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教授在論及「基進和平」時指出，「國際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的相關概念，不論國際和平或國內和平，是以國家作為主要的行為者，除了國家之外的其他行為者，其重要性遠遠不及於國家。在這樣附屬於國家的思維下，和平研究中出現其他行為主體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他因此呼籲「將和平論述的主體，從國家身分的封鎖中解放，進一步開創新的、不斷出現的和平主體」。在這段話裡，出現了兩種不同的主體：「和平論述的主體」與「和平主體」。兩者各有不同的指涉，而其間的關係何在，或許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
「和平主體」泛指在和平相關議題上發言或參與者，而在近代史上，我們其實不難發現各式各樣、層出不窮、前仆後繼、多元異質的「和平主體」。例如：抗拒戰爭動員的所謂「良心拒絕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無論是基於宗教、倫理或政治信仰）、反戰運動者（從示威抗議到人肉盾牌）、反核生化武器者、反地雷者、戰爭中各種反人道行徑（如種族滅絕、虐囚、性虐待）的見證者與揭發者、和平文學、歌曲及藝術的創作者、難民及援助難民的行動者、構思各種和平願景的思想家、和平教育家，等等。更進一步來說，我們也可以把所有在「如何消弭威脅和平、助長戰爭的各種潛在因子」相關課題上發言或參與者，都視為是所謂的「和平主體」。例如：全球經濟正義的鼓吹者、抗議貿易條件對後進國不公的NGO、批判民族國家體系的和平無政府主義者、歐洲共同體、亞洲共同體或兩岸共同體的倡導者、各種跨界運動者，等等。
石之瑜認為，在當代國際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研究領域裡，國家之外的各種和平主體一直難以現身，充其量只能算是附帶一提的對象；正由於國家被當成是唯一的和平主體，由此衍生的和平論述也自然是以國家為主體，而排除掉了可以與國家對話的各種其他和平主體及觀點。這個批評，係針對國際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研究而發，在指出其侷限性的同時，呼籲從一個更開放的角度，納入國家以外的各種和平主體。
在主流的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之外，其實我們不難發現，國家以外的各種和平主體不僅一直存在，也一直不乏「現身說法」的機會和管道。托爾斯泰、甘地、羅素等，是廣為人知的和平思想家和行動者。即使在學院內部，亦不乏關於各種非國家的和平主體的研究，散見於社會史、文化史、社運史、哲學、文學批評、政治思想、文化研究、NGO研究等各個領域。而如果我們想要認識今日世界的各種非國家的和平主體及觀點，最快速的方式就是上網搜尋，而不是翻閱主流的國際關係文獻。
從和平主義的角度觀之，主流國際關係研究的最大侷限性即在於：它大體上內化、複製了主權國家體系的遊戲規則和話語結構，因此難以生產出任何基進的和平視野與願景。對內遂行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動員，在外尋找仇敵與威脅，係為主權國家的常態運作邏輯；以主權國家、民族國家為主體的現代國際體系，其實本身就是一個戰爭的建制。當代國際關係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內化了此一戰爭建制的操作邏輯，以至於只能十分消極地論述和平。如石之瑜所言，「即使和平是一種戰爭中斷狀態，卻與戰爭共同形成一種以國家為目的的壟斷性身分論述，在國際關係文獻與國際政治實踐當中，成為共謀」。
反對戰爭及戰爭建制，乃是當代和平主義運動的最主要內涵。以「基進和平」一詞來概括和平主義的基本精神，其實並不為過。對於和平主義者而言，把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中斷狀態當成和平，只是對和平的一種非常消極的理解。反對戰爭，就不可能不設法消弭威脅和平、助長戰爭的各種潛在因子，而在各種戰爭因子之中，首當其衝的就是主權國家體系的運作邏輯及其根深柢固的話語結構。即因如此，非國家的各種異質的和平主體，幾乎無可避免地直接或間接衝撞、挑戰主權國家的思維方式。
基進和平與主權國家之間的扞格，我們可以用兩個淺例來說明。其一，「良心拒絕者」對主權國家戰爭動員的拒斥，以及主權國家對付這類「麻煩製造者」的方式。其二，主權國家慣性思維下的兩岸統獨對峙。
拒絕出戰的權利
石之瑜將「基進和平權」界定成是一種「無效忠」的權利。按照他的陳述，這個權利包含了兩個面向：拒絕本國統治者的戰爭動員；及不抵抗外來統治者的入侵佔領。在當代和平主義相關文獻中，討論較多的是拒絕本國統治者戰爭動員的權利，因為約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反對強制徵兵、鼓吹軍人拒戰就一直是反戰和平運動的重要訴求之一。基於宗教、倫理或政治信仰，所謂的「良心拒絕者」拒絕國家的戰爭動員，而也因此受到了輕重程度不一的懲罰。一般而言，「良心拒絕」若是出之於根深柢固的宗教信仰，則不無可能受到某種程度的寬容，但若是出之於非宗教的倫理或政治信仰，或出之於對某場特定戰爭的反對，則很難獲得統治者的讓步，甚至有可能被冠上叛國、陣前叛逃之類的滔天大罪。美國反越戰運動的經驗顯示，反戰運動的規模愈大，「良心拒絕者」所能爭取到的道德空間和道德支持就愈大，統治者也就愈不敢動輒祭出嚴刑峻罰。反之，民族主義與愛國教育愈成功，反戰聲浪愈小，「良心拒絕者」的下場也就愈悲慘。
