊天，朝會結束後我就會去找他們理論，甚至跟他們打架。當時，我一直很擔心我們的老總統會死掉，我覺得如果他死了，我們的國家就沒有前途了，我一直覺得他是一個永遠不會死的人，所以我當時想，如果他死了，我不知道會多難過，我甚至會幾個月替他帶孝（〈夏日煙雲〉，《小說家的政治週記》，頁211）
朱天心的第一篇小說〈梁小琪的一天〉，即以描寫其對黨國的認同與熱愛開始，朱天心化身的梁小琪「每天早上經過總統府前時，她總會習慣性佇立著看一會兒那巍然矗立的建築物，默想著『我要為我的國家畢生努力』」、「紅藍白的旗海在她眼前模糊的晃動著，梁小琪覺得，她的臍帶和祖國的胎盤是聯繫得那麼緊」。77因此，其高中時期的作品《方舟上的日子》與《擊壤歌》皆瀰漫著濃烈的「愛國情懷」，尤其《擊壤歌》內更是不斷穿插著巍峨的中國、天父、父（國父）、公（蔣公）、爺爺（胡蘭成），並以暱稱顯示孺慕情懷。78
從高中大學就開始有興趣且會觀察的朱天心來說，自於民國六十年代台灣所面對的外在憂患，從保釣運動到退出聯合國，從蔣中正的逝世到黨外運動的風起雲湧，大環境的變動對生長在「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大觀園中的朱天心而言，仍是「隔離」的狀態，在茲念茲的仍是家鄉中國，當朱天心在1979年於日本聽見日本寒山寺的鐘聲時，與天文對望所想的還是「日後回到大陸上又是哪一種情致」呢。79同時，在胡蘭成影響下所創辦的《三三集刊》與形成的「三三集團」，其所強調的是中國禮樂文明與反共復國，也是影響朱天心對台灣是「隔離」的認同的主因之一。
在這種情形下，與反共復國無關，在六０年代晚期開始發展中的的黨外運動，是與她無涉的，且是以在國民黨政權的角度視之，故對「中壢事件」是如此形容；
中壢是一年多前出事的地方，加上在許信良治下，一向被視為「淪陷區」......火車站對面一個大的牌樓，上書「大家響應黨外運動」的字樣，倒顯得孤伶伶的沒人理睬了。（〈三三行〉，《二十二歲之前》，頁174-175）
甚至很多人的政治啟蒙事件--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對朱天心來說是：
我老實的承認，直至人人皆曰被啟蒙的七九年底美麗島事件，我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及其歷史仍是迷茫多過於其他。（〈夏日煙雲〉，《小說家的政治週記》，頁229）
之後，1980年的林家滅門血案，同年朱天心的重要的大事是曾外婆與好友的過世、大學因中國通史被當必須三修可以躲過繼續升學與找工作的選擇、男朋友服預官等，由此可知，其對台灣的社會與政治的認知仍是「隔離」的狀態。
2、時移事往後（1981-1993）：對台灣的認同
很多年以後，當她不耐煩老被等同於外來政權指責的「從未把這個島視為久居之地」時，曾認真回想並思索，的確為什麼他們沒有把這塊土地視為此生落腳處，起碼在那些年間--
她自認為尋找出的答案再簡單不過，原因無他，清明節的時候，他們並無墳可上。（〈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72）
外省族群在國民黨的掌權時期，的確相較於本省族群享有較多資源，但隨著強人政治的不合時宜，與在國際情勢轉變的壓力下，國民黨開始採取本土化政策，外省族群的處境日漸艱難。1987年的解嚴，意謂台灣與中國為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對外省族群（尤其是第一代的外省人）而言，從1949年以來「反共復國」的努力與信念正式宣告是一場荒謬，造成極大的失落感。但對朱天心而言，「失落感」早在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便已開始。雖然在這段時期（1977-1987年），朱天心的寫作風格仍是「三三式」的，卻已是一種痛苦的寫作歷程，但如謝材俊在訪談時論及「三三書坊時代，在雜誌上有一些輪流執筆的命題文章，朱天心就不願意寫。『難以委屈她的筆，去寫自己沒有感受的事』」，因而「朱天心成為當時三三作家中，最沒有張愛玲或胡蘭成影子的寫手」。80隨著大觀園的圍牆逐漸頹傾，來自現實的壓力，讓在「庭院好靜，歲月無驚」中成長的朱天心，變得焦慮困頓，並走上啟蒙之路，雖然一開始不甘於自己作品好壞是取決於題材而非作品本身。
眷村的被拆毀改建，代表現實中大觀園的消逝-，正如同齊邦媛指出外省第二代的心情是「面對即將拆毀的眷村和村口被砍的大樹時，錯綜複雜的童年記憶令他們惆悵徬徨。這是軍人族群的第二度辭鄉」。81這樣的效應，表現於朱天心在1981年5月因得悉以往住過的眷村要改建而寫下的《未了》中（〈人身難得〉，頁21）。在書中她展演一個外省第二代的成長歷程與環境，如總是想會到家鄉的外省第一代、黨國教育、眷村的封閉和對台灣人的心態，也描述搬家後進入台灣社會的「不對勁」：
大概，都是些老百姓的緣故吧！也很奇怪，因為他們一向是住的眷村，眷村的人總習慣叫那些村外的人，不一定是農家的，也不定是本省人的，都一律叫老百姓......這種叫法的感情是很複雜特別的，有些輕視的意思，有些憐惜，又有些洋洋自得，像是老兵們的心情，自己真是戍守前方保鄉衛國的英勇戰士啊。（〈未了〉，《未了》，頁133）
在趁著改建前回去看看時，發覺眷村「這麼些年了一變都沒變」，不免感嘆「相隔的原來是時間而非空間」，這段生活回憶雖是「完不了的」，但「沒有人煙的房子果然無情」，過去是「再也回不去了啊」。82
朱天心於1981年發表的〈星星小孩〉中提及改變閱報的習慣，不再由社會版影劇版副刊看起，而由第一版第二版讀起，83承續鄉土文學論戰的啟蒙、出社會的歷練和眷村實體的消逝，朱天心在政治啟蒙之旅中，開始以知識份子的身份，用她的筆寫下她所觀察到的台灣社會，而不只再侷限於自身周遭的人事。〈台大學生關琳的日記〉是這種轉變後的第一篇小說，其中朱天心藉由主角關琳之口，道出在啟蒙路途上的轉變：
我是從Andy那邊漸漸學習到儘量能超然客觀的來看國內的民主運作，已經不是以前那種追隨爸爸老黨員的誓死擁護國民黨，但我十分肯定自己的這種轉變才是成長，對國家政府也才真正有益。......因為那年林某在校門口的政見發表會上曾經怒喊過：「為什麼我們這些騎歐都拜的人不准上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我們老百姓一樣出了錢，憑什麼只准那些大官有錢的轎車開？！」荒唐的論調至今仍記憶猶新......偉政說，那些言論的本身固然有偏頗處，可是那只是為求能晉身「民主化運動」的一個手段、過程而已，目的還在於實際參與政事，使黨外勢力能夠及早成為一個體制內的政治制衡改革力量，以充分發揮議會政治的功能，加速完成健全的民主運作。（〈台大學生關琳的日記〉，《時移事往》，頁167。）
在這篇朱天心自承心境轉變後所寫下第一部作品中，主角關琳仍是外省第二代的身份，尚保有《擊壤歌》時期的大志與知識份子對社會的職責，卻可發覺其目標已由「反共復國」轉為「提高全民生活素質和文化水平」，但不免感嘆社會是「無聲無息吃人不吐骨頭的大黑洞」，提醒自己要「步步為營、如履薄冰」。至於加入黨外反對運動，則有所質疑，害怕加入之後會被限制在「圈子中」，寧可「自己一人走走看看，碰得頭破血流或走多少冤枉路都在所不惜」以獲得「最真實、最屬於自己的經驗」，84預告了日後朱天心在政治運動中的表現與態度。另外，在文中仍可見到對中國的傾慕與嚮往，卻如同對眷村的感嘆：「中間隔的是三十光年而非數百哩，大陸國土是遙遠不可能及了」（〈台大學生關琳的日記〉，頁159），由此可知，朱天心已察覺中國與台灣間的差距，且意識到自己身處的大觀園是根植於台灣，家鄉中國已為遙遠的的夢想。步出頹傾的大觀園，朱天心對台灣真實社會觀察與探究，並反映在她此時期的作品中。收錄於《時移事往》中的其他作品，如〈無情刀〉中的老榮民、〈有人怕鬼〉與〈時移事往〉中的外省第二代，朱天心她筆下的外省族群開始與台灣社會產生緊密的關聯，而不再侷限於兒女情愛中，正如她在此書的序言中提及對於台灣社會，她以「一個幼稚但在成長的心，認真的看這個我尚完全不懂得的世界，我還來不及學習，而我願意再學、再看、再想、再寫」（〈自序〉，《時移事往》，頁24）」。
1989年的《我記得……》與1992年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皆可視為朱天心展現其十年啟蒙之旅中大量閱讀黨外小說與參與政見會的成果，差小說中描寫政治運動的荒謬虛幻與台灣社會的邊緣人物，「陷刻少恩」的筆法和「總是與別人不同」、「不合時宜」的看法，的確讓朱天心成功地刻劃出台灣社會中的許多角色如家庭主婦、反對運動份子、政治受難者、外省族群等。但其中「筆鋒犀利如刀」的描寫反對運動人士，讓朱天心「連寫『隔了一層』的小說都屢屢冒犯別人的信仰或意識型態」，85而被形容成是「怨毒著書」，甚至「報仇」，86更讓她被歸類為「國民黨的打手」，從鄉土文學論戰以來便因題材「正確性」而產生的焦慮困頓，屢屢在認同問題上的被質疑，讓朱天心產生更龐大沈重的焦慮與壓力。
在這段時間中，1987年的解嚴與返鄉探親對外省族群而言無疑是重要的轉捩點。朱家在1988年4月第一次時返鄉探親，1989年1月朱天心在中國時報發表她自大陸歸來後的第一篇創作〈去年在馬倫巴〉，主角是一位港僑（黃錦樹指出主角是某種意義上的外省第一代，87而筆者則認為應可包含外省第一代與黨國教育下的外省第二代），於文末時對其長期觀看與販賣的日本漫畫，有種「被欺瞞似地痛恨它們給他什麼樣一個奇怪的世界觀」的感覺，且發現「過往那些他認為深深瞭解的名字、地方、人物突然集體叛變他的全成為一個個無意義的符號」（〈去年在馬倫巴〉，《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112）。筆者認為這可謂外省族群在返鄉探親後，對國民黨所塑造的「家鄉故土」的夢想幻滅的沈痛控訴。在1993年朱天心幫時報週刊專欄「大城小調」所寫的〈讀蓋洛普眷村調查有感〉中時直言：
開放大陸探親實在別具意義，它讓在台灣生活了四十年的外省人有機會走出夢幻，經歷一次真正的選擇（而非被迫的選擇）：可以回去了，回到想了四十年的地方，隨即或多或少經歷了馬森式的「中國啊！你仍是我的困惑」，而後來回台灣（絕大部分），因而發現自己真正熟悉、真正想死生與共的原來是台灣。（〈讀蓋洛普眷村調查有感〉，《小說家的政治週記》，頁40）
先前因無墳可上的朱天心，在回到「有墳可上」的家鄉後，正如許多外省族群般清楚的體認其認同對象，並對中國政權正式「割離」，只是仍不免面臨她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描述的認同上的尷尬：
國民黨莫名其妙把他們騙到這個島上一騙四十年，得以返鄉探親的那一刻，才發現在僅存的親族眼中，原來自己是台胞、是台灣人，而回到活了四十年的島上，又動輒被指為「你們外省人」，因此有為小孩說故事習慣的人，遲早會在伊索寓言故事裏發現，自己正如那隻徘徊於鳥類獸類之間，無可歸屬的蝙蝠。（〈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86）
另一個筆者認為是朱天心對中國「割離」的原因是：她在1991年到新加坡參加《聯合早報》所舉辦的華文地區作家會議，因會場中一切以大陸為優先考慮，讓她心理起伏多次且對不受重視的感覺感觸很深，讓她希望為台灣文學多做努力，成為不可被取代與忽略的地位。另外更因侯孝賢與吳念真在拍電影的過程中，不同省籍之人能在「真正沈下心去聆聽」時得到的善意的溝通，讓朱天心希望能夠「將自己熟悉的世界真實地反映出來」，88〈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應是在此背景下而寫。文中朱天心說明外省中下階層在軍眷村生活，解釋其與國民黨間的愛恨情仇，及提及外省族群台灣生活與認同的困境與努力，希望讓更多人能懂得。如同平路所說，朱天心的焦慮來自「被分類、被歸類、被簡化」，「但事實上沒有表面上這麼簡單」，說明外省族群絕非是「『本土化論述』中刻板的單一印象--外省第二代＝外省第一代＝國民黨＝既得利益」，釐清「權勢者的少數」與「無權勢者的大多數」89成為朱天心小說中的重要主題之一。
