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論述戰爭與和平，總難脫離性別的刻板印象。一般總認為男性好戰，女性則愛好和平；男性製造戰端與不幸，而女性則默默收拾殘局與止痛療傷。但事實上卻不是這樣單純的二元對立之圖像，而呈現出各種可能的面貌：好戰的女性、愛好和平的男性、同樣冷漠的男女、反戰的女性、嗜血的男性、……(甚至性別本身也不只有兩性)。以國家中心論為框架的戰爭與和平，不僅扁平化了人與人間複雜的互動關係，更是充滿性別意涵的指涉與排除。性別也許從來就不是解釋戰爭與和平內容的主要變數，但女性卻有可能成為石之瑜在理論上所主張「基進和平」之最佳實踐主體。
一、戰爭與和平論述：國家中心論的陷阱
石之瑜所倡導以去除國家框限之人民主體身份，重新思考及主導戰爭與和平之論述(石之瑜，2004)，呼應了自從1980年代國際關係理論中後實證主義挑戰主流(新)現實主義所仰賴之國家中心論。揭穿了國家中心論化約多重人與人間的複雜關係成為在所謂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去社會脈絡如原子般相似單元之國與國間的關係，於是本該是活生生的人的生計與故事變成了冷冰冰的擬人化國家之論述。尤其在戰爭與和平的論述中，人民被牢牢綁死在一個個的國家名銜下，教化成忠誠愛國的國民公民，只能在戰爭中被動員保衛國家，抵抗或殲滅國家的敵人；或是默默承受國家戰爭行為之種種惡果，等待國家之間因倦戰或戰局塵埃落定後而謀和之契機，從而找回讓一己苟延殘喘之空間。
在這樣的國家中心論框架下，最大的悲劇在於將原本以人性為基礎的人際關係，轉變成以抽象國家利益為基礎之國際冷血算計。眼前一名在伊拉克被俘的美國人質，活生生慘遭鋸頭的命運(《聯合報》，5/13/04,
A3)，即可說明這種扭曲的轉換關係。陌生的人與人間，原本應該毫無瓜葛，但只因各自冠上了「美國」及「伊拉克」的帽子，變成「美國人」與「伊拉克人」，頓時成了代表國家戰爭的兩造，背負國家之間的血海深仇。而諷刺地是，最終國家並不會斷頭，但人卻身首異處！
而台灣海峽兩岸的人民，亦各自是兩邊國家與政府的禁鬻，原本各種複雜的人際關係，1但在國家敵對大纛一揮下，可以瞬間只化約成為敵對的「台灣人」與「中國人」一種關係，甚至連台灣島內的人民也可以頓時只成為敵對的「台灣/本省人」與「中國/外省人」之緊張對立關係。凡此皆恰恰坐實了以國家主權、疆界、國族主義為內容之國家中心論所建構之外敵內奸論述。這種內/外的區隔，可用以鞏固國家認同並凝聚敵我意識，隨時成為政客為達其政治目的所利用動員之棋子，在特殊狀況下，更可以成為殺戮敵人/他者的正當藉口。
擬人化的理性具有主權之國家(sovereign
state)，事實上是以理性擁有主權之男性(sovereign
man)為藍本，將「國家」這個「英雄」賦予了「男性」之特質，進一步認可與鞏固了男/女、公/私二分法所型塑性別不平等之社會結構。因此，以國家為最主要分析單元之國際關係，成為最陽剛之論述與實踐場域；而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始終只圍繞著國家間之戰爭與和平議題打轉，其代言人不是軍人就是外交官，充分反映其中女性缺席之性別意涵。此外，女性主義之國際關係學者則指出戰爭之發動及其背後之軍國主義基礎均與「陽性特質」(masculinity)之內容與主張密切接合(Hooper,
1998; Murphy, 1998; Niva, 1998; Weber, 1998; Woolf, 1992)。
二、戰爭與和平之論述及實踐：性別盲與性別刻板印象
國際關係之主流(新)現實主義認為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戰爭終究是不可避免的，且隨時可能會發生的。而所謂的和平，則是仰賴國家之間藉「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結盟等策略來暫時達成。即便冷戰結束後，修正之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將國際社會分成「和平區」(zone
of peace)與「衝突區」(zone
of conflict)，認為在「和平區」內的西方民主工業國家之間的關係已有本質上的改變，不再交戰，且已發展成高度互賴之合作關係，但「衝突區」與介於「和平區」與「衝突區」之間的國家依然對西方國家與彼此之間產生安全威脅，它們依然適用(新)現實主義的概念與邏輯(Keohane,
