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評台灣式的知識經濟與相關的公共政策 曾孝明，清華大學電機系©版權所有 本文原刊於《科技報導》第257&259期 (2003年6&8月15日) 近2~3年，國內不少管理學院及商學院人士，極力鼓吹知識經濟，也發表自認是知識經濟的論文，甚至配合政府演出許多發展知識經濟的文宣、方案、政策。此外，一些公共行政系的政治博士和教育學程中心的教育博士，這類不太了解產業結構的人士，也發表時髦的知識經濟中文論文。筆者曾提到一位國立大學的商學院院長，在電視上發表「將好吃、有鄉土味的蚵仔麵線，從夜市攤位升級至五星級飯店（以牡蠣麵線）出售，這種增加附加價值之精神（或秘方）是一類知識經濟。」之新學說1。假若這種台灣式的邏輯是正確的話，一位靠原始本能做生意的的阻街女郎，在租借及觀看「國際級的教學錄影帶」後，將夜市水準的生意升級到五星級飯店來做，並且「日以繼夜的拼經濟」，這種自我投資上進的精神豈不是就符合台灣知識經濟的模式？而可成為「實踐知識經濟的另類表率」！還有2003年初台北市招募三百七十名清潔工，這項就業機會有八千多人領表，其中不乏高學歷人士前來爭取，難道也是另一種知識經濟的奇蹟？發展知識經濟似乎是國內的一項公共政策，若知識經濟的理念，僅是增加附加價值和勞動市場找工作的民眾要具備高學歷，我們似乎不難達到好績效。國內出現如此的新情況，難道是邁入知識經濟的烏托邦境界或是已非常近鬼門關呢？知識經濟果真是如此的願景嗎？對這項龐大的議題，筆者借此園地，從產學角度與部份現象做些評論。 知識經濟是無形資產主導的經濟 企業的資產可分為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或廣義的智慧財產）。廠房、設備、原物料支出是有形資產，祕方、品牌、客戶的忠誠度、行銷通路、人才與研發投資、專利等等屬無形資產。專利是無形資產中比較具體的項目。從科技產業史可知，專利制度之產生是重大發明（如電燈泡、阿斯匹靈等等）下的必然產物，專利更是讓垂直整合的企業能夠產生的一重要原因。華人社會對專利認知之不足，其實已暗示，長期以來華人社會缺乏重大發明和垂直整合的企業2。然而，這些先天不足之處，甚少有國人花工夫深入探討，反以文化因素這種「馬虎學說」略過。此外，政府的教育投資、法規、制度、政策執行能力，也可以厚植社會整體的無形資產，而這種無形資產在國內卻常被忽視3。 智慧財產的價值與管理是知識經濟裡的關鍵議題，這議題影響相關的科技、產業公共政策。歐美科技先進國家的學者（甚至公司），在智慧財產上的研究極早，也發表不少文獻。例如瑞典Chalmers大學工業管理學教授Granstrand，把科技先進國家的專利當成博士論文研究題目。爾後，他繼續投入更廣泛的智慧財產研究，1999年他撰寫一本以專利管理議題為經緯的論述智慧財產著作4。大學是本土化與國際化聯姻的結晶。知識產業裡有許多非常專業的工作，研究人員不但需要對本土的素材有相當的了解，同時也要對國際的素材與展望有相當的認識，否則可能淪落至「畫龍點睛」之虞。在書裡，Granstrand教授提供讀者美國、歐洲、日本的專利歷史背景、管理，也提供瑞典及一些跨國大公司的智慧財產的策略和案例。從這些歷史與影響，他詳盡剖析科技先進國的智慧財產管理和佈局。雖然書中內容著墨在日本的比重甚高，但整體的架構仍不失全球觀，這也是世界各大學圖書館有高度收藏興趣的典型書籍。 表一是Granstrand教授書中彙整出1997年世界十大最高智慧財產的公司，其中，唯一的非科技公司是販賣糖加水碳酸飲料的可口可樂公司，但，該公司以營業機密的方式，將可樂祕方成功地保護逾一百年。表一最後一項是研發支出和資本支出的比例，這比例較研發支出和總銷售比例，更加能夠反應出一公司的智慧型程度。這種計算方法是日本著名的科技政策學者兒玉文雄，分析日本科技公司的科技典範轉移所採用的方法，故又被稱為兒玉比例(Kodama Ratio)。幾乎沒有硬體設備支出可言的微軟公司，它的兒玉比例遠高於其它公司，其結果並不令人訝異。兩家製藥公司的兒玉比例僅次微軟，而瑞士諾華的兒玉比例又高出美國默克製藥1.06倍，這是因為前者的核心事業比後者更集中於醫藥領域。兩家石油公司的兒玉比例最低，這結果也是意料中之事。 表一: 1997年世界十大最高智慧財產的公司（單位：百萬美元） 市值 公司 智慧財產 兒玉比例 市值 公司 智慧財產 兒玉比例 1 美國奇異 188,310 0.23 6 美國英特爾 131,543 0.52 2 荷英海灣石油 114,363 0.06 7 日本電話電報 103,071 0.11 3 美國微軟 148,833 3.86 8 美國默克製藥 108,143 1.16 4 美國愛克森石油 114,310 0.07 9 日本豐田汽車 70,804 0.68 5 美國可口可樂 143,977 － 10 瑞士諾華製藥 82,036 2.40 2003年3月4日前政治大學校長鄭丁旺、商學院院長吳思華、資策會、工研院等人士，召開「中華無形資產鑑價協會」籌備會議，5日向內政部送件提出「中華產業技術鑑價協會」申請。成立協會的宗旨是，要制定台灣無形資產鑑價制度、建立專業人員認證制度、培育人才、推動國際性相關組織資訊等。該協會計畫另邀請大學校長、工研院長院長等等加入。