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論壇」第廿八場 卓越如何追求？--從教育部推動大學整併談起 　 時間： 2004年3月27日（星期六）下午2:00 ~ 5:00 地點： 東華大學文學院A207講堂 主辦單位： 文化研究學會、教育部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多元文化：族群、性別、階級 籌畫人： 紀駿傑（國立東華大學族群所教授） 主持： 朱元鴻（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論壇引言人： 宋文里（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 張瑞雄（國立東華大學教務長） 康培德（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教務長） 劉美慧（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所長） 吳欣瑋〈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學生〉 謝佳芳〈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學生〉 陳建曄（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學生議會議長） 丁千閔（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學自會副會長） 此處所刊登的是會議逐字稿，發言者如有任何意見，請洽學會秘書處 csa.taiwan@msa.hinet.net，謝謝。 紀駿傑： 我想首先以在地主辨單位籌劃人的身份先說幾句話。歡迎跟謝謝大家來一起參與這場的座談會，我們尤其感謝從外地來的共同主辨人文化研究學會，還有從花師來的老師跟學生，其他與談人與各位。我們今天的題目大家手上應該都有主要題目的大綱，我就不再多說，待會兒主持人也會先跟大家介紹。首先只是幾項事務性的，第一個請大家先把手機關掉，讓我們可以在這邊專心地對話；第二個人待會兒用鼓掌的方式，不要鳴喇叭。我們今天的座談會的主持人是邀請到文化研究學會的理事長，也是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教授朱元鴻，我將以下的時間就交給朱教授主持。 朱元鴻： 各位來賓，非常歡迎。我這邊首先要謝謝我們的籌備人紀駿傑教授，以及跟我們一起合辨的「教育部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多元文化：族群、性別、階級」。這場活動原來就提議的文化研究學會來講的話，是我們一系列活動大概每個月一場，然後從學會成立以後就開始，到現在是第二十八場文化批判論壇。文化批判論壇的前十八場都是在台北的紫藤蘆，後來我們會覺得文化研究其實應該接觸各個地區不同的學術社群，而每個不同的學術社群其實應該有它的關懷和特殊的興趣，能夠從在地的角度提供比較敏銳的討論和見解。我們大概從第十九場開始，有計劃地在全省的南部、中部以及東部舉辨這樣的活動。之前我們曾經在成大舉辨博物館文化的文化批判論壇，這是在四月份；然後在台中我們也舉辨了一場「古根漢與路思義」。這是我們文化研究學會的文化批判論壇第一次到東台灣來，所以對我們來說是非常興奮的經驗。我們當初的籌辨非常感謝紀駿傑教授，以及在地的許許多多參與者提出我們今天的主題「卓越如何追求？從教育部推動大學整併談起」。當然在這裡，有個在地的經驗我不是十分了解，不能貼切掌握的案例，就是東華與花師的合併案。聽說這裡面有一些我沒辨法理解，不過耳聞說是好像有些敏感因素存在，然後還有些半開玩笑的說法，說是今天與談人張瑞雄教務長和康培德教務長其實是一個設計，這個設計是不是暴露更多的敏感部分。我想今天的與談人較多，按時間是要到五點，我想大概在前半場用九十分鐘的時間，包括我的引言，我們的八位引言人做完引言，然後再做十分鐘的休息，然後回來再八十分鐘的討論。我想用這種方式進行，引言的時間，大概原則上用十分鐘，我原則上會提醒，然後在兩分鐘做個結束。這樣的話就不會拖延到我們的討論時間。在發言的順序上，我稍微作個調整，原來在上面的第一位的宋文里教授，我們把他放在最後，也期待他用比文化研究較寬廣的關切作一個綜合。其他的順序大概不變，我應該先依次介紹我們的與談人，大部分對我來講，都是剛剛才認識的朋友。 