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格子的優等生與格格不入的公共理性：由陳奕麟事件談起 蘇哲安，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中心、林淑芬，東吳大學政治系©版權所有 5月22日正當SARS疫情擴及全台之際，中研院民族所爆發了一場居家隔離疑似「逃離」的事件，使民族所研究員陳奕麟先生這位「嫌犯」一時成為眾矢之的。更甚者，國內主要媒體出神般的加以渲染，大篇幅的報導中毫無調查當事人說法的跡象；而後，陳先生遭到院方記過處分—甚至受到解聘之威脅。陳先生返國之際，「由於輿論和上級的壓力下」（中央社，6月11日）便遭航警局函送桃園地檢署偵辦。於是，整件事情已使所謂『反恐時代』——其實說明白一點就是恐怖時代的台灣思想風氣再度亮起了紅燈。 甚至，我們大膽推測，這次事件已經清楚宣告以下三個殘酷事實：其一、當務之急的教改如今名存實亡，學術制度優先培養的便是技術官僚與安保門衛而非教改所瞄準的「獨立知識份子」；其二、「國界」的制度及其背後的論述僅能起到反民主的作用；其三，台灣戒嚴時期的社會邏輯尚未全面解除，就已經納入美國帝國國族主義，與反恐的全球措施「一體成形」，致使台灣所追求的自主性淪為主權警察的道具。 號稱已經步入了民主軌道的社會，每每遇上什麼緊急狀態之際，不論是天災人禍，瘟疫還是反恐，往往容易呈現一種令人非常擔憂的「回歸」傾向 －－強調維護或回復單純秩序之不容對話的優先性。在非常狀態壓倒一切的號令之下，總動員的戰時邏輯似乎隨時都有可能復辟並進而取代思考並對話的可能性。就好比複雜的社會問題都只要測試陽性反應就可以解決了。怪不得疫情肆虐之際，大學指考題目在一時的混亂間要全部改為選擇題。這件事情似乎要說明，只要有人「宣佈」社會已經陷入了緊急狀態，往後的一切都可以交給連腦袋都不用的二分法來處理。 這次陳奕麟風波從頭到尾似乎再次驗證了這個假設。就媒體的報導而言，除了重複眾多相關的謬誤之餘，記者也完全沒有顧及當事人自我辯護的專業標準。迄今沒有任何報紙積極試圖與陳先生取得聯絡。而在院方那邊，似乎整個事件交給媒體來處理就意味著品德操守的問題可以完全化約為「守法與否」的簡單邏輯。有趣的是，媒體這個不太專業的幫兇，根據院內不具名人士的「私下指控」所調製的煽情報導，將陳奕麟描述為一個不大會使用「我們」的語言，「我行我素」，與「我們」「格格不入」的人—總之，一個非常可疑的外人。 學術人際網絡被化約為本質性的血緣關係，以及知識生產被化約為鑄造模子的生產線，在過去雖然是眾所週知的事實，但一直也只是一個不言明的「默契」。此次透過陳奕麟的事件，媒體將此現象以公眾論述的方式呈現，這原本是個可以針對此一積弊已久的現象提出批判的契機。然而媒體報導的方式以及學術工作者至今針對此一事件普遍所保持的緘默，使我們不得不相信原來「在台灣沒有師承、亦無學生」（中國時報5月22日）是可以毫不猶豫地用來評價一個學術工作者。彷彿社會根本不需要結構地分析為什麼一個學者的學術研究在「我們的」社會中顯得「格格不入」，無法建立豐富的學術人脈或融入「我們的」學術（人際）網絡，而僅僅只是將之歸諸為個人特立獨行的人格特質。 中央社的報導指稱，「由於輿論和上級的壓力下」陳先生遭到移送，雖然中央社如此報導，但是該推斷並未經證實，然而我們並不懷疑，即使中研院和邊防官僚之間並無正式聯繫，確實存在非正式的默契。而這種非正式的默契則是昔日威權再生的具現。藉由法律程序，讓陳奕麟的解聘案顯得具有正當性，根本也就不必再爭執逾假不歸等比較技術性的問題，遑論背後的倫理陳述。由「國家」出面，試圖保全中研院以及尤其是李遠哲的學術形象，防堵任何理性對話的可能性，透過讓陳奕麟陷入刑事責任（公共危險或偽造文書都涉及刑事責任），而非僅是像對其他違反居家隔離的人一樣採取罰款的措施，進而防堵陳奕麟因遭解雇的緣故而可能採取的法律途徑，「陳奕麟事件」從泯滅學術對話與媒體倫理而演變成法律事件之後，包青天的角色已然成為恐怖時代的幫兇。 