在政治方面，1991年的修憲讓從1986年起開始參加民進黨政見會的朱天心，對於台灣民主化產生莫大的失落。從黨外運動的興起到1987年的解嚴，外省族群不但漸失資源，甚至開始有「非常壓抑」的感受，但朱天心能接受這是一個「還債過程」，只是對於政治操弄省籍問題（如以「我想做一個真正的台灣人」為政見）非常氣憤，因為：
在我的感覺，我都已經是了......我們今天在這裡過活的，不選擇移民，不選擇去大陸做生意，都已經是一個真正的台灣人，為什麼他要喚起大家或強調哪些人還不是台灣人。90
事事沾身，個性火熱且是非分明的朱天心，在面對「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裡，為什麼有的人，我曾經以為是英雄、烈士，但後來卻發現這麼墮落、腐敗」後，91而且：
很多與她經歷過這麼一場（台灣近二十年各方面的劇烈變化）的同儕，甚至前輩，原來他們耿耿計較在意的不是拜神行為的不當，而是神位上放對了神明，就可以拜，就該拜。對於這一點，我是非常失望的。92
曾經因不想被限制住而未加入反對黨的朱天心，在歷經了「除魅的啟蒙」後，因「長期對的極度不滿意兩大黨表現」與「同情得頗為清新和理想性格的弱小」（〈大眾化的政黨，我們已經有夠了〉，《小說家的政治週記》，頁92-93），在1992年與朱天文、謝材俊、侯孝賢等人加入了朱高正所成立的社民黨，且「參與最深，從不缺席」。探究此時朱天心的認同，《小說家的政治週記》是最佳的選擇，正如為其寫序的謝材俊所言：
朱天心把她在一九九三年所寫偏於政治的文章彙集成冊，並命名為《小說家的政治週記》，心情更昭然若揭......是一部整理理解朱天心的「輔助教材」......在這裡，她索性連小說的基本樣子都暫時放開而已。93
此書中，朱天心直接地為文表露出一位認同台灣選擇居住在台灣的外省人，對於操弄省籍的政治人物的不滿，且以「台美人」--台裔美國人為例，替為第一代外省人對大陸家鄉的懷念做出解釋（〈讀蓋洛普眷村調查有感〉，《小說家的政治週記》，頁30-42），也替大多數外省第二代起步甚晚的政治啟蒙說明：
一個曾經被統治者或輕或重照顧訓養的人（如眷村中下級軍官的下一代和少數外省權貴之後），要他也如前者一樣的仇恨統治者及其政權，就要困難多了，起碼，必須給他們較多的時間，以及更具理性思考的民主啟蒙。（〈以前可以，為什麼現在不行？〉，《小說家的政治週記》，頁129）
至於朱天心多年來尤其解嚴後老被疑問的「認同」問題，她氣憤委屈地提及：
做為一個土生土長三十幾年的台灣人，我所有的親人全是苗栗客家人和宜蘭人，而只因父親一人是四九年從大陸來的，至今仍必須一再的被人（無論善意的好奇或惡意的質問）檢驗對台灣認同問題時，實在是一件深感委屈之餘，倍覺不可思議的事情。（〈讀蓋洛普眷村調查有感〉，《小說家的政治週記》，頁36）
對朱天心而言，她不論在作品中或現實生活中表現對台灣的認同，卻總是因其外省第二代的身份、三三時期的過往、小說創作裡缺乏「本土」題材，而不斷地被質疑，負氣的朱天心在〈夏日煙雲〉中一方面細數反對黨人士與國民黨之間的早年關係，一方面表達對反對黨人士打壓外省族群的抗議：
聞道有先後，啟蒙有早晚，民主鬥士們不能只以自己的時間表當作唯一且絕對的標準：早你幾年的是傻瓜，晚你幾年的是居心叵測的混蛋。
很不幸的，我看到不少反對運動者對遲來覺醒者的猜疑和訕笑，令我懷疑他們將反對力量視為一己享有的資源，唯恐其他遲來的起義來歸者會分食。（〈夏日煙雲〉，《小說家的政治週記》，頁228）
認同台灣，卻總是不被認同的朱天心，在此時開始逐漸地轉向「不認同」。
3、家鄉的追尋（1994之後）：不認同的自由
假想，必須永遠離開這島國的那一刻，最叫你懷念的，會是什麼？
--不許說是親人的墳（居然你也有至親的墳可上了），不許說是留著不走的親人至交，不許說貓貓狗狗，更不許說那套美麗之島永遠的母親鮭魚必將溯源返鄉之類的陳腔濫調--（〈遠方的雷聲〉，《漫遊者》，頁132）
〈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是朱天心以做過政治牢獄的大舅為藍本創作的小說，並以此文獲得洪醒夫小說獎，但即使是曾寫作這樣的「本土」題材，也許因其描寫主題是出獄後的政治犯在現實社會與家庭中的格格不入，不合本土論述方式，評論者仍對朱天心的認同與寫作題材充滿質疑與「指導」。1992年，朱天心在一場座談會中提及自己為何不寫「本土」題材，不用她第一種會的語言--「客語」創作，朱天心希望在自己「比較成熟、準備充分、夠理解的狀況下」寫關於她家族或整個台灣歷史背景的故事，不希望自己只是為了「撇清外省人的身份，不被隨便亂貼標籤」，且聲明：
一個作者沒寫出其他的族群，也許代表他不關心，但也可能他是一種更慎重的心情在面對，因為他覺得他準備得還不夠。94
在1993年的時報專欄〈孤絕之島〉一文中，一方面舉例說明她常被質疑的「題材問題」，另一方面再度重申自己「對於不熟悉、溢出自身生活經驗的題材，往往需要更多時間的準備、和更慎重的態度面對」，且認為：
成績的好壞，自有一套（也許無法完全客觀嚴謹的）專業和觀者的好惡直觀來判斷，但絕不僅只取決於作品的取材。
我絕對同意，本土文化長期被國府及漢文化過度貶抑所衍生的凌辱之感，因此也珍惜這些年重新認識台灣的「還債」過程......做此掃興的提醒：本土化不該只是衡量作品的唯一、最高的指標。（〈孤絕之島〉，《小說家的政治週記》，頁167-170）
之後於1994年，朱天心以〈去聖邈遠，寶變為石〉一文中，再度細數從有記憶的客家莊開始、小時候與張愛玲、西洋文學叢刊的相知相遇、讓自己變得焦慮的鄉土文學論戰、因外省第二代身份而被等同於既得利益統治階級的委屈無奈，文中再度對自己不處理客家「本土」經驗做出解釋：
答案有負氣的（我不想如此媚俗！），也有平心冷靜面對自己的：對於童年/客家小鎮，可以說我是知其然，而還不知其所以然，年過三十，無法像少年時僅以懷舊憶往的心情記錄童年，更無法故做天真無邪的拋開現下多思省多想法的狀態只去做記錄的呈現，不做任何理解和解釋之工作。
便更慎重吧。
我不想把「本土」的經驗匆促廉價當作爭取加入最大族群的表態，或換取認同的商品，儘管那顯然容易得多。（〈去聖邈遠，寶變為石〉，《從四０年代到九０年代》，頁334）
在發表此文的討論會中，朱天心於會議現場為多年來的問題做更清楚的表白：
十七、八歲初接觸到鄉土文學時，面對作品中呈現的激越情懷，我就曾思索，能不能不以勞苦大眾為寫作題材，而選擇自己周遭，深有所感的人、事、物來寫。亦即能否按照創作者自己的寫作時間表，寫自己想要的東西。......我只是一個很獨立的創作者，我可以以自己的語言及表達形式來創作，同樣的，今天我以眷村為創作題材，並不是對本土認同的游移或逃避，只是我想在官方論述及反對論述之間殺出一條血路來，寫寫我所見活生生、有血有肉，有好有壞的眷村生活本來面貌。我始終揮之不去的創作焦慮正是在面對強大的創作主流時，我能不能很單純的以自己的創作時間表及表達形式來創作自己的作品。95
朱天心的焦慮來自於台灣「本土化」的過程中，外省族群所面臨的龐大的認同壓力。若以本省人對照，兩蔣時期也不斷地檢驗本省人愛不愛中國或是否效忠國民黨政權，故而朱天心能理解此為必經的「償債」過程，只是以其理性思維判斷，一方面覺得「省籍問題在真實的生活裡已經不存在」，另一方面覺得在政客的操弄下社會問題與負責任的理性思考及社會的多元價值，全被分類為認同、熱愛台灣的台灣人，和不認同（甚至不知為什麼三不五時老想出賣）台灣的外省人（〈讀蓋洛普眷村調查有感〉，頁35-36），這樣的狀況是枉費台灣民主化一場。更有甚者，在此時的作品中，朱天心所描寫的對象題材皆以台北的人事為主，並且如詹宏志所指出的「她的小說人物，好像就是一個或某幾個我們所認識的真人」。96在會議中、訪談中與文章中朱天心不斷地訴說自己是台灣人，是認同台灣的，卻總因未寫出「合於標準的本土題材」而不被認同、不看文章好壞，負氣地朱天心以1992年完成的〈威尼斯之死〉，對其作品的內容做出說明--「一家咖啡館的氣氛，往往操縱一篇小說的風格」（〈威尼斯之死〉，《古都》，頁55）且「在它的形成過程中其實是完全開放的、不可知的、充滿無數變數和危險，甚至大多數時候是無法盡如人（作者）意的」（〈威尼斯之死〉，《古都》，頁58）。
除了自己的不被認同外，朱西甯更因「政治不正確」而為台灣文壇遺忘，對此的不滿與恐懼皆表露於〈拉曼查志士〉一文中。評論者王德威認為〈拉曼查志士〉是〈預知死亡紀事〉的續篇，97筆者則認為也是〈威尼斯之死〉續篇（因皆以作家為主角，且皆說明作家的心態），文中〈預知死亡紀事〉現身的「老靈魂」--朱天心，幽幽吐露其對死亡與記憶的想法：「擔心自己會在沒有準備之下，百口莫辯的就這樣被辨識並認定，不管這輩子活得認不認真、複不複雜、值不值得」，彷若替外省作家（不論是朱西甯還是她自己）做爭辯。
相對於同輩的「記憶喪失」，朱天心對於下一代對「記憶的無承繼」相當焦慮，早在其1992年的作品〈我的朋友阿里薩〉中，朱天心便藉著主角表露出對成長於高度資本化世界中的新人類的不滿：
對人類偉大心靈長期所產生的種種思想、藝術、價值觀......有種近乎不解、恐懼的冷漠；且因為他們中心無主空空洞洞，只得不停的大量消費資訊，以為自己果真滿腦子全是思想。（〈我的朋友阿里薩〉，《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45）
正如張大春所指出的，朱天心以「勤於用典來和不明白典故出處的讀者決裂的態度」。981995年發表的〈第凡內早餐〉中以「新人類視媒體資訊為神/新人類甚至失去了使用感情的能力/新人類是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性別中性化/新人類的女生在性方面要主動得多/新人類而且習於接受影像圖畫、遠離文字/新人類成長於台灣經濟起飛之後，不知儲蓄節儉為何物」等好幾個段落直接地點出她對於新人類的不滿。而隨著謝海盟的成長，朱天心更體認到下一代孩子的「單食性」：
現在的小孩似乎沒有可空白、發呆的時間；學校被課業填滿了，回到家被電腦填滿了，漫畫、卡通、電視、電影、偶像劇、電玩......填滿所有的生活，他們變成單食性動物，吸收的東西幾乎一模一樣。
現在的孩子缺乏一種真正的生活處境，是很「去國籍化」的。縱然本土化呼聲高漲，但他們對這塊土地沒有很深的關係與真實的情感。因為沒有原鄉的恩怨情仇，寫任何地方都失去重量和景深。
甚至說出「我好高興自己大概不會活過二０五０年」，因為那將是一個「不再有鄉愁的年代」。99
1995年發表的〈匈牙利之水〉，朱天心再度以其擅長的「偽百科全書式」的技巧，描寫記憶與嗅覺間的關連，並讓一位外省人與一位台灣人共同藉由各式不同的味道回憶過去，也許各自想起的人事物不同，卻皆是曾真實存在的過去。文中的主角表露出朱天心的心情，在想起許多「有意無意被喚醒的真實的記憶，天啊，它是與集體修改過並可示人的記事是多麼杆格、杆格到彷彿自己是一個叛徒似的」，並提醒自己（或諷刺他人）「最好，只留下有用的記憶，不然會很危險的」（〈匈牙利之水〉，《古都》，頁132-133）。對於記憶的恐懼來自於大環境對外省族群的不友善，從1994年朱天心幫朱高正的競選省長開始，她便覺得自己是在一個「噤聲的年代」；1996年第一屆的總統大選時，更發覺原先與自己在同一個地方一起生活這麼久的人，關口上變的如此陌生。對於陳水扁在1994年於台北市的執政，許多原意不錯（如空間解嚴）的措施，其作法做讓朱天心覺得與之前的政權並無不同，且讓朱天心覺得「生活近四十年的地方，一夕之間變的非常非常陌生，甚至好像即將被抹掉」。100因此總是看到與別人不同的朱天心，「在時代的大浪要滌盡已屬『違章建築』的過往，總要有人記得即將被主流說法刪去的一些細節，於是朱天心寫下她所看見的，並且如此堅持作為一個持異見者的權力。」101從為眷村改建而寫的《未了》開始，朱天心便如謝材俊與詹宏志所言撰寫「民國這一代的歷史」，102雖然她的歷史總是主流歷史中刻意被刪除或遺忘的部分，但如〈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與〈匈牙利之水〉，「超越省籍情結與區隔」103是筆者認為朱天心作品中不應被忽略的伏流。
