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牌與上海民族認同 郭家珍，中央大學英美文學所©版權所有 一、 前言： 月份牌盛行於1896到1945年間，以三O年代為鼎盛時期。它的特色在於畫家（主要為男性）用畫筆，畫出一個個符合當時潮流的美麗女性。月份牌主要是宣傳商品用，類似我們今天的廣告，但是又會附上十二節慶的中曆與洋人所用的西曆，故有「月份牌」之稱。月份牌起先是以宣傳為重，但之後重心皆擺在美觀與裝飾之上。但不可否認，月份牌的興起和上海作為一座半殖民城市與接收西方思潮有關。但在這樣的脈絡裡，上海人並未對西方人「擁租界而自立」的情況有所反感；甚至衍生出不同的民族認同觀。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在何種歷史、文化、政經脈絡之下會產生月份牌、月份牌的性質、及月份牌在上海又反應出什麼樣不同的民族認同。我想以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書—《想像的共同體》1中，有關於建構民族認同的部分來談月份牌是如何呈現上海不同的民族意識。 二、一九三O年代的上海：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個不夜城：華燈起，車聲響，歌舞昇平。只見她，笑臉迎，誰知她內心苦悶。夜生活，都為了衣食居行。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曉色朦朧，睡眼惺忪。大家歸去，心靈兒隨著車輪轉動，換一換新天地，別有一個新環境；迴味著，夜生活，如夢出醒。2 時代氛圍： 上海自從一八四三年《南京條約》開港，成為外商聚集的殖民城市之後，就相當具有西方的風味。不論是時髦的玩意兒、建築、西方思潮；甚至上海租借區更是充滿異國風情，當時流行的文物都是從租界而來。上海在開港通商之後，其間的繁華非當時其他中國城市可以望其項背。3在其中的租界區更是流行與繁華的所在。到後期，租界更因為庚子拳亂的關係，湧進了大批華人。本來不准華人居住其中的租界，因為庚子拳亂反而得到更多的經濟利益，所以租界也就變成華洋雜處的地方；而所引發的文化、流行高峰，更是在此之後。雖然上海在租界之外也有平民、普羅階級存在，4但說到上海風華與十里洋場，指的是上海租界部分。而既然租界是第一線接收西式資訊與物質的地方，它在食、衣、住、行、育、樂帶給上海人的影響自然不言而喻。先不論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所帶來的不平等與剝削，洋人對上海的發展有實質的影響。唐振常在《近代上海繁華錄》一書的〈序〉中，就提到當時上海深受洋人影響的情況： 上海之所以成為上海，之所以成為名震世界的大城市，其飛躍的發展，無疑是在一八四三年開埠之後。歷史的不幸，無過於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主權而在上海設置了租界，設立了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內的政權組織，其行政、立法與司法，均為中國所莫能干預，成了“國中之國”，其對於中國的侵略與罪惡，彰彰易辨。歷史的奇異，也無過於這種和侵略與罪惡而俱至的西方文化、價值觀念、法律準則，乃至市政建設管理、政權結構等等，包括精神與物質兩個層面一系列的思想與事物，一經傳入，上海人初則驚，繼則效，上海乃生巨變，並經由上海而影響於全國。5 城市氛圍： 而當時不論是建築、時尚、物質、生活享受、流形資訊、甚至連嗜好都有影響（如有賽馬場、賽狗場、看電影），可說西方的影響在上海幾乎是無遠弗屆的。而李歐梵在《上海摩登》6一書中也相當詳細地描述一九三O年代上海的各式風情，第一章中的一些小標題即是介紹當時上海流行的西式東西。如：「外灘建築」、「百貨大樓」、「咖啡館」、「舞廳」、「公園和跑馬場」。甚至在《近代上海繁華錄》中，也引述別人的說法：「『這裡（指上海）不單是有各種各色的人，同時還有各種各色的人所構成各式各樣的區域、商店、總會、客棧、咖啡館和他們特殊的風俗習俗，日用百物』」。7而其他同時代的作家，如劉吶鷗、穆時英、張若谷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當時上海是一座燈紅酒綠、西式風潮的都市。8而既然上海作為一個西式觀念、物品的集散地，則想當然爾，西式的觀念會漸漸滲透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從接受西式教育的作家到一般平民百姓，多少會融入當時上海繁華的氛圍中。吳亮在《老上海•已逝的時光》一書的〈西式婚禮〉中，即很明確地指出：上海受到西式觀念甚深，穿著白紗舉行婚禮只是其中一部份。「上海向來是西洋文明的匯集之地。這甚至可以從一張微不足道的婚禮紀念照中找到佐證」9：「所有的人都容光煥發，衿持得體；他們沒有懨懨的、木然的、誇張的、喜洋洋的或狂歡的“東方表情”。他們受過文明教育，清清爽爽，不張揚，有禮貌。那是“西化”的結果」。10 生活氛圍： 三O年代的人們流行看電影。11在諸多西式的流行休閒中，以看電影最為普及。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中，就提及電影院的興盛及它在人民心中的份量。12而張愛玲更在她的小說〈多少恨〉中，形容電影院是「最大眾化的王宮」。13而在當時上海已經有許多戲院成立；有國片，也有好萊塢的洋片可看。洋片除了一方面是播給在租界的洋人看的，對於中國人來說，看洋片又代表了什麼？ 先想想，上海當時已經是個迷人的半殖民城市了；建築、風氣、流行時尚自然有機會接受到西式的概念。如照剛剛吳亮的說法，則可以想見：西式的思潮已經深入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中，那看電影則也會是民眾之中的一個休閒；況且電影的播放早在一九O三年就已經開始；戲院也有好幾家。14那在觀看電影的同時，就會受到影響。就算是當時著名的中國影星：胡蝶、阮玲玉也都有包含西式的造型，那民眾不論在看國片、或洋片時，也會受到影響。「白日夢、野心、膨脹的慾望、知識視野和見聞的廣延、異國生活方式之展覽---這些徒亂人意、令人不安分的邪魔，一旦從電影院中釋放出來，就會影響這個城市的面貌」，15所以「〔…〕說電影充當了看圖示範的教材，在一起推波助瀾，也許並不為過。走進電影院，就是走進一個黑暗的“夢幻城”，它讓人逃避，又讓人對現實看出不滿。所以，電影簡直就是一所挑唆的學校」。照這樣的說法，想當然民眾就會仿效電影、雜誌中明星洋味的打扮。