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真實—精神分析式的探究 方婉禎，輔仁大學比較文學所博士©版權所有 語言一直是精神分析學者關懷的議題，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拉康(Jacques Lacan)到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等重要學者都在討論作為一個分析師如何聆聽、言說，而患者千變萬化的語言：滔滔不絕、沈默無語、肢體動作、臉部表情等訊息又表示了什麼。就精神分析領域而言，語言像是一個千折百轉的謎題。分析者在這場進入對話(enter into a dialogue)、與抗拒搏鬥(struggle against resistance)、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e)的冒險旅程之中，跛行前進以趨近主體經驗的原初面貌。破譯謎題的艱鉅在於它試圖超越構成符號，所謂形音的物質性；以及語言據以溝通、約定俗成的規律性，因為掌握謎底的關鍵，通常是弦外之音或是破格之處。為什麼精神分析學者不贊同象徵體系的語言，足以道說主體的存在情境？聚焦於社會符碼的語言學有什麼缺失？人類不就是群體的一員，依靠語言的交換進行理解與交流的嗎？如果符號學所提煉的指涉法則，不足以描繪主體精神現實的萬分之一，那麼什麼樣的語言能夠揭露？相對於結構主義的符號學分析，精神分析對於語言的認知與探究顯然要複雜得多。並且關注的重心也已經從外在的、象徵體系的社會語境，轉移到內在的、主體與語言的關係。如何由語言探勘主體層層包覆的無意識礦脈？語言在主體與象徵秩序之間，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主體如何透過語言進行掩埋、偽裝，語言又如何成為揭露真實的途徑？本文關注的焦點便是精神分析如何經由符號驅力(semiotic drive)的分析視角，闡釋主體與語言二者繁複弔詭的運作過程。 棲居於語言 海德格曾經把語言稱為「存有之家」(海德格，235)，終有一死之人的棲留之所。道說(Saying)像是開闢道路(way-making)似的，使我們通往居有、本己的存在狀態。通向說的道路上允諾了道之顯示(Showing)，在顯示的運作當中，在場者得以顯現、而不在場者隱匿，物顯現自身、最近之切近中的最遙遠者(海德格，206)也將得以持存，曾經被說以及未被說的奔湧而出。當我們棄絕對語言的掌控與支配，在訴說之前就傾聽著語言的道說，細聆存在於語言剖面的發生、遭遇的經驗，對我們的召喚；那麼語言亦隨之脫離腐朽僵化的陳腔濫調，紀錄活潑潑的存在樣態與面貌。 依照海德格的說法，語言確實能夠銘刻主體與記憶、經驗銜接的原初事物(things)。但是，存在於無意識的記憶痕跡如何通過層層關卡投影在語言之中，精神分析擁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弗洛伊德指出語詞表象(word-presentation)是心理欲力經過繼發性壓抑之後，一種高度貫注(hypercathect)的表現。雖然愛的對象(love-object)遭到放棄，以壓抑狀態持存在無意識之中。但是，心理作用會在前意識(Pcs)系統尋求語言表達的貫注，通過與語詞知覺的連結，而獲得成為意識的可能。那麼語詞表象的貫注與存在於無意識的最初事物之間又有什麼樣的關係？依據精神分裂症的案例研究，發現患者撤銷了無意識系統的本能貫注，轉以更為強烈的欲力貫注在前意識系統的語詞表象。「這表明語詞表象的貫注並不是壓抑活動的一部份，而是代表了爭取恢復與痊癒的首次嘗試。…這些努力直接指向對已失對象的重新獲取。」(弗洛伊德，《詼諧與潛意識的關係》：356)與現實環境脫節的精神分裂患者，會重新在語言文字的表達中設置、架構已經失去的原初對象。