台灣學術界不斷的成立各種協會和舉辦所謂的學術研討會，但，所謂的知識經濟權威、專家和領航家，為什麼仍不會先做出前述品質的智慧財產研究？反而不時標榜豐碩的人脈關係，這難道是台灣邁入知識經濟或智值經濟必經之途？ 主從關係的代工生產不利台灣知識經濟的遠景 台商的經商銳變能力與創業家精神是奧運金牌水準5。但，在智慧財產的保護和管理，國際形象甚差。台商在國內外惡性挖角，造成廠商競爭力的下滑和研發士氣低落，更付出巨額的智慧財產費用給先進國家。這些經年累月的事實，難道不是暗示台商公司的總資產中無形資產比重極度偏低嗎？產業界、政府、媒體一再宣稱我們的專長在製造，租稅優惠政策使得台灣由勞力密集產業升級至「技術生產業」，可是長期依賴低毛利率、大量、快速的主從關係代工業，如何有可能產生真正好的專利1？如何會加強公司的人才資源上的投資？一家進入2002年美國《商業週刊》前一百名的台灣公司的總經理，「能用專科學歷就不用大學學歷」的用人哲學，早已盛傳業界。若以無形資產的價值來衡量，除了從業人員的學歷有些差別外，我們的技術生產業和傳統產業有什麼差別？ 台商的銳變能力與創業家精神被歌頌。但，《中時晚報》2003年3月4日一則「下一個NB?」社評，戳破了主從關係的代工行業是高價值的知識經濟。這社評指出，最近台灣電腦產業發生了兩件與競標有關的重大事件。第一則競標故事是華宇電腦剛剛拒絕了新惠普的大筆NB訂單，…最重要的理由是新惠普所要求的單價實在太低了…代工條件苛到令人窒息，但台灣業者人在屋簷下，又能如何？你不接單，同業還立刻搶走呢。第二則故事是戴爾電腦日前進行網上競標，台灣業者殺紅了眼，…千億王國的資訊業界最新盟主親自坐鎮投標，…大家一起勒緊褲帶，美其名為彈性與靈活，其實是慢性自殺。…整個產業規模在十三年內成長了三百倍，而今只有２％的毛利，…前述之NB競標血淚史，恐怕依然會在手機通訊產業出現，難道──這就是台灣產業的宿命？ 相反的，《天下》雜誌2000年7月1日、15日兩期的封面話題，分別以「現代成吉思汗」、「現代孔明」，讚美那些遊走於低生產力、低法規保障的地區，才能獲得更進一步發展的台商。成吉思汗、孔明輪迴轉世再投胎於台灣，怎麼從不可一世之尊位，淪落至從屬關係的角色？台商的「台灣接單、大陸生產」的營運模式，幾乎是建立在大陸的外匯管制上，而不是建立在自己堅實的專屬科技和無形資產上。與其說是台商善於利用全球資源，還不如形容台商是掮客，善於在矛盾下賺機會錢。主從關係代工生產的模式，其中致勝的要素是，難以有效保護的祕方和政府的低稅（免稅）利多。「這種日以繼夜的拼經濟精神，不會有效的增加兒玉比例和無形資產的價值，不是知識經濟的真精神」，甚至傷害台灣經濟的永續發展。國內一些企管策略大師、權威級人士不斷高唱，台商要提升附加價值，要在（主從關係）價值鏈裡再設法多賺一點，要更加做好「全球快遞出貨」的後勤業務，要為台灣式的知識經濟拼命！然而，他（她）們豈不是害怕天國的門太早被關上，故獻出需要更往前衝的妙計嗎？這些唱法豈不是讓廠商愈陷愈深，也間接唱衰台灣的知識經濟的遠景嗎？ 不良高等教育是台灣發展知識經濟的致命傷 高等教育一直沒建立起自主性和良好的基礎架構，才是台灣整體知識體係發展的瓶頸所在。學術缺乏自主性（或主體性）就是缺乏創造力，就是不斷地在引進、學習，而所謂的學者就是在扮演沒有名份的掮客。學術如果沒有創造意義出來，不要學術也罷。缺乏主體性和良好的研究基礎架構[5]，台灣未來的學術水準仍是落後國家。 台大心理系黃光國教授在1998年國科會「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發表一篇「建立學術實踐的主體性：對心理學門及社會科學的檢討」文章，以及一書《科學哲學與創造力：東亞文明的困境》，立緒（2002），點出國內的一些問題。他指出，大體而言，今天台灣社會科學界對西方思想家的認識，仍然難以擺脫「趕熱潮」的格局。在西方社會科學熱烈討論某一位思想家的時候，我們也會跟著大炒「韋伯熱」、「博柯熱」。等到熱潮一過，大夥兒又將這些人物的著作和思想拋到九霄雲外，懶得多加眷顧。許多人在做研究的時候，或者用非常簡單的單向思維來思考問題，或者乾脆以西方的理論或研究工具做為研究的出發點，連簡單的邏輯推理都可以省略掉。大家普遍存有一種「拿來主義」的心理，有些人從國外的新期刊拾一些流行的題目，修改幾個變項，「如法泡製」一番，便可以弄出一篇論文；有些人則是致力於引入外國的研究工具，找幾個研究生，將外國的量表和問卷翻譯成中文，檢驗一下信效度，也可以「加工製造」出一篇篇的論文。結果「邏輯實證主義」到台灣之後，變成了只有「實證」而沒有「邏輯」的「素樸實證主義」。大家只講求「實證研究方法」，既不管理論建構，也不管邏輯思考歷程，甚至用非常繁複的「實證研究方法」，來獲致一些「不具認知意義」的瑣碎結論。 台灣只知有樣學樣，而不知分寸。近年來全世界財富成長率、財富累積程度最可觀的大學，可說是美國史丹福大學。在1995-1998年四年間，四位史丹福大學物理系教授，分別在高能實驗物理、低溫物理、雷射冷卻與補捉原子、半導體內的電荷分數量子化效應共四項研究領域，獲頒諾貝爾物理獎。一大學能夠在同一科研領域連續四年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這是全球大學的空前（也應是絕後）記錄。全球只有極少數的美國大學，能投入差異性極大的多項研究領域，並做出最頂尖的研究成果。客觀的事實和社會結構而非文化，造就與眾不同的美式大學。