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眾一心抗疾病─共同體的想像與實踐 鄭欣宜，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版權所有 對抗SARS的疫情，不僅考驗我們的醫療體系及危機處理，更檢驗著台灣的公民意識。因為每一個個人都無法自外於整體，整個台灣防疫的環節中，沒有「他們」、沒有「你們」，只有「我們」。地狹人疇的台灣像一個人的身體，沒有中央和地方的分別，任何一個地方出現問題，就像身體的一個器官出現狀況，大家都必須共同面對，無法置身事外1。〈阿扁傳真〉 一、前言與問題意識 SARS傳染病流行期間，「萬眾一心抗SARS」或是「抗疫大作戰」的全民動員不絕於耳，背後隱含的是捍衛台灣人的「共同體」，進行一場力抗世紀流行病的生死保衛戰。一方面，全民力行著一系列的保健知識，量體溫、勤洗手、戴口罩，另一方面，不斷更新的疾病資訊與感染人數，伴隨著更精細明確的教戰手冊：個人如何判斷自身的健康；機構如何管制隔離可能傳染途徑；醫院如何分類、管理及安置病患；以及政府如何建立各層機構和法規應對。 為了抵抗疾病，必須不斷生產出精微的知識，以掌握疾病的最新狀況，為了撫平隨疾病蔓延而至的恐慌，強而有力的政策和機構積極的運作著。疾病的防治轉變為身體的控制，無所不在的測量、分類、隔離，在抵抗疾病的前提下，理所當然的進駐生活的各種場域。 從共同體的宣稱出發，我們看到一股感性的呼求，要求人們體察時艱，擔起危機時的重任，「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情懷昭然若揭。向外是出入境的邊界管理，向內則是個人的身體看管。感染SARS死亡的醫生和護士成為抗SARS的烈士和天使，行政失責的人員則成為其中的害群之馬，非常時期產生強烈的褒揚與攻擊，除了以恐慌心態解釋之外，更可能是一個共同體的想像產生的實際力量。 SARS時期，疾病的恐慌並不促成動亂的社會，例如狂歡節的多元並陳，反而是更多的知識、技術與規範。有趣的是，疏離、冷漠、個人式的生活模態，似乎是現今社會的寫照，與對抗疾病的集體主義，顯然有很大的差異。平時意見不一、聲稱多元實則混亂的場域，為何在此刻趨向一致的聲音？各種細微的管理方式，是否有助於一個整體想像的形成，以致之中的行動者產生一致性的順從。 因此，更進一步追問，共同體的想像是如何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身上？疏離、獨立的個人又經由何種方式靠向一個共同體？平時分殊化的個人如何整合成一個「整體」，甚至是一個生死與共的「共同體」？感性的呼求和理性的規範如何接合？  以下將從政府政策與防治條例，追索集體的想像與實踐。以及落實到身體的層次，是如何規範與實行。社會的輿論和政府的宣稱，又如何與政策的實行結合，其中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為何？創造的疾病概念又是如何？ 二、共同體/秩序：想像與實踐 共同體自身包含生命目的在內，其內部、有機統一性都被認為是共同的「靈魂」或「精神」所賜。這不僅僅是〈再〉生產模式，而是用以實現超過個體，創造本質的熔接模式。 在共同體概念的建構中，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個體的假設：除非後者由初始而「自然」的共同體，經過瓦解、消失而重新產生，個體才能訴諸「精神」、「命運」等共同體來追求自我超越2。 Jean Luc Nancy揭示共同體的中心意旨，「共同體」不僅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更是一個共生共存的有機體。正面的涵義可以促進團結、產生建設的力量，負面的涵義是辨識和排除異類，以維持共同體的一致和純淨。然而，這兩者可能同時發生。因而，現今討論共同體的態度仍舊矛盾不明。就如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中，雖以批評口吻描述官方民族主義的形塑，卻同情亞非殖民地因反抗殖民政權而生成的民族想像。