宋文里教授是清華大學社會所教授，張瑞雄教授是國立東華大學教務長，康培德教授是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教務長，劉美慧教授是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所長，吳欣瑋是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學生，陳建曄是花蓮師範學院學生議會議長，丁千閔是花蓮師範學院學自會副會長。接下來就開始我們今天的引言，我們請張瑞雄教授。 張瑞雄： 主持人朱教授，各位教授，各位來賓大家好。這邊謝謝文化研究學會給我這個機會，我看這裡面就只有我是學資訊工程的，是之間的異類。個人從事大學教育行政工作有些日子，所以有些個人的看法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剛主持人說，今天是否有些機密，其實沒有。因為今天東華和花師有四位學生在這邊，等一下他們有關合校的議題他們學生還可以再談，就我們老師的眼光而言，沒有什麼可以談的。今天主要講的是，研究大學的分類，大學如何追求卓越，稍微提一下我個人的看法。首先大家都知道，國內二千三百萬人口已有一百六十幾所大學，人口跟我們一樣的馬來西亞，據我所知，才十幾所大學而已。我們人口跟他們一樣，但大學是十倍以上，所以直接牽扯到的問題就是整個國家高等教育的經費非常不足，所以才會造成大家人人喊窮的情況。目前教育部針對大學經費，基本上來講它分成三種：一種叫它固定性經費，就是每年國立或私大學的獎補助款，是依照學校學生人數，老師人數來分配的，這種錢基本上大學不可能靠這個來生存，譬如說據我所知，現在國立大學的固定性經費大概占整學校預算只有百分之五十，甚至不到，像教育部給台大的錢要付給人事費都不太夠。第二個，我們叫他競爭性或爭取性經費，這種經費是教育部時常會有一些計劃提出來，譬如說幾年前的追求卓越計劃等，各大學可以去爭取這種競爭性、爭取性經費，基本上這種經費，教育部著眼的眼光就是目前所謂的研究型大學，大家都知道現在教育部規劃有七所研究型大學，有台、清、交、成、中央、陽明跟中山大學，所以這種競爭性或爭取性經費其他大學當然不是說完全沒希望，不過基本上來講是可望而不可及。現在大家都知道教育部提出五年五百億計劃，雖然整個計劃，整個經費在立法院還沒通過，不過據我們的了解，教育部已經找研究型大學，把這些錢都分好了，到時候給誰給誰幾乎都分好了。最後一種大學可以爭取的經費就是政策性經費，政策性經費就是配合教育部政策的話，那就會有一些錢，譬如說像今天的東華和花蓮師範學院的合校，就是配合教育部併校合校的政策，假如兩個學校能夠談成的話，教育部就給你一筆錢，所謂的「嫁妝」。但是這筆錢也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其實教育部在好幾年前就已經reserve這種經費，每年到立法院都會被質疑，因為從好幾年前談合校到現在，還沒有哪個學校真的合成功，除了教育部強力介入的嘉義大學，就是原來的嘉義師範學院和嘉義技術學院兩個學校之外，其他假如讓男女雙方，或是男男雙方女女雙方自己去談的，從來沒有談成功過。針對教育部給的經費就這三種，為了配合這三種經費，教育部在未來開始在做這種大學分類的工作，就是競爭性經費就是研究型大學可以爭取，類似這樣子。大學分類基本上是行政院有個叫「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委員會」，就是國內一些大學校長，跟曾經擔任過大學校長，與國外一些專家所組成的，對整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做一些建議。基本上，它提出的分類，分成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專業型大學跟社區型大學。一提出來時，當然還沒有說真的把大學分類，因為碰到很多學校的反彈。為什麼會反彈呢？因為這種大學分類，大家最常舉的例子就是加州的例子，但是加州大學系統、加州州立大學系統，跟其他加州社區大學三大系統。不過加州的例子是不是一定可以適合台灣，因為，據了解，加州的例子是他們先有定位，譬如說我現在要成立一個大學，那這個大學在成立的時候到底要把它規劃成研究型大學還是州立大學，還是社區型大學。是先有定位之後，再把學校設立起來，譬如說現在加州大學系統又要成立一個分校，它就把它歸類成研究型大學，就是先有定位需求後，才把大學成立起來。台灣目前所有大學都已成立運作了，你現在才在分類的話，就等於說用貼標籤的方式，由教育部主觀認定，你這大學是研究型大學，或是你這大學不是研究型大學。