顯然台灣社會已經很清楚地陷入一種新的「恐怖」時代了。在國際機場不容分說，陳奕麟就被移送至桃園地檢署了，航警局（邊境警察）果然扮演在棺材上釘釘子的執務角色。此種以低層次的警察執勤任務把整個問題丟給官僚「程序」的方式，無非就是要以經營來統籌人與人的關係。雖然看似誇大其詞，可是我們千萬不能忘記，二次大戰的集中營便是警察行動，始終都沒有任何行政命令。換言之，法西斯的歷史面目便是藉由非正式的默契將政治與倫理關係化約為警察任務以及官僚程序。 顯然，陳奕麟本身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包青天。而當代版的包青天則是將工程師與警察的角色結合在一起。 且看李遠哲的角色。該事件於媒體上曝光之時，李院長振振有詞地說，『所謂的高級知識分子，指的是學位高級，但學位高級，人品不一定高級』，似乎有心扮演社會上某些「回歸」勢力極其渴求的清流角色。主持公道固然好，我們卻不能忘記，在現代脈絡中，個人面對國家的倫理問題絕不等同於「守法」與否的檢驗動作。毫無疑問，自由便是現代——我們這個時代的地平線。諸如「逃離」、「不服從」、「示威」、「批判」等等爭取自由的解放行動，其實都是不可或缺的倫理選項。一個不允許說「不」並加以公開辯護的「倫理」根本就不倫理。再者「人品」再「高級」的人，如果僅僅意味著把「安分守己」的高尚美德化約為鄉愿退縮、遷就權威、同流合污的自保行為的話，那麼這種等級化的「人品」（其實無異於商品）秩序僅能帶來反民主的社會效果而已。畢竟，面對知識與權力錯綜複雜的關係時，以公共理性提出社會批判，以及訴諸不同的倫理選項來釋放新的社會慾望，均是知識人長年修練的特殊「品德」。 李遠哲「返」國接任中研院院長一職後，各界原來引領期盼的就是其在教改上的領導魄力。然而，試看李遠哲領導下中研院的走向，就不難發現，人文科學仍然以「標準規格」從事知識生產打造「一體成形」的品管社會——而品管的對象就是被化約為商品的人品。原來，批判所意指的社會活動，不是「情緒吶喊」而是暴露、陳述、以及陳列社會不可能性的共同限度。然而，另一知識官僚體系—教育部有意嚴重減少高中教育社會科學的時數，「他們認為」——台大政治系教授江宜樺如此診斷——「史地及公民與社會都是記憶背誦就可以應付的東西，學生自己在家看書也可以理解，不像自然學科需要老師教導解釋，因此不必安排太多學分。」記憶背誦一旦取代思考、批判，所謂「共同」似乎僅能引發拔草的偏執。 在我們從事學術工作的經驗中，經常碰到一個操作「基本句型」的現象，對當前的學術弊病具有一針見血的啟發性。且讓我們提出以下兩個相當普遍的實例：其一，大學同學上台做報告，需要介紹某一術語的定義時，其操作的句型往往採取以下基本形式：「從XX學領域的觀點來看，YY概念的定義就是ZZ」。言下之意似乎意味著，一個學科僅存一個觀點，就好比從政治哲學的觀點，「民族」一詞的「正確」定義僅有一個而已，求學過程的關鍵全部在於—且僅僅在於正確定義（學說）的掌握罷了。其二，學術界某一領域的「負責人」（例如期刊編輯、學會理事、評審委員，甚至是運動領袖等等審核公開言論的「門衛」角色）面對截然不同並帶有嚴重衝突的觀點時，往往會冒出另一個基本句型：「我們台灣（或我們這個領域）並不需要這種觀點，而且最好不要引進」。以上這兩種句型其實都從不同角度代表著同樣的社會邏輯：這是個敵我分明，內部高度統一的全體總動員戰爭邏輯，是威權時代所留下，根深蒂固的毒瘤。教改推動迄今，其瞄準的對象大概不是別的而正是如此的形式與思維。 陳奕麟先生所作所為我們不但無從判斷，而且也無意為其辯護。然而，當我們看到學術機構加上如此不專業、非倫理的媒體操作高度均質性的預設，對於一位學者同仁加以圍剿並消音，以達到威權時代強迫性自我檢查，保持噤聲沉默安分守己的社會效果，我們實在不能坐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