1996年，朱天心在替蔡逸君的《童顏》所寫的序〈發現人跡〉中這麼寫道：
有人強調記憶的重要，只不過強調的同時也做了講究，與前朝同樣的越俎代庖決定哪些該被保留珍藏哪些該被清除抹去，哪些是建國版圖不可缺的一片，哪些是有待消音的雜音異聲。
......於是我真高興我們從事的是何其頑強悍然、無法被修改、無法被窄化被政治化的文學創作......在這所有事物都在劇烈流失的我們的時代，少數不願意、也無能力適應的人如我們......隨身攜帶別人眼中的破銅爛鐵踽踽獨行，留下時間輕易掩拭乾淨的人跡。（朱天心〈發現人跡〉，《童顏》，頁17-18）
同年年底朱天心完成〈古都〉，並在《聯合文學》發表，以上的意念呈現其中，寫作技巧的還是認同問題皆再度以發各方熱烈的討論。總是看見別人沒看見的，總是記得別人不記得或者視為是破銅爛鐵，總是被認為不愛台灣的朱天心，這次「負氣」的展示她的記憶，展現她對台北市深切濃厚的情感與認同，卻以「不認同」來呈現。〈古都〉完成沒多久，朱天心接受邱貴芬的訪問104時更清楚的表達自己寫〈古都〉的想法：
當這個社會真正走上民主化時，不是應該各種人都可以包容？不是只有愛這個國家、愛這個土地愛得半死的人才有資格住在這個地方。尤其在執政黨主流、在野黨主流天天比賽愛台灣時，真的是民主的話，應是不喜歡這個國家的人也可以留--除非他主張用武力來傷害這個社會，或叛變種種。......民進黨在痛罵台灣多醜陋時，大家絲毫不會懷疑他們對這塊土地的愛心，可是換是我們批評，就會被認為我們批評的是土地和人民，民進黨他們批評的是國家機器和執政黨。即使批評的東西是差不多，但是為什麼結構就會不同？......她可能是外省第二代這樣一個身份。這個都市也有很多她生長的記憶，可是時事變遷，很多東西都因經濟發展或政治力的更迭而已經不在了。......在台灣，這些一定是跟「進步」不能共存的嗎？......在這個社會上，很強烈清楚地擁護那個政黨，擁護哪種政治想法的，基本上還是少數人。大部分的人決定他的感情喜好、認同，原因都複雜得不得了，我也比較有興趣來捕捉這個比較難用很簡單的語言或清楚的理論來把它框住的東西。105
朱天心呈現身為外省第二代，從八０年代以來便逐漸處於噤聲的狀態，甚至失去在一個民主化多元價值的社會中，自由發言的權力，即便如她早已用文學作品或訪談對答聲明自己是台灣人，仍不斷地被質疑，讓「愛憎分明，非常有話要說」106的朱天心，開始爭取「不認同」的自由--不認同政權的自由。
對於「不認同」的選擇，朱天心在〈不認同的自由〉中解釋，她在台灣將「認同」高唱入雲的時期，也是她對這塊土地最感陌生之時，這樣的陌生感來自於掌權者假「本土化」之名，將過往不分好壞與玉石的掃入歷史垃圾堆中，以便建造台灣意識，對於因政治力操弄，而造成一個城市甚至一整代人的集體失憶，朱天心不能束手旁觀。107這的確是個性火熱、愛憎分明並同情弱者的朱天心會說會寫的，〈古都〉的一文以「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古都〉，《古都》，頁151）開始，在記憶與現實中兩相對照後，卻發現這是個陌生的城市，只能追問「這是哪裡？」以「放聲大哭」（〈古都〉，《古都》，頁233）作結，表達朱天心對政權的不滿。但不能否認的是，陌生之感，是相較於熟悉而來，從《擊壤歌》時期便在台北遊蕩的朱天心，看著所熟悉的一切尤其與「生活有關係有感情的路樹、建築」等被新政權剷除，新政權所作所為跟「以往批判甚至欲推翻的外來政權一模一樣」時，不禁問道：
一個不管以何為名（通常是繁榮進步偶或間以希望快樂）不打算保存人們生活痕跡的地方，不就等於一個陌生的城市？一個陌生的城市，何須特別叫人珍視、愛惜、維護、認同......？（〈古都〉，《古都》，頁187）
對朱天心而言，若「一個主題意識得靠反覆清洗記憶才得成立」，她不知道「去掉了那些長時間真實發生的榮光也好、恥辱也好、歡愉、悲傷……，還剩下什麼」，因此，她希望能在「一片高唱認同聲中，卡出一丁點空間、拋出一種與當下主流論述逆向行駛的『不認同的自由』」。108黃錦樹在〈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中提書因其無法更動的「外省血統」，讓朱天心不論如何認同台灣，還是如同馬來西亞的華人遭遇同樣的問題：「不在於認同，而在於不被認同」。109況且，容不得一點惡人惡事對於「公平正義、誠實等普遍價值的要求」始終如一，且將原則「落實在大事小事上」的朱天心，110自然不會因政權轉移而「變節」，反而是認清其不被認同的「當下現實」，並無法如同楊照建議而張大春實踐的那樣「放輕鬆下來，把文學創作看成是一種個人表演，演完了就算了」，111總是以作品與他人進行對話的朱天心，難怪會被王德威評為「怨毒著書」。112
張誦聖的〈絕望的反射〉貼切地說明朱天心在〈古都〉中以京都對照台北的意圖：
京都的美好永久不過是旅遊者自身的慾望投射；而台北城的斑斕歷史（它一向擁有，近年來才被殘酷摧毀的原鄉性質），其實正被敘述者以她（及殖民地旅遊指南的作者）所蒐集的地理史料，在文章中進行的過程裡逐步地建構，逐步地賦予。
絕對不虛無的朱天心賭氣也似地以日本京都為模，摹繪出一幅烏托邦的救贖圖：圖中有保存良好的自然景觀和歷史古蹟、不受惡質都市現代化驚擾、過尋常日子的百姓人家......作者所緬懷的一九七０年代的台北也有可能被保存，儘管目前看來如此令人絕望......文章其實反面傳達了一些十分腳踏實地的信念。113
在另一次訪談中，朱天心也提及「愛跟恨是同一邊的，同樣都需要投注感情，反而『漠然』才是愛與恨的相反面。」114故朱天心對台灣的「不認同」，是不願再認同不以人民為主體的政黨，因政治因素而被洗刷改變過的歷史與城市，恰如台灣民主化對她的啟蒙與除魅：「不會再拿一種『信仰』的態度去面對一個理念或人物」，115而認同與追憶「不被保留不被記得，而歷史的改朝換代才真正在這些不可能被列為古蹟保護的老屋、老院、老樹中真實的搬演」，116僅期望能「勇敢的逼視並不挑剔揀擇的面對歷史」。117
「帶著鄉愁或帶著家鄉去旅行」，是朱天心另一種「不認同」方式的呈現，「以碰觸到其他的地方」，以「各個角度，關注生存、從小長大的地方」118展開漫遊。在《漫遊者》一書中，除了經由不同的途徑回到家鄉，如〈五月的藍色月亮〉中因核戰爆發需以「肉身雙腳」回來（〈五月的藍色月亮〉，《漫遊者》，頁55）；或者離開家鄉，如〈遠方的雷聲〉的一開頭的問題「假想，必須永遠離開這島國的那一刻，最叫你懷念的，會是什麼？」（〈遠方的雷聲〉，《漫遊者》，頁132）。朱天心以「更溫柔更鉅細靡遺的態度」留存記憶，在父親過世後「真正的悲傷」中，「更高的真實地，更樸素的表白」，像珠鍊般串起不論是客家的、眷村的、學生時期、旅行的（島內島外的）、夢中的過往（記憶）。國族論述仍在，只是被父親過世後巨大的悲痛所深層化，119在2000年，陳水扁與呂秀蓮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的同一年發表的〈銀河鐵道〉中，朱天心描寫著：
因為你以為自己更像那摩爾人社會裡最低（第八）階級的尼馬迪人。......尼馬迪人這族人只有三百人左右，他們以三十人為一組，沿撒哈拉沙漠荒涼的一角四下流浪，......然而他們堅持，自己才是這塊土地的主人，只是被摩爾人竊取了。......你這樣的人，只剩三百個，較黑種農奴還低賤，吃蚱蜢與野蜂蜜......（〈銀河鐵道〉，《漫遊者》，頁123）
王德威認為朱天心在《漫遊者》中，「一任自己穿透生與死，夢幻與現實，異國與家鄉」，是朱天心一種特有的「後遺民書寫」風格-即當島上的民主運動開花結果，擺脫了各種名堂的殖民統治，終於當家作主時，朱天心者流退向歷史暗角，兀自啃嚙世變後的苦果，且充滿著時不我予的的尷尬。120記憶與現實，離鄉與返鄉，存在與遺忘，生與死之間的對話，皆隱匿在朱天心巨大哀傷的「漫遊」之後。筆者認為，在面對政權轉移、空間改變的現實後，朱天心不在關照現實當下，而展開對「家鄉」-七０年代的台北，那美好的過往，她始終如一的認同對象，展開追尋。
五、結語
不論任何人賦予「本土意識」什麼樣的內涵，那應該是一種所有的在地人基於勇敢、理智的面對過往-榮光、歡愉，當然，還有恥辱、悲傷-所自然生成的。因此很吊詭的，一個反覆被清洗記憶、集體彷彿得了失憶症的人、地區、國家，「主體意識」「本土意識」從何而生？不動輒輕易被政客擅自填充內容作為工具才怪。（〈看不見的城市〉，《台北畫刊》，頁10-11）
寫作至今四十年的朱天心，知識份子特有的道德潔癖與她身上特有的一種精神式的浪漫堅持，從未改變；其作品也始終與台灣社會有著密切的關係，121而其外省第二代的身份，與其作品前後題材的「斷裂」，在「認同」的相關討論中，成為評論者絕佳的討論對象，這也是筆者選擇她為論述對象的主因。筆者認為早期的朱天心因黨國教育與眷村的生活經歷，加上胡蘭成的點播，是以國民黨、中國文化為政治認同對象，對於台灣是一種「隔離」的認知。但不能忽略的是從此時開始，朱天心深切且愛戀描寫她所生長的環境，如《擊壤歌》中細膩深情地描寫她所遊蕩的淡水、圓山等地，若無此時的觀察與喜愛，日後如何能在〈古都〉中「負氣地」展現台北現今與過往的對照記憶。隨著「本土化」的興起，尤其是鄉土文學論戰給予朱天心的衝擊，她褪去「黨國」想像，步出外省族裔的「大觀園」，關照台灣社會與政治，但堅持以「知識份子」邊緣的地位，為文學服務，而非被政治收編。解嚴、返鄉探親與國際會議中體驗台灣被大陸打壓的經驗，朱天心清楚地認知自己的認同對象是台灣，而不再是中國。但她的努力與作品，卻總因其外省第二代的身份與未以「本土經驗」為寫作題材，不斷地被質疑對台灣的認同，終於讓她「負氣地」不爭取不認同，不認同政權的自由，一種「絕望的反射」。雖然在朱西甯過世後，失去挑戰座標的朱天心，選擇「做個壞學生，自動放棄爭取不認同自由的空間」，122到處「漫遊」，但漫遊後的不變的歸處仍是台北。
朱天心也敏銳的察覺造成她有「流亡之感」的原因，不單只是外省族群在政治操弄的現實中，不斷地發生被抹去、改寫相關記憶的遭遇，更是因下一代是成長於高度資本化「單食性」無特色的環境中，對上一代的記憶無所承繼，使得朱天心以一介公民的身份，除說明自己對於何謂「本土化」的解釋，也以「京都」為範例，希望能夠如卡爾維諾在《不見的城市》中描述：
妄想在自己成長，初老之地--認出他揚帆出口的港口、青年時代熟悉的地方、自家的周遭，以及幼時在其間歡欣跳躍的那個威尼斯小廣場......（〈唯恐誓盟驚海嶽〉，《中國時報》，2001年5月10日第23版）
只不過，在這樣的理念未達成之前，朱天心僅能在作品中，追尋、維護與記憶她的所認同之地，她的「家鄉」-七０年代的台北。
六、參考書目
（一）朱天心的著作
《方舟上的日子》，台北：聯合文學，2001年（1977年言心、1979年時報、1988年三三、1991年遠流、2001年聯合文學）
《擊壤歌》，台北：三三書坊，1988年9月第45版（1977年長河、1981年三三、1989年遠流、2001年聯合文學）
《昨日當我年輕時》，台北：聯合文學，2001年（1981年三三、1992年遠流、2001年聯合文學）
《未了》，台北：聯合文學，2001年（1982年聯經、2001年聯合文學）
《時移事往》，台北：三三書坊，1989年（原名《台大學生關琳的日記》，1984年三三、1987年時報；1989年三三、1992年遠流、2001年聯合文學）
《三姊妹》，台北：皇冠出版社，1985年