16甚至許多平面的媒體：如報紙、香菸盒子、書報雜誌上都有刊登類似形象的美女圖。有的是真人攝影，有的是畫上去的。17由此可見類似女性形象的流行度與被接受度。李歐梵就提出《良友畫報》就刊登了許多西式形象的女人穿著西式服裝或改良式旗袍的女性，和一般古典的中國造型南轅北轍。18 趨之若鶩的心態；不只是抄襲（copy）： 而自然，在當時的人們已習慣於「西風東漸」，則他們也相當容易地就認同由西方所傳過來的東西。而西方傳過來的東西，自然是以物質方面的最易為中國人所接受。從對洋槍、洋砲的驚懼，到後來對電燈、收音機、生活用品的喜愛；不難看出，中國人已能接受西方的物質。從以下三位對上海受西風影響的評論可看出中國人對西式東西的接受度： 按上海歷史權威學者唐振常先生的說法，西方現代性的物質層面比它的「精神」層面更容易被中國人接納，至於上海人對西方現代性的物質形式的接受更是明顯按照一個典型步驟的：「初則驚，繼則異，再繼則羨，後繼則效」。19 上海的氣質是流動性的國際化的，因此凡由鄉村內地帶去的一切，在它身上遲早會受到質疑。而習俗的改良，尤其是西洋舶來品，在上海皆擁有相當的威信，其地位遠遠高於祖先留下來的老規矩。所謂“崇洋媚外”，雖是貶詞，卻意涵著好奇、求新和對異質生活的渴望。20 繁華不僅是指那些傳統燈紅酒綠、鮮衣炫服的奢華生活，在文化方面也出現了許多新的氣象，特別是由西方輸入的新知識、新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21 而這樣的時代氛圍、城市氛圍、生活氛圍之下，月份牌即以一種新穎的媒介出現：「商業月份牌最初是從西方資本主義引入的一種廣告噱頭—主要是英美煙草、藥物、化妝品、織物和石油公司」。22但久而久之，月份牌已不純粹是宣傳用品，而具有美觀的作用。所以月份牌在這樣的脈絡下產生，自然會再現並傳達當時的觀念與意識型態。月份牌成為當時一個傳達最新資訊（觀念上和物質上）的媒介，不論是西方觀念的表達或是畫中的商品，都是透過月份牌傳達。民眾在觀看雜誌、電影、月份牌之後，會傾向去模仿類似形象的女人。所以媒體、時代、女性的產生可說是互相影響。而畫家也只是把這樣的氛圍畫入月份牌中。23 但即便上述畫家的確是因為有如此的氛圍才畫出月份牌，但是畫家所做的，不只有單純地「抄襲」當時西方的風格而已。而是有在相當程度上融入了中國的風格，變成一種混雜（hybridity）的局面。我們甚至可以說，畫家所畫的都不是完全西式造型的女性，他們在相當程度上還保有中式女人的特有風格：如筆下的女性就算手中或其他部分是西式物質，但她們大部分都還是穿著旗袍；且畫中清一色的模特兒都是中國女性。可見畫家還是有意識地「重複」（repeat），而非再現（representation）。24而按照巴巴（Bhabha, Homi K.）的說法：後殖民人民有意識地翻轉、學舌（mimicry）就能夠鬆動、甚至顛覆原有殖民主宰制的局面。巴巴說：「殖民的學舌是渴望一個革新、可辨識的他者的，作為一個有差異的主體，幾乎一樣，但卻又不同」，25且「學舌作為一個差異的再現，本身就是否認的過程」。所以我們可以把月份牌畫家有意識地翻轉西方造型，看成是具有能動性的表現。而且他們的能動性是從內部（within）加以翻轉的。 三、細看月份牌： 圖像比任何人所能想像的都要真實。 蘇珊•宋塔（Susan Sontag）26 月份牌是介於繪畫和攝影之間的媒介。月份牌和一般繪畫不同，它的生產方式類近於攝影，但仍保有繪畫的特色。月份牌是首先由畫家畫在紙上，再由印刷公司大量印刷，故可以廣為流傳。而月份牌之所以值得討論完全是因為它能反映出背後上海的脈絡與意識型態；它是東西交流之下的產物。但是月份牌的性質和其他同時代的媒體不同：它被上海民眾廣為接受，且常掛在家中作擺設用。而其中女性形象更可傳遞出西風東漸的影響力；裡面出現的是兼容中西特色的女人。而如果月份牌能隱而不顯的再現背後的脈絡、且又有廣大的接受度，則它所有的影響，會不同於其他媒體。 而我們可以再看為什麼當時的人會收集月份牌、卻不是其他媒體，來作為家中的擺設呢？一方面月份牌畫的是精緻美女圖，推銷的商品普遍都在角落或不明顯處，故就像是一幅人像畫。而且，擁有一件物品，有時候，是一種身份的代表。女性要拿陽傘、手帕、燙髮才代表自己為新女性；那家中有一張月份牌是不是除了裝飾家裡之外，還帶有炫耀的意味？月份牌既是外商公司的廣告，又像是西方人都流行在家掛畫一般，掛月份牌也有同樣的心理機制。27南西•阿姆斯壯在〈何謂寫實主義中的真實？〉一文的註腳10，引用泰格的話來說明擁有某物其實是一種身份表徵的意義： 泰格（John Tagg）從社會學而非個人的角度思考攝影，但也同樣強調表演或是自我製造的成分：「肖像……是一種符號，目的既是對於個體的描述也是社會身份的銘刻。但同時這也是一種商品，一種奢侈品，一種裝飾品，擁有它就會帶來社會地位。珍貴的纖細畫像（miniature）的氛圍﹝並未像班雅明所想的已經遺失，而是﹞成為早期的戴格爾銀板照片。在裝裱華麗的公眾人物方卡照片珍藏品中，我們也可以同樣意識到擁有照片即擁有地位的感覺」（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37）。28 性質： 月份牌不是繪畫，但它保有美學上的意義。不論是當時的人看、或現在的人看，主要的面向都在於它美學上的意義。饒依玲就說：「最初，傳統的月份牌具有年畫的功用，在過年期間以互贈的方式表達過年的喜氣，以趨吉避凶為主要的用途，[…]後來因為圖畫的特色具有各地不同的風俗及製作方面的的精美，使得月份牌成為民間的一種藝術創作」。29而因為可以廣為流傳，所以當時的人都是把月份牌當畫一樣掛在家中，作為裝飾用。但是它和繪畫不同，一般來說，繪畫如經大量複製，就失去其特殊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無所謂真偽之分；但不可否認地，繪畫的可貴性即在於它的本真性。而且繪畫比較不在於呈現特定的意識型態，而是以一般性的概念為主：靜止、永恆、平靜。30詹明信舉康德對於美學的說法即可反應普遍人對美學／藝術的觀念：「對康德以及其後很多美學家甚至象徵主義詩人來說，美、藝術的最大長處就在於其不屬於任何商業（實際的）和科學的（認識論的）領域，這裡的科學知識是從不好的角度來理解的。美是一個純粹的、沒有任何商品形式的領域」。31 而雖然月份牌具有美學上的意義，但它畢竟和繪畫不同。所以在看月份牌時，就無須去問所謂的本真性為何，而也會衍生出和觀畫經驗不同的視覺經驗。華特•本雅明在《啟迪》中說，「比方說，我們可以用一張底片印出任意數量相片，而問哪張是『真品』則是毫無意義的事情」。32月份牌也是同樣的道理；因為它也是經由大量印刷後的產物。對於繪畫或藝術品，你得專心致志的研究或觀察，但月份牌的意義絕不在此，它更在於消費、觀看、擺設、玩味之上。