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成為支持女性主義的男人？ (a profeminist man) 洪文龍，台灣大學性別與空間研究室©版權所有 I am a woman who lives in a male body. 我沒有別人的經典，只有自己的經驗。 The political is personal. 罵髒話，比誰最髒？ 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不太清楚自己是個女生還是男生，或者都是，或者都不是。媽媽說我在讀幼稚園之前是留長髮，很像女生，長髮長的很漂亮，她捨不得剪，但是我對小時候的印象幾乎是模糊的。我比較有印象的是，小時候曾經偷穿媽媽的洋裝，偷偷的塗抹她的口紅，然後自己在床上表演fashion show；要不就是披著大棉被在客廳遊走，媽媽都說我又在「扮歌仔戲了」。這些行為大人並沒有教我，只是有某種衝動和慾望，在那種怕被大人發現的刺激下，嘗試穿我無法穿到的衣服。 我爸爸以前是扛米工，我經常接觸到其他工人以及賣檳榔的人，他們都會講髒話，於是我也耳濡目染說髒話。小時候並不知道講髒話是好是壞，只是跟著大人講。那些扛米工聽到我說髒話，倒是覺得我非常可愛。聽我媽媽說，我小時候會罵髒話還遠近馳名呢！許多鄰居都知道家裡有個喜歡講髒話的小男生，只要我罵髒話，別人就比較不會說我像女生。不知道為什麼，很多大人都認為男生像女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除了我經歷到的勞工階級罵髒話，在我的求學過程，即使在大學，我可以聽到班上男同學罵髒話（雖然偶爾也有女同學罵髒話）。當兵時，也是經常聽到那群男性同儕不斷罵髒話。甚至在立法院，某些男性立委也以罵髒話，自命風流。罵髒話似乎是許多台灣男生成長的重要經歷。首先，我一直覺得「髒」是大多數男生共通的特色，如果一位男生太愛乾淨，其他男生會覺得他像女生，覺得他娘娘腔，甚至覺得他就是同性戀。因此，在男孩的成長過程，「髒」是受到允許的，至少男孩的髒不會遭受責備。我當兵的時候，發現有些男生不喜歡洗澡，尤其在夏天所散發出的汗臭臊味，竟也可以自詡為「男人的味道」。因此，比看誰最髒也可以成為男人之間的一種競賽。其次，「髒」除了身體形式外，講髒話更是一種男性「髒」文化最直接的展現方式。髒話又稱做「粗話」，粗俗、粗鄙、粗野、粗暴，雖然字面看來都是負面，但這些形容詞，何嘗又不是來描繪這些罵髒話男人的形象。粗話的性別結構，反映出更深層的兩性雙重標準------男人是強者，說話自當「雄」辯滔滔、理直氣壯（周華山，2000）。粗話所呈現的性別結構是男上女下、男尊女卑的權力關係，粗話中的性意涵更傳達出性是男人的特權。尤其是台語的髒話內容，在在反映出性別歧視的社會結構，充斥著女人的性器官與女人受到支配的性行為的語言暴力。而且，透過罵髒話的過程，許多男人間接詆毀與貶抑女性氣質，進而印證其男性氣概與男性「哥兒們」情誼，但不准搞同性戀。 有女性主義者表示，當有人對你罵「幹你娘」時，應該有所回應：「幹你老爸」。「幹你娘」，表示你娘是被幹的，而「幹你老爸」，聽來不順耳，因為沒聽過，自然挑戰那些常罵髒話男人的聽覺習慣，也傳達了男人並不是只有「幹人」的權力，也有「被幹」的義務。然而，罵髒話絕對不是一件好事，更不是男人特權。既然「髒」了，就得清洗消毒殺菌。 娘娘腔的小龍女 在我讀幼稚園、小學之前，性別特質對我自己來說是沒有衝突的，就像是一個小孩子，比較是屬於無性別概念，不管他穿女生或男生的衣服，大家都覺得很可愛。當我開始讀小學之後，我開始覺得我必須學習做個男生，因為我有「小雞雞」，同時也發現班上大部分的同學覺得我太像女生，也許是我說話太小聲/女聲、動作太像女生。小學時，我最怕上說話課，害羞的在講台上只是抿著嘴巴不說話，我想說的話就會寫在日記讓老師瞭解。我手裡也經常拿著手帕，而且很愛哭。我也害怕上體育課，不知道是自己真的沒有運動細胞，還是老師教學無法照顧能力不足的學生，有些體育老師只覺得我很「秀氣」，或是覺得受不了我的動作。當時我也不知道同學們為什麼會如此認為，因為我一直認為我是男生，也從來不覺得我像女生，更沒有變性的欲望。這樣的性別特質，使我在小學時就跟同班的男生難以相處，因為男生喜歡球類運動，或是喜歡去鬧女生。而我比較喜歡跟女生相處，像是一起寫功課、聊天、玩紙娃娃，因為我覺得跟女生學習的機會比跟男生學習的機會多，同時我也覺得女生比較體貼與溫柔，因此，我覺得我的陰性氣質應該是跟女生學來的，像是細膩想法與感情表達。而跟男生接觸比較少的原因，是因為我碰到的男生多少有點粗暴與暴力傾向。不過，小學時因為成績優異，自然可以彌補這些受到性別偏見的「缺陷」。 而國中對我而言是悲慘時期，除了承受聯考壓力之外，還要面對與挑戰同學對我的性別偏見。如果你在班上是個娘娘腔，但是你的課業表現很優秀，那就還好，因為你的功課很好，老師會稱讚你，同學也會仿效你。很不幸的是，我剛好處在A段班，大家都很優秀，所以我的性別特質就會凸顯我是多麼不正常，同學們還幫我取一個綽號：「小龍女」。從小學開始，我習慣進女生的隔間上廁所（當時還是女男廁合一），因為密閉的空間較有安全感。因此，卻也遭來國中男同學的偷窺，想知道我究竟是不是男生？（我還記得他們真的是爬上廁所隔間牆面，向我嘲笑、潑冷水。）但，我比葉永鋕幸運而存活下來。記得有一次國中班會的討論主題是：「洪文龍怎麼那麼像女生，那麼娘娘腔？」班上的男生覺得我太女性化了，班上的女生覺得我不夠男生。（這個時期我無法跟同班女生相處），大部分同學都覺得我是「怪胎」、「人妖」。當時的處境我沒有能力為自己辯護（也許是因為還沒有受到女性主義啟蒙），只是覺得非常沮喪，但是我始終認為我並沒有錯。 不過上高中時，局勢有些逆轉。那時候班上有些較較「不女性化」的男同學，對我的人格特質有些意見；但是也有一些男同學是比較「不陽剛的」（包括我在內），我們平常一起讀書、聊天、吃飯，我們玩笑似的幫彼此取「＊嫂」、「＠媽」、「！姐」、「＄婆」、「％娘」之類的綽號。有時這兩大陣營彼此互相較勁，通常我要是覺得教室太吵，就會走到講台前，擺出妖嬈的姿勢，請同學安靜。至少有一個支持團體，我覺得衝擊性就稍微降低一些，這樣的情形使我漸漸找回自信。 我經常在思考：為什麼大部分的人為對一位娘娘腔男孩感到緊張、焦慮、不安，患有「娘娘腔恐懼症」，甚至憤怒而產生暴力事件？王家豪(2002)巧妙挪用Rubin的性階層理論架構所形成的性/別/慾階層系統。他認為娘娘腔男同志落入這個系統最底層，因為他同時逾越了性別與性慾特質的規範。他也發展出一個男同性戀性/別階層系統，娘娘腔亦是落入罪邊陲地帶，偶而娘娘腔可以瞞天過海進入性中層。娘娘腔與男同性戀變成是一個具有「缺陷」而失敗的男性，並成為男孩取笑與排斥的對象，而男生則將嘲笑做為去除自身取性氣質的儀式(畢恆達，2000)。 