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桑青與桃紅》是聶華苓寫於一九七○年的小說。聶氏在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後來台，並隨即進入《自由中國》雜誌社工作，三年後擔任編輯委員，負責審核文稿，並對當時主流的「反共」八股文學抱持批評意見，堅持要在《自由中國》留下一片文藝淨土1，其人崇尚自由寫作精神，拒斥政治意識型態左右文藝創作的姿態極分明。至一九六○年雷震被捕下獄（雷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聶亦遭受波及，家中曾遭警總搜查。聶於一九六四年赴美，待《桑》完成，在一九七○年《聯合報》上連載時又因觸及政治禁忌而引來右傾作家、警備總部與黨部的干涉，最後以「來稿未到」的方式嘎然停刊，幾年後才又轉到香港《明報》月刊連載，「當然，從那以後台灣的報紙就根本也不登我的東西了。所以，作為一個作家，我在台灣等於沈默了一二十年啦！」（廖玉蕙專訪聶華苓，2003.1.13.）這是六○年代台灣的戒嚴高壓籠罩下的政治消音。
然而，當政治敏感時過境遷，《桑青與桃紅》一書為二十世紀中國人民留下流亡、離散心靈之傷痛印記又重新受到國內外文學界之掘發與肯定，此作不僅以四種語言分別由九個出版社相繼出版2，並於一九九○年榮獲「美國書卷獎」，成為當代美國學院研究離散文學（Diaspora）、少數民族文學、女性文學、與比較文學的重要教材。對於聶氏一生抗拒政治意識型態，其作品卻難保不受政治意識型態控制的現實，頗堪玩味，聶氏雖一再辯護「但這小說寫的不是政治，寫的是『人』。『人』不要政治，政治偏要纏他，擾他，整死他。」（聶，1997:271）經過大半輩子的輾轉流離，聶氏似乎慢慢領略到了主觀期待終究無法遏止政治與文藝間千絲萬縷的牽連。
關於《桑青與桃紅》的書寫，作者以近現代中國自中日抗戰、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家國分裂史為時代背景，寫出主角桑青如何惶惶終日逃亡奔走，最終不得不去國離鄉，赴美逃難的故事。就在每個危難的關鍵時刻，桑青一方面背棄自己的身份、國族認同，一方面藉由背棄父母、丈夫、女兒的方式獲得逃亡的契機，這一連串的困頓、背叛、逃亡、再陷入困頓、再背叛、再逃亡、...的心靈創傷史就是聶氏想寫的「一種人的困境」，那種身心不得安頓的漂泊、無根感發生在桑青/桃紅身上，發生在聶華苓身上，也發生在千千萬萬的中國/台灣人民身上。此書在九○年代重獲重視以來，雖已有女性主義、離散文學、女性文學、比較文學等觀點提出觀察討論，然眾多評論文章雖已注意到小說主角「人格分裂」的現象，但都無法直接從精神分析角度對此「人格分裂」症狀作一恰當的詮釋，如白先勇言「她想藉主角的人格分裂，桑青漸漸變成桃紅-一個放浪形骸，道德破產的女人，來反映中國傳統社會價值崩潰的亂象。」（聶，1997:278）李歐梵認為這是「自我認同的困擾」，「它所代表的正是『雙重個性』所涵蘊的雙重文化和語言。」（聶，1997:280, 283）梁一萍雖提及「用佛洛伊德角度觀之，桃紅乃本我（id），桑青乃超我（superego），故事的發展由象徵原慾動能的本我殺死象徵道德教化的超我。用克麗絲隄娃的說法這是母性符號空間的勝利，因為桃紅所代表的就是前伊底帕斯階段被重新開啟釋放的母性動能。」（梁，1998: 72）除此之外，梁文並未就此「論斷」進行任何推演討論。另在郭淑雅專注的「國族認同」一文中，雖看到了聶華苓受到《自由中國》所營造的自由民主風氣影響，所以在流亡的過程中呈現「去政治」的現象，但她所導致的結論：「聶華苓刻畫的桑青的流亡並沒有迫於無奈或悲情的成分，反而隱隱含著一種輕謔、玩笑、遊戲式的目的。」（郭，1999: 266）聶氏一再強調的「人的困境」竟變成了一場戲謔玩笑，則顯然是一個嚴重的誤讀！
本文將以精神分析角度，直接針對這棲棲遑遑、多年不得安頓、流離、恐懼的精神狀態作深入的探討。理論根據主要從（法）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的詩語言（poetic language）中的發言主體（speaking subject）切入觀察，想藉由文學作品中文字符號的展現，嘗試挖掘發言主體的意識（conscious）與被壓抑的無意識（unconscious），並捕捉符號背後的精神現實（psychic reality）。主要針對的，是主體不斷面臨身份、國族認同的外在環境壓力時，內在精神如何本能地執行自我賤斥、推離（abjection）暴力，主體藉由自殘式的自我賤斥、否定、毀滅、與不斷異化，最終雖造成了主體的人格分裂，但這種內部的自我調整，卻也是個人重建主體性以適應已然變動世界的契機。
文本與理論的對話基礎，將極力避免硬套理論式的詮釋暴力，而建立在一種秉著同理心、「將自己置身其中」的嘗試探索，尤其克莉絲蒂娃的精神分析立場，正深刻奠基在個人的「異鄉人」體驗之上（保加利人在法國），在一九八五年《評論》雜誌的訪談裡，她談到了「為理解處於危機狀況中的語言的心理學機制」，而「走進了精神分析治療的空間」：
然而也有個人的各種動機，比如說離開祖國而生活，不再歸屬於母國語言和母國文化，這種狀況由於在現代社會中是很普遍的，所以我們屢屢成為離開祖國的異鄉人，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生活，對我來說，這種狀況是艱辛的。因此我更想了解自己，對於這種亡命狀態，不僅是作為單純的社會事實，也是作為構成自己心理結構一部份的東西，我更想了解，我就是被這種心情所驅使的。不僅是對政治壓迫的反映，由於即使在任何地方都從沒有在家的感覺，所以選擇成為外國人的人也存在，精神分析就有助於理解這種狀況。（引自西川直子，2002:190）
