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月報－三角公園

平面媒體的社會身分想像與「輿論導向」的達成？

李政亮，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博士生©版權所有

前言

「喉舌」（mouthpiece）是研究中國大陸媒體的一項重要概念，如同大陸新聞學者喻國明分析大陸新聞學發展所指出的，媒體角色的喉舌性與新聞事業的國家化、新聞報紙的宣傳化、輿論表達的一元化以及運作指向的非市場化等共同構成了90年代之前大陸新聞學的傳統；而新聞媒體的市場化之後，則又出現了行政導向單一控制局面被打破、報業競爭進入戰國時代以及讀者本位觀成為新聞媒介運價值等特色¹。

這樣的變化，與中國大陸經濟的持續發展以及社會分殊化的現象有直接關聯，而這樣的變化，也意味著媒體言論與視角開始相對多樣化的聲音；與此同時，大陸新聞學的典範也開始出現轉移的現象，近年來「輿論導向」此一語彙就逐漸取代喉舌成為研究大陸媒體的重要概念，「輿論論向」不但出現在領導人的講話當中²，也成為法律檔當中的用語³，同時也成為大陸新聞學的研究課題之一⁴。從《中國新聞年鑒⁵》考察這個語彙的形成背景，約略是從全面市場化的93年開始，面對當時對市場化路線的不同看法，媒體被認為應該要有正確引導輿論的功能⁶；關於「輿論導向」的定義，說法雖有不盡相同之處，但不脫「正確闡述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對社會輿論加以引導」之意⁷；然而，在此有兩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從政權與媒體之間的關係來觀察，當政權面對因政治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轉型之際，在政權正當性論述或是政策制定未能適時回應的情況下，媒體的多樣化聲音是否有可能反過來引導輿論？第二個問題是，因為媒體的市場化，媒體必須自我定位滿足不同社會群體的需求，在此情形之下，媒體的社會發言權相對於過去勢必更加穩固，面對逐漸具有議程設定能力的媒體，政權與媒體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在本文當中，我們所要探討的是在此社會轉型的過程當中，社會階層不斷處於分化狀態，而媒體也不斷塑造現代化都市的敘事，或廣告、或以專題形式、或以電視劇的方式等；從98年「格調」一書出版以來所引起的熱烈討論，以及之後不同平面媒體所建構的社會階級身分的想像；這些不同的身分像像的背後傳遞了什麼樣的訊息？而是在什麼樣的媒體環境之下產生了這樣的現象？大陸既有的文化研究又如何看待這些現象？而最終，「輿論導向」是否「真正」完成了？

《格調》熱潮與不同社會身分的想像

98年，《格調》一書出版之後，成為99年各媒體所熱烈討論的焦點，稱讚與批判兼而有之；這本1983年美國社會學家保羅福塞爾所寫的通俗著作，十五年後飄洋過海到了中國，成了炙手可熱的暢銷書；這本書基本上透過各種不同生活品味的分析，架構了上層階級、中層階級、下層階級的不同生活品味。

《格調》所引起的熱潮只是一個序曲，接下來的熱潮就是平面媒體延續《格調》一書對不同階級生活品味的討論，提出不同的社會階級身分的建構與想像、或是對於社會階層該如何加以界定的討論；其中，多數的平面媒體架構了不同社會身分的想像，而其共通的特徵，就是無論媒體所建構的社會身分是「中產階級」、「小資」或是「城市中間人群」等，主要的區分方式集中在以收入為劃分的標準；唯一較為例外的是《東方》雜誌跳出這樣的討論框架，較有系統的討論了中產階級與政治民主與社會穩定之間的關聯。

