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量體結構間流動：試探從都市到網際網路的民族誌研究 劉允華，東海大學社會系©版權所有 1 至於權力，它從街道和集市、從會堂和國會、從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流走，並且超出公民控制的範圍，流進電子網絡的表層。現在，那種樣子的權力最為喜愛的戰略是逃避、避開和不參與，它們的理想狀態是無形。預料它們的行動和預料這種行動的不可預料的結果（更不用說去消除或阻止它們中最不受歡迎的結果）的努力，這會收到類似於“防止氣候變化聯盟”收到的功效。 齊格蒙特·鮑曼1 城市是由各種不同的人所構成； 相似的人無法讓城市存在。 亞理斯多德2 民族誌式的研究，針對人在其生活世界中的活動軌跡進行近距離的觀察與深厚的敘述；並在其中進行抽象化的理論工作，從觀察與敘事之間提出對於某種生活形式或特定未知群體的認識。而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一直關注的是如何認識由人所共同組織的社會的問題。民族誌的方法曾在人類學裡得到長足的發展，而後成為由社會學家所採用的諸多研究方法之一。 都市並非晚近才出現的人類社會產物，而社會學則是。在其發展中，社會學家逐漸針對都市社會的特殊性產生研究的興趣，產生許多不同的研究面向與關懷重心。而在二十世紀初興起，以都市民族誌研究為特色的芝加哥學派，則以其一系列的學術產出提供了一個都市社會研究的範例。檢視產出的內容，如Erving Goffman對機構內社群生活與汙名群體的研究、Howard Becker等人對醫學院學生生涯與文化的研究、William Foote Whyte的街角社會研究、乃至Robert Lynd & Helen Merrell Lynd的大型研究Middletown等等，其中對於都市生活的觀點，借用Lynd對「文化」一詞的定義，是「所有居於同一地理區域內者所行，其行事方式及其對事物之思考與感受，其物質手段與其價值和象徵。3」在其研究中，都市人的生活是在既有的結構之中，進佔求生並與眾人互動而逐步形成的。4 本文第二個關注的重點，則是（相對而言）極其晚近的網際網路的發展，及由此現象所產生的社會學關懷。網際網路的出現，以及人在其上所進行的進佔而後生活於其中的現象，事實上引起了社會學研究者廣泛的興趣。其中或把網路視為傳統世界的延伸，或期待在其中將產生全新的人際交往與溝通模式5。本文所主張的，是類似於都市民族誌面對社會學理論敘事時的方式，亦即以田野經驗作為基礎，由此企圖出發，再進行理論建構的工作。 或許這篇文章應該從「傳統」民族誌說起，說明人類學家在面對與其處身不同文化教養的「異民族」時如何經驗其無能再現的焦慮，如何發現其自身在書寫民族誌時所遭遇的問題，以及試圖由各種方式進而解決的過程；這樣的經驗又是如何經由社會研究，特別是芝加哥學派的都市研究對民族誌研究的參照而轉入其學術產出中，並影響其呈顯的過程與結果。而這些研究又是如何因此提供了類似的軌跡與參照，以使我們能夠在現今的網路研究中提出一條有效的研究路徑，尤其對於網際網路上的民族誌式研究而言。同時也有另一種方式，直接面對都市與網路世界的物質性及其建構模式，從而尋得人在其間的軌跡，再扣連上民族誌對於此等研究的有力性質進行兩個世界的連結。以下的文章裡，我將試圖同時頡取這兩種取向各別的元素，試著從都市民族誌的啟發中對於網際網路的研究提出一種可行的計畫。 2 對都市的研究與對現代性的研究彷彿密不可分。我們會藉由揀取都市裡的各種重要特性以凸顯社會中各種現代性的特徵。從Marx對都市與資本主義發展所行的歷史連結；Simmel在〈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6一文中將都市居民對比於過往小鎮、並強調都市在當代影響力擴展的能力與現象；近代都市理論具有將都市視為幾個重要理論處理對象的輻輳點或交匯處的傾向：（芝加哥學派所持的）文化人類學觀點、社會組織與階層化環境、政治與公民參與、國際分工與全球化、性別、消費、美學創作與體驗等等；在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及其企圖當中，都顯示出都市研究對於都市的理論化態度與藉由其理論建構來涵攝人類當下存在的軌跡。 