這種「離開祖國而生活」，「在任何地方都從沒有在家的感覺」正是聶華苓的主要症狀。除了外在政治動亂的事實，《桑青與桃紅》的內容與形式體現出更多內在精神的矛盾衝突，以下我們就要藉助精神分析來探索這屬於「心理結構一部份的東西」。
一、 從作者的症狀說起
《桑青與桃紅》是聶華苓寫於一九七○年的作品，此作雖稱不上自傳性小說3，但作者所遭受的離散經驗與政治迫害，乃至書寫的動機都頗能呼應小說情節的發展，在近日廖玉蕙所做的訪談裡，聶華苓就談到：
...其實像寫北平圍城，也是寫一種人的困境，一堆人被圍在那裡，舊有的文化崩潰了，新的文化還沒有來，是那種人的精神崩潰。後來寫台灣的閣樓也是一種人的困境嘛！經過了當代中國某些大的事件，比方說：國民政府遷來台灣，共產黨整個席捲大陸！總之，我們有種逃亡的心情。我是在抗戰時期長大的流亡學生，總是逃。十幾歲就逃離家鄉，十四歲日本人來到武漢，我們就逃、逃、逃！到了抗戰勝利以後，我去了北平，共產黨來了，又逃。到了台灣，以為可以不逃了吧！結果在台灣這個島上，也在逃。我就是寫人的一種困境-總是逃，總是困。...（廖玉蕙，2003.1.13.）
由此經驗之談比對小說情節發展，則小說主角的逃亡路線正與作者的逃亡完全吻合，而作者一再強調的想寫出「人的困境」，「那種人的精神崩潰」狀況，若只停留在外在的國族認同分析，而不進入混亂的內心世界作精神分析症狀式的閱讀，確實無法詮釋清楚。以精神分析的角度言之，作者的精神現實正蘊含著語言符號生發前的符號驅力，克莉絲蒂娃所謂藉由重演創傷場景，來捕捉失去的對象--「母親」，在聶氏的小說創作中亦可見到此創傷經驗的昇華表現。聶氏曾在小說發表二十多年後自言：
小說是我在七○年代在愛荷華寫的。一九六四年從台灣來到愛荷華，好幾年寫不出一個字，只因不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兒，一枝筆也在中文和英文之間漂盪，沒有著落。那幾年，我讀書，我生活，我體驗，我思考，我探索。當我發覺只有用中文寫中國人、中國事，我才如魚得水，自由自在。我才知道，我的母語就是我的根。中國是我的原鄉。愛荷華是我的家。
於是，我提筆寫《桑青與桃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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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青與桃紅流放小記〉（聶，1997: 271）
聶華苓身為一位作家，擔任《自由中國》半月刊十一年的編委與文藝主編，也曾在一九六二年後在台灣大學、東海大學教授寫作課程，一九六四年赴美後受聘為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顧問，更與夫婿Paul Engle在一九六七年提出「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以招賚世界各地的重要作家前往，這樣一位熱衷寫作、鼓勵創作的文字工作者竟然面臨「好幾年寫不出一個字」的困境，就像是文字工作者患了失語症，這樣的噤聲可說是個嚴重的症狀。經過二十多年的生活，作者體悟到問題癥結點正在於「不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兒」，這是一個異鄉人情結，她的國族認同、身份認同因為經歷中日抗戰、國共對峙、台灣政治壓迫與赴美移民的變動，使得她的心靈與語言的運用也跟著漂盪、沒有著落起來。而幾年間的沈潛思考，在失根與尋根的過程中，她重新領悟到「我的母語就是我的根」，對於家國認同也逐漸調整成「中國是我的原鄉，愛荷華是我的家」。「原鄉」標誌的是自己的出身起源（origin），而愛荷華的「家」則是現今安身立命之所在。在這樣的認同調整過程中，台灣被摒斥了，相較於愛荷華家居的平靜穩定、回歸秩序，對於原鄉、母國中國的重新懷想，則體現出一種近鄉情怯，表面上欲歸，事實上卻是再也歸不得的景況。
若我們回溯聶華苓在一九六五年（剛去愛荷華一年）為接女兒來美同住，四處奔走哀求找房子，所遭到的各種歧視、羞辱作個對比（「中國大陸難民！」、「妳說得對！我的確有房子出租！我就是不租給妳！」「中國人，印度人，都很髒！」（聶，1986: 100）），就更可看出幾年來聶氏被迫對「家」不斷做出認同調整：
我是中國人，在愛荷華找不著住的地方！我是中國人，卻回不了中國！台灣是我十五年的「家」（一九四九-一九六四），我在那兒寫作、編輯、教書。但是，和我一起為民主運動而工作的朋友都因「叛亂罪」被臺灣的政府捉進牢裏了！我們的雜誌被勒令停刊了。我整日生活在恐懼中。台灣是回不去了！到哪兒去呢？不知道。（聶，1986：100）
六五年身處在還不是「家」、拒外國人於千里之外的愛荷華，又面臨「回不了中國」、也回不去十五年的「家」--台灣時的內心煎熬；至七○年以後，愛荷華成為「現在和未來的『家』」（聶，1986:100），台灣因為政治迫害帶來的白色恐懼而被記憶消音，中國「原鄉」則對象化成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慾望客體，它只留存在遙遠飄忽的記憶裡。作者透過「第三者」（the third party，也就是想像父親imaginary father）--移民美國的方式，來抗拒、逃避失去原初對象-母親（原鄉）的悲傷。
