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未來 柯裕棻，政治大學新聞系©版權所有 說來令人又失落又困惑，小時候「台灣」這個名詞有點危險，它有難以承受之重量，多說了會把人壓垮，誰都不能太關心它，太關心「台灣」的人全是匪諜應該槍斃。那時提到它的時候叫它「台灣省」，因為它同時隸屬於另一個不存在的版圖。後來，「台灣」變成一個令人激動的口號，從來沒有哪一個時期，「台灣」這個名詞如此意義深長，單單只是在廣場上喊著它就足以使人熱淚盈眶，只要看見「台灣的未來」這種字眼，就覺得白浪滔滔我不怕。而如今，恨鐵不成鋼的人多了，有人提起它就恨不得吐口水，「台灣」這個概念因此又成為揮之不去的夢魘。這個名詞從白色恐怖時期諱莫如深的政治立場，一路轉變為眾人認同依歸的焦點，而後又成為眾人慾望與怨念的客體，然而它總是承載這樣多的狂熱、矛盾與痛恨。 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台灣進行了十幾年的本土化運動，這個文化運動風起雲湧，從語言解禁一直到政治正確，從媒體言論和電視節目走向一直到鄉土教學，無不力求文化著根，務求將文化想像中渴慕的對象由美日中等帝國轉化為對自我的認識，將我們從痛苦的認同桎梏中釋放出來。這股能量非常大，因為這個痛苦太深長﹔這個長期以來遭受輕視的本土文化太生猛，因為它本是來自工農，來自下層草根。艷羨西方霸權或者傾心中國強權者看不起這個本土化過程，因為台灣是這樣一個鄉下地方，搞起建設來也沒有帝國的富貴氣，搞起文化來也不像人家威風凜凜。 這期間政治幾度動盪，人事更迭，台灣的政治結構在翻天覆地的民主化過程中重新洗牌，一九九六年的中共飛彈試射危機將這一波政治變革推上前所未見的頂點，做「中國夢」的人被迫清醒。同時，台灣的族群認同政治也在日常論述層面進行整飭，文化利益結合族群積怨，逐漸轉變為難以突破的意識形態，以至於族群認同議題每到選舉就成為兵家必備武器。但是，過了兩千年的總統大選之後，族群認同這張牌突然失去了魔力，因為當初本土化的願望幾乎都實現了，但是台灣的未來沒有實現，大家在失望之餘，逐漸從「台灣夢」的咒語中醒來。如今認同政治仍在日常生活中進行，人們還是談著本省人外省人的差別，偶而還是會互相瞧不起，但是大家都有點累，這種言論已經無法在公領域裡呼風喚雨，至多只會引起更多的不快和抱怨。 抱怨文化的盛行 我在認同政治最狂熱的時候回到台灣來，經歷了兩次總統大選和台北市長選舉，那幾年的確令人擔憂省籍情結和政治內耗，而文化政治也著實令人為其法西斯色彩感到恐怖，從媒體上得知的社會圖像同樣讓人疲憊無力。更令人擔憂的是「抱怨文化」，抱怨政治，抱怨媒體，抱怨傳統，抱怨認同，抱怨新的也抱怨舊的。一樣是不負責任信口開河，不假思索想罵就罵，這種態度一樣是政治生態循環的產物之一。 我們更應該深化抱怨為反思。換言之，面對社會文化問題不能只是毫無脈絡與史觀地說出想當然耳的歸因，甚至引用表面數據來證明自己，而必須確實觀察，確實接觸，並且有分析的脈絡與重點，同時釐清自己批判的對象，否則這種對象不清的批判只是情緒性地重新陳述問題，並且使問題無從解決。抱怨何其容易，但是有深度的批判才能有幫助。單單只從電視或報紙的報導來對台灣做評斷，恐怕失之片面，而且會誤以為再現即生活之本質，無法認清媒體和政治的相生關係，如此全面否定台灣的負面思維自然產生更多的抱怨。 去過了美國，我已經不再羨慕美國，因為那地方的保守封閉自大和階級差異令人驚心，種族仇恨更甚於台灣的認同問題。去過了歐洲我也才明白，這個古老的大陸那些輝煌的過去是建築在全世界其他殖民地更大的苦難與剝削之上，他們代表的理性哲學也不盡然是純粹精神的昇華和超越，反而時時將他們自己的道德標準擴張為普世的價值。