「藝術要求欣賞者專心致志而大眾卻追求消遣」。33 其較特殊之處在於，它具有和攝影一般的特質，即：穿透現實織體，具有刺點（punctum）。在月份牌中再現的，都是當時所流行、蔚為風潮的時裝、髮型、與器具，故人們在看月份牌的時候，很容易注意到它的刺點所在，而加以模仿或購買。如蘇珊•宋塔也說：「一張照片不只是一張圖像（像繪畫就是一張圖像），一個現實的解讀；它也是一個痕跡，某樣被現實直接印刷的物品，就像是足跡或死後的面容（death mask）」。34 如果以服裝作例子，則可以注意到從過去三吋金蓮、長袖旗袍、梳髻的女人到穿高跟鞋、短袖、露臂、燙髮的女人。而她們手中所拿的器具從扇子、手帕到西式皮包、書、香菸、和陽傘。不單只有形象上的改變，其所拿的器具也都會是特殊的刺點，讓人一目了然。而若對當時流行的東西有概念的話，就會誘發人的模仿欲和購買欲。故月份牌同時兼具繪畫與攝影的特色。而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其中的政治意涵。月份牌不只有展覽、宣傳的功用，對於女性形象的召喚，它也有政治上的意義。而人們透過月份牌、透過它所再現的圖像來瞭解時代氛圍、觀念、和流行。 女性形象再現： 月份牌能召喚出什麼樣的女性形象？藉著觀看月份牌、和其中的女性，我們能清楚感受西方對中國的影響。隨著西方觀念的輸入，所謂的新女性概念於是興起—女性可以慢慢解放。從五四運動之後，時代觀念鼓勵女性多讀書、走出戶外35：念大學、參加公益活動，而不是像過去的標準：女子無才便是德。 所以不同的畫家普遍的畫風都是：再現符合當時潮流的新女性。之前女性的舉動是拿書、扇子、手帕、逛花園、搔首弄姿；但是之後的女性舉動是：拿煙、騎單車、騎摩托車、戴手錶、穿西式婚紗、打高爾夫球、拿陽傘、學開飛機、划船等等，不再侷限於過去的傳統形象。表情也從羞澀、木訥、純淨、抿嘴而笑，到開朗、活潑、性感、露齒而笑。36王德威說：「對女性而言，頭髮的長短，雙腳的纏放，甚至旗袍領子的高低，都成為男女、新舊欲望的指標，更不提感情及婚姻的挑戰」；37這之間女性形象的轉變不言而喻。再者，女性的服裝、髮型、家具都不再像過去般保守。如鄭曼陀（1885-1959）為中國山東煙公司所畫的女性有些仍是停留在過去傳統形象：梳髻、小眼、細眉、長袖、長裙、繡花鞋。但如杭稚英（1900-1947）創立的稚英畫室在一九三O所畫的女性就相當洋味，所畫的女人更是風靡上海：燙髮、大眼、紅唇、西式洋裝或改良式旗袍（短袖，甚至無袖）、高跟鞋。38 而弔詭的是，月份牌的形成是因為當時上海風氣的脈絡而來，是當時的風氣造就了月份牌及新女性；但月份牌也反過來，也召喚了新女性的產生。所以當李歐梵說：「事實上，《良友畫報》的封面女子[真的女人]和月份牌女郎[畫家虛構出的人物]在時尚、姿勢、臉部和背景特徵上都驚人地相似」39時，時代、新女性、和月份牌可說是相輔相成。 影像的力量 從上述論述可之，月份牌在三O年代女性形象的認同上，扮演密不可分的角色。在一般雜誌、廣告、月份牌上都會刊登類似形象的女性，而此女性形象的標準就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下的結果。一九三O年代的上海，其實已經是個高度商品化、高消費的城市，所以，民眾消費最多的，也是影像所帶來的資訊。這和布西亞關於「擬像」的概念類近：人們消費影像，而影像成了真實世界的替代物；人們並藉著影像來瞭解這個世界。在月份牌裡，不論其性質和其中的女性形象，都是因其時代脈絡而來，是一個混雜。而如果人們透過消費月份牌、認同月份牌來塑造自己與外在世界的關係的話，類似的混雜時代概念就會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複製。 當然前提不可忘的是：月份牌它本身是高度商品化下的產物—為了宣傳特定商品而畫出。如果月份牌因為廣為流傳的原因，不但到達宣傳的功用、又複製了混雜東、西式的女性形象，那我們得進一步來細看，在產生月份牌的背後，上海人是如何面對華洋雜處的城市？他們如何形塑自己的民族認同？ 四、鬆動的上海民族認同： 〔但是〕民族性所以能在文化生產與政治投射中發揮敘述動力與心理效力，是「民族」用於敘述策略時出現的雙向牽引（ambivalence）所造成的。這是一種符號權力機器，會造成各種觀念不斷滑動，包括性別、階級歸屬、領土偏執，也包括書寫民族的動作所涉及的「文化差異」。40 民族認同的定義相當歧異：我在此指的民族的成分，還包含文化與生活風格；這都是關乎人民如何想像、界定自己所身處的環境。41照霍布斯邦的說法：「民族，並不光只是領土國家或民族情操的產物〔…〕，同時也深受科技與經濟發展的影響」。42 關於中國的民族認同，得從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談起，43不僅傳統的中式思想受到挑戰、新穎的西式觀念也被引進。中國的民族認同即在彼時凝聚到最高點；許多西式的觀念更被大量引進；但新舊觀念、中西觀念與中國關係之間的交戰、爭辯也是五四之後中國民族意識的一大特色。44但我要指出：這情況在上海並不適合。西式觀念的引進，其和中式觀念的衝突、混雜，以上海從一八四三年開港之後就含有西式物質與觀念的情形來看，它早就是華洋雜處的局面；當許多中國人還憤恨洋人的入侵或互相爭辯中學與西學的價值時，上海早在一九一九年之前就已發生中西觀念混雜、共存了；並因此產生了混雜的民族意識，和中國其他地方不同。因為上海本身就是一個混雜的局面。 我嘗試以安德森建構民族意識、認同的三種方法：印刷術、語言、與共時性來與他對話。一九三O年代的上海雖然有這些建構民族意識的特色，但卻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即便安德森所討論的民族意識是指「民族」，而非城市裡所發展出來的城市意識；但上海本身，卻因為其特殊的歷史與政經脈絡，而發展出不同於同時期中國的民族意識。 印刷術及語言的相互作用 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就提到民族國家的形成有一部份是因為印刷術的興起。由於印刷術的關係，群眾更易接受因同一種印刷語言而帶來的知識；再加上使用同一種地方語言，所以較易形成統一的民族意識。45 在月份牌的脈絡中，它的興起是因為印刷術的關係才得以大量流傳。但在月份牌中，畫家不只有用中文書寫公司、商品名稱，還有用英文書寫公司行號。雖然不是寫些其他的文字，但是如果放大地來看上海當時是普遍每個人都會講幾句生活英語46、作家運用英語於文本寫作中47、大量翻譯外國書的時代48；雖然月份牌上英語的書寫不過是「公司名稱」而已，但其卻是上海脈絡的一個縮影。 