在處理當代都市裡的人，如何以其心理態度與生活形式共同組構成「都市生活」的問題時，Simmel曾經提及，在都市社會裡，「自由」人概念的擴張如同歷史上「自由人」意念的本質般，帶來僅受普遍法則與規範而非小城鎮或鄉村社會中小團體式親密關係的人的概念的擴張（某種程度上這種擴張也正造成了小團體及其內聚性文化的消弭）。而同時，某種「最個人化的東西」也由此形成。在普遍性規範、擴張原則、「世界主義」之下，以小城鎮、傳統社會、甚至雅典城邦所代表的內聚力強大，同時也逕行排外的小團體社會形式逐漸由大都會裡所代表的世界主義式的普遍規範－個人化社會形式所取代。在其後，一脈相承的論點由Louis Wirth (1938)提出, 較具綜合性的觀點則由Claude Fischer 提出，前者提起了現代都市成員相較於鄉村社群成員的心靈孤立狀態的觀點，認為都市生活的發展對於人類心靈起著整體而多半負面的效果；後者試圖在其歸納的決定理論(Determinist Theory)與組構理論(Compositional Theory)之後提出綜合的次文化理論(Subcultural theory)的論述。在其理論中，Fischer認為都市特性不但使次文化成為可能（藉此駁斥決定論者的概化說法），同時更強化了次文化的成員規模與發展可能。7 相較之下，芝加哥學派以都市民族誌為主的都市研究產出，直接針對城市中不同的文化團體進行參與觀察與討論8，甚而在如Middle Town這樣的大型計畫中，與建築、歷史、政經結構等研究同時進行的，也是針對不同群體所進行的田野研究。在Fischer的理論規劃裡，這些成果被放置在組構理論的模式裡面檢視，被認為是提出社會解組成小的初級團體，並將自身限制在小團體情境之內的論述。但是其提出的解決之道：次文化理論，卻反而在強調都市特性造成次文化團體的影響之時，又使得都市研究落入形式規則的因果聯繫，遠離都市住民經驗本身的理論意義。9 在都市作為對象的理論敘事上，同時也有另一層次的發展，例如政治經濟的面向。這其中全球化自然為今日都市研究所不可少。Saskia Sassen在其著作<Global City>中指出，以往由國家作為代表的經濟競爭場域，如今已然讓位給全球城市。因為資本的跨國流動極其容易，使得（先進）經濟體的競爭優勢從製造生產轉向資訊集中地帶－亦即城市－中人才與資訊資源的競逐。10例如在當代經濟分析中常提到的紐約與倫敦作為「雙子城市」；香港回歸之後直接面對上海競爭的說法以及本地對於台北競爭力的關懷等。將資訊集中作為資本家辨識世界的起始點，其結果便是讓資本主義社會運作模式逐步建立在這些資訊與（高級）人力流動的輻輳點所構成的網絡之上。11 當然城市與現代性的關係不只是從工業革命後才開始。在提及一般被稱為「現代性」的知識時，Foucault將其辨認成一種態度。這種態度意味著「一種關聯向當代真實的模式；一種某些人自願的選擇；以至於，一種思考和感覺的方式；亦是一種在某一且同一時間標誌著從屬關係和以自我呈現為務的展演與行為」。在這樣的認識裡，他在不同的時代中看見了同樣態度的實踐：雅典城邦政治中對於ethos的修辭、康德回應一本刊物「何謂啟蒙」的文章、以及（似乎並非巧合地）以都市生活與現代性為理論和創作主題的Baudelaire。 當然也不必把城市看成全然是現代化之下的產物。然而城市在各個時代的存在卻毫無疑問地蘊含著當代而後各種潮流的萌發與滋養。城市不僅是新興事物的萌生之地，更是懷抱這些理想的人們得以恣意揮灑的巨大場景。於是城市不僅只是人類歷史造物的堆積，更實質保存了每個歷史轉戾點精準的見證。Richard Sennett在著作〈肉體與石頭〉中藉由不同時代的城市空間及其市民身體的運行標誌出西方文明在不同時代所具有的知識體制12；Walter Benjamin在其巴黎研究計畫的理論產出中更是透過物質生活的描述與評論，以巴黎為鑑投影出當代歷史變動的軌跡13。 而如同「都市性格」、「都市生活」或「都市構成」被視為是現代化在人類社群生活之上的體現，晚近的網際網路、網路社群的發展，乃至由其帶起以所謂資訊社會、資訊時代為名的種種時代體驗，也被關聯上「現代的」、「新潮的」或「新興的」各種生活形式。