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聯合報》2002年9月22日
許多人都可指出本書論(反)全球化的缺失何在。更多人談美國的重點也與本書不同。《帝國》架構龐雜，既不討新舊右派歡心(帝國論述將何利於我？)，更刺激新舊左派反感(根本就是空想社會主義的翻版！)。另一方面，《帝國》明白打著馬基維利、史賓諾莎和馬克思的旗號行文，同時用尼采、傅柯和德勒茲來全面翻修西方思想史，用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哈維(David Harvey)與柯司特(Manuel Castells)的論點為主去標示後現代和全球化，一路典涉亞里斯多德、波維勒斯(Carolus
Bovillus)到後殖民，全書並混雜著寫實與解構、先知與小調的修辭風格，這一切幾近不可能勾引到不熟悉、乃至不喜歡這些聖典密咒的讀者去欣賞。《帝國》沒有密密麻麻的統計圖表、沒有世界地圖或照片，連引用的文句都像是舊時代的冷笑話——「新左派出現了…從貓王不斷搖晃著的臀部。」
然則，這是一部標準的「學術著作」嗎？是一本承認革命全面失敗、卻又主張不斷革命論的書？是一本不切實際卻「超越時代」的書？是一本故弄玄虛卻弄巧成拙的書？這是純為打發時間的喃喃自語、或召喚未來革命先烈的神諭？
請讓我們不要停在簡單的評價上。首先，將本書比喻成「我們這時代改寫的共產黨宣言」根本是誤會：如果這是一篇「宣言」，則本書大而無當且焦點模糊；甚至，這完全不是一篇從共產主義立場出發的宣言。其次，本書不必、也沒有能力去解決美國霸權或/與(反)全球化問題。兩位作者只是借道——借題發揮或借屍還魂——來陳述他們的主題：帝國，而「帝國」的概念建構與澄清才是本書的關鍵。他們認為「帝國的概念，是以趨於成為人類的存有學結構而現身。」(頁477)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循這條線索，去枝除蔓，才能理解本書的基調——
我們主要就帝國是什麼以及帝國中存在些什麼來進行批判，也就是以存有學的方式來討論。(頁446)
帝國的存有學結構乃是由群眾超越度量的活動及其擬真性能力所建構。(頁454)
形上學、存有學與人類學的第一項事實，乃是生成，一種集體性的欲望機制或機械。…生成乃是帝國生物政治世界的肇始(primum)。(頁480)
對墨守實證論、經驗論、實效論或素樸直觀的讀者而言，一旦提出「存有學是什麼？」的問題時，常會忽略了「存有學」要探詢的根本不是「一堆經驗事實的總和」，也不是「主體與客體如何可能」，更不是「我所關心的這個人和那件事到底怎麼了」。本書在性質上不屬於文學創作，也達不到經驗研究(無論從史學或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的標準，更不是全球新聞與追蹤報導(所以談不談九一一或波灣戰爭都無所謂)。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從西方思想史的脈絡去想像可能的貢獻與限制，也許有助於思考本書論及「存有」與「存有學」時的問題癥結。
讓我們設想一場長期的思想實驗：兩位鑽研史賓諾莎的學者，他們從根本上替換史賓諾莎的核心概念「神」，以阿杜塞的閱讀法提煉出馬基維利的「民主工具」概念(從波里比烏斯的「三層級」到美國憲法的「三權分立」頁409)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概念(包括「無產階級新生的主體性」頁361或「自發與根本的共產主義之潛能」頁388)，再用尼采式的「反抗意志」、傅柯式的「生命權力」和德勒茲式的「欲望生成」(包括轉借亞里斯多德的「生成」與「腐化」)去強化並顛覆歷來的概念工具。至於兩位作者與德勒茲同樣都關注過史賓諾莎、尼采和傅柯，這是另外的問題。最後，本書以聖方濟式的「戰鬥者」姿態綜合各家學說，用「人死以後的人文主義」去回應古典人文主義的三元組合「力量—欲望—愛」(vis-cupiditas-amor)(頁142)。所以，解放「後人」(posthuman)的目標將朝向「homohomo(加倍人)」而非「homo
tantum(只是人)」；解放後也將更接近新時代的「動物—人—機器」(cyborg)而非傳統的「人民群眾」。史賓諾莎唯一的「神」於是世俗化為單一的「帝國」，此時，人的欲望本質(史賓諾莎在《倫理學》第三部說「欲望是人的本質自身」)於是和神的愛(從前是神的愛、如今是帝國的愛、以後是「超帝國」的愛)重新相遇(見頁267對史賓諾莎cupiditas和amor的詮釋)，兩位作者便可以宣稱他們「建構的與倫理——政治的」研究途徑(頁108)在存有學層次上重新得證——當然，這是經過混種雜交後的「推證」。
翻閱史賓諾莎《形上學思想》(Cogitata
Metaphysica)第一篇第六章論「單一(Uno)、真(Vero)和善(Bono)」，我們看到雜多(Multitudo)相對於單一(unus)和唯一(unicus,
unicum){參王蔭庭、洪漢鼎譯本}，再對照《帝國》不斷出現的雜眾(multitude)何以存在於單一的「帝國＝outopia＝non-place」，筆者推論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馬基維利的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兩位作者用阿杜塞的方式重新解讀。用史賓諾莎作為理論工具，重讀階級、國家、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可得出一個新的「無神帝國」概念。成形中的帝國取代並徹底廢除了變形的神，但神的愛則留待未來的「加倍人(homohomo)」去實現。他們認為「今天，一份宣言，一項政治論述，應該對達成史賓諾莎的先知功能，即組織multitude的內在欲望的功能，懷有熱望。」(頁127)在這種理論閱讀下，「欲望生成」作為人類學與存有學的「第一項事實」才有可能在未來的「愛的共同體」中圓成，而「帝國」也將在概念與實踐上轉化為「反帝國(與帝國並存)」與「超帝國(近於共產主義)」。
廿一世紀的讀者需要「回到史賓諾莎」以便重估西方思想史的價值嗎？重估西方思想史的價值有助於我們釐清資本主義市場和自我定位嗎？或者，「我們」寧可各行其是也不願去思考任何「形上學問題」？探討「神」、「善」、「愛」或「欲望生成」等概念難道只是一廂情願的囈語？或者「(反)全球化」只能從政治經濟的角度論述才具備正當性？…本書無疑解決不了的大哉問，只好留待更多的思考與實踐來回答。筆者認為在眾聲喧嘩的時代，能靜心思考一種「無愛亦無恨」的哲學實屬不易；至於《帝國》若能在翻譯若干概念(如dispositif、multitude)及文句上更講究些，本書當能為現行的思想史領域帶來新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