當家國認同慢慢穩定，對於「原鄉」與「家」的區分開始清楚，身在異鄉的作者得以重獲自主性，開始用中文寫下小說《桑青與桃紅》。小說的書寫與其說是紀錄作者自中國、台灣至美國的輾轉流離經驗，更確切的說應是將從母國至異鄉流離失所遭致的創傷，藉由文字捕捉並予以再次呈顯，失語的症狀解除了，「透過語言，透過咀嚼、吞嚥文字，透過愛，我與他者結合，認同，合而為一，我成為發言的主體」（Kristeva, 1987: 26），這是創傷經驗的昇華，是詩語言的形成，發言主體得以藉由文本再次與「母親」對話，為的是要以「推離」（abjection）之姿，賤斥自我身上與母體（母國）牽連的是非對錯，「此推離，同時是譴責與渴求，是符號與衝動。」（Kristeva, 1982:10）就如同佛洛伊德所謂小孩藉由來回滾動線圈遊戲（fort-da game）的主控權，來轉移母親離去後留下的孤獨與傷悲，在此，發言主體得以藉由文字捕捉已然失去的「母親」（「原鄉」），並且進一步填補經歷自我撕裂暴力的空無。
二、 賤斥與分裂的主體
當發言主體成功的將它的情慾帶入它所想像或是投射的影像之中，當它讓推離賤斥的暴力展開，在這個奇特的路徑中，死亡勝利了。......自戀以及其空無的裡層，是我們死亡欲力最為親密、易碎而古老的設計。原初壓抑最為先驅的、勇敢的而最被威脅的哨兵（Kristeva,
1987: 43-44）
小說是以「我不叫桑青！桑青已經死了！」的推離吶喊開始展開，面對美國移民局官員的盤問，這關乎行為（「你和誰通姦？」）、關乎身份（「你是共產黨嗎？」）、關乎國家認同（「你是什麼國籍？」「你忠於美國政府嗎？」）的調查裡，主角陷入了認同的混淆魔障，假若美國移民局的調查判決是「不受歡迎的外國人」，主角必須面對被遞解出境的威脅，然而，原鄉是不能、也不想再回去的，抹除記憶之處，正是創傷、嫌惡隱藏之處，「桑--青--已--經--死--啦--我--是--桃--紅--。」（10）主體的自我分裂是一個過程中的主體（subject in process）必要的歷程，主體性中的消蝕（eclipse）與斷裂（hiatus），正是不斷重建主體性的基礎，而這其中蘊含了一個重要的賤斥、推離（abjection）過程。克莉絲蒂娃論及，「使賤斥情境出現的，並非來自清潔或健康的欠缺，而是對身分認同、體系和秩序的擾亂，是對界限、位置與規則的不尊重。是一種處於二者之間、曖昧和摻混的狀態。」 (Kristeva, 1982: 6)
以下我們就要透過桑青/桃紅房間牆上歪歪斜斜的文字與圖畫，進一步討論這賤斥情境與推離暴力的展開：
花非花
我即花
霧非霧
我即霧
我即萬物
＊ ＊ ＊
女生鬚
男生子
天下太平矣
＊ ＊ ＊
誰怕蔣介石
誰怕毛澤東
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 ＊ ＊
桑青弒父弒母弒夫殺女
＊ ＊ ＊
頭生腿間
陰部生頸上
正常的人
＊ ＊ ＊
柯寧斯無線電工廠
警告牌
小心安全第一
超過此處必須帶眼罩
不要跑不要隨便動手
急診處
工作遊樂無論何處無論何時安全第一
電動鏡子電動梳子電動牙刷電動
腦電動人電動風電動太陽電動
月亮電動接吻電動性交電動上帝
電動聖母電動電動電動電動
電動生殖器
＊ ＊ ＊
一女人於獨樹鎮
單車道開車肇事
原因不詳
姓名不詳
（聶華苓，1997:5-7）
發言主體首先藉由「花非花」、「霧非霧」的「非A」前提，為下一個命題加上一個「負號」（－），使主體進入「我即花」、「我即霧」、「我即萬物」的不斷轉喻過程中：花非花，我即花，我即非花，我非花；霧非霧，我即霧，我即非霧，我非霧...。「花」與「霧」的轉喻邏輯是一首叫做「花非花」的歌曲（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霧」與「萬物」的轉喻邏輯則變成了同音字，這種仳鄰性的轉喻可無限延伸下去，也轉使自我的意義不斷退離、改變、異化，是什麼都行（「我即萬物」），反正我已不是"我"，我不叫桑青！美國調查局稱桑青為「喪--青--」（202），看似外國發音不準確的滑稽，實則有桑青必須藉由喪失主體性來獲得美方簽證的悲哀。而「桃紅」（逃紅）慢慢地從桑青的主體意識裡逃逸出走後，她壯大，她賤斥，她推離逐漸喪失主體性的桑青，並決定以自我放逐美國中西部的方式來對抗美國移民局的調查，甚至被遣送離境。
牆上塗鴉畫著刑天形殘被支解的畫面，正為這自我賤斥的暴力留下蛛絲馬跡：
赤裸的刑天斷了頭，兩個乳頭是眼睛，凸出的肚臍眼是嘴巴。一隻手拿著一把大斧頭向天亂砍。另一隻手在地上摸索。旁邊有一座裂口的黑山。裂口邊上有個人頭。（8）
「刑天」是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4。斷了頭的刑天一手拿著大斧頭向天亂砍，另一隻手則在地上摸索，尋找被砍後滾落他處的人頭，斷頭殘缺的身軀雖是賤斥暴力、死亡驅力的展演點，赤裸的上半身此時似乎又以乳頭為眼，以肚臍為口，手中揮動著斧頭，仍舊發出強毅、剛猛的生命力！一如桃紅之於桑青，「桑青要死要活，臨了還是死了；我是不甘心死的。桑青有幻覺，我沒有幻覺。看不見的人，看不見的東西，對於我而言，全不存在。不管天翻地覆，我是要好好活下的。」（10）
第二幅畫是這麼畫的：
一個高大的人端端正正坐在太師椅上。金錢豹的臉：金額頭，金鼻子，金顴骨，黑臉膛，黑眼睛，白眉毛，額頭描著紅白黑三色花紋。他打著赤膊露出胸膛，胸膛是個有欄柵的神龕。
神龕裡有一尊千手佛。所有的佛手向欄外抓。佛身還是在神龕裡。（8）
這個高大的人端坐在中國符號鮮明的太師椅上，金錢豹似的臉龐卻呈現出東西混血的各種雜質：金額頭、金鼻子、黑眼睛、白眉毛...，打著赤膊的胸膛裡又藏著一個有欄柵的神龕，在內心深處關著的是東方宗教的千手佛，佛身被牢牢禁錮在胸膛的神龕裡，而眾多的佛手卻拼命向欄外抓！除了各種異質元素在畫中混雜並陳，自囚與想逃的反向相斥動力再一次表現出自我意識的矛盾衝突，這衝突終要引爆，使推離、自殘暴力展演發生，也唯有如此，才能藉由內部的肅清、淨化與統一，而使主體性得以重新建立。
