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牛鬼蛇神

劉逸凱，交通大學語言與文化研究所©版權所有

文革其實是一個鬼故事

鬼：“迷信者以為人死後精靈不滅稱之為鬼”－《辭海》；“迷信稱人死靈魂為鬼”－《辭源》。鬼是：一、ghost，脫離肉體的靈魂，尤指死人的靈魂，據認為是陽間世界的居民，或以人的形象向活人顯示者；二、spirit，超自然的存在物，如幽靈、鬼怪、小妖精、小精靈等；三、魔鬼，能進入人體或能纏迷人的一種超自然存在物；四、demon，邪惡的魔鬼或鬼怪，令人不快或邪惡的情緒、品質或狀態的化身。...1鬼對人來說總是親近又懼怕的存在，鬼一開始來自於古老的靈魂觀，認為人死之後某並未就此消失，人體內仍然有某些東西繼續存在，某種“體內的小人、小動物”，在睡眠或死亡時離開了身體，2以至於人肉體死後以靈魂的形態飄蕩於世。鬼從很早便進入人類的生活中，從原始到當代，從落後到先進，鬼以各種日益複雜的姿態展現，從表現為禁忌、圖騰的信仰宗教，到科學態度的鬼的探求調查，鬼論述的形式改變了，但鬼對我們的意義仍未變，鬼文化仍是人社會生活中相當重要的一部份。當中，鬼故事又扮演了鬼文化中重要的角色，因為各種各樣的鬼故事是人與鬼親身經歷的紀錄，人生命中各種深刻的情感都可以在鬼故事中找到，而且鬼故事本身也以豐富的文學形式展現。不管它是寓言、諷刺、比喻、感嘆，鬼故事可說是解釋鬼存在的各種論述中最引人入勝的形式之一3。

鬼故事可以是他人的經歷、話語的轉述，也可以是文學的記載、歷史的文本，當然親耳聽到有人證明的，或根本就是身邊朋友講述的鬼故事更為身歷其境，但從歷史和文學的文本記載，也能爬梳出一套感覺結構，也是另一種見鬼的方式。畢竟鬼故事的目的都在嘗試證明鬼的存在，以及鬼對人際關係的影響，由歷史文學文本中尋找鬼的蹤跡，也是一種不受時間限制的夜遊方式。它至少可以讓我們多鍛鍊趨吉避凶的意識；鬼故事也並不都需要是巨細靡遺的描述，只要在記載中有足夠的蛛絲馬跡，有某些被強調的事件、時間、地點、經歷，便初步滿足了構成的條件。由此看來，文革也是一個鬼故事，因為首先它有大量的鬼，然後有牛、蛇、神，有數不清的這些鬼與人的遭遇，以及遭遇後人發動的打鬼捉鬼行動；有許多的鬼不斷被辨認，卻又有更多的鬼逃跑還未被找出來。更有趣的是，時隔三十年，現在我們卻說我們原來都打錯鬼了，因為這些被打死的鬼不是鬼，都是人，我們原本想要找鬼抓鬼，卻製造出越來越多的鬼，這真是諷刺^^...也許我們可以先問，這樣打鬼捉鬼的行動是怎麼來的？

打鬼的政治

一直都有許多以打鬼名之的政治運動。在五四時期有胡適的打鬼論，打倒慵懶的、頹廢的生活習慣。文革時期則先有整風運動，後轉變成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凡不政治正確的，黑五類的，資產階級的，通通都要被摧毀。鬼一直都被貼上一種神秘的標籤。只要是被人討厭的，憎恨的，恐懼的幽暗和無以名狀的，貼上了鬼的標籤，便可開始掌握那令人恐懼的特質，進入人的媒介而以人的方式進行塑造和操縱。鬼在這些運動裡所表現的特質便不再以原本鬼的面貌出現，而是具有人的特質以一種人的傀儡，人自己的禁巒出現。所謂人的傀儡、人的禁巒的意思，在這些運動指的是藉由鬼的形象所表現出人的界限和觀點的限制，而不再是外在於人之外的東西。因為以人的語言來定型化和理解，原本被人恐懼、憎恨、厭惡東西的時候，這行為本身已成為人世表義系統的產物。也已成為人再度在現實境遇中，與具有上述特質的某物某事相遇時一種轉換的機制，一種投射的產物，以及為了生存的社會需要，連結他人和界定敵我的重要依據。在這一點上。這種操作是非常複雜的過程。在文革或其他如法西斯等政治運動下，是如藝術般展現的形式。如Lacoue-Labarthe所言，這是一種政治美學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形式的問題。和藝術、形式、技術、政治相關。透過技術展現被決定的形式，在政治上是國家呈現與組織自己的必要工作。此建構的神話也具有塑造和形成的功能。我們可以質疑在這個邏輯之下圈限了什麼世界，在這世界之外的還有什麼東西。思考在這世界之外的事物暴露的是這個世界的缺陷，或它不想面對的東西，有助於進行如Bataille所言一個能探索極限可能性的思考。一個可以談論極限、恐怖、深淵的思考。文革中鬼被賦予了形體，被大量的摧毀，但鬼並未消失。鬼之為鬼正因為它是沒有形體，是透明之鬼而不是物質之鬼；結果發明許多假的鬼，卻創造了更多真的鬼。文革創造發明的鬼堪稱史無前例，以人造鬼，這是中國歷史上驚人的美學行動。真正的鬼依然存在和逃離，且更令人幽暗恐懼。因此跳脫出消滅鬼的思考，了解害怕的到底是什麼，得以看清文革中人鬼之間的事。

可以問：從原本難以名狀、幽暗的鬼的共相，到被定型指認某種為鬼的殊相，這是個怎樣的過程？在這過程中進行了怎樣的主體改造和對人的理解，和鬼的交錯產生了怎樣的變化？『鬼』命名和產生經過實際上反映了文革中運動的界線/限和正當態度的論述。人是怎麼在這當中變成鬼的？可以總結為這個鬼故事關鍵的問題意識。文革期的打鬼運動不是中共第一次的肅清整頓運動，在之前已有三反、五反、整風等，只是在文革，或由於毛澤東的權力被威脅而來的不安全感，或由於想藉由文革而促進中共體制內的絕對化，文革在客觀上有承接中共建國以來的不斷更新肅清成分，以及在主觀上由於毛澤東在中共體制內不斷的鬥爭上昇，最後成為主導性的思想，以及環繞在他身邊的許多人，或對他奉承，或對他意見的挑戰，或根本也具有取而代之的企圖如林彪這些人在主觀上。在某種政治正確的影響下，架構毛澤東成為毛澤東思想的舉動。