完全沒有國家整體規劃、多元、互相競爭、全球最國際化的美式大學令國際羨慕，但幾乎無法複製。美國研究型大學的教師，不論資深或資淺，都要竭力向外爭取研究計劃經費。然而，不少科技先進的歐洲國家的大學資淺教師，只需利用該校現有的研究基礎架構做出好成果，而不需要耗費精力向國家的研究計劃單位申請研究經費。其它科技先進國家的大學與美式大學有明顯的差異性，否則難以成為國際一流學府。台灣許多大學的教師擁有美國大學的博士學位，同時高等教育外表上師法美式大學甚多。台灣的大學和教改似乎只知道要學習美國，這種情形就好比一群小個兒，一心想學籃球以打美國NBA大賽一樣的荒唐。美式大學根本不適合台灣。 從網站資訊查詢亞洲最具代表性的東京、京都、東北、大阪等傳統大學，這些世界級的日本大學沒有獨立的企管系、企管研究所，而所謂的企業管理僅是經濟系（或經濟暨管理學院）裡的一學門而已。世界著名的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這所為公司訓練跨國商務經理人才的學府是獨立於十所瑞士大學之外。台灣的大專院校有無數的獨立企管系和企管研究所，一些學校由於師資規模過大，故衍生、製造出新花樣的管理研究所，並廣授博士學位。這種離譜的現象，難道是孕育國內企管大師的捷徑？還是另一樁的台灣式知識經濟奇蹟呢？ 苦海無涯！ 1874年出生於蘇聯共和國（Belarus），在德國、瑞士受高等教育，國際著名的化學家，以色列的第一任總統Weizmann教授，他從玉米中提煉出丙酮，這項發明對英國在一次世界大戰裡頗有貢獻。爾後，他把人生精華的時間，無私地奉獻給以色列的基礎科學和研發基礎架構的建立。以色列建立於1934年的Daniel Sieff研究院，在1949年重新以第一任院長Weizmann教授的姓命名（www.weizmann.ac.il）。同樣沒有教學義務的國內中央研究院的人數與以色列Weizmann研究院幾乎一樣，但，Weizmann這所國際頂尖的科研單位，為以色列的產業做出多項卓越的貢獻，例如Weizmann 研究院所屬的Yeda 研發公司也成功地技轉授權Copaxone和Vitamin Alpha D3產品給Teva製藥公司，Frone(一種抗濾過性病原體和抗癌藥物，年銷售額4千萬美元 )和Rebif(取代Frone)兩產品則給瑞士Ares Serono集團(2002年營收15億4千6百萬美元、淨利3億2千1百萬美元)旗下的Interpharm Laboratories，它也為以色列和世界頂尖的大學培育出師資，Weizmann研究院的經費只有中研院的70%！6台灣整體的研究經費並不少，但問題是效率不彰、方向有誤，並一再將個人理念非常技巧地灌注、加持在一些代理人上，一再以極度偏頗的訴求將國家的研發資源投向無助於研發基礎架構的領域，或是利己損他人的方向。我們該仔細想一想國內學術科研投資的輸入與輸出之間，到底是為什麼績效？ 我們搞高等教育大躍進，2002學年已達148所大學院校，還有15所私立大學獲准籌設中。但，更多更多的人不滿，就讀私立學校要比讀公立學校付出更多的學費，反要容忍更差的品質。然而，幾乎沒有人反省，荷蘭的高等教育支出佔GDP的比重與台灣一致，荷蘭的大學生所付的學費比台灣者更少，但是荷蘭的大學生全在自己的國際一流大學讀書。1920年出生於荷蘭Dordrecht，1981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Bloembergen教授，他在諾貝爾獎的網站（www.nobel.se）提供個人生平介紹，其中提到，「我的外祖父是一位高中校長，他擁有物理數學博士學位。我十二歲入學就讀的中學，該校絕大多數的教師擁有博士學位。」在1932年荷蘭一所中學裡的教師絕大多數擁有國際一流大學的博士學位，然而至今台灣的大學裡絕大多數的教師並非出自學術名校。台灣教改的決策過程，完全不知荷蘭和台灣的師資水準長期存在如此大的差距。台灣民粹式的教改運動不思先改善這類關鍵的問題，反而不斷要求擴充高等教育的規模，以減輕學生的升學壓力。試問台灣的教育希望、投資回收會是什麼？ 筆者一位任教頗受家長、企業好評的專科學校的朋友表示，他的學校當時沒看準「換牌政策」的趨勢，造成學生逐漸流向形象不佳；可是其與換牌成功的大學，雙方的教師陣容幾乎與以往沒什麼差別！這位朋友表示，我班上的學生期中考考不到10分，期末考又再向下沈淪。我還是要「設法」給他及格，否則學校很可能要面臨關門。為「換牌政策」的趨勢，校方逼迫大家「設法弄到」博士身份，努力拼研究計劃的申請和製造論文。台灣的積效、水準在哪裡？Weizmann研究院和其它六所以色列大學的研究總經費，略高於台灣160餘所大學和龐大的專科學校的研究總經費。苛政猛於虎？台灣的大學的研究希望豈非「苦海無涯」！問那些負責的單位與「教改大元帥」們，何時冀迷途能知返，該「回頭懺悔」啊！ 台灣的知識經濟研究成果是零蛋水準嗎? 大學是知識經濟中重要的一環。在全球富有國中，人口1,560萬的荷蘭可說是在人口、土地面積、地緣條件等等，最接近人口2,250萬的台灣。荷蘭的農業出口（僅次於美國）是全球第二，而農業知識難以有效保護的台灣農業的前景是危機重重。以大公司為主的荷蘭是一個高度共識的社會，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台灣是一個缺少共識的社會。