因為我陰柔的言行舉止（文化）放錯男人/陽剛的身體（天然）。人坐錯位置總會不安的。因為娘娘腔有損男性氣概本質，傳統男性氣概的建構極力撇清跟娘娘腔關係，同時，娘娘腔的女性氣質錯置在男性身體，對傳統男性氣概是一種挑釁與挑逗，也造成傳統男性氣概對於女性氣質更加詆毀，暴力因此就產生了，實在是因為他們無法忍受。 1980美國精神醫學協會刊物「診斷與統計」手冊，將「幼年期性別認同錯亂」收入診斷項目。只要小男孩「經由扮裝或模仿女性服裝、或強烈渴望參與女孩玩的遊戲與消遣，展現對歸屬女性的刻板行為偏好」，就需送去矯正與治療(Sedgwick，1998)。而且也有美國精神醫師認為，娘娘腔就是因為在童年時沒有其他男性可以模仿，產生男性性別認同錯亂與障礙。如果以這樣的準則，我是不是應該要去矯正與治療了？因為性別特質出現病變？但是，我可以非常明確的表示，我實在是沒有性別認同的問題，而沒有變性的困擾。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只是一個不一樣的男人罷了，他人沒啥好緊張與焦慮的。娘娘腔男孩自己很確定自己的認同，不確定的是那些質疑娘娘腔的人。如此說來，需要矯正治療的應該是那些對娘娘腔男孩恐懼與不安的人囉！而且，我認為娘娘腔男孩如果在成長過程沒有「男性典範」可以模仿，那大可尋求其他的女性或母親，成為仿效對象。 Bergling(2001)認為歧視娘娘腔是一種貶抑女人的表現。而娘娘腔被視為是女人，進而仿效女人為其性別角色典範，也算是一種向女性氣質靠攏，產生女性認同。即使娘娘腔如同女人處於邊緣位置，亦可運用這種對女性認同創造出邊陲中心，與主流價值抗衡。正因為如此，我有一種對母親的認同，對女人的認同，因為我的娘娘腔氣質，「污辱」了傳統男性氣概。而傳統男性氣概就是因為太傳統，想要改變他實在費力，還是自我另尋認同。進而，我「不男不女」的性別特質逐漸獲得一些女性朋友青睞，因為她們覺得我不像其他陽剛的男人具有「威脅性」；同時，我在女性主義論述找到支持力量，足以肯定娘娘腔氣質，也足以鬆動那頑固的父權體系。畢恆達(2003)認為，娘娘腔可以形成性別意識，是因為他們因其性別特質不符合社會性別規範而受到社會的歧視與壓迫；是因為娘娘腔恐懼症根源與憎惡女人分不開；是因為娘娘腔經常與女性一起遊戲、相處，一方面有比較多傾聽女性經驗的機會，一方面也有較多接觸女性主義的機會，進而與女性結盟；是因為女性主義論述對於傳統男女刻板角色界線的批判，有助於去除娘娘腔的污名。從受到污名的過程中，從「不像個男人」的性別認同建構中，我漸漸喜愛自己的娘娘腔，而使其正名乎！即使在同志圈與異性戀男人圈都有娘娘腔恐懼症，拒「C」情節，但畢竟我還是找到支持與認同力量，足以展現「男人」其實可以有多元樣貌，而不是單調呆板的傳統男性氣概。套一句電視飲料廣告詞吧！多「C」多健康唷！ 現在的我已經不罵髒話了，因為我不怕別人說我是娘娘腔，我只想對他們說，我可男亦可以女，非男亦非女。隨我所想。 好男才不當兵∼ 大學畢業以後服兵役進入軍隊，對我來說又是一大考驗與衝突。在當兵之前，我已經接觸過女性主義，自然無法接受軍隊的訓練方式。當兵的意義早已有了新的建構，他在文化上嚴然已經成為當代男性的成年禮儀式，為父權社會訓練一批又一批準備接班的成年男性(秦光輝，1997:28)。基本上，每一個當兵的男人都必須接受一套制式的訓練方式，從外部的身體（肌肉）到內在思想（異性戀），必須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性別歧視的、異性戀的），否則，將被視為不是男人，而受到長官與同儕譏笑。軍隊本來就是一個強調暴力的機構，在軍隊的許多設計中，透過各種物質與精神上的獎勵與處罰來強調攻擊、戰鬥、勇猛等男性特質(秦光輝，1997：8) 。悲慘的是，我正好無法符合這一套訓練方式的要求，從行為舉止（聲音與動作）到怪異的想法（女性主義），我常處於一種格格不入的狀態。軍隊長官會因我的陰柔聲音與動作，而對我嘲諷，甚至當眾羞辱：「動作不要那麼扭扭捏捏，像個男人點。」他們口耳相傳，後來連其他連隊的軍官都知道我的存在。看到我的時候，他們就突然故意改變音調，用很嬌嗲的口吻說話來取笑我。而跟軍隊父權體制的男性形象最不一樣的就是娘娘腔男人了，這些動作輕柔、腔調嬌細的族群，在軍隊中往往被男人視為非我族類的異種，對於軍隊父權體制既有的男性形象更是造成了嚴重的挑戰，他們往往飽受歧視，受到污名化(秦光輝，1997：53)。 同儕們為了要得知我究竟是不是男人，一窩蜂的偷看我洗澡。軍隊裡的洗澡，營造了一個可以容納多數人節省時間的空間，同時意味著，所有男人坦誠相見，共處一室，除了淨身，更可以觀察他人的身體，增進男性「友誼」與「同袍之情」（洪文龍，2000）。起先，人之常情，我當然反抗到底（洗澡總是戰戰兢兢）。後來實在抵擋不住這些男人的力量，索性就讓他們看個夠（不過，我不覺得我吃虧）。這些自認是百分之百的異性戀男人，竟然會對另一個男人的身體產生興趣。當然，他們是想看看我是否具有男人的陰莖，以確定我真的是個男人。這些觀視的方式呈現出多數男人的重感官層次，重點不在自身的感覺與身體的意識，不在於欣賞其他男人的身體，而在於自己或他人陰莖本身，男人的身體等同於陰莖，陰莖大小等於性能力，而性能力代表異性戀關係中的權力（洪文龍，2000）。然而在看與被看的過程中，雖然我是他們觀看的客體，我卻能因此產生自信，因為我的身體完全掌握了他們視覺偷窺的欲望，主客體似乎因而易位。軍隊，這樣一個生理女性被認為理所當然缺席的場域(去女性化)，男人壓迫其他男人成為性別權力關係中的主要焦點…「男同性戀者」與「娘娘腔」則被視為會瓦解戰鬥力與消滅士氣，他們被質疑的共同來源便是男性氣概文化中女性氣質的危險本質(裴學儒，2001)。 當兵的最後半年，我把自己化做一架女性主義形式的攝影機，觀察其他軍隊男人的性別意識與男性文化，同時也觀察自己。軍隊訓練建構的是異性戀男性氣概，呈現出女人的性別歧視。雖然強調同儕間的同性情誼(homosociability)，但對於男同性戀產生恐懼。軍隊不只是形塑所欲的男性氣概，而且也建構性別關係的秩序（Morgan，1994）。因此，當兵的過程，實在是提供我一個最佳的體驗父權男性文化的環境，它本身就是一個製造傳統男性氣概的超大型機器。 我最深愛的女人---母親 民國50∼60年代，台灣有很多已婚男人去跑船。當時，我還是憑一張照片，才知道爸爸也跟著一群男人跑船去了，而且必須長年在漁船上度日。因此，在我小時候的成長過程，爸爸是經常缺席。而當爸爸去跑船之後，媽媽就自然成為戶長，這也是我在中學時看到戶口名簿上才發現，戶長欄的確寫的是媽媽的名字，直到現在。所以，自我有記憶以來，家裡經濟都是媽媽一肩挑，憑她個人勞力來養活我跟姊姊兩人。即使爸爸跑船回來，媽媽已經是家裡經濟的支柱，無人可以取代。因此，我覺得我從小到大是「長於婦人之手」，母親的成長經驗倒也為我的性別意識埋下種子。 