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的〈基進和平：面對戰爭發言的權利〉一文提出的基進和平論述不僅要自「國家身份的封鎖」中解放，脫離以國家為前提的非戰邏輯，甚至不滿足於選擇拒戰與不抵抗的和平權。他的原因是，雖然此無效忠狀態動搖了戰爭論述，但是，此和平權者無法有效現身，因此無法在道德上、哲學上或策略上要求疆域權主張者脫離國家身份，以致於戰爭將繼續存在於不同國家身份的單一效忠之間。因此，石文所提出的基進立場，是要以不參與國家邏輯的戰爭對話方式間接參與，有意識並有效地「面對」戰爭，以便影響或是改變戰爭條件。石文指出，不參與戰爭對話的對話策略，會影響到戰爭的繼續，或是促成下一階段戰爭發動的條件。石文也指出，不採取此有意識地面對戰爭行動，「生命只能身於戰爭體系之外，淪為隨時被輕易犧牲的異己。」所以，參與論述，是基進立場的起點。
如果道德論述與理想主義命題的終止戰爭並不有效，那麼，石文的具體建議是什麼呢？石文提出的是「本體層次上的和平，主張在不同效忠狀態中，有一種可以對話相互認可的敘事基礎」：「讓每個人可以在四類互為異己的空間上，界定自己的位置，從而建立各個異己之間的相對性。」石文認為：「戰爭狀態的終止來自於自己在空間中位置的移動」，以致於「抵抗與不抵抗之間，出戰與非戰之間，就不是互為異端的不共戴天關係，而是可以互相轉換的流動關係」。石文指出，基進和平者賦予人民選擇投降的權利，此投降權可以瓦解疆域權。能夠在抵抗與不抵抗之間選擇，出戰與非戰之間選擇，戰爭就成為短暫的遊戲。
我同意石文所提出從「國家身份的封鎖」中解脫的基進和平論述。不過，我願意在此基礎上，根據石文的幾個重要概念，提出問題，以便繼續推進此基進和平論述的思維模式。
問題之一：石文所提出的「異己之間相互轉換認可的倫理關係」，究竟是什麼意思？要在什麼層次上發生？石文所建議的是抵抗與不抵抗、出戰與非戰或是「不同效忠狀態」之間的轉換與選擇嗎？若以馬占山為例，雖然是可鬆動的效忠關係，他的不同效忠狀態其實牽引了不同的戰爭狀態。那麼，戰爭是不是隨時可以發生？這是我們所需要的和平嗎？
此外，上述「不同效忠狀態」之間轉移的前提，其實是在「主權」與「疆域」的規範之下發生的狀態。如此，不同主權與疆域之間的效忠衝突，必然仍舊會引發不同型態的戰爭狀態。
所以，問題之二：我們是否可以問，疆域為何是個必要的概念？效忠為何是個必要的概念？為何需要主權？
或者，背後的問題是：什麼是主體？為何現代主體總是與國家綁在一起？國家邏輯所構築的現代主體依附於國家理念，而實際上卻脫離了自身的異己狀態，造成了石文所指出的自我身份限制與禁錮。尤其當戰爭發生時，國家的主權、國家的疆域以及對此疆域的維護成為唯一的邏輯時，對此系統的效忠以及排他性展延為每一個國民的道德與價值時，國家的邏輯便會成為人民個別判斷的原則，每一個國民亦容易被動員，起而效命。個別的倫理判斷便難以發生。
當疆域設定轉換為區域性的主權時，其邏輯亦然。區域性自主權能夠對於戰爭衝突豁免嗎？不同在地社群開始強調主權，豎立起的主權開始鞏固疆域，建立體系，要求效忠，則必然會有大小不同格局的建國運動、主權運動，以及相應而起的正名與排他運動。
任何內群外群之區分雖然不屬於國家邏輯，卻仍舊可能是造成衝突、仇視、排外與戰爭狀態的起點，所謂的「和平」仍舊脆弱。
問題的根本仍舊在於主體意識的片面建立。
於是，問題之三：什麼是不被侷限禁錮的主體？在一個現代國家意識中成長的人，如何思考非主權、無效忠的狀態？強調旗幟鮮明的國家主體意識或是文化主體意識，同時否定了什麼內部的異己狀態呢？