在主體性重新建立起來之前，我與它進行推離、賤斥的過程中，發言主體經歷了一連串失序顛倒、渾沌、充滿暴力的衝突世界，這世界泯滅了性別差異（「女生鬚，男生子，天下太平矣」）、棄絕了政治鬥爭（「誰怕蔣介石，誰怕毛澤東，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背叛了道德倫常（「桑青弒父弒母弒夫殺女」）、顛倒了生理結構（「頭生腿間，陰部生頸上，正常的人」）、對各式電動製品的謳歌，來諷刺人類製造出戰爭紊亂，而機器反能製造秩序（「電動嬰兒有個好處：永遠不會長大；永遠在嬰兒狀態，這個世界就沒有戰爭了。」）。（247-8）到了最終，「一女子於獨樹鎮，單車道開車肇事，原因不詳，姓名不詳」，「我」藉由車禍事件畫下桑青「象徵式死亡」的句點，「我買了一份報紙作為紀念」。（268）
第三幅畫畫著桑青的自弔像：
一個赤裸裸閉著眼的女人，腰間繫了個黑色大蝴蝶結，兩條縋子拖到地上。四週灑著玫瑰花。一條小北京狗蹲在旁邊，昂頭看著蝴蝶結上吊著的卡片：桑青千古。（8）
這幅儀式性強的自弔圖標誌著桑青的死去，是桃紅推離、拒斥桑青，也是拒斥原鄉、「母親」的象徵性完成。這是克莉絲蒂娃所謂藝術創作中「弒母」的必要，這是主體個體化，尋求自主性，也是主體形成的必要起點。憂鬱哀傷的主體將母親對象內置(introject)，進而執行自殺式的行為，以免除弒母的罪惡感。表現在文字藝術時，主體的處理方式便是透過想像將「她」以「死亡形象」(image of death)呈現。就在畫作完成之初，我與它之間仍有不斷的齟齬、衝突產生：
天呀穿衣鏡上畫了一個赤裸的女人腰間繫著黑色蝴蝶結。鏡子上還寫了幾句話。桑青死了我開花了我恨桑青。
我把淫畫和字抹掉了是誰的惡作劇呢？
＊ ＊ ＊
是我的惡作劇。你死了！桑青！我就活了。我一直活著的。只是現在我有了獨立的生活。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我和你完全不同。我們只是借住在一個身子裡（多麼不幸的事！）我們常常是作對的。...我和你互相『迫害』，就和這個世界上兩大超極強國一樣。...我就喜歡那樣子和你搗亂。因為你限制了我的自由。5（237）
賤斥暴力闢出了一塊空間場域，在此，我它之間正經歷著重劃邊界的拉拒戰，這是一場以生存為最高目的戰役，「這個被扭曲、交錯編織、愛恨並存、流著異質潮流所標示出的領地，可稱作是我的領地，因為他者（the Other）以alter ego6的姿態寄居在我的體內，並透過厭惡、噁心的方式標示著他的存在。」（Kristeva, 1982:10）「你死了！桑青！我就活了。」而今，畫在穿衣鏡上的赤裸女人標誌著桑青象徵性的死亡，「『我』正以自身的死亡為代價，逐漸變成一個他者。在這條『我』逐漸成形的道路上，我在哭號與嘔吐的暴力中，把『我』生下。」(Kristeva,1982:3)桑青死，桃紅就活了，桃紅以他者的姿態寄居在「我」的體內，更確切的說，一直以來，這個他者--桃紅就存活著（第四節將作進一步討論），現在因為自體性增強，使「我」有了獨立的生活。但是，桑青就真的死了嗎？桃紅所謂看不見的人，看不見的東西，對「我」而言，就真的不存在嗎？克莉絲蒂娃說：
他不斷地與這個卑賤物（the
abject）分離，對他而言，卑賤物是一塊被遺忘的領地，同時又是一塊時時被回憶起來的領地。在被抹除、遮蔽的時間裡，卑賤物一定是貪婪的磁極，但是被遺忘的灰燼現在樹立成一座屏風，並且映照出厭惡、反感的過去。清潔平整變成了骯髒，珍品成了廢物，魅力成了恥辱。這時，被遺忘的時間突然迸出，聚合成一道閃電，照亮一種活動，我們可將這活動想成相斥兩極的一起迸發，發出閃光，就如同雷電交加的釋放。賤斥的時間（the
time of abjection）是雙重的：遺忘的時間和雷電的時間，朦朧的綿延無期和真相大白的那一刻。（Kristeva,1982:8）
由克莉絲蒂娃精彩的比喻，我們認識到「卑賤物」所存在的領地也正是一塊記憶的磁石，在它被刻意遮蔽的時光裡，也就是主體撐起保護傘的同時（「看不見的人，看不見的東西，對「我」而言，都不存在」），「卑賤物」正貪婪無底地吸取記憶中被遺忘、最傷痛的片段，就在適當的時刻，透過嘔吐、吶喊、或是語言符號，被遺忘的灰燼倏忽樹立成一座屏風，被遺忘的時光迸出一道閃光，在黑夜裡一明一暗地照亮傷痕累累的記憶。迸發出來的賤斥時間是雙重的，同時也是對立的兩極，一個是遺忘的時間（A time of oblivion），朦朧而綿延無期的，它是桃紅在美國中西部逃亡的時間；一個是閃電的時間（A time of thunder），是那真相大白的一刻，它是桑青在家國分裂史的逃亡中所銘刻下來的傷痕記憶。
三、 遺忘的時間（A time of oblivion）：桃紅的流亡地圖
卑賤（abjection）傾向於否認它的血緣關係：它沒有任何熟悉的東西，連一個回憶的影子都沒有。...對他來說，早在事物存在-早在他們可以賦有意義之前-他就在衝動的驅使下，將事物推拒在外，自我畫地為牢，卑賤（the
abject）就是疆界。（Kristeva,1982:5-6）
桃紅是個沒有過去，沒有記憶的人，關於她的出生與起源，她是這麼描述的：
我是開天闢地在山谷裡生出來的。女媧從山崖上扯了一枝野花向地上一揮，野花落下的地方就跳出了人。我就是那樣子跳出來的。你們是從娘胎裡生出來的。我到哪兒都是個外鄉人。但我很快活。這個世界有趣的事可多啦！我也不是什麼精靈鬼怪。那一套虛無的東西我全不相信。我相信我可以聞到、摸到、聽到、看到的東西。（8）
桃紅是開天闢地從山谷生出來的，是從中國創始神話的女神--女媧手中的野花揮落出來的，斷絕了與母體的關係，否認了自我的血緣傳承，正因為「我到哪兒都是個外國人」，每一個會以起源崇拜帶出起源仇恨的國度，對移民異鄉的桃紅來說，不管哪一套認同方式（血緣、行為、身份、國族...）都將混雜著異質與不純粹，這是流浪的開始，同時也是賤斥的開始，身心不得安頓的無依恐懼感被壓抑了，「但我很快活」，「那一套虛無的東西我全不相信。我相信我可以聞到、摸到、聽到、看到的東西。」現實中因各種認同所造成的失敗挫折被推拒在外，成為主體不願看到、聽到的「虛無」，主體轉用劃地為牢的方式（如困在欄杆中的千手佛），只相信自己可知覺到的外在世界。主體的認同挫折帶來了抹除記憶、執行推離賤斥的暴力，更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流浪逃亡。克莉絲蒂娃說：
