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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主持人鄭教授，我就直接進入主題。最近常有一種感覺，常覺得自己已經到了年紀，還是思考有點問題，常常答應了之後，電話掛上馬上後悔。同樣狀況，這個惠敏打電話、e-mail說是不是請我來作這樣子的一個引言，馬上立即就答應了，結果mail一send出去，當下就