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國（Nation-State）、全球市場（Global Market）夾縫中的『他者』」
-- 論台灣學術知識生產中的外籍新娘「意象」1

張正霖，東海大學社會系博士生©版權所有

＊本文將於《 意識、認同、實踐 - 2003年女性主義學術研討會》發表

日久他鄉是故鄉（外籍新娘識字班之歌）2
天皇皇，地皇皇
無邊無際太平洋
左思想，右思量
出路(希望)在何方

天茫茫，地茫茫
無親無戚靠台郎
月光光 , 心慌慌
故鄉在遠方

朋友辦，識字班
走出角落不孤單
識字班，姊妹班
讀書(識字)相聯伴

姊妹班，合作班
互信互愛相救難
合作班，連四方
日久他鄉是故鄉

一、問題意識

2003年的春天，我來到炎熱的南方城鎮，高雄美濃，在那過了八、九個日子。幸運地遇見了交工樂隊的林生祥，一位誠摯的創作者。3在臨別的晚上，聽到了上面引錄的那首歌 ＜日久他鄉是故鄉＞，霎時間被詞曲的意境所深深打動，配搭上音樂中娓娓唱來的外籍新娘的嗓音：

天皇皇，地皇皇
無邊無際太平洋
左思想，右思量
出路(希望)在何方
……

詞曲裡，流露著主人翁（外籍新娘）在時空疏闊、異土異民的環境下，無奈的愁思。最後，又企圖藉由一種社會介入 － 「識字班」 － 凝聚出面對新環境的力量，「日久他鄉是故鄉」，成功的、有機的社會參與將是努力過後，最終的期待。

故事說到了這裡，在抒情低盪的曲音盡頭，在呼之欲出的外籍新娘的形象的當刻，筆者卻開始感受到其中的危險。學術圈（指學術建制的體系）或「知識份子」相較於「一般的人們」而言，在知識生產上被賦予了更高的正當性，無論是在分析或實踐的層次上，但這樣，是否代表了我們將相信學院論述與「一般言論」間具有本質上的差異性，亦或學院與「一般的」論述之間，其實都具有生產特殊社會意象的功能。我是接受第二種觀點的，即使是在以實踐或社會運動的理智訴求下（或情感的號召下），外籍新娘作為「他者」的形象，並沒有消失，反而得到了吊詭的重覆確認和建構。學術菁英或知識份子的「不純潔」，不是個創見，也不是我的焦點，焦點是：「外籍新娘」作為一個「問題意識」（problematic）、某種意象，是如何（how）又怎樣（what）被學術建制所意識到。向來以關懷外籍新娘著稱的夏曉鵑，在她的論文＜「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4 曾引用Schneider的理論寫到：

依循建構主義的認識論傳統，「社會問題」不再是「客觀事實」，而被理解為人們對於圍繞自身、令其困擾的狀況及行為的「定義活動」（definitional activities），這些困擾的行為亦包括他人的定義活動。就何種特定的行為遭到必須除之而後快的對待，以及就定義活動的歷程而言，社會問題即是社會建構。

（ 文中劃線處為筆者自行加設）

上文中明白告訴我們：「社會問題即是社會建構」，那麼參與建構及定義過程的就不僅僅只是媒體和一般人的刻板印象，其實，還包括了站在某種距離及佔據某種啟蒙姿態的學術、知識菁英。夏的立場，同時可以反過來用在自己和相關的論述身上。學術知識用了另一種說故事的方式告訴了我們 － 外籍新娘，這樣的主體，需要特殊的對待 。5 特別強調的是，本文的目的並非在於回顧外籍新娘的「學術發展史」，以及一般意義上的檔案工作，而是企圖討論學術知識中外籍新娘意象是如何被生產出？又是如何與社會既有的意識形態機制與排他性的文化邏輯（特別是關於公民權利的部分），產生隱而未彰或明顯的關聯。

二

依著上述的問題意識，筆者收集了近幾年來台灣地區關於外籍新娘的學術期刊、研究報告與研討會論文，以及各大學院校的相關博、碩士論文，加上已出版之學術專書，分製成表一、表二、表三（附於文後）6，並企圖從中不同的論題中，找尋出某個彼此內在相關的文化邏輯，看它們如何建構著外籍新娘的意象。經過表一、表二及表三的整理、比對後，依論旨，可以發現四個主要的討論面向和分析層次，被用來詮釋外籍新娘的問題：

一.生活經驗與適應歷程（lived experiences and the process of adaptation）
二.家庭(family)
三.國家與種族（nation-sate and ethnics）
四.全球市場與跨國資本（global market and transnational capital）

在上述四個面向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到有許多的醫療論述存在其間，無論是生理健全或心理健全的範疇。醫療論述介入的前提是，外籍新娘已經出現了某種「不健全」和隱藏的病態的危機，影響了他們此刻的生活適應，更進一步說，這群他者的身體，儼然已是高潛力的病灶，具有患病的潛質，需要有效的照護幫助、關注她們以順利完成文化的過渡。亦即，她們的身心，是否具有專業社群所認知、認可的「健康」和「完善」。而醫療與社工等論述的基礎，則是建立在主流的政治經濟詮釋之上，這部分將在本文中加以討論。

四個主要面向，看似屬於不同的學術專業，但在彼此間其實是互相關連的，並在許多地方相互引徵作為論據和分析的歸因。例如在公共衛生的領域中討論外籍新娘的「生育問題」時，就經常由文化與環境變異的層面談起，並將她們的「個人」健康狀況與家庭職能能否順利履行關聯起來（如：生育是被期許的家庭職能）。7 而在第四項「全球市場與跨國資本」的討論中，也多所論及購買外籍新娘者，在家庭背景與社會階級上的弱勢：8

研究者往往將跨國婚姻的當事人建構成社會異類：他們是“傳統”性別歧視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下的殘餘（例如，佐藤隆夫；Glodava and Onizuka, 1994），而異國婚姻中的男性更被理解為父權的極致表現（例 del Rosario, 1994）。性別歧視當然是重要的議題。然而，學者往往將焦點放在這些娶外國新娘是如何地成為父權的代理人，而忽略了這些男性往往事他們所處社會中被邊緣化的一群。這些學者因此強化了社會中的階級歧視：只有那些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民和藍領工人才會如此父權（Cooke, 1986），不知“現代”婚姻為何物。

迎娶外籍新娘者在個人與家庭上都屬弱勢，的確是個普遍的認知，在突顯他們作為父權代理人的同時，也正如上引文中所說，「...強化了社會中的階級歧視」，故據此，我們必須同時在性別與階級的批判外，再開啟批判跨國資本的戰場。就這樣，微妙又根本性的，全球市場與跨國資本作為必要的「結構因素」，進入了知識份子與學術知識生產對於外籍新娘的想像中 － 她們來自於半邊陲與邊陲的弱勢國家，扮演了輸出勞動力（或勞動的人力資本）與工業原料的角色，包括了輸出這群本國「女兒」的子宮，並期待他們如同其他輸出勞動力（我們叫他們作「外勞」）般提供資本的反饋。在持「客觀中立立場」者與持批判立場者處，我們都可以見到相同的社會想像。

關切個人情感因素的研究也未缺席，在許多關於外籍新娘的論述中，「以婚姻作為出路」是個突顯的歸因。研究對象主觀經驗的進入（如願意遠嫁台灣的動機？），以及外籍新娘的特殊處境，使得「自願/不自願」的明確界線，變得模糊，直接威脅了傳統的婚姻契約論述，至少是使之不再具有普遍性。在結構 / 個人因素孰輕孰重的議論中，卻無法迴避一種人口學式的簡化聯想：外籍新娘是受到結構因素的「推力」，而對新的生活環境的想望，成為「拉力」，使得跨國婚姻隨著跨國資本的流動逐步發展。當外籍新娘來到她們想望中的新故鄉時的破滅感，更是許多故事中必有的劇目和轉折點，社會運動與實踐，或是社會救濟 / 福利也因之而取得正當性和道德的張力。而在運動與實踐的過程之中，「外籍新娘」的意象逐漸凝聚成一個特殊的人口社群，她們不再是印尼、高棉、越南、菲律賓等地渡海來台的一個個歧異的「個體」，他們獲得了新的、分殊的（specified）對待 － 「她們是外籍新娘」。這是新的身分與認同的經驗，歧視之所以有效，恰好建立在這個概念建構出的社會實體（social reality）上。

許多的研究中所指涉的「外籍新娘」9：「係指來自東南亞地區，與台灣籍男子結婚的女子，不包括大陸新娘和其他國家，如日本、美國及歐洲的新娘在內。目前在台的外籍新娘主要是來自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緬甸和柬埔寨等國。」，而有些研究又將「大陸新娘」放入外籍新娘的類別之中。在官方的資料中，雖也將大陸新娘放在外籍新娘的類別之中，卻特別標註出，以與「一般的」東南亞出身的外籍新娘有所區別，這樣的區別當然是饒富意義的動作。因此，「外籍新娘」一詞，大致指：1. 「外籍」，所以非我族類者，2. 非定居於台灣者，經由特殊的數種通婚管道與台籍男子通婚者（大致上是經由婚姻仲介）。10 並且，不包括經濟較發達的已開發國家的女子（如新加坡雖位於東南亞，卻不屬於「外籍新娘」的類別）。依據上述學術定義，細心的讀者將會發現，當我們使用「外籍新娘」一詞時，其實就已經表露了某種特殊的價值判斷與身分區隔，並以某種政治政治經濟地理學為分判的前提。這樣的矛盾，學術菁英並非沒有察覺，卻因為社會位置的限制，始終無從迴避此一實踐上的罩門。