換言之，需要關注在文革時期毛澤東思想的接受和養成，因為它正是毛澤東青年懷抱孕育良久，終於有現實能力展開試驗的時候；但也是在這一點上，在結合中國實際情形走出中國的一條社會主義道路時，毛澤東思想的產生就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下，客觀歷史規律進化的結果，它正好有些背反，它是某種對歷史的特殊理解而有了這種歷史結果的產生，它也不再那麼純潔，也已是某種受主觀意識操縱的產物。在文革時期，另一叫得震天價響的名詞『修正主義』，正是在處於不同的脈絡發展出來，對不同路線的理解和鬥爭，而更加深中國情形的特殊，以及毛澤東思想對中國情形特殊性的影響。這一點後面會有更詳細的分析，成為文革得以產生的隱性基因。在中共建國後一直想要的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走出另一條現代化的道路，甚至超英趕美，這本身不也是有點鬼迷心竅的行為？

誰是牛鬼蛇神？

要談文革中的牛鬼蛇神，困難的不是在要找出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是誰，而是牛鬼蛇神的定義模糊，牛鬼蛇神這四個字，在不同文章中的脈絡中意義都有些不同。雖然牛鬼蛇神在文革中從不是一個已經定義好的字，但正是因為它沒有好好定義，範圍廣闊，適足以作為一個鬼故事的開端。以下為例證：

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會主義中國興起。在短短幾個月內，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鬥號召下，億萬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份子，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盤據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打碎了多少年來剝削階級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4

在這前後，「三家村」黑幫，配合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先後寫出了『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接者，又在『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連續發表『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等等，在長達數年之久的時間裡，持續地向黨發動了進攻。在其他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牛鬼蛇神也紛紛出籠，我們又同他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這場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鬥爭的繼續和深入發展。5

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我們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一切，分析一切，對待一切，見到錯誤的東西就批判，見到毒草就鏟除，見到牛鬼蛇神就打倒，決不能讓他們無法無天，興風作浪...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敢於藐視那些修正主義份子、資產階級所謂的「權威」，破除對他們的迷信，我們就一定能識破和揭穿這些牛鬼蛇神的真面目，把他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6

他們千方百計地在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意識型態的各個領域裏，散播資產階級思想和修正主義思想，瘋狂地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我們偉大的黨，攻擊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攻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他們把某些部門、某些報刊的領導權篡奪了過去，放手讓一切牛鬼蛇神出籠，拒不執行黨的方針...他們用個人奮鬥、成名成家的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青年，和我們黨爭奪群眾，爭奪青年一代。他們盜竊黨的名義，把社會上的牛鬼蛇神聚集到他們的黑店裡去，進行瘋狂的反革命運動...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7

可是在經濟困難的幾年裏，牛鬼蛇神紛紛出籠，反動資產階級向黨向社會主義的進攻，達到了極其猖獗的地步...在這股逆流中，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起了主要作用。他們打者「紅旗」反紅旗，批者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外衣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們把自己打扮成馬克思主義的「權威」，打扮成解釋黨的政策的「權威」，大肆放毒，欺騙群眾。他們利用職權，一方面讓牛鬼蛇神大批出籠，一方面壓制無產階級左派進行反擊。這是一撮掛者共產主義羊頭、賣反黨反社會主義狗肉的陰謀家。這是一些最危險的人物...揭露和批判「三家村」反黨集團，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是打掉你們在我們黨和國家內部的代理人，挖掉你們寄予希望的「定時炸彈」。8

能夠站在運動的最前面，敢于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是「敢」字當頭、無畏懼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群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也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種正確領導就是由於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於由毛澤東思想領先...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鬥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幹，辨別是非，分清敵我。9

一小撮反動資產階級份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份子，「他們反對無產階級為首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對他們的專政，他們企圖炮打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司令部，我們能容許他們這樣幹嘛？不能，我們要粉碎這些牛蛇鬼神的陰謀詭計，識破他們，不要讓他們的陰謀得逞...企圖炮打我們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的牛蛇鬼神，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們有時候會欺騙一些不明真相的好人。只要我們用毛澤東思想的照妖鏡照一照，他們就顯出了自己的原形。10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新階段。這次文化大革命，涉及的範圍很廣。我們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要在意識型態領域裡大破剝削階級的四舊，大力無產階級的四新，而且勢必觸及到社會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11

在當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一小撮代理人決戰的階段，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壞份子、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美蔣特務，都紛紛出籠。這批牛鬼蛇神，造謠惑眾，欺騙、拉攏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組織，瘋狂地進行反革命活動...牛鬼蛇神一齊跑出來，是一件大好事，我們正好趁此機會來一個大掃除，「掃除一切害人蟲」...現在，一批牛鬼蛇神跑出來，搞反革命組織，進行反革命活動。對於反革命組織，要堅決消滅之。對於反革命份子要毫不遲疑地進行法律制裁。12

『修養』作者不愧為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他一直用書中的孔孟之道對抗革命。在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九年兩次出版就是用來對抗摧毀封建制度的土地改革。一九六二年再版，更是以這個黑綱領呼喚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出籠，給「三家村」和一切反動學術「權威」「借古諷今、」「頌古非今」的反黨活動提供了理論根據，給他們撐腰打氣。13

如上所述，牛鬼蛇神定義模糊被用來通稱一切有問題的事物，它所代表的可以是具體的事物，如階級、帝國主義、封建官僚、政治立場，也可以是抽象的想法、態度、可能有的立場和結果。文化大革命不同於建國以來的三反、五反、整風運動，之前的這些運動也都是針對思想政治立場不純潔份子所進行的整肅動作，但文化大革命極大化了對一切不符規範事物和人事的檢肅，更全面擴大了政治立場的鬥爭，以致動員整個社會進行批、鬥、改，由局部到全面的政治鬥爭過程 這不只是承不承認客觀規律唯物主義的問題，它仍然是領導權力核心主觀意志操作的產物，在宣稱一切唯物的表面下，實際上還是主觀唯心的成分在作用。江清曾言：革人家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可難啊！因為自己的腦子有陰暗面，有光明面，陰暗面就是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東西如果不革掉，那一年也會掉隊的，那一年也會走到對立面去的。頭腦裡的私字、個人主義再大一點就是小團體主義、本位主義以致發展到無政府主義，誰的話也不聽。把我們良好的組織、良好的紀律、良好的裝備和良好的政治工作的野戰軍也打亂了。