《我記得……》，台北：聯合文學，2001年（1989年三三、遠流、2001年聯合文學）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麥田出版社，1992年（1992年麥田、2002年刻印）
《下午茶話題》，台北：麥田出版社，1992年
《學非的盟盟》，台北：時報出版社，1994年
《小說家的政治週記》，台北：時報出版社，1994年（1994年時報、2001年聯合文學）
《古都》，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1997年麥田、2002年刻印）
《漫遊者》，台北：聯合文學，2000年
《二十二歲以前》，台北：聯合文學，2001年
（二）朱天心的散論
朱天心，〈不再有鄉愁的年代〉，《遠見》第152期（1999年，台北市），頁130-131。
朱天心，〈不認同的自由〉，《第三屆台北文學獎作品集》（台北：台北市立圖書館，2000年），頁131-132。
朱天心，〈去聖悠遠，寶變為石〉，《從四０年代到九０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出版社，1994年），頁329-334。
朱天心，〈台北古城之旅〉，《聯合報》2002年11月26日第39版，
朱天心，〈朱天心的寫作日記本〉，《新朝文藝》第27期（2000年12月，台北市），頁44-45。
朱天心，〈我們今生是這樣的相聚〉，《聯合報》，1998年3月27日第41版。
朱天心，〈是不是有一天我可以不寫作？〉，《新朝藝術》第27期（2000年12月，台北市），頁42-43。
朱天心，〈看不見的城市〉，《台北畫刊》第388期（2000年5月，台北市），頁10-12。
朱天心，〈採四海之花釀酒〉，《誠品好讀》第30期（2003年3月，台北市），頁12。
（三）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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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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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鄉土文學論戰開始，朱天心可為參加了大大小小的論戰與國族論述中，使其作品成為各種意識型態的評論者討論的對象，筆者為求客觀，此文將儘量以朱天心的作品與相關訪談為主要引述。另外，關於性別、同性戀或後殖民等問題，則非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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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大和解？」回應之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3期（2001年9月，台北市），頁11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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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7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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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騰專訪，楊錦郁記錄整理，〈始終維護文學的尊嚴〉，《文訊》第53期（1993年6月，台北市），頁8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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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國小時曾有一篇〈我是一隻小青蛙〉發表於國語日報，但朱天心自己認為真正寫下心目中認為是小說的，應是高中時所寫的〈梁小琪的一天〉。湯芝萱記錄整理，〈隔海呼渡-兩岸作家答客問〉，《幼獅文藝》第417期（1993年3月，台北市），頁5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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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西甯、劉慕沙等人，〈朱天心經歷〉，《小說家族》（台北：希代書版有限公司，1986年），頁29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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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蘭成，生於1906年，浙江峸縣人，小學畢業後到杭州蕙蘭中學唸書，21歲赴北平，在燕京大學副校長室作文書抄寫工作，並旁聽該校課程。北伐後回家任教，輾轉當了五年教員。但他對政治、時局十分關心，自負大志。1936年便兵諫中央政府抗日，且鼓吹對日抗戰，但不可被地方軍人利用為對抗中央的手段，為此被第四級團軍總司令部軍法審判，監禁33日，後白崇禧將軍幫忙才得以脫險。因此受到各方注意，汪派背景的《中華日報》聘他做主筆。後抗戰開始，南京政府成立，胡蘭成成為汪精衛政府的幕僚，但在權力鬥爭中，逐漸遠離政治核心，甚至因為發表了一篇與汪政府立場不一致的文章，在日本造成頗大的影響，被汪政府拘提，險些喪命，幸得日本軍人出面施壓，才得以保命。後來與主張對中國撤兵的日本官員來往密切，並到武漢接辦《大楚報》，籌辦一個軍事學校。抗戰勝利後，胡蘭成聯合武漢當地的軍方，拒絕國府接收，形成13天的武漢獨立，最後還是倉皇出亡。劉叔慧，《華麗的修行-朱天文的文學實踐》（台北：淡江大學中文研究所，1995年），頁5-6。抗戰勝利流亡日本，始習日文，結交大數學家岡潔與諾貝爾獎得主湯川秀樹，遂成就其學問體系。中文著作《山河歲月》、《今生今世》、《革命要詩與學問》、《禪是一枝花》、《中國禮樂》、《中國文學史話》、《今日何日兮》等。胡蘭成，《今生今世》（台北：遠流出版社，1991年）。【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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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宜文，〈在君父的城邦-三三文學集團研究（上）〉，《國文天地》第13卷8期（1998年1月，台北市），頁6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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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宜文，〈在君父的城邦-三三文學集團研究（上）〉，《國文天地》第13卷8期（1998年1月，台北市），頁65-70。【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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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妹妹〉，《三姊妹》（台北：皇冠出版社，1985年），頁146。【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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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騰專訪，楊錦郁記錄整理，〈始終維護文學的尊嚴〉，《文訊》第53期（1993年6月，台北市），頁8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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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一則老靈魂-朱天心小說裏的時間角力〉，《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年），頁8。贊成的論者還包括王德威等人。【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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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如是我聞〉，《時移事往》（台北：遠流出版社，1989年），頁1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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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時不移事不往-讀朱天心的《我記得……》〉，《我記得……》（台北：聯合文學，2001年），頁11-1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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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騰專訪，楊錦郁記錄整理，〈始終維護文學的尊嚴〉，《文訊》第53期（1993年6月，台北市），頁8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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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盟盟與我〉，《學飛的盟盟》（台北：時報出版社，1994年），頁213-21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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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序論：老靈魂的前世今生〉（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頁24-26。