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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謝謝各位來參加由文化研究學會所舉辦的第廿七場文化批判論壇,今天的主題是「城市的守護天使?CCTV就在妳/你身邊」。我想在全世界裡面電眼密度最高的國家可能是英國,尤其是倫敦市區,公共空間中存在難以計數的監視器。英國為什麼有密度這麼高的CCTV,這是幾個重要事件導致的結果。第一是恐怖主義的影響,從愛爾蘭共和軍,一直到後來美國九一一事件,對於英國(倫敦)造成很大的衝擊。第二是發生多次的足球場觀眾暴動事件。第三是利物浦曾經發生過一個事件,一個小男孩遭綁架,整個過程被監視器拍下來,他一直對著監視器呼喊的畫面給電視機前面的民眾一個非常深刻的衝擊。
反觀台灣,民國八十五年時發生彭婉如事件、白曉燕事件等重大社會治安事件,公共空間中的電眼從此有普遍蓬勃的發展。這背後當然也跟台灣整體經濟以及安全產業急速發展有關。民國八十六年,台北市的大同區臨江里率先利用迪化污水處理廠回饋金約一百餘萬元,在社區內的路口和巷道,裝設了32部監視攝影機。松山區的富泰里也在主要道路兩側和巷口裝設監視器,里長同時又把監視器的螢幕設在自己的家裡面,親自監控錄影。新店的滿堂彩社區還將監視器的畫面納入有線電視系統,利用分割畫面在四個頻道實況播出。所以任何一個人在家裡面,都可以透過有線頻道,觀察整個社區裡公共空間中的活動。任何人即使沒有特別關心監視器,走在台北市的街頭大概也會隨時看到,有一些電線桿上面,或者公共空間牆面上貼著「本里全面裝設監視器」等標語。目前也有很多高級大樓,譬如信義區的豪宅,其最重要的訴求就是安全,經由重重關卡來保護住在社區裡的人的安全。
監視器在台灣目前有增無減,這也透過了很多政策上面的推波助瀾,像內政部曾經在八十七年有一個普遍補助裝設監視器的案子,所以監視器或電眼有可能像自來水、電、瓦斯一樣,會變成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項基本公共設施。可是即使監視器無所不在,我們卻沒有明確的、任何的法令來規範,譬如什麼地點可以裝設、誰有權力調閱錄影帶資料的內容、資料可以從事怎樣的轉換分析。一般民眾似乎很少發出反對的聲音,這也是我們非常好奇的一件事。為什麼很少人反對,又為什麼很少人提出替代方案。我們最常聽到的說法是,你沒有作壞事,為什麼怕別人看。事實上父母親進入兒女的房間,老師檢查學生的書包,用的理由也是說,你又沒有作壞事,為什麼要怕我看。所以這種監視往往存在一些權力關係,因為監視經常是上監視下,有權力者監視沒有權力的人。另外一個是非常少人談到,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假設說監視器的目的是為了改善治安,然而運用同樣的經費,有沒有可能用其他的方式來改善當前的治安。譬如說我們有沒有可能去增加街道的照明、增加女性的警察巡邏、建設更友善的大眾運輸系統等。我們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可能性來改善治安,可是目前似乎只要把所有解決治安的責任交給一個現代科技就好了。
我大概嘗試用幾個觀點來談一下我自己對監視器的看法。作為一個空間專業者,我認為都市空間中最有活力、最可貴之處,其實就是街道。因為街道提供各式各樣不同的人在這裡相會、互相瞭解、互相認識。這種人和人之間的差異其實不是一件壞事,反而是人成長一個很好的必要條件。可是現在整個都市的發展,卻趨向於隔離,隔離跟我有差異的人,不管是用gated community(就是具有高聳圍牆的社區發展的方式),或者是經過各種監視器,其實它都是要排除跟差異者接觸而造成隔離。所以這種電眼的技術,其實是削弱了人和人之間處理差異的能力,結果反而更造成人和人之間的疏離,而不是鼓勵具有差異的人相互接觸與學習。
從性別的角度來看,很多婦女都非常關注在公共空間中的安全感,可是監視器其實是一種新的男人監視女人的形式,因為監視器的後端大概都是一雙男人的眼睛,所以監視器並不是解決婦女公共空間安全的解答,而是另外一個新的問題。英國作了很多這類的研究,他們調閱一些監視器資料(有些監視器是有人同步監視,而且鏡頭還可以伸縮、旋轉),就看到有很多意外,例如鏡頭會突然不斷地zoom in到某個女人的胸部,然而我們目前也沒有太多關於監視器的規範,因此反而造成了另外一種新的凝視。所以對一位婦女而言,到底監視器是不是保障她公共空間中安全的萬靈丹,恐怕很不樂觀。也許我們需要的是其他更多不同形式的、改善治安的方式。
在目前台灣監視器愈來愈普遍的狀況下,可是沒有任何規範,也缺少有關監視器的公共討論,此次論壇也許就是提供一個我們討論基礎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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