所以如果說，印刷術幫助民眾因接受同一種印刷語言、接受相同的訊息、說同一種地方語言而產生民族意識，那我們是否可以說，月份牌也在某種隱而不顯的程度上，間接地再現當時上海人鬆動的民族意識。因為印刷術所達成的，不再只有單一的語境，而是兩種以上的多語語境。 如果對照之前關於上海時代背景的介紹，可看見的是，他們頗能接受西風東漸、華洋共處的局面。所以當時上海人的民族意識是充分混雜了西式與中國；而不再僅侷限於對中國政府的一味效忠與對西方列強的一味排斥。林秀萍在《上海租界文學研究》中提到上海人因為華洋雜處的關係，而有別於其他省分對洋人／他者—華人／自我的看法：「對於上海租界來說，國家、民族間的敵視眼光較中國其它地方薄弱，例如當時中國內地一律稱洋人為洋鬼子，或稱為夷人，獨上海則『婦孺老少，在昔迄今，均稱外人為外國人』（註11）」。49可見光就界定洋人／他者—華人／自我這方面就不同於一般人對西方列強咬牙切齒的模樣。若放大此說法，是上海人普遍能接受西洋文化進入中國脈絡，並加以轉型、形塑成中國風格；縮小地來看，則是此種混雜具體而微地出現在月份牌中。所以月份牌只是一個管道讓我們去看當時上海的民族認同。 共時性（simultaneity）： 安德森又說，共時性的時間感讓身處不同地區的人民，感受同一種時間感。而造成此共時性情況的，就首推日曆與報紙—這也是印刷術與同一地方語言所造成的—它們讓民眾就算在不同的地方，也能產生共時性。安德森說：「〔…〕再借用班雅明的話，是一種『同質的，空洞的時間』的觀念。在此觀念中，同時性是橫斷的，與時間交錯的；標示它的不是預兆與成就，而是由時鐘與日曆所測量的，時間上的一致（temporal coincidence）」50。 上海在一八四三年後，因為西方列強入主租界之後就有兩種計時方式：一為西曆、一為中曆。但從《近代上海大事記》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上海，中曆或西曆的使用是不分國籍的；甚至會出現華人用西曆、洋人用中曆的情形。51如： 1880（光緒六年庚辰）2月3日（十二月二十三日）《申報》刊登聖約翰書院告白： “美國耶穌傳教公會在萬航渡新設聖約翰書院，教習英文、中國文藝經書以及西國名院所習各書，〔…〕再，書院規模，每日早晚並禮拜日到堂誦經，其奉教與否，各自為主，並不相強。訂於庚辰正月十五日開館”。52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丁酉）是月〔一月〕上海各輪船公司通知工部局書信館，中國郵局已於去年成立，故 “2月2日（正月初一日）該公司將不再載送中國郵局所托以外任何郵件到中國通商各埠去”。53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月6日（十二月十四日）法駐滬總領事白藻泰發佈命令： “茲按照法租界公董局章程第七條規定，照准公董局董事會1897年11月9日決議案：凡在租界沿邊，嚴禁棺柩厝寄”。54 1898年7月1日（五月十三日）公董局總辦馬勒伯〔法人〕再次致函四明公所主管人〔華人〕： “你於6月21日報告你沒有法租界地冊第一八六號及第一九一號地產契據的信，我已收到了”。55 由上述例子可知，兩種計時方式所造成的，就不再僅是一種和其他中國城市一樣的時間感，而是兩種。雖然中華民國政府在一九一一年宣布停止使用中曆、改用西曆計時，但上海早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就開始使用西曆；如《申報》在一八七二年就附上中曆與西曆56。而在月份牌中，附上中曆與西曆兩種計時方式的習慣，只是這種多重時間感的延續。 但是在上海中曆已不比西曆重要，甚至只是種提醒的作用。李歐梵就說： 月／星期／日這種分期顯然是又西方又現代的，它規則了中國市民的日常生活；農曆中的有些節氣標誌在月份欄上—許是為了提醒人們仍需執行某些重要的儀式，或是表明有些仍在使用的儀式；這樣它以一種『運期預告』的形式警示了現代的都會市民要把他們的現代日期等同於神圣的運期表：哪一天適宜哪種儀式？所有這些都成了我們今天使用的中國日曆的基本特徵。57 而另一種情況是：上海因為西方盤據的原因，在時間架構（time frame）上就不同於其他城市—它遠遠領先於其他城市，已和歐美同步：「而一九三O年的上海確實已是一個繁忙的國際大都會—世界第大五大城市，她又是中國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個國際傳奇，號稱『東方巴黎』，一個與傳統中國其他地區截然不同的充滿現代魅力的世界」。58由此可見，安德森關於同一民族關於共時性的概念，無法運用在月份牌、甚至是上海的脈絡中。一方面是上海早就有兩種計時的概念，三O年代出現的月份牌只是個延續與反應的例子。上海無法與其他城市擁有共時性：它時間感的多元與複雜性，和它多種語言並存的情況是一樣的。而上海不可能和其他地方擁有共時性而鬆動了安德森的概念。 鬆動的上海民族意識： 由上述的討論得知：上海的確有不同於中國其他地方的民族意識：印刷術能大量印刷月份牌，但是它所傳播的不只有一種語言，而是包含中文與英文。它所反應的，是當時上海語言夾雜、華洋雜處的混雜局面。甚至月份牌主要的計時功用也是以西曆為主、中曆為輔，反應的是從十九世紀以來在上海中、西曆混用的情況。上海人無法與其他地方的人民有共時的經驗，因為他們的腳步遠遠超過後者。安德森關於建構一民族意識的幾項方式被翻轉了；我們可以說，上海的民族意識本身就是一種混雜。 五、結論： 上海民族意識的背後： 一個國家的民族認同建立，必須起於某些特定悲情的記憶必須被刻意地集體遺忘，好形塑出獨特的民族認同。安德森引赫南的話說不得不遺忘的重要：「『然而民族的本質在於每個人都會擁有許多共同的事物，同時每個人也都遺忘了許多事情』」。59而酒井直樹引巴巴的話說：「就是經由這種遺忘—或不得不遺忘—的語法，一個民族的那種充滿爭議的認同才會浮現」。60而這種「不得不遺忘」的經驗也在上海和月份牌中出現。 先就月份牌的脈絡來看：畫家無意識地再現了這些方便；以圖像結合美女的方式宣傳西方公司的貨物。但是不管是造型或貨物，都是因為有帝國侵略的前提在先，才有月份牌的再現在後。即便他們混雜的畫風是種學舌，但畫家卻並未把這侵略的前提畫出來。再就時代脈絡來看，當時的民眾傾向去使用西方所帶來的物質享受（煤氣、電話、電燈、自來水）、模仿好萊塢女明星的西式造型、購買由西方運過來的生活用品，但是他們卻沒有注意到這些看似便利的表象背後，其實是非常暴力與剝削性質的帝國主義與殖民勢力。 但按照劉紀蕙的說法：「討論到community[社群]，正如討論subjectivity[主體性]一樣，會有其被建構或是主體能動性的兩面。