【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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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說明〉，《漫遊者》（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2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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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樹，〈悼祭之書〉（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10。【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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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採四海之花釀酒〉，《誠品好讀》第30期（2003年3月，台北市），頁1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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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畫畫〉，《三姊妹》，頁110。【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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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如是我聞〉，《時移事往》，頁9。【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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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蘭成，〈文學的使命〉，《中國文學史話》，頁14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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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文，〈如是我聞〉，《時移事往》，頁1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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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球•青春行〉，《方舟上的日子》，頁12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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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材俊，〈記憶•希望並且好好活著〉，《小說家的政治週記》，頁11-13。【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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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我們今生是這樣的相聚〉，《聯合報》，1998年3月27日第41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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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頁163。【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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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楚天千里清秋〉，《擊壤歌》，頁10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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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西甯，〈天心緣起-代序《未了》〉，頁9。【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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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芝萱記錄整理，〈隔海呼渡-兩岸作家答客問〉，《幼獅文藝》第417期（1993年3月，台北市），頁49。【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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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自序〉，《時移事往》，頁20。【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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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日月光華 旦復旦兮〉，《擊壤歌》，頁253。【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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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綠兮衣兮〉，《擊壤歌》，頁16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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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材俊，〈朱天心的秘密〉，頁3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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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夏日煙雲〉，頁21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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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楚天千里清秋〉，《擊壤歌》，頁120-12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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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頁160-16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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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我們今生是這樣的相聚〉，《聯合報》，1998年3月27日。【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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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頁16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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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材俊，〈朱天心的秘密〉，頁3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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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屋簷下的我父，我師-朱天文、朱天心、唐諾訪談〉，《誠品好讀》第32期（2003年5月，台北市），頁53。【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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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老靈魂裏的新鮮人〉，《眾生喧嘩以後》（台北：城邦出版社，2001年），頁6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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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日月光華 旦復旦兮〉，《擊壤歌》，頁253。