例如台灣與荷蘭的總體研發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已經是相同，可是台灣的技術貿易收支比卻是世界殿底的表現，台灣的學術科研平均水準（除農業外）遙遙落後世界的平均水準。荷蘭與台灣在高等教育體系的規劃、管理、效率是南轅北轍。荷蘭只有13所大學，而最年輕的一所成立於1961年。台灣的大學總數超過所160，而年輕的大學還在產生中。1995-1999年荷蘭在國際期刊發表87,792篇論文，而台灣只發表39,434篇論文。國內的大學在師資逐漸改善後，在人才的培育上有明顯的改善。可是，國內的大學長期以來，僅能做到培育「需要專業知識的庶務性人才」，況且專業知識的產生仍來自科技先進國的大學。若以單位人口對台灣的技術輸出金額，1993年荷蘭、日本、美國的比例為7.7:2.9:1.0。目前國內光碟業報價約三之一是付給荷蘭飛利浦公司。不事CD-R生產的荷蘭人每年可從台商收取2億美元左右的權利金5！國內的大學大量製造一堆未來在就業生涯堪憂的工程師，而難以培育研發創新的人才，更無法培育出宏觀思維的專業知識管理人才。國內的產業再永遠往橫向發展，會逐漸地消失。 Granstrand教授所在的大學，於1829年由企業家William Chalmers獨資創立，一開始這所工藝學校便聚焦於科學，爾後隨科技的進步而銳變成國際著名的科技大學。這所大學師、生、員工共計10,300名，其中大學部學生多達8,000名。除了有堅實的自然科學、工程、電腦科學研究外，這所學校尚有小規模的建築系、科技管理暨經濟學院。歐洲國家（特別是那些經濟規模較小者）的學術界，它們的科技管理領域與同校或它校科技領域學者有較高的互動關係。 相對的，國內商學院及一堆形形色色的新興管理學院的人士，不但不熟悉民間企業的科技內涵與結構，也幾乎完全與大學自然科學、理、工學者沒有可尊敬的互動。更甚的是，全校教師當中沒有幾位教授懂科技，居然也能夠成立科技管理研究所和招收博士班學生，並猛接所謂的研究計畫案。這是否也是台灣高等教育鬆綁後的世界奇蹟呢？ 台灣熱烈討論較有知識的產業，幾乎僅侷限於資訊硬體、電子產業，而且高比率的中文論文，更根據一堆以美國學者為主的西方文獻作經緯或理論架構，然後再列上本地媒體、工研院、資策會等單位所提供的資料為文章的陪襟，如此的結構豈不令人想將門牙也投保。美國的跨國大公司家數是世界之冠，全球約三分之二的前百大品牌屬於美商所有，美國的總生產毛額約是世界之三分之一。台灣的產業結構是以中小企業和幫人代工為主，國內的中文論文，怎麼可以大幅引用美國學者的文獻呢？這些口口聲聲標榜本土化的研究和那些「戴斗笠的村夫、村婦興起打美式足球」的風雅有何區別？不會宏觀、詳盡地剖析自己的產業等等結構，一再用別人的東西來拼裝和包裝台灣的論文，若投到外國的英文學刊，請外國人來教訓、教導我們的學者一頓，這難道就是台灣式的學術國際化和學術生涯？ 台灣學術界缺乏夠水準的產業研究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從一備受嘲笑的模仿者，進步到一科技追趕者，再銳變成為一科技領導者。擁有東京大學工學博士學位，先任教琦玉大學，1994年轉赴東京大學先端經濟工學研究中心的兒玉文雄教授，長期鑽研科技政策、創新經濟發展。這位國際著名的學者，發表不少日本科技產業的軌跡和發展策略分析的著作。在《分析日本高科技：科技典範轉移》一書裡7，他提供讀者，日本大公司的銳變過程。他宏觀、量化標竿評比、結構性分析的工作，對了解日本科技產業的發展是極重要的研究。因這本著作，象徵日本國家社會科學最高榮譽獎「吉野作造賞」，1991年頒發給兒玉文雄教授，這是首次這項最高榮譽獎頒給一位工學博士。相對的，台灣的學術界始終無法做出類似兒玉教授的研究成果，這是否是國內的研究人員不知如何下手結構性的分析工作？這是否更暗示，國內對社會科學的認知，需要重新並仔細地省思呢？ 從事產業研究，自然需要了解整體產業的結構與動態發展。以現代關鍵科技之一的材料科技為例，瑞士的發展明顯以科學導向（如研發新藥），英國在多領域研究上表現極突出（英國近代的Cavendish講座教授，從1904年Rayleigh爵士到1977年Mott爵士，均獲頒諾貝爾獎。），日本則明顯以工程導向（如微電子級耗材）。一國的前導或領先性產業，當然與該國的研究影響力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根據美國科學情報社（ISI）的統計，從1992年3月至2002年12月止，在ISI-索引材料期刊至少發表475篇論文的全球機構中，論文平均被引用率（www.in-cites.com/research/2003/march_10_2003-2.html）最高的前六名都是美國機構。其排名分別是，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15.64）、加州理工學院（9.95）、IBM公司（9.69）、麻省理工學院（9.39）、康乃爾大學（9.39）、賓州大學（9.27）。成績遙遙領先的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2000年在物理（半導體異質結構科技）、化學（導電塑膠科技）各產生一名諾貝爾獎得主。 