從許多當代思潮中，如Freud, Bataille, Hennah Arendt, Rene Girard, Julia Kristeva，可見到自不同角度對極權主義的反思，追問極大化共同體的「同」，如何標示和懲乏「異」，這股湧向「大我」的心態，可能造成多大的危險。 正是此等時刻，我們或可重新體會「命運共同體」的意味。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台灣社會在政治人物操弄之下分出立場，彼此對立。然而，在面臨攸關百姓身家安危的非常情境，卻往往可見出「命運共同體」的真正意義。九二一地震激發了民眾相濡以沫的情懷；這次的SARS風暴，也自然而然地凸顯了「台灣優先」的價值，社會不分黨派地檢討此時台灣防疫與兩岸交流的優先順序。凡此種種都可看出，台灣社會並不缺乏凝聚共同意識的基礎。一個民主社會固然鼓勵多元化發展，但也需要一種「整體感」作為社會共同規範的基礎。SARS風暴為台灣民眾營造了彼此命運息息相關的處境，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彼此支持，相互打氣3！〈聯合報社論〉 開始探問SARS期間這個想像共同體的形成，我是否也帶著某種態度，希望藉這篇文章造成批判的效果。即使客觀中立是一件無法達成的事實，我並不打算讓自己陷入一個立場選擇的思維。預設一個共同體的存在，是為了追問當下的制度在什麼樣的程度上，形塑和維持了這個共同體，這樣的形式如何達到共同體的嚮望。我並不想探討疾病管理的功效，也不意圖辨別政策和制度的管理是健康考量抑或其他，而是針對「人」在這些管理的過程中，和外在於人的「社會」或「共同體」，維繫了什麼樣的關係。 因此，回到共同體與理性統治的連結，我試圖從共同體的想像到達實踐，從一個精神性的宣稱，尋找真正落實的力量。「共同體」意指是居住在某一地區的一群人，在具體層面不但有共同的社會、經濟、政治利益，抽象層面則包括共同的歷史和經驗4，一些論述則著重血緣、體質、類別等本質性的宣稱。由於共同的東西可以想像或創造，因此共同體究竟什麼是「共同的」，似乎可以陷入一個永無止盡的訴說。小至一個社團或行會，都可成為一個共同體，大至民族和國家層次的共同體，更是成為一個牢不可破的現代神話。 國家，擁有一整套軍事部署以抵抗外侮，也有外交單位建立良好的外部邦交，同時擁有各種內政機構處理國內各類事務，如政治、經濟、財政、文化、交通等，是共同體想像的實體化。國家等同身體的譬喻屢見不鮮，戰爭的發生論及國家的存亡，就是將國家等同於身體，國難等同於傷害。而國家不僅負載著共同體想像的實際展現，也包含巨大的科層體制。在科層體制運作的各種號令，不但促進國家統治的效率，更進一步確認了全國人民生命攸關的連帶。人民生活的各樣實踐，成為國家紀錄、監視、計算和執行的檔案，稅務、牌照、健保、戶籍、兵役資料等等，一整套的科層機制源源不絕的支撐共同體的命脈，隨時提醒人們生活在共同體的事實。 傅科在《規訓與懲戒》探討柔順身體的養成，從身體姿勢的分解動作，到各種細微的監視、紀錄和評估，機構以各種分類的方式，將人的整體性打破，成為細碎的數字與資料，並因此將個人拆解為具有生產力的單位。 透過分割、序列化、綜合和整合，而管理和有效使用時間的新方式相關聯 在這種方式中，每個人都獲得自己的個性，並以此作為自己的身分標誌，他通過這種身分與表現他，和使他成為個案的特徵、計量、差距、『標誌』聯繫起來5。 不僅揭示了國家政府的權力如何滲透到每一個角落，也同時改變了人看待自身的方式。經由規訓管理的方式，一個完整的人成為表格裡的各式單位與數字，不僅有利於國家的控制，同時這些資料也促進體制運作的效率。當面對無法預料的災禍，更需要一套精微和強制的技術，將疾病的無形可怕，轉化成有效的實質政策。 「用以對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於清理各種混亂。當肉體混雜在一起時，疾病就得以傳播。當恐懼和死亡壓倒了禁令時，罪惡就會滋長。秩序藉助一種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權力，規定了每個人的位置、肉體、病情、死亡和幸福。6」 傅柯在此點出了秩序，而秩序背後隱藏的是權力。這種權力沒有特定的源頭，也不只在國家制定的政策而已，而是從生活方式的每一個細節，逐步的掌控一個人。