由所有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外籍新娘的生活空間，以其依賴的台籍家庭為中心，國家與市場大致都圍繞著這個核心而運作。許多期許為外籍新娘「賦權」（empowerment）和發聲的社會實踐 －在「天茫茫，地茫茫。無親無戚靠台郎」的支配性狀況下－ 為了使她們不僅僅只是家庭的一員，為了擴展外籍新娘的社會網絡，為了使她們能成為更大的有機體的一部分，識字班與生活輔導班成為重要的舉措：

換言之，識字能力的具備可以提昇外籍新娘個人的資質與自信、以及她們和外界交流的能力，特別是增進家庭生活的和諧，不僅利於家人溝通，身為母親的外籍新娘能夠識字，更有助於小孩的的教育與成長。還有，識字可以讓外籍新娘拓展社會生活，進一步獲取其他資訊和技術，同時，也把她們具備的學/經歷更加快速地、有效地傳遞給台灣社會。11

（文中劃線處為筆者自行加設）

但這些都無法她們依賴「家庭」，被優先歸屬于「家庭」的狀態：她們必先作為一個可轉變的主體（subject）12，才能屬於家庭，再然後屬於「我們」這個更大的、有機的社會的一部分作為屬於家庭的、屬於母親的、屬於「我們」的外籍新娘，就像在一起初就簽下契約，她們作為具有選擇權、意願的現代主體，必然也必須要藉由啟蒙和改造自己，成為總體的某個器官，而她們所提供的最有意義的器官，就是她們的子宮。在彷彿相互主體性的論說中，已然從最開始就預定好了弱勢者的腳本，一本屬於外籍新娘的「性契約」（sexual contract）。對於弱勢者的道德伸張，同時竟是對於普遍性婚姻契約的剝削狀況的修補、支持和再生產。這解釋了，為何在許多論述裡，去探究外籍新娘的跨國婚姻契約之形式、基礎與潛力為何，以及其具有何種「自願性」的基礎，會變得如此重要。而企圖藉由主觀、客觀的條件，來激勵她們，啟蒙她們的主體實踐，則是緣由自這種動機的必要結果。

若說，關於家庭的性契約是外籍新娘社會意義的核心，按前述，台灣由於政治經濟結構的變遷，在內在上已然具有著對於外籍新娘的社會需求。學術知識的生產恰好由正、反面為我們呈述了上述的概念的「結構性」，因為是結構，所以我們才可以站在一定的距離外，去區別自己是客觀的，亦或批判與社會實踐的。故事始終是「他者的故事」。王宏仁在他的論文＜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中，如此客觀的寫到：13

因此，台灣的外籍新娘具有雙重的「生產力」：工作的生產力（productivity），以及家庭的生產力（fertility）。這樣的現象，不只是國與國之間的所得不平等問題所引起而已，還涉及接受國本身國內階層化的問題，有能力的中產階級輸入外籍女傭、看護來解決家庭勞務的問題，而弱勢階級則變成以輸入外籍新娘來應付家庭再生產的問題，不同的應付方式也彰顯了不同階級的社經地位差異。

同文中王亦寫到14：「...第三世界的婦女幫助中上階層的台灣婦女從家庭勞務中解放出來，但這卻無助於性別不平等以及階級不平等的解放。」，意指，由於台灣社會的變遷，較高社會階層的為了尋求更大的個人性和利益，開始將勞務等剝削轉嫁給階層較低的本國人或新移民，後者被視為更大的「國際勞動力市場」的作用。這樣，跨國間的階級角色差異，依主流的「結構性」的想像，就成為中性的歷史過程的某種必然了：一個社會總是會追尋自身需求的滿足和結構的均衡，「因此假如就外籍新娘的角色來看，他不僅滿足了整體社會的再生產，也同時滿足了全社會的生產體系。前者指他們在生育、為人妻母、媳婦的角色，而後者則是指他們填補社會生產體系不足之處，提供廉價的勞動力以彌補勞動市場上勞動力的不足 ...」15。引申上述的命題，若一個社會因為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使得國內市場的底層勞動力供給不足時，就必然會轉向成本較低廉的國家，輸入勞動力，逐漸形成國際勞動力市場的機制。這樣的總體分析，相當的完整，甚乎是完美，因為它解釋了人口流動在推與拉兩端所具有的辨證的機制：週而復始循環不息下，資本與勞動力以世界為規模完成了對流。這樣的世界圖像若成真（在持批判角度的政治經濟立論者處，其實經常也以此為出發點來詮釋跨國婚姻，如夏曉鵑的論述：「 「外籍新娘」現象是來自較低度發展國家婦女嫁往較高度發展國家的全球性現象的一環。本文提出分析架構，將「商品化跨國婚姻」視為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副產品，並分別在核心、半邊陲及邊陲國家內部產生扭曲發展。而「商品化跨國婚姻」即為雙邊因扭曲發展而被邊緣化的男女，在資本國際化及勞力自由化的過程中，藉由國際婚姻謀求出路而產生的結果。」16）資本主義發展將導致不平等國際分工，歷史具有它結構性的特徵與趨向，那麼實踐與界入的作用又何在？此時所稱謂的「實踐」，是否只是種抽象化的審美衝動或美學處理，將分歧的諸對象本質了呢？又如果，這樣的本質化預設了某個主體性的優位，是否正好落入了上述關於生殖的「性契約」之中，因為她們有子宮，又處於世界體系的邊陲國家，因此「自然」成為跨國婚姻市場中具價值的商品？！

趙彥寧在分析「大陸新娘」的親密性公民身分的意義時，曾如此論到：17

值得思索的亦不僅為對大陸配偶與台灣配偶間價值高低的判定，而在於為何情感與婚姻關係的維繫、死亡和遺產轉移此類理論上屬於私領域的或民法管轄的事務，卻儼然成為攸關國家生計與國族領土界分的關鍵性議題。

筆者於此不是要模糊大陸新娘與外籍新娘在社會建構性質上的差異，而是根據趙的論文，我們將會發現台灣的「公民社會」（citizen society），在運作性契約的機制上有邏輯酷似之處：18「正因為男性掌控了女性的生殖力（以其生物性再生產的產物，即小孩），以「博愛」為特質的社會契約方得建立，並取的合法性。換句話說，在本質暴力形式簽訂下的婚姻契約（marriage contract）才是市民社會形成的基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雇傭契約（employment contract）也得以建構。」。「在本質暴力形式簽訂下的婚姻契約…」，點出了性契約構成的核心，外籍新娘的跨國婚姻正是建立在這個本質暴力的婚姻契約基礎之上。由跨國婚姻契約所引發的國籍管理問題，是很顯著的例證，也是外籍新娘們最先面臨到的實際困難，其意義正如趙彥寧所言：「…此類理論上屬於私領域的或民法管轄的事務，卻儼然成為攸關國家生計與國族領土界分的關鍵性議題。」。透過不斷地、繁瑣的國籍管理的社會儀式，外籍新娘逐漸由意義不明的「外來者」，轉變為「法律」中的「人」，具有主動、能動的位格，以及具有生產性，卻又始終是被認知中的他者。而學者們對於此婚約契約所提供的政治經濟學詮釋，究竟是為了顛覆和拆解這樣的契約模式。亦或，如此反覆的論說、突顯，為上述的跨國「性契約」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合理性的知識典範？邊陲國家，成為跨國勞動力市場的「牧場」，難道正是此刻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

巨觀的政治經濟學詮釋，在台灣幾乎已是主流的外籍新娘研究的知識基礎，也是外籍新娘故事的「人類學起源」，而她們遠度而來，成為階級較低的台籍男子的配偶及之後種種「非正常」婚姻狀態的際遇，更加深了她們所具有的「邊緣的」特殊意象。如上述王宏仁的論文告訴我們的，外籍新娘補足了台灣社會的底層階級對於「工作的」與「家庭的」生產力。這種「客觀描述」的學術公論，早已與外籍新娘的特殊意象無法分開：外籍新娘屬於某個底層階級，屬於「他們」，更是從屬於階級低下的他者的「他者」，而經濟上的位置和類別，以及城鄉空間上的區隔，在此刻就不僅僅是故事的原因，更是等待在終點的、可以預期的「結果」。一如下列常見的引文，採自鄭雅雯對於台南市外籍新娘人口分布的解釋：19

綜合上述情形，南區和安南區的整體經濟發展情況來說是較劣勢的，因此外籍新娘偏多，顯得較容易被理解；在現今的台灣社會裡，農、漁確實是較不具競爭力的，且在教育程度上亦不及他區，因此更呈現一種循環加成的結果，確實使得多半這些男士本身客觀條件較為遜色，在台灣取不到老婆，而轉向國外尋求。…