2000)。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歷史終結論」，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之「文明衝突論」、以及某些自由主義學者(如Michael
Doyle)所主張之「民主和平論」都是與上述論述邏輯呼應之觀點。因此，戰爭與和平議題依然是現今主流國際關係之焦點，且完全沒有脫離前述國家中心論之框架。而在此框架下論述戰爭與和平，女性向來只是配角，既沒有發聲的位置，也沒有被聆聽的空間，展現典型對其中蘊含深沈之性別意涵視而不見之「性別盲」弊病(Enloe,
1989)。
而在戰爭與和平的現實世界裏，女性則呈現多種可能角色，有些扮演戰爭的啦啦隊員，有些則是戰爭血淋淋的祭品，有些是冷漠的承受者，有些則是積極的反戰份子，完全不是一般人所以為的單一刻板印象所能描述。而這些有關戰爭與和平之性別刻板印象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強調男性好戰，女性則愛好和平；男性製造戰端與不幸，而女性則默默收拾殘局與止痛療傷。另一類則認為女性從來就積極直接或間接參與戰爭之過程，但卻以另一種性別分工角色呈現：女性總是扮演有別於男性「正義戰士」(just
warriors)之「美麗靈魂」(beautiful
souls)，分別扮演熱誠將兒子獻給國家送上戰場之「斯巴達母親」、激勵身旁男性為國犧牲奉獻之精神支柱、照顧與撫慰戰士/傷患的白衣天使或隨軍妓女(Elshtain,
1987)。
針對第一類性別刻板印象之回應，乃是迄今沒有任何服人的經驗證據顯示男性天生尚暴力，而女性天生則愛好和平。事實上，當軍隊開始對女性做有限度之開放時，有相當數額之女性投入職業軍人的行列。而女性在執行軍事任務時，與男性之冷酷態度與行為幾乎不相上下。2而針對第二類性別刻板印象，衡諸歷史女性從來不只是扮演前述「美麗靈魂」之角色，反而可以找出許多直接英勇作戰殺敵之女性(Elshtain,
1987)。而在和平議題上，反戰與大肆抨擊「和平主義份子」(pacifists)的陣營裏皆有許多女性的身影。
即便以女性主義的國際關係學者Jean
Bethke Elshtain為例，她在戰爭與和平議題之觀點前後亦有極端矛盾的轉折。她在1987年曾以專書詳論上述戰爭與和平履踐中性別刻板印象之謬誤，以及強力批判國家中心論所建構之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並提出超越傳統戰爭與和平論述採取以「節制的愛國者」(the
chastened patriot)之立場來藉審議式民主的程序化解各種差異所造成之衝突(Elshtain,
1987)。而在出書十年後的一篇回顧文章中，她也重申當年之觀點並進一步批判國際關係現實主義之戰爭與和平觀(Elshtain,
1998)。但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她的立場突變，從「節制的愛國者」之主張搖身一變成為不折不扣現實主義下的愛國主義者，並為美國政府啟動之「反恐戰爭」與攻打阿富汗之政策辯護，說明其為「正義的戰爭」(just
war)(2002; 2003a; 2003b; 2003c)。此例說明身為一位女性主義者，在戰爭與和平議題上亦可能沒有一致的觀點，可能會隨時空之改變而轉變，並不一定完全依循女性主義的立場。
而在台海兩岸議題上，當女性主義遇到台灣民族民族主義時，不少女性主義學者與運動者總是先選擇台灣民族主義，很自然地就從國家中心論之角度出發(黃競涓，2001)，將國家主權的考量立刻置於兩岸女性之共通利益之上，甚至產生所謂本省女性與外省女性之間潛在區隔與矛盾。此所以在聲援大陸配偶在台灣所遭受種種違反人權之待遇時，許多女性主義學者與婦運團體不是保持緘默就是某種程度替政府之歧視政策辯護。
由本節扼要之說明可以得知，女性從來就不是傳統戰爭與和平論述之主體，而女性在戰爭與和平的現實世界裏所扮演之角色與因應之態度，也不是傳統性別刻板印象所能描述，反而是多元多樣的面貌。此在在顯示性別(明顯指的是女性)一方面在論述時是被忽視與漠視之不相關的變數，他方面在實踐時性別並不是解釋戰爭與和平內容的主要變數(亦即男性與女性在傳統戰爭與和平議題上，立場差異並沒有想像中大)，只因真正的關鍵在於男女雙方皆被牢牢綁在國家中心的論述中，呈現的是同質性甚高之觀點。即便是女性主義者，倘若掙脫不了國家論述之框架，亦常常成為維護既有秩序之附庸者，反而失去其主動批判之能動性。
三、女性做為基進和平論之主體：優勢與弱點