Christian（1994）的研究發現，反性別歧視的男人早期生命經驗經歷了遠離傳統性別期望，其中包括了擁有一位強勢的母親，而且是在支薪工作的母親，承擔家庭經濟。能夠經濟獨立的女人，自然在家庭中擁有一席之地，母親這樣的角色，的確深深影響我對職業婦女的敬佩。誠如畢恆達（2003）所言，男性是因為發現了社會中或是身旁女性受到歧視與壓迫的經驗，才讓他們開始反思性別的問題，同時，男人再關心性別平等時會因為與女人的關係，使其利益衡量變得更為複雜。嚴格說來，我也是到大三修了女性主義課程後，才漸漸試著瞭解母親的生活與想法。幾次跟母親聊天的過程當中，發現她在小時候就已經開始工作承擔家計，這因為如此，她也的確喪失就學的機會與權力，她覺得那是她這輩子最大的怨恨。婚後生子，我與姊姊自然是她的重擔。比較有趣的是，媽媽固然怨恨年輕時失去就學機會，她在家裡的地位，因為賺較多的錢，遠遠超過爸爸。她現在規劃明年退休後想去念補校，充實自己。 我覺得直接對一個男生談女性主義，就像是給他一個炸彈，結果可能是兩敗俱傷。所以，何不嘗試瞭解這個你曾在她的子宮住了10個月的女人？除非你是剖腹生產，每一個男人都是通過母親的陰道來到這世界。也許你對她很怨嘆、憤怒，也許你對她很依賴，當兵時還躲在棉被哭著叫媽媽。做孩子的我們，特別是身為男孩的我們，長久以來，就被訓練成不必去懂、不必去欣賞母親那一套女人邏輯（蔡詩萍，1998）。我常覺得的「母以子貴」的同時「子也以母貴」，母子之間有時像是一對情人。如果「戀母情結」也是一種通往女性主義的途徑，why not？不過，要讓兒子真能體會母親的性別經驗，對女性主義論述的理解是必然條件。 女性主義的魔力與魅力 進台大就讀時，社團有個男生企圖教我怎樣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比如說走路、說話、站姿，他就建議我到空曠的地方，尖叫、吶喊，把聲音給喊粗，這樣就會比較像男生。但是如此反而讓我覺得更不像自己，不但學不了「男人本色」，自己原有的特質也會消失，猶如邯鄲學步，所以我放棄尖叫、吶喊。大三時，因為要編系刊，主題為女性主義，因此修習外文系劉毓秀教授的「女性主義思潮」，但是卻遭系上男同學譏為「男人的叛徒」，女同學對此多半也不敢苟同。而在女性主義課的班上，真正選修的男生可說鳳毛麟角，我彷彿來到了一個全女人的國度，男生頓成弱勢族群。毓秀也直言，這門課是為女生而開設的，但也歡迎男生選修。有些修課的男生覺得毓秀太過激進，例如：公婆不是「父母」、國防部長應該由女人擔任、回家是「危險」的路，但是我覺得是「勁爆」。就像王浩威（1998）所說，從來沒有在傳統意識下的男性，敢去展現自己的傷口，如何去探視自己的傷口，以及自己不是那麼「男性」的經驗，也就成為男性自我解放的一種可能性。問題就在於多數男人是不願面對自己的傷口，甚至掩蓋。而毓秀企圖扭轉傳統教學的教室性別政治，反客為主，使得傳道主體是女生，男生在這堂課似乎就顯的不太重要，好像逼的男人需正視父權帶來的傷口，無論男性或女性。不過，奇怪的是，我並不因為如此而感到自己受到忽略。也許，當時自己的性別意識極為薄弱，對於自己被放在教學的客體位置並不以為杵，反倒是被毓秀另類的性別思考方式所吸引，覺得她有某種魔力。之後就讀美國Rutgers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對我來說亦是一大衝擊與新奇。這一次我真的是完全進入女性主義的領土，從所長到秘書，當時我是唯一的生理男人（還好系所預留一間男廁）。而我，一個東方男性，從台灣來到美國東岸唸性別研究，在種族與性別的交錯吸引（我覺得是異國的意亂情迷），教授與同學們對我也多幾分神秘與好奇。我不敢說系上所有教授的性別意識皆為一致，但是性別研究為其他科系對性別議題有興趣的老師所組成，而Rutgers為一綜合性州立大學，學生背景自然展現其異質與多元，再加上系上的教授多賦有女性主義精神，接受挑戰與被挑戰，包容異己 。而班上女同學們更是有趣。她們都對我表示極大善意，也很慶幸有男生願意來唸女性研究，或許是因語言弱勢，課堂上我多半以傾聽來了解班上這群生命經驗豐富的女性。班上除了女生與男生之外，還有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除了白人、還有黑人、黃種人、紅種人，也包括單身、已婚，離婚的女人，以及老婦人。我的學習環境混雜而多元，含蓋性別、性取向、種族、國籍、階級與年齡的多元異質。 但這也正好說明了女性主義異中求同的基調，深深為其魅力所著迷。 而我一個男生，可以與他們一起討論月經、懷孕、墮胎、色情與性，這些似乎是我以往的生命經驗無法去體會的。但作為一個女性主義的學習者，應是先跳脫自己的性別位置，去傾聽與了解另一個性別的生命史。 Christian（1994） 就認為女性主義在反性別歧視男人的成年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受到身邊女性主義者的影響，強化了他們早期非傳統的性別經驗。畢恆達（2003）也指出，性別意識不是一個人關在房間經由不斷內省就可以獲得，要經常受到女性主義論述的啟發與影響。畢恆達同時希望，男人身邊的女性顯著她者是女性主義者時，對男人產生影響，讓男人不得不認真面對女性主義論述與實踐。修習性別課程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先內在革命一番，經由對傳統性別價值觀的反思與反動，才能夠理解既有性別結構的問題與不平等，進而除去自己心中的父權。有趣的是，從修習這些課程中，我倒是印證了日常生活的性別經驗，因為我恰好是不符合傳統男性角色與期待的男人，而且我也找到了支持我生命的力量與能量，使我有自信與能力做我自己（Be myself!）。 從幼稚園開始，我的一切的性別行為與經驗，總讓人感到不舒服與不習慣，因為我的生理性別男，與社會對我的期望完全無法搭配，而造成大多數人的緊張與不安，甚至惹來了莫名的性別暴力。 記得，在Rutgers有一次我寫一篇關於profeminist男人 的報告，主要探討他們的性別認同與女性主義經驗，自然引起班上同學與教授的討論，我幾乎無法招架她們的質疑（只怪我英文太爛）。其中一個同學向我建議為什麼不試著分析 profeminist masculinity呢？對耶！就是這個 profeminist masculinity。這個用詞使我了解女同學們並不排斥男性氣概，她們要的是支持女性主義的男性氣概（反對性別歧視、種族歧視與反對恐同症）。正因為我的生理性別是男人，正因為我想呈現出女性主義的男性經驗與觀點，從那時候起 （1999年春） 我開始對men doing feminism 這樣的議題產生興趣。因此，在學位實習計畫（practicum）中，我選擇了紐約當地的男性組織NYMAS---New York Men Against Sexism，參與他們的工作與活動。 