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月報－三角公園

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批判與對話：
以關於「決定論」的討論為中心

李政亮，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博士生©版權所有

文化研究此一研究領域，近年來在兩岸三地各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儘管文化研究在1960年代的英國開展以來，在其他國家也引起熱烈的迴響，伴隨文化研究熱潮的，是其他研究領域對文化研究的批判，95年發生的「索卡事件」就是一個著名的例證¹。

在本文當中所要探討的是，文化研究自從於1960年代在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初步完成學院建制化到90年代以來，同樣以英國為源起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不同年代也對文化研究持續保持批判的火力；一般來說，文化研究的理論轉向，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文化研究領域形成初期的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之間的理論論爭，第二個階段則是來自後結構主義的挑戰，第三階段則是面對後現代的挑戰²；而在這三個不同階段當中，傳播政治經濟學對文化研究的批判也可以分為三種不同的批判意見：第一種批判意見是從「決定論」出發，大致從70年代中期開始，傳播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梅鐸（Graham Murdock）與高丁（Peter Golding）就針對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與霍爾（Stuart Hall）對決定論的不同立場進行批判（此部分筆者將在下文詳述）；第二種批判意見是，文化研究太過重視文本分析，而嚴重忽略對物質基礎的分析³；第三種批判意見特別針對具有高度爭議性的費斯克（John Fiske）的「符號民主」，這一類批判除了針對費斯克的符號反抗論述之外，也對文化研究的閱聽人研究的方法論進行討論⁴。

傳播政治經濟學對文化研究的這三種批判意見，某種程度來說，其實主要是環繞在第一個問題，也就是決定論的問題；前述傳播政治經濟學對文化研究的批判，多是隔空交火，直到1995年的《大眾傳播的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才有正面對話的機會；而雙方交火的主要辯論議題之一，就是關於決定論的問題；這個問題雙方從70年代一路論辯到90年代，可見關於決定論的問題顯然是這兩個不同領域最根本的歧見。在本文當中，筆者擬從文化研究的發展脈絡整理威廉士與霍爾關於決定論的看法以及傳播政治經濟學就此問題對威廉士或霍爾的批判；除此之外，歷經1995年的正面交鋒之後，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鑒於全球化等現實，呼籲文化研究應當結合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兩者是否能跨越鴻溝，共同面對全球化的挑戰，這是筆者最後要分析的。

威廉士與霍爾關於「決定論」的討論

文化研究源起的時代背景，與嘗試建立第三條政治實踐路線的新左派以及戰後英國文化「美國化」的現象有關；英國新左派此一名詞誕生於1956年的歷史環節之中，十一月蘇聯坦克開入匈牙利鎮壓匈牙利革命，不久，英法入侵蘇伊士運河區，這兩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很明顯地揭露了兩種極為不同的體制－西方帝國主義與史達林主義－在操作上具有相同的暴力與侵略性，這樣的歷史背景使得新左派嘗試找尋第三種政治空間，重新界定新的社會主義立場⁵。而後者則是指美國文化的入侵，以流行音樂、麥當勞的大眾化形式包抄了英國的文化環境，特別是大眾傳播媒體科技的資本及理性化，填滿整塊文化生活空間⁶。

英國文化研究正式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開展，而威廉士扮演相當重要的奠基者角色；威廉士之所以扮演重要奠基者角色，一面在於它以文化主義的立場提出對文化的詮釋，而他所持的文化主義的立場，結構主義論者對其觀點有不同看法，這引起文化研究初期的論辯，而這些論辯也對文化研究日後的走向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另一方面，放在本文的脈絡之下來看，威廉士之後又挑戰了傳統馬克思主義者所持的決定論觀點，而這樣的觀點不僅引起英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批判，甚至北美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也加以批判。我們可以說，威廉士之所以是一個重要的奠基者，並不因為他所提出的看法為後繼的研究者加以遵循，而是，他的觀點引起不同的討論，批判有之，贊成有之；但不論如何，他對文化研究日後的走向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在此，我們先討論威廉士所提出的觀點，特別是關於文化的定義、結構主義立場對其文化主義立場的批判以及威廉士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決定論的挑戰。對英國的文化研究的形成歷史來看，脫離李維斯（F. R. Leavis）的文化精英主義的立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文化與社會：1780至1950年英國文化觀念之發展》（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1958，底下簡稱《文化與社會》）一書當中，威廉士便指出，『其實沒有群眾，有的只是把人看成群眾的看法。在一個都市性的工業社會裏，有很多機會使人做這種看法。重要的不是重申客觀條件，而是要個人地、集體地細思這些條件對我們的思考發生了什麼影響。..中立地看，我們看到的是別人，許多別人，與我們不相干的別人。事實上，我們則依照某個習套公式將他們集為一群而加以詮釋。在他的條件之內，這公式成立。但我們真正應該檢驗的正是這個公式，而不是群眾。⁷』威廉士的這段話揮別過去李維士的精英文化觀之外，也揭示了強調從個人或集體生活經驗的角度對文化進行思考的角度；除此之外，《文化與社會》當中，威廉士也質疑了馬克思對結構與上層結構關係的解釋方式，『..任何以層次為尺度的公式，正如任何以結構與上層結構組成的公式，都無法完全照顧到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領會到的運動因素。⁸』威廉士側重文化的觀點，在《文化與社會》的結論部分充分展現；除此之外，威廉士繼《文化與社會》之後的一篇著名的文章＜文化即日常生活＞（Culture is ordinary,1958）當中，除了重申他一貫的文化觀－文化源自於社會總體的生活經驗之外，也更清楚地《文化與社會》一書當中對馬克思理論的質疑提出補充：『馬克思主義者所說文化在最後仍將被放在生產體系之下被解釋，我已在其他地方對這個理論提出質疑，...但是我仍接受這個理論所強調之處。⁹』