疾病帶來的不是恐慌，而是秩序，多元或殊異的狂想不曾出現，充斥的是更精微與內在的控制與管理。鎮壓疾病帶來的恐慌不是暴力，而是細緻的技術。醫學的術語與計量中，上行下效的條文與例則間，每一次的測量、分類和規範的實行，都是權力展演之處，再一次的宣稱管制的正當性，管制的並非疾病，而是人心。 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也提出共同體的想像如何與國家政策接合。當殖民主義的政策，如人口調查、地圖和博物館，設法將遙遠的殖民地納入整齊劃一的格式中，不但是處置、管理殖民地的具體措施，，也成為後來當地民族主義想像自身的基礎，與民族主義者對共同體的遙想。 人口調查的虛構性就在此：每個人都在裡面，而且每個人都佔據一個─而且只有一個─極端清楚的位置。「一律整數」，沒有分數7。 作為識別標誌的地圖深深地穿透到群眾的想像之中，形成了正在運生之中的反殖民民族主義一個強而有力的象徵8。 透過這類地圖的依年代先後安排的序列，這塊領土的某種政治的─傳記的敘述就此出現，而且有時候這個敘述還帶著巨大的歷史深度。反過來，這個敘述到了二十世紀也被變成殖民地政府的遺產受贈人的民族國家所採用─儘管常常也是被他們給改編了9。 這樣的「殖民之眼」，從具體的政策到想像的共同體，人是如何從獨特的種族、部落、地域分化出，成為可以觀察、登記、計算的檔案，以致於殖民地能源源不絕成就歐洲霸權的想像，而大英國協的太陽終年不墜。 人口調查、地圖和博物館舊如此相互關聯地共同闡明了晚其殖民地政府思考其統治領地的方式。這種思考的「經線」，是一個包括一切，而且可以被無線彈性地運用到任何在國家的真正控制下，或是國家想要控制的事物的分類框架；人民、宗教、語言、物產、古蹟等等10。 那個可複製的系列卻創造了一個很容易就被殖民地政府的後殖民時期繼承人所繼承的具有歷史深度的場域，...透過其空洞性、缺乏脈絡、在視覺上的容易記憶，以及在每個方向都同樣無限的複製性，識別標誌將人口調查和地圖、經線和緯線一起捲入一場不可磨滅的相擁之中11。 從機構的設置和管理中，我們看到對「秩序」的強調與落實。這些規範不僅打破人群的慣性流動或群集，也成為人們想像和標示自身的基礎。其背後是朝向一致的精神，維繫著全民一心、全國一體的運作，這些正是共同體想像的基礎。即便是無以命名的疾病，帶來慌亂的人心，看似國家統治的危機，實則加強了秩序的重要性，催生各式各樣的規訓和懲罰機制。 三、從疾病到共同體─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展演 1.自我管理到規訓 SARS流行期間，可以感受人心不安的氣氛，然而，一種更細微深入的技術，進入到我們的生活。從體溫的測量、出入管制到情緒的管理，「全民保健動員」的口號不斷，實際的規範從個人之外實行到身體內部。37.5度的標準成為絕對命令，判準一個人是正常還是病態，自由還是隔離。然而，執行徹底的管理絕非易事，更何況落實到個人的層次，這樣的控制如何達成？ 從3月初SARS病例剛出現，行政院衛生署便盡快通報並做出定義與處置： 疑似病例（Suspect Case）於2003年2月1日之後出現以下所有症狀： 1.發高燒（＞38℃） 2.一種或一種以上的呼吸道症狀，包括咳嗽、呼吸急促、呼吸困難 並且包括以下一種或一種以上的狀況： 1.曾與診斷為SARS個案親密接觸（親密接觸指曾照顧SARS個案，或與其共同居住、或曾經直接接觸其呼吸道分泌物及體液） 2.最近曾到過有SARS報告病例的地區（依三月十七日更新資料，WHO表示目前有報告病例的地區包括中國大陸、香港、越南、新加坡、台灣、菲律賓、泰國、印尼、加拿大12） 疑似及極可能病例接觸者之處置 一、安撫其不安情緒 二、記錄姓名及詳細接觸史 三、建議接觸者當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時： 1.立即報告醫師及衛生單位 2.未經醫師同意，暫勿返回工作崗位 3.未經醫師同意，應避免至公共場所 4.儘量減少與親友的接觸13 這些文字後來成為指導SARS防疫措施中的基本原則，並衍伸各式各樣的管理和控制。