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取格格不入的知識分子 讀薩依德的《鄉關何處─薩依德回憶錄》 朱苓尹，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版權所有 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藉由對其成長世界的「深厚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生命裡有這麼多不諧和音，已學會偏愛不要那麼處處人地皆宜，寧取格格不入。」這樣的豁達需要一種絕對的道德勇氣，在身處渾擾吵雜的學術之林裡，願意堅持一介知識分子的覺知與孤絕。 《鄉關何處─薩依德回憶錄》（Out of Place：A Memoir）一書是薩依德的一部成長傳記，當他意識到生命的斷裂如臨逼進之際，這是對現世與幽暗共時的奮力一搏，他要自己來寫自己，省得別人猜度、傳譯、誤判，寫作的目的「不是親切怡人，而是忠於我也許有點奇特的回憶、經驗與感受。」（頁45）單德興在本書〈導讀〉中亦代為點明寫作此書對薩依德本人的特殊意義：「回憶錄是我對於嘗試維持內在自我的完整（the integrity of the self）的回應，憑藉的是攤開所有的矛盾與不合。」（頁19）這樣的矛盾與不合其來有自，全源於那多重而迷漾的身分，其內在屬性早已銘刻著「流亡」二字，不僅是身體上的流亡，更是心靈上、意識上的疏離，所以，就像喬健老師於課堂上言簡意賅的指出──「認同」（identity），形構為薩依德生命中不斷追索的課題。這讓我不禁聯想到巴哈的賦格曲，不論旋律跌宕起伏，總有一套曲式時而往復、如影隨形，寫就為樂曲的根本基調。「尋找認同」就成了薩依德生命與學術同時俱在的賦格。 身分的移置 身為接受西方教育、信奉基督教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巴勒斯坦裔的美國知識分子，此一身分表述，即含藏著多重的吊詭。吊詭早在幼小的薩依德呱呱墜地即銘刻在身，《鄉關何處》中文譯著的第一章名為〈阿拉伯姓•英國名：格格不入之始〉，一開頭就交待了這種注定跟著薩依德一輩子的吊詭，讓薩依德深自慨歎：「我就這樣變成『愛德華』，我父母的造物，對這個愛德華每天的痛苦，一個十分不同但只能潛伏的內在自我可得而觀察，但大多時候無能為力。」（頁23）「『愛德華』除了格格不入，還有別的可能嗎？」（頁24） 薩依德自承父母對他的童年生活進行全盤的生活管理，決定著他的每一分鐘，尤其從父親對他的態度可見一斑。如果我們仔細端詳薩依德的父親瓦迪，其實實在不能不說他是一位負責盡職的好父親，孜孜矻矻地經營事業、用心良苦地謀劃孩子的教育，深諳經濟現實與社會處境，並且灌輸著樂觀進取、力爭上游的處世態度給自己和孩子。也許是他早就明瞭資本主義社會的行事法則，所以，早早想為孩子鋪好一條康莊大道，讓孩子不致於輸在起跑點上。偏偏這家中唯一的男孩並兼長子，天生反骨，像紅樓夢裡的賈寶玉，不願按牌理出牌，總要氣得親爹賈政吹鬍子瞪眼。 誰曉得父親這般苦心孤詣不但沒有得著兒子的感恩禮讚，還更助長了彼此的疏離與怨懟。即便到美國求學的薩依德仍然明顯感受到因為姓名、因為身分所帶來的格格不入，「我的美國身分困難重重，這美國身分裡藏著阿拉伯身分，但我從這阿拉伯身分得不到力量，只有尷尬和不適。」（頁123） 求學生涯史的倒錯 貫串《鄉關何處》全書，我們大約可以理解為薩依德的一部求學生涯史。