這一案例顯示了主體試圖經由詞語符號的貫注捕捉已失對象的普遍心理，換言之，語言文字必會在某種程度上鑿刻失落的欲望。 拉康對Fort-Da遊戲的分析，更清楚地說明擺盪在欲望及語言、詞與物之間的複雜運作。他認為幼童使用語言的肇端，正是「欲望人文化的時刻」。主體在放棄並承受對象的失去之時，將欲望提高到第二種力量，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言的高度貫注於語詞的心理欲力。在物件消失、出現的可預期性之中，主體獲得對象的掌控權，並且運用兩個簡單的發音，進行語言的象徵行動以便恢復(restore)已死的原初對象。「這個對象立刻實現在簡單發音的一對象徵中，表明音素的兩重性在主體中已有了歷時的存在，而現有的語言則為其吸收提供了共時的結構，由此幼兒加入到了其環境中的具體話語的系統中去。」(拉康，2001，333)在一對簡單的語音之中，一種分音節(articulated sounds)的表達，已然銘刻了主體共時與歷時的存在，其中欲望的永恆結構像是化石一般，凝結在語言文字之中。從另一個角度而言，當主體的心理欲力貫注在語言文字之時，就表示了對象的失去與放棄，在語言中同時並存著失落的痛苦以及復得的企圖。「象徵首先是表現為物件的被扼殺，而這物件的死亡構成了主體中的欲望的永久化。」(拉康，2001，333)因此，語言文字的象徵行為，烙印著永不復返的傷逝，語言的受信者(addressee)往往是那個已然失落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克莉絲蒂娃會申明文本正是主體與母親對話的場域，文字所浮現的推離、排除、謀殺、禁忌等動力，都是朝向這個欲望與不滿的來源—母親。原初對象的失落往往來自與母親分離的經驗，正如弗洛伊德對Fort-Da遊戲的觀察，顯示幼童試圖經由這種不斷重複的聲音與動作，佔有主動的位置，以克服並釋放母親離開的痛苦經驗。 我，真理，是對付你們的大騙子。因為，我的道路不僅是通過虛假的，而且是通過在偽裝的差錯中找到的太狹的裂縫的，通過夢的密不透風的迷雲的，是通過平庸的無由的迷戀的，是通過荒誕的迷人的絕路的。去搜尋吧！(拉康，2001：394) 語言其實是主體捕捉失落對象，壓抑之後進而昇華的象徵性行為。換言之，它可說是失落對象的一種替代性形成。那麼它存在於無意識的原初經驗之間有什麼關係呢？根據弗洛伊德關於語詞表象的心理圖表顯示，詞語是經由聲音形象(sound-image)與對象的聯想(Object-associations)連結，環繞著對象的各種感官經驗，如觸覺、聽覺、嗅覺等等，也唯有視覺(visual)建立通往語詞的路徑('The Unconscious' (1915), Standard Edition, XIV, 214)，在這曲折蜿蜒的道路上，將遙遠模糊的原初對象投影在語詞表達之中。並且無意識中的欲力，顯然要通過各種自我防禦能力的關卡才能貫注於符號，接受檢禁(censorship)的稽查，進而以反貫注(anticathexis)的壓抑形式居留於無意識之中，一部份的能量會尋求替代性意念(substitutive ideas)以向外釋放，成為意識而貫注於符號。在通往意識的路徑上，存在於前意識的衍生物(derivative)扮演著重要的中介角色，意即衍生物能夠以偽裝的扮相，在高度貫注之下矇騙稽查進軍意識層，而得以存留於意識的衍生物也成為我們航向無意識原鄉的指引與憑藉。雖然詞(words)與物(things)之間隔著千山萬水之遙，欲力遭到檢禁、壓抑時，物已然逃逸無蹤。但是，對象即使喪失，欲望還是會以曲折、偽裝的方式滿足自身。由此而言，語言符號的表達正是壓抑的起點，此一再現雖被層層移置、壓縮而片面不完全，卻是我們挖掘無意識的線索。 