其中體溫的標準和咳嗽等症狀，在日後的防治過程成為絕對判準，雖然無法清楚判別和感冒或肺炎在症狀上有何差異，但是已經成為防疫執行的基本動作，只要違背基本準則，一律成為「嫌疑犯」，受到的管制可能比病患更多。各種機構的出入、醫院的判定和出入境管理，將體溫作為絕對指標，控制身體的溫度成為期間最重要的人身管理。 另一方面，身體的禁止活動與人際關係的斷離，也讓人人害怕〈成為〉嫌疑犯。為了將病源控制在有限的地方，身體的管束不可避免。此時醫師成為權威來源，由其允許自由與否。立即的通報和紀錄，不僅為了管理疾病，也是之後對人身管理上最複雜細緻的體系。 衛生署5月20日的公告：「發燒是SARS病人會不會傳染給他人最重要的指標，在尚未發燒時，SARS病毒是不會傳染給他人，所以量體溫是現階段每個人最重要的工作。」 徹底的自我管理就此展開，每天早晚自行量體溫兩次。同時各級政府、學校機關和百貨商場，嚴格實行出入測量體溫管理。發動「全民量體溫運動」，並對特殊機構、族群每日進行發燒人數通報，有異常增加時皆進行追蹤與監控14。不僅是體溫，日常生活的習慣也必須改變，SARS的六撇步：常洗手、保持環境衛生及空氣流通、避免到人群聚集或空氣不流通的地方、避免不必要的探病、均衡飲食、以及適量休息與運動15。無所不在的警語出現在公共場所和大眾媒體上，如同國民新生活運動，健康策略的宣導訓練出知行合一的好公民。 身體的屈從不僅展現在每天的實踐，更上升為自我保護的意識，「如果不力行準則，很有可能感染SARS」是自明的教訓。測量體溫、觀察、紀錄、主動報告以及通報，是面對疾病的守則，也是維持集體健康的標準表現16。沒有人質疑究竟戴口罩、量體溫能達成百分之百的免疫，也沒有事實證明SARS會藉空氣傳染，甚至體溫計經過長時間測量失效，人們仍然不斷的使用。但是，疾病帶來的恐慌，沒有促使認真探討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反而加強自我實行的驅力。人心慌慌之時，正是自我管理實踐最徹底之時，人們主動將外部政策內化到身體的力行。 2.由外到內的監視 另一項重大政策「居家隔離」，作為防治疾病傳散的方式，成功的實行於數千人身上。根據「可能傳染途徑」的定義，發燒或自疫區返回者必須自行隔離。後來又分為A、B兩級。A級是「與SARS通報病患有密切接觸者」，如家人和同事，或是共乘交通工具、去過同樣場所。B級是自病例集中區返回者，則採強制隔離十天，確認沒有發燒等症狀即可解除限制17。 監視從外部進駐家中，不用在外面建立監獄，家庭就是防治網的一環。測量體溫、分泌物的處理、病史的告知、分開起居器具、日常清潔、行動限制甚至心理狀態，都在控管範圍內。不但要自我實行測量、紀錄與通報，每日還有衛生所人員、村里長、基層村里幹事和警察，至居家隔離者「慰問」，監督自我實行的成效，以及確認是否有外出紀錄。 在此之前，疾病管制局會透過縣市衛生局將所有名單分送至各衛生所，村里幹事或村里長會有「專案防疫強制居家隔離者」名單，每日彙整前一日掌握到行蹤的隔離個案名單呈報衛生局彙整18。 3.檔案的建立與控管 從個人病史、就醫史、接觸史、各大醫院通報機制，到居家隔離的名單，檔案的建立有助於追蹤、紀錄和控制。透過資料的分類與掌握，建立一套完整的全民防疫網：加強宣導使用健保IC卡、社區感染應變原則、實施發燒篩檢制度、「SARS分級照護方案」、離島地區防疫、全民量體溫及教養院、安養院及榮民之家等發燒監測。防疫網不但清楚的分類職責，更建立層級化的傳遞網絡19。 顯示的不只是大規模體制運作，也隱含無數的調查和資料處理。人在之中受到層層分類，個體化為無數的身家調查、病史、體溫及外出記錄，據此自我定位和備受對待。政府也經由檔案更深一層的掌握人民動向，以便發生重大事件時有足夠的「資源」運作。然而，疾病期間儲存的檔案，不會隨著疾病警報解除而消失，已經建立的機制和資料，危險來臨時是一套隨時可啟動的制度和機構，平時則成為更完整緊密的人身監控。 4.懲罰與獎勵 明知自己感染或疑似感染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未遵行各級衛生主管機關之指示，而有傳染於第三人之虞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拒絕接受隔離、撤離或檢疫者，處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政府機關徵用者，處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20。 