【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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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人身難得〉，《未了》，頁20-2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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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日月光華 旦復旦兮〉，《擊壤歌》，頁259。【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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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行行且遊獵篇〉，《擊壤歌》，頁29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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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貴芬，〈朱天心-訪談內容〉，《「（不）同國女人」聒噪》，頁136。【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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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楚天千里清秋〉，《擊壤歌》，頁123-12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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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綠兮衣兮〉，《擊壤歌》，頁23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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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三三行〉，《三姊妹》（台北：皇冠出版社，1985年），頁12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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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行行且遊獵篇〉，《擊壤歌》，頁28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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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三三行〉，《三姊妹》，頁124-129。【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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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宜文，〈在君父的城邦-三三文學集團研究（下）〉，頁63-66。【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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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朱天心的寫作日記本〉，頁4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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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騰專訪，楊錦郁記錄整理，〈始終維護文學的尊嚴〉，頁84；邱貴芬，〈朱天心-訪談內容〉，《「（不）同國女人」聒噪》，頁136。【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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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日月光華 旦復旦兮〉，《擊壤歌》，頁249。【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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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宜文，〈在君父的城邦-三三文學集團研究（下）〉，《國文天地》第13卷第9期，頁6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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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夏日煙雲〉，《小說家的政治周記》，頁226。【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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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貴芬，〈朱天心-訪談內容〉，《「（不）同國女人」聒噪》（台北：元尊出版社，1998年），頁13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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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宜文，〈在君父的城邦-三三文學集團研究（下）〉，《國文天地》第13卷第9期，頁6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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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夏日煙雲〉，《小說家的政治週記》，頁22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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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朱天心的寫作日記〉，《新朝文藝》第27期，頁4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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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貴芬，〈朱天心-訪談內容〉，《「（不）同國女人」聒噪》，頁133-13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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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夏日煙雲〉，頁22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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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材俊，〈昨日的雪而今和在？〉，《七０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頁130。【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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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時不移事不往〉，《我記得……》，頁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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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樹，〈從大觀園到咖啡關-閱讀/書寫朱天心〉，《古都》（台北：麥田，1997年5月），頁235-236。【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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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茂桂，〈眷村子弟眷村老〉，《聯合報》，1996年8月5日，42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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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雅珍，《戰後台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1945-1987）》（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1997年6月），頁93-9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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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運動：1971年省政府令各縣市政府、各級省立學校、省政府各廳處局暨省屬機關「一、光復後推行國語運動成效甚著，......