以0-100分的表現而論，台灣的科學導向材料研究與產業的表現是零分水準，長期以來多領域研究是最弱的一環研究，至於工程導向的高級材料的研究表現則可從幾乎完全依賴日本等國所進口的相關材料而得知。縱使如此，台灣的大學的材料研究所卻數度宣稱離世界一流不遠。在國際學術圈可有可無的一群人，自己在門內一再呼籲「世界一流指日可待」，難道如此也可以獲世人注目？為什麼這些不相稱的情形會出現在所謂的知識圈裡？這不是說明相關的「專業管理研究水準是霧煞煞」！ 國內商學院、管理學院的教師指導不少研究生從事科技產業的研究，其中一部份的畢業論文甚至編成系列書籍。筆者的同事曾經看過這類書，結果贈予「童言無忌」、「令人傾倒」的結論。如果大學的研究人員所發表文章的格式，忠實地依循學術性作品基本之規範，但文章的內容卻有常識不足之虞，這種作品不是國際學術界的異類？如果國內的大學長期維持如此的水準，百姓何能期望大學能推動社會的進步？產業界人士回大學修管理課程是各國的常態，根據本地專研科技產業的學者所寫的文章，他(她)們對產業的了解是滯留在研讀高階經理管理碩士班(EMBA)學生們的報告或新聞檢索再彙整的層次，這些東西完全不是真正花功夫，極度欠缺深入研究各種可能造成公司或產業興衰關鍵因素之宏觀架構與思維的作品。 例如談論台灣的半導體產業8，我們不少國內人士，把晶圓代工（IC Foundry）和其它的微電子製造業和代工行業混為一談，這種驢馬不分的水準真是讓人噴飯。不少人說到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仍舊不脫出幾個人在台北的豆漿店吃早餐，然後激盪出火花，接著再添加一些公司的沿革、營業額這類靜態描述，東鱗西爪一番就接近尾聲。台積電首創的創新商業模式，已經顛覆全球的半導體產業，可是我們的管理大師卻被置身於外。首創專業晶圓製造事業的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選擇與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合寫教案，這豈不是指出迷津？到底是不為或不能？ 換帖不會提昇專業研究水準 近年來國內的科技管理研究所經常組「海外游走團」，這種以邊學邊遊覽為名的遊走團，由完全沒有獨立科研經歷的科技管理研究教師帶團，而且研究生多數沒有工作經驗。經常遠遊的教師，其旅費應該完全或絕大部分來自政府單位的補助。學生則是自費。政府每年補助完全沒有科研經歷的人士到國外考察科研單位，實在太令納稅人難以理解。筆者直接、間接從海外人員、外國政府官員與科技公司獲知，對方對這種擾官、擾民的團體甚為無奈。近年來國內的管理學界各自赴大陸的學術單位參訪非常頻繁，結果大陸方面對這些各自行動、缺乏協調的遊走團，已經麻木到不願回覆的程度。這些現象和問題可看出，台灣一些學術圈太會搞花招、搞行銷，而不是在思考。 目前台商對大陸重點大學所開授，收費高達每年三至四萬餘美元的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EMBA）班超感興趣，特別是若有大陸官員共廂盛舉時，更是會趨之若鶩。僅從這個對比，大家不是更了解何謂教育或管理教育？在課堂上與同行平起平座並以同窗的身份交流，這才是時下許多企業界經理人願意回學校的最大誘因。然而，真正的課堂絕對不是「換帖俱樂部」，也不是包打聽的場所，更不是教師替利益團體遊說的媒界中心。國內不少管理學界的人士、智庫，卻經常成為工研院、經濟部等單位的「文宣筒」和「鼓掌部隊」。花一些時間作文、鼓掌，這當然與利益有關。可是我們整體的知識產業與政策，卻在人脈文化與專業管理不足下，逐漸地失掉焦點與轉型、提昇的機會。台灣必須加強智慧財產上的投資，必須針對國內過時、爭議的產業政策和法規做深入研究，其中自然需要先從事學術研究。然而，這些學術界人士至今仍沒有針對代表性的廠商和值得國內外中小企業師法的國家的廠商（如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做出如Granstrand教授的研究。明顯的，時間絕對不是交不出成果的因素，國內學術界的時間反到是多的用不完，故可以不斷介入各種活動。 學術界在關鍵期不但缺席甚至出賣靈魂 台灣以不同型式的加工出口區帶動產業的轉型，過去這種頗創新的產業發展的作法，讓「台灣製」的產品在國際間寫下頗風光的歷史。政府一直以免稅，以及各種租稅優惠來培植產業，可是我們的大學卻沒有政策研究、標竿研究，以宏觀格局與思維檢視各種指標、人力資源的投資、資源分配、永續經濟成長等等項目。我們的經濟部為獎勵新興產業，多年來不知設計出多少種「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並給予非常優厚的租稅優惠條件。可是根本沒有多少人知道，主事的官員和配合演出的商學院教師，到底對這些重要策略性產業累績了多少常識？真正做過多少有益國民福祉，以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的研究成果？我們的學術界、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在擬定政策前，究竟花掉多少錢？到底搞出什麼名堂？為什麼從來沒有官員，以及學者們仔細的評估與提出檢討報告？這類型研究，是另類卻非常重要的知識產業的管理工作。 