1964年，文化研究此一領域進入學院建制，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為文化研究建制化的重要起點；文化研究建制化之後的初期發展，如同霍爾在與陳光興的對談當中所指出的，『..文化研究剛開始時，比較有興趣研究階級的問題，大致是從何嘉特和威廉士的角度切入，而不是從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出發。我們之中有些人的知識形成，都和馬克思傳統有相當重要的關係。沒錯，我們都對階級的問題感興趣，但是那決不是唯一的問題。譬如，你們也可以看到次文化方面的一些重要研究，那也是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早期的研究成果。¹⁰』；『..當我們從理論層面切入文化研究時，整個中心基本上相當避免落入化約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一般認為，階級化約論扭曲了古典馬克思主義，使得他無法嚴正地處理文化層面的問題。為了想要修正這個想法，我們大量閱讀韋伯、德國唯心主義、班雅明、盧卡奇的相關概念。另一方面，我們也閱讀俗民方法論、會話分析、黑格爾唯心論、藝術史中的圖像分析，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等觀念，試圖發現某些其他的社會學典範（外於功能論和實證論），因為這些典範還沒有洗刷化約論的罪名。¹¹』

文化研究建制化之後所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結構馬克思主義與文化主義的辯論；結構馬克思主義與文化主義的辯論，有兩個層面的意義，第一個層面與英國新左派不同世代所面對的政治經驗與實踐路線有關，第二個層面則與結構馬克思主義與文化主義兩者看法的歧異有關。就第一個層面來說，儘管英國的新左派成形於1956年，但是新左派仍有老／新之分，以威廉士與湯普森為代表的老新左派，成形於1956年的政治事件；而以安德森（Perry Anderson）與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等為代表的新新左派，則受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等政治事件的衝擊；在政治實踐上老新左派與新新左派之間也有諸多路線的不同，其中之一是老新左派以「經驗」與「文化」對抗共產黨教條，而新左派嘗試再西方馬克思主義當中找尋理論資源對抗英國布爾喬亞文化以及工黨¹²。而就第二層面來看，則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作品在1960年代開始被翻譯為英文，而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盧卡奇（G. Lukacs）的《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與葛蘭西（A. Gramsci）的《獄中劄記》（Prison Notebook）則是遲至1971年才進入英國；而這些作品對英國新新左派反省英國的社會與歷史提供了理論資源，結構馬克思主義對文化主義的批判，或可以伊格爾頓結合成熟阿圖色主義的《批評主義與意識形態》（Criticism and Idelogy,1976）對威廉士文化主義犀利的批判揭示這兩種立場的不同－持結構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伊格爾頓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論應當環繞在兩個主要的概念－生產模式與意識形態，而其對威廉士的批判，則視其所提出的文化定義，是一種「浪漫的民粹主義」－一種激進而過度主體化的社會型構，因為將結構窄化為經驗；另外，意義並非文化的範疇，而是意識形態，而威廉士所提的「感覺結構」更是不恰當地把意識形態概念化¹³。從總體的角度來看，霍爾的＜文化研究：兩種典範＞一文當中，也指出了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不同的理論意涵，前者的文化定義包括兩種，第一是視文化為社會總總描述的總合，第二是強調文化的社會實踐面向；而結構主義則側重對決定性條件與整體的強調以及對意識形態原創性的詮釋。