NYMAS與白絲帶----男性運動與男性成長團體 在實習的過程中，我發現美國至少有上百個男性團體。Clatterbaugh（1997）依據美國男性團體對於男性氣概的理解以及對女性主義的回應，將美國男性運動歸納為八個陣營：保守派、支持女性主義（profeminist）、男權主義（men's right）、神話詩學（mythopoetic）社會主義、男同志、黑人、福音教派（promise keepers）。profeminist陣營反對保守派所認為的傳統性別角色在文明社會即使不是自然就是必須的，攻擊性別歧視是他們主要目的。而在profeminist陣營還區分兩個流派。其中一個是激進派，主張父權體系是男性透過暴力威脅來支配女性，並從中獲利。他們也主張性別歧視使得男人受害，男人因此無法有完整人格。另外一個流派是自由派，他們強調每一個個人，包括男人與女人，都有相似的潛力與享有平等價值與權力。男女之間得差異是因為社會角色受到刻板印象所限制，而社會正義發生是因為個人權利遭到否認。兩派面對女性主義都以組織意識成長（consciousness-raising）團體來回應，他們雖各自獨立運作，但也能分享女性主義一些信念以及做為男人的女性主義掙扎與奮鬥（Clatterbaugh，1997）。另外，Messner（1997）指出美國男性運動的不同流派可以從他們對於男性氣概所採取的不同立場來加以分析與定位。反女性主義（如男權主義）、反父權體制（如profeminist men）、種族與性傾向認同政治（如黑人與男同志），這三個基本立場形成一個三角形，各個男性運動陣營則再三角形內分別盤據一地，彼此互相角力 （洪文龍，2003）。Messner（1997）同時認為激進派的profeminist men陣營已經較少強調男性氣概的代價，而轉為強調男人在父權社會的特權，性別歧視是一種男性優越體系，支配著女人。 基本上，NYMAS是一個支持女性主義的男性運動組織（profeminist men’s movement），其宗旨為消除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同性戀恐懼症與製造性別壓迫的父權體制。他們認為站出來挑戰男人既得權力與優越感是他們的責任。他們也認為傳統男性氣概是一種迷思，為男權社會所強化的社會建構。他們試圖終止男人的暴力，並致力於性別平等。他們相信藉由傾聽女人的聲音、體會女人的經驗，學習女性主義，才能建立性別平等的社會。NYMAS核心人物Michael-David Gordon，他是一名黑人男性，職業為高中老師。他們主要的活動為結合當地婦女運動，到大學舉辦工作坊傳播性別平等。這個組織規模小到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完全是紐約男人自發性組織一個男性團體，來從事性別平等工作。其他profeminsit男性全國組織有NOMAS---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n Against Sexism 與美國男性研究學會，他們每年都舉辦男性研究研討會，議題包括種族、階級、性傾向等等。如果，從美國男性運動的歷史來看，基本上是一種對女權運動的反思，就不難發現為什麼要以女性主義作為分野的原則。因此，我不但對於美國蓬勃的男性運動感到讚嘆（當然，相較於女權運動，男性運動是隱性的，不外現的），對於NYMAS的組成與活動力，更為感動。不過，Goldrick-Jones（2002）指出 profeminist男人組織遇到的難題，對外如何取得女性的女性主義者信任? 對內如何處理路線之爭，是要採取自由派還是激進派？如何處理男人之間的多樣性，如何吸引不同階級、種族、性取向男人參與？男性團體規模是全國性還是區域性之爭議？這些都是他們面臨的問題，也急需解決。 美國在1970年代已經悄悄展開一股男性運動，組織屬性多元的男性團體。Christian（1994）的研究也顯示，反性別歧視男人有相當比例是參與支持女性主義的男性團體，並在其中接觸女性主義。至於台灣呢？2000年夏天，我擔任台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一職，正好趕上台灣的白絲帶運動（1）男人參與終止性別暴力運動的籌備工作，並由畢恆達教授主持。因此，白絲帶運動對我來說是一個偶然與巧合。這個源自於1991年加拿大性別暴力的社會運動， 2000年11月25日台灣首度響應，而且是由兩個不一樣的男人發起與推動，真是令人興奮。首先，我必須解釋白絲帶運動的白色，基本上白色象徵平等，放到這個運動的脈絡中，自然是強調性別平等。而白絲帶運動的宗旨，是強調男人參與，因為過去的性別暴力論述中，都是強調女人的自保策略，好像有問題的都是女人。然而，當施暴者90%以上為男人時，我們不得不思考其中的性別結構之問題，男人更不應該自外於性（別）暴力的社會事件。白絲帶運動即是希望男人能主動參與，不再對其他男人的性別暴力表示沈默。即使自身並無施展暴力，也應該去思考暴力的來源為什麼幾乎是男人（女人是禍水，男人是禍根？），與現有的性別文化中的不平等之處。台灣的男性運動—白絲帶，終於在世紀之交展開與推動，也許他將成為台灣的性別史中，具有劃時代的指標意義。當然，台灣的婦運推行至今，受其正面影響的男人的產生，是自然趨勢。但是，這不意味著台灣男人的性別商數（gender quotient）很先進。雖然目前也有些男性團體成立，例如紳士協會、娘娘腔關懷協會、中華21世紀男性成長協會、Masculinist，但是他們較關心男人個體的成長與福祉，與女性主義對話不多，也沒有與婦女運動結盟（畢恆達，2003）。這些團體固然使得男人開始關注女性與家庭議題，但如果沒有適度引進女性主義概念，很容易成為男人集體發牢騷，認為男人因為女性主義而失去既有權力。這也是美國profeminist與men's rights兩派分道揚鑣的原因。2000年白絲帶運動只是一個開端，希望把台灣的各個profeminist men 組織起來，共同來挑戰性別（性傾向）歧視與父權體制，應是白絲帶運動的最終希望。 奶茶與蛋糕-----男男自語 台灣有愈來愈多的性別研究者覺得男人不能從性別改革中缺席，女性研究者也大都鼓勵男性研究，不認為這是和婦女研究搶資源，前提是男性研究要能夠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出發。此外，女人不斷的反省自身性別經驗，參加性別演講閱讀與運動，然而多數男人漠不關心，無論是性別課程或演講觀眾仍然是以女性為絕大多數，男人似乎仍然覺得性別議題與己無關導致男女之間的觀念差距愈來愈大。男人實在應該更為深刻反省自身在性別結構中的位置，以及自己如何從中獲益。