對當下時代的體驗，與對這個迅速擴張的生活形式的認識逐步交織。這或許正是這個時代對於現代性的辨識焦點之一。有趣的是，對於都市與對於資訊時代生活的理論涵攝，在形式上有許多相似，譬如節點概念的運用、網絡分析方式的發展、資訊傳播為基礎的大眾溝通模式等等，不止於由「現代性」一詞模糊地指出的範圍而已14。 3 The ANTINOMY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universal has its origin in language…it (the word) transforms singularities into members of a class, whose meaning is defined by a common property… Neither particular nor universal, the example is a singular object that presents itself as such, that shows its singularity…Hence the proper place of the example is always beside itself, in the empty space in which its undefinable and unforgettable life unfolds…Being-called – the property that establishes all possible belongings (being-called-Italian, -dog, -Communist) – is also what can bring them all back radically into question. Giorgio Agamben, “Example”.15 迄今，研究社會的人們不得不重視這樣的問題，藉Clifford Geertz的話來說，即是社會科學中「指涉心靈活動的、『心理學上的』意義來論人類思維者」所推展出的「一種極端的同一論觀點」，以及「指涉社會現實的、『文化上的』意義來探討思維者」所發展出的「一種極端多元分歧的觀點」此二者的對立以及其引發的課題。16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在同樣的學術場域中競逐，也出現在同樣的研究主題裡。在關於網路研究的討論中提起這個話題，目的則在於提起當下台灣的網路研究中第二種取向的缺席，以及其可在這個研究領域中達成的補充效果。 針對民族誌研究如何藉由個別研究成果在其普世性人類行為詮釋框架的理論自許中取得理論有效性的問題，對這個研究方法著力最深的人類學可提供重要的討論依據。 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人類學論文集裡，由James Clifford所寫就的序言中提到了當時人類學所歷經的巨大變革。在他的形容中，人類學界乃至於社會科學界都經驗了一場關於真理觀念與預設的崩毀。許多的批評方向：語言、語藝、政治、後殖民主義與研究方法論等等，不約而同地對於既存社會科學所自持的，認為科學敘事可依其傳統方法而達透析社會真實與真理的說法進行攻擊與反省。在這樣的運動之下，人類學不再是某特定團體「安全地」將「原始的、或部落的、或非西方的、或不文的、或非歷史的他者」予以再現，如今人類學者們「將基礎打在變動的地表之上」，將遭遇到的他者與人類學關聯，並同時視人類學為他物加以審視。最重要的是，人類學家在這場運動中體認到「文化並非科學“客體”」，「文化，與我們對“它”的看法，是歷史地被生產，並受到積極辯駁的。既然領會與填滿某個（總體知識上的）缺口會引出對其他缺口的意識，那麼便沒有那種可以被“拼湊填入”的整體圖像」。 雖然在文章中，Clifford代這本書排除了同時並起的潮流如：「攝影、電影、表演理論、紀實藝術、非虛構小說、“新新聞”、口述歷史與許多形式的社會學」，但他仍提到了當時的社會學界也身處於類似的變革之中。「社會學對日常生活的敘事因民族誌方法論而更複雜化」，民族誌的方法進佔了以往社會學所佔據的領域。領域與方法的混雜不只由人類學家予以實現，其中也有社會學家的參與。