經過初期結構馬克思主義對文化主義的批判，文化研究領域的立場逐漸成型，結合兩者的不同立場；而7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領域則透過重讀葛蘭西，整合文化主義與結構馬克思主義兩者不同的立場；然而，威廉士與霍爾對葛蘭西的霸權卻有不同的解讀方式，其間的癥結在於霸權是文化或是結構？如果視?權為一種文化，那麼霸權就意味著透過有意識行動者的實踐物質地進行生產，而這個過程，也可能出現反權霸的另類觀點或實踐；如果視霸權為意識形態的結構，霸權將限定主體的主體性意義，也引此大量降低了反霸權實踐的可能性，除非如後結構主義者所說的進行反抗性解讀；視霸權為文化，關乎物質生產、再生產以及消費；而視霸權為結構，則關乎文本的解碼¹⁴。威廉士視霸權為文化，並以此作為其70年代後期所提出的「文化物質主義」（cultural materialism）的基礎；而霍爾視霸權為結構，則開展了結構與後結構主義的典範¹⁵。

1977年，威廉士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一書當中，從理論層面反省了文化與馬克思理論之間的關係，其中，關於決定論的討論是該書的重點之一。在該書當中，威廉士透過與馬克思理論的對話以及語意學的角度重新定義文化、語言、文學與意識形態，進而討論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聯以及對決定論的看法¹⁶。如同透納（Graeme Turner）對該書的分析所指出的，在決定論方面，威廉士接受了阿圖色多元決定論的看法，『「多元決定」這個概念最能解釋任何歷史層面的生活經驗、以及實踐的真正複雜程度』；而這些不同相對自主性力量之間的抵抗極其與主導意識形態的關係是什麼？威廉士在葛蘭西的霸權理論當中找尋到出路，在他眼中，霸權理論的力量在於能夠考慮個人在歷史的經驗，將文化視同「特定階級過著宰製及從屬的過程」，因此，能夠將歷史、經驗、政治、意識形態納入每天的生活的研究當中，威廉士也進而提出三種不同的文化勢力－主導勢力、殘餘的勢力與新興勢力¹⁷。在這本書出版之後，威廉士的立場與理論體系可說到了成熟階段；1980年，他首次提出「文化物質主義」的觀點，在他的定義之下，文化物質主義意指『一種關乎（社會與物質）生產過程以及特定實踐的文化理論；¹⁸』

至於霍爾關於決定論較為完整的討論，或許是＜文化，媒體及其「意識形態效果」＞（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ical Effect’ ,1977）一文，在這篇文章當中，霍爾首先反省了馬克思理論當中下層建築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聯，其次，提出了霍爾對文化的定義，霍爾對文化的定義與威廉士基本上相同；然而，在接下來的分析當中，除了帶進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與阿圖色（L. Althusser）的多元決定論、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外，也帶進了索緒爾（F. Sauaaure）的語言學分析；而文章最後討論意識形態與媒體之間的關聯時，大致確定了霍爾之後的理論走向，也就是關注焦點放在意識形態內容的分析以及主導意識形態如何成形的過程。這篇文章或可說是霍爾階段性的文章，因為80年的＜意識形態的再發展：媒體研究中被壓迫者的重返＞（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1982¹⁹），延續該篇文章的觀點有更成熟與完整的闡述。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及其對文化研究的批判

關於英國媒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則必須提及晚CCCS兩年成立于李斯特大學的「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儘管該中心原則上是以社會的、社會文化的及社會問題導向的為主，而非以政治經濟學取向為目標²⁰；然而，高丁與梅鐸於1973年發表的＜論大眾傳播政治經濟學＞（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一文，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來說，該文章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打下根基的實作，更因為該篇文章勾勒了媒介政治經濟學分析的概念藍圖，而且這樣的文獻再英國也是首次出土²¹。該文指出，傳播政治經濟學最主要是對生產與分配商品的工業與商業組織的研究，其次，是以經濟但同時也是政治的取向研究媒體生產過程中的意識形態面向²²；該篇文章同時也針對當時英國複雜的媒體生態（如廣播、報紙、唱片等）進行分析，並指出政治經濟學研究取向的必要性²³。延續這篇文章的觀點，梅鐸與高丁接著於1977年所發表＜資本主義，傳播與階級關係＞（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一文，該篇文章當中，梅鐸與高丁首先援引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指出：第一，對於生產與理念（idea）散佈的控制，控制在掌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手中；第二，而其控制的結果使得資本家的觀點產生立即的公共效果，也主導了次級團體的想法；第三，意識形態的主導扮演讓社會不平等繼續維持的關鍵角色²⁴。其次，梅鐸與高丁在引用馬克思的《早期手稿》（Early Writings）指出，對於文化產品的適當分析方式，並不能單從對階級基礎的控制出發，還要從控制權力行使的總體經濟的脈絡之下分析²⁵。綜合這兩者，梅鐸與高丁指出了兩種對馬克思分析方式的誤解：第一種，是視馬克思為經濟決定論；第二種，是視馬克思的分析是靜態而且一成不變的。梅鐸與高丁進而指出，馬克思對於文化產品的分析方式，事實上，是先分析文化產品的形式與內在，其次再回頭過來描述其經濟基礎²⁶。在釐清馬克思的分析方式之後，梅鐸與高丁轉而批判正在文化研究領域當中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修正的威廉士與霍爾；梅鐸與高丁以霍爾的論述為例，指出霍爾的分析方式完全忽略經濟脈絡的分析以及在此脈絡之下決定論所起的作用²⁷。既然梅鐸與高丁同樣反對化約的經濟決定論，卻又強調經濟因素的重要，那麼，經濟在分析過程當中，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該篇文章當中，作者透過所有權與控制權分析了媒體與統治階級關係之後，也反省了媒體研究的不足；也就是，媒體研究對於社會階層在當代媒體當中如何被呈現與解釋有不足之處，事實上，並不是沒有研究者從事這樣的研究，只不過，在梅鐸與高丁的眼中，既有的這些研究帶有臆測、選擇性與草率的解讀；在作者眼中，分析文化生產的經濟因素分析仍具有優先性，也就是，只有將文化生產與物質利益產生連結，才能對文化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創造與分配的範圍與內涵有充分說明²⁸。