就像白人以為自己沒有膚色，稱其他人種為people of color，同樣的男人也往往看不到自己的性別，看不到男性角色所帶來的好處。因此我們需要男人與男人一起交換經驗，共同討論、反省、進而建構新的性別觀點。1970年代，為了回應婦女運動，美國出現各式各樣的男性團體，反歧視男性團體成立的原因，不外是男人也感受到性別歧視也帶來情緒痛苦，以及面對激進女性主義者的挑戰（hooks，1998）。然而在台灣始終沒有與女性主義對話的男性團體出現。 去（2002）年九月，我主動向畢恆達老師提起是不是應該組織一個支持女性主義的男性成長團體? 男人對於女性主義的回應，不應該在2000年白絲帶運動之後就終止了，而是要有積極的行動才是。起先，我真擔心沒有男生願意參與談論性別議題的男性團體，因為很少有男生真的願意分享生命經驗，有些男性團體最後不知要談什麼，就不了了之。但是在畢老師的號召之下，我們的確組成了一個小型的男性讀書會，暫名為「男男自語」。我們成立讀書會的目的，包括理性與感性。除了知識的成長、建立新的性別觀點的功能，也有情感交流的目的。活動的內容包括閱讀重要的性別/男性研究經典、文章，看紀錄片或電影，然後分享觀影經驗，每次找出一個男性成長經驗的議題，例如阿魯巴、體育與運動、身材、尿尿比賽、看A片等等，分享經驗，也可以以當時社會的性別事件進行討論，可以討論兒童繪本、討論漫畫、討論流行歌曲，並與台灣的性別現況連結。 無獨有偶，我意外發現王勇智（2000）與鄧明宇（2000）在其碩士論文都提到他們成立一個男性成長團體的經歷。王勇智（2000）認為這個男性團體的成立是因為在課堂上講到女性主義與男同志論述，發覺到自己身上的異性戀男性的位階面臨挑戰，他感覺到身為一個異性戀男性，似乎找不到自己的價值，他想捍衛這個身分，想替這個身分找到台階下，或能更夠有自己站立的位置。而鄧明宇（2000）也表示在他所就讀的研究所，關於女性與同志的聲音是很能被聽見，長期在這個社會上所經歷到的壓迫，使她們身上被壓抑的部分，在這個較沒有壓迫的空間裡，較容易被「大聲地講出來」。可是做為一名男性，一個被認為是父權社會底下的既得利益者，多半是無言的，除了抵抗被指為壓迫者，在課堂上似乎沒有值得說的。從他們的文字，我可以感覺到一個異性戀男人成為「弱勢團體」，受到的威脅與面臨挑戰，甚至以些恐懼。但是，我要問的是，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 如果只是在研究所內他們就能感受到，做為一個「弱勢團體」，所失去的價值，那麼其他女性與同志當他們在研究所外，所面臨到的性別歧視與性傾向壓迫，相信不在王與鄧之下。因此，如果王與鄧兩人有同理心，應該質疑的是整個父權體制建構出的性別規範與關係，似乎每個人都受到壓迫。 王智勇（2000）也提到他們不想走女性主義路線，因為這樣似乎只會讓身上的男性部分完全消逝、放棄，可是又有什麼途徑是能夠通向找到男性論述呢? 他的疑慮也似乎呈現出當男人遇見女性主義所面臨的問題。不走女性主義的男性團體遲早會走到死胡同，沒有出路。女性主義論述對於父權體制分析的力道，兩百多年來已經受到驗證，也的確讓許多女性獲得解放。而許多異性戀男人多患有女性主義恐懼症，對女性主義怕而遠之，是因為女性主義正好刺到他們的痛處，不得不使他們正視問題。另外，王智勇也害怕身上男性部分會消失，我倒覺得如果真的有心探討性別議題，就先把既有的男性氣概拋棄吧! 那又何嘗不是性別歧視之下的產物，重新建構一套性別平等的男性氣概才是重點。 另外，鄧明宇（2000）也提及他們的男性團體有兩個特色。一個是酒，在團體中不可或缺的東西，生活中的苦悶在酒精的揮發裡才能獲得解放，酒成了引發男性情誼的一種重要工具，酒在男性文化當中，是十分重要的一部份，它是情感溝通的一個媒介，一個讓人可以藉著「醉」，來忘記身上角色的工具。酒，在台灣男性氣概與男性情誼建構中，確實扮演一個非常角色，許多男人借酒澆愁，借酒來談判生意，借酒來展現同一國的哥兒們情誼，更借酒來展現自己阿殺力的男性氣概。如果，男人的確可以因為酒精的作祟而產生壯膽力量，溝通感情與傾訴苦悶，然而酒醒之後，還需面對既有性別現實，酒精只能暫時麻醉而已。有趣的是，我的「男男自語」團體，聚會時也有提供食物，奶茶與蛋糕。因為我們的聚會時間為早晨，在進入當天主題之前，我們通常會先喝杯茶，吃點蛋糕，順便聊聊蛋糕圖案、口味、顏色，或是奶茶的種類濃度。 鄧明宇的男性團體另一個特色是，參與者皆為家裡的獨子。他表示身為獨子的經驗，讓自己承受了較大的期待與壓力，尤其在重男輕女的文化影響下，獨子必須背負家裡的責任。他覺得家裡能幹的母親，較為懦弱的父親，讓自己較為認同女性特質，往往和與母親有種情感的連結，而與父親有種距離，追求內在感性部分，厭惡大男人式的權威。他也認為他們的男性團體是某類男性共通的處境，為苦悶尋找出路的生命。我常覺得，因為重男輕女文化，獨子固然承受家庭壓力與期待，也的確獲得家中其他女性沒有的 權力，如果獨子真能清處理解自己在既有的性別結構中的位置與處境，是不是應該試著拆解男人女人同時受壓迫 的性別歧視的父權體系？既使強勢的母親背後，何嘗又不是在家庭犧牲自我而換取的權力地位。因此，獨子、強勢母親、虛弱父親，還是得需要女性主義論述的協助，才能真真看透誰才是性別結構壓迫來源，是父權體系，而非女性主義。否則，一個不與女性主義對話與溝通的男性團體，充其量只能算是男人間的牢騷，讓女性覺得這些男人「得了便宜還賣乖」，而且不更新既有的男性氣概建構，也尋找不出適當的出路。 profeminist男人的性別政治 說完了故事，接下來要談的profeminist男人所面臨的問題。首先是「名字」，是pro-feminist、profeminist、anti-sexist、male feminist、feminist？其次是自我內部的掙扎--性別特質認同、男性氣概、主體性。最後要談的是profeminist男人與其他男人或女人的關係。 以profeminist之名 從許多男性研究的文獻中，支持女性主義的男人的英文包括： pro-feminist、 profeminist men、anti-sexist men、male feminist，或者只是feminist。當我們提到feminist一詞，大多數人認為這個人的生理性別應該是個女人。因此， male feminist自然就標示出生理性別為男性。然而，我認為性別平等最高境界是當feminsit不再有性別意涵，男人女人都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者 ，表示出男人對於女性主義認同立場。不過，一個男人自稱是feminist總要承擔極大風險，尤其是來自於婦運團體的挑戰，這樣的男人是不是又想利用男人既得利益搶女人資源？而自稱anti-sexist男人是以反對性別歧視為立場，並非採取正面態度回應，Christain （1994）研究反性別歧視的男人即是。