早年在開羅上GPS吉西拉預備學校（Gezira Preparatory School），假日得上主日學，還得參加多次的晨禱和晚禱（頁29）；十歲半上開羅的CSAC美國子弟學校（School for American Children）（頁45）；1947年在目睹「我們似乎都已放棄巴勒斯坦，那永遠回不去的地方」前夕，則在耶路撒冷的聖喬治學校註冊入學；十多歲則「在新英格蘭充滿壓制的寄宿學校赫蒙山（Mount Hermon）度過不快樂的兩年」（頁77）；1949年秋天進位於開羅的維多利亞學院（頁246）；1951年夏，離開埃及，展開在美國的求學生涯（頁301）；...。 每到一所新學校，「認同」仍是那苦苦纏困薩依德的鬼魅，我們幾乎可用「問題學生」一詞來概括薩依德。只消列舉數項：「八歲那年，我有一次在課堂上犯了規，被一個女老師（學校裡沒有男老師）趕出教室。...」（頁55）「布倫（GPS校長）在我記憶中固定成童話裡的食人妖，一直沒有變化，也沒有再發展。他是我童年時代一個角色，他在人間的唯一作用是抽我鞭子。他這個形象，在我腦裡久久不變。」（頁57）「開學一月未畢，我已闖出惡名，是擅長煽動暴民的惹禍精，上課講話，和其他反叛與目無師長的首領同聲一氣，...」（頁255）「我們都已徹底習慣我只應該調皮搗蛋」（頁263）......我們可以輕意看出薩依德的求學生涯史真可謂血跡斑斑，「我經常覺得我們來到這地方之前就已被評定，評定為智力有缺，在某個根本層次上是下等的人類素材，不是英國人，成不了真的紳士，其實不可教。」 對於一個資質不凡的薩依德而言，「認同」，不管在埃及、耶路撒冷或美國都無處著根。但也許由於這份斷裂，讓薩依德找到唯一的解毒劑──埋首勤讀勤寫（頁379），在某個意義上離開父母的監控與護衛到美國求學的薩依德，展開了他閉門苦讀、大量而驚人的閱讀。如果最終我們向薩依德提問：「究竟學校教育教給了你什麼？」他大概會說：「我必須時時提防學校權威，必須發展一套機制或衝力，才不會被嚇阻，因為我覺得他們努力要使我噤聲，使我偏向，不做自己而做他們要我成為的樣子。我由此開始持續至今的一場奮鬥和嘗試，就是破解一個權力的任性與偽善，這權力的權威完全立基於它的意識形態自我形象上，自視為一個道德行動者，本乎誠信，帶著無可摘瑕的用意行事。依我之見，這權力之不公平，主要在它有特權改變它的評斷依據。」（頁317） 正因為認同的倒錯與不可為，激發了薩依德的自我覺知，並且從社會表徵的對抗一路延燒到知識理路與生命神貌。 人文地理的無根 展讀洋洋灑灑、信筆揮就的《鄉關何處》，讀到「我每一出門，都隨身太多負荷，就是只去市區，包包裡塞滿的物項之多之大，也和實際路程不成比例。分析之後，我的結論是，我心底暗藏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我可能不會再回原處的預恐。寫下那段話以來，我發現，儘管有此恐懼，我還是製造離去的場合，變成自願給這恐懼提供滋生的機會。這兩者似乎成為我生命節奏的絕對必要條件，而且從我生病以來已急遽加強。」（頁300）我的內心砰然懼怖，幾年來隻身到花蓮的恓恓惶惶昭然若揭。總是埋怨自己何以出個門，背上一個背包，手上還要揣兩袋提袋，原來大約就是像薩依德這樣「隨時準備離去」的心情罷。 中學時，讀陳之藩的〈失根的蘭花〉，尚且要多所琢磨、想像飄萍的況味，待到處境不由分說地襲湧上來，那移位失所的倉皇竟讓人啞口無言。薩依德說：「在我而言，最痛苦、最吊詭的特徵，莫過於許許多多移位失所，使我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國家、一個城市到另一城市、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一個環境到另一環境流動，從無繫泊。」