江青言，文化大革命是要深入靈魂的鬥爭，將靈魂思想的一切不潔剷除殆盡。要跟自己革命，把自己思想中的髒東西排除乾淨。這樣排除的舉動乃是整個政治環境，及主導的政治實踐理論，加諸個人的結果。由上述引文，報紙的文章、政治人物的發言，不過是引述、加強、覆頌核心政治指導思想的附庸爾。它們也不過是主導政治實踐理論的打手。換言之，它們乃作為一套論述合法化該政治行動，奠定體制內主體規訓的過程。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以至於無窮的時，實際上顧不得真正的問題的實際性，既不清楚問題是什麼，也不知道清楚什麼是真正的問題。此時問題可以忽略現實而作主觀的認定。只須把主導政治理論所拒絕排斥的其他屬性定型，然後再加以消滅。便完成了這些追隨者所交付的工作。危險的是在此過程中，若主導政治理論經歷過大改變，或發生掌權者無法控制的情形，其追隨者及下屬機構所造成的傷害很有可能過於任意而且難以回復。可以預見，在毛澤東這樣權傾一時的人物旁，非常有理由相信他身旁必有盲目的追隨者（事實證明，有如江青四人幫，及在四人幫支持下又衍生的學生領導）。且大部分這些追隨者是無暇顧及毛澤東理論思考的深度及真義，而將其只當作教條及形式處理。而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也造成了毛澤東理論的不容挑戰，不容質疑就是—其理論的封閉性結構。

一來自於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政治正確性，二來自於此封閉性結構，當此思想再經由宣傳而達至信者及人民身上時，必將造成強大的規訓效果。所造成的會是經由此規範結構所賦予的正當性，信者及人民在當中依此標準（什麼標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是黑五類還是紅五類？是富農還是中下貧農？）不斷重新認識檢查自我，直到完全符合標準為止。該標準也慢慢滲透進人們的內心。最糟的情況是，該標準結構成為信者唯一的世界觀，不再有任何變動，也成了自我偏執的起點。到此為止問題已不在現實環境，反而是腦中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當中複雜的權力運作過程。並不是眾人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大旗，然後眾人平等的雨露均沾；當中存在等級的規訓關係，更符合標準的會要求壓迫較不符合標準的，在此藉佛洛依德的觀點分析，佛洛依德以軍隊及宗教為例，分析群體心理的認同。他認為群體中除了對宗教領袖、軍隊長官命令的聽從外，同儕間彼此也會以『暗示』的方式要求對方。然而此暗示將不只是暗示，帶入權力分析時，這將會是變相的暴力形式，是一種即使是同志也無法例外，即使是同志也要消滅的嚴苛標準。隨者這些性格：毛澤東的思想理論、其追隨者對其個人和理論的宣傳輸誠及由此而來的同儕暴力排除，產生出文化大革命眾多牛鬼蛇神的先聲。因此接下來試者從毛澤東的理論開始，其中相當重要的一篇『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該理論的修改過程與整個局勢的關係，描述此先聲如何又發揚壯大。

階級與人民內部矛盾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的問題》這部偉大的著作，繼《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報告之後》全面地提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矛盾階級和階級矛盾，提出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它像光芒萬丈的燈塔，照耀者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航向，也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這是林彪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的。作為林彪口中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奠定理論基礎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的問題》這篇文章的立論核心在於階級，重要的是區分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敵人，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矛盾。

毛澤東認為：『人民內部的矛盾有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份子內部的矛盾...等等政府和人民之間也有矛盾，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14『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簡單的說起來，前者是分清敵我的問題，後者是分清是非的問題』。在認定敵人上是以誰是敵對階級作基礎，誰是那還必需繼續和他們做鬥爭的反革命份子、美帝國主義者和經常派遣特務進行破壞活動的蔣介石集團，誰就必需被堅決消滅。這樣的消滅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式，而且因為階級鬥爭並未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及各派政治力量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曲折的，所以並不會因為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在此國家內大部分，人都認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念和道路時，便可放下階級鬥爭的手法，反而更要在此時緊抓階級鬥爭，完全消滅剩下的殘餘。因此這裡會有一個問題出現：階級真正的定義是什麼？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內，大部分人都是同志或同路人時，如何找出不屬於本國內的敵人？如何界定反革命份子和政治意識型態不同的人？階級鬥爭是如何擴大的？以至於多出了一個鬼的階級了？

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階級是：

『一、 大資本家階級，他們在所有文明國家裡現在已經幾乎獨占了一切生活資料和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機器、工廠）。這就是資產者階級或資產階級。 二、完全沒有財產的階級，他們為了換得維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出賣給資產者。這個階級叫作無產者階級或無產階級。』15

『資產階級是指佔有社會生產資料，並使用僱佣勞動的現代資本家階級。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佣工人階級。』16

『由此可見，事情是這樣的：以一定的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發生一定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經驗的觀察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產的關係，而不帶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會結構和國家經常是從一定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但這裡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像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17

『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用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也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幽靈”、“怪影”、“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係，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8

因此階級的定義，是根據佔據的生產資料及生產關係而來，而不是以想法政治意識型態為標準。是一經濟範疇，而不是政治範疇。階級鬥爭是一個階級和另一個階級的鬥爭，主要是在一社會經濟結構中，兩大對立社會集團的鬥爭，而不是少部分人間的鬥爭。階級鬥爭存在是由於敵對階級的存在和剝削人的經濟制度，所以才採用鬥爭的形式。19當此敵對階級勢力不大，或已處於一結構上非以剝削人以本質的社會經濟制度，如毛澤東本人也認為雖然社會主義社會矛盾是存在的，但基本的矛盾就是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都是表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剝削者，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同集體所有制，沒有私人資本家，私人土地所有者，私人的工廠所有者、企業所有者。20所以把政治想法不同者扣上階級的帽子，或將一切問題都用階級鬥爭的手法解決，就不能不說是一種任意和濫用。

因為按照馬克思、恩格斯，一個階級成為該階級是因為經濟的因素，而不是思想的因素。在文革中動輒以“走資產階級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份子”、“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以階級的標籤貼在任何一個思想不同的份子身上乃是搞錯了階級的定義濫用階級鬥爭使階級鬥爭無限擴大以至於人民內部矛盾通通變成了敵我矛盾好意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卻都成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樣無限上綱的階級意識，卻是以毛澤東個人錯估情勢和個人權力危機為遠因產生。

在『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歷史反思』一書中，作者提到此理論並不一開始就如此強調階級鬥爭、反修正主義，最後的結論是毛澤東在受到和俄國情勢和波蘭匈牙利事件影響下，為免自己遭受相同的下場，而使出以階級鬥爭和反修正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的利器。俄國情勢的變化，起因於史達林死後，在蘇聯共產黨所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雪夫對史達林的批判，造成在當時國際共產主義社會中的震動。赫魯雪夫以秘密報告的形式，發表批判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及其犯的錯誤，造成對在反法西斯問題上，對德國進攻失去警惕，錯誤處理蘇聯國內民族問題，及南斯拉夫問題等。重要的是此報告在蘇聯內部傳開，並因追究史達林個人責任而對其全盤否定。當時中共代表團內朱德、鄧小平等人，在事後才獲得通知，然此秘密報告卻因紐約時報的揭露，而造成世界性的影響。在國際共產主義社會內，則導致了各國內的動盪，發生了罷工罷課，和後來的波匈事件。蘇聯召開第二十次大會時，毛澤東正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聽取三十四個經濟部門匯報。蘇聯對史達林的批評，對正在思考中國未來建設道路的毛來說，有重要影響21。