在啟蒙之後，理性與科學一度成為他們自認優於世界上其他人種的合理化說法，並以此作為侵略的藉口。啟蒙計劃早已在西方學界受到質疑，並引起非常大的論爭。如果我們仍舊無法做歷史脈絡的觀察與反思，一味地將表象視為本質，擁抱歐洲為美好幸福的理想，卻說不清為什麼台灣必須像歐洲，這種國家地理常識似的思維萬一成為文化政策的施政方針，則我們將落入自己一廂情願擘畫的藍圖之中拙劣地模仿，在這種片刻的驕傲之下完成的文化建設能有多膚淺，委實不敢想像。 早年「繞著地球跑」這類型的旅遊節目非常受歡迎，因為它將外國的事物介紹給國人，簡單並且輕鬆愉快。但是這種對外國事務天真浪漫的理解和詮釋已經不足以應付台灣了，與台灣本土化幾乎同時發生的全球化浪潮將台灣捲入，網絡社會的全球生產體系日復一日複雜。台灣確實比十年前國際化了不少，這並不一定反映在街道名稱或者全民的英語程度上，而是人們聽多見多了，因此多了見識和經驗。拿著西方文化來做最高典範，挾外自重，已經無法於今日的台灣服人了。即使台北市的街道都學紐約街道那樣編號第幾大道，人們只會覺得荒謬而已。這是一般大學生都能夠明白的重點：對於西方文化典範應有合理的質疑，對歐美的文化霸權也應有足夠的自覺。 「中國」概念的轉變 解嚴之前，「中國」概念的官方定義不可撼動，解嚴之後，「中國」這個概念隨著「台灣」定義的改變而轉化，它有時清楚得令人害怕有時又模糊不清。「中國」由一個無庸置疑的文化傳統演變成為長存的政治威脅，如今更是台灣的痛點，許多台灣現存的問題都以「中國」為其顯現病徵。「中國」問題如今已經超越省籍或族群，而是文化經驗問題：如果不能明白為什麼「中國」使「台灣」疼痛，以及「台灣」為什麼需要更多的文化空間離「中國」稍遠一些，那麼就會說出「中國政府」與「中國」無關這種話來。「中國政府」每欺負「台灣」一次，就將「中國」推離「台灣」更遠一些。文化是深沉的力量，在政策上任何一種「大陸尋奇」式的表面解決都可能引起不小的辯駁。台灣的每一個人都希望「中國」問題早些解決，但是解決的方法絕對不是回到二十年前官方定義的文化傳統去，而是必須有新的共識和勇氣重新定義「中國」。台灣的國際形象是個國際行銷策略的問題，可以有一套執行的方法。但是台灣與中國的文化問題卻不能如法炮製，意圖以幾個以偏蓋全的口號來扭轉文化走向。「中國」問題不能以政府的文化政策來統一任何說法或論點，「國家可以決定一切」是威權舊社會的思考方式。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一九八○年出生的小孩，去年已經大學畢業了。我想，也許從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之間出生的年輕人是台灣的黃金世代。他們的特色是心思細膩、反應敏捷。這一代的年輕人成長於台灣局勢最和平物質最豐盛的二十年，這是台灣前所未有的社會條件，家庭電腦設備普及，網路流通使他們勇於發言不害怕異見，政治的不公不義減至最低，文化發展開始多元且蓬勃，全球化的風氣使他們熟悉外來文化並且不懼怕，本土化的風潮又使他們不自卑自己的出身。他們唱的歌、寫的詩、設計的創作、策劃的活動和課堂上寫的報告，令人大受感動驚為天人的為數不少。這些年輕人卻經常被指責為弱不禁風的溫室花朵，理由是他們沒吃過苦。這種論點表面看似合理但其實相當悖謬，因為這種說法認定優秀的文化與人格必定從貧乏與匱缺中產生。因此這個社會一方面拼命賺錢改善生活條件，一方面卻自暴自棄認定自己養的小孩沒前途。但是，這一批黃金打造的年輕人卻是台灣絕好的未來。 只有當我們將渴望的目光從虛妄的假象中轉開，確實看見自我和週遭的人，實際在生活各層面積累好的和壞的觀察，我們會發現社會生活與文化經驗正是如此發生，台灣的未來正是如此在實踐中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