至於pro-feminist men，Brod（1998）認為採取這樣立場的人覺得女性主義是女人的、是為女人的，女性主義是預先存在的事實，男人只是站在支持的立場，男人成為婦女運動的附屬品，將自己與認同支持女性主義保持距離。但是pro-feminist預設男人無法成為女性主義者，一方面要支持女性主義，一方面又拒絕男人參與女性主義的合法性。而王雅各（2003）表示他長期關注的重點在於先想辦法讓男人profeminism，然後再讓他「變成」feminist men。他的自我認同是male feminist。我覺得在女性主義的運動中，男人應該採取一個支持與盟友的立場，既然是支持與結盟，自然是要尊重原有的主體feminist，feminist還是個女人，把profeminist給男人，因此我個人是比較喜歡profeminist，一方面保留pro-feminist對於女人自主性的尊重，一方面又不至於將此尊重轉成沒有生產性的依賴，他承認受惠於女性主義，但又堅持男人有權利與義務要在與女人合作之下，男人發展自己的女性主義政治，有意願完全投入消除父權（Brod, 1998）。 男性氣概再建構 Kimmel（2000）認為男性氣概牽涉到兩組權力關係，一組是性別歧視，也就是男人支配女人權力；另一組是同性戀恐懼症，異性戀男人對同性戀男人或娘娘腔的歧視與污名。這兩組權力結構在父權體制的運作下彼此交互作用，定義出傳統概念的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Pronger（引自James，1998）也提到男性氣概是女人與男人之間權力關係的策略，是父權異性戀利益的策略，這樣的權力關係呈現本質上壓迫結構與權力不平等，因為男性氣概建構來自於男性特質是受到褒揚的，而女性氣質是遭受貶抑。雖然Connell（1998）認為男人的優勢特權是他們在父權中的紅利(dividend)，但男人也的確在父權體制受害，因為男人必須壓抑女性氣質，而喪失表達情感的能力。對於profeminist男人來說，他們試著尋求與重新價值他們認為自己原本的女性特質。然而，假如男性氣概的本質是性別歧視與恐懼同性戀的，他們又該如何面對自己原本的男性氣概？因此，profeminist男人必須思考是否要去除原有的男性氣概？許多profeminist男人覺得唯一的一條路就是放棄既有的男性氣概其過程相當充滿罪惡感、痛苦、掙扎與矛盾（Pease，2000）。但是Seidler（引自May & Strikwerda，1992）認為大可以不必拒絕自身的男性氣概，但是可以重新定義。男性氣概沒有好壞問題，端視他如何定義？如果男性氣概以父權體制來定義，那就注定要性別歧視與恐懼同性戀了。因此，我覺得profeminist的男性氣概必須以女性主義觀點來賦予新意，並且重拾受壓抑的女性氣質。Kimmel（2000）就重新定義他的男性氣概，提出profeminist男性氣概的可能：反性別歧視，為女性平等爭取權力，支持同性戀，反對異性戀霸權，與反對種族歧視。他也同時提出當每一個人同時呈現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就不再具任何意義，這些都是人的特質，無優劣之分。James（1998）也描繪重構男性氣概的方式：不同性別之間對話與溝通、同時閱讀不同性別、種族、性傾向的人的作品、男人需放棄男性特權、肯定女性特質。 不過，有許多男性研究，都在解構男人傳統霸權的男性氣概，從批評現有性別研究到建立新的男性氣概理論，但缺少的是如何建立新的健康的自我理論（Cornish，1999）。profeminist男人在支持女性主義的同時，重構自身的男性氣概，兩個力量的拉扯、撕裂，在新的男性氣概建立之前，勢必先要逃離自我，因為原有自我也是受到異性戀父權所建構。而新的自我成形，在現階段似乎難以掌握與確定。就我個人而言，我總是在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兩者間的邊緣擺盪，因為我的性別特質被定義為娘娘腔。因此，我並沒有為異性戀父權所建構的男性氣概標準。這也是為什麼我要以給予我權力與能量的女性主義來思考，去追尋、讚揚與認同我潛在的女性氣質。在顛覆傳統男性氣概的同時，尋求一個具有profeminist男性氣概的男人，但這樣的典範是困難的。女人已經可以從女性主義經點找出許多典範，profeminist男人還正努力創造這樣的典範。 性別特質認同 受到女性主義的影響，profeminist男人試圖挑戰既有性別結構、放棄男人既得利益與男性自我中心、瞭解女性受壓迫的經驗。他們也試圖對抗霸權的與支配的父權，並擁抱女性主義。然而，profeminist男人要面對一個難題就是性別認同，因為他們是以生理男人的身體位置來思考女性議題。誠如Kabane（1998）所言，這些男人對抗父權體制，就是對抗他們自己身為男人的性別。再者激進派女性主義者認為所有男人都是女人的敵人。因此，當profeminist男人在討論女性議題時，他們並無法以他們的男性身體經驗來說來寫。假如一個男人說或寫女性主義議題時不能包含他自己的身體，他還能產生什麼？（Smith，1987）。另一個問題是profeminist男人也會遇到的就是要不要成為男人，父權所建構的男人？當他們在實踐女性主義時，還能夠維持男性認同嗎？他們是否一定非要「不是男人」才能解決這問題？Brod（1998）認為男性肯定（male affirmative）是支持女性主義基本要素。他也認為反男性論述是來自於反女性權力，而不是來自於女性主義。當profeminist男人試圖瞭解女性受壓迫經驗，並採取女性觀點，他們也是從女性主義學習來檢視父權與男性氣概。另外，profeminist男人也可能遭受懷疑是不是娘娘腔或同性戀？懷疑他是不是男人，懷疑他是不是娘娘腔，懷疑他是不是同性戀？這些懷疑正好反映出異性戀男性氣概的盲點，是男人就不可以是娘娘腔、同性戀，更不能支持女性主義，企圖鬆動profeminist男人的認同。但我們可以逆向思考，娘娘腔、同性戀、profeminist男人正因為遭受更多異性戀男人所無法經驗的性別壓迫，反而更容易對性別議題敏感，更容易接近女性主義（洪文龍，2003）。就我個人而言，當我在在思考女性議題時，我有時會想像自己是個女人。然而我並沒有女人身體經驗，像是月經、懷孕。但是女性意識又與女性的身體經驗息息相關。我採取的策略是先跳脫自己的男人生理性別位置，傾聽女人他們的身體經驗。我知道這實在很困難，但越困難還是要去實踐瞭解，否則男人永遠也無法體會女人要的是什麼。當然，我不是要認同「雌雄同體」，男女之外再去尋求第三種可能性。但我還要是說我是一個男人，一個female man，試圖連結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尋求深層的為父權所貶抑的女性氣質。這為了是要理解女人壓迫，並批評以生理性來建構性別認同。 