卑賤物賴以生存的那個人是個被拋棄者（a
deject），他（自我）置放，（自我）分離，（自我）定位，因此說他在流浪。他不去自我認識，不去慾望，不去尋找歸屬或拒絕。...他並不自問自己是否"存在"，不問"我是誰"？而是關注自己的位置，問"我在何處？"因為被拋棄者和被排斥者的空間從來不止一個，它既不是同質的空間，也不是總體化的統合。」（Kristeva,
1982:8）
既然外國人所處的空間已確切地標示著各種異質的騷動，不管在何處，她是個被拋棄者，她只有自我置放、分離，並進行自我定位，她開始流浪，「我就在地圖上那些地方逛」，「我永遠在路上」（13），桃紅在無邊無際的美國中西部開始了永無止盡的旅程，她不再問「我是誰」的問題，這已是個被推離的命題，代之而起的，是自我的位置，問「我在何處」？在開往華盛頓的路上，她這麼為自己定位：「你打哪兒來的？」「月球。」「別開玩笑了。你就是奔月的嫦娥嗎？」（14）在第蒙以南的田野裡，又是這麼定位：「你是哪兒人？」「外國人。」「我知道。我也是外國人。這是個外國人的世紀。人四面八方的向外流。我是從波蘭來的猶太人。」「我是從亞洲來的猶太人。」我開玩笑的說。（144）在離開水塔之前，她又留下一個木牌，上面寫著：「一個來自不知名星球的女人，曾住在水塔裡，...我對全人類是懷著和平而來的。」（199）
一個從開天闢地的山谷中出生的女人，來自不知名星球的女人，無終無始，正在廣大無垠的宇宙流浪。如果說這是一個無根、失落、無處著力的生命狀態，那麼又錯估了賤斥的力量，克莉絲蒂娃說：
他試圖用賤斥（abjection）來武裝自己，拯救自己。他並沒有瘋狂，他藉由卑賤物（the abject）賴以生存者而存在。（Kristeva, 1982:6）
卑賤通過（自我的）死亡獲得新生。它是一種煉丹術，將死亡的衝動轉變成生命的搏動，變成嶄新的能指衍生（significance）。（Kristeva, 1982:15）
主體因認同挫折所造成的一切賤斥、推離、與流浪，看似瘋狂實則未然，這是主體藉以武裝、拯救自己的方式，這時卑賤通過自我（桑青）的死亡逃避美國移民局的追查，並且透過卑賤物賴以生存的寄主（桃紅），將死亡的衝動轉變成生命的搏動：看啊，桃紅正要去華盛頓參加「反死亡大遊行」；她在水塔住下了，因為她想生下「要殺老虎的孩子」（145），這是對強健勇猛下一代的期待，因為「人是死不完的」。（14）；從神話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到跋「帝女雀填海」，淹死的炎帝女兒「不甘心死」，她變成了帝女雀，誓言「要把大海填平」的恨深志切，都可看見生命的搏動在各種活動與生命形式中蓬勃地展現，「風要吹，水要流。你是堵不住的。」（10）你看，「直到今天，帝女雀還在那兒來回飛著。」（270）生命是永不歇息的！
四、 閃電的時間（A time of thunder）：桑青的傷痕日記
當桃紅不斷以推離吶喊、文字、圖畫的方式標記桑青的死亡，另一方面，她也同時「昭告」移民局官員「你要調查桑青，我可以供給你許多資料。她的事我全知道。不論她在哪兒，我總是在場的。」（8）「桑青的事，雞毛蒜皮，我全知道；她的想法、感覺、幻覺、夢想、記憶，我也全知道。甚至她自己不知道、不記得的事，我也知道。」（15）克莉絲蒂娃說：「卑賤物是一塊被遺忘的領地，同時又是一塊時時被回憶起來的領地。」負載母國經歷的桑青日記正是這塊領地，當時機到來，記憶的灰燼閃迸出一道道閃光，記憶碩大如屏風崩頂而來，這傷痕累累的逃亡記憶以最私密的（因而也最清楚）日記形式伴隨著桃紅的逃亡地圖，兩極化的交叉閃現7！
桑青的傷痕日記簡言之就是「困與逃」的心靈創傷記。長久以來，桑青心中一直存在著一個「異鄉人」、一個他者，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動，使得自我內心不斷產生齟齬、分裂的狀況可在桑青日記中看得更清楚，這也是桃紅所謂「我一直活著的」內涵（詳圖一）：
筆者按：在桑青/桃紅的辯證關係裡，由右上往左下的方向，幾乎都蘊含著推離、賤斥的力量。除了在中國、台灣的國土境內，表現有恨母親、推拒母親的主題（至異鄉美國境內則喚起「成為母親」的期待）；對於外在世界的動盪不安，更擴大表現為對「母國」的政治動亂、無力保護，甚至迫害子民的種種控訴。
圖一 桑青/桃紅的逃亡/辯證圖
日記一開始就藉由桑青偷走傳家寶「玉辟邪」逃家，來展現女兒對母親的仇恨。將母親敵視為「後母」（21）、認為「爸爸對我總是很好的」桑青，已將父母與女兒間從「前伊底帕斯時期」過渡到「伊底帕斯時期」的緊張關係展露無遺，這種「戀父恨母」的心結，甚至還延續到桑青與女兒桑娃的關係上，「我恨死媽媽天天晚上到外面去，爸爸說她出去找男人，她要丟下我們了，我要把她的身份證撕掉，」（177）「我恨我的後母」（178）、「我不相信她的話，爸爸說媽媽是洒荒的人」（179）。然而，女兒對母親的恨，卻也在桑青逃家後解除了，「我一離開家，就不再恨她了」（19），這是一種母女關係的原型，母女間微妙、愛恨交織的矛盾張力，透過第三者（想像父親）的出現得以進行情感轉移，「母親」最終得以對象化成「引起慾望的客體」（拉康所謂的'a'），使主體進入永恆地追尋競逐中，也使自我成功地進入象徵秩序，並建立起主體性。以下我們將見到作者聶華苓對母國種種恨的控訴，最後只能藉由去國離鄉的自我放逐來重建主體性。