相較台灣其他地區，目前嫁入台灣的「外籍新娘」主要分佈地區來看，主要集中於以農業、工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縣市；也就是說，往國外娶妻的這些台灣郎大部分居住在這些農工業為主的地區。…

（畫線處為筆者自行加設）

據此，部分研究者所認為之：外籍新娘凸顯了現階段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中跨國的人際關係的分工。就可以被理解為上述地區分工模式的擴大版。20 筆者並非要質疑上述政治經學與階級描繪的真實性，而是要指出，當這種「真實性」成為我們認知外籍新娘的唯一或至少是優勢的「真實」時，學術知識的生產其實正在進行一場同質化的暴力過程。外籍新娘以他們身體性與文化性的差異，被標誌在難以跨越的彼岸，因此誰為誰發聲，如何發聲，才會變得如此至關重要，更攸關著何為政治正確的價值體系，以及衍伸出的價值判斷是否成立，亦即是否「道德」。跨國婚姻由於缺乏自願性的現代社會的道德基礎，因此而飽受批判，「交易婚姻」是不道德的，不是真正的婚姻，不是奠基於「相互意愛」，只是一種交換。21 因此無法成為婚姻契約的合法基礎，反之，若自願性的要件存在的話（各式各樣的「自願性」基礎，如改善生活條件等等），那婚姻契約就獲得了它被公民社會保障的權利。「自願 / 非自願」這座兩面循環的旋轉門，以自願性作為它的中心機軸，而女性總是只能選擇一邊，就是「母親」和「妻子」的那一邊，這在外籍新娘身上體現的更加清楚。問題的關鍵到了這裡，被巧妙的移轉成，外籍新娘們所缺的，是那「決定」將子宮交付與誰的充分選擇權和自由，如果符合這個條件，他們就不再是「外籍新娘」，而是公民社會多元文化交融中的新「移民」。22 而外籍新娘通過「生殖」的中介作用才得以「自願地」從屬於我們，卻又將始終不斷地被質疑無法提供維持家庭職能（如育兒、夫妻相處等等）的契約基礎，因為她們有「社會參與」上「先天」（connatural）般的困難。

「從屬於底層階級男性與家庭的外籍新娘」，既是她們的真實的生命處境，也是她們被建構出的社會位置，兩者交互循環辨證。在這命題上，學術圈中慣常採取的性別批判以及階級批判，其實並不屬於同一陣線。外籍新娘因其性契約的位置，在性別意義上遭受剝削是可以體會的，而外籍新娘的台籍配偶在台灣社會的階級劣勢也可以想見，而外籍新娘在國際社會中的階級位置之劣勢，更無從忽略。但當這種種意象，在學術知識生產的時間進程中逐漸混融在一起時，外籍新娘的社會意義開始產生質變，研究對象的生命經驗被學術機制逐漸典範化。學術社群在社會中有它特屬的階級位置，在不斷對外籍新娘及其配偶的種種社會屬性進行定義時，這層階級上的權力關係被有意識、無意識的生產出來。在趙彥寧的論文＜公民身分、國族主義與親密生活：以老榮民與大陸新娘的婚姻為研案例＞中，以「階層與階級的區分先決性」的詮釋強化了Pateman所指涉的「性別政治」：

… 以兄弟愛連結（「博愛」）為人群連結基本模式的現代市民社會，必須先透過內在的階級分疏，方可於公領域中合法定取得某些女性的生殖力，而此階級分疏的進行方式為否定、剝削或矮化、排除某些特定男性的性、生殖與情感實踐的權力及權益。換句話說，父系霸權（與市民社會）的源起不盡然為剝削女性的生殖力，而亦有可能在男性間自我區隔生殖合法性高低優劣的活動上；……

引伸上述觀點，「性別政治」中性別與階級的的交互剝削作用，也存在在外籍新娘身上。但在學術知識的脈絡中，父系霸權在外籍新娘身上體現的不僅僅是趙文中所討論的兩個層面（性別與階級），還有第三個層面，學術精英的凝視，在這個凝視的過程裡，學術精英的社會角色已經超越了生物性別的區隔，意思是說：他們都成了「父親」 － 都正在為外籍新娘的生殖力與生命價值進行「定義」上的權力爭奪。當然我們還是可以把這層關係理解為特殊的階級關係。藉由一種「有機的總體」的想像（有關於「社會」的，如社會功能、社會結構等等；有關於全球資本主義的，如跨國勞動力市場、資本國際化的現階段；有關於人口學的，如「推－拉」、供需等等），外籍新娘的身體，被配置在適當的總體性「知識－權力」體系之中，供我們需求、供我們實踐、供我們想像（imagining），供「…自我區隔生殖合法性高低優劣…」。亦即，她們所提供的字宮，最終都將替我們的「總體」社會進行再生產，如滿足社會底層階級的性和勞動的需求，而階級的分疏永遠不會在這個總體性的想像中消失，更會在如此的想像過程中得到增強（reinforcement）。

三

許多論者持的是建構論的立場，相信透過主體的啟蒙與實踐，必然能替外籍新娘的群體及個人創造出新的局面及可能，無論是「在地國際化」的實現，亦或是具有政治經濟學視野的跨國女性主義的聯合，其實在邏輯上都有個「失落的一環」：若結構的因素具有它物質與社會的基礎，那麼「賦權」的過程，怎麼能夠跳過這些鬥爭激烈的結構層面（關於現實資源的分配與再分配，啟蒙者總是具有相對的優勢），而訴諸於語言、學習、文化適應與自然擴展的社會網絡等；若實際的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有著它內在的必然性，那依理論演義，弱勢的「外籍新娘」就成為歷史階段的「必需」了；又若，資本國際化在理論上具有被實踐所推翻的潛質，那串聯、團結這些「外籍新娘」女性的目的，究竟是為了她們？亦或是為了批判、最終顛覆資本主義體制呢？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了這個階段，歷史內在的引爆點是什麼，是這群被稱為外籍新娘的「流亡者」（diaspora）嗎？人究竟是目的亦或是工具？在這個跨國資本主義的人口移動大戲中，所有行動者，是否總要先作為歷史的承擔者而存在，是資本的本質與勞動力本質的人格化？……反覆的尋思下與自我省察下，外籍新娘作為他者的位置，卻在這樣的社會運動實踐的吊詭中被不斷刻求與再生產，他們總是對立於我們，等待我們連結與鑽探的他群。「他們」不是「我們」，因為他們需要被啟蒙，而我們是啟蒙者。

此外，一些研究者放棄了上述巨觀的政治經濟學路徑，也放棄了新自由主義者「多元文化」的迷思，企圖從「生命經驗」的微觀層次進入外籍新娘的世界。相較於早期的政治經濟學詮釋路徑，晚近的研究更偏重於此類田野經驗的收集和進入

如外籍新娘的生命經驗述說、文化適應狀況、家庭生活 /婚育狀況的自述 …… 等等，醫療、護理、公共衛生/行政與教育、輔導、社會福利等專業領域的學者產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然不同的知識典範也決定了他們論述問題的不同方式。23 其中貫穿兩個階段的是外籍新娘的運動實踐，以「識字班」的運作最為突出，最後還為官方的政策所收納。有意義的是，這個從民間開始的社會實踐，到後來卻成為帶有補償性的社會福利和社會救濟，國家在裡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或說，國家在上述轉變的過程中成為了性別與階級剝削的代理（agent）。

這種研究取徑上的轉變，特別是運動、實踐上的具體經驗，究竟對於學院內的知識生產，帶來怎樣的影響？以識字班為例，如同該運動的濫觴者夏曉鵑所言，設立識字班的目的：24

以外籍新娘為對象，從識字開始，也就是從認識中文開始 …… 不會講中文對們來講是生活上非常大的困境，還包括以後面對小孩的教育問題。除了教中文以外，我們也希望透過每個禮拜的固定聚會，形成她們彼此間的網絡，可以互相幫助與扶持；另外，也是透過識字班讓社區的鄰里，開使用一個比較正面的角度來認識這群從外地來的女孩子們，建立他們與社區一個良性互動的方式，這是當初我們設立識字班的目的與宗旨。

（劃線與粗體處為筆者自行加設）

又根據夏的描述，美濃地區識字班逐漸發展後，美濃居民對待「外籍新娘」的態度轉變了，逐漸將「外籍新娘」看成是「我們」自己人，不再是媒體上所塑造的「外來者」和「他者」。25 之後吳美雲的論文中，吳亦發現：

我們從識字班學員的反應得知，他們並不是無意識的抉擇進入異國婚姻，反而很勇敢地、積極地尋求出路。….透過識字課程後，突破語言障礙，學員們明顯地在「國語」的講說和聽力、中文書寫、閱讀，以及查字典、聽電話、騎機車、外出採購、看病，處理昏暴等等生活技能都有所增強。而且學習者在「人際關係」、「意義建構」、「女性意識」等心理和社會網絡都有所改變和擴展。