法律的設立警示違反規範的嚴重性，津貼和補償則安撫被隔離的人心。行動自由成為必要的犧牲，人人必須順服在層層規訓和監控的機制。社會輿論的壓力到具體政策的訂立，「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不只在想像的層次上達成，更成為例行的科層機構中無數政策規範的實行。反抗、異議的空間被規訓與管理塞滿，人的自主交給龐大的政府機構掌管，在獎勵與懲罰之間沉默。 5.個人與社會關係的重構 居家隔離採取自通報病患向外畫一個同心圓，以此模式進行擴散式的管制。一人患病成為集體的責任，建立與強調個人和社會的龐大聯繫。家人、親戚、同學、同事，原本這些可有可無的聯繫，在SARS期間清楚地標示，不是一種團結的象徵，而是連坐法般的牽連。隔離只是為了防範「可能」，然而執行的方式，卻不是以「可能」的態度，而是一套明確的法規和命令，從一個人往外延伸到一個群體，向來認為人際間的疏離，或是個人自外於社會的超然，巧妙地消失了。 社會與人的關係在此刻奇異的展現，一方面拆解人的整體性，使人成為各種分類系統下的編號，根據類目加以管理規範和運用，另一方面，以流行病感染的模式，將個人與整體的關係連接起來。個人的患病成為社會的責任，個人必須接受規範和實行之，才能達至多數人的幸福。一種整體式的想像與嚴密的權力系統就此建立。 6.邊界是外部，也是內部 由於政府不斷宣稱SARS是自中國大陸傳入，因此管制防範傳染病源成為出入境管理首要工作，兩岸旅遊商務的往來頓時成最複雜的出入程序，測量體溫、登記旅遊史和身家資料。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或澳門的旅客，因為傳染病備受「關切」。來自中國、香港、或澳門的旅客，須於入境後進行「自我健康管理」及每日填寫「自我健康管理須知表」21，抵台後還必須居家隔離十天，接受各單位〈出入境管理局、觀光局、航空公司〉登記為高度注意名單，以便隨時掌控行蹤。 現階段絕大多數病例為境外移入，且以來自中國與香港地區為主，有必要對來自疫情嚴重地區之入境旅客採行更嚴格的檢疫措施，其對象包括所有合法入境旅客及非法偷渡者與對其健康狀況之嚴密監控 對於出現疑似症狀且有出國旅遊史之疑似個案，應加強醫院、航空公司與機場、港口之警覺，加強通報，以掌握旅客及偷渡者個人資料，迅速追蹤，找出必需進行隔離之病患，迅速送醫，並確實隔離治療、或執行其接觸者之居家隔離措施及必要之遺返工作22。 機場和港口本來是國家的邊界，現在成了身體健康的邊界。邊界不只是外部的國界，也是共同體的防線，為了掌控疫情，維護整體的健康，必須嚴加看管。此時，邊界就是中心，防範重點集中在各種出入口，緊密的看管是無處不在的權力目光，被觀看的正是個人的身體。 警政署出入境管理局協助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查核搭上問題班機之台籍人員身分及住所資料，以利後續追蹤。警政署航空警察局證照查驗同仁，協助疾病管制局之作業，蒐集入境旅客填寫之「SARS防治調查表」後，交檢疫單位，如有問題，立即通報檢疫單位。前項作業並可責成航空公司協助辦理。交通部觀光局配合衛生署轉知國內各旅行社，航空公司配合衛生單位提供相關旅客名單，以利後續疫情監測管理之需23。 層級分明、上下互通的通報管理系統維持著邊界的安全，模擬的正是戰爭的部署型態。抗疫如同作戰，疫區便是戰區，打擊疾病就是以無微不至的登記、過濾、通報將疾病完全圍堵。兩岸關係此時成了疫區〈中國〉與防疫〈台灣〉的作戰，全面防堵中國病源的侵入，也等於維持台灣人民安全的保衛戰。然而，這場戰爭真打擊了疾病，還是在「寧可錯殺一百，不能錯放一個」的心態下，將全民徵召至一場無止盡的戰爭之中？敵人是誰？是定義不清的SARS，還是充滿病源的對岸。 7.「賤斥」的中國 共同體之外的「他者」，不只是共同體排除的對象，也是形構共同體邊界的重要外部，因此，「他者」是共同體想像的實踐，是外部的敵人，卻也是自身的產物。 雖然疾病原本屬於公共衛生的問題，但是在抵抗SARS的過程中，卻可見到從疾病延伸出的國族議題，似乎疾病的防治不單是地區性疾病的問題，更牽扯到中國和台灣的認同論戰。