17這一切都是因為「某種基礎將傾覆」，只是因為社會科學家逐漸發現他們所看到與所寫就的不再是「從高峰上下望」般的均一普遍的理論，而必然只是關於研究對象「部份的真實」。理論文字的書寫也不再是透明地閃耀著真理之光，更必須考慮到研究者身處的世界、政治、歷史以及所使用的語藝等等以往僅被認為是文學理論家才會對其研究對象所作的考量。18這個潮流顯然提供了幾個反省：一方面質疑對於文化能完成其總體敘事的理論預設及其合理性的基礎，另一方面因此而認識到不同的文化皆互相滲透、互相對抗或彼此角力，於是理論上清楚明晰的文化區隔與傳統的主體－客體關係不再那麼值得堅持，於是，回到自身文化中尋找他異的舉動，其民族誌式研究的成果理當與其他面對文化的各種理論嘗試，在社會理論的領域中具有相等的地位。 如今我們面對的不僅是都市受到時代影響，在本質上的轉變，同時更面對都市研究內部典範的興革。這兩種典範並非徹底互斥。例如上文中由Fischer提出的次文化理論便試圖將兩者作結合。但更早地，在他所提起批評的芝加哥學派的著作中，我們已經可以見到在一整個學術社群的努力之下，由個別民族誌研究的綜合體構成複雜而精確的都市概觀19。更甚者如Goffman在其著作Asylum20與Stigma21中所進行的工作，將精神病院的民族誌式研究和對受污名群體的深入觀察所得抽象擴張至一切全控機構中人的自我管理與互動；和普遍個人對於身體展演和自我資訊整飾的問題。事實上，民族誌敘事的對象群體就算再小，仍不免提及人所共有的普遍屬性。兩種問題意識其實不可或分。 4 遵照了天文學家的精確計算，培林希亞建造起來；各式各樣的人來到此地定居；第一代在培林希亞出生的人，開始在城牆裡長大；這些市民終於成長到結婚生子的年紀了。 今日，在培林希亞的街道和廣場上，你會遇見跛子、侏儒、駝背、肥胖的男人、長鬍鬚的女人。但是，你看不到境遇最悲慘的人；發自咽喉的哭號，從地窖或閣樓裡傳出來，各個家庭把三個頭或六隻腳的小孩藏在那裡。 培林希亞的天文學家，面臨了困難的抉擇。他們必須承認他們的計算完全錯誤，他們的圖形無法描繪天象，或者，他們必須揭露，天神的秩序已經絲毫不差地反映在這座「怪物之城」裡。（括號由我所加） 伊塔羅·卡爾維諾 城市似乎將會被「怪物」所充塞，但是，第一代的培林希亞人民是「正常」的人們嗎？天文學家是「正常」的人們嗎？是否在這第一代的驚悚之後，這座「怪物」之城還會有「怪物」存在？暗處的哭號聲是來自受到親生父母囚困的未來城民，還是出於日漸老去悲慟自身形象將無以為繼，因此不再能以血脈的延展統治城市的家人們？天文學家以代表神意的天象來構建這個城市，並與居民一同滿心期待未來美好神意的降臨。但事情卻未如所料，城市逐漸由醜怪的新居民佔據。建構者、擘畫遠景者、神意旨的傳譯者們如今必須選擇承認自身的能力不足或對影響未來的神意揣測的謬誤。事情未如所料，嫌惡的眼光卻仍然只是不停地對新生一代的居民排拒、推擠、鎖閉。然而第一代終將老去，城市仍然將在他們逐漸遠去的身後留存。 這個在錯誤的人心／正確的天意之下組建的城市及其應運而生的居民，此後景況如何？或，另一個提問可能是：這些新一代的培林希亞人往後仍然將會以「怪物」的身分繼續存在嗎？他們之中，是否也將有新一代的建構者、擘畫者和傳譯者，到那時他們又會使用誰的語言來統治城市？ 在傳統的社會理論裡，城市是相對於鄉村而成立的人類集群概念。城市人能夠脫離封建君王的權威、能夠帶領思想或風尚的潮流、甚至引起文化、宗教或政治上的革命。對於（原鄉的、自然的）鄉村居民而言，都市人顯然是遙遠不可企及的特殊族群。新奇的、基進的、革命性的事件與人物不斷在都市裡閃耀又消寂，而帶起一陣又一陣影響歷史轉折的風潮。相對地，都市以外的－與當時多半帶著疑慮審視都市的眼光站在同一立場的－人們，只能不斷地接受持續襲來的歷史風暴。都市不僅是鬼魅聚生之地，也是發佈預言的聖殿。 過往的城市以卓然獨立之姿立於世，但工業革命之後的社會卻歷經了急速的都市化過程，城市的地位有了重大的改變，成為當代社會的重要部份。都市的價值、都市的心理狀態、都市的問題等等成為重要的「社會現象」參考來源。而對文化的探究，從傳統社會學懷抱鄉愁面對都市急遽轉變的衝擊、強調社會整體的解組與人性基礎的喪失，轉向結合社會科學的總體反省、帶著以往長久窺視異文化經驗所培養的狐疑眼光、開始探究自身文化的底蘊。 