底下，筆者依照時間順序介紹平面媒體關於社會身分建構或市社會階層該如何劃分的討論。平面媒體當中，在《格調》熱潮之後最早提出相關議題的是《北京青年報》＜尋找城市中間人群＞（2000.11.6,2000.11.13,200011.27,2001.12.4）的專輯，在該專輯裏，《北京青年報》提出一個新的社會身分「城市中間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青年報》為何提出「城市中間人群」的概念？『在既往的與論與媒體報導中，對中產階層的關注是十分有限的，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媒體及公眾興奮點更多具焦于豪富階層，對他們的致富過程和豪奢生活的詳盡不僅編造了一個又一個暴富的神話（其實其中很多是謊言）和小農孕育出經濟的關於天堂的理想，而且傳遞出一個十分危險的資訊──這個神話也可以出現在你身上⁸。』另外，『中產階層的存在既是較低階層可操作的可企及的目標，也是較低階層與豪富階層的緩衝帶。….在對進入富豪階層所需具備的條件及所應付出的代價有了足夠瞭解之後，很多人樂於選擇一個折衷的階層，這個階層就是中產階層。⁹』除此之外，《北京青年報》也從國情不同的角度提供「城市中間人群」此一概念的正當性基礎﹔『在西方，「中產階級」是社會分層的一個概念，對這個階層的界定相對比較清楚，比如在美國，它指的是家庭年收入１至５萬美金的階層，這個階層占了美國總人口的８０％。「大眾」幾乎就是這個階層的代名詞。….很顯然，我們所要尋找的城市中間人群，與所謂的中產階級並不完全是一回事。¹⁰』

至於《北京青年報》所建構的“城市中間人群”的具體概念則是『城市中間人群所從事的職業主要有以下四種：一，需要較高科學知識的職業﹔二，高科技需要較高技術的職業﹔三，第三產業需要專業技能的職業﹔四，企業經營管理人員。¹¹』而在收入方面，『城市中間人群的年薪可分為三類：一，年收入３─５萬的創業城市中間人群﹔二，年收入５─８萬的守業城市中間人群﹔三，年收入８─１２萬的有產城市中間人群。¹²』

在此之後，《新聞週刊》推出＜混沌階層＞專輯（2001.4），在該專輯當中，主要以何清漣引起熱烈討論的＜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分析¹³＞一文（底下稱何文）為架構進行分析；何文除了對現今中國大陸的社會階層分化提出了一個概要性的分類方式之外，何文似乎更關懷了農民以及社會邊緣群體的處境，除此之外，何文也再次提出「權力資本化」的概念分析官商之間如何透過資源交換維持精英階層的位置。該專輯的新聞呈現，就是搜尋權力資本化的例證，說明在此情形之下對一般人的社會流動與社會期待造成負面影響。

《三聯生活週刊》「小資的自摸與十三不靠」（2001.5.7）專輯裏，集結了關於小資這個社會身分的生活經驗以及小資的文化認同﹔在這個專輯裏，《三聯生活週刊》分別就電影（如王家衛、奇士勞斯基等）、書籍（如村上春樹、卡爾維諾等）與音樂（如電影配樂、爵士、New Age等）三方面具體羅列了成為小資的文化品味，在該週刊所羅列的作品中，除了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為大陸本土作品之外，其餘皆為西方作品¹⁴。

大約與此同時，一份出刊上市不久、以城市中產階級為對象的《經濟觀察報》在而以中產階級為取向的，《經濟觀察報》對中產階級的想像可見其徵求廣告訂戶的廣告文案：『你的消費者是一個居住在中心城市的男性公民，他對經濟產業、商業、家電業、金融證券業、房地產業、資訊服務業等行業有高度的關注度，他的年齡在２５─４０歲之間，受過良好的教育，對新生事務敏感，有國際化的視角和對外域文化的包容力，過著一種壓力下的優雅生活。¹⁵』在這個中產階級取向的報紙裏，透過「生活方式」的版面，提出不同階層的區分標準，也逐步建立了關於某一個社會階層特定的化品味。

中產階級的界定出現較明確的標準，大概首見於《新週刊》＜忽然中產＞專輯（2001.11.1）。該專輯提出了作為中產階級的客觀條件與文化品味，其所提出的客觀條件是，『菜鳥級的中產需要家庭雙方收入１００００元，熟練級中產維月入２００００元，高手級中產是４００００元左右。¹⁶』此外，《新週刊》也提出了界定中產的六個標準，『中產生活需要准來衡量。特別是在這個人們連「中產」還處於霧裏看花的黑暗期。「寫意空間」之簡約與人性、「和睦人家」之關懷、「祈福新邸」之高貴舒適、「經濟觀察報」溫和閱讀、「Ｔ８酒吧」之高貴夜生活、「Mon the Bund西餐廳」之魅力餐飲…..標準打在中產者臉上，這些代表著他們理想中的階層區別。¹⁷』