無意識的語言法則 拉康運用了結構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進一步闡發弗洛伊德關於無意識的論述，他的基本立論在於認為無意識的運作模式與語言結構相似。能指與所指之間由橫線所區隔而分屬個別的規則，二者的聯繫本身充滿任意性，並因而抵拒意義的傳達。由語音實體所構成的能指意欲追索一個並不在場的所指，正如我們試圖使用語言符號以捕捉具體的事物(the thing)時，僅止於概念層次的把握，真實的事物早已抽身離去。換言之，當我們將事物化約為名詞以便表達，事物已成無物(nothing)。那麼我們如何憑藉語言傳達訊息呢？拉康認為意義存在於能指鏈(the chain of the signifier)之中，根據語言法則組合形(文字)、音(聲音)而成的，能指與能指之間的相互關連提供了意義的浮現。能指則是根據轉喻(metonymy)及隱喻(metaphor)這兩項法則來產生意義，就如存在於無意識的真理(truth)為了通過檢禁的關卡，偽裝自身以進入意識層。轉喻遵從的是以局部代替整體的法則，透過詞與詞的連結表達自身，意即經由能指與能指之間的連結，失落的匱缺以各種替代性的欲望呈現，像是夢境的移置(displacement)作用，原初對象以轉移的方式尋找可供貫注的途徑。換言之，這一由小寫他者(other)的替代性形成所連結的軌道，始終朝向對他物的欲望(desire for something else)。如此一來，橫截於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阻隔依然存在(maintenance of the bar)，如同自我(ego)與本我(id)的疊障，我們能看到的只是欲力被壓抑之後的種種替代性貫注，意義依然遭到抵拒。隱喻(metaphor)則是以一個詞來代替另一個詞，其中一個能指取代了另一個能指在能指鏈中的位置。利用一個不在場的、隱沒的能指以繞過稽查的屏障，在無意義的突兀之處出現意義(sense emerges from non-sense)(拉康，2001：439)。這一屬於詩歌的、創造的作用，使得能指能夠跨越橫線阻隔(crossing of the bar)進入所指，而意義得以湧現。拉康認為語言和作夢都是構成無意識再現的一部份，二者所依循的皆是能指的法則，轉喻像是夢所進行的移置作用，而隱喻則是將能指重疊的壓縮(condensation)結構，失落的創傷以另一個能指替代自身，通常在意識層面以症狀(symptom)的方式呈現，症狀的機制所遵行的正是隱喻的結構。如前所述，遭受壓抑的無意識意念(Ucs ideas)不會消逝，仍以真實的結構存在於無意識系統，正如拉康所言，從滿足的被禁止、需求的匱缺，我們得以認識無意識欲望的不可破壞性(indestructibility)，在記憶痕跡(residues of memories)的表義鏈上得見化石般的欲望不斷地銘刻與再生產，這一居宿於個人史中的欲望會以症狀的方式喊出(cries out)，正如各種精神官能症都是存有(being)對主體的一種提問，經由提問的不斷逼索，主體位置才有可能顯現。拉康提醒我們自我對於被壓抑的原初經驗所產生的抵抗，是屬於誤識的想像性質，在鏡像意象(mirror image)的空間想像之中，意識主體以為自身具有完整的自我形象，在象徵秩序的結構網絡建立自我的概念，然而這一在象徵系統中設置的虛假自我，是與無意識的真理脫節的。透過隱喻式的語言所進行的移情(transference)作用，主體的歷史脈流藉之顯影，存在的位置才得以被指出。 我在我不思之處 語言符號固然作為人們約定俗成藉以溝通的象徵交換(symbolic exchange)的載體，然而，亦是通往無意識底層的路徑。拉康之所以戮力於語言符號的研究，是為了發揮言語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speech)，言語會透露往昔事件所串連的個人史，得以道出已逝者，也就是存在的真實狀態，經由追尋真實以便指出主體的位置。