那為什麼大家都想爭取研究型大學，主要是第一個回到剛剛經費的問題，各學校的經費不足，所以都要爭取成為研究型大學，來爭取更多的經費。但是在這種貼標籤，而不是用大學之間互相競爭的方式來形成的話，就會造成許多非研究型大學的反彈，譬如說像東華、花師，甚至像國立大學如聯合、台東、宜蘭，大家都在說，假如這個制度真的實施的話，未來這些國立大學怎麼辨、怎麼來發展？教育部在做大學分類的同時，另外對大學的管制卻沒有放鬆，譬如說，各個大學要成立新的系所，都還是要經過教育部的同意、審核。所以說，一個不是研究型的大學想要朝研究型大學發展的話，學術的領域就要爭取成立，要去爭取新，有競爭的領域，有些舊的領域可能要調整，要讓它關門。但是這種種事情都還要報部核准，就國立大學而言，其實私立大學也需要報部核准，教育部一方面貼標籤；另一方面又透過管制、審核，讓它眼中不是研究型大學的，限制它的發展。譬如說東華大學今天要成立一個新的什麼系或什麼所，教育部說，反正你不是研究型大學，成立這個幹嘛！就不准，就有類似這種情況。整個高等教育的分類態勢大概就是這個樣子。接下來教育部要作的，就是大學評鑑。就教育部的眼光而言，為了配合整個國家的高等教育，或是配合國人與社會的期望，它希望說有一所大學能夠在整個世界的排名列入前一百大，要列入前一百大的話，就要給它充分的經費資源，而要給它充分的經費資源，一定要有正當的理由，才會提出研究型啦、教學型等等。不過我想，不是列入研究型大學的學校不用太失望，我想整個國家research 的funding，整個研究的大餅，其實還是滿大的，並不是光這些大學就可以全部把它吃掉。而且一個國家假如只有幾所大學很好的話，而其他都是普普通通或是很爛的話，我想這也不是國家之福。所以，其他的大學要競爭的話，要以領域來競爭，來發展。另外一個，就我們東部的眼光，我們一直跟教育部強調要注意區域的平衡，不要設什麼中心，或是什麼座談會，就分北、中、南三區，每次就把東部忘掉，花蓮和宜蘭就歸入台北，要到台北去參加，而台東歸入高雄，要到南部去參加，所以要注意區域的平衡。假如教育部要對大學分類的話，應該對所有大學有個保證，就是說，不管歸入那一類的大學，只要做得好的話，教育部給你的經費一定不會少，甚至反而比研究型大學還多。譬如說，志願作為教學型大學，你的教學，你的teaching，絕對是excellent的話，教育部還是會給你很多的funding。另外也要給新成立的大學，譬如說，東華成立十年，然後東華後面的高雄大學、台北大學，還有去年成立的台東大學等，給這些新大學一些機會，因為新大學畢竟還在發展中，讓一個十歲的小孩和一個五十歲或是六、七十歲的成熟大學來競爭的話，的確在立足點會有不公平的情形出現。我想我就針對目前教育部對大學經費的分配和分類作一些個人看法，謝謝。 　 朱元鴻： 謝謝，以下我們接著請康培德教務長。 康培德： 首先，謝謝文化批判論壇讓我有這個機會在這邊表達我的意見跟發言。剛才也謝謝張瑞雄張教務長針對前面三個議題作了比較精簡的答覆。剛才算了一下時間，大概我只能講到前面兩題，就會收到一張條子。所以我想我最好還是快一點，只講前面兩點就好。如果時間允許，我再講第三點。剛才大概有關國內高等教育，教育部目前在擬定的政策與方向，對高等教育可能有的衝擊，我們剛才張教務長都講了非常的詳盡，我想我就不講這方面枝節的問題，我直接談一些我個人這幾年在國外、歐洲美國跑的經驗，跟各位作個分享。第一點，我們談到追求卓越跟國際化，究竟該如何被定義跟看待的問題？站在我個人的觀點裡頭，我覺得國際化是這幾年國內高等教育極於想跟國際學術界接軌，但是接軌有不同的方式，也有可能變成學術研究領域的下游，在接軌的過程中喪失自己的主體性，所以國際化其實就是在接軌的過程中，我們標籤、定位好自己的主體是什麼。我個人的學科訓練是在人文社會學科，我在留美求學期間，我的個人經驗是，我們台灣留學生有個很大的特色，就是我們的數理較強，就算是唸社會科學，數理還是會比較強。所以我們常常有機會在國外唸書時，當統計學或是計量的研究助理，Research Assistant。這間接影響到我們在學門訓練領域裡頭，最後所攻的博士學位都會漸漸朝向某些特殊的場域，當我們把這些知識帶回來時，不斷不自覺或是自覺地在複製這個學科。在這裡，我們很容易跟國際接軌，因為以留學生來講，是在美國一個強勢英語系國家的國際市場裡頭訓練出來，但事實上我們去接軌的東西並不一定適合台灣主體的需要。這個問題就來到我們所談的主體性到底在談什麼？這就面臨到台灣高等教育的主體性到底要如何尋求的問題。我覺得，台灣的國家規模，就是剛才張教務長提到的，二千三百多萬人口，這樣的一個國家規模在跟世界各地尋求一個類比的對象時，到底應該怎麼來看。我舉個例子來講，早期國民政府來台時，對台灣也不知道該如何發展經濟，所以就會先從一個區域或規模比較類似的一些國家來尋求經驗。