城市中間人群與中產階級在平面媒體的討論之下，約略已有初步的界定標準；然而，小資呢？關於小消資身分的界定，《北京電視週刊》（2001.10.22）所提出的界定標準則是：『經濟基礎＋文化底蘊＋藝術素養＝小資』，而其所認定的經濟基礎則是年收入４─１０萬元﹔在《北京電視週刊》的論述中，小資與中產是不同的兩種社會身分，雖然兩者的區分很難，不過，「每年的進帳」仍是區別這兩種不同社會身分的最終標準¹⁸。

在前述的論述當中，平面媒體大致上以收入、文化品味以及職業別作為區分的標準；然而，另一種討論方式出現在《東方》雜誌，這份雜誌基本上提出中產階級與政治民主、社會穩定力量之間的討論。《東方》雜誌首先刊出的蕭功勤的＜中國：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2001.9）一文裏，蕭公勤首先肯任了中產階級在當今大陸社會的存在，『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中產階級就是西方歷史中的資本家階級或稱為布爾喬亞階級。由於對這一狹義概念的慣用，當我們談到中國有一個中產階級時，不少人就會習慣地以為，中國變成資本主義了。為了捍衛社會主義的性質與避免被人誤解，中產階級這一用語很少被人們運用來表述中國現實生活中已經出現的這一分層化現象。¹⁹』在中產階級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方面，蕭功勤則進一步呼籲，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應該相互扶持，以兩者的專業技能、道德熱情進行社會參與，打造一個穩定進步設社會²⁰；此文發表之後，《東方》也陸續出現類似基調的文章，例如毛壽龍的＜中產階級與現代民主制度＞（2001.11）、胡俊的＜轉型社會中的中產階級＞（2002.7）等。

在前述的平面媒體當中，除了《新聞週刊》沒有明確的社會身分想像與建構之外，其他都有清楚的立場，底下，我們將以這些平面媒體及其所塑造的社會身分進行分析。

大陸文化研究對媒體／社會身分建構的批判與本文的分析視角

面對媒體所塑造的時尚品味或是成功人士的神話，在大陸既有的研究當中，研究者多將焦點集中在批判媒體如何塑造「成功人士」的神話或是時尚雜誌如何引導消費。倪偉在解構媒體所塑造的「成功人士」指出，『把「成功人士」是同西方社會的中產階級完全是知識份子一廂情願的幻想，我們只要稍稍打量這些中國式的「成功人士」形象，就會不勝悲哀地發現，在媒體亮相的「成功人士」根本只是虛假的消費主體。²¹』﹔而面對這樣的流行趨勢，倪偉進一步指出，『因此，「成功人士」神話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全球跨國資本（經濟的、文化的與意識形態的）和中國當下政治、經濟、文化仲介之間密切結合。對這一神話必須進行批判解構，這能夠使我們再當今中國日趨複雜也越來越具有迷惑性的意識型態變化面前始終保持清醒和警覺，從而有可能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與變革前景，作出切實而透切的把握。²²』除此之外，周春玲在分析時尚雜誌與大眾文化時則指出，『時尚雜誌通過白領為「新富人」製造出了一種文化，這種文化以赤裸裸的消費為特色，物的豪華掩蓋了人文色彩的蒼白。時尚雜誌以對單純的物質消費宣揚取代了生活的本真和全部，並以純粹的消費型態簡約了「新富人」階層在文化訴求方面的的複雜情況。²³』周春玲最後指出，『從時尚雜誌所反映出的大眾文化的特性中，我們看到了大眾如何在一種標準化、單一化、商品化的文化型態下受操縱的真實處境，並在精神層面上缺失和萎縮，它在引起大眾物質欲望無限膨脹的同時抹掉和掩蓋了他們內心的真實需求。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文化研究者應該為大眾剝開壟罩在他們身上的這層文化的迷霧，努力恢復文化本身所應該有的豐富意義及持久的價值和魅力。²⁴』