除此之外，梅鐸與高丁在1978年英國社會學年會所發表的文章＜意識形態與大眾媒介：關於決定論的問題＞（Ideology and the Mass Media：The Question of Determination）一文當中，再對威廉士與霍爾為主的馬克思文化理論派提出了批判，該篇的批判重點，如同該篇文章名稱，最重要的關鍵點在決定論上－對威廉士與霍爾來說，媒介「最主要是（first and the foremost）屬於意識型態的範疇」，但對梅鐸與高丁來說，媒介「最主要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之下，生產與分配商品的工商業組織」²⁹；除此之外，梅鐸與高丁也著眼於正在英國發生的文化現象－大眾傳播事業極劇膨脹，其中多是私人產業的擴充；首先是新視聽產產品（如唱片）進入市場，其次則是以跨國經營的方式進入傳統出版市場，進而滲透進入原本是公共領域的廣播部門；幾家傳播公司主宰文化事業的能耐，只增不減³⁰。梅鐸與高丁以此現象切入批判霍爾尾隨葛蘭西的分析方式－只著重于單一國家內部的文化霸權形成過程，也就是專注於媒介與國家之關係的分析；梅鐸與高丁認為，國家固然是重要的，但將它放在一國與跨國的經濟結構之內，才能充分的掌握注國家的重要性與角色；除此之外，正因跨國媒介的出現，媒介與權力關係必須重新檢視，例如媒介的跨國現象與語言及教育等問題，梅鐸與高定提出「文化依附」（cultural dependency）的概念指出，文化依附是研究媒介、語言、文化與支配結構之關係的重要領域，探討文化依附，必須借重歷史與經濟的經驗，分析依附國家之精英階層的角色，其教育事業與新聞與文化成為外銷品的過程；如果只是集中語意與文本中的意識形態作用，將對於產生這些語意與文義的社會過程欠缺分析³¹。

儘管這兩個領域一開始的分析方式就有不同，但是，第一波的正面交鋒卻非來自英國本身，而是來自北美的史麥塞（Dallas Smythe）；在史麥塞提出「閱聽人商品」的原始文章＜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Communication: Blindspot on Western Marxism，1977）一文當中，就強調了應該以物質論的立場分析傳播媒體／廣告／閱聽人之間的三角關係³²。該文一出，梅鐸也為文回應史麥塞，梅鐸的＜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答覆達拉斯．史麥塞＞（Blindspot about Western Marxism A Reply to Dallas Smythe，1978）文章當中，指出史麥塞物質論者出發所提出的新議題固然有其洞見，但是在現實上，誤把北美的情況作為典範，而理論方面，一方面忽略國家的角色，一方面更是忽略媒介內容本身；在該文的後半部分，梅鐸回顧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的發展，也對威廉士等人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擴充理論的努力持肯定態度，不過，文中也可看出梅鐸對當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給予文化與意識形態過多的專注的抱怨³³。一番論戰之後，史麥塞在其更完整的文章＜閱聽人商品及其工作＞（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1981）裏，更是直接點名批判威廉士，史麥塞認為威廉士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一書雖然提到將文化工業放在物質生產的脈落下分析，但卻沒有將廣告放在文化工業的範疇之中；除此之外，史麥塞更指出威廉士另一本著作《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1975）一書也將科技視為中性的等批判³⁴。