石文其實讓我們開始演練接受異己的容忍度。是否可以投降？接受投降，喪失的是什麼？不接受投降，繼續抵抗，喪失的又是什麼？我們是否可以在入侵者佔據領土時選擇不抵抗，成為順民，並且進入公職或是任何階層，繼續為社會服務，繼續生活？石文所舉的「曲線報國」者，選擇不抵抗，成為順民，以免在地社會被戰火摧殘。此處的「順民」是真正轉移效忠於新進駐的國家呢？還是只是繼續生活而已呢？「偽」政府的思維，打開台北城門引日軍入境而終止戰爭的事件，為何是個令人厭惡恐懼的狀態？在國家的邏輯之下，我們被教導了恐懼，禁止接觸，不敢思考喪失主權的狀態。
進一步，問題之四：如何才能夠使「自己與異己之間相互構成的過程」真正實現？石文十分犀利地指出，以國家為單位而維持和平狀態或是進行和平談判，不進入國家身份的「異己」便仍舊無法出現，戰爭的深層動機便會繼續積累。那麼，實際操作上，若以兩岸關係為例，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如何才能夠化解？戰爭的深層動機如何不會繼續積累？或者，以台灣島內人民為例，要如何才能夠使「任何兩個同質本體之間的無衝突狀態，延伸成為異己之間相互轉換認可的倫理關係，不再相互忽略滅絕」？省籍族群差異要如何才不會隨著選舉而激化？邊緣性別狀態、移民身份、特殊行業、流浪動物，如何才不會被醜化而排除？什麼是「新的、不斷出現的和平主體」？
所以，問題之五：是否應該考慮非主體宣稱的基進和平主體狀態？
或許我們需要重新詮釋此處所謂的和平主體可轉移與可界定的位置。此處空間中位置的移動，不應該是具體的效忠狀態的選擇，而應該是指理解的擴展與是感受的轉化：使自身能夠進入異己位置的主觀狀態，而使此「異己」得以浮現，進入理解。
這是什麼意思？這僅只是道德論述上的同情同理之心嗎？不是的。這並不只是道德上的寬容迴避，而是揭露被遮蔽的異己，使我們對當代與歷史的理解含有更為複雜的層次。
我們仍舊可以回到石文所提出的建議：發掘歷史中曾經存在的異己：「開啟自身歷史的異己空間，替自身所屬的國家賦予歷史性與相對性，進而將當前和平運動所源自的道德空間，擴大開來甚至將國家身份收編在其中，藉由國家身份的歷史化、相對化、去普遍化，去鑿開當前國家身份在戰爭文獻中的壟斷地位。」
我認為，石文此段文字的積極意義不在於去理解效忠之可解脫與轉移，而在於去理解歷史中被封鎖的資訊與主觀經驗，理解自身如何被禁錮，如何被教導藉由鞏固自身主權而設定疆界，如何被教導畏懼思想上的接觸，如何在公民課、歷史課、地理課等等教養過程中，被鼓勵透過強化自身之合理性，而開始在思想上壓迫與排除異己者，甚至進而清除自身之內的異己。
所以，當我們透過擴大理解與轉移感受、面對「異己」時，我們並不在宣稱主體「是」什麼，而是讓認知與感受中「不是」的部分得以浮現。我們要在生活中無法容忍與恐懼處開始思考：界限何在？為何如此出現？是否可以讓界限之外的深淵得以浮現？
那麼，最後一個問題，問題之六：什麼才是「新的、不斷出現的和平主體」？是個可以選擇轉換效忠對象而清楚定位的主體嗎？是個道德超然或是另類性別意識的固定主體嗎？或許都不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什麼樣的主體才能夠不被單一客觀的目的論或功能論邏輯所禁錮，不被國家邏輯、公民邏輯、本土論述、道德論述所遮蔽，而能夠不斷與異己對話與溝通？
所以，身為不進入國家邏輯或是任何效忠體系的知識份子，我們是否可以討論放棄宣稱主權或是建構主體的行動，不以「我」的主體觀點進行強迫性的論述，而能夠反覆地以書寫介入，打開當下與歷史的知識侷限，檢視疆界與間隙的設定，面對自身知識之外的異己，開啟自身理解與感受的空間，而使「不是」的主體得以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