變革伊始，作為前導的芝加哥學派以豐沛的能量展現出這股浪潮初步的成果，但其著作的問題意識卻被稍後的讀者解為身處在具有嚴重社會問題都市之中學院成員的焦慮。「偏差群體研究」遂成其代表意象。然而「偏差」之名緣於某些人自認「正統」，就如Goffman所說，除非你是一個健壯金髮又已婚的高學歷新教徒白人父親，否則都將仰望著這個文化設定的「正常」標準來進行自己多少有所污名的生活。「正常」生活既是可望而不可及，部分真實又何來「偏差」？相對地，正是靠著這些「部分真實」的民族誌的累積，我們才得見一個當代工業都市生活清楚而明確的景象。 人類對於周遭世界的體驗，同時受到傳統和生命史的影響，在既有的文化框架、隨時間而獲取的經驗與個人行動的組構下完成。若把焦點移往人與都市的關係，則一代一代的人正如培林希亞的年輕居民一般，是帶著他們獨有的生命經驗進佔到既已存在的人類建構之中。這個建構或有事先的規劃，或只是前人生活軌跡的累聚，在一個以與研究者共存的人作為對象的研究—譬如民族誌研究—而言，這個「進佔」的行為對於其研究的重要性，自然不會少於「文化」之於以具有歷史的人類群體為對象的研究。 在這其中，「社群」成為社會理論為之著迷，而自始至終苦苦追尋的問題。社群何以成形？社群如何成形？社群如何生產或解決人類互動的模式及其衝突？社群如何彼此互動？社群的運作模式又是怎麼影響人的存有與感受？而現在歷經西方文化重新審視自身的動力轉向，與既往社會理論中「大敘事」的理論及方法遭受質疑之後，社群的問題意識本身也有所轉變。如今理論終於能正視自身之內的他異性格，更能反思以往自稱主流論述所攜帶的文化與政治意圖。在全球化的強力宣稱之後是地方化的語藝反撲；區域整合的浪潮帶來的卻是更大規模的集體對抗；而在網路研究中，普世性與開放性超越了原本作為宣稱的意涵，成為對於網路世界臆測性的預設，忽視線上世界中種種限制與分群的結果，很可能便是理論終將無能涵攝該世界現象的後果。 5 從這裡開始，我們可以來檢視網路民族誌的問題。 我們常可以見到將網路世界作為「虛擬世界」，並與真實世界相比作為對照的論述，對網路世界的研究，傾向將其視為一高同質性、透明、普遍而大眾化的場域。而事實上，網路世界如同一切人類建構的環境，在構造、設計、彼此溝通與共同組織的過程之後，呈現的是一種極為多樣紛雜的世界圖像。跟隨Steven Jones的分析脈絡，我們可以看到，網路社群的出現，是在由人類建造的硬體架構之上，在資訊高速溝通的管道間，藉由片斷的時間與空間概念，各別的個體進行有目的性行動的集結成果22。而在這樣的場景裡面，我們當然能夠預期人們在這樣的進佔過程之中，會同時依循既有的文化模式社會範型與網路上的軟／硬體所設定的活動空間來進行各種活動。這樣的進佔過程，相當程度上便類似於人類進佔都市的過程。但網路的人造性質更為徹底，也更具有可變性。網際網路的基礎設定，即從最初發展時國家涉入意味濃厚的國防與政府內部文件流通系統，迅速轉變成由跨國組織（如DNS機制）協調、資訊公開分享的巨大構成。這兩種特性將使得網路架構不必承擔太多如線下世界的都市一般硬生生存在的建物，而能更有效的由當下使用者決定可以存留的傳統或文化，當然這並非意味著對於既有文化的全面拋棄，而是（在網路上）對自己所處之處更積極的可能性。另外，David Hakken則將網路世界視為一個尚在不斷進展的未完成世界，而民族誌研究在其中所能夠扮演的角色，包括對各種「前導」實踐與場景的探測，不僅僅強調了民族誌研究對於網路研究的重要性，更認定其為未來網路世界一般理論的先驅，對預測網路世界的未來發展具有很高的重要性23。 這兩個觀察，說明了網路研究需要注意的幾個重點。無須否認，網路世界的確在許多方面具有共通的普遍基礎，如人與世界關係的哲學脈絡、一般存有層次的討論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學術產出已然太過積極地試圖以普遍性的論述來意圖涵括網路世界的社會生活面向，依據普遍的屬性作為條件進行理論式的推估。許多病理化24、偏差化25、甚至不當套用空間建物性格到網路世界的例子26皆出於此推估手法。而針對這些論文本身所關注的網路文化模式的問題，反而因為推估的行為而無意間將線下世界原本迥異的屬性與運作模型不加質疑地套用。