從參加世界衛生組織的宣稱，到對世界衛生組織將台灣化為中國所發出的抗議，以及針對往來中國台灣的旅客實施嚴密的管理。在衛生考量的宣稱下，其實更隱含「台灣不同於中國」、「中國是病源之地」的思維。在論述中將中國他者化，不只是政治目的，也是形成共同體認同的力量。因為有一個共同抵抗的病源〈中國〉，所以〈台灣〉必須要團結起來。 中國身為世界上的大國，實應依循世界衛生組織的規範，善盡WHO會員之責任，在發現疫情之時，應立即向WHO及相關主管部門或其疾病防治機制提出報告，並主動提醒各國做出適當管制措施；然而中國卻未依上述作法，以封鎖新聞媒體之報導作為因應對策，實非大國所應為，也違反WHO對會員國的規定。相對於中國的作法，我雖非WHO會員，卻仍在發現疫情時立即向WHO提報相關資訊並尋求協助，唯WHO卻為政治因素未予以正面回應與適當協助，同樣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卻遭受不平等之待遇。本署基於維護國人健康的理念，特將此相關報導告知國人，也提醒WHO及各國應該重視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健康權利，照顧台灣人民，亦等於照顧全世界24。 在此不僅明顯區分「我國」與中國，在斥責中國的同時，更強調我國不但有清明的角度，具有照顧台灣人民和世界的胸襟。這段文字不僅預設了台灣是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實體，更是優於中國的表現，也表現了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企圖。他我之分及孰優孰劣清楚展現，健康議題背後其實是台灣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政治宣稱。 從政府政策的制定一直到宣導，文字中隱含的是一個共同體的想像，就好比面臨一場戰爭，敵我兩方才那麼明確區分。在對抗疾病同時，強調他者的存在與威脅，自身的純粹與正當性才能確定。 四、結論：內/外攻防戰 人的身體作為社會系統的象徵表達形式：外在的邊界〈external boundaries〉、邊緣〈margins〉、內在結構〈internal structure〉。其外型輪廓的邊界是控制內在權力去酬賞相一致的、順從的，並驅逐外在的攻擊25。當一個社群遭受外來的攻擊時，這種外在的危險會促進內部的團結。而當一個社群內部遭受內部個人的惡意攻擊時，這些人將會受到懲罰，並且公開地在確認其結構運作的邏輯，但有時反而會造成結構的瓦解。所有的社會系統都是建立在這樣的矛盾上26。 各種政策的滲透與使用，直到身體被細碎成各種共同體的材料，身體的規訓達成了，同時也造就個體的拆解，成為具有生產力的原子，投入國家機器的運作。疾病的恐慌瓦解反抗的意志，促使個人歸向大的整體，新的自身想像和社會關係出現了。此時，不存在一個「完整」的人，而是與共同體生死攸關的一個細胞，或是政府檔案中的一串數字，「全民」藉由自身力行與外部監控，成為抗疫的一兵一卒。現代醫學背景的理性政策，其實正是協助個體進入整體的手段，促使人人採取一致的動作，使思考朝單一方向前進。 在過程中技術的大量使用，不論是通報系統、監視技術、管理層級或是邊界防守的周密，皆是現代國家的理性機制用以對抗混亂的方法，當懲罰和獎勵成為具體的法律和執行單位，我們不會再問為什麼要這麼做？而是問怎麼做更好、更快速。科層組織的唯一目標是達成更高的效率、更完整的防範系統。大量產出的醫學知識和機構證明的是更多的權力滲透，為了抑制恐慌，人們臣服在知識之下，以為追逐更多的知識就更能抵抗疾病，然而這些釋放出的知識只是加強專家和政府的權威，使人們相信知識宣稱的正當性，甘心成為順服的身體。 流行病的傳染，講究的不是治療，而是隔離。似乎只要封鎖出入口，將疾病加以秩序的管理安置，疾病就能離我們而去。然而，隔離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不是為了治癒病患，反而是為了安撫人心，以保全未感染者，以個人的犧牲換取集體的健康。