倪偉前段的論述與周春玲的批判基本上沿襲了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批判方式，但是，倪偉後段的論述則指出了一種脈絡化解讀視角的必要性；關於法蘭克福學派，史都瑞（John Storey）的批評或許最為一針見血，『法蘭克福學派儘管熟嫻馬克思主義，再處理流行文化的文化消費時，根本上還是一種以高高在上的態度來談論他人文化的保守論述（一種區分「我們」與「他們」的論述）；此外，從這種分析出發，我們再面對文化消費時，幾乎看不到任何批判參與的空間，只有這種一切答案了然於胸的高傲。²⁵』倪偉脈絡化的提醒，有助於超越一種擺姿態的分析方式，讓我們不僅進入文本的分析，同時也關注文本之外的政經情境及其構造。

面對平面媒體所塑造的不同社會身分，筆者擬從兩個面向加以分析，第一是媒體與政治經濟環境之間的關連加以分析；其此，再就將這些不同社會身分的建構與想像進行討論。

文本生產的穩固新基地？

傳媒被稱為大陸最後一個暴利事業，而傳媒之所以被如此描述，主要在於廣告播出與刊登的金額；以近五年大陸的報刊廣告營業額為例，平均便高達約為149.67億人民幣²⁶。

這樣的龐大收益，使得傳媒成為投資的對象；值得觀察的一個現象，就是這一兩年來原本種類較少的傳播類書籍突然大量出版，而其共通特色之一，就是扣合媒體／市場經營的脈絡就大陸媒體成功或失敗的經驗進行分析，例如劉勇著的《媒體中國》（2000）、孫燕君著的《報業中國》（2002.2）孫際鐵著的《中國傳媒－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傳媒人訪談錄》（2002.4）、趙曙光、禹建強、張小爭等合著的《中國著名經典案例剖析》（2002.11）等。

這些商場上的判斷與經營的故事固然提供我們一些分析的資料，不過，面對這些精采故事的同時，我們必須以新的視角重新架構這些故事，在此，傳播政治經濟學當中所討論的傳媒／廣告商／閱聽人三者之間的關係就提供了我們一個有效的分析工具²⁷－傳媒的節目建構閱聽人，廣告客戶付錢給傳媒公司使用這些閱聽人，閱聽人於是被接生給廣告客戶。從這樣的角度，對媒體進行政治經濟分析，我們才能夠更細緻地理解前述媒體經營書籍當中所說的「市場分層」的背後意涵。

放在本文的脈絡之下來看，本文所討論的媒體的政治經濟背景如筆者所制的表格所示：

平面媒體名稱所屬財團名稱屬性價格（人民幣）階級論述

新週刊三九集團時尚雜誌 15 中產階級

經濟觀察報山東三聯集團財經報紙 2 中產階級

北京青年報北京日報報業集團綜合新聞 1 城市中間人群

北京電視週刊北京廣播影視集團影視娛樂 2 小資

三聯生活週刊 Tom.com國康新聞，文化 5.8 小資

東方不詳知識份子議論 12 中產階級

注：所屬財團名稱部分參考李巨微，＜投資媒體可能會死得糊裡糊塗＞，《中國報導》，2001年第2期：62頁；其餘為筆者自行整理。

從前述中產階級、小資的討論來看，中產階級顯然是收述高於小資的精英群體，而建構中產階級身分想像的雜誌也都是價格偏高的雜誌，而小資或是城市中間人群的相對屬於價格偏低的報刊；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傳媒所提出的不同社會身分建構與想像，許多民眾的反應是在媒體市場化之後，媒體不是一窩蜂不然就是炒短線。但是，如果以本文所討論的傳媒與社會身分建構的關係來看，傳媒非但不是炒短線的，而是有意地長期經營；其中，《經濟觀察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報除了自我標榜為中產階級的報紙之外，更在＜生活方式＞版面介紹了城市中產較好的生活方式，例如＜喝咖啡＞（2001.5.7）、＜汽車階級論＞（2001.6.4）、＜通往財務自由之路＞（2001.6.11）、＜在平等與關愛中就醫＞（2001.8.20）、＜地圖上的花朵與「客隆」的旅行＞（2001.9.3）、＜奢侈的閱讀＞（2001.10.1-10.8）、＜寫字間裏的新貧族＞（2001.12.10）等，透過更為細緻的生活品味認同建構屬於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懷舊與小資熱潮