國際關係女性主義的焦點固然亦是眾聲喧嘩，但向來批判主流理論所主張之國家中心論卻不遺餘力。例如在批判以國家安全做為人類主要安全考量之主流論述時，即提出去除國家主權與疆界為框限之思維方式，改採以個人出發之安全觀才能真正關照弱勢族群之安全需求(Tickner,
1995)。3
誠如石之瑜所指出，我們若能掙脫國家框架之束縛，採取更基進之觀察位置，可以發現其實人民在面對戰爭時可以依對本國統治者戰爭動員採取接受(出戰)與不接受(非戰)之立場為橫軸，另以對外來統治者之入侵佔領採取不抵抗與抵抗之立場為縱軸，形成四種可能的理想型權利：疆域權(接受國家動員並抵抗外來者之入侵，此為主流國關理論中之現實主義立場)、臣服權(雖接受國家動員，但在形勢比人強之壓力下轉移效忠不抵抗外來入侵者)、自主權(不願接受國家動員，但基於對於鄉土之關愛自發抵抗外來入侵者)、和平權(既不接受國家動員，也不選擇抵抗外來入侵者，其中自始至終並無任何效忠狀態存在)(石之瑜，2004)。這四種可能選擇顯示人民做為去除國家框架後在本體論上的存在意義，可以避免讓國家及其政客壟斷戰爭與和平之論述內容，以致產生僵化之對應與不幸之悲劇後果。
這四種權利中疆域權是最被認可與服膺之選擇，是傳統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所召喚之國家光榮與人民之最高道德表現。而臣服權更常是手無寸鐵的平民老百姓雖欲接受國家動員抵抗外侮，但因終究不敵，在保全生命財產之前提下不得已或是欣然接受之選擇，雖會背負叛國或投降之罵名，但卻是許多老百姓最實際之選擇，久而久之臣服所帶來之效忠轉移就變得愈能適應。4自主權的選擇雖然出自不認同本國統治者之動員，但基於愛鄉愛土之認同與熱誠，仍願意誓死保護本國的疆域。其在實踐上並不容易與疆域權做明顯區分，除非本國政府已經潰散或流亡，選擇自主權者常以游擊隊的形式伺機做抵抗，否則很難在不接受國家召喚動員下選擇自行抵抗。5最爭議且基進之和平權，在理論上當然可以是厭惡所有國家中心論述，非常有自主意識的公民所選擇面對戰爭時之出路。其與選擇臣服權一樣，須承受國家與社會廣大之罵名壓力，甚至因為事先之表態，可能在敵軍還沒來前先被本國政府或人民處死或迫害。所以在實踐時，可能是最需要道德勇氣與承受最大壓力的一種選擇，因此也最不可能為多數人所採行，尤其是在事前宣示。此外，即便可以實踐，但也很難防止投機者如採取臣服權者在其同胞面前佯稱並沒有轉移效忠。而在新統治者面前擺明了不會效忠，一樣會遭到嚴重的迫害，這使得和平權在實踐上分外困難與難以彰顯其道德意涵。
石之瑜認為這四種權利都應該被允許存在，且主張一種有關「異己的道德空間」，亦即「道德空間中的身分，不是從消融異己的身分作為出發，而是以確認與欣賞的方式對待之，從而確認自己存在的相對性。」(石之瑜，2004:
5)因此主張疆域權者不能否定採取和平權者之正當性，反之亦然。
理論上，女性最容易成為上述基進和平論之主體，原因並不在於刻板印象中女性天生愛好和平，而是在於女性做為上述基進和平論中之「異己」角色與地位最為徹底。女性因其在各個社會中普遍沒有地位與資源，向來扮演男性之「異己」，照顧成就男性之光榮。因此大多數女性在國家與充滿陽剛特質的公領域中最沒有發言位置，可以說是最悲觀絕望的局外人。但也正因為具此邊緣與絕望的身分位置，反而能開展另一條生路。主因其國家與公領域包袱相對較輕(向來被排擠在外)，所以在理論上應該最容易擺脫國家框架之思維。6同時也正因為女性普遍做為「異己」之地位與角色，所以在理論上也應該是最能以同理心來理解與關照其他「異己」者。基於這兩個主要的理由，女性應該是石之瑜在理論上所主張「基進和平」之最佳實踐主體之候選人。
儘管如此，但在實踐上女性未必如理論上所指出為實踐基進和平之最佳人選，主因女性雖然相對為國家所棄，但卻因受愛國教育根深蒂固之影響，所以依舊很難跳脫國家框限之思維。一旦還是從國家中心思維出發，也就未必會以「異己」的身分來包容與關照其他「異己」者，反而很容易就成為主流論述之盲從者與打手。
此外，雖然如石之瑜所言：「基進和平無異於賦予人民選擇投降的權利，投降權利的普及與執行，將使得疆域的奪取失去意義，則反而在更深層、更宏觀、更長遠的歷史時空中，促成戰爭的消弭。」(石之瑜，2004:
9)，但這種人民展現主體，藉由身分策略來實踐之結果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身為社會中的「異己」，原本就處在極端不利的權力位階，很容易被打壓，如今又採取「離經叛道」之基進和平權(即投降權)，勢必更要遭到封殺與迫害。倘若又由已是社會處於弱勢地位的女性來實踐，最有可能遭遇到兩種官方反應：訕笑與嗤之以鼻並且不予理會、批判打壓並強化女性無能懦弱之性別刻板印象，此又進一步加深女性行使基進和平權之困難度。