所謂的「良心拒絕者」，其實就是「拒絕出戰者」。對和平主義者而言，人民有拒絕戰爭動員的權利，而統治者無權對人民進行思想或良心檢查。從這個角度來看，「良心拒絕」其實是一個頗有問題的名詞，很容易被統治者利用。在越戰之後，英語系國家逐漸放寬了「良心拒絕」的認定標準，但卻把它變成了一種彰顯統治者寬容大度的管理範疇。被徵召到的平民或軍人，若是不想上戰場，可以向政府提出申請，但必須提供充分的理由，由政府來判斷理由是否充分，是否符合「良心拒絕」的各級標準。如果理由足夠充分，可以不上戰場、不擔任軍職，但若是堅拒任何形式的戰爭動員（如後勤補給、後方支援、文職工作），則需要更強的理由。簡言之，誰要是想當「良心拒絕者」，就必須先把良心掏出來讓政府檢查！在對付拒絕出戰者的各種手段中，這應該還算是比較溫和的。許多先進民主國家根本不承認「良心拒絕」此一範疇，更別提人權意識更為薄弱的新興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
正由於「拒絕出戰者」直接挑戰主權國家的秩序和權威，所以，主權國家從未承認人民有拒絕戰爭動員的權利，更遑論視其為一項基本人權或公民權。在台灣，我們也幾乎可以預期，倘若兩岸發生戰爭，「拒絕出戰者」勢將面對來自國家機器的強力鎮壓，以及國族主義意識型態的全力圍剿。這樣的衝突（基進和平權運動vs.主權國家），幾乎註定是無法避免的。
主權思維下的統獨對峙
以後見之明，海峽兩岸自一九七八年金門砲擊停止以來，即可以說是進入了一段停戰時期。但這至多只能算是一種時而鬆弛、時而緊張的「不戰不和」，有可能重返戰爭，也有可能走向某種更積極、更基進的和平。只要敵對與仇恨的邏輯持續發酵，「和的邏輯」無從建立，戰爭的陰影就將一直與我們同在。設若「和的邏輯」能夠出現，且逐漸化解、取代敵對與仇恨的邏輯，則兩岸不無可能開創出某種和平新局，從此遠離戰爭的陰影。
不幸的是，在主權國家思維的強勢運作下，海峽兩岸幾乎可以說是已經走在通往戰爭的道路上。
台灣當局其實十分了解，無論是「兩個中國」還是「一中一台」，這類分離主義的主張勢必難以見容於中國政府及人民，但主政者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將其當成是收割選票的利器，以炒作兩岸對立來貼補內政。中共對台的言行愈蠻橫，反中國牌和台獨牌就愈有賣點，如此形成的惡性循環使得兩岸關係不斷向下沉淪。在島內台獨勢力不斷成長茁壯的情況下，「防獨」、「反獨」遂成了中國對台政策的重心。為了預防及因應最壞狀況（即台灣宣佈獨立）的發生，中方一則對台灣展開更全面的外交圍堵，另則努力進行軍事現代化。但中方愈是堅定反獨防獨，其憂患意識就愈強，因為難保有那麼一天，台獨勢力靠操作反中國情緒而茁壯到「膽敢一試」的地步，使得中方騎虎難下而「非幹不可」。於是，中國愈來愈寄望於華府在「一個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原則下，更積極干涉台灣內政，也就是仰賴華府的力量防止法理台獨。
由於美國目前並不支持法理台獨，不想被台灣的「麻煩製造者」拖下水，所以台灣制憲建國運動必須克服的首要障礙就是美國。這個障礙究竟有多大，泛綠陣營內部有南轅北轍的評估。台獨基本教義派人士不斷聲稱中共只是光說不練的紙老虎，但背後的願景則似乎是：無論如何把美日拖下水，使台灣在美日的保護傘下與中國永遠分離。當然，這是一場政治豪賭，而陳總統亦未必願意被台獨基本教義派綁架。另一方面，試圖為陳總統解套的民進黨青壯派立委，則提出了與台獨基本教義派大相逕庭的說法，例如：「二、三十年內沒有修改國號的國際環境」、「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有安定中共的保護作用」等等。基本上，這是一種「以後再攤牌」的主張，以台灣不獨換取中共不武，一方面希望在美國保護下繼續維繫兩岸之間的不戰狀態，另方面則在「中華民國」的空殼裡繼續推動台灣民族主義及去中國化運動。
所謂「兩岸之間的基進和平」（如以張亞中教授所提出的「兩岸統合」架構為例），只有在台灣不求獨、中國不逼統的基本前提之下，才會有前進的空間和動力。儘管李遠哲先生苦口婆心地提出「兩岸同理心」觀點，希望兩岸互相體諒對方追求統一或要求自主性的深層心理因素，而不要在主權問題上拼命鑽牛角尖，但在台灣「制憲建國」及中國「統一法」的聲浪中，所謂的「兩岸同理心」有如天方夜譚，剩下的似乎只是攤牌時間的早晚問題而已。如果台灣視中國為敵國，中國就一定會變成台灣的敵國，此乃主權國家思維下的必然結果。兩岸在這條路上走的愈遠，再和解的機會就愈渺茫。在主權問題上僵持不下、互為仇敵的兩個國族主義戰爭機器，終究很難逃脫兵戎相見的命運。
從以上的兩個淺例，我們不難看出，主權國家固然不應該是和平（研究）論述的唯一主體，但作為一種霸權性的戰爭建制，主權國家及其思維方式卻不得不是和平運動必須面對、必須挑戰的政治對象。在可預見的一段不算短的未來裡，如何能將主權國家去勢馴服，依然會是基進和平的核心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