大陸文化研究者戴錦華以「廣場」（Plaza）此一西方國家概念空間在中國都市空間的形成，說明西方空間概念之於中國歷史之間的吊詭；她指出，「不再是群眾運動與政治集會（官方或反官方的），不再是精英文化與精英知識份子的引導，而是休閒、購物、消費，成了調動、組織中國社會的重要方式，購物空間，而了分割、重組、重建社會秩序的空間。²⁸

在此，戴錦華精確地指出了一個分析現今大陸文化現象的一個重要關鍵－消費；在媒體所建構不同社會身分想像的文本當中，彷佛讓人走近一個目不暇給的商品體系當中，消費能力成為界定不同社會階層的標準；而值得注意的是，消費的客體並不純然是「物」本身（精確來說是商品），更包含了文化工業所塑造關於商品的故事或品位；在消費所帶來的幸福意識當中，文化工業也精巧地掌握了時間與空間創造其商品背後的故事，時間指的是從過去的歷史當中尋找資源，空間則是直指城市；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創造了屬於大陸本土的符號生產，相較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陸續發行的以西方品味為參照系統的女性雜誌來說，從前述不同社會身分認同的敘事來看，似乎已從找尋參照系統到自我符號生產的階段。

這樣的時間與空間背景，產生了新的流行文化；在媒體建構現代化城市生活的敘事當中，出現一種時間的雙向性以及不同的感受，一種是停留在現在屬於城市人的焦慮與驕傲，一種是指向過去的懷舊，這兩者不僅沒有矛盾，反而是相輔相成；2002年引起最多反響的電視劇「不要向陌生人說話」和「激情燃燒的歲月」就是截然不同的例子，前者以城市中產的角色來說這個故事（施暴的丈夫是醫師、受虐的太太是老師、而偷拍到施虐過程的是自由業的攝影師）；而後者則是透過成長故事，訴說過去歷史（故事從家中父親所經歷的解放戰爭為時間起點）激蕩之下一個家庭成員的成長故事。

放在本文的麥絡下來看，這幾年當中大陸的流行文化所出現的懷舊熱，並非僅是懷念總是美好的過去，而是在過去當中尋找資源，或有些顛覆歷史意味地創造新的符號、或藉古以諷今等不同方式。基本上，筆者將之整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則是例如「小資」此一語彙的使用，而小資此一語言在過去中共的政權正當性論述當中使於負面的語彙，但是今日卻搖身一變為都市流行的語彙；這種來自過去卻又跟過去告別的例子，類似的還有上海熱，兩者相似的地方在於，同樣屬於中共過去政權正當性論述當中負面意義的語彙²⁹；第二種類型的懷舊與這一兩年來大陸流行的復古或可以「切‧格瓦拉」的劇場熱潮為代表（2001-2002），「切‧格瓦拉」的戲劇直接觸及大陸社會腐敗與貧富不均的現象，並且提出了一個古老命題：革命，該劇場導演接受關於創作動機的訪問時表示，『因為我們在奔向資本主義大道上太瘋狂了，瘋狂到不尊重事實。我想提醒大家，曾經養育過我們的東西有毒素，也有好的，不能全盤否定。對我們自己長大的環境不能做到如數家珍，至少應該有一種平和的心態。³⁰』