[…]我們可以將community[社群]的發展視為一個具有藝術創造能量的過程，這不是volitional act[意志行為]可以完成的，而需要許多個體的創造」。61雖然建構民族意識的遺忘性在上海出現，但民眾卻能更進一步地、主動地以混雜的方式加以翻轉西方權力的普遍性。在月份牌中，畫家透露出的只是一小部分關於一九三O年上海的實況。透過印刷術的大量印製、在月份牌中出現了英語、畫中是包含中西式的女性形象、代言西方公司的產品。這背後透露出的意識型態，就在於上海無形之中，已變成西方資訊的接受者。但是，如果印刷術是幫助許多民族建立民族認同的一樣管道，在月份牌中，它很弔詭地只是顛覆了印刷術的功用：因為它宣傳的不再是特定的民族意識，而是珠貝炫目的西方物質享受。民族意識並未透過印刷術而得以宣傳，反而因此被鬆動。同樣地，語言的使用，也使得上海不再只是單一色彩，而傾向更多元、更豐富的半殖民色彩的雜燴世界。月份牌中不只有中文，還有英文的書寫，這其中透露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語言的重要性。上海有幸（或不幸？）成為開港後最為繁榮的城市，但不可否認地，它本身在面對民族認同的問題時，比其他城市來的複雜許多。月份牌本身是代言西方物質的管道；但透過它，我們可以瞭解同一種管道也透露出不同的民族鬆動氣息，畫家並未再現西方侵略的事實，但他們的畫法卻是種顛覆的戰術（tactic）。 獨特的海派文化： 所謂海派，正是在中西文化撞擊並相融之下的特殊產物。它不中不西，亦中亦西，與西方有同有異，與傳統亦有異有同。它是中西文化匯合的產物，是城市商業社會的產物，慨乎言之，融合進取四字庶幾近之。62 在上海脈絡裡，人們產生兩種不同面對洋人入主租界的態度：一是認同西式文化，並貶抑自己國族形象；63二是接受西方所帶來的物質享受，沒問背後主因。但我得指出：二者的回應都是種學舌與混雜，甚至因此激盪出燦爛的火花。如在《近代上海繁華錄》中，唐振常就提到上海民眾是如何混雜中西兩種生活方式：有西式的電影可看，也有中國傳統的戲院可去，越來越多的上海民眾把西方的娛樂、生活風格融入上海這城市之中，64他們甚至很自豪有所謂「海派」文化的產生，因為對上海人而言，「“海派”終於成了博採眾長、不拘一格、大膽創新的象徵，也成了上海地方色彩的代表」。65再者，在許多的月份牌、平面媒體上，女性的穿著很明顯地是混雜中西：如穿著改良式的旗袍。李歐梵也提到在上海，西式風潮是如何融入上海民眾的生活之中。66更可見的是：一般的上海人比起其他省分的人民，對西方的容忍度、接受度較高，但相對之下，對中國的認同感就較少。「生活在上海租界，不只於物質及硬體設施上擁有世界性的眼光，包括對於文學觀念，都逐漸排除國家、民族、家族的囿限，破除狹隘視野」。67上海民眾在享受便利、在家中欣賞月份牌美女之餘，是將西式的生活風格融入自己中式的家庭風格中。甚至當初外商公司用西方俊男美女作模特兒卻無法收到宣傳效果時；反而是畫中式美女之後才收到效果。那起初民眾的排拒會是一種有目的的抵抗？或是出於大中國主義（Sinocentrism）？但不論民眾或畫家的舉動，都是嘗試在西方霸權之下，對輸入進來的意識型態作一番挪用，而成為一種雙向牽引（ambivalence）；而他們也在此之中，因為處在西方現代性與中國民族意識之間的跨界游離（liminality）的狀態，而擁有能動性。68 但我們要搞清楚的是：不論是能動性或主體性，都是被建構出來的，因為沒有人能脫離意識型態的掌控，而人所能做的，即在於在主流意識型態之中（within）找尋罅隙。所以巴巴才說：「似乎『殖民地的居民（colonial）』的產生，為了再現本身，會依賴於權威論述之中的某些戰略的限制或是禁止」。69所以不論民眾的心態為何，他們都不可能只是純粹的模仿而已，而是必定會有加以混雜的情形。畫家的畫風兼容中西、民眾將西方物質與精神層面融入本身的情況。所以簡而言之，上海獨特之處在於：即便它發展出的民族意識不同於其他地方；但是上海人不只是照單全收，而是主動地以自己的方式混雜與回應。而這就是巴巴所一直強調妥協（negotiation）、混雜與跨界游離的重要性。也因此，上海能發展出所謂的「海派」文化；其多采多姿、光鮮亮麗的背後，即奠基於民眾本身主動地混雜。 差異政治、持續對話 而上海民族認同暴露出來的，是經過西方／他者所中介過。但我們也不需要把上海人看待自己與洋人的方式，簡單地化約成另一種「文化殖民主義」。我不否認西式文化的獨斷性及它在上海的影響力。甚至因此，它讓上海產生出不同於以往群體倫理的思考模式，代之以個人主義、重視個人層面的觀念。70這關於個人主義的概念可連結到上海新女性形象的產生：多數在月份牌及其他媒體中出現的，都是脫離傳統造型，充滿自主精神。 即便上海是被迫要現代化，但是我寧可說雙方在進行一種對話（dialogue）；而透過對話的方式，讓雙方都有再／省思、交流的機會。71泰勒說：「人們並不是出於獨自進行自我界定的需要而掌握語言的。相反，正是通過與自身有關的人進行的互動交往才把我們帶入到語言之中。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把這樣的人稱為“有意義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72其實他所強調的，就是要尊重文化差異（cultural difference），和他者對話、互動的重要性。不論上海人面對西方文化的態度為何，他們都有使用操演式的（performative）戰術來鬆動訓育式的（pedagogical）的戰略（strategy）；以學舌、混雜的方式使自己擁有能動性。 　但也就是因為遭遇了他者，才得知自我的不同；才能透過與他者對話、交流，來形塑自己。有的上海人就屬於巴金筆下被批判的「買辦」，有的就是像月份牌畫家與一般大眾，普遍採取接受的態度；但他們都對西方文化採取混雜的戰術。透過這樣子的對話，讓上海不同於其他城市。泰勒說道：「〔…〕真正的價值判斷的前提是不同標準的視界融合；在研究了他者的文化以後，我們會有所改變，不再僅僅是用我們原來所熟悉的標準進行判斷」。73也許西方帶給上海的，除了暴力的政商入侵還有文化、觀念上的入侵，但是我們得承認，上海也因為這樣，變得更為開放與多元。西方所帶給上海的影響，也不能只扣上一個「殖民主義」的帽子就夠，而是要細看這之中，所有的影響為何。中西方的界線在上海消失，甚至我們可以大膽的問：西方在哪裡？中國在哪裡？在上海中，除了洋人已入主租界，甚至租界到後期也是華洋不分的局面；西式觀念與物質經由上海人民的混雜早已失去原有在西方的樣貌。酒井直樹說：「因此，文化差異的經驗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為『每一個整體的不完全本質』。也就是說，文化差異只有在共顯實踐發生的過程中，不會在被視為內與外之差別時，才能被意識到」。