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天空之後──敬弔永遠的知識分子薩依德 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版權所有 刊登於2003年9月27日聯合報聯合副刊E7版 今天早上正在修訂翻譯中的《薩依德訪談錄》前言和緒論，就接到薩依德病故的惡耗，心中五味雜陳，一方面覺得該來的還是來了，另一方面感到無比的惋惜。由於以往我曾在他幾本中文書的緒論中介紹過這位知識分子、文學批評家、後殖民論述大師、巴勒斯坦民族在西方最重要發言人在學術、文化、政治上的重大意義，為了避免重複，本文就集中於個人的層面。 早在一九九一年，薩依德在健康檢查時就發現罹患了慢性淋巴性白血病(俗稱「血癌」)，之後不斷進出醫院，接受各種治療。然而，即使惡疾纏身，他依然著述、教學、演講、訪談、旅行不斷，不僅時有新作問世，而且題材之廣、見解之深、關懷之切令人佩服，意志力的堅強也難以比擬。 我個人有幸與他進行過三次訪談。其實在那之前也曾數度書信連絡，但因他工作忙碌及健康因素，未獲回音。後來總算排除萬難，得以與他進行訪談。 第一次訪談是在一九九七年八月，為了年底前自己翻譯的第一本薩依德中文專書《知識分子論》的出版，問題集中於他眾多著述中的重要觀念，並試圖從比中東更東方的立場與角度，請教他有關東方主義的問題。由於擔心他體力不繼，我特地把題目分為兩組，一組是必問的，另一組是次要的，視現場情況隨機應變。在訪問錄音前他說身體情況欠佳，不知能談多久。結果他的興致很高，回答了所有的問題。事後得知，他對這次的訪談評價很高。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雖然事前連絡並不順利，但一見面就能感受到他的和善，訪談中他的態度十分誠懇、謙虛，逐一回答所有問題，毫不迴避。根據我的記錄，「他的反應迅速，修理分明，活力及興致之高令人驚訝，看不出受到惡疾多大的影響」。 訪談結束後，我當場邀請他到台灣訪問，他表現出極高的興趣，並提到自己即將到印度訪問，但因為健康因素，醫師不許他離開太久，因此不便順道來台訪問。 第二年四月，我再度訪問紐約，這次很容易就與他敲定了見面的時間，地點依然是他位於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大樓的研究室。我帶給他《知識分子論》的中文版以及相關的中文報導、評論，一一說明。他對這本書得到一九九七年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和中國時報十大好書顯然很感興趣，詢問中文讀者對這本書的一般反應，並提到這本書在世界各地普受歡迎。 由於初次見面時已經較有系統地請教過一些學術性的問題，第二次見面顯得輕鬆許多，雖然還是有訪問錄音，但比較像是朋友之間的對談，內容包括了他前一年的印度之行，以及這次東方之旅的見聞與感受，尤其是看到自己對當地學術與文化界的影響時有何感想。訪談中他提到自己的回憶錄已經寫了將近四百五十頁，大概再寫一章，第二年就可問世。他還說幾位看過手稿的朋友認為，這是他最好的一本書。對我來說，這本書是好是壞可能見仁見智，但至少對長年寫文學、文化、政治評論的他來說，這會是最個人及抒情的一部作品。果然如此。 這次見面時他顯得更為消瘦，並透露一個月後要進行整整八週的艱苦療程，「那是一種新的血癌治療實驗，因為舊的治療法已經失效了」，聽了令人難過。因此，我在離開時請他多加保重，並且重申想到台灣訪問時，隨時告知，我會幫著安排。 第三次訪談則是二○○一年夏天。當時我在紐約大學短期訪問，原本無意打擾，但在書店看到他剛出版的近五百頁的訪談錄，收錄了自一九七六年到二○○○年在歐美、中東及亞洲各地進行的二十九篇訪談，內容之廣泛遠超過以往其他著作，堪稱對他最多方位的呈現。我心中興起了請他談談新書的念頭，於是改變初衷，以電子郵件連絡見面。 在研究室見面時，他指著書架上一排新版的幾本著作，要我自己挑了當禮物。我回答說，出於對作者的尊重，習慣自己購書，而且那幾本書我也有了，但請他在我買的訪談錄上簽名。他拿起鋼筆，稍稍尋思，寫下「博學之友，傑出譯者，同志」幾個字，高高興興簽了名。我們的話題就從他的新書談起，也談到晚近以巴衝突不斷升高，以色列連日派兵進入巴人居住的地區，雙方迭有傷亡。他對中東局勢的憂心溢於言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目前的關係糟透了，我對和平的前景極為悲觀。」 在回答我詢問喧騰一時的「擲石事件」時(即昨日《中國時報》報導他死訊時所用的照片)，他提到當時與家人在以巴邊境，只是一時好玩，想看自己和兒子誰石頭丟得遠，沒有針對任何對象，不料卻被媒體拍下，立刻上報，遭到大肆抹黑，使他深受其擾。他還提到，對於沒有國家、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而言，對抗武器精良、長期受美國支持的以色列，是多麼明顯地不利、無力與無奈。我心想，以阿積怨如此之深，不知何年何月才得化解。 訪問結束後，他還盛情邀請我們全家到附近的中餐廳吃飯，想聽聽我們對這家餐廳的評價，但因校園廣闊，我一時之間找不到家人，終歸緣慳一面，只得作罷。半個月後，我搭機返台途中，發生九一一事件，被迫在阿拉斯加待了兩天。而薩依德對九一一事件的評論延續自《東方主義》以來的一貫看法，呼籲西方世界揚棄對東方的刻板印象，以耐心與教育來化解彼此之間的誤會與衝突，真可謂苦口婆心，諄諄教誨。 在這之後，我偶爾會與他連繫，告知他的中文翻譯流通的情況，協助出版界接洽相關事宜，他也都善體人意，熱心配合。以後又看到他出版幾本新書，到西班牙接受頒獎，都為他衷心高興。 今年四月，哥倫比亞大學為了慶祝《東方主義》出版二十五週年，特地召開學術研討會，邀請國際學者參與盛會，討論薩依德對於學術和文化的重大貢獻。我因重大事故無法出席宣讀論文，向他致函說明原委，並盼望他身體健康，等三十週年時再參與盛會。如今，這已成了無法實現的願望了。 薩依德在接受化療時開始撰寫回憶錄，以書寫來銘刻與再現往昔的世界。一九九九年出版的《鄉關何處》原名「格格不入」，呈現了處於不同文明與世界夾縫之間的艱苦處境。在《最後的天空之後》一書扉頁，他引用巴勒斯坦民族詩人達微希(Mahmoud Darwish)的詩句：「在最後的邊界之後，我們該走向哪兒？在最後的天空之後，鳥兒該飛向哪兒？」(“Where should we go after the last frontiers, / where should the birds fly after the last sky?”)。 如今，薩依德已奮力走完了顛沛流離的一生，越過了生命最後的邊界、最後的天空，他「之後」所遺留給世人的，是一個關懷苦難、堅持人道、信守理想、特立獨群的知識分子的榜樣。 2003/9/26 台北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