（劃線與粗體處為筆者自行加設）

「他們並不是無意識的抉擇進入異國婚姻，反而很勇敢地、積極地尋求出路」，給了這個運動實踐一個主體性的啟蒙基礎以及道德張力，如同筆者在之前論到，一個現代性的主體，正是性契約的基軸。而引文中，對互動與社會網絡開拓的期望，也佔了顯著的部分。企圖透過互動和社會網絡的拓展，由內在和外在地幫助外籍新娘完成對文化差異的適應。

明顯地，文化與生活上的適應問題，在近期的研究中具有關鍵性的位置，我們可以視之為廣義的社福論述。「適應」變成具有合法性的專業辭彙。上述夏、吳兩人也有著這樣的色彩，更遑論其他以此為立意的學術篇章。為了尋求「適應」，「參與」變成了道德上無可迴避的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特別是在文化差異的適應上。適應指涉了一種人與他人與環境間的良性互動狀態，建立在個人想要滿足自身的需求，主動運用各種技巧，而與環境發生調和作用的過程，以增進個體內在與外在環境維持和諧關係的歷程，動態的、交互的、有彈性的、雙向的互動特性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26 簡言之，良性的互動狀態指得是：相互性與互為主體。從互為主體與自我意識的覺醒中，預期達到內/外在「賦權」的目標。

但多元、互為主體、相互建構的情境，極可能正如傅科（M.Foucault）所言是種創構性的（productive）「權力 － 主體」的關係。而其中不斷被結構化的正是批判者與「弱勢群體」之間的權力關係。既有的結構，因為這群「外來者」而產生調整的需求和驅力，單一國族多元文化的想像，成了吸引人的策略。官方把這種策略上走到了極致，並且運用國家在體制與資源上的優勢，最終使得「識字班」等實踐活動產生了社會意義上的質變，這種質變卻又是從之前隱而未彰的「排他性」的文化邏輯演變而來（如本文第二段的討論）。下面即為某官方的外籍新娘適應輔導計畫的「目的」：27

落實外籍新娘在台生活適應輔導工作，增進其語言及生活適應能力，始能順利融入我國生活環境，與國人組成美滿家庭，避免因適應不良所衍生之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特訂定本計畫。

（畫線處為筆者自行加設）

試比對學者與官方的呈述，在國家的治理企圖中，「生活適應」同樣佔據了顯著的位置，並且希望透過生活適應的完成（「順利融入我國生活環境」），使家庭職能（性生活、情感依附、生殖與勞動力…）的核心功能得以「美滿」，最後是「避免因適應不良所衍生之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顯見，生活適應的論述，有著兩個層面：（1）性契約的執行（pratice）；（2）身分的區隔（如預期外籍新娘是具有潛力的問題族群）。如同Lisa Lowe所言，國家（它也是一種具有在生產性的總體想像），一方面藉由賦予外籍新娘「公民權」（citizen right），一方面又保持差異對待的某種合法性。28而國家與學術社群都以一種超越性的想像，滋長著身分的差異意識。對最終的融合的預想，微妙地保障了最終的區隔，而國家與學術群體的實踐介入，更將這種微妙的身分機制，透過制度與人際互動（如生命經驗的分享、溝通、自述，以及社會網絡的拓展等等），滲透到了「個人」的私領域（the private）之中。近期的醫療、公衛、社福論述（指學術知識的生產）等與國家之間有著糾結的「暗合」，但這並非說前者已為後者所「收編」，而是說他們在文化邏輯中有著內在的相關聯。如國家與醫療論述同樣注重外籍新娘的「育兒」與「撫育」的狀況，以及家庭計畫的推廣情形，後者的「心理健康」狀態、生命歷程與生命史等等；國家與社福論述同樣注重外籍新娘的勞動狀況、社會參與及醫療需求等等；國家與公共衛生論述同樣注意外籍新娘作為新移入的「群體」的健康情形，和可能的特殊的疾病的帶原和傳播等等。上述的許多論述所鑽探與調查的正是屬於外籍新娘的個人的身/心的私領域，也同時是國家的公民權想像的主要場域。

從學術的知識生產到國家的公民權想像/建制中，關於「家庭」的問題意識不斷被突出。所有的國家制度的介入和施設，如國籍身分的管理（主要由戶政單位轄之）、社會問題的預防與控制（主要由警政單位轄之），都必須以達成或維護家庭職能的健全為優先考量，以確保外籍新娘的「人口」得以不斷固著於「家庭」的社會空間。29 自民國八十三年七月起，衛生局即將「大陸新娘與外籍新娘」增為列管之加強重點人口群，並訂定關於其之「家庭計畫之推廣教育」優生計畫，計畫緣起如下：

這群婦女大多來自東南亞及大陸地區，其配偶部分為我國社經地位較低或患有身心殘障之弱勢團體，結婚以傳宗接代為主，以至於她們在不熟悉台灣的生活環境、語言、風俗習慣，身心尚未獲得充分調適，即已懷孕或生育，不僅影響婦女與嬰兒之健康，且衍生諸多家庭與社會問題。

（劃線與粗體處為筆者自行加設）

上述官方引文與學術論述中對於外籍新娘「母親」角色與生殖意象的重視，非常相似。並亦以社經地位為論述的源起與基礎，進一步考量文化差異下「適應」的相關「社會問題」。

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第一步，是必須先求證並建構出一個具有潛力的「主體」，而這種性質的主體當然是屬於外籍新娘的本然稟賦，「由於」遭到台灣社會刻板印象的「扭曲」，故必須藉由知識份子的實踐加以還原或召喚。如在關於「識字班」運動的論述中，就努力地要改變國人對於外籍新娘不識字與水準低下的刻板印象。夏曉鵑在<女性身體的貿易：台灣/印尼新娘貿易的階段與族群關係分析>曾指出，以印尼新娘為例，她們對於自己的婚姻有相當理性的期待，而非一般想像的「無助受害者」，之所以遠嫁台灣主要是因為印尼華裔男子的不負責任，以及印尼生活貧困，而這些印尼新娘中還不乏擁有碩士學位及理想工作者。30 如今卻要遠渡重洋，朝更加徬徨與無奈的處境裡去，同文中更藉某位外籍新娘「美芬」的口，訴說出這樣的真實體驗：31

家人到港口來送我，汽笛嗚嗚的聲音，還有海鷗的叫聲，把我的心都揪在一塊了。到了機場，我看到其他和我一樣要去台灣的小姐，臨行前父母對他們百般叮嚀。當時我有一股衝動要回家。想著遙遠而陌生的台灣，語言又不通，我更徬徨了。

在具有濃烈氛圍的生命史敘述中，作為「人」而與我們相同具有喜、怒、哀、樂、憂傷、徬徨……種種共通人性的外籍新娘，被還原或召喚。她們是主動能動的主體，在這樣的訴諸中（對於自己的婚姻有相當理性的期待、不乏擁有碩士學位及理想工作者、種種共通人性），被既理性又感性的證成。因此，外籍新娘是能識字的、是能覺醒的，是能開拓社會網絡的、是能自我發展的、是與我們一樣具有人性的，也因此，最終的良好適應是可能的，完善地履行她們的婚姻與性契約也是可能的。

識字教育等等舉措，無論是由民間社區主動發起的，亦或是由國家所支持的。其實都帶著弔詭的內在矛盾，亦即「差異性」（difference）原則與「無區別」（non-discrimination）原則之間的矛盾。當適應的目的，所隱含的是「融入/參與」總體有機的國家—社會（state-society）或文化國族主義時，弱勢族群的差異存在，經常被「善意的忽視」，成為突顯現代國家普遍性、中立性公民權利的犧牲品。但若處處突顯著弱勢族群的差異性，又可能落入再生產特殊社會意象的危險之中，並有違現代國家社會的公平對待原則。如同Will Kymlick所指出，個人自由及社會參與（membership），與現代國家社會的運作之間，在具體的歷史時空中經常是相互衝突的。弱勢族群的處境，並無法透過預設的「完美」的參與以及普遍性公民權利的賦予，而獲得解決，例如參政權、平等受教權、工作權與文平等權等等。事實上，國家往往系統性地利益了主流的族群，透過建制與社會資源的投入，確保了主流者在生活方式的優勢。32 那麼在台灣，企圖藉由識字為先行，逐步賦予外籍新娘在自我發展、家庭、婚姻、工作、受教、文化傳遞、社會參與等普遍公民權利的論述、實踐，33 正不斷滑向了Kymlick的命題之中。而筆者相信這樣的矛盾更深深困擾了許多具反省力的知識份子們，並驅迫其做出立場上的選擇與宣示。而他們的事業所奠基之處，卻是那許許多多外籍新娘的真實生命。

四

2000年代以後，醫學界、護理界及衛生單位逐漸關注到外籍新娘的「健康」問題，特別是關圍繞在人口的議題上，外籍新娘被視為優生保健的劣勢族群，隨著她們人數的增多，開始威脅著台灣下一代的人口「素質」，而人口素質的危機，來自於外籍新娘或「東南亞跨國婚姻婦女」們在健康上的缺陷。至於造成外籍新娘在健康上具有缺陷的原因，依護理學者王秀紅與楊詠梅的呈述，包括了「文化適應與壓力、經濟困境、語言隔閡、缺乏社會支持（筆者註：社會網路）與種族依附以及不同的健康信念與行為等，而使其成為移民國之主流社會中的健康高危險群。」，同文中更點出了令台灣醫界與衛生單位最憂慮的現象：34