《桑青與桃紅》若再就命名來討論，「桑是很神聖的一種樹，中國人把它當木主，可以養蠶，蠶可以吐絲，絲可以紡綢子。青就是桑樹的顏色，是春天的顏色。」（228）另外，「桑青可以象徵一種傳統的文化，桃紅是鮮豔的、奔放的，象徵的是迸發的生命力，就是這麼一個對照。」（廖玉蕙，2003.1.13.）作者在命名上就賦予桑青神聖的意涵，桃紅則是迸發的生命力，兩者雖在最終進入了分裂的局面，但在桑青日記裡，桑青/桃紅之間的消長辯證，卻是超我、自我與原我之間，因應外在環境所做出的互動調整，她們同時存在，卻彼此傾軋制衡。
在小說中，桑青那種無根、不知自己身在何方的感覺，事實上從年輕少女在三峽的逃亡就開始了，聶華苓藉著「逃亡學生」之口，事實上她自己當年就是「在抗戰時期長大的流亡學生」（廖玉蕙，1993.1.14.），說著一個人吊在一條原始橋上的滋味：
一個人吊在那裡，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四面是黑壓壓的山，下面是轟轟的水。你和這個世界沒有任何關係了。你從開天闢地就吊在那兒的。你就會問自己：我到底在哪兒？我到底是什麼人？這兒還有別的人嗎？你要找肯定的答案，就是為了那個去死你也甘心的。（24）
對於「我是誰？」的身份認同問題，「我到底在哪兒？」的空間位置問題，都是年輕困惑的心所提出來的疑問，為了要尋找肯定的答案，也充滿著不惜死去的熱情。這是船困三峽淺灘，「上有日本飛機，下有瞿塘峽！多少船翻了，多少人死了！船翻了沒人管，人死了也沒人管！這簡直是把人命當兒戲！」的政治控訴！「誰把人命當兒戲呀！」「誰？政府呀！」流亡學生說（41），聶華苓如是說。
當桑青從日軍投降的南方存活下來，為了推離「逃家」的罪惡感，她選擇逆向逃往被共產黨包圍的北方，為的是依親結婚，重組一個家。這北平圍城帶來的困境，一方面是同胞手足的對峙相殘（國共內戰），二方面則是沈家各種情慾竄流的不潔（母子曖昧關係）。這是個污穢不堪的世界，夢境中「往日的聖地神廟全污瀆了」，「祈年殿、皇穹子、圜丘到處是難民的草席、縟子、單子。漢白玉欄杆晾著破褲子。皇天上帝的牌位扔在地上，祈穀壇上到處是大便。」（95）只剩壇面上乾乾淨淨的藍天與一絲不掛的桑青。在沈家，長年臥病在床的沈伯母沈溺在兒子為自己按摩「放大的小腳」8裡，以滿足自己對死去丈夫的情慾想像（93-4）；沈母過去慫恿家綱與丫頭、杏杏鬼混，現在則嫉妒起兒子對桑青的認真：「你媽把你捏死了。你媽不要你成龍成鳳。只要你平平凡凡跟你媽一輩子」（112-4），這是陰鬱的母親藉由吞噬、掌控兒子的方式，來維持母子共生的情境。而這裡的桑青是一個「太乾淨了」的桑青，認為「就是和丈夫上床，也是很髒的事」（96）的桑青。這種骯髒與乾淨的劃分，一方面來自外在政治動亂的迫害，另一方面則源自母親強大而脆弱、難以察覺、抗拒的威脅，乾淨的桑青如何忍受身處在齷齪、骯髒、「人人是鬼，到處是鬼」的環境中？從依親的期待到「我在沈家仍是個外鄉人」（101）的覺醒，是「著迷的跳躍把我引向齷齪，又將我與之分離」（Kristeva, 1982: 2）的過程，主體再一次透過自身的乾淨來拒斥、推離外在骯髒的世界。家綱則藉由與桑青結婚逃到台灣，終於擺脫了母親的控制。
因為沈家綱捲公款潛逃，通緝在案，故而桑青一家三口逃進了蔡家的閣樓。此時，桑青的各種症狀愈趨嚴重了，她把屋頂上啄木鳥的敲啄聲，患聽成夜夜啃食的老鼠侵略：
從屋角沿著屋簷一點點啃過來。一直啃到我平躺的身子。從腳啃到額頭，又從頭頂啃到腳尖。啃過來又啃過去。最後停在我的胸口。啃著我的乳房。兩排尖銳細細的鼠牙。（146）
「閣樓屋頂的聲音又響起來了。」住在閣樓的人最害怕的就是「查戶口」，「警察有時候假借查戶口的名義進屋逮捕犯人」。（157）這啄木鳥的敲擊聲，幻化成老鼠的啃食全身，由外而內，從頭到尾，更是警察的扣門聲，恐懼的侵蝕全身，這令人不寒而慄、無邊的恐懼，正源於白色恐怖時期，警察假借查戶口名義進屋逮捕「犯人」！鐘停了，在閣樓裡時間是沒有用的，「報紙上有各種各類的逃亡」（161），桑青試圖說服女兒桑娃：「地球是個大閣樓。...我要桑娃知道世上的人都是和我們一樣生活著。」（162）後來，蔡先生家被監控了，「當年共產黨在渡江以前提出和談條件。他發表主戰的文章。共產黨把他列為戰犯。現在他在台灣提倡自由選舉。國民黨認為他思想有問題。巷口永遠停著一輛三輪車。車上永遠有一個車伕打睏。那個車伕必定是監視他的人。」（173）這種提倡自由卻被監視的經驗是屬於蔡先生的，害怕被查戶口的恐懼是屬於桑青的，也同時是屬於雷震、聶華苓的。讓我們稍後再來談談事實的真相。
桑青幻想各種逃脫的方式，上山下海，「我們不能停下來。停下來就得報戶口。報戶口就得出示身份證。身份證就會暴露我們是逃犯。」（169）身份成為必須藏匿的個人隱私，身份洩漏即有被捕的威脅。但最終，桑青走出閣樓了，她照顧蔡嬸嬸，蔡嬸嬸死了，她成了蔡先生的傭人。管家。女人。一切只為「要過正常的生活」。當她試圖將桑娃帶出閣樓，卻引來了警察的搜查。「查戶口。身份證拿出來。」桑青摸出了身份證，確認了丈夫-逃犯沈家綱，「家綱狠狠盯著我」。為了活下去，桑青成了揭發、背叛丈夫女兒的罪人，同時又是另一場自我否認、卑賤、墮落的開始。
在台灣躲「查戶口」，躲政治迫害；去國離鄉到了美國，成為躲移民局調查，躲被遣送出境。克莉絲蒂娃說：
我所體驗到的卑賤感覺扎根於超我（superego）之中。卑賤者是倒錯的，因為它既不放棄也不承擔一個禁忌、一條規定或一條法律；而是繞過它們、誤導它們、腐蝕它們；他使用它們，利用它們，以便更好地否定它們。（Kristeva,
1982:15）
在整個桑青的逃亡史中，自我賤斥的力量雖然一直存在著，但那種最深沈的卑賤感覺讓主體備感威脅，卻是從美國移民局對桑青進行調查開始，這樣的行為稽查關乎道德、血緣，也關乎身份、國族認同，這是社會道德的禁忌，國家法律的力量，進而引發的正是個人「超我」的反省與思考。當桃紅以倒錯（reverse）的姿態探觸亂倫禁忌、閃躲法律調查時，桑青則開始了痛苦的自責：