74 所以上海也因此，變的更為多元與美麗。而當我們在看月份牌時，心裡除了讚嘆畫家筆下的人物窈窕、婀娜之外，我們也得想想，月份牌它再現了什麼文化機制與意識型態？而它所出現的背景為何？如此，我們就不會只有表象地認為月份牌只是三O年代一樣產物，而忽略了它背後複雜的形成因子及它所隱約透露出鬆動的民族意識。「這些獨特的生命之所以為獨特生命，因為彼此交疊共顯（articulated upon one another），因為他們沿著推力、撕裂、扭曲、機遇等方向散播與共享，而這些方向所形成的網路則又構成他們的『存有之共同』（being-in-common）。而且，這個條件意味著，這些獨特的生命對彼此而言，就是目的（p. 75）」。75 而如果我們體認到這一點，再回頭去看一九三O年代的上海，就會發現其實當時的上海，已是一個頗具規模的國際城市了。也唯有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月份牌會以兼容異己、含混東西的方式出現；而其中透露的，又是絕佳混雜與包容的態度。 書目 一、期刊： 吳相湘。〈民國初年月份牌的史料價值〉。《傳記文學》。民87年1月。第61∼72頁。 南西•阿姆斯壯 著。馮品佳 譯。〈寫實主義中的真實〉。《中外文學》。第30卷，第12期，2002年5月。 酒井直樹 著。廖咸浩 譯。〈主體與／或「主體」（shutai）及文化差異之銘刻〉。《中外文學》。第30卷，第12期，2002年5月。 巴拔 著。 廖朝陽 譯。〈播散民族：時間、敘事與現代民族邊緣〉。《中外文學》。第30卷，第12期，2002年5月。 二、書本 （一）中文： 唐振常 編。《現代上海繁華錄》。香港：商務印書館。1993。 李歐梵 著。毛尖 譯。《上海摩登 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香港 : 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臺北市 : 正港資訊文化總經銷。2000。 吳亮 著。《老上海：已逝的時光》。南京市：江蘇美術。1998。 上海通社 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臺北縣永和市 : 文海。1988。 張愛玲。《惘然記》。台北市 : 皇冠。1993。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1998。 詹明信 著。唐小兵 譯。《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臺北市：合志。1989。 華特•本雅明。《啟迪》。張緒東 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艾瑞克•霍布斯邦 著。李金梅 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市：麥田出版社。1997。 安德森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 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市：時報文化。1999。 查爾斯•泰勒 著。董之林、陳燕谷 譯。〈承認的政治〉。《文化與公共性》。汪暉、陳燕谷 編。北京：三聯出版社。1998。 《近代上海大事紀》。湯志鈞 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一版。1939年。 （二）畫冊： 《老月份牌》。宋家麟 編。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1997。 《老上海廣告》。益斌、柳又明、甘振虎 編。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1995。 （三）外文： Bhabha, Homi K.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Evans, Jessica. & Stuart Hall eds. Visual Culture: the Reader.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9. Sontag, Susan. “The Image World”. Visual Culture: the Reader. pp. 80-94.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P, 1995. （四）碩士論文： 林秀萍。《上海租界文學研究》。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87年。 （五）網路： 公共電視專輯《第七集 海上花：前世風景》：http://www.pts.org.tw/special/990916/e5.htm。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90級畢業論文。http://www.scc.edu.tw/college/clothes/fashionweb/thesis.htm。 http://www.gmdaily.com.cn/0_ds/2000/20001011/GB/2000%5E321%5E0%5EDS2819.htm http://www.fl.nctu.edu.tw/~joyceliu/mworks/mw-onlinecourse/CultureStudy/index.html 註釋： 班納迪克•安德森 (Anderson, Benedict) 著，吳叡人 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市：時報文化，1999。【回本文】 〈夜上海〉歌詞，見 吳相湘，〈民國初年月份牌的史料價值〉，《傳記文學》，民87年1月，第61∼72頁，第70頁。【回本文】 見 唐振常 編，《近代上海繁華錄》，香港：商務印書館，民82年，第240頁。如：「〔…〕1865年上海已有煤氣，1881年設立了最早的電話局，1882年起有了電燈，1884年開始供應自來水。1901年，汽車首先由匈牙利人李恩時（Laniz）輸入上海。到二十世紀初年，上海的現代化設施大體上與世界先進城市同步」。【回本文】 上海在租界之外的華人居住區，依然有窮苦的民眾，及跟不上都市腳步的傳統街道、弄堂。