是主體還是客體？ 在父權體制，男人處於主體支配位置，女人處於客體屈從位置。女性主義試圖顛覆這種性別歧視的主客體關係，即使不能進入男人中心，也企圖創造一個邊陲中心，與原有男性中心相抗衡。而當一個profeminist男人試圖接近女性主義邊陲中心，逃離原有男性中心時，他得面對另一個難題：可以成為女性主義思維的主體嗎？Schacht 與Ewing（1998）認為既然男人無法體會女人受壓迫經驗，就是這些操演專橫權威的男人，要為霸權事實負責，因此許多女人與男人拒絕男人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者的可能性。誠如王文典（1993）所言，正因為男人佔有較多的社會權威，闖入女性主義領域發言的男人，不管故意還是無心，都很容易複製了男女不平等關係，搶奪了女性在自家陣營裡的充分自主權。而Kimmel（2000）雖然認為男人不是女性主義思維的主體，女人才是中心主體，但他也指出假如男人可以以女性主義觀點來檢視自己的生活經驗，男人還是可以發展出他們的女性主義洞見：他們可以瞭解男人對女人權力掌控，他們可以瞭解男人在種族與性傾向上的差異，他們也可以創造性別平等，與女人可以共享利益與尊重差異。Harding（1998）認為男人可以思考他們自己或他人的信仰與行為是否符合女性主義標準，男人可以創造他們自己的女性主義思想，對於女性主義運動創造貢獻。Harding（1999）也指出從西方哲學研究來看，不少最具貢獻的女性主義思想家其實是男人，像是彌爾、馬克思、恩格斯，對女性受到宰制提供有系統說法。而且從她的女性主義課程，看到不少優秀的男學生與男同事，研究女性議題，另外，第三世界婦女觀點，也刺激她思考種族問題。Harding對男人是否可以成為女性主義思維主體，抱持肯定的態度， 藉助女性主義理論，男人可以思考女性女性主義者無法體驗到的性別領域問題，包括男人身體與男性氣概部分。男人可以獲得女性主義知識，藉由女性受壓迫集體觀點來瞭解性別權力結構，運用女人生命觀點來重新詮釋男人自己的生命。男人可以擬定女性主義洞見重新詮釋他們的生命與權力結構，事實上這也是男人的責任（引自Kahane，1998）。成令方（1999）對此觀點，呼應出這樣的思考。她將台灣的「男性女性主義者」分成兩類：一類是意識到女性處於不平等社會位置，只在口頭上或部分行為上對女性表達同情與支持；另一類是積極參與活動與採取行動，與女性主義者並肩作戰。但她又指出，女性最想瞭解的以及男性最能提供有助於對抗父權體制的知識，是男性所處的性別情境知識，而不是老是研究與探討女人處境。這樣的觀點，道出男人瞭解與研究自己的性別經驗的匱乏與偏頗。因為男人的訓練方式是把女人視為瞭解與研究對象，要男人以女性主義觀點剖析自己面對自己，這不但挑戰男人「自剖」的心理障礙，也顛覆了男人也可以成為知識研究客體。 就我個人而言，男人不一定要成為女性主義思想主體，profeminist呈現出男人與女性主義若即若離的關係，是親密盟友，各自獨立，不是彼此取代。我比較喜歡bell hooks的觀點：我不是女性主義者，我是提倡女性主義（引自Shepherd, 1998）。另外，女性主義就是要試圖打破主客體性別關係，因此誰是誰的主體，應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問男人可不可以成為女性主義的主體，到不如先問男人有沒有差異性？如果男人可以先瞭解他們之間的確有種族、階級、性傾向、性別特質的差異性，瞭解男人還是在壓迫比他更弱勢的男人，自然就往女性主義中心更進一步。即使到達女性主義中心，也未必一定要成為她的主體，畢竟男人還是男人，支持與實踐女性主義才是首要任務。 兩難 女性主義的男人除了內在心理認同掙扎，還需面對外部的挑戰，來自其他男人與女性女性主義者的挑戰。Digby（1998）就提到當他對別人說他研究女性主義，得到的反應是：你是什麼意思？你為什麼是女性主義者？你如何成為女性主義者？而對方可能會：沒有眼光交會、轉移話題、趕快離去。甚至男人覺得他是不是娘娘腔、同性戀？女人覺得他沒有男性氣概，質疑他的動機。Digby的經驗活生生點出profeminist男人所面臨難題，令人難以理解、女性主義者認為他是闖入者、另其他男人不安、不知所措、遭受譏笑、冷嘲熱諷、得不到其他男人支持、是不是又要以男人特權搶女人資源？男人被塑造成對女性主義產生敵意，女性主義又厭惡男人，男人要如何支持女性主義？ hooks（1998）認為敢誠實說出性別歧視與壓迫的男人，選擇反對性別歧視是他們的責任的男人，經常發現自己是受到孤立的。反對女性主義的男人與女人對他們不屑一顧，也經常受到婦運女性忽視，公開場合很難說出自己是支持女性主義。Kimmel（2000）也認為當男人致力於性別平等時，他會喪失公共權力，會造成profeminist男人與其他男人關係惡化。根據他的論點，這樣的情況有兩個原因：憤怒與不誠實。假如一個支持女性主義的男人告訴其他男人性別歧視與恐懼同性戀情況，他使得其他男人有些憤怒，認為他太嚴肅了。另一方面，一個profeminist男人如果不跟其他男人說性別議題，他又會覺得自己不夠誠實，不是活在自己的原則。 profeminist男人建構出異於傳統異性戀的男性氣概，強調男人總是與其他男人競爭，使得男人不易情感表達，他們也不願意維持男性情誼角色關係，試圖瓦解僵化而性別刻板的male-bonding，與他人保持距離，其男性氣概也受到質疑（Schmitt，1998）。這種建構過程，是否意味著認同女性主義同時，與其他反女性主義男人或女人區隔（Goldnick-Jones，2002）？但為了繼續對抗父權，他們也必須改變與其他男人關係，希望吸引更多男人參與婦女運動。Kimmel（2000）就覺得對profeminist男人來說，發現其他能夠分享政治感覺與情感並互動的男人，是相當重要。他也覺得能夠發現其他男人，無論異性戀或同性戀，政治上同意女性主義觀點，那麼這些男人就不必有「不誠實」感覺。但是最大問題就在於如何使其他男人能夠參與性別議題論。 如果男人並沒有女人在父權受壓迫經驗，他是否可以成為女性主義者？如果男性氣概是父權問題之一，男人可以成為女性主義盟友嗎？女性主義者是否要擔心支持女性主義男人會支配、指導女性主義？許多歐美女性主義者有這樣的疑慮擔憂。Pease（2000）就指出女人對於男性團體成立總是抱持懷疑態度，害怕男人面對女性主義時重新確認男人權力，同時隱藏男人權力，避免挑戰自身對女人壓迫。反性別歧視男性意識成長團體也受到批評，不經批判就接受女性主義思想，將女人視為政治正確來源。這樣的批評意指男人一旦接受女性主義啟蒙，男性主體就會跟著消失，男性認同就會產生問題。但是問題就在於既有的男性認同已經造成性別歧視與恐懼同性戀，那還有什麼時值眷戀？我覺得profeminist亟需努力的是創造另一套男性價值，而不是擔心原有男性認同消失。