政府的出版品是一種檢視政府功能的依據。經濟部2002年4月創立《創業、創新、育成》專業雜誌（www.moeasmea.gov.tw/Data_Service/main.asp），這類型的雜誌應當不是文宣品，否則似乎淪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較適合發行的刊物。為這本政府雜誌撰寫作品的人士，其中不乏是國內商學院或所謂的科技管理研究所的教師。可是這些文章的水準、資訊，甚至不及國內產經報紙、雜誌的專題報導，更遠不如科技先進國的相關專業記者、作家，刊登在代表性國際期刊、免費雜誌上的報導或廣告。經濟部推動創新、育成方案，無形資產的量化價值，才是這些政策方案的衡量依據。可是經濟部的新刊物，幾乎沒有提供這種具體的成果，因此難以判斷搞這些方案有何意義。 台灣在1990年以後的經濟發展，要靠科技進展的貢獻度，要逐漸靠無形資產的具體貢獻度，而不是不斷地想辦法，花大把鈔票去國外買技術回來量產。租稅優惠、創新搞了這麼多年下來，整個過程與參與策劃的人士，豈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種官員，很多人都可以做。這種政策，找學生寫也能交差。政府官員和非常特定的非科研層性的學術界人士，不斷地給長期操舊業的工研院高度的讚賞，然而他（她）們卻不知道要仔細分析，工研院究竟產生什麼保護良好的科技、基礎性專利、強專利組合？其產出與所投入的效益比又是如何？工研院最被外人稱道的是電機、電子領域，可是卻沒有令國際重視的「保護良好科技」。「研發單位少有保護良好的科技，這種國家投資結晶難道是台灣式的知識經濟？」 相對的，日本最著名的科技產業也是消費性電子產業。日本通產省所策動最著名的大型計劃，當屬1976-1979年執行，由政府和民間各自分攤一半資金，總金額3.12億美元的超大型積體電路計劃。這極成功的計劃，不但使日本在DRAM與相關產業的實力超越美國，更徹底改變全球的消費性電子產業的版塊。若將美國當時及現在的國民平均所得變動計入，前述日本計劃的一年總經費約折合現今台幣70億，而僅接近工研院現今一年總經費的三分之一而己！工研院所謂的研發績效和總花費之差的落差是天文級數字！但，若沒有國外大廠的奧援和付出龐大的權利金，台灣的DRAM產業不久便會倒地不起。以創新商業模式切入市場的台積電，至今仍受惠於大股東荷商飛利浦公司的基礎性專利的保護。這些難道不足戳破工研院的研發績效嗎？為什麼我們的管理學界和其它社會科學界仍大量引用「研發恐龍」的資訊？先進國政府級研發單位的績效大多由專長在生產力的經濟學家來鑑定，然而台灣卻出現一堆專長在營運效率的企管學界來歌頌，這豈又是「文化因素」？ 台灣的學術界熱衷汎政治化的活動，這種情形隨著國民所得的增加、解除戒嚴後更是明顯。學術界人士為政府單位作文、擦化妝品，這是不進步國家的典型象徵。學術界人士過度投入泛政治化議題，只不過公然表態，學術已是無聊化、庸俗化。國內學術界經常參與爭論社會議題的人士，不少人在學術、課堂的教學是惡名昭彰，可是一般的民眾卻不清楚真相。學術界人士對公共事務的關心，應當以公共政策研究的成果來表現。公共政策的研究成果屬公共財產，因此提供給任何需求者都是一致的。台灣患得患失的學術界人士，喜歡介入政治圈、政治事務，這已經暗示這些人不熟悉公共政策與公共政策研究，這種情形是民主社會之惡。我們的過程、作法、人脈、準則，始終是黑箱作業為多，也不知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多的學者、專家，一而再、再而三的介入各種不同領域。永續經營不可能以人脈文化行之，永續發展學術界首先要做好專業研究。 政策鬆綁應是專業管理昇華後的成果 在已是全球化的專業知識管理與相關的社會議題上，必須要有架構性的宏觀思維，再輔以關鍵性議題，才能把動態和研究的影響力展現出來。2001年被挖角去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管理）學院，主持科技法律方面的公共政策研究的前康乃爾大學科學暨科技研究系系主任Jasanoff，是國際著名的科技法律學者。她的一本名著《科學於法律審判：法律、科學、科技在美國》，其中著墨於（高度知識內涵）醫療的議題甚重。這本書引用非常廣泛的代表性科研期刊的文獻，以及各種法律期刊，做為討論的參考9。僅僅從這些文獻與章節架構，實在不難看出公共政策研究的專業性。相對的，國內所謂的醫療政策研究，研究人員似乎不敢翻閱這類文獻。挖掘和製造新聞題材根本不是學術研究！然而，這難道又是台灣式的知識經濟？ 立法和政策最重要的在於執行和品質保證，這些需先做好宏觀管理與分析工作，然後專業經理人較可以針對宏觀議題，而非個案，擬定並提出計劃方案，並且做好相關又必要的溝通工作。如此，才可進入立法程序和相關的政策辯論過程。荷蘭在1994年Kok總理內任，啟動「競爭、鬆綁、立法品質」（簡稱MDW）計劃，其目的在於修正過時的立法。每一項MDW計劃結構依次分成三期：方針決定期，諮議期，履行期。從1994年至2002年年中，荷蘭經濟部共計推動了69項計劃，其中的29項已完成。「科技大國」荷蘭經濟部的創新政策，有具體的指標與規劃，對事項、名詞也有清楚的詮釋。政策內容不但涵蓋荷蘭國內的現況，同時也探討其它先進國家的情形，這類資訊都可由網站（www.ez.nl）下載。