那麼能指序列上的「我」是如何道出所指的主體位置呢？翻轉了西方哲學「我思故我在」的經典格言，拉康認為主體卻是存在於不思之處。對精神分析理論而言，此一在「思」的表義機制中起作用的正是無意識系統，哲學領域的我思(cogito)不外乎人們為了掃除存在的不確定性而編織的虛構假象。為了通過檢禁的關卡，被壓抑在無意識的欲望，藉由衍生物以進入意識層之時，往往是在最出乎意料、痛苦之處吶喊。換言之，主體在敘述中有意無意忽略、迴避的才是真理的所在，這也是為何精神分析師的話語內容往往是去證明患者的「不是」。拉康所言：「沒有言語不是語言」(拉康，2001：397)指出言語也受到語言法則所規範，我們要注意的正是語言法則所排除、遺棄的內容，言語的岔口較之主詞更為重要，語言所展現的法則，正如心理的防衛機制功能所施行的檢禁作用。相較於能指序列上的語音符號，我們要聆聽的是對於交換訊息而言，顯然多餘的弦外之音，其中的烙印著欲望的痕跡，顯示主體的主觀位置及其言語所朝向的原初匱乏。因此，「所有的真理都只出現在這個不在場(alibi)的層面中。」(拉康，2001：448)振振有辭地宣示「我是…」的申明演說，無法捕捉存在的狀態，「我」反而成為我思的玩物，主體遭到語言的異化而與自身的精神現實剝離。為了避免異化主體的語言暴力，拉康認為必須從主體的自我與話語的我二者之間的關係，來理解能指的意義。這是曲折繁複的解謎難題，尋找的是謎題所負載的真實，而不是文字背後的秘密，因為能指與所指並不存在於同一個軸線。 棄絕 克莉絲蒂娃指出了語言中的說話主體(speaking subject)所處的分裂(split)狀態，一方面受制於作為社會契約的符號規範，另一方面擁有傾聽身體的、無意識欲力的言語。她批評結構主義的語言學研究，無法探勘依循著遊戲、愉悅與欲望的表義符號。作為象徵秩序指涉系統的社會符碼，或是語言符號的科學研究，都將與傳達真實的語言擦身而過。內在於語言的雙重功能，克莉絲蒂娃以符號界與象徵界(the semiotic and the symbolic)，指稱這相輔相成、共同構成表義過程的一體兩面；而拉康則以轉喻與隱喻的說法，指出主體的表義遊戲始終擺盪於二者的分裂宿命。海德格以賀德齡的詩句來表達語言的雙重功能，當主體試圖以描繪的詞語指稱、命名，甚而支配事物之時，詞語賦予某物在場而顯現為存有。但命運女神的答覆卻是：「如此，在淵源身處一無所有」(海德格，196)。意即主體以為命名的詞語得以掌握真實的存有，無非是一種想像的誤識，正如橫跨能指與所指之間的橫線，表示的是意義的抵拒而非流露。唯有主體棄絕支配詞語的權能，將自身從象徵秩序的指涉網絡中釋放出來，並且與不可名狀的道說、流動的真實存在產生回響諧振之時，詞語才真正允諾某物的在場。對克莉絲蒂娃而言，這是逾越、溢出象徵界的詩語言(poetic language)，而拉康會說這是隱喻式語言進入所指的，屬於創造的跨越。棄絕(renunciation)不僅是對象徵符號所依從的社會法則的破壞與悖離，亦是由身體所驅動的符號欲力的吟唱、聆聽，如此，我們才通往語言的道路，成為居於本質的說話者。 參考書目 佛洛依德，楊韶剛等譯，〈自我和本我〉《超越快樂原則》，台北：米娜貝爾，2000 佛洛依德，楊韶剛等譯，〈論潛意識〉《詼諧與潛意識的關係》，台北：米娜貝爾，2000 拉康，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上海：上海三聯，2001 馬丁•海德格，孫周興譯。《走向語言之途》。台北：時報，1993 Jaque Lacan, Écrits：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W. W. Norton,1997 Kristeva, Julia.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