這樣的影響有二：一是作為第一個成立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先暴露了其在建設過程中的缺失，以作為中國思考改善的借鏡；二是對毛個人來說，在史達林去世後不久，蘇共內便發生對他的宣傳改變的情形，便有人對他“鞭屍”，對毛澤東來說不啻起了很大的警醒作用。在赫魯雪夫發表秘密報告傳入波蘭後，引起波蘭共黨內外的爭辯和震動。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首都波茲南發生工人因對國家經濟和蘇聯對波蘭的大國主義不滿，而上街示威遊行的事件。當中反蘇的情緒逐漸高漲，群眾攻擊共黨機關和公安人員，當局則發動武裝鎮壓造成數百人死傷，卻反而引發更大的全國抗議局勢。22人民要求撤除由蘇聯任命羅科索夫斯基國防部長職務，而改由波蘭統一工人黨總書記哥穆爾卡擔任。波蘭隨後召開七中全會，總結波茲南事件，隨後召開的八中全會，更準備改組政治局，欲選舉哥穆耳卡為第一總書記。赫魯雪夫當時率領龐大代表團來到華沙欲行干預，並同時調動波蘭及附近蘇聯軍隊往華沙移動，局勢一度緊張。事情的解決在於蘇聯駐華大使向中共遞交了關於波蘭問題致中共中央的通知，蘇聯認為波蘭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的危險，因此才派代表團干預。隨後又要求中共派代表團至莫斯科。中共在這件事態度上認為，應在平等的基礎上，與波共談論改組政治局獨立等議題。劉少奇鄧小平並飛抵莫斯科，與赫魯雪夫會談，最後造成蘇聯態度改變，與波蘭和平解決了這次事件。

緊接而來的是匈牙利事件，波蘭共黨改組哥穆耳卡擔任中央書記的消息傳到匈牙利，同樣也引起了匈牙利的效法，因政治上匈牙利領導人拉科西實行專制，製造許多冤案，使黨員受到迫害。經濟上匈牙利發展重工業而輕視農業，以致人民生活困苦，人民不滿，同樣想效法波蘭實行改革，由知識份子及黨幹部組成的裴多菲俱樂部，要求政治經濟的改革。拉科西雖採取鎮壓手段，但終控制不了情勢，蘇聯以米高揚為代表赴匈欲勸說拉科西辭職，以格羅擔任領導職務，但這些措施並未奏效。群眾要求為以美國情報機關、南斯拉夫間諜處死的前政治局委員拉伊克平反，並在布達佩斯舉行為拉伊克送葬的三十萬人遊行之後，裴多菲俱樂部匈牙利作家協會等，進一步提出立即政治經濟改革要求，之後群眾再次舉行三十萬人大遊行，進入電台、國會大廈和英雄廣場，分別要求廣播其政治主張與高層對話，並在廣場推倒史達林銅像。由於格羅的處置不當，使得遊行結果成為保安隊向群眾開槍，而因此造成更大動亂。軍隊隨後來到現場，卻轉而對保安隊攻擊，因此事態更加擴大，轉變為更大規模的動亂23。群眾攻擊政府機關，佔領軍事倉庫、電台、報社電報局。在這當中，在『人民內部矛盾的歷史反思』中叫“各種人都加入到動亂的浪潮來”；在『毛澤東傳』裡，則用“各種反動份子、新法西斯份子也混進隊伍”的說法。這場動亂結果原本將以蘇聯對匈牙利的局勢退讓作結，然又在中共的建議下，在中共同時建議蘇聯進攻和退讓的方針，等待局勢明朗再作最後決定的建議下，蘇聯最後進攻匈牙利，蘇軍重返回布達佩斯，成立以卡達爾為領導的政府，平定匈境內的動亂。

波匈事件對毛澤東的影響，是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社會內矛盾，和敵我辨別的問題。在波匈事件之後，毛澤東發表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反覆談到社會主義社會中還存在矛盾：一是人民內部矛盾，一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在世界上與帝國主義者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基本矛盾要一開始就講清楚，才能同時解決敵我矛盾和人民矛盾。同時毛澤東認為，對史達林要有詳細的分析，不能全部掩蓋他的功績，這一點在之後的中蘇論戰，更是引發毛澤東指責赫魯雪夫是修正主義者的關鍵之一。也是為何防止修正主義在中國出現，成為文革時另一大標籤。另外關於上層建築與經濟生產關係，矛盾問題仍然存在，若處理不好，也會使非對抗性矛盾成為對抗性矛盾『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成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草稿，已可看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雛形。

由『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變化，表示了日後在文革時期，人民內部矛盾意涵的轉變，也表示了毛澤東對敵友判定的標準越來越高，對權力的控制越來越強，為了避免自己踏上史達林的後塵，提早發掘身旁如赫魯雪夫一般的人物，毛澤東對情勢的觀感和評估也漸漸從客觀的考察，變成以自己地位是否受威脅為標準。不安全感越強，採取的手段越激烈。這是因此從反右鬥爭開始至文革，毛澤東對黨員和同志戰友採取的鬥爭一次比一次激烈的原因。當然所造成的社會傷害和任意的逮捕殺人一次比一次擴大，毛澤東卻到後來才發覺事態的嚴重。然事態發展已非他個人就能說了算，在他旁邊的俯仰其鼻息的眾人，在對自己利益有幫助的情形下，又不斷對毛的理論做詮釋以獲得權力正當性，使毛的理論越發失去原有意義和客觀基礎。在每個人都鞏固自我權力，不允許所繼承的理論詮釋正當性被挑戰的情形下，毛的理論成為僵化的封閉系統，最後成為嚴苛無比的教條。以至當其被實際應用時，成了冷血殺人的恐怖主義。