我曾經看過舊有的1950年代的報告中，曾經有個台大有個叫農民產業研究所，他們曾經用過古巴的經驗當作例子，當然這是1950年代的事。到二十一世紀，我們台灣的高等教育到底要如何去借鏡呢？當然我現在所給的例證也許不見得是非常的完整，只是就我個人的經驗在看。譬如說，這幾年我常跑荷蘭，我覺得說荷蘭的國家規模跟台灣很類似，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荷蘭面臨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他們要整合到歐盟裡頭去，整合到歐盟裡頭去，過去整個荷蘭最獨大的大學就是萊登大學，而現在萊登大學可能不能作一個獨大的大學，因為它可能面臨到它必需要跟倫敦大學、劍橋大學、巴黎大學要平起平坐來競爭。這個引起骨排效應，會影響阿姆斯特丹大學、Utrecht大學中，到底要如何跟歐盟裡頭的區域體系去做一個抗衡，去爭取學生的來源。類比於台灣呢，其實台灣的國家規模跟荷蘭很類似，是第一點；第二點其實台灣高等教育面臨到WTO強迫我們要開放的情形。我舉個例子來講，去年日本立命館大學來到台北正式招生。可能事實上在整個台灣對日本高等教育的了解中，可能只停留在不是早稻田的系統就是停留在東京大學系統，就是公的系統或是民營的系統。對像立命館這類型的學校可能並不了解。而其實它代表了在WTO整個亞洲市場，高等教育跟小學、中學教育其實不一樣，我們沒有辨法把它當成是國家所能獨占的市場來看，它其實是一個大型的世界或是區域型的文化資產，competition絕對跑不掉。所以日本意識到這個問題，一直積極地在週邊國家招生，而荷蘭進入到歐盟後，他也面臨到這個狀況，他也在思考他的國際化，他的國際化其實是一步步在作。第一步，他怎麼去界定他在歐盟中他現有的的地位，所以第一件事情，他先走英語化，從研究所的領域裡頭，先走英語式教學。可是走英語式教學也可能面臨到一個困境，對荷蘭本身現有的一些如生化科技，或是相關的研究領域中如語言學，他是比較強的，可能會有某種程度的衝擊。所以他必須回過頭來看，如何把國內現有的研究紮根打好，這方面他到底怎麼做，我們也還是在觀察，在思考，可能在這裡沒有辨法跟各位來分享。但是剛才張教務長也提到一個直接的問題，就是我們面臨到的是整個國際市場的萎縮，所以事實上我們長期上把整個高等教育是鎖定在以國內學生為主的市場，但是這個市場不但是在萎縮當中，我們的新生兒從三、四十萬慢慢降到二十萬，如果加上整個高等教育，我們當它是個文化產業，而國界要被打破的話，我們可能會大量流失學生，可能到中國大陸去，或是到歐美國家去，都有可能。其實歐盟已經看到這個現象，但是打開國界並不代表我們單純只是會流失，也有可以賺進國際學生進來，賺進國際學生的好處並不是說我們犧牲到本國學生的福利，而是提供本國學生一個多元文化、互動的環境。荷蘭這幾年滿謹慎地在規劃，譬如說東歐解體過程中，東歐的科技人才怎麼透過荷蘭比較開放的高等教育政策來吸收，進到荷蘭的大學，作為很基礎的人才來源之一。在人文社會學科裡，荷蘭也很巧妙地利用他的歷史，早期荷蘭在整個東南亞，包括台灣也是荷蘭的殖民地。他在整個經營人文社會學科時，他可能要面對跟倫敦大學、巴黎大學，跟德國比較有名的學校來競爭，在競爭的過程中，他就回顧自己之前的主體是什麼？他發現他其實跟過去殖民地國家所需要的東西，可能是他可以去搶攻的市場，所以他很有策略性的，像荷蘭教育部從四年之前，通過一個叫Donna Peck Program，這個program中是把早期殖民地關係重新詮釋，一個叫partnership，一個新的伙伴關係。我們還是可用較批判的眼光來看，它可能還是一種宰制關係的存在。它從大量的這些印尼、印度、南非，甚至跟台灣的中研院合作，把一些可能的、國際級的大學，post上的一些講師級的人才大量拉到荷蘭的萊登大學作一個短期的訓練，授予他一個學位，重新建立起他跟週邊國家的地方，透過這種方式，他慢慢在新的研究領域，重新在歐盟，甚至在國際社會中得到一個研究的領導權。他得到這個領導權，就能夠慢慢將他的學術地位提升。眾所周知，我們都知道中文系最好的發展應該是在台灣或是大陸。但事實上，廣義來講，Sinology（漢學）的研究最好的研究群是在日本，我們第一個想到Sinology絕對不想到北大，也不會想到台大。為什麼？就是因為日本懂得怎麼樣去建立起他跟週邊腹地的關係。我想台灣怎麼面臨到的高等教育，是如何重新去定位，跟尋求他的腹地，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我先簡單講到這裡。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