除了前述人馬的批判之外，尼可拉斯（Garnhan Nicholas）＜傳播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1986）的文章當中，也分別對威廉士與霍爾進行批判；他援引威廉士《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的論述指出，威廉士的論述缺陷之一，就是忽略經濟過程不同的社會實踐，以新聞出版為例，有的是私人資本為了營利所進行，然而有的則是國家所推動（例如BBC），而這些不同的社會實踐卻都被相同地被歸類在「物質」而非「經濟」的類別；也因此，未能區分物質與經濟的區別導致一種化約的論述；尼可拉斯進一步修正威廉士的架構，其認改以社會形式與文化形式的區分，才能依循馬克思理論進行分析³⁵。至於對霍爾的批判，尼可拉斯除了贊同梅鐸與高丁＜意識形態與大眾媒介：關於決定論的問題＞該文當中對霍爾的批判之外，並進一步指出，儘管霍爾提到意識形態的鬥爭，但是卻沒有注意到意識形態產出的背後因素－例如有的媒體是國家所控制，有的則為私人掌握³⁶。

事實上，關於決定論的論辯，兩個陣營多屬隔空交火的狀態，而文化研究甚至較少回應，除了霍爾針對高丁與梅鐸＜意識形態與大眾媒介：關於決定論的問題＞一文所指的「文化研究忘卻了分析的優先順序，沒有堅持經濟因素在最後關卡的決定性作用」；霍爾在其他地方間接回答；霍爾指出，由於知識上的分工使然，沒有人能照顧到各個重要的環節；他很清楚經濟因素的重要性，但只能就他比較專長的項目提供解析之所得；其次，他反過來說，單單堅持經濟要素在最後關頭的作用，未免流於慵懶，好像沒有人為的努力就自動會使資本主義體系崩潰；他寧願說，正因為經濟力量在很多社會現象當中，都率先產生影響作用，人為的抗爭才更顯得必要；馬克思不是萬靈丹，不能保證任何善果的發生³⁷。

媒介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正面交鋒及兩種心向

傳播政治經濟學對文化研究的批判，隨著文化研究的轉變而有不同批判，一開始是關於決定論的論辯，隨著文化研究文本分析以及閱聽人研究成為研究主流，政治經濟學也相對應地提出批判；而文化研究的後現代轉向以及費斯克所提出的「符號民主」的抗爭策略，除了文化研究對這些議題提出許多反省之外，傳播政治經濟學也提出許多批判。不過，這些論辯，如同關於決定論的論辯一樣，多屬隔空批判，並未有正面對決的機會；直到1995年，在美國傳播學界的重要刊物《大眾傳播的批判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裏才有正面交鋒的對話與批判；儘管說是第一次正面的對決，但綜觀雙方的攻守，大致可說是雙方二十多年來批判點的總集合。在此，我們以媒介政治經濟學學者尼可拉斯與文化研究的格拉斯堡（Larry Grossberg）兩人的攻防最為犀利，論辯也最為全面；與本文相關的，有兩個環環相扣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學科與終極關懷或者說是運動目標的問題，與此相關的第二個問題則是方法論的論辯。

尼可拉斯＜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再合作或分離＞（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Reconciliation or divorce ?）一文當中首先指出，媒介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之間的敵意肇始於對政治經濟學的誤解，文化研究的意圖（project）只有在與政治經濟學重新連結的情形之下才有可能達成；尼可拉斯指出了文化研究的兩個主要發展－第一種發展是意識形態問題在文本分析的階段被大量討論，第二種發展則是主導／從屬的概念從階級擴大到種族與性別；第二種發展的結果，敵人不僅包括資本主義，還包括菲斯克所說的「白人父權體制」³⁸。「敵人」到底是誰？尼可拉斯回顧了英國文化研究幾位奠基者威廉士、湯普森等人的作品指出，早期的文化研究致力於找出，是在什麼樣的機制之下，致使受支配者彌漫於某種意識形態、「虛假意識」，致而無法被動員支持解放大業，這裏的虛假意識，不在指責或以精英立場指導大眾，而是在於明確指出受支配階級人數遠多於支配者，卻不能以行動支持解放、推翻資本主義文明的事實³⁹。尼可拉斯並進而指出，強調「虛假意識」才能讓知識份子得到适才適所的角色，因為：第一，有機知識份子在此前提之下，才能說是站在一個必要而有正當性的分工位置，從事著從受支配階級紛亂分裂的經驗中，打造階級意識的工作；第二，知識份子就此提供了支配結構及抗爭地形的地圖，從中才能提煉了政治策略，受支配階級體認虛假意識的瞬間，也就是自己力量可以成長的基礎。尼可拉斯最後指出，雖然種族與性別有其重要性，但是階級仍有其優先性。