三種恐怖：替罪羊、賤斥、共同體24

這種恐怖主義有其專制封建的性格，雖然在1949年後，中共已宣稱進入一不同於之前封建、資本主義之社會主義社會，但實際上，在決定政策和人事變動上，仍然處於集權式、個人魅力式的權力機制。在此情形下，縱有形式上的副主席、政治局或成文憲法等制度，仍然無法對權力運作作合理分配、有效規範至高權力者作為。因此掌權者能以其意志為基礎，實行對其有利的政治操作，而不顧整體性的考量。然過於以意志為出發的態度，有可能造成意識型態的狂熱，伴隨此狂熱而來的權力壓迫，將數倍於制度上形式上的壓制。不幸的是，這一點在文革中卻被不斷的放大，文革中以意志和意識型態狂熱為迫害的基礎，在肉體上表現為殘害、凌辱、折磨、鞭打、脫衣、遊街、戴高帽；在精神上表現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早請示晚匯報、三忠於、四無限以及牛鬼蛇神。文革表現的更是後者的恐怖主義：是一種文化恐怖主義，一種精神集體恐懼症；在階級鬥爭擴大的情形下，階級背景成分有問題的都被當成了敵人；而對待敵人的方式則是不擇手段的趕盡殺絕，從命名開始，牛鬼蛇神從事了非人化的任務，把人貶抑為牛鬼蛇神意味者敵人不僅是意識型態階級不同而已，他根本已是不同於人的獸類，以『階級』作為劃分概念下，將人獸化、動物化恐是階級劃分所能做到最極致的程度。同時此一階級劃分又回過來強調本身階級團體的正當性、合法性甚至神聖性25。在文革中數十萬計的人被拖到街上毆打、遊街、展示；關犯人的地方叫做牛棚，被掛牌、罰跪甚至吃糞喝尿，如『浩劫以外：再論文化大革命』一書言，人格貶損是各種形式大規模暴力的文化準備，不僅加強我們他們的分類意識，合理化暴力處置手段，鞏固其路線鬥爭；人格貶抑能使迫害及虐待加劇，並使迫害者能從自己失誤處，從他者尋找替罪羊，因此人格貶抑與替罪羊時常連在一起，替罪羊常常從人格貶抑的人中去尋找。26

Rene Girard更深的談到了這種替罪羊迫害的機制：『妖怪（如各種牛鬼蛇神）來自被感知東西的分裂，來自解體後不考慮自然特性的重組，它不斷的加速，不斷給人一中種新鮮的感知，敵對者間的動作相似；妖怪是一種不穩定的幻覺，由於人們要在一個重新穩定的世界裡進行回憶、回想時，這種幻覺，回溯地凝聚成穩定的形式，形成奇形怪狀的、不真實的特異性；受難者被認為犯混亂罪的表述，因畸形被挑選為受難者的標記的表述與過渡到怪物的表述等等，是這些表述的延伸。有時身體怪物會和精神怪物連在一起，例如獸性罪行產生人與獸畸形的混合，在兩性同體的提瑞西阿斯身上，身體怪物與精神怪物也難以分清...精神怪物實現了所有迫害的意向，它們對這種或那種危機，對某種公共災難，甚至個人災難感到大驚小怪，它們傾向於把這種恐懼的心理投射到某些不幸者身上，後者的殘肢怪異，使它們聯想到與怪物有特別的相似性。在帶有受難標記的人身上，人與獸的界線被取消，這種想法是不擇手段的。』；27牛鬼蛇神實為各種權力階級鬥爭交相衝突下，壓迫權力弱勢、嫁禍對手的產物。因為它來自的不需要是確切的事實，而是表現為階級的一種屬性；這種屬性先本質化，再定型化擁有這樣屬性的團體。只要具有這些屬性的，就是有問題的，不論是否真有其事；在對這樣屬性的排斥、恐慌擴大後，更成為一種想像的機制－只要看起來像即可；甚至可以先定罪，再來想要如何編造犯行。就如同辨認出妖怪、女巫的情形一樣。發生過幾次權力階級鬥爭，就產生多少數量的牛鬼蛇神，而它則是先來自對於權力地位的防衛以及失去權力地位的恐慌。這是為什麼牛鬼蛇神在文革會越來越多，隨者階級鬥爭的加劇，越來越多的失勢者、替罪羊全都被打入了牛鬼蛇神之列。

在界定的標準上，這也是一種製造卑賤物及賤斥的作用。牛鬼蛇神作為卑賤物，在於『卑賤，無疑作為一種邊界，但它最主要的特質其實是模稜兩可。因為它在劃界的同時，卻從未使主體徹底地遠離他的險境—相反地，它認可主體處在永恆危險中的事實。』；28使得雖然可藉由區分我們他者的邏輯保持自我地位的安全，但在人民內部非對抗性矛盾全面擴大為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時，敵我界線實際上處於不斷變動狀態，29並不意味抓出、批鬥反革命份子是一勞永逸的作為，反而正因文革中有各種路線、型態的階級鬥爭，敵我界線也在不斷變動，朋友也會成為敵人，因此階級無法作為免於批鬥的擋箭牌，永遠有我出賣別人、別人出賣我的恐懼，在找尋他人作為牛鬼蛇神的墊背，則是不斷將此恐懼推離外化，以獲得暫時的安全感和身分認同。同時有者如挖去雙目，激烈排除不潔，清理殘渣，屠殺異己的賤斥效果。『是無道德、陰險、鬼祟、不擇手段掩飾掩藏的恐怖、佯笑的恨意，是對身體懷者以物易物，卻無熾烈的熱情，是出賣你的敵人，是拿刀捅進你肚子的朋友』30...。消滅階級敵人，不過是消除心理恐懼的一種託辭，而首先這是在意識上憂慮害怕不斷擴大的結果。

從反右運動開始的文革鬥爭，即依照權力等級進行權力重組，從批判劉少奇、林彪和後來的四人幫，依照得勢團體進行的階級清洗，使得牛鬼蛇神當中的一部份，也包含了原本得勢的團體、個人，使得階級結構處於極端不穩定的狀態。由於在當時共產黨內，毛澤東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事物、人事的決定權不是靠制度，而由毛澤東說了算31，因此誰是『接班人』、誰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問題，也成階級鬥爭、權力排序兵家必爭之地。有心人士想要表態輸誠，以策略言當然要不計一切獲得最佳位置，或至少也阻擋別人對自己不利。以心態言則要不擇手段，表達忠心，吹捧主席頌楊主席理論之偉大32。宣傳手冊如毛語錄的產生，則將宣誓效忠的效果推向極致，階級清洗重組的界限，也因推陳出新宣誓效忠的方式改變。藉由原本權力等級的向下壓迫，處於同儕間橫向發展的表態告白讓隱忍不語的空間越來越小，以致於在甚至隱忍不語都成了一罪惡情形下，同儕間的碰撞越來越激烈，也造成需更加向毛輸誠以獲得一點生存下去的空間。

Jean-Luc Nancy在『解構共同體』中描述的共同體：『並不意味者共同之物就是一種均等舖設，在每位個體下的底子，更不是大家最深之處均等共有的什麼成份或原料』，而是『這不單是一種共同的暴露，而且也是一種暴露於共同的方式（exposition in common and to the in-common）。如此暴露一事，連帶將自己，甚至連自己最自為，或各自的特徵、孤獨以及隔絕的狀態一同，都暴露、陳述及陳列出來，簡而言之，單獨的分割所在之所以為可能，為共同點所在（being-in-common能為之）』。這種共同體，恰不是以往政治上要求所有人都一樣的共同體，而是『共同體所牽涉的事情偏偏就是非常的不同，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居於「共同」之間﹙in common﹚，卻不會讓自己被吸入什麼共同的實體。「共同居間的存在」﹙being in common﹚一事，截然不同於融入聖體之類﹙communion﹚的獨一，永不須經過暴露的終身認同。共同居間的存在一事，反而意指永不再擁有任何形式或任何地方無論在經驗上或理想上是可以容納如此般的實體認同，從而只有如此﹙那西塞斯式自我﹚的「認同遺缺」﹙lack of identity﹚，尚留給大家分．享出來，這就叫做哲學意義上的「限度」﹙finitude﹚』。