跨國婚姻來台半年受孕率極高，因為婚後快速生育、沒有特別的生育計畫、缺乏優生保健諮詢，因此相關婦幼衛生保健照護，將成為護理人員及相關健康照顧專業人員重要的健康關注焦點。

而戴君倚與鍾聿琳在其論文<影響週產期外籍新娘適應之因素及護理省思>中亦寫到：35

筆者在護理實務中，常有照護這類在台灣居住的外籍新娘之機會，由經驗中發現這些外籍新娘在離開了固有支持系統和社會文化來到台灣，常常在一、二年之內又會面臨「懷孕、生產」這個人生歷程的衝擊，這亦可由夏（2000）之研究結果驗證，所以外籍新娘在嫁到台灣後常必須同時面對新環境及懷孕/生產兩種改變的調適，若要於實務中照護這些週期之外籍新娘，首先必須瞭解他們所面對的困境如此方有可能提供實質適切的服務。

可見家庭與生育的職能等性契約要項，能否被完善地履行，仍舊是醫療論述中的核心部位。而戴與鍾的論述更以其親身的經驗加深了此種意象。外籍新娘被疑慮的重要焦點，是她們不具有足夠的「健康」，去培育出健康的下一代。至於她們的身體自主權，想當然爾不在議題之內。

有健康的母親才能有健康的下一代。而外籍新娘潛在的「先天」功能缺陷，在醫療論述的意象建構中，更有著濃厚的傳染病學、精神病學、公共衛生及遺傳學的色彩，並且是具有地理學意義的，如王秀紅與楊詠梅建議：「…瞭解東南亞公共衛生指標、傳染性疾病控制、流行病學特色、特殊跨種族遺傳相關疾病等，亦是護理人員應特別關注的健康議題」36。據行政院衛生署在1999年的統計，由民國84年至88年3月間，已有37名東南亞跨國婚姻育齡婦女被發現感染愛滋病，其中民國87年更有21例。37為防止國內出現愛滋外籍新娘媽媽，衛生署要求居住六個月以上的外籍新娘需出具篩檢證明。又據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於2000年，對30058位孕婦的篩檢，發現有四例呈陽性反應，其中外籍新娘即佔兩例，達百分之五十。38這不僅「印證」了南亞與東南亞是愛滋病毒的「高危險區」，更重要地是這些已屆育齡的外籍新娘對下一代健康與台灣社會的「威脅」。台南成功大學在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週產期醫學會上發表一項關於染色體異常兒的研究，近5%的母親為外籍新娘。39又據高雄長庚醫院跨科系長達一年半的研究，發現遠嫁來台，將為「人母」的外籍新娘超過三成有憂鬱傾向，一成有自殺念頭，所產下的胎兒有一成發現子宮內生長遲滯現象，體重不足兩千五百公克40；再據同院的研究，自民國九十年七月以來，已陸續發現十三名外籍新娘子女出現語言障礙，經專業評估後，有超過六成有發展遲緩現象，成為需要早期療育的特殊族群。41

種種關於外籍新娘功能缺陷的專業論述，正訴諸並刺激著「我群 / 我族」特殊的危機感。而造成這些功能缺陷的主因，既有的研究皆認定是來自於，外籍新娘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結構因素上的弱勢。意即，外籍新娘的功能缺陷來自於社會屬性（social attributions）與種族因素，而非生理因素。因此，可以視此種對病灶的推斷，是一種特殊的病理學路徑（approach），筆者稱之為社會學式的病理學。而此種從社會結構因素孕育出的「病理」及病徵，正不斷威脅著我群的優生與血源品質。援引上述病理學原理，許多地方縣市政府指示轄內各鄉鎮調查迎娶外籍新娘之家庭，發現，外籍新娘子女在特殊家庭背景下成長，將成為台灣新的一批弱勢族群，需要接受進一步的專業輔導、照護和同理。如劉美芳等人之論文<台灣外籍新娘之文化適應 —— 護理專業的省思>中說到：42

…因語言、生活習慣及期待的不同而衝突迭生。跨國婚姻中的家庭暴力、兒童虐待及物質濫用等問題時有所聞。由此觀之，跨國婚姻中環繞的家庭成員與其社區也應該受到護理專業的關注。

再者，台灣跨國婚姻在實質上亦是意涵著遷移/移民的境況。移民除了對遷移個體的身、心、靈及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影響外，對於移入之當地亦常造成防疫上的多重困境。此外，跨國婚姻其環繞的不只是在婚約下個體與家庭的適應，亦包含在現階段的台灣家庭與外來新生代的家庭成員，在生物性遺傳上、自我文化認同及家庭撫育與傳承上的挑戰。而此健康議題便牽涉整個社區甚至國家，於現存的及未來的國民之健康與政策走向。

（畫線處為筆者自行加設）

如此攸關個人、社區、國家社會的人口變化，使得資源的投入以及有效的控管，具有了合理性和道德張力。現行的主流解決方法，是促使外籍新娘適應狀況，語言問題（語言障礙）被優先排入議程，識字班與輔導班等舉措，逐漸開展。而在上述醫療論述中認為，關注的對象不能僅僅只是外籍新娘的個體，更應該包括環繞著此一跨國婚姻的「家庭成員與其社區」。這是普遍的意見，並被國家與公部門所採納。顯示國家所欲控管的，其實是台灣島內某塊具有潛在危險的「人口群體」，這當然是被建構出的假想群體，如今，卻得到了專業醫療照護知識的背書和支持。但專業醫療知識的判斷基礎，是建立在筆者所稱的社會學式病理學上。究竟是「誰」始作俑迎娶了外籍新娘？ — 「主要集中在農業縣或都會區的邊陲地帶，多為台灣社會階層中的底層」43。 此官方定義為我們標誌出了該「人口群體」的位置。這也正是台灣具有先行意義的社會學研究的立論（如本文第二節中所論），例如夏曉鵑早期的分析（來自於官方的統計資料）：44

我們從統計數字亦可看出，娶「外籍新娘」的台灣男子多數為台灣階層社會中的底層。…

… 更進一步以職業來看，亦可以看出台灣赴東南亞娶妻的男子絕大多數為工農階級。…

… 再從娶「外籍新娘」男子的年齡層來看，大多數30—40歲……對於這群與台灣經濟同時成長的農村青年（一九六○前後出生者，亦即在台灣經濟起飛階段出生並於台灣資本開始外流時成為適婚者）而言，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不僅邊緣化了他們的經濟地位，更邊緣了他們在國內婚姻市場的競爭地位。

（畫線處為筆者自行加設）

當然筆者並非指夏及接受其立論者，與官方的意識型態共謀。其實稍早的時候，官方（行政院衛生署）就已經得出相似的分析結果，認為外籍新娘的跨國婚姻大多數是經由婚姻仲介管道媒和，新郎大多社會地位較低，或患有身心障礙之弱勢群體，主要婚配目的在「結婚生子」。45 更早在民國八十六年七月起政府的衛生單位，已將外籍新娘列入基層人員家庭計畫的管理範疇，計畫中認為外籍新娘年輕、教育程度低，又因為文化背景、風俗習慣的不同，加上與家庭成員間之間的語言溝通障礙，其可能引發之生育保健、家庭問題，不容衛生單位忽視。46 在政府發給基層衛生單位的家庭計畫手冊中，不斷重申如此的認識。內政部並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邀請相關單位召開「規劃辦理外籍新娘生活適應及語文訓練，輔導其融入我國生活環境事宜」會議，決定由戶政司及其所轄各縣市民政局，以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為試辦基礎，作為全面推廣「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的依據。47

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結構性分析與官方的意識型態之間，對於外籍新娘的「人類學起源」，採用了近似的立論，即使是在實踐中我們都很難分辨出兩者在結果上的差異。而專業醫療照護的論述，也沒有超脫該的範疇，將外籍新娘的意象本質化。外籍新娘意象，從具政治經濟色彩的角度論述起，弱勢與邊陲就逐漸成為某種特定的符號。而以政治經濟學「典範」為基礎的階級與性別分析，以及較為晚近的醫療照護、社福論述，都把外籍新娘的意象更固著在「他者」與「母親」的角色上。談論「外籍新娘」更指涉了其關連著的特殊階級群體，學院與國家正不斷凝視著「他們」，並企圖加以捕捉與標誌。這樣的權力部署，不全然根質於階級的上下支配位置，更深刻地包含了一種對於總體性（國家、社會、跨國資本主義）的邊界想像，甚至是渴望。醫療論述中，外籍新娘的「不健康」意象，則是這種邊界想像中的一根基柱和一處泉源。「我群」需要這種具有曖昧與威脅意涵的「他群」，讓邊界得以具現。