...戴墨鏡的人（移民局官員）在石頭城上追來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他後面跟著一長串戴墨鏡的人，全是禿頭尖下巴黑西裝。......石頭城下躺著一堆死人他們也都是赤裸裸的。爸爸弟弟家綱媽媽。媽媽也死了嗎。蔡叔叔。他也死了嗎？...我從赤裸裸的死人身上一個個踏過去。很軟很軟的身子一踏一個腳印子。我不住嘴地說你們在世我對不起你們你們死了我還要踏你們。我沒有辦法我要逃亡。...我叫也叫不出聲一抬頭我看見江一波在玄武湖的小船上我叫一波一波快來接我到船上去。我還是叫不出聲我必定死了。死人才叫不出聲。我真的死了死了死了死了......（211）
桑青不住嘴地喃喃自責，向所有的親人朋友道歉，「桑青弒父弒母弒夫殺女」，這是一個背叛的年代，逼得人不得不斷絕禮義人倫的年代，「我沒有辦法我要逃亡。」相對於桃紅開始喧囂瘋狂的推離吶喊，此時的桑青卻已慢慢叫不出聲來了...。
那個我是誰我不認識那個我。那必定是陰魂附體她叫我害怕叫我臉紅我如何向人解釋呢如何叫人了解那不是我自己呢。（243）
我一定是發瘋了。我好害怕另一個我。她專門做毀滅我的事。（255）
桑青對於桃紅行為、話語的種種否認（negation），正說明、承認了壓抑的存在，這是拉岡（Lacan）所謂主體的無意識就是「他者的話語」，是主體透過「否認」使無意識進入意識的話語形式。而桑青與桃紅間的分裂、對立、與齟齬，終於在獨樹鎮單車道上的離奇車禍劃下象徵式句點。
五、 恐懼的真相：雷震案的抓人始末
聶華苓曾自言，「一九六四年從台灣來到愛荷華，好幾年寫不出一個字，只因不知自己的根究竟在哪兒」，當她重新調整她的家國認同時，經過戰亂的中國成為「我的原鄉」；曾經以起源仇恨來排拒外國人的愛荷華成了「我的家」；生活了十五年的家--台灣則被摒棄了！聶氏在近日的訪談裡，雖然含蓄的說：「到了台灣，以為可以不逃了吧！結果在台灣這個島上，也在逃。」若就現有資料檢視，聶氏的台灣經驗實在是她去美後噤聲、失語的直接原因，相較於在中國眾人所共同擁有的流離逃難經驗，在台灣她所經歷的卻是一場極個人、極切身的政治迫害恐懼！「和我一起為民主運動而工作的朋友都因『叛亂罪』被臺灣的政府捉進牢裏了！我們的雜誌被勒令停刊了。我整日生活在恐懼中。台灣是回不去了！」（聶，1986：100）有鑑於此，我們有必要將這恐懼的真相掘發出來！
雷震在民國三十八年底，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不久創辦了《自由中國》半月刊，並在發刊辭上標明主旨如下：
《自由中國》這個刊物，正是要闡明蘇俄對於世界-尤其對於中國-的禍害，和中共對於國家和人民的罪惡。我們並要討論如何阻止這個禍害，如何洗滌這些罪惡。這個刊物所發表的文字，本著思想自由的原則，意見不必盡同，但棄黑暗而趨光明，斥極權而信民主，求國家民族的自由，求世界的和平，則是大家共同的主張。（傅正主編《雷震全集》13，1989：3）
《自由中國》的立場鮮明，它是一個反共產極權，追求自由民主的刊物。在《雷震全集》中雷震的按語則進一步指出：
《自由中國》半月刊是以建立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的國家為目的，萬未想到由於反對「個人獨裁」、反對「一黨專政」，而被口唱民主自由而實際是實行獨裁、專政的國民黨頭目蔣中正所厭惡，乃下令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將我這個《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行人逮捕下獄，處刑十年，迫令《自由中國》半月刊關門。（傅正主編《雷震全集》13，1989：5-6）
以雷震為首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社，自民國四十六年八月起所發表的文章開始引起執政者的高度關注，並於四十九年九月四日進行逮捕雷震等四人，並迫令《自由中國》停刊9。當年九月四日（星期天）上午，警總分兩路抓人，一路往木柵地區的雷震家，門外警員假報火警引雷震出門，「不料一開大門，過去跟蹤我的數十名國民黨特務就一鬨而入，如入無人之境。」（傅正，《雷震全集》3，1989:29）另一路則往松江路而來，當時同為編輯的傅正與聶華苓正同住在一個屋簷下，上午九點鐘對聶華苓來說，是生命記憶中不可抹滅的恐懼時刻！
我剛起床，有人拍大門。女傭打開大門，幾個便衣人員一直走到我房門口。
「什麼事？」我問。
他們沒有回答，只是說了一句：「走錯了。」就轉身走到走道另一頭去敲傅正的房門。傅正打開門，也問：「什麼事？」...只見他們逕自走進了傅正的房，這時，一群警察從外面湧進來了，湧進傅正的房就關上了門。我看看窗外，矮牆外的巷子裡有許多便衣人員走來走去。...（聶，1986:44-45）
傅正在獄中回憶著：
在前面的一群人中間，有人表示來查戶口，在我將身份證取出經他們證實後，其中一人便吩咐將鄰長找來，...接著，一位自稱是警備軍事檢查官的，向我出示了一張警備總部發出的搜索票，要搜查我僅有的那間房間。那時我才看清，在我這個八蓆大的小房間裡，包括警員和里長在內，已經擠進了十個人。...
可能是我的高聲抗議驚動了住在同屋的聶華苓的女兒，好像是她的小女兒藍藍，便帶著驚奇的眼光到我的房門口張望，我怕她幼小的心靈受驚，很平靜的對她說：『沒有什麼事，不要看！』（傅正，《雷震全集》3，1989:35-36）
（聶）我和母親互相望了一眼，沒有說話。我們明白那是怎樣一回事，用不著說什麼。我只知道我很鎮靜，不要害怕。九歲的女兒藍藍彈起小鋼琴，坐在地板上，彈著〈我的媽媽〉。
我渾身無力,坐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他們是一個個下手，先擒傅正，再拿聶華苓。他們就要來了。我就坐在那兒等吧！...