面對尼可拉斯的批判，格拉斯堡則在＜文化研究 vs.政治經濟學：誰人挑起這個論爭？＞（Cultural Studies vs. Political Economy: Is anybody else bored with the debate? ）一文當中指出，尼可拉斯其實誤解了英國文化研究奠基者的企圖，儘管文化研究者也與資本主義對立，但這並不表示文化研究將政治經濟學的模式用來進行文化解釋；事實上，文化研究有意識地與單純的經濟解釋保持距離；格拉斯堡認為，文化研究作為一個有意義的政治事業，必須在問題能夠被脈絡化以及在開放的挑戰空間調整當中保持穩定⁴⁰。面對尼可拉斯所提出的分析方法，格拉斯堡提出反駁：首先，尼可拉斯的分析是去歷史化（ahistory）的分析方式，如果資本主義社會是有所不同的，我們如何以單一標準去說明這些不同？為什麼有些會發生在美國而不是國或日本？這不僅不是上層結構的問題，也不是所有者生產工具／受雇勞工簡單二元劃分可以分析的問題；正因為尼可拉斯忽略文化研究所強調的「接合」（articulation）－生產、消費、政治與意識形態之間如何扣連的問題，以致政治經濟學無法解釋。

這場論辯的結果能否整合雙方歧見？其結果未能得知，不過，論戰之後對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兩者能否有共同的研究取向？其中有樂觀與悲觀者，樂觀者可以凱納（Douglas Kellner）為代表，悲觀者則以梅鐸為代表。該論戰之後，傳播政治經濟學領域在1997年出版了《對文化研究的質疑》（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的合集，在這本合集當中可以看到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對文化研究的不同看法，凱納在＜跨越鴻溝：文化研究與政治經濟學＞（Overcoming the Divide: Cultural Studies and Political Economy）的文章當中，回顧了文化研究當中的文本研究與閱聽人研究指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有助於這兩類研究，不過，在方法論上（特別是爭論甚久的關於決定論的討論），凱納並未提出跨越分離的基礎。不過，同年凱納則以＜批判理論與文化研究＞（Critical 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missed articulation）一文⁴¹，嘗試指出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結合的可能起點。依筆者的理解，凱納似乎認為，英國文化研究發展之初與法蘭克福學派的高／低文化的劃分方式做了告別，而專注於工人階級或是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然而，文化研究領域卻忘記了法蘭克福學派另一個重要的理論資源－關於資本主義之下的文化工業的討論，特別是當文化研究只側重文本分析忘卻政治經濟分析而被傳播政治經濟學強烈批判之際；唯有將文化工業的提法與文化研究產生連結，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才有可能開啟合作關係。從理論上來看，重要的是，重新拉回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意味著文化工業所產生的文化產品，一方面是文化的（這是文化研究所側重的面向），另一方面，文化產品同時也是商品（這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所關心的重點）；找回『失去的聯合』，正可讓文化研究走出既有框架⁴²。

2001年，凱納與Durham所合編的《媒體與文化研究》（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一書當中，再次強調了這樣的觀點，「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與文化研究在傳播與文化研究領域再制了許多不同的流派，而這兩個領域有彼此競爭的方法論、研究客體、文本的內容；這是源於傳播研究以社會科學為基礎、並以媒體與傳播為研究物件，而文化研究則是以人文學科為基礎、以文本的視角關注文化⁴³。」儘管兩者之間有許多方法論上或是研究客體的不同，凱納與杜漢進一步指出，在新的經濟全球化之下的形構出現之下，文化研究或是媒體研究都必須掌握全球、國家以及地方的媒體的生產與分配的問題⁴⁴。
　至於梅鐸長期對文化研究的批判，近年來似乎有更加激烈之勢，在與趙斌的對談當中，甚至也提出放棄「文化研究」的提法，梅鐸指出，『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研究，其長期處在於對象徵系統的分析，其次是對社會系統的分析。對經濟系統，它幾乎一竅不通。所以，在英語裏，我們可以完全放棄「文化研究」一詞，代之以對極具變遷的社會與文化的分析，這也是我在自己研究工作中想要努力做到的。⁴⁵』「文化研究」是否因此就被放棄？事實上，如果回顧梅鐸1977年的文章，梅鐸也自承關於媒體研究如何呈現社會階層的研究仍有不足之處，精確來說，應該是已有來自文化研究領域為數不少的研究出現，只是在梅鐸眼中，這些都未能觀照到政治經濟分析的觀點；而這不正是文化研究空間之所在嗎？

不過，梅鐸對文化研究領域的批判當中，卻也不乏文化研究領域作為反省的論述；梅鐸1989年的＜十字路口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at Crossroad）一文就從柴契爾長期執政的脈絡之下指出，文化研究如果還要保持知識份子的活力，就應該介入公共事務的實踐，例如與政策制定者對話、公開演說等，因為公共空間正面臨制度性的危機，他語重心長地指出，『如果柴契爾主義在英國十年教了我們什麼，那就是這個。⁴⁶』