古典的Parsons的醫療社會學論述，將「健康」定義為48：「健康可以解釋為已社會化的個人完成角色和任務的能力處於最適當的狀態」，因此個人的健康狀況「也與他在社會上的「狀況」，即角色的不同類型和相應任務結構有關，諸如性別、年齡，已有的受教育程度，等等」。Parson的理論雖已受到許多的批判和修正。但他對健康的定義，卻極有益於我們理解外籍新娘的「健康」問題。據其對於健康的定義，Parson進一步將「不健康」與疾病定義為49：「最一般的特點是指，對個人希望完成任務和角色的能力的干擾」。那麼外籍新娘的潛在的「不健康」，按許多醫療論述告訴我們的，指得正是因為她們對完成人母與人妻等婚姻契約角色的「干擾」，以及在執行契約上「能力」的缺乏。甚至已然將威脅到我群的存續和未來。但威脅感越大，所產生的邊界想像的效益也可能越大。根據政府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的統計資料顯示，外籍新娘的人數正逐年增加。至2000年核發國人之東南亞各國配偶簽證數量，於六年間（1994-2000）已有八萬人之多，若再加上大陸新娘則超過十二萬人。50 這樣龐大的人口群體，提供給邊界想像巨大的能量，「她們」不僅具有流動性，又具有龐大的生殖力，正挑戰著我群敏感的防衛機制，學院與官方都在其中由正、反面投入了心力，企圖在無本質的「他者」身上創造出具有生產性的意象。生產與再生產著「我/他」的邊界，透過對外籍新娘特殊社會意象的角色化，我群在他者身上所企圖看見的、所不斷建構出的，其實是那面貌永遠難以廓清的自己。細究，在學院論述的生產過程中，更可以發現理性（如專業知識）、情感（如生命經驗的同理）與道德（如社會實踐）的基礎。而這些始終給予知識份子們的作為，一種源源不絕的合理性。例如劉美芳等人的論文中寫到：51

跨國婚姻並非台灣獨有的現象，然而在台灣的跨國婚姻所涵蓋的個體卻是在台灣特有的的本土社會文化裏適應。護理專業除了提供個體在預防疾病及提昇健康的專業承諾外，事實上應嘗試與其文化適應歷程進行對話。在此對話中，外籍新娘因護理關注而促進其適應，護理人員也因此種文化映照的過程對護理意涵進行反思。在照護活動中護理人員與外籍新娘便成為夥伴，雙方同時激能（empowerment）而獲得成長。作者們以外籍新娘為主題，期許護理人員盡力文化敏感度並學習提供文化對應之照護，以因應邁向地球村的多元文化的未來。

（畫線與粗體處為筆者自行加設。）

如此的立場竟幾乎是所有醫療照護論述的共同結論。在這個全球化與國際化的當代資本主義世界中，外籍新娘的存在，一則提供給台灣「多元文化」想像的新助力，印證了台灣與跨國資本主義歷史發展在進程中的「密切關聯」。進則透過關注這些個體的適應歷程與生命週期，發現「在台灣特有的的本土社會文化」。外籍新娘的健康與適應，終於有了它總體上更高的社會意義，學院論述也將其投入「關注」之心力，反饋給了上述具有文化國族況味的總體化過程。

五、結論

一般認定菁英團體或個人才擁有「權力」。後結構主義者則把權力的概念重新組裝，認為社會地景的形成乃緣於對定義的爭奪，而權力也者乃遍存於此地景中的無數個「微處所」（microsites）。受到Foucault晚期理論的啟發，後結構主義者主張，如果我們要找到權力「落腳（reside）」的地方，那一定是在於當今的主流論述中。因此，關於權力，我們的視野從政客及利益團體的活動，移至日常生活的短兵交接：一方細緻地呈現與複製主流的論述，一方面關於所處世界的解釋則被邊緣或被消音。因此，所謂敘述（narratives），乃是對於現實的集體再現（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 它所呈現的是社會性的事實，而非個人式的事實。簡言之，各處「微處所」的存在，實與巨觀層次上論述或「規章（codes）」密不可分（Miller,1993）。本文所分析的媒體對於台灣男性與東南亞女性的跨國婚姻的建構代表了台灣對於此議題的主流論述，論述中把社會底層、婦女及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國人等同於「問題」。52

（畫線處為筆者自行加設）

上文為夏曉鵑知名論文的一段分析，經過許多論者去污名化的努力後，在四種面向的學術知識中53，我們都極少再見到將外籍新娘視為「社會問題」的態度，甚至在官方的論述中，也都極少顯性歧視的文本和政策出現，而是訴求於多元文化的政治「理想」，並對學界的立論多所依循。這的確是種進步。但經過筆者的一層一層的抽絲剝繭，卻可以發現有一種特殊的性契約的文化邏輯，依舊作用在論述的生產中，生產一種特殊的「性別—階級」關係。學院作為文化國族想像機制的一部分（以外籍新娘與諸外來者、流亡者為研究對象者），的確可以作為日後政治社會學考察的新焦點。

夏文中，矛頭明確地指向了台灣社會中「主流論述」的策源地，亦即媒體。並以Schneider的「續命力」（viability）觀點為媒體的政治屬性定調，她說到：54

當主張者不斷賦予某些主張與定義以信譽時，它們就獲得了「續命力」（viability）。「續命力」通常由媒體所生產。當官員及專業人士為某些定義作保，並據以為問題化的狀況承擔責任，及對其施行某種作為時，定義本身也就獲得了續命力（Schneider）我們得藉以明瞭它們在製造主張（claim-making）時，表現出什麼樣的政治屬性。

夏的觀點並沒有錯誤，並且為許多外籍新娘的論述所引用。媒體也需要被批判。但若依此一被普遍引用的觀點出發，我們絕對會在學術知識生產中找到同樣的可批判處，知識生產同樣在許多社會地景的「微處所」，藉由與外籍新娘的實際互動，以及建構外籍新娘的社會意象，來實踐傅柯所稱之微視權力的部署。學術知識也正在提供對於「外籍新娘」這個人口群體的「定義」，並且還擴及「輸入」外籍新娘的那部分人口，如其配偶、子女、社區、在台親屬、原生地親屬等等。外籍新娘的存在就像傳染病的最初帶原體，而與之相關的社會網絡叢結，就像是可能被感染的範圍和區塊；兩者都需要學院的關注和協助。因此，學院透過「定義」的過程，是否也在標誌著自身的「政治屬性」，「… 並據以為問題化的狀況承擔責任 …」，因之而獲得論述的續命力呢？對筆者而言，答案是肯定的。

四個面向的論述也都預想了外籍新娘這個「主體」，能夠藉由實踐，逐步獲得自身的解放和主動、能動的身份，無論相信此一實踐途徑是經由適應，亦或是賦權，亦或是社會參與和公民權利的爭取。如本文前幾節的分析，「主體」，作為權利與義務的承擔者，才是性契約與剝削的基軸。如Judith Butler言及，權力（論述權力）是無中心的，在不斷地擴散滲透的狀況下，「主體」更是很難被找到—正因如此，那「失落的」、「幽靈般」的國家與權力正透過擴散和滲透，浸入每一個論述的地點—於是，那「失落的」、「幽靈般」國家和權力復活了，透過「主體」的權威作用，賦予事件一個又一個因果的說明與定義，把權力的地圖簡化。55 那麼，學院菁英們在預設外籍新娘們的主體與主體性時，正在微妙地給與「外籍新娘」的社會屬性種種規定或規範性（normativity），藉之，賦與外籍新娘的命運一個又一個因果說明，其命運就有了合理性的基礎。在規定與規範中，主體成為主體（如在法律中的「人」），有權利承擔也有義務承擔其角色，首先是成為「母親」，最終是積極的社會參與，發展新的認同（Identity）。如此的主體看似完整，實則僅僅是作為語言活動中一種文法上的優先虛構（grammatical fiction prior），進入每一個論述、行動裡。56 外籍新娘若對上述的主體性與規範性保持沈默，是不被允許，她們必須自我覺醒，必須啟蒙，不能逃避那要求妳自我完成的主體使命（如作為融入台灣社會的「好公民」）。而主體存在的代價是對於自身政治創傷的昇華，藉由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自我呈述和檢查加以完成。外籍新娘必須在她所處的種種政治「創傷」中，依循其被要求與加諸的規範性，那樣地知覺被規定的那種創傷，並且在那種創傷的基礎上昇華（即使它可能是個無何有之處：「There is a no there’s there」），藉由覺醒、啟蒙或者適應，藉由一種自我檢查（self bartering），將自身轉化為公民，努力地將自我變為「我們」（文化國族的成員）。依主流的論述，識字是此種努力的第一步。

考察台灣外籍新娘的研究史，從結構性研究的奠基，逐漸發展到大量的質性研究，如深入訪談、田野調查、參與觀察等等。外籍新娘主體的意象越來越清晰，也越來越仔細，越來越「人性化」。因著跨國資本主義的依附關係與勞動力需求而來到的她們，也在眾研究者的論述中，被縷縷細緻地描繪出外籍新娘的心理歷程，屬於她們的世界中的生命經驗，她們有了自己的聲音和臉。並且也有自己的理想和實現理想的自由意志和慾望，如邱琡雯感性地寫到：57