沒有確實先做好這些工作，我們的國家怎麼會有創新產業政策？怎麼會有研發效率？ 在醫療落後、赤貧、知識不足的鄉下，引進「赤腳醫生」下鄉，提供一些消毒、包紮等最基本的醫療工作，這項服務甚至是政府的一項德政。稍後，逐漸培育出只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對點專醫的專科醫生是進步。但，對衍生範圍更加複雜的疾病，醫生仍是原地踏步，只會「頭痛摸頭」、「腳痛踢腳」，這種專業不足的情形傷害病人的病情。過去我們有長足的進步，近年來在公眾議題上我們愈來愈出現心力焦疲的情形。專業管理水準是進步國家的門面與象徵，至今台灣的專業管理水準仍是，變成「系統晶片」一定要具備兩種技術，一是「晶片」、一是「系統」。「火車」要具備兩種技術，一是「火」、一是「車」5。 台灣在政治逐漸民主化後，民間不同的聲音、抗爭逐漸浮現，要求鬆綁是普遍的訴求。進步、高效率的國家，鬆綁法規是為了提昇效率和競爭力。然而，台灣把銀行設立的規範鬆綁後，看到的後患是什麼？把大學設立的規範鬆綁後，看到的下場是什麼？無庸置疑，「知識經濟不是找工作的民眾要具備高學歷」。我們不應當嘴喊打拼，而行事酷似迷宮裡亂竄的鼠輩，不但缺之效率，也無目標。 跨領域、優質的公共政策研究是大學的新思維 進步的國家會不斷強化自己的基礎架構和體質，而落後國家才會一再讓「大師開講」。公共政策研究對先進國家是專業而不是政治事務，對落後國家兩者是「驢馬不分」。荷蘭的大學從事一流的公共政策研究，而相對的，我們的大學的相對影響力與績效在哪?台灣一直把庶務、行政人員充當公共政策大帥，這是搞荒唐大鬧劇5。公共政策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政府與大學是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兩個最重要的單位。台灣的政府是庶務本質，大學沒有從事專業的公共政策研究，這種長期無知下所產生的文化，深深地傷害台灣的永續發展與效率。評論台灣的公共政策10，深入研究後，大學無能為社會培育出專業管理人才，才是核心的問題。 公共政策的「專業經理人才」要自己培育。如果我國要有好的公共政策，國內的大學一定要有專業、跨領域的公共政策研究。公共政策的研究與本土社會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公共政策的研究需要了解國際的發展情形，這種紮實草根化且兼具國際視野的研究，遠遠比一般的研究計劃，更具有影響力。為了真正推動人才培育工作，大學為社會培育宏觀思維的人才，這個社會才會順利跨入進步、公義的社會。大學投入優質公共政策研究，才是以最小投資成本衍生出最大社會影響力的智慧決策。真正有遠見的大學，要設法自行孕育專業公共政策研究單位。 結語 當越來越多的競爭者投入產業的競爭行列，智慧財產和保護良好的（專屬）科技才是台灣廠商未來國際競爭的關鍵。若稍加研究、分析產業價值鏈和相關廠商的動態結構藍圖，台灣許許多多主從關係代工業、供應商，其實是沒有名份的幫傭，一些末稍供應商甚至如同現代商場的慰安婦。從客觀的事實來看，為了能（不斷地以變通、變相或甚至接近自殘的代價）出口貨物，台灣社會越來越付出代價，而許多代價絕對不是知識經濟應有的健康產物[5]。低生產力的國家仍會有不錯的出口表現，也能出口至高生產力的國家以賺取外匯是常識[1]。2002年台灣的外貿出超高達180.66億美元，這成績極接近1987年所締造的186.95億美元歷史記錄。但，2002年台灣平均5.17%的失業率是40多年來的新高。《聯合報》2003年3月16日記者徐國淦等報導，「近兩年不少中高齡婦女切除子宮自殘的方式，向勞保局申請殘廢給付，以彌補家用。依勞工保險條例及殘廢給付標準表規定，女性被保險人只要年齡未滿四十五歲，如有切除兩側卵巢或子宮時，即可視為十一等級殘廢，可領取一百六十天的殘廢給付。勞保局官員說，以目前平均投保薪資二萬六千元計算，切除子宮可領十三萬餘元的殘廢給付。2002年三萬五千餘件殘廢給付中，子宮切除占了七千餘件，較往年增加了數倍。據初步估計，2002年因子宮切除領取的勞保給付超過十億元，創下單項給付最高紀錄。」從前述發展可知，台灣已面臨強大的轉型壓力，大學如果再無自省能力，再依然如故，再不知從事專業公共政策研究，台灣不健康的產物會愈來愈多。 曾在實驗室裡親手做出創新、具商品化機會的實體，爾後再擁有數年的獨立指導科研計劃的人士應知道，生產缺乏專屬知識的科技產品的廠商，少有良好保護的關鍵知識，故這類門檻不高的製造活動難以是知識經濟的主流。在知識經濟裡投資學術科研的一績效指標是，學術界到底產生多少有衍生性的基礎性專利。試問對國內學術界這項績效如何？大學校長到處去化緣、懇請補助，然後再量產庶務性人才回饋給社會，這種舉動不會受到尊敬。國內的大學應當多了解以色列、荷蘭，這類型的「科技奇蹟」和「科技大國」，不應當搞一堆美國舊夢和個人式理念。我們為什麼不研究缺乏效率的最根本原因？我們為什麼不虛心檢討，為什麼國內作者所撰寫的（非工具類）知識類通識書籍，流通量甚糟？國內的整體知識產業，是否真是知識貧乏而難有影響力呢？我們的學術界不應該一再以美國的條件為藉口，搪塞自己的核心問題。在客觀度極高的科研領域，相對於客觀的國際相對科研評比表現（www.in-cites.com/research/），台灣的整體平均學術影響力幾乎是30年如一日，我們還有額外的30年嗎？ 