（頁300）套一句傅柯說的：「人就像土地上生長的作物」，離了地，就彷彿沒有了依歸，恁是華衣錦食、瓊樓玉宇也無法填補起鴻溝。 薩依德在本書前言開章明義即表明：「語言之外，地理──尤其在離鄉背井的離去、抵達、流亡、懷舊、思鄉、歸屬及旅行本身之中出現的地理──也是我這本回憶錄的核心。我生活過的各個地方──耶路撒冷、開羅、黎巴嫩、美國──都是一套複雜、密緻的價值網，是我成長、我養成認同、形成自我意識與對他人的意識的非常重要部分。」（頁44）離去、抵達、流亡、懷舊、思鄉、歸屬成了生命中載不動的葉葉扁舟，這份沉重永遠是無法說出卻也揮之不去的愁。 前幾天與友朋聊起，回台北通常是開車、坐火車還是搭飛機？我回答說：開車最辛苦但是感覺最踏實，蘇花的迤邐和北宜的蜿蜒，全清楚得一蹋糊塗；坐火車，有一種人與人摩肩擦踵的不自在；搭飛機最便捷卻最恍惚，因為花蓮、台北之間的風景完全被取消，人像被裝在DHL的箱子裡，從這個城市搬運到另一個城市。一種何處是我家的流亡感，藉著空間的移轉、動線的人為操作，獲得加深或延長。然而，比薩依德幸運的是，我的流亡尚且在自己所生、所長的家國土地上，語言不必異化、身分不必重新拼貼，午夜夢迴的錯愕與驚怖想必不能與薩依德同日而語。 格格不入的逆向操作 生命是很奇特的，人又是很奇特的一種生命載體，顛沛流離不一定懷憂喪志，柳暗可能花明又一村，屢屢和流亡、錯置交織纏鬥的薩依德，何以能有當今的博學多聞、學術聲譽與地位？ 「流亡與錯置卻未嘗沒有裨益，其中很重要的一點便是這種疏離造成批判的距離，提供觀看事物的另類觀點：同時具備過去與現在、他方與此地的雙重視角（double perspective）。」（頁22）這很像人類學家從事田野、書寫民族誌，總要從他者的文化入手，因為我們對自己的生活太容易流於習而不察，照見不著其間的罅漏間隙，有距離的觀看變成一種不得不然的立場；而在薩依德身上，正因為多重的「無根」（rootlessness）、「失所」（dislocation）、「飄泊離散」（diaspora），反而成就出批判的能動性。 薩依德在《鄉關何處》全書尾章心平氣和地寫著「我對自由的追尋，對『愛德華』底下，或者，對被『愛德華』淹沒的另一自我的追尋，也是因為有那個斷裂，才能開始的，職是之故，我現在想，那斷裂是一件幸事，儘管我為之挨過那麼久的孤獨和不快樂。」 中國有句成語說：「絕處逢生」，這個「絕」字未免悲悽，或可解為「『覺』處逢生」，更為妥切。覺之所來，往往就從斷裂處起，或許正由於集眾多斷裂於一身的吊詭反成就貫穿薩依德學思理論的中心思想：總能在不疑處有疑，總能在既得利益的紛華鬧熱下尋繹出邊緣、弱勢的悲涼處境。 有了這層體會，就不難理解薩依德為何能在西方強勢文化的喧囂中兀自發聲，為東方（the Orient）（尤指伊斯蘭世界）驗名正身，為何敢發人之不敢言，為何敢在帝國主義的鼓譟中，背水一戰、負嵎抵抗。因此，細思品讀這本《鄉關何處─薩依德回憶錄》，我想是做為瞭解薩依德整個人的學問理論極佳的入門書。 如果說書寫具有一種自我療癒的功能，誠然可見薩依德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對於這個纏訟多年的「認同」問題獲得某種程度的解脫，他人如何看待、詮解就不是作者所在乎的；但也許一向反骨的薩依德隱然還是想藉著此書說予他人聽，因為全球化的眾聲喧譁中，他對西方世界的洞燭絕不是無的放矢，也不是語不驚人死不休，而是試圖提醒世人：站在另類觀點觀看世界之必要；唯有如此，追求公理與正義，才豎得起標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