在外籍新娘研究的過程中，我找到了和自己的移動經驗類似的答案，那就是：大多數的女性無不渴望藉由移動向一個「相對優勢」的文化去靠攏、去學習、去追求自我的向上提昇，包括物質的、精神的、意識的全面提昇，然而箇中酸苦只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無論是出於結構的還是來自於個人的。「弱勢」，有時只是學者或強勢者的一種建構與想像，不變的是沒有人願意永遠當別人眼中的弱勢者或研究對象，認同弱勢或弱勢結盟以對抗強勢也許是可能的出路，但更多時候，是弱勢者機積極模仿強勢者，他們也希望有朝一日出人頭地，成為真正的人上人。

依邱的呈述，外籍新娘在我們的同理下，也是與我們「類似」的，有追求自我、向上提昇的動機與需求。這些恰恰也是主體的必要特徵，權力將施展在具有自主性的主體身上，激發著主體持續地自願、自律，「他們也希望有朝一日出人頭地，成為真正的人上人。」。而本文中筆者已經豐富地討論了，此種具有自律性質的主體與特殊的性契約的關聯。在醫療論述中，關於幸福感的研究也透露相同的文化邏輯，企圖以主體的自律與覺醒等規定性，作為社會學式病理學中的根本治療方案，在治療方案的提陳之前，則必須先求證出外籍新娘也是具有主體性的。在關於幸福感的研究中，醫學論述就證明了外籍新娘的主體性，據張家禛的量化研究指出：58

本研究發現外籍新娘之幸福感與婚前期望（婚姻生活、經濟狀況、生活環境以及整體狀況）皆呈現有意義的正相關。

同研究並得到：「在幸福感方面，外籍新娘比本地婦女有顯著較高的幸福感（p<0.05）。」。此一結果指涉著：外籍新娘也是可作為主體性的承擔者。該研究並發現：「… 提供社會支持和在婚前提供充分有關夫家環境的資訊應可改善外籍新娘的幸福感。」，這與許多的社福論述及公民權利論述（見第四章的分析）的立場，是一致的，相信只要提供外籍新娘足夠的內在誘因和外在支持，外籍新娘就會擁有更好的生活環境和心理狀況，然後得以良好地完成人母、人妻等社會契約角色，使其性生產力與經濟生產力得以充分地被台灣社會所吸納和控管。這依舊也需要外籍新娘願意自律地承受如此社會契約，及對於其主體性的規範。在虛構的主體作用中，讓渡其子宮的自主權。而這個子宮中所生殖的並不僅僅只是胎兒的肉身，更是特殊的性別與階級的文化國族想像，以及剝削。59

在現有的兩本指標性專書中（見表三），「置身事中」60的同理心，始終被放在關鍵的位置，替研究者取得研究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同理的面向主要有兩種：（一）女性的共同生命經驗，（二）被殖民者（包含內在的殖民）的共同處境。如本節中所引邱琡雯的感性言語：「在外籍新娘研究的過程中，我找到了和自己的移動經驗類似的答案，那就是：大多數的女性無不渴望……」61。又如夏曉鵑以自身生命經驗（如童年的崇美情結等）做出的「自我反照」：62「…我開始反省長久以來壓抑的客家身份認同，並開始進一步體會到我的研究對象 — 「外籍新娘」和「台灣新郎」 — 他們每天所面對的偏見和歧視。的確，我們不曾當過「外籍新娘」，但我們之間的相似卻遠比差異來得更有意義。」，並且「因為反省，我們體認到「外籍新娘」不是社會問題，而是一面讓我們看見自己的鏡子。」。63 透過同理的作用，研究者不斷地給予「外籍新娘」的主體性，一種又一種獨特的規定，凝聚著特殊的又具延展性的意象，並且，透過同理，所潛藏的意識，其實是企圖藉由「他們」，讓我們看見自己。因之而來的種種規定性，所欠缺的恰恰不是「無聲者」的聲音，而是「無聲者」永遠不許缺乏屬於她們的聲音 — 她們，必須不斷地說話、不斷地自我表述，以永遠成為他們。64

表一.台灣地區【外籍新娘】相關學術期刊、論文、研究報告一覽表

製表：張正霖

序號 作 者 篇 名 出 處 時 間
（民國）		 備 註
1. 王秀紅、楊詠梅 東南亞跨國婚姻婦女的健康 護理雜誌 91年4月 　
2. 陳源湖 外籍新娘識字教育實施之探析 成人教育 91年7月 　
3. 呂旻瑾、康春玉 一位外籍新娘對低出生體重兒之家庭照顧經驗 長期照護雜誌 91年7月 　
4. 戴君倚、鍾聿琳 影響週產期外籍新娘適應之因素及護理省思 護理雜誌 91年2月 　
5. 周美珍 新竹縣「外籍新娘」生育狀況探討 公共衛生 90年10月 　
6. 劉美芳、鍾信心 臺灣外籍新娘之文化適應--護理專業的省思 護理雜誌 90年8月 　
7. 朱玉玲 澎湖的外籍新娘 西瀛風物 90年5月 　
8. 王宏仁 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 臺灣社會研究 90年3月 同一作者，故放置於同一欄位
　 王宏仁 階層化的『生產力』移動：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 全球化下的社會學想像－國家、經濟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89年
　 王宏仁、張書銘 商品化的跨國婚姻市場：以台越婚姻仲介運作為例 　 　
9. 唐文慧、蔡雅玉 全球化下的台灣越南新娘現象初探 全球化下的社會學想像－國家、經濟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89年 　
10. 衛生署台灣家庭計畫研究所 外籍/大陸新娘婚育狀況調查 未出版資料 89年 　
11. 朱玉玲 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推展外籍新娘方案推展之現況分析 中華民國家庭教育協會研討會。中華民國家庭教育學會 89年 　
12. 邱琡雯 在臺東南亞外籍新娘的識字/生活教育：同化？還是多元文化 社會教育學刊 89年2月 同一作者，故放置於同一欄位
邱琡雯 在地國際化？外籍新娘在地化：就讀嘉義地區國小補校的外籍新娘之社會生活 台灣社會問題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問題研究推動委員會。 88年
邱琡雯 在地國際化：日本農村菲律賓新娘 當代 88年5月
邱淑雯 嘉義縣外籍新娘就讀識字專班意願調查報告 同左 89年
13. 夏曉鵑 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臺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 臺灣社會研究 89年9月 同一作者，故放置於同一欄位
夏曉鵑 女性身體的貿易－台灣/印尼新娘貿易的階段、族群關係與性分析 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教師研習會 89年7月
夏曉鵑 「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 臺灣社會研究 90年9月
夏曉鵑、釋自淳、宋長青 美濃龍肚國小「外籍新娘生活輔導班試辦班－成果報告」 同上 88年
夏曉鵑 女性身體的貿易：台灣/印尼新娘貿易的階段與族群關係分析 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86年
夏曉鵑 外籍新娘在美濃 美濃鎮志 85年
張家禎 南台灣外籍新娘研究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87年
以上由民國85年至91年，合計共 23 篇

註：本表基本上按時間先後次序排列，由時間最近者依序排列至最遠者。

表二.台灣地區【外籍新娘】博、碩士論文一覽表

製表：張正霖

序號 作 者 篇 名 出 處 時 間
（民國）		 備註
1. 楊詠梅 台灣印尼籍跨國婚姻婦女之健康關注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91年 　
2. 張書銘 台越跨國婚姻市場分析：「越南新娘」仲介業之運作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91年 　
3. 劉美芳 跨國婚姻中菲籍女性的生命述說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90年 　
4. 顏錦珠 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台生活經驗與適應歷程之研究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91年 　
5. 陳美惠 彰化縣東南亞外籍新娘教養子女經驗之研究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91年 　
6. 朱玉玲 澎湖縣外籍新娘生活經驗之探討 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91年 　
7. 陳李愛月 高雄市外籍新娘婚姻與家庭生活之研究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91年 　
8. 賴建達 國民小學實施外籍新娘識字教育之研究─以一所山區小學為例 臺中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91年 　
9. 劉貴珍 外籍新娘跨文化適應與對現行管理制度態度之探討 大葉大學工業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 90年 　
10. 陳嘉誠 台灣地區外籍新娘幸福感之探討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90年 　
11. 呂美紅 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與婚姻滿意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以台灣地區東南亞新娘為例 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90年 　
12. 劉美芳 跨國婚姻中菲籍女性的生命述說 高雄醫學大學護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90年 　
13. 蔡雅玉 台越跨國婚姻現象之初探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90年 　
14. 吳美雲（釋自淳） 識字教育作為一個「賦權」運動：以「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班」為例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90年 　
15. 鄭雅雯 南洋過台灣：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台婚姻與生活探究--以台南市為例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89年 　
16. 蕭昭娟 國際遷移之調適研究：以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89年 　
以上自民國89年至91年，共計16篇

表三.台灣地區【外籍新娘】相關學術專書一覽表

製表：張正霖

序號 作 者 篇 名 出 處 時 間
（民國）		 備註
1. 夏曉鵑 流離尋岸：
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		 台北：台灣社會研究 91 　
2. 邱淑雯 性別與移動
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		 台北:時英出版社 92 　

以上共計2篇

　

註釋：

  1. 我在這裡使用「意象」一詞，指得是一種建構出與再現出的特殊社會形象，一種特殊社會意義的對象與載體。台灣學術生產，作為總的文化與社會生產的一環，也同樣的在建構「外籍新娘」的意象。可以這麼說，本文企圖以一種後設的知識社會學，仔細檢視關於「外籍新娘」意象的學術知識建構過程，並發現其中的內在矛盾。【回本文】