在《上海弄堂》、《正在消逝的上海弄堂》、《上海百年掠影(1840s-1940s)》中都有提到和繁華都市景觀不同的平／貧民的生活型態及迥異於租界西式風格的傳統中國建築。以攝影集的方式呈現。【回本文】 同註3，第9頁。【回本文】 李歐梵 著，毛尖 譯，《上海摩登 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臺北市：正港資訊文化總經銷，2000。【回本文】 同註3，第37頁。【回本文】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1998，第277頁。王德威說明一九三O年代上海作家的作品，就具有上海風華、紙醉金迷的特色：「早在一九二八年，新感覺派作家即有《無軌列車》作為代言刊物。顧名思義，速度的追求，機械都會文明的耽溺、逾越尺度的欲望、空虛憊懶的姿態，盡囊括在『無軌列車』四字之中」，「劉吶鷗的《都市風景線》、張若谷的《都會交響曲》更道破他們強烈的都市心態。這真是唯有上海才能成其大的文學了」【回本文】 吳亮 著，《老上海：已逝的時光》，南京市：江蘇美術，1998。第65頁。【回本文】 Ibid., 第66頁，底線為筆者所加【回本文】 看電影比起其他媒體、休閒娛樂更能對上海人產生影響。請見李歐梵的討論：〈第三章 上海電影的都會語境〉，《上海摩登》。【回本文】 上海通社 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臺北縣永和市：文海出版社，1988，第532頁【回本文】 張愛玲，《惘然記》，台北市：皇冠，1993，第97頁。李歐梵就說明張愛玲的形容有獨到之處，反映其為當時最主要的消遣（同註6，第261頁）。【回本文】 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中，提到電影工業與戲院突飛猛進式地增長。「到一九二八—三二（民國十七至二十一年）年間，電影院的生長，有非常可驚的速度。單就第一流的電影院說，即有光陸、大光明、南京、新光、蘭心、國泰六家。於是昔日以卡爾登、奧迪安為口碑的時代是成為過去。其第二流以下的電影院，在這五年間起建者更有十餘所之多〔…〕」(同註11，第538頁)。【回本文】 同註9，第207頁。【回本文】 「上海人在培養打扮品味的同時，一批社會明星的時髦裝扮也成為當日上海時髦生活的展示和示範。早期這類社會明星包括名妓與名優，〔…〕他們的裝束往往成為市民仿效的對象。二十年代起電影明星以新的魅力領導著上海的時髦風氣。他們經常出現於各種生活、娛樂雜誌的封面上，成為大眾崇拜仰慕的偶像，對市民的生活、衣著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同註3，第241頁，底線為筆者所加）。【回本文】 請見《老上海廣告》。《老上海廣告》，益斌、柳又明、甘振虎 編，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1995。【回本文】 李歐梵解釋了民初雜誌美女形象的持續轉換（同註6，第63∼69頁）。「〔…〕自一九二七年開始，雜誌也開始刊登『夢幻』女性照片」（第65頁）。吳相湘也說：「民初以來暢銷上海的『禮拜六』雜誌，其封面仕女形象也日趨翻新：目光由謙卑垂視而含笑平視，由拘泥守禮而活潑自信，姿態鬆弛隨意。至此，女性形象從端莊謙恭、卑微刻板，轉向活潑無所拘束的過程大體完成」（同註2，第62頁）。【回本文】 同註6，第5頁。【回本文】 同註9，第221頁。【回本文】 同註3，第190頁。【回本文】 同註6，第81頁。【回本文】 在公共電視專輯《第七集 海上花：前世風景》也提到類似的模仿概念：「月份牌的美女，基本上是傳統的富貴幸福與好萊塢式奢華浪漫的綜合體，人間哪得幾回見。然而，朝著新時代邁進的上海女性，不論是大戶閨秀、小家碧玉，甚至交際名花、青樓艷妓，卻都致力模仿著這樣的夢幻形象」(http://www.pts.org.tw/special/990916/e5.htm，底線為筆者所加。)【回本文】 Bhabha, Homi K.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i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第88頁。【回本文】 Ibid., 第86頁，斜體為原文所有。【回本文】 蘇珊•宋塔，〈影像的世界〉，第93頁，於Evans, Jessica. & Stuart Hall eds. Visual Culture: the Reader.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9.【回本文】 「它[指月份牌]既可懸掛在室內作裝飾用，還可當曆本查看日期。它既美觀又有實用價值，故得到人們的喜愛」（《老上海廣告》，第14頁）。【回本文】 南西•阿姆斯壯 著。馮品佳 譯。〈寫實主義中的真實〉。《中外文學》。第30卷，第12期，2002年5月。第54∼73頁。Ibid., 第70頁。而詹明信也有類似看法，即在資本主義時代，「擁有某物」包含實際的擁有及精神層面的滿足。他說：「當人們消費商品的時候，不光是『使用』對象—用沙特的話來說，同時也買進了一個觀念，而且對這個觀念進行了奇怪的處理」（見 詹明信 著，唐小兵 譯，《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臺北市：合志，民78，第233頁）。【回本文】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90級畢業論文。http://www.scc.edu.tw/college/clothes/fashionweb/thesis.htm。 【回本文】 這當然有例外，但我純粹是以一般人對繪畫的認知而言。【回本文】 同註28，第173-174頁。【回本文】 華特•本雅明，《啟迪》，張緒東 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第223頁。【回本文】 Ibid., 第244頁。【回本文】 同註26，第80-81頁。【回本文】 李歐梵和王德威有類似的看法，在書中也都把五四運動當作是女性解放、擁有主體性的一個分水嶺時期：「〔…〕因為五四鼓勵的是被解放了的娜拉形象—離開傳統家庭去開創獨立生活的獨立女性」（同註6，第71頁）。及「我們通常把中國情欲述作現代化的關鍵，放在五四。新文學與文化運動也的確揭櫫了許多重要課題。像男女性別與權力的再認知；戀愛『自由』；悔婚離婚抗婚的『革命理論化』；乃至於『愛』國邏輯的確立，只是最明顯的例子」（同註8，第183頁）。