藍藍又繼續彈下去，沒有一定的調子，彈得也沒勁了。
我望著她，心裏想：「但願下一代中國人沒有這種恐懼了。」
中午，傅正的房門打開了。一大群警察和便衣人員圍著他走出來了。（聶，1986:45-46）
聶華苓眼睜睜看著自己的長官與同事被警總特務捉進黑牢，並開始了十年的牢獄之災。堅持文藝創作自由、投注十一年心血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因政治高壓被勒令停刊。「他們是一個個下手，先擒傅正，再拿聶華苓。他們就要來了。我就坐在那兒等吧！」自己等待被捉的恐懼，家門外隨時被跟尖的監控系統，必須護衛老母與幼女的無力無助感，幾年下來都使聶華苓的身心受盡煎熬折磨！沒有人可以永遠生活在恐懼中的，聶華苓終於逃向了美國。
六、 結論：用書寫的主體捕捉分裂的主體
經過了一番自我撕裂的痛苦過程，聶華苓在愛荷華，在異鄉重新調整了自我與母國的關係，「也正是因為我遠在異鄉，回頭看我生活過的地方，那兒的人物和他們的處境，就變得更清晰了。」（聶，2001.7: 45）因為距離拉遠了，那種母子之間主客不分的對立仇恨已隨著時光流逝而漸漸泯除，母國已逐漸轉變成可欲而不可及的對象物（object），是午夜夢迴裡縈繞心頭鄉愁之所在，擺脫了爭執、衝突與傷害，「原鄉」召喚的是怎麼也回不去的母性空間，是永遠的失樂園。
聶華苓透過小說《桑青與桃紅》的書寫，一方面解除了自己的失語症，以書寫的主體捕捉分裂的主體；二方面也藉由寫作加快調整自我的主體性。克莉絲蒂娃說：
對於牢固立足於超我之中的主體來說，這種寫作必然具有二者之間的特徵，即倒錯的特徵；正因為這個原因，寫作也會引發賤斥（abjection）。不過，文本召喚的恰恰是超我的平息。書寫文本意味著具有想像卑賤物（the
abject）的能力，也就是說能設身處地地看待自己，僅僅通過語言遊戲把卑賤物分開。（Kristeva,
1982: 16）
小說家僅僅通過文字創作、語言遊戲，就能展演一場又一場的推離、賤斥暴力，透過文字符號的噁心、嘔吐、與厭惡，主體得以進行自我內部的淨化與統一。雖然在投入書寫的過程中，主體也在重新經歷創傷與失落，聶華苓就說道：「寫到主角人格分裂的那部分，我自己也受不了，好像也要人格分裂了，只好寫寫停停，等心情平靜下來再寫。」（聶，2001.7: 45）但無論如何，推離暴力的混亂之後，「文本召喚的恰恰是超我的平息」，書寫文本意味著作者具備有想像「卑賤物」的能力，透過吞嚥文字，透過愛，作者確實能設身處地重新看待自己，調整自己。
當然，藉由精神分析理論來捕捉人的精神現實已注定了是一種「過程中」（in process）的描述與討論，它蘊含了無限修改的可能，尤其克莉絲蒂娃的語彙充滿了各式精彩的比喻，與似乎具象實則抽象的論述，藉由不斷與《桑青與桃紅》這部深刻小說的對話，筆者秉著精神分析的實習師態度，除了用心體會，易地思考，也亦步亦趨地讓這樣的精神困頓（suffering）在心中著實演了一遍（go through），除了讓小說的晦澀不解有了重新詮釋的可能，也讓抽象的理論得到落實思考的機會，在推離暴力演出的同時，那「我不叫桑青！桑青已經死了！」的吶喊，似乎也喚醒我似曾相識的記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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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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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曾在〈憶雷震〉一文提及：「那時台灣文壇幾乎是清一色的『反共』八股，很難看到一篇『反共』框框以外的純作品，有些以『反共』作品出名的作家把持台灣文壇；非『反共』作品很難找到發表的地方。《自由中國》就歡迎這樣的作家，『反共』八股決不要！」（聶，1986:
3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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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聶華苓著作年表，《桑青與桃紅》，頁285-286。【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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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曾自言：「當初寫的時候，只是想寫我一個小學同學的故事，寫她的家庭悲劇和遭遇。」「那樣一個家庭、那樣一個女孩的遭遇，都是真實的；她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也是我所熟悉的。她和她的母親都是我想寫的人物。」（聶，2001:44）【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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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山海經》〈海外西經〉記載：「刑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刑天為炎帝的臣子，獲知新崛起的黃帝打敗炎帝，並將炎帝逼到南方去，便獨自握著盾與斧出天庭與黃帝挑戰，兩人廝殺到西方常羊山，戰況激烈，後黃帝砍下刑天的頭顱，刑天在地上搜尋時，將周圍山嶺撞得木石橫飛，黃帝唯恐刑天的頭顱又縫合，故劈常羊山將頭顱埋入山中，刑天聽聞頭顱被葬，憤恨地拿起盾斧向天揮砍，刑天雖斷了頭，但他赤裸運動的身軀就像以雙乳為目，肚臍為口一般，仍不斷發出激憤的戰鬥力！陶淵明〈讀山海經〉曰：「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就是在讚佩刑天雖說戰敗，其勇猛精進的精神卻仍奮鬥不懈。（袁珂，2000:
304-307）【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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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以楷書體代表桑青的發言，細明體代表桃紅的發言。【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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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文，意為「另一個我」。【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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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的結構除了「楔子」與「跋」之外，其餘四部分別是：第一部，桃紅給移民局的第一封信；桑青日記-瞿塘峽。第二部，桃紅給移民局的第二封信；桑青日記-北平。第三部，桃紅給移民局的第三封信；桑青日記-台北。第四部，桃紅給移民局的第四封信；桑青日記-美國獨樹鎮。【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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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纏足文化中，男人手握、搓揉女子的「三寸金蓮」，正是閨房中的調情、前戲。【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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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四人分別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社發行人雷震，經理馬之驌，編輯傅正，與國史館任職之劉子英（雷震過去的私人秘書）。雷案發生當晚，就由中央政府散發給報界一本早已印妥的「白皮書」，題為「《自由中國》半月刊違法言論摘要」，其中舉出六大罪名如下：「倡導反攻『無望』」、「主張美國干涉我國內政」、「搧動軍人憤恨政府」、「為共匪作統戰宣傳」、「挑撥本省人與大陸來台同胞間感情」、「鼓勵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可知雷案的調查已經歷一段時間。詳《雷案始末》（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1989:10）【回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