參考文獻與說明 10. 筆者近期將出版的新書，分別從產、官、學、國內、國際、歷史、資源分配等等，剖析專業公共政策。 註釋：  曾孝明，台灣的知識經濟—困境與迷思，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1）。【回本文】  總統制的美國政府常找（整合型）大企業的執行長、總經理出任部長，如果對方找一名民航客機製造商的總經理出任部長，而我們有樣學樣的找一名代工生產旅客座椅的總經理當部長，試問這兩種層次的總經理會產生什麼層次的管理水準？【回本文】  新加坡政府在1970年代便看準國際出版業的前景，故選送技術人員至歐洲先進國家學習出版印刷技術，目前新加坡已是國際大出版商在亞洲最重要的營運樞紐。新加坡政府的公共政策產生可觀的無形資產，然而也產生一些不佳的現象。例如小學生近視率全球冠軍的新加坡教育便是極爭議，新加坡學生爾後的生涯幾生在15歲便被（政府）宣告確定，這殘酷的制度使一些台商選擇離開新加坡。 【回本文】  O. Granstrand, Th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ward Intellectual Capitalism,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1999);此外，由三位瑞士科技管理學者的共同著作R. Boutellier, O. Gassmann, and M. von Zedtwitz, Managing Global Innovation: Uncovering the Secrets of Future Competitiveness, Springer-Verlag, Berlin (1999)可看出，大學的研究水準能達到國際一流，才有可能吸引大公司將上游研發單位設在該國。以台灣目前的國民平均所得，若國外的公司到台灣來設立下游研發單位，事實上對我們並無太大的意義。人口較少的科技先進國家善用各國的人才，或是以一流的科研人才（如以色列）吸引跨國公司進駐該國成立上游研發中心。【回本文】  曾孝明，回應「冀迷途能知返」── 缺乏專業管理造成今日之噩夢，科技報導，第253-254期 (2003年1&2月15日)。【回本文】  R. Stone, Israel hits rich seam in ex-Soviet immigrants, Science, vol. 284, pp. 892-897 (1999); 王世仁，科技報導，第255-256期 (2003年3&4月15日)。【回本文】  F. Kodama, Analyzing Japanese High Technologies: The Techno-paradigm Shift, Pinter Publishers, London (1991).【回本文】  F. Warshofsky, The Chip War: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of Tomorrow,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89); 前本書對全球半導體產業生態及文化有極佳的介紹，這位專業作家寫了數本通俗性科技、產業、社會議題的書籍。國內所謂論述產業的出自大學教授的作品，其水準遠不及國外專業作家的通俗性作品是廣為人知，難道這就是台灣式的知識經濟。國內一些號稱研究宏觀科技政策的學術界人士，他們的科技專業水準甚至不如大二、大三學生的基本常識。甚至還有所謂的智庫研究人員，把世界頂尖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育，與中研院李遠哲院長建議廢止的國內技職教育相提並論，這種現象豈是台灣式的知識經濟？【回本文】   S. Jasanoff, Science at the Bar: La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5).【回本文】  F. Warshofsky, The Chip War: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of Tomorrow,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89); 前本書對全球半導體產業生態及文化有極佳的介紹，這位專業作家寫了數本通俗性科技、產業、社會議題的書籍。國內所謂論述產業的出自大學教授的作品，其水準遠不及國外專業作家的通俗性作品是廣為人知，難道這就是台灣式的知識經濟。國內一些號稱研究宏觀科技政策的學術界人士，他們的科技專業水準甚至不如大二、大三學生的基本常識。甚至還有所謂的智庫研究人員，把世界頂尖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育，與中研院李遠哲院長建議廢止的國內技職教育相提並論，這種現象豈是台灣式的知識經濟？【回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