27 相對而言，民族誌式的研究方法就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好工具。透過上文中關於都市理論傳統與都市民族誌的理論地位問題的探索，我們知道，由於民族誌研究有能力將研究對象面對傳統、文化、居住地景乃至其他個體的反應與詮釋詳細地紀錄下來，因此顯然得以更深地反省將既存預設任意套用的問題、而其呈現「部分真實」的自我使命、審視自我文化的歷史反省，也可以一視同仁地記載這個新興的構成中人們對於形塑自身的努力和成果，以及進一步成為Hakken所說，試探網路世界社會構成時謹慎而有效的工具。 6 小結：研究計畫之前 這篇文章由於在時序上佔了便宜，所以部分文字是改寫自我之前曾發表過的成品。28但這篇文章回過頭來，又帶有要作為方法論基礎來成就後者的野心。但既是計畫著力於方法論的討論，卻反而造成後者文中一些精彩例子難以取用的問題。像是在該文中引證的BBS社群文化裡線下世界規範的規訓、商業邏輯影響行動、對於一般偏見的自覺回應等等。 文章其實佔有著一個奇怪的位置。第一是因為這個關於民族誌的強調與都市理論、網路研究三者的組合看來有點套套邏輯；第二則是因為事實上台灣的民族誌式網路研究在其領域中並非極端邊緣的文類。但前者的強調就是為了後者而來。目前當代可見的網路民族誌研究，可能由於資訊社會學研究的前導者們多半習於統稱範疇的哲學思辯形式，或由於對科技構成的想像過於夢幻，一直難以意識到研究報告裡採取民族誌式研究所能解決與警醒的問題。或許這篇文章就是針對這種現象而發，透過既有的理論爭議與轉向，重提起早該被正式的問題。 註釋： 齊格蒙特·鮑曼，2002，《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上海三聯書店，pp.61。【回本文】 亞理斯多德，《政治學》，轉引自理查·桑內特，2003，《肉體與石頭》，黃煜文譯，麥田出版。【回本文】 轉引自Bahr and Caplow（1994），”Middletown as an Urban Case Study”，in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0-1990，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pp84-88. 內文由作者翻譯。【回本文】 而這裡「結構」一詞所可能代表的則包括制度、規範、傳統乃至於各種空間。【回本文】 Steven G. Jones (1997). “The Internet and its Social Landscape”. Virtual Culture. Pp. 9-13.【回本文】 Georg Simmel (1964) Tr. By Kurt H. Wolff.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Pp.409-24.【回本文】 Claude S. Fischer (1984), The Urban Experience, HBJ Publishers, Pp. 24-41.【回本文】 關於芝加哥學派中都市民族誌部份的理論成果（「決定理論」被指明的主謀Wirth正是Robert Park的同儕，當然也被指為芝加哥學派的成員），Fischer也有在前引書中提到，如p. 34，但他簡單地將其歸入對於次文化的組構理論式的敘事而非其他，這不是本文的處理方式。【回本文】 這可見於前引書，p. 39，Fischer所強調的都市特性的影響如人口聚集造成次文化內自我成形與次文化間各種接觸過程的強化，可說是簡單的條件操演，而同樣可以見諸都市民族誌所觀察到的事物中－那些事物對於住民有何影響，當然也會是民族誌作者的寫作重點之一。【回本文】 Saskia Sassen (200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回本文】 這當然不是個嶄新的論述。以都市為輻輳點的資本主義運作模式早由Braudel指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地中海的起源，而且以商人、貨物與資訊為主的流動方式可能和Sassen所提到的模式有頗多相似，後者的全球都市或可視為政治經濟學論述中國家興起之後對於都市地位的反省與回歸。