但是，一昧的隔離，難道不是為了支撐共同體的秩序，杜絕動亂的可能，實則掩蓋了掌控和治療病情的無能。 同時國家意識不斷地被宣揚與加強，共同體的呼求不絕於耳，展現對抗疾病如何與台灣安全論述連結，對岸的疫區又是如何放進兩案較勁的脈絡，SARS帶來的國家危機反而上昇為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集體意識。國族議題不因疾病流行而匿跡，反而發揮更強的效力，試圖將相異的論爭收歸在單一命運共同體的宣稱。 面對疾病的一刻，「我們」又該如何自處呢？SARS期間，無數的教導和訓練告知和命令「我們」應該怎麼做？正是這些教導與訓練，促成身體的控制和同一的想像，宣稱對抗疾病的背後，其實是將個人吸納成共同體的思維。在自我管理和隔離成為絕對命令，破壞秩序是絕對之惡，而「台灣全民」則是不可侵犯的至高主體，這樣的進程掩蓋多少的聲音，犧牲多少的個體，又有多少份子或團體受到污名。或許，以「我們」的想像總是容易陷入整體至上的邏輯，應該回頭想想「我」在哪呢？ 參考書目： 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民88，《想像的共同體：民族的起源與散佈》，11章，時報文化 Foucault, M.,《規訓與懲戒》，劉北成、楊遠嬰譯 Mary Douglas, 1966 ,Purity and Danger Nancy, Jean Luc, 2003,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解構共同體》台北：桂冠  參考資料： 衛生署公告2003/3/17-2004/1/12 內政部出入境管理局網站 聯合資料庫 中央社新聞 SARS與台灣社會網頁http://sars.social.ntu.edu.tw/ 居家隔離手冊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因應防治計畫（草案）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防治及紓困暫行條例 國泰航空特別出入境措施 註釋： EtToday 2003/05/03 SARS阿扁傳真／陳總統談危機：要有更深層省思【回本文】 解構共同體，Jean-Luc Nancy，中譯版序，xxi【回本文】 聯合報社論，2003/04/26【回本文】 韋式線上字典【回本文】 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傅柯，p159【回本文】 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傅柯，p191【回本文】 想像的共同體，Benedict Anderson，p185【回本文】 想像的共同體，Benedict Anderson，p193【回本文】 想像的共同體，Benedict Anderson，p193【回本文】 想像的共同體，Benedict Anderson，p199【回本文】 想像的共同體，Benedict Anderson，p200【回本文】 行政院衛生署公告，2003/03/18【回本文】 行政院衛生署公告，2003/03/18【回本文】 台灣SARS防疫說帖【回本文】 衛生署公告，2003/04/10【回本文】 為達我國自WHO公告旅遊警告區除名之具體防治措施： 衛生署呼籲民眾每天量體溫、勤洗手；隨時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態；就醫時應詳實告訴醫師病史、就醫史及接觸史；避免不必要密閉空間的聚會及探病；出境時如有體溫異常現象，應先經醫師診察等，並持續推動各項具體防治措施。【回本文】 SARS居家隔離手冊【回本文】 SARS居家隔離手冊【回本文】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防治醫療網計畫：SARS防治醫療網之運作模式【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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