綜合而論，女性恰因其弱勢之局外人身分，相對成為擺脫國家中心論束縛以行使基進和平權之最佳人選；但矛盾地是，正因為此邊緣之局外人身分，造成其更容易因主張與行使與國家政府抗衡之基進和平權而遭到打壓與迫害。雖然有這樣弔詭的矛盾存在，但女性因其相對沒有權力與資源，所以相對可以代表還未遭腐化之社會良知，的確可以嘗試成為採取基進和平權之實踐者。以此推論，未來在台海兩岸之潛在軍事衝突議題上，採取基進和平權之女性將可扮演一個顛覆既有僵局思維之能動角色，為真正的和平找尋一可能之出路。
參考文獻
石之瑜，2004，「基進和平：面對戰爭發言的權利」，發表於「兩岸間的基進和平研討會：遠離選舉」，5月22日，台北：救國團社會研究院等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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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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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人民因通商、旅遊、通婚、求學、親屬等各種互動關係產生多樣複雜之合作與衝突關係。【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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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近日曝光之駐伊拉克英美兩軍虐待伊拉克囚犯之資料顯示，女兵亦未缺席，且與男性軍人一樣認為只是執行上級的命令。【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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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財團法人國家發展文教基金會與台灣心會在2003年10月4日所主辦之「迎接全球化、超越二OO八－－人類安全」之研討會，本企圖在新世紀超越狹隘之國家安全概念，朝向去國家主權疆界之人類安全邁進，但很可惜地是與會者多半未能拋開國家主權的思維，依然在國家的框架下思維安全問題，依然超脫不了台灣目前之國家安全僵局。【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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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日據時代皇民化運動時之國語家庭。【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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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可能狀況在於一國政治領導人莽動妄行遭致戰爭，對非常不認同其國統治者的公民而言，雖然痛恨其領導者以人民為芻狗，但基於濃厚鄉土之情，仍毅然決然選擇自我的抵抗。【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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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Virginia
Woolf即曾嚴厲批判英國之父權體制政府從未善待其本國之婦女，與英國所反對之法西斯國家在本質上差異不大，女人向來只是國家與社會之局外人，所以她才宣稱：「做為女人，我沒有國家。做為女人，我不需要國家。做為女人，世界就是我的國家。」(Woolf,
1992:313 )【回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