近年績效愈下。茲本會鑒於推行國語有助溝通同胞意見及增進感情，尤裨團結復國力量，影響之大未可漠視，亟宜根據以往經驗檢討改進加強推行。爰據各方意見研討加強推行國語運動辦法一種，經提本會第十二次常務委員會議通過，並於七月十一日簽奉總統兼會長批准施行。......二、本府為貫徹中央決策，切實加強推行國語起見，特訂定「台灣省加強推行國語實施計畫」一種，隨令附發。三、查推行國語工作，事關通融同胞感情，團結反共力量，且有助於政令之推行，此時此地，實為當務之急，不容忽視。......〈台灣省政府令，（60）77府教語字第一一二九七五號〉。1976年省政府函知各縣市政府「重申貫徹推行國語教育，並規定凡公務機關，公共場所，學校教學以及師生同學交談應一律使用國語。」並規定「說國語」、「用國貨」應從每一公務員，從每一辦公室做起。〈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函，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二月六日（65）26教五字第００六九三號〉。【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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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秋芳，〈在文學之外-朱天文走過「炎夏之都」〉，《自由青年》（台北：自由青年社，1988年1月），頁39。【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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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大和解？」回應之二〉，頁12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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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梁小琪的一天〉，《方舟上的日子》，頁41-4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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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宜文，〈在君父的城邦-三三文學集團的研究（下）〉，《國文天地》第13卷第9期（1998年2月，台北市），頁6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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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江山入夢（下）〉，《二十二歲之前》，頁163。【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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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欣麟，〈在城市流亡的老靈魂-聽朱天心說說話〉，《遠見》第141期，1998年3月，頁146。【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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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邦媛，〈眷村文學〉，《霧漸漸散的時候》（台北：九歌出版社，1998年），頁15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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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未了〉，《未了》，頁133-150。【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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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星星小孩〉，《二十二歲之前》，頁5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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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台大學生關琳的日記〉，《時移事往》，頁168-18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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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材俊，〈記憶，希望並且好好活著〉，頁1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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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我記得什麼？〉，《中國時報》，1989年10月16日第18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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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樹，〈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古都》，頁255。【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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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菀玲、關弘征、謝樹寬等人記錄，〈混聲合唱-台灣各族裔作家對談紀實〉，《中外文學》第21期第七卷（1992年12月，台北市），頁4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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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大和解？」回應之二〉，頁12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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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菀玲、關弘征、謝樹寬等人記錄，〈混聲合唱-台灣各族裔作家對談紀實〉，《中外文學》第21期第七卷（1992年12月，台北市），頁3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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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芝萱記錄整理，〈隔海呼渡-兩岸作家答客問〉，《幼獅文藝》第417期，頁4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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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貴芬，〈朱天心-訪談內容〉，《「（不）同國女人」聒噪》，頁14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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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諾，〈記憶，希望並且好好活著（序）〉，《小說家的政治週記》，頁11-1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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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菀玲、關弘征、謝樹寬等人記錄，〈混聲合唱-台灣各族裔作家對談紀實〉，《中外文學》第21期第七卷（1992年12月，台北市），頁13。【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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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妙如整理，〈會議現場討論記實（六）〉，從《四０年代到九０年代》（台北：時報出版社，1994年），頁389-390。【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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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時不移事不往〉，《我記得……》，頁10。