結語

從前述的討論來看，文化研究與傳播經濟學之間的歧異，在決定論方面，隨著彼此之間的討論，歧異似乎在縮小當中；如同梅鐸在日後的作品當中也提到，大眾傳播體系很顯然具有雙重性，既是商品的生產，也是文化意義的工業，兩者不可偏費而爭孰先孰後⁴⁷；這樣的說法看似一個打破雙方成見的大團圓結局，然而，　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另一個重大差異，或許是癥結之所在，那就是兩者于對文化想像的不同。如同梅鐸所見，他認為文化工業不僅是一個象徵體系，更是一個物質的工業體系，在所有權日趨壟斷、文化生產日益商業化的情形之下，大眾和消費者的創造力其實是受到文化工業制約的⁴⁸；這樣的文化想像某種程度來說，與法蘭克福學派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想像的背後，意味著閱聽人將直接受到結構的影響。然而，文化研究的文化觀，無論是威廉是或是霍爾，都強調了人的能動性以及實踐的可能性。

兩者是否真有可能跨越分裂？這不是一件容易回答的問題。但是，卻有一個問題值得深思，當傳播政治經濟學透過對文化工業的具體分析，從控制權與所有權的角度去說明文化工業其實是被壟斷的時候；但卻忽略了其分析方式是從既有的受歡迎的文化產品去推論其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這容易產生一個盲點，例如有些私人資本也想嘗試去壟斷文化工業，創造己身的最大利益，但卻失敗了；這是政治經濟的因素？還是文化因素？還是二者兼而有之？

如果再以具體的例子為例，面對好萊塢體制的擴張，亞洲有兩個地方先後強是地面對好萊塢的來勢洶洶，一個是香港，80年代以來的香港，被稱為「東方的好萊塢」，香港觀眾只看本土的港片，不看好萊塢，這樣的情景直到90年代被打破；而另一個電影工業崛起的韓國，幾部電影在票房上都打敗了老萊塢電影；這兩個不同個案，我們該如何解讀？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取向的？還是文化研究向的？或是兩者有？從個案分析分析進行對話與累積，或許從中能找出新的出路。

註釋：

1995年，美國物理學家Alan Sokal受到《高級迷信》一書的影響，將物理學公式進行後現代解釋，在該文被刊登于文化研究刊物《社會文本》之後，索卡爾旋即宣佈他所寫的都是假的，於是引起學術界的軒然大波。《高級迷信》一書主要攻擊科學研究與文化研究（該書作者將後現代等同于文化研究）。【回本文】

陳光興，＜英國文化研究的系譜學＞，收錄於陳光興，楊明敏編《內爆麥當奴》，台北：島嶼邊緣雜誌社，1992:11-12頁。【回本文】

例如梅鐸指出，文化研究陣營的主要人物，其學術原初背景，都是文學批評與人文學科，因此他們主要的關懷重點，是種類不一的文本；儘管文化研究也經常提到馬克思主義，但卻沒有對等的學養與興趣，除了霍爾是一個例外；對於梅鐸的看法，曾在70年代參與文化研究領域的閱聽人研究並以《全國閱聽人》聞名的莫里（Morley）也贊同梅鐸的看法，並進而指出他始終無法打入文化研究領域的核心，只能成為文化研究領域的邊緣人。梅鐸與莫里的看法參見，David Morley著，馮建三譯，《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Television, Audience ＆ Cultural Studies），臺北，遠流出版社，1995:11。【回本文】

對於費斯克所提出的「符號民主」，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領域各有不同的批判聲音，而批判的聲音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針對費斯克所提出的方法論，另外則是針對方法論背後的立場的批判。對費斯克的方法論與立場的批判，文化研究領域有Meagan Morris，參見＜Banality in Cultural Studies＞,John Storey ed,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傳播政治經濟學對費斯克方法論的批判，參見Graham Murdock,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crossroad＞,Ann Gray and Jim McGuigan eds,《Studying Culture: An Introductory Reader》,Edward Arnold Press,1993；對其背後立場的批判，參見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著，黃櫻棻譯，＜文化傳播與政治經濟學＞，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主編，徐詠絮、唐維敏等譯，《大眾媒介與社會》，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回本文】

陳光興，＜英國文化研究的系譜學＞，收錄于陳光興、楊明敏編，《內爆麥當奴》，臺北：島嶼邊緣雜誌社，1992: 7-8頁；關於英國新左派形成具體的歷史情境，參見Stuart Hall、陳光興，＜流離失所：霍爾的知識形成軌跡＞，收錄于Stuart Hall、陳光興著，唐維敏編譯，《文化研究：霍爾訪談錄》，臺北，元尊文化：1998。【回本文】