  2. 我在這裡使用「意象」一詞，指得是一種建構出與再現出的特殊社會形象，一種特殊社會意義的對象與載體。台灣學術生產，作為總的文化與社會生產的一環，也同樣的在建構「外籍新娘」的意象。可以這麼說，本文企圖以一種後設的知識社會學，仔細檢視關於「外籍新娘」意象的學術知識建構過程，並發現其中的內在矛盾。【回本文】

  3. 在美濃的感觸有很多，這要感謝同行的許多新朋、舊友。如陳映真、藍博洲等等前進、深刻的藝術創作者們，當然還有我多年的朋友，＜得旺公所＞，以及令人敬愛的許金玉女士。【回本文】

  4. 夏曉鵑，＜「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3期，2001年9月，頁157。【回本文】

  5. 倫理反思的氣味很容易在後設性的文本中嗅到，本文也很難不予人如此的聯想，但這並非筆者的用意。但批判的態度筆者亦未曾完全拒絕。【回本文】

  6. 筆者已經盡力收集所有的相關論文，若有遺漏，為筆者未逮處，文責由筆者自負。【回本文】

  7. 更有意義的現象是，在大部分的醫、護論述與社會工作論述中，都未違反「當事人主義」的基本倫理信條，卻微妙地與家庭職能（如生殖、性生活、性生活、家庭勞務、親屬間互動）的前提發生了關連。【回本文】

  8. 夏曉鵑，＜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 － 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9期，2000年9月。【回本文】

  9. 吳美雲，2001，《識字教育作為一個「賦權」運動：以「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班」為例》，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頁13。【回本文】

  10. 邱琡雯，1999，＜在地國際化？外籍新娘在地化：就讀嘉義地區國小補校的外籍新娘之社會生活＞，《台灣社會問題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問題研究推動委員會。【回本文】

  11. 邱琡雯，＜在臺東南亞外籍新娘的識字/生活教育：同化？還是多元文化＞，《社會教育學刊》，1990年2月。頁8。【回本文】

  12. 因為是主體，才能夠作為「商品」和改造的對象。 【回本文】

  13. 王宏仁，＜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1期，2001年3月。頁123。【回本文】

  14. 同上註，頁106。【回本文】

  15. 同上註，頁107。【回本文】

  16. 夏曉鵑，＜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 － 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9期，2000年9月。頁46。文中畫線處為筆者自行加設。【回本文】

  17. 趙彥寧，＜公民身分、國族主義與親密生活：以老榮民與大陸新娘的婚姻為研案例＞，《重訪東亞：全球、區域、國家、公民》，2002年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年會。頁28。「親密性的公民權」的概念，來自英國學者Plummer的研究。【回本文】

  18. 同上註，頁31。【回本文】

  19. 鄭雅雯，《南洋過台灣：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台婚姻與生活探究--以台南市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年。頁16。【回本文】

  20. 可參考夏曉鵑的博士論文：Hsiao-Chuan Hsia(1997), Selfing and Othering in the “ Foreign Bride” phenomenon – A Study of Class, Gender and Ethnicity in The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Between Taiwan Men and Indonesia Women.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Ph.D. Dissertation.【回本文】

  21. 轉引自，同註18引文，頁16。【回本文】

  22. 也因為如此，在許多關於外籍新娘的實踐中，「識字」會變得如此重要，他們已經預期了外籍新娘最迫切缺乏的是參與及「融入」眼前的社會的能力，而語言是此能力中最重要的技藝。【回本文】

  23. 但早期政治經濟學的詮釋並未失去影響力，如同內文中所言，它已變成許多研究的知識基礎。【回本文】

  24. 轉引自註9，頁51。【回本文】

  25. 同註9，頁61。【回本文】

  26. 顏錦珠，《東南亞外籍新娘在台生活經驗與適應歷程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頁12。【回本文】

  27. 引自＜台南市外籍媳婦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該計畫之設計依據：「依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八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審查內政部預算附帶決議：「內政部應積極規劃辦理外籍嬉娘生活適應及語文訓練，輔導其融入我國生活環境」，及內政部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台（八八）內戶字地八八九一七三八號函頒「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辦理」。【回本文】

  28. Lisa Lowe, Immigrant Acts, Duke University, 1996.【回本文】

  29. 也因此，逃婚的外籍新娘是種麼令人恐懼和惱怒的事。【回本文】

  30. 夏曉鵑，<女性身體的貿易：台灣/印尼新娘貿易的階段與族群關係分析>，《騷動》，四期，民國86年。頁10-21。【回本文】

  31. 同上註。【回本文】

  32. Will Kymlick,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 A Library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回本文】

  33. 關於識字教育的重要性與功能，可參考：陳源湖，<外籍新娘識字教育實施之探析>，《成人教育》第68期，民國91年7月，頁28-30。【回本文】

  34. 王秀紅、楊詠梅，<東南亞跨國婚姻婦女的健康>，《護理雜誌》49卷2期，頁38。【回本文】

  35. 戴君倚、鍾聿琳，<影響週期外籍新娘適應之因素及護理省思 >，《護理雜誌》49卷1期。【回本文】

  36. 同註34，頁38。【回本文】

  37. 行政院衛生署，焦點通報：愛滋病毒感染者新案。行政院衛生署網站(1999，3月30日)：http://www.doh.gov.tw/focus/express/88/88033002.htm1。【回本文】

  38. 蔣仁人，<外籍新娘感染愛滋病機率大，想婚男士要注意>，《明日報》，民國89年，11月9日。【回本文】

  39. 楊惠君，<5%外籍新娘，產下染色體異常兒>，《民生報》，第五版，民國89年，12月10日。【回本文】

  40. 林倖妃，<外籍新娘易憂鬱，一成胎兒生長遲緩>，《中時電子報》，民國90年5月25日。【回本文】

  41. 林倖妃，<如何當媽媽？逾五成茫然>，《中時電子報》，民國90年5月25日。【回本文】【回本文】

  42. 劉美芳、鐘信心、許敏桃，<臺灣外籍新娘之文化適應--護理專業的省思>，《護理雜誌》48卷4期，頁87。【回本文】

  43. 周美珍，<新竹縣「外籍新娘」生育狀況探討>，《公共衛生》28卷3期，頁256。【回本文】

  44. 夏曉鵑，＜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 － 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9期，2000年9月，頁69-72。這個具有先行意義的研究及其立論基礎，被往後的研究紛紛詮引。【回本文】

  45. 行政院衛生署，《推行台灣地區新家庭計畫三期計畫》，民國87年。【回本文】

  46. 行政院衛生署家庭計畫研究所，《新家庭計畫個案管理工作手冊》，民國89年。【回本文】

  47. 蔡雅玉，《台越跨國婚姻現象之初探》，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0年。【回本文】

  48. 轉引自：Fredric D. Wolinsky(0rg.)，孫牧虹等譯，《健康社會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124。【回本文】

  49. 同上註，頁125。【回本文】

  50. 王宏仁，王宏仁，＜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1期，2001年3月。頁106。【回本文】

  51. 同註42，頁88。【回本文】

  52. 夏曉鵑，＜「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3期，2001年9月，頁190。【回本文】

  53. 見本論文第二節之分類：一.生活經驗與適應歷程（lived experiences and the process of adaptation）、二.家庭(family)、三.國家與種族（nation-sate and ethnic）、四.全球市場與跨國資本（global market and transnational capital）。【回本文】

  54. 同註52，頁188。【回本文】

  55. Judith Butler,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N.Y & London: Routledge,1997, p.78.【回本文】

  56. 參考同上註，p.135.【回本文】

  57. 邱琡雯，《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台北：時英出版社，2003，頁17。【回本文】

  58. 張家禛（高雄醫學院家庭醫學科），《南台灣外籍新娘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時間：民國87年8月1日至88年7月31日）。【回本文】

  59. 回到筆者一起初所引用的那首「外籍新娘識字班之歌」，在天茫茫、地茫茫的失根氛圍中，聞者彷彿也與那些遠徙客地的女子們，瞻看著遠望卻不見的故鄉，在這個滿是移民的島嶼。我們不僅藉由她們獲得了邊界的想像，更透過經營、介入這群「新移民」的生命歷程，獲得我族生命力的源頭。【回本文】

  60. 夏曉鵑，《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台灣社會研究，民91年。【回本文】

  61. 同註57。粗體處為筆者自行加設。【回本文】

  62. 頁17。粗體處為筆者自行加設。【回本文】

  63. 同註61出處，頁XV。【回本文】

  64. 在筆者所嘗試的分析裡，相信敏感的讀者都會生起一股質疑，即：「你的立場呢？你將要怎麼做？」，如果所有的企圖與拆解，都將落入某種意識型態與社會結構的再生產，那該怎麼辦？我認為這樣的焦慮與提問，事實上，也是種根植於本質論的迷思，行動者被想像成只具有一種立場，一種意志，亦即一種政治正確的倫理學。【回本文】

編輯： 裴元領、方孝鼎、柯裕棻、陳惠敏（兼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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