【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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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序論：老靈魂前世今生〉，《古都》（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頁2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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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一則老靈魂〉，《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頁1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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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不再有鄉愁的年代〉，《遠見》第152期（1999年，台北市），頁130-131。【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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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大和解？」回應之二〉，頁120。【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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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卿，〈朱天心-入世而孤獨的老靈魂〉，《中國時報》1997年5月1日41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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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宏志，〈時不移事不往〉，《我記得……》，頁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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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欣麟，〈在城市流亡的老靈魂-聽朱天心說說話〉，《遠見》第141期，1998年3月，頁14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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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大和解？」回應之二〉，頁119。【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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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貴芬，〈朱天心-訪談內容〉，《「（不）同國女人」聒噪》，頁145-14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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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欣麟，〈在城市流亡的老靈魂-聽朱天心說說話〉，《遠見》第141期，1998年3月，頁14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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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不認同的自由〉，《第三屆台北文學獎作品集》（台北：台北市立圖書館，2000年），頁131-13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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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不認同的自由〉，《第三屆台北文學獎作品集》（台北：台北市立圖書館，2000年），頁132-133。【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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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樹，〈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古都》，頁269。【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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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卿，〈朱天心-入世而孤獨的老靈魂〉，《中國時報》1997年5月1日41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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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樹，〈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古都》，頁269。【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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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我記得什麼？〉，《中國時報》，1989年10月16日第18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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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誦聖，〈絕望的反射〉，《聯合文學》第154期（1997年8月，台北市），頁183-18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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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素玲，〈不願噤聲的老靈魂〉，《民生報》1999年4月8日第34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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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貴芬，〈朱天心-訪談內容〉，《「（不）同國女人」聒噪》，頁14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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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看不見的城市〉，《台北畫刊》第388期（2000年5月，台北市），頁12。【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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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台北古城之旅〉，《聯合報》2002年11月26日第39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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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素玲，〈不願噤聲的老靈魂〉，《民生報》1999年4月8日第34版。【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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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材俊，〈朱天心的秘密〉，《新朝文藝》第27期，頁35-36。【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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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頹敗的顫動〉，《眾生喧嘩以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頁68。【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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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燕瑀，〈結語〉，《朱天心小說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2002年），頁147-149。【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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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開平，〈漫遊，在記憶的古都〉，《聯合報》2000年11月27日第41版。【回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