同前注。【回本文】

Raymond Williams著，彭淮棟譯，《文化與社會：1780至1950年英國文化觀念之發展》，臺北，聯經出版社，1985:332。【回本文】

前揭書：296。【回本文】

Raymond Williams,＜culture is ordinary＞,《Studying Culture: An Introductory Reader》, Ann Gray and Jim McGuigan eds, Edward Arnold press,1993:8。【回本文】

Stuart Hall、陳光興，前揭書：51-52。【回本文】

前揭書：52。【回本文】

Andrew Milner前揭書：68-69。【回本文】

Andrew Milner前揭書：69-70。【回本文】

Andrew Milner前揭書：94。【回本文】

Andrew Milner前揭書：94。【回本文】

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reprinted）。【回本文】

Graeme Turner著，唐維敏譯，《英國文化研究導論》，臺北，亞太出版社，1998:71-73。【回本文】

Andrew Milner前揭書：71。【回本文】

該文收錄於《Cui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Michael Gurevitch, Tony Bennett, James Curran and Janet Woollacott eds, Methuen Press,1982。【回本文】

也因此，從是否有共同研究方向的角度來看，「大眾傳播研究中心」不能與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相提並論，參見Mosco對梅鐸與高丁的訪談，Mosco著，馮建三，程宗明譯，《傳播政治經濟學－再思考與再更新》，臺北：五南出版社，2001：171－172。【回本文】

Vincent Mosco著，馮建三，程宗明譯，《傳播政治經濟學－再思考與再更新》，臺北：五南出版社，2001：152。【回本文】

Graham Murdock and Peter Golding,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Graham Murdock and Peter Golding 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Volume 1,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7:3-5。【回本文】

Ibid:5-30。【回本文】

Graham Murdock and Peter Golding ,＜Capit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Relation＞,James Curran, Michel Gurevitch, Janet Woollacott eds,《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Edward Arnold in association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1984:15.【回本文】

Ibid: 16.【回本文】

Ibid: 16-17.【回本文】

Ibid: 19.【回本文】

Ibid: 36.【回本文】

Graham Murdock and Peter Golding，馮建三譯＜意識形態與大眾媒介：關於決定論的問題＞，馮建三，《資訊．權．錢－媒體文化的政經研究》，臺北，時報，1993:236-237。【回本文】

同前注。【回本文】

同前注，第233-234,246頁。【回本文】

史麥塞著，馮建三譯，＜傳播：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臺北，《島嶼邊緣》，第一卷第四期，1992:6-33。【回本文】

梅鐸著，馮建三譯，＜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點－答復達拉斯．史麥塞＞，臺北，《島嶼邊緣》，第一卷第四期，1992:34-48。【回本文】

Dallas W. Smythe,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Meenakshi Gigi Durham and Douglas M. Kellner eds,《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2001:276-277。【回本文】

Grarnhan Nicholas,＜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Meenakshi Gigi Durham and Douglas M. Kellner eds,《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Blackwell Publishers,2001:230-232。【回本文】

Ibid:234。【回本文】

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馮建三譯，＜意識形態與大眾媒介：關於決定論的問題＞，譯者所加附註，馮建三著，《資訊．權．錢－媒體文化的政經研究》，臺北，時報，1993:254。【回本文】

Grarnham Nicholas,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Reconciliation or divor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Mar.1995.【回本文】

Garrnham，前揭文；譯文引自程宗明，＜譯附錄－補記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對話文獻＞，Vincent Mosco著，馮建三，程宗明譯，《傳播政治經濟學－再思考與再更新》，臺北：五南出版社，2001：409－410。【回本文】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 vs. Political Economy: Is anybody else bored with the debeate ?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Mar.1995.【回本文】

該文收錄於《Cultural Methodologies》,Jim McGuigan ed,1997: Sage；中譯可見＜失去的聯合＞，吳志峰，張永峰編譯，海南，《天涯》：2003第1期。【回本文】

參見李政亮，＜跨越鴻溝：＜失去的聯合＞與文化研究的新道路？＞，2003，待刊稿。【回本文】

Durham與Kellner,《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回本文】

參見Durham與Kellner，前揭書，p.23.【回本文】

趙斌，＜文化分析與政治經濟：與默多克關於英國文化研究的對話＞，河北，《視界》，第五輯，2002.2：168。【回本文】

Graham Murdock,＜Cultural Studies at Crossroad＞, Ann Gray and Jim McGuigan eds, 《Studying Culture: An Introductory Reader》,Edward Arnold Press,1993:89。【回本文】

馮建三，＜『入乎正經，出乎文化』是一個理想＞，《資訊．權．錢－媒體文化的政經研究》，臺北，時報，1993:11。【回本文】

趙斌，＜文化分析與政治經濟：與默多克關於英國文化研究的對話＞，河北，《視界》，第五輯，2002.2：161。【回本文】

編輯：	裴元領、方孝鼎、柯裕棻、陳惠敏（兼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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