從這個脈絡來理解小資就可突顯這一個名詞的特殊性，這個名詞與中產階級的不同處在於中產階級屬於西方社會學的語彙，而何謂中產階級又有基於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客觀標準；相較之下，小資屬於大陸本土的語彙，這個語彙本身沒有一個客觀界定的標準，本身充滿吸引人的不確定性。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小資生活經驗的討論，在平面媒體當中所受到的討論最多、在民間被最多的人使用（相較於其他平面媒體所提出的不同社會身分）；其中，有一個頗為流行的討論，就是「小資是一種生活狀態」或是「小資是一種生活方式」這兩種說法之間的討論、甚至辯論；在《三聯生活週刊》＜小資的自摸與十三不靠＞該專輯中，作者之一駁斥了「小資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說法³¹﹔但在《三聯生活週刊》的其他期數裏，專欄作家沈宏非提出了「小資是一種狀態的說法³²」﹔另外，《經濟觀察報》的副刊＜閒談＞的讀者投稿裏，也出現「小資是一種狀態，而不是一種生活方式³³」的說法；無論小資是一種生活狀態或是生活方式，這個現象不但表示小資已成為前述不同社會想像當中引起討論最多的之外，而且，在媒體生產了小資這樣的符號之後，閱聽人也並非就被動地接受了這樣的訊息，閱聽人可能憑藉自己的生活經驗去詮釋小資這個符號。小資熱潮，自從平面媒體提出了不同社會身分想像之後，幾本關於小資的專書紛紛出爐，例如包曉光著的《小資情調－一個逐漸形成的階層及其生活品味》（2002.2）、黃海波著的《小資女人》（2002.9）以及勞樂主編的《親愛小資》（2003.1）等書，這些書都有共同的特色，嘗試架構一個屬於小資的次文化，從飲食、閱讀乃至服飾等。

正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或者說斷裂）之下，開啟了大陸（城市）大眾文化的生產與再生產；當然，平面媒體的引爆，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值得注意的另一個現象是，儘管電視的傳播效果在大陸大於平面媒體，而以城市為背景的電視劇也不在少數，其中以產生類型化的電視劇，例如商場戰爭或是刑警辦案（主要是肅貪與查緝走私），但是，這些不同的社會身分的名稱卻未在電視劇當中出現；為什麼會如此？這或許是另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放在本文的脈絡下來看，平面媒體會是一個穩固的文本生產基地嗎？底下，筆者將對官方與相關研究機構對社會身分逐步定調的過程以及平面媒體的反映進行分析。

江澤民「七一談話」、官方研究機構報告的出爐與江澤民十六大的報告

從客觀環境來看，媒體的社會身分的想像，一方面來自己／群在社會高度分化當中找尋自我定位的集體心理，一方面來自官方對此問題的模糊。江澤民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1.7.1）當中，就對社會分層現象提出說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了新的變化，出現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仲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而且，許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之間流動頻繁，人們的職業、身分經常變動。這種情況還會繼續下去。³⁴」

正因為指出了社會階層出現的現象，但卻未對此給予定調，於是媒體持續發展一種「想像的空間」；這個現象，直到2001年底、2002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所提出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出爐，這本書將中國社會區分為十個社會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城市無業、失業和半失業人員階層等十大階層³⁵；這樣的劃分方式，取代了過去共產黨政權正當性基礎的階級論述－「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知識份子階層）。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報告也強調中國大陸社會應該走向一種橄欖型社會，當「中間階層」（該研究報告用語）成為多數時，才是一個穩定的社會；於是，「中間階層」也成為受到討論的語彙³⁶；這個語彙意味著大陸對未來一個穩定與繁榮社會的期待。

更重要的是，在這份研究報告當中，研究小組某種程度挑戰了共產黨政權正當性論述當中最核心的概念－階級；研究小組指出，『馬克思和毛澤東當年在對階級問題進行分析時，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改造社會制度，動員廣大人民群眾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和半封建、半殖民主義社會。因此，他們的分析特別強調階級關係之間的對抗性，揭露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剝削和壓迫現象。而現在階段，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執政黨，因而研究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問題的目的，應當是為了團結和動員更多的社會力量來實現社會經濟的的發展目標、是為了建設好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³⁷』