另外，歐美男性運動可謂多頭馬車，有男性組織支持女性主義，也有提倡男權的團體。即使如此，Hagan（1992）在其所著“Women Respond to the Men’s Movement”，書中大多數女性作者還是期待一個女性主義友善、支持的男性團體。hooks（1992）雖然認為當代美國男性運動還是著重在改善男性之間的聯繫，但對於profeminist男人還是抱持肯定看法。hooks不同意主流婦運認為所有男人都從男性特權受益，並厭惡女人；所有男人都是敵人，無法建立聯盟。她認為反男人策略顯示女性主義並沒有思考男人在種族與性傾向上差異。這種「分離主義」的確造成強化性別歧視與惡化性別關係（hooks，1998）。因此，她認為男人必須在女性主義奮鬥中扮演一個積極角色，女人需要的是一個成為革命性的女性主義一部份的男性運動。她更指出反性別歧視的男人在女性主義運動居一個重要位置：他們是女人的同志伙伴。男人對女性主義最大貢獻在於，他們可以反對與改變他們男性同儕的性別歧視（hooks，1998）。王文典（1993）也認為男人與女性主義之間是互補的盟友，男人可以利用在父權體制的有利位置，替新的性別意識開拓空間，並且丟棄目前將人依性別所作的兩極安排（polarization）的框架，追求多樣性的性別角色，強調男人之間的分歧，鼓勵更多男人走出傳統性別束縛。同樣的，Sterba（1998）認為因為男人過去涉入性別歧視實踐與機制，要他們對這些機制揭露與批評，是男人對女性主義好處。這些觀點明確指出女性主義者必須與共同承擔責任的profeminist男人連結。這樣的奮鬥，如同hooks（1992）所言，是要對抗在我們的文化中支配我們每一個人的父權體制。對抗父權體制不能只靠婦運，而是男人與女人共同參與的運動。只是，男人要如何與婦運聯盟，就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結論 老實說，profeminist男人最大的挑戰還是來自其他性別歧視的男人、不關心性別議題的男人。談到最後，亟需改變的還是男人，異性戀的、中產階級、漢（白）人男人。所以一個profeminist男人，就他個人本身來說，追尋典範與伙伴是相當重要的。典範可以成為學習模仿對象，伙伴則可以慰藉受到質疑的心理，發現還有其他profeminist男人，原來可以透過組織社群產生支持與認同力量。Kimmel（2000）覺得參與婦運的確改善他與女人、妻子、小孩的關係，生活因此更有意義與豐富。Digby（1998）的父親是一位溫暖充滿關懷的人，母親則教導他成為一個好人，而不是一個「男人」，在學術研究上女性主義成為他的學術政治認同，雖然他已經離婚，但這讓他理解性別歧視如何傷害女人以及異性之間的關係。Connell（1987）從自身經驗出發，異性戀男人還是可以不會為父權防衛：作為壓迫系統的受益者，還是可以看得到壓迫；異性戀男人與女人（包括妻子、情人、母親、姊妹、同事）有特定關係，也希望他們有好的生活，尤其是為了子女；男人之間也存在異質，可能因為現有系統而受害；性別關係無論如何總是不斷改變，男人不可能守舊價值不變；異性戀男人也還是有良知、感情、希望、分享能力，就等著被喚醒。以上五種可能，最重要的是如何讓大多數男人具有女性主義意識，否則如果男人沒有受壓迫經驗，他又該如何被喚醒？Schacht與Ewing（1998）提供四種方式：透過閱讀女性主義作品與真實傾聽女人聲音，尤其是女人受壓迫不平等待遇；男人必須問自己作為一個男人是否有壓迫女性？以何種方式？拒絕傳統的、壓迫他人的男性氣概，而是以女性主義取代；將女人的需求與自己的需求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他們認為當男人遵循這四種方式，可以教育其他男人，在男人之間建立一個女性主義社會變革基礎，也可以提供男人與女性主義之間的重要橋樑。不過，他們也指出這些準則不必然是唯一，必須依據不同男人的族群、種族、社會階級、性傾向而定，有不同意義與運作。這個觀點又可以呼應到Messner（1997）對於男性運動看法。他認為現在談論男性運動應以多元種族（multiculture）的女性主義觀點來看，才能瞭解父權體制權力結構是如何與我們所處社會機制層層扣連。因此，對於profeminist男人，他認為profeminist gay men of color是比較能夠整合種族、階級、性別、性傾向的壓迫體系，並且較易與婦運團體、同志團體、反種族歧視運動連結。如果再依據畢恆達（2003）研究，可以在Messner概念上加入娘娘腔，而成為profeminist sissy gay men of color。這樣的男人集性別結構弱勢之大成，負負得正的結果，反客為主，產生去污名認同（洪文龍，2003）。再回到男人要如何被喚醒，具有女性主義意識？Connell（1998）認為教育工作相當重要。他認為教育使得男孩關心優勢團體的行為對於劣勢團體的影響，如對女孩的性騷擾，以及優勢處境的代價，如對男孩的騷擾、男孩之間欺負弱小。尤其是對男孩的性別教育，需傳達出狹隘的男性氣概對於男孩的負面影響。但是他也透露出男性氣概教育工作之困難：為男孩與男人所排斥，尤其是那些急需的人、定義目的的困難、同事之間的嘲諷、與女孩教育計畫的關係的難題、物資與研究短缺。想這些困難也應是台灣目前所面臨到的。我覺得可不可成為一個profeminist男人，如果先天真的沒有受到性別壓迫經驗，後天的教育就得扮演一個相當重要角色。如果男人跟女人一樣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那就透過性別平等教育，讓女性主義是奶水而不是毒藥，把男人「變成」尊重性別多元與差異，支持與實踐女性主義。 註釋 （1）1989年12月6日，加拿大一名年輕男子因為向大學申請入學被拒，自認女人與女性主義毀了他的前途，於是攜帶槍枝進入蒙特婁Ecole Polytechnic大學校園工學院的教室內，將男學生與女學生分成兩邊，然後展開殺戮行動。十四名女學生被射殺，另外十三名學生受傷，他隨即舉槍自盡。兩年後（1991），一群加拿大男性希望社會能夠從這個悲劇中學習反省，覺得男性不應該再對男人加諸女人的暴力保持沈默，於是發起白絲帶運動。從11月25日的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開始佩帶白絲帶至12月6日，宣示男人「反對男人以暴力加害女人」的決心。這個運動已經由加拿大擴展到美國、西歐、北歐以及南非等世界各國。在加拿大每年幾乎有50萬人佩帶白絲帶。【回本文】 參考資料 Bergling,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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