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日本的百年情結 邱琡雯，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版權所有 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 作者：南博/著 出版社：立緒出版社。 初版日期：2003 年 11 月 05 日 會去翻譯一本這樣的書，除了個人長期接觸日本文化這個單純動機外，最重要的是，我深刻體會到台灣對日本的深層依賴，以及認知到從被殖民至今的百年期間，反日、仇日、哈日、媚日等錯綜複雜的歷史情結如何糾結、如何捆綁一個台灣人的意識。因此，我先以《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以下簡稱《日本人論》)中的亞洲、從《日本人論》反思台灣人論這兩個脈絡去說明個人譯介《日本人論》到臺灣的意義。 『日本人論』與台灣 誠如南博在本書開宗明義所說的，日本人確實是一個好於自我定義的民族，在這自我定義的漫長百年中，日本一直透過他族來對照自己、找尋自己。從明治維新把日本推向近代國家開始，日本便把這個他族設定在所謂的西方人，至此之後，日本人論的論戰就在和西方人的對照之下不停地來回擺盪。人類學家青木保1在整理二次戰後日本文化論的流變時也提到，日本人論所指涉的他族或對話的他族，通常是限定在西方、西洋、美國、歐美等方位中。可以說，日本人在自我定義的百年時光裡，只有比日本人更高級、更上層、更值得模仿的西方人才足以列入日本人論的論戰之中。 所以，包括《日本人論》在內的多數日本人論，其論述的對象都只限於西方，亞洲幾乎是不存在的，換言之，我們只看到「日本v.s.西方」的對照，很少看到「日本v.s.亞洲」的關係。以中國為例，中國是亞洲的一部份，但中國也幾乎是缺席的，在《日本人論》當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近世以來的日本多麼渴望擺脫中國的束縛，即便日本也承認中國文化與文明曾在歷史上帶給自己深遠的影響。 雖然，亞洲在日本人論當中缺席，不過眾所周知地，當日本人在談論「日本v.s.亞洲」的關係時，日本式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總是無所不在。福澤諭吉主張日本必須脫離疲憊、停滯、落後、愚癡的亞洲，進入科學、文明、進步、近代的歐洲，脫亞入歐成為明治維新之後近代日本躋身強國之林最重要的意識型態，這種對亞洲東方主義式的偏見也束縛了日本對亞洲「其他可能」的認識。譬如，文學家谷崎潤一郎2或夏目漱石3都曾在二十世紀初去過中國，也曾露骨地表達他們在文化上及種族上對中國的歧視。不幸的是，這種歧視似乎沒有褪色，近年來，日本仍以優越的姿態看待台灣及亞洲的哈日現象，仍帶著有色的眼神去鄙視發展中的亞洲國家4。 那麼，臺灣呢？臺灣又是如何地自我定位呢？ 如前所述，《日本人論》的對象是西方，如果也有所謂台灣人論的話，臺灣人論的對象不是日本就是中國，臺灣人很少會去和西方直接對話，更少有人會把台灣拿去和東南亞做比較。這可能是歷史的宿命，也是人類的通病，因為，人們總以「親密的強勢文化」做為模仿對象或參考指標，即便這些強勢者多是壓迫者。當看到《日本人論》的日本人徘徊在「西方崇拜v.s.西方批判」、「日本人優秀說v.s.日本人劣等說」之時，我們也該反思，台灣人論裡面同時存在著仇日媚日的兩極想法，統獨各方也分別設定了自我和中國的不等距離。或許對弱勢者而言，這種和親密強勢文化之間的拉扯，注定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夢魘。另一方面，當在批評日本脫亞入歐的思維或日本對亞洲東方主義式的偏見時，我們也該想想，台灣到底如何對待自己的東南亞鄰人，比之於日本對亞洲的歧視，台灣對東南亞文化及人種上的鄙夷其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5。 因此，譯介《日本人論》到臺灣的意義就在於從「知彼知己、知己知彼」的過程中，找到屬於台灣人主體性的方位，這個方位既是多元的也是辯證的。 關於南博 在此，必須介紹《日本人論》的作者南博，對台灣讀者而言，他的名字非常陌生或幾近無知。 縱觀南博八十七年的生涯，可用「華麗」二字加以形容。南博一九一四(大正三)年生於東京，原本大學考進的是東京帝大醫學部解剖學和生理學課程，後來轉入京都帝大文學部哲學科。一九四○年赴美國康乃爾大學讀書，隔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美日開戰，南博拒搭美國國防部準備的美日交換船隻返國，滯留美國成為敵對國家人民，飽受精神煎熬。取得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後，他到紐約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進行異常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學的臨床實習與研究。一九四七年回到日本，先在日本女子大學任職，隨即轉任一橋大學，一九七八年退休並成為該校名譽教授，之後再轉赴成城大學任教，直到一九八五年退職為止。 