這份研究報告出爐之後，據說引起相當程度的爭議，然而，不論如何，對媒體而言，這份官方研究機構的出爐，至少某種程度代表官方對此問題的初步看法；而媒體關於此一議題有雙重的回應態度，一是對該研究報告進行詳盡的分析，例如大陸重要媒體之一的「南方週末」，一向較具批判性、也較站在社會底層的立場發言，在前一階段並未參與社會階級身分的建構熱潮，在官方研究機構的研究報告出爐之後，「南方週末」以頭版的大篇幅形式詳細地介紹該報告的精要³⁸；《經濟觀察報》也以社論呼應該研究報告建立一個穩定進步的社會³⁹，而該報主筆也專欄呼籲建立成熟中產階級的文化⁴⁰。另一種回應方式則是對該報告進行了簡介，但依舊以自己所建立的社會身分界定（收入與消費能力及取向）進行新聞採訪，《新週刊》就是這樣的例子⁴¹。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召開，會中，江澤民發表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開創中國特色主義事業新局面」的演講，演講當中，江澤民除了提到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最重要的政治目標之外，他也提到因經濟發展從形成的社會分層，他所提到的社會分層，正是《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當中所說的十大社會階層⁴²。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大結束之後，小康社會此一詞語迅速在電視上頻頻出現（以政策宣傳短片與新聞訪談的方式）；但是，在平面媒體卻幾乎沒有受到影響，十大社會分層的提法非但沒有成為平面媒體的分類標準，十大社會階層中的某些階層反而被歸類在中產階級此的架構之下⁴³。

結語

一位外國通訊社的外籍記者，在江澤民提出小康社會的提法之後，他觀察到，多數人朱到或是不願承認他是小康一族；「小資」、「白領」等才是他們喜愛的稱號；至於《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所提出的「中間階層」對一般人來說就陌生了，他於是指出，中國的「中間階層」正經歷一場從所謂有的「認證危機」⁴⁴。

將這位外國記者的觀察放在本文的脈絡下來看，這位外國記者所觀察到的現象，其實就是大陸官方所說的「輿論導向」的難題；輿論導向的主導權在於官方，但從整個不同社會身分的想像與建構過程來看，媒體或因市場需要，有其不同的社會身分的建構與想像；在此過程中，官方的正式定調遠落後於或因市場需要而驅動的民間媒體；值得我們觀察的是，平面媒體到目前為止至少已是穩固的文本生產基地，不但不同的平面媒體產生自己的符號，這些符號也透過其他媒介（例如出版書籍或是網站）持續再生產當中。當官方的政權新論述未被平面媒體所廣泛採納之際，官方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是放任？或是另起新的論述？還是動用政策工具來達成輿論導向？或者說這會是政權與媒體之間的新時代？

作者介紹：
李政亮
台灣輔仁大學法學士、台灣大學法學碩士、現於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攻讀博士。著有文化評論集《太平洋濱陽光下：世紀末台灣像度的思索》（2000年，台北：富春出版社）。另發表地方史研究〈日劇時期新竹政治精英初探〉、〈日據時期新竹經濟生態之研究：一個政治經濟網絡的分析〉、〈消失在歷史灰燼的台共青年 -- 台共青年潘欽信之研究〉，均刊載於《竹塹文獻雜誌》（新竹市文化局出版）。

注釋：

喻國明，＜90年代以來中國新聞學研究的發展與特點＞，《新聞學研究》，臺北；本文引自傳媒觀察網站（http;//www.chuanmei.net）。【回本文】

參見彭朝丞，＜輿論監督，實現正確輿論導向的必要手段－新時期輿論監督幾個理論問題的思考＞，《中國新聞年鑒（1998）》，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1998:115-116頁。【回本文】

在大陸的＜廣播電視播出機構工作人員違反宣傳紀律處分處理暫行規定＞的第一條，就指出，『為確保廣播電視宣傳堅持黨性原則，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制訂本規定』，引自臺灣法律網http://LawTW.com。【回本文】

喻國明，前揭文；輿論導向藝術成為九五（第九個五年計劃，1996-2000年）期間高校新聞學與傳播學科就的重點領域和重點課題指南。【回本文】

該年鑒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主編，年見的其中一部分是當年重要新聞學論文的整理，由此可看出大陸新聞學因時代發展所面臨的不同問題。【回本文】

參見周瑞金，＜解放日報－堅持改革輿論的正確導向＞，《中國新聞年鑒（1993）》，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1993:139-140頁。【回本文】