【回本文】 圖例可參考《老上海廣告》及《老月份牌》。《老月份牌》，宋家麟 編，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1997。【回本文】 同註8，第186頁。【回本文】 鄭曼陀的圖例請看《老月份牌》，第18∼26頁；稚英畫室的請看第52∼92頁。舉的例子只是要看出女性造型也跟著在改變。【回本文】 同註6，第83頁。【回本文】 巴拔 著。 廖朝陽 譯。〈播散民族：時間、敘事與現代民族邊緣〉。《中外文學》。第30卷，第12期，2002年5月。第74∼96頁。譯文原為粗黑體。第79頁。【回本文】 吳叡人就仔細分辨翻譯「nation」時，他翻成民族而非國族的原因。同註1，第xviii頁。【回本文】 艾瑞克•霍布斯邦 著，李金梅 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市：麥田出版社，1997。第14頁。【回本文】 為了反抗日本不合理的二十一條條款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不平等條約，在北京的大學生舉行示威抗議，沒多久就沸沸然的遍及全國。可參考：http://home4u.hongkong.com/education/secondaryschool/matrix/index.html【回本文】 學者份子在中西觀念之間的爭辯由來已久。一九O五年是第一波，出版刊物以《國粹學報》，組織以國學保存會為最著名。人物如章炳麟（太炎）、黃節、鄧實。第二波從一九二二年之後，人物有吳宓、梅光迪、胡先驍、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為主。可參考：Lydia H. Liu. “Nation Building and Culture Building,” in 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P, 1995.【回本文】 霍布斯邦也用義大利的例子說明統一語言對民族認同的重要性（同註42，第14頁）。【回本文】 林秀萍。《上海租界文學研究》。民87年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就英語的使用來說，當時中國還沒有一個城市能像上海那樣，幾乎人人都可以說上幾句簡單的英語對話」（第134頁）。【回本文】 作者舉出許多作家的作品中有提及英語口語會話的普遍：如冰心的〈我們太太的客廳〉、葉靈鳳的〈女媧氏之餘孽〉、穆時英〈五月〉、〈被當作消遣的男子〉。Ibid., 第132∼134頁。【回本文】 李歐梵與林秀萍都有舉出相同的例子。請見：〈第二章 印刷文化與現代性建構〉（第45-85頁）與〈第四章 文本置換：書刊理發現的文學現代性〉（第119-144頁）；兩章中都提到大量外國書被翻譯的情況（同註6）。林秀萍從《中國新文學大系十•史料索引》（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列出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全國翻譯圖書中，上海出版翻譯書佔全國96％（同註46，第37∼41頁）。 【回本文】 Ibid., 第124頁。【回本文】 同註1，第28頁。【回本文】 公共租界的管理處為「工部局」﹔法租界管理處為「公董局」。可參考：http://www.haoyah.com/wenxue/junshi/005.asp。四明公所：寧波人商議、經商，算是同鄉會性質的聚集地方。可參考：http://www.archives.sh.cn/shzg/hggs/smgs.htm。在《近代上海大事紀》裡，阿拉伯數字標號的是西曆；國字的是中曆。而 （“”）之內的文字為實際原文中出現的。底線為筆者所加。《近代上海大事紀》，湯志鈞 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一版，1939年。【回本文】 Ibid., 第364頁。【回本文】 Ibid., 第509頁。【回本文】 Ibid., 第519頁。【回本文】 Ibid., 第527頁。【回本文】 同註6，第46頁。【回本文】 Ibid., 第84頁，底線為筆者所加。【回本文】 Ibid., 第3頁。【回本文】 同註1，第10頁。【回本文】 酒井直樹 著，廖咸浩 譯，〈主體與／或「主體」（shutai）及文化差異之銘刻〉，《中外文學》，第30卷，第12期，2002年5月，第150∼195頁，第174頁。【回本文】 http://www.fl.nctu.edu.tw/~joyceliu/mworks/mw-onlinecourse/CultureStudy/index.html【回本文】 同註3，第255頁。【回本文】 林秀萍舉巴金的例子，說明華人反而也瞧不起自己的國族身份，希望自己是洋人，有不斷貶低自己的羞恥景象。如〈談我的短篇小說〉、〈狗〉、〈一九三四年 十月十日在上海〉，同註46，第148-150頁。【回本文】 同註3，第218-219頁。【回本文】 Ibid., 第257頁。【回本文】 請見李歐梵，〈第一章 重繪上海〉，同註6。【回本文】 同註46，第124-125頁。【回本文】 所謂的能動性（agency）指的是：如果某人能站在一個不同於主流價值的位子、發出不一樣的聲音與提問時，某人就是擁有能動性；而相對於此，其他認同於主流意識型態的多數人，他們擁有的只是主體性（subjectivity），意指他們共同經驗某事，但卻並未提出質疑。【回本文】 同註24，第86頁，斜體為原有。【回本文】 「在租界環境中，『個人』成為主角，沒有家族的蔽蔭及束縛。除此之外，在競爭激烈的商業都市中，市場行為、商品經濟所造就的世俗化，意味著對個人利益的尊重，以及個體利益之間、個體利益與群體利益的劃分。中國社會傳統中群體本位的價值便漸為個人本位的價值所取代」，同註46，第127頁。【回本文】 這對西方人也很重要，否則當今的「上海熱」從何而來？而又為什麼許多西方人對月份牌也是趨之若鶩？【回本文】 查爾斯•泰勒 著，董之林、陳燕谷 譯，〈承認的政治〉，《文化與公共性》，汪暉、陳燕谷 編，北京：三聯出版社，1998，第296頁。【回本文】 Ibid., 第328頁。【回本文】 同註60，第16頁。【回本文】 Ibid., 酒井直樹引南昔（Jean-Luc Nancy）的文章，〈文學共有主義〉（“Literary Communism”），註腳8。【回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