大學領域之外，南博也創立許多研究機構或社團組織，包括社會心理研究所、傳統藝術之會、社會行動研究所、日本心理中心等，並曾擔任國際應用心理學會常任理事、日本社會心理學會理事長、國際心理學連合評議員、日本映像學會會長、日本新聞專門學校校長、全日本氣功協會會長、日本劇團協議會顧問等職務。南博和中國也有些許淵源，曾於一九五○年代初進入鐵幕的共產主義中國，晚年因學習氣功而經常出入中國，並於一九八八年獲頒為人民大學名譽教授。南博表現知識及學術的方式非常多彩多姿，除了正規的論文、著書、翻譯、編纂早已著作等身外，也不時發表時事評論和散文雜記，並透過廣播電視、乃至參與電影演劇的製作展現豐饒的才華，具體實現他改革日本的畢生職志。 南博是二次大戰之後將美國社會心理學介紹到日本的重要人物之一，原本他想從事的是實驗心理學研究，也就是以生理心理學或動物心理學等自然化學心理學為基礎，朝向需求理論或象徵理論的研究邁進。然而，當時日本在這方面的研究條件並不完備，促使他轉向社會心理學去發展，特別是探索文化與人格之間的關係，換言之，他關注的不只是心理學或臨床上的人格，而是社會歷史、文化生產、意識型態等脈絡中的人格。早在一九五三年南博就出版了《日本人的心理》，這是他研究日本文化和人格的一個重要起步，也是《日本人論》這本書的雛型。南博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是大眾傳播，大眾傳播和社會心理學也有著密切關連，南博不僅將美國大眾傳播一詞努力傳譯到日本社會，也大膽地把電影、流行歌曲等當時日本學者還沒想到或承認的題材拿來當做研究對象。他在八十高齡時出版了本書也就是日本人論的巨作《日本人論》，之後，又集中鑽研明治以來日本人的兩大禁忌「性」與「天皇制」，原本打算結集推出《續日本人論》，但因肺炎病逝而作罷。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私領域」中的南博。 南博不僅系出名門學養俱佳，外貌更是英俊瀟灑、風度翩翩，對於婚姻和女性，他有著異於常人的實踐及獨樹一幟的看法。南博在六十歲的生日舞會上，因友人及門生的特意安排(包括現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無意地」和相戀二十六年的青年座新劇女演員東惠美子「結婚」，兩人並在長達三十四年的「分居」後，於一九八三年開始同在一個屋簷下生活，並正式辦理結婚登記。比南博整整小十歲的東惠美子在《永遠不變的愛：與社會心理學家南博的五十年》6這本書裡，回憶她和南博相識、相隨半世紀的生涯時說，南博在人前總以姓氏的「東」介紹她，從不稱她為「妻子」或「家內」(太太的別稱)，兩人關係正式公諸於世後，南博改稱她為終身伴侶(life partner)。他們承認彼此是自主的個體、也是自由的伴侶，並對「自由結婚」立下三個誓約。(一)尊重相互的工作、(二)理解相互的工作、(三)相互理解但不干涉。 當然，這種對婚姻的特殊實踐也和南博對女性的看法有關，東惠美子說南博不像傳統保守的日本男性學究，只會要求女人三從四德或相夫教子，相反地，他非常樂於肯定並欣賞女性的自我追尋與自我成長。南博勸她要擺脫大家庭的束縛學習獨立，強調女性要領有自己的工作及專業意識，更鼓勵她從二十幾歲開始學習古典優雅的地唄舞。東惠美子本身也曾得過不少演藝大獎，一九九八年還獲頒藝術選獎文部大臣賞。男性不會恐懼女性的成長，特別是恐懼親密伴侶的成長，就這點上來說，南博算是自信和進步的典範。 最後，希望《日本人論》一書能廣為流傳，在後殖民社會的臺灣，能夠出現關於它的各種不同讀法及看法。 邱琡雯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日本一橋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著有《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台北：時英出版社，二○○三年、主編《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與亞洲Ⅱ》台北：遠流出版社，二○○三年。 譯著《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台北：立緒文化，二○○三年。 註釋： 青木保『「日本文化論」の変容―戦後日本の文化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中央公論社、一九九○。【回本文】 西原大輔『谷崎潤一郎とオリエンタリズム:大正日本の中国幻想』中央公論新社、二○○三。【回本文】 川村湊「大衆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アジア認識」川村湊他編『近代日本と植民地７文化のなかの植民地』岩波書店、一九九三。【回本文】 邱琡雯編《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與亞洲Ⅱ》台北：遠流出版社，二○○三。【回本文】 邱琡雯《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台北：時英出版社，二○○三年。【回本文】 東恵美子『永遠の愛をつらぬいて：社会心理学者・南博との五十年』大和書房、二○○二。【回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