在共同體的定義上，Jean-Luc Nancy認為共同體並不是一封閉系統，對共同體成員的預設也不是建立在一種對人內在關係、對人的本質作內在性的典範。因為以人作為基本預設的共同體，就等於預設共同體必須完整效勞於自身本質的「正身」，以及依此預設而產生的規整原理。相反，共同體是與「出境」有關，「出境」的問題與存在不應只理解為「全體存在」的絕對值，而是更進一步問「共同體」與「存在正身的出境所在」的關聯。Nancy延伸Bataille敘述這種關聯；共同體不是要從事的產業，也不是失去的精神聖餐禮，而是空間本身，外部或我外經驗上的間斷絡繹。這種經驗需要保持一種清醒的意識，認識到內在或團契無閒的關係不僅挽回不了，而且一去不返，這樣的清醒意識只有透過共同體的溝通才能發生，才可一邊作為共同體當中的溝通者，一邊作為共同體之所溝通。而這樣的意識或溝通就是「出境」事態的一種展現33。

在文革中所塑造的共同體，卻是讓不容彼此有相異的空間，有外在於階級預設外的可能，反而還藉由短暫的『暴露、陳述、陳列』肅殺異己和差異的空間，以至於「出境」的可能僅剩生存空間的掙扎。在1956年 11月中共第八屆二中全會上，毛宣佈在1957年整風『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表示要以毛二月最高會議擴大會和三月全國宣傳會議的兩個報告為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進行整風運動。34『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這個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風的時候採用，的經過幾年之後到一九四五年，中國共產黨全國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果然達到了全黨團結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從這個經驗裡我們找到了一個公式，團結－批評－團結，或者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35。之後反右鬥爭取代了整風運動，使整風運動中斷，後來又展開全民整風運動，到一九五八年六月整風運動結束，整風運動並未達到正確處理人民矛盾的地步，事後諸葛的看，矛盾仍然存在，而且當中某些關於知識份子內部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間的矛盾部分成為了文革的原因。

在整風之後，中共也召開了和各黨派人士的會議。這些會議討論的是社會和共產黨執政的各種利弊，提出建言。當中有少部分右派份子藉機攻擊。在『毛澤東思想史』一書中，在召開與黨外人士的會議時毛澤東並未表示反對右派，但是，毛長期生活在政治鬥爭圈中對政治的敏感36，使在該會議中，聽到「輪流作莊」、「海德公園」等雖然不同於共產黨專政言論，但也有補足只有共黨專政以致有一黨獨大疑慮時，毛便無法接受，並認為自己將成下一個被整的對象。毛在此時決定反右派的路線。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毛又寫到『共產黨整風是一個統一體，一體兩種作風之間的鬥爭，在共場黨內部如此，在整個人民的內部也是如此...有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有括弧里的共產黨人，即共產黨的右派修正主義者，有社會上的左派、中間派和右派...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中間派中有一些人是動搖的是可左可右的，現在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到達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辨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37

毛把和各黨派人士會議中的言論看成是右派對他的攻擊，因此反右運動是他逐漸轉向階級定性的報復行為。另有一段描述：『我一向的辦法是後發制人，可以用三句話說明。一是老子不為天下先，老子指的是李耳，他的辦法就是不首先發難，第二是退避三舍，這是晉文公重耳的辦法，我們原來共事，你對我有過幫助，現在打起來了，你打我先不還手，不但不還手還要退兵三十里，讓你以為得計讓你暴露一下讓大家看清你的面貌我讓了你，你還打，那麼我也就動手了。你怎麼打過來，我就如法炮製照樣打回去..原來大家還不知道什麼是右派，右派是什麼樣子說不清楚，現在大家明白了什麼右派啊，就是反革命派，我說不要叫反革命，不好聽，戴上反革命帽子子也不好看，就叫右派吧...一個不殺，一開殺戒，類似的都要殺掉，就沒有界限了。這一條還是延安整風時定下來的』。從這開始，毛澤東的權力焦慮漸漸強化，並影響了中國在未來十年內的走向，以至於文化大革命的產生，正是反右運動一開殺戒，類似的都要殺掉的極大化。毛說人民內部矛盾要用非對抗方式解決，在這裡成了擴大的階級鬥爭，激化一切矛盾為對抗性矛盾，人民彼此大鳴大放，互揭缺點互相交代材料，確認自己屬於這共同體的一員。但有能力待在這共同體之外的人，卻能藉此方式檢查自己的權力優勢，更好更嚴苛的掃除異己，以及上述暫時推離消除焦慮。但是這共同體卻完全不允許「出境」可能，由於將人的本質固守於某種屬性，且又狂熱投身式的效忠領導和核心，使得一系列的社會關係自動再現，並直接暴露實現這樣的本質，以致共同體將其發揚光大成最得體的作業，這便是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內在主義。38弔詭的是共產主義一向反法西斯主義，卻在經歷文革的發展中成了類法西斯主義的作為，這是哪裡出了問題？

現代性的問題

鄧小平曾給了這個問題一個答案：就是當時還搞不清楚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以至於在實踐上犯了「空想社會主義」及「主觀主義」的錯誤39。在理論上，馬克思恩格斯並未有實踐上的經驗，只有理論和歷史的論述，即使在列寧史達林時期，實踐的經驗也不足以作為中國的借鏡。中國有中國的社會組成和階級屬性，以農民鄉村為主的中國不同於以工人城市為主的俄國，另有一點，對俄國來說，社會主義是一現代性的、啟蒙的產物，但對中國來說，除了以上的性質外，還是「反現代性的現代化理論」。依汪暉言，對馬克思來說，現代化意味者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但在中國的情況，中國的現代化問題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而且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現代化意識型態，它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目標和基本特徵，並形成一目的論和世界觀。指明了中國現代化方式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方式的差別，並提供一整套價值觀40。。汪文中敘述，毛澤東本人多次談到他的革命是對孫中山革命的繼承和發展，因此一方面是種現代化的意識型態，一方面是對歐美資本主義的批判。但這卻是一種基於革命意識型態和民族主義的批判。從康有為、章太炎、孫中山都不能不思考帝國主義擴張和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威脅41，然而在尋求另一種現代化方式路線時，從威脅中所產生的深刻思想卻產生反現代的社會實踐和烏扥邦主義，對官僚主義、形式化法律的輕視和推重絕對平等等弊端。毛澤東本人雖然熟讀馬克思主義經典，但根本上他是做一個在中國文化傳統下的知識份子來承接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對他來說仍脫不了「舶來品」的性質。