參見周瑞金、彭朝丞前揭文，王霞林，＜談談輿論導向＞，《中國新聞年鑒（1994）》，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1994:70-72頁；楊偉光，＜忠誠黨的電視事業　堅持正確輿論導向＞，《中國新聞年鑒（1996）》，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1996:116-121頁。【回本文】

《北京青年報》，2000.11.6，第18版。【回本文】

同前注。【回本文】

《北京青年報》，2000.11.13，第18版。【回本文】

《北京青年報》，2000.11.27：第18版。【回本文】

同前注。【回本文】

何清漣，＜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分析＞，收錄于何清漣注，《我們仍然在仰望星空》，桂林：灕江出版社，2001。【回本文】

《三聯生活週刊》，總第142期：第104，108-109頁。【回本文】

《經濟觀察報》，2001.5.21：第A7版。【回本文】

陸新之，〈中產生活成本收益ＦＡＱ〉，《新週刊》，總第118期：第92頁。【回本文】

《新週刊》，總第118期：第84頁。【回本文】

〈小資：你花多少錢買生活情調？〉，《北京電視週刊》，2001年第42期：34-35頁。【回本文】

蕭公勤，〈中國：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東方雜誌》，2001年9月號：29-33頁。【回本文】

同前注。【回本文】

倪偉著，〈虛假的主體神話及其潛臺詞〉，收入王曉明主編，《在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學分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42頁。【回本文】

同前書，第54頁。【回本文】

周春玲著，〈時尚雜誌與“大眾文化”〉，收入王曉明主編，《在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學分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143頁。【回本文】

同前書，第153頁。【回本文】

約翰‧史都瑞（John Storey）著，張君玫譯，《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臺北：巨流出版社，2002:30頁。【回本文】

數字統計自孫燕君著，《報業中國》，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2002：396頁。【回本文】

關於這三者關係在傳播政治經濟學裏的討論，參見Vincent Mosco著，馮建三、程宗明譯，《傳播政治學再思考－再思考與再更新》，臺北，五南出版社，1998：218-221。【回本文】

戴錦華著，《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268頁。【回本文】

關於都市意義在中共政權正當性論述裏的地位及都市再改革開放之後的文化意義的討論，可參考史安迷與戴錦華的對談，＜都市文學、文化批評與知識份子角色＞，收錄于戴錦華著，《猶在鏡中－戴錦華訪談錄》，北京，知識份子出版社，1999：59-72頁。【回本文】

楊瑞春，＜我們要狠狠作秀＞，收錄于劉志峰主編，《切‧格瓦拉－反響與爭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162頁。【回本文】

小資，＜我為什麼叫做小資＞，《三聯生活週刊》，總第142期，2001：105頁。【回本文】

沈宏非，〈關於小資的小學〉，《三聯生活週刊》，總第164期，2001：70頁。【回本文】

顏瑛瑛，〈偶爾小資〉，《經濟觀察報》，2001.11.26：F4版。【回本文】

＜三大經典話階層＞（作者不詳），《新週刊》，總第12期，2002：36頁。【回本文】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報告》，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8-10頁。【回本文】

同前書，61-63頁。【回本文】

同前書，6-7頁。【回本文】

＜中國當代社會階層透視＞，《南方週末》，第932期，2001.12.20：一版。【回本文】

＜正視社會分層＞，《經濟觀察報》，2001.12.7：A1版。【回本文】

許知遠，＜中間階層的興起＞，《經濟觀察報》，2001.12.7：D2版。【回本文】

參見何樹青，＜年薪一萬、十萬、一百萬元的中國生活＞；陳佐，＜時尚標籤裏的階層之變＞；《新週刊》，總第122期，2002：38-41,47-49頁。【回本文】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再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5頁。【回本文】

例如趙曉，＜中國選擇橄欖型＞，《南方窗》，2002.12（下）：17-18。【回本文】

James著，詹晨翻譯，＜一個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社會－難以辨認的中國「中間階層」＞，《新週刊》，總第144期，2002：50-52頁。【回本文】

編輯：	裴元領、方孝鼎、柯裕棻、陳惠敏（兼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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