【回本文】 如註2引書。【回本文】 Walter Benjamin (1955,1997), “Paris-The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arles Baudelaire, Verso, Pp. 155-76.【回本文】 譬如Manuel Castell在其〈資訊時代三部曲〉裡所主張的網絡社會與流動空間等觀點。【回本文】 Giorgio Agamben (1990), “Example”, The Coming Community, Pp. 9-11. (the word)為我所加，其餘部份原文如此。【回本文】 克利弗德·紀爾茲，2002，《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楊德睿譯，Pp. 206。在引用文字所處的文本中，Geertz所討論的是人類學中對應此一課題的方式，但我的引用較限於本文較基礎的討論範圍內。【回本文】 由作者提到的有William F. Whyte, Robert Park等芝加哥學派的都市民族誌作者，同時也有如Stuart Hall與Paul Willis文化研究這等新興學科的初期學者。Clifford在這場領域的相互滲透之中，看到的是（社會科學家）「不再能單純地從一個疆固的文化世界出發以分析其他文化」，而轉向「長久以來為社會學佔據的區域，全新的，或前衛的文化批評，在西方文化之內重新發覺他性與異性。」【回本文】 James Clifford (1986),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26. 引文由我翻譯，括號內文與粗體為我所加。【回本文】 例子見註3處【回本文】 Erving Goffman (1968),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Penguin.【回本文】 Erving Goffman (1968),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Penguin.【回本文】 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可參考Steven G. Jones (1997). “The Internet and its Social Landscape”. Virtual Culture.【回本文】 David Hakken (1999). Cyborgs@Cyberspace? p. 2.【回本文】 楊福雄（1999），〈以電子佈告欄系統外顯性資料找出長期多次使用者族群作抽樣健康調查〉，臺灣大學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碩士論文。【回本文】 見王崇名，〈快感、權力、與網路世界—以台北大學箱屍及成大MP３兩案為例〉，2001網路與社會研討會，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回本文】 參見陳伯榆、江典嘉、廖曉晶，〈校園網路內科層與管制權力—以中正大學網路活動為例〉，2001網路與社會研討會，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這篇文章在引用傅柯的權力理論時，太過輕易地重製了其在《規訓與懲罰》中所採用的圓型監獄管控理論，甚至於把網路路由器所本無的空間形構再製成如圓形監獄的地理配置，完全忽略傅柯在其理論中關於此生硬的「實體空間」內活動者眼光流動的重要因素。【回本文】 甚至一般認為在媒體評論上出現對網路使用者概化而不確實的觀念（匿名、沈迷、電子犯罪）也常出現在學界發表的論文中。如註25、26論文即是。【回本文】 劉允華、黃洛晴（2003），〈社群（community）作為一種現代生活風格—由貓咪樂園出發談網路小說社群〉，2003網路與社會研討會。【回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