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戀物癖 紀大偉，作家©版權所有 此文回應龍應台日前發表的一系列文章。龍文觸及的議題甚多，我只針對其中的「國家戀物癖」來談。通常戀物癖分兩類：有些人無法直接去愛女人的身體，只愛將慾望轉移至高跟鞋——這種睹物思人（或更堅決地，睹物而不必思人）的情結，是一類。有些人膜拜商品，是另一類。我將這兩類觀念延伸為「國家戀物癖」。第一種國家戀物癖，是不愛甲國而愛乙國的傾向；而第二種國家戀物癖，是把國家當神像一樣祟拜的習性。 第一種國家戀物癖，陪伴「六年級」的我長大。初中時，我不知如何去愛面目模糊的八○年代台灣，只好將慾望投射到遙遠國度——我愛讀三毛和龍應台（當時還看不懂張愛玲，太難）。這就好像一面吃泡麵，一面看電視美食頻道的幸福感覺。 國家戀物癖並非台灣的專利。人民和自己的國家脫節，改而去愛另一個國，在第一世界國家也是常見的現象。日本人追逐歐美時尚，不過日本並不會因此而面臨淪亡。但第一世界的國家戀物癖，到底不同於幾十年來在台灣盛行的國家戀物癖：日本人祟拜歐美，但他們仍被鼓勵去擁抱日本本土；昔日台灣人不得不向島外尋找愛戀目標，卻是因為當時不准直接慾望台灣本土。 龍應台二十年來的文章，可以讀作自異國的風景明信片——龍應台像三毛一樣，雖然不依賴圖像，但她們的文字比圖像更會說故事，像風景明信片一樣動人。 有人大概會問：龍應台除了異國之外，也經常書寫台灣——為什麼比作寄自異國的風景明信片？我的答案是：因為在龍應台筆下，台灣搖身一變成異國。看過國外出版社編印的台灣主題旅遊書嗎？書中照片以魚眼鏡頭拍攝，以濾色鏡片加強色彩反差，以誇張俯角製造懾人效果——照出來的風景，恐怕連當地人都認不出來。 龍文一再強調台灣很特殊。台灣被描寫成異國遊記中的觀光地，「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好像出產全世界第一好吃的拉麵。有時，龍文把台灣寫得太燦爛——比如，龍文主張台灣是中國文化的燈塔。但我納悶的是，如果台灣發射中華之光，那麼為什麼台灣、美國的文史哲學者大量蒐購引用大陸學者的簡體字書籍？有時，龍文又把台灣寫得太黯淡——比如說，台灣的年輕人很失落，對政局沒信心。但這種失落感並非只在台灣出現——在北京擁抱中國文化的年輕人豈沒有失落感？東京民眾對政局就有信心了嗎？ 如果採用龍應台鼓吹的國際化視野，會發現台灣的問題絕非「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台灣的問題，像國際連鎖店一樣在世界多國出現。 龍文主要在談兩件事：一，台灣在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不夠。龍文指出，在新政府上台之後，台灣反而更加不安。而主要亂源，是「認同政治」被濫用（把人貼上「本省人」／「外省人」、「台灣人」／「中國人」等等「認同」標籤）。二，台灣如何提升競爭力。龍文指出，要揚棄「認同政治」，放下心結，進而疼惜中華文化——然後台灣就可以在全球化競技場站起來。 但是，將台灣置入國際環境來看，就會發現：一，動蕩，並非只因為國內政權不盡人意，也因為全球情勢出問題。台灣處於世界經濟體系之中，只要第一世界的經濟一低迷，就受波及。二，「認同政治」的確危險，但它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試想美國的種族問題），目前並沒有任何國家成功馴服了它。要求台灣領先各國，解決認同政治的難題，恐怕是苛求。三，愛惜中華文化與提升競爭力並沒有必然關係。再說，一旦文化用來提升國家競爭力，文化就被化約為政權的工具，亦即路易．阿圖塞所言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這種機械式的文化，是我們樂見的嗎？ 之前提及的第一種國家戀物癖，是指身在甲國，卻不愛甲國，改而愛乙國的傾向。龍文的國家戀物癖有一點轉折：身在台灣卻愛異國，而這個異國正是台灣。亦即，龍文把台灣當作一個讓人大驚小怪的異國洋娃娃來愛。一如在旅遊圖文書中，異國觀光點不是被吹捧得太好，就是被責罵得太壞；遊客非去不可／遊客止步——只有這兩極而已。可是，當地住民其實活在兩極之間：家國並不必被高估，也不該被低估。 第二種國家戀物癖也在龍文出現，亦即對「國家」當作神像來拜。 敏感的讀者可能會追問：這個國家，是哪一國？是這一國，還是那一國？ 我是指任何一國。 在龍文中，國家是慾望的對象。不管執政者是誰，人民的愛與恨都投射至國家上頭。這裡的國家，是指運作國家的機制，而一般老百姓似乎是局外人。國家機器由政府領導人、官僚體系、商界代表組成，高高祭在神壇上；或許因為如此，龍文特別關切政府領導人和高級官員，而沒有多談老百姓扮演的角色。人民好像只有兩種選擇：要不是膜拜政府，不然就是揚棄政府。 彷彿人民只要蹲在神壇下面，仰望空中的封神榜就好了。 如果只知仰賴國家機器，人民的政治想像力就被綁架了。許久以前有人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根據這種說法，人民只要信仰宗教（任何宗教都一樣）就可以忘卻人間苦難，而不必親手改善自己的生活。在全球化時代、跨國企業凌駕許多國家的時刻，我們不妨也想想：國家是不是也淪為人民的鴉片？彷彿人民只要把一切都寄託在國家機器（任何一國都一樣），就可以理直氣壯忘卻自己的責任義務？ 國家戀物癖的人民只知期待兩件事：一，天賜明君；二，自己成為高官。一旦國家機器沒有政治強人領導，人民似乎就只能坐以待斃。但，許多第一世界國家都由昏君領導，為什麼這些國家沒有崩潰？這是值得思索的現象。此外，官僚體系成為人民參與社會的唯一入口，彷彿當不了官就無法參與社會的改革。「不要做大官，只要做大事」這句老話，至今仍然具有警世效果。 事實上，仔細觀察今日台灣以及國際社會，就可以發現：人民就算沒有投入國家機器，也可以另外尋得參與社會改革的可能。例如，「非政府組織」（英文為ＮＧＯ，如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無邊界醫療組織」）、社會運動，以及龍應台解讀為社會紅燈的集會遊行。這些國家之外的民眾力量，都已經深入民間，推動台灣社會的改變。如果沒有民間自發的女性運動和同志運動，如果這些運動仰賴政府領導，台灣目前的性別生態必然遜色甚多。 覺得苦悶嗎？或許你也身為國家戀物癖一族成員吧：一方面將台灣當作異國來愛，另一方面又愛國家機器。何不暫別神壇，親自參加一場社會運動的街頭遊行？說不定你的台灣生活就會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