對一般人而言這種衝突影響不大，但對一個必須規劃國家未來走向的領袖言，自我的思想衝突必須解決，否則將無法提出清楚的思考。我認為毛澤東卻沒有很好的解決這個焦慮，一個是認識上的憂慮，即作為反帝、反封建的社會主義對中國和毛澤東來說，仍是來自西方啟蒙思想的一部份，當中國成立，中國人民站起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增長，農民知識份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承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在這堅實的社會因素加強了邁向社會主義革命完成時42，完成社會主義的企圖將面對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一開始便是在同一脈絡下資產階級的帝國的產物，這將如何解決？再加上毛澤東對政治的敏感一意孤行，憑主觀意志決定，正好擴大了這個衝突所造成的影響。在路線上，毛澤東也許想藉群眾革命的形式完成他心中認為應該走的路線，但在中國的環境下，對領導者，特別是絕對權威者，並未經歷西方在數次政治改革政治革命後，對絕對權力者相對有效約束，以及人民對其一般相對理性觀感，群眾特別是一般民眾，在當時社會教育未健全情形下，還不具備基本的理性和思考能力，很容易就失去控制造成傷害。二在中國當時，特別是毛澤東作為〈或塑造為〉偉大的革命家，人民對其抱持的是在中國傳統下對父長、英雄、皇帝式的崇拜效忠及輸誠，毛所採行的實際上是如太平天國農民暴動的路線，但他不知這樣的路線是盲動，不是有意義的；是戰爭才用的路線，不是社會已基本平和後建設的路線。不幸的是，思想背景為中國文化的毛澤東，也以同樣方式看待自己，整個體制仍是一種絕對權威式的管理，這樣的結果造成了雖然上位者有錯，也沒有人敢去糾正，且唯恐巴結上位者不及的態度。結果在文革中這不就是一種無限迴圈的恐懼？只求對權威輸誠而顧不得任何情義倫理，只求打擊階級敵人卻顧不得同志的死活，即使有人會意識到這是不道德、錯誤的作為，但為了繼續活下去，也必須繼續抵抗道德的壓力，不顧罪惡感的煎熬。所以，表面上打鬼打得義正嚴詞，毫不手軟，實際上心裡非常脆弱；而且打鬼打得最厲害的人，才最有可能是最怕鬼、不堪一擊的。但，鬼真的一開始就是那麼可怕的嗎？

原來寫鬼故事也不容易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便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太惡，歲餘病卒。－『搜神記』，『阮瞻與鬼』。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之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晝日則鬼，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論衡』，『訂鬼篇』。

在中國古籍中，鬼並不都是那麼可怕，鬼既然來自人的靈魂，是人死後另一種存在方式，它便仍和人有某種關聯。鬼可以幫助人，做人的朋友。在政治上、社會上出問題時，鬼也往往成為寓言託付的依據。換言之，在這些古籍中鬼出現時，正是因為人的政治、社會出了問題，人無法或無能解決，所以託付一個親近又遠離的虛空作為存在的另一召喚。文革中的牛鬼蛇神正是集體焦慮、集體恐懼中的產物。如同古籍裡的鬼，他們的出現是因為和人的社會有關而產生，牛鬼蛇神發生在當時「唯物論」的中國，在機械論、線性觀的政治主導思想影響下（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以致難有這種理解。再加上社會制度和權威領導無法解決的矛盾，以至於人的世界成了鬼的世界。然而真正的鬼依然逃離，依然存在，如果完全搞錯了解決問題的方式，又如何能解決問題，消滅根本不存在這個世界的東西呢？ 回顧文革的過程，用加深人民矛盾的方式去解決革命的、建設的問題，只會越做越糟，這本身即是一種冒進主義。在馬列思想中，並未有從資本主義社會立即跳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說法。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認為，要廢除私有制必須先有充分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必須要有資本和空前生產力在短期內無限提高生產力的手段，生產力集中在少數資產者手中，隨者資產者越來越富有，無產者的境遇卻越來越悲慘，此強大生產力易於增長生產力發展，並超出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範圍因此常引起社會劇烈動盪。因此恩格斯並不認為一下子就要廢除私有制，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生產力擴大到公有制所需程度。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社會，在廢除私有制所需大量生產資料創造出來後，才能廢除私有制，因此急於求進和急於求成的態度，將犯上嚴重的錯誤，就如同中共建國後所發動的人民公社、大躍進以至於文化大革命一樣。若把文革當作一則鬼故事，它所寄託的就是這樣的寓言。鬼故事也和某些文學作品一樣，需要眾人合力才能完成，文革這個鬼故事卻是眾人以鮮血和生命寫成，這未免也太辛苦了。真正要解決的，是主政者、權力階級認識、實踐的錯誤，以及支撐這些錯誤的結構脈絡，而不是嫁禍虛假的牛鬼蛇神，打擊處於弱勢的人民、同志。只是也許這花了太大的代價，才發現這長征的路上，終點是奈何橋...。

參考書目

Bataille, Georges. Visions of excess：selected writing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5.
Butler, Judith; Laclau, Ernesto; Zizek, Slovaj. 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Con 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 New York: Verso, 2000.
Laclau, Ernesto; Mouffe, Chantal.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New York: Verso,1985.
Lacan, Jacques.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Ontario：Penguin Books, 1978. 
Lacan, Jacques. Ecrits. 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7. 
Nancy, Jean-luc; Lacoue-Labarthe, Philippe. Le mythe Nazi. Edition de l'Aube, 1991.
 沙特（Jean-Paul Sarthe）著，陳宣良等譯。《存在與虛無（下）》。台北市：久大，民79。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一）（二）（三）（四）》。 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5。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發展。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7。
馬克思著，《共產黨宣言》。香港：新苗，1998。
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一）（二）（三）（四）（五）》。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52。 
廖蓋隆著，《毛澤東思想史》。台北市：洪葉文化 ，1994。
雍濤著，《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歷史反思》。武漢市：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邵迎生等譯。《圖騰與禁忌》。台北：知書房，2000。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s）著，劉尊祺譯。《偉大的中國革命》。北京市：世界知識，2001。
彭書瑋。《浩劫以外：再談文化大革命》。台北：風雲論壇，民國86年。
王紹光著，燕青山、易飛先、張愛茹譯。《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劉曉著譯，《意識型態與文化大革命》。台北：紅葉文化，2000。
中共研究雜誌社編，《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台北市：中共研究雜誌，1979。
嚴家其、高皋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眾文藝出版社，1998。上）(下)》。台北市：遠流，民國79年。
陳國弘著，《共匪文化大革命的真相》。台南市：陳國弘，民國55年。
弗雷澤（Frazer,J.G.）著，汪培基譯，《金枝》。台北市：久大，1991。
勒內．吉拉爾（Rene Girard）著，馮壽農譯，《替罪羊》。東方出版社，1982。
尚呂克．儂曦（Jean-Luc Nancy）著，蘇哲安譯，《解構共同體》。台北：桂冠出版社，200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上）（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茱利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著，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台北：桂冠出版社，2003。
賴亞生等著，《神秘的鬼魂世界》。北京市：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
徐華龍主編，《中國鬼文化大辭典》。廣西：民族出版社，1994。 
張勁松著，《中國鬼信仰》。北京市：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

“牛鬼蛇神”

註釋：

  1. 《語言大典》。中國三環出版社，第1314頁。【回本文】

  2. 弗雷澤（Frazer,J.G.）著，《金枝》。【回本文】

  3. 《神秘的鬼魂世界》，第186頁。【回本文】

  4. 陳伯達，『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報』社論。1966年6月1日。【回本文】

  5. 『解放軍報』社論。1966年4月18日。【回本文】

  6.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解放軍報』社論。1966年5月4日。【回本文】

  7.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解放軍報』社論。1966年6月6日。【回本文】

  8.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紅旗』雜誌第八期社論。1966年6月8日。【回本文】

  9.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回本文】

  10. 『掌握鬥爭的方向』。『紅旗』第十二期社論。1966年9月17日。【回本文】

  11. 『在毛澤東的思想大路上前進』。『紅旗』第十三期社論。1966年10月1日。【回本文】

  12. 『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紅旗』第三期評論。1967年。【回本文】

  13. 『徹底剷除「修養」這株大毒草』。『光明日報』。1967年 4月5日。【回本文】

  14.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回本文】

  15.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回本文】

  16.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共產黨宣言』，第42頁。【回本文】

  17.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型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9頁。【回本文】

  18.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型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9頁。【回本文】

  19. 『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歷史反思』，第76頁。 【回本文】

  20. 『毛澤東傳（下）』，第626頁。【回本文】

  21. 『毛澤東傳（上）』，第483頁。【回本文】

  22. 『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歷史反思』，第18頁。【回本文】

  23. 『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歷史反思』，第22頁。【回本文】

  24. 其實這三項的討論可以一更深刻的問題作基礎，即－他者的問題。他人對我的影響，他人的存在和我存在的關係，他人的注視對我造成的緊張效果；由於若要再在文章中增加他者問題的討論，以筆者能力之限，勢必會偏離主題。因此這邊只以注釋的方式，略述拉岡和沙特對他者問題的看法。沙特在『存在與虛無』「他人的存在」一章（第371-374頁）中，敘述他人的注視對主體的約束效果。沙特舉例，在軍事突襲時，在灌木叢匍匐前進的人，要逃避的注視不是眼睛，而是在丘陵上的白色村舍。因為在剛剛搖動的灌木叢背後，可能有某個人正潛伏在那窺視。灌木叢、農舍不是注視，它們只代表眼睛。眼睛不是當作視覺的感官，而是當作視覺的支撐物。知覺就是注視，把握一個注視不是在世界上領會一個注視對象，而是意識到被注視。眼睛顯示的注視都是歸結到主體本身的。主體聽到背後樹枝折斷時，主體把握到的不是背後有什麼人，而是主體是脆弱的，是有一個能被打傷的身體，佔據者一個位置，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能毫無遮掩的從此位置輕易逃出。

    拉岡則在『精神分析的四個基本概念』『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一書，「The Split Between the Eye and the Gaze」一章中，引申了這個概念。拉岡更把這樣的注視連結到慾望結構的關係，拉岡認為，在我們與事物的關係，藉由視覺（vision）的構成，和形體的再現所建構的關係上，有某物在各個階段間脫節、遺漏、轉換，這遺漏脫節的某物便是他稱為注視（gaze）的東西。這個注視則包含了引誘主體投身其中的小對體（objet a）結構。作為小對體功能和結構的注視象徵了閹割之後空缺的匱乏。在觀看的領域（scopic level）裡，我們不再站在需求（demand）的，而是慾望（desire）的水平，而且是他者的慾望（desire of the other）的水平上，此水平和其他能激發本能（drive）的水平相同，也最和潛意識的經驗接近（第69-104頁）。

    傅柯也在『規訓與懲罰』一書描述類似的效果。傅柯非常有名的討論了一種叫“全景敞視監獄”的機制，不過這個機制可以這麼有效，不正是因為被監視者不確定到底有沒有被監視，到底有沒有人在看他，是一種「被看的感覺」而不是「被看到」，才使得這種機制這麼有效？而這樣的情形，不論是毛澤東認為他身旁有「赫魯雪夫」一樣的人物，或是人們覺得身旁的親朋好友都有可能是監視和出賣他們的階級敵人，才會讓文革中的集體恐慌一旦爆發是這麼強烈?【回本文】

  25. 『浩劫以外：再論文化大革命』，第58到62頁。【回本文】

  26. 『浩劫以外：再論文化大革命』，第58到62頁。【回本文】

  27. 『替罪羊』，第41-42頁。【回本文】

  28. 『恐怖的力量』，第13頁。【回本文】

  29. 這裡反而違背了Laclau 和Mouffe關於政治必須要有暫時性敵我關係的說法，因為在文革中，暫時性的敵我關係反而成了迫害基本政治行為的最大因素之一。見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第122-134頁；甚至可以問，暫時性的敵我關係，這過程中的主體，是要突出政治性的目的，還是歷史性形成的呢?見 Judith Butler，Ernesto Laclau, Slovaj Zizek,『Contingency, Hegemony, Universality-Contemporary Dialogues on the Left』，第12-15頁。【回本文】

  30. 『恐怖的力量』，第6頁。【回本文】

  31. 比如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排名，即表現此權力中心的親疏。【回本文】

  32. 如林彪宣揚毛澤東的四個偉大，還有印毛語錄。【回本文】

  33. 『解構共同體』，第39-43頁，感謝蘇哲安老師的翻譯。【回本文】

  34. 『毛澤東思想史』。第365頁。【回本文】

  35. 同上，頁368-369。【回本文】

  36. 香港牛津出版的『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的群眾』一書也有類似的觀點，毛澤東處於政治權力的中心，對權力的優勢特別敏感，也對領導接班個人權威問題特別敏感和防衛。故毛的想法和政治憂慮的增強，和牛鬼蛇神的產生脫不了關係。事實上，違背毛澤東及其象徵的全部都變成了牛鬼蛇神。【回本文】

  37.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24-425。【回本文】

  38. 『解構共同體』，第7頁。【回本文】

  39. 『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歷史反思』，第146頁。【回本文】

  40.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7-10頁。【回本文】

  41.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7-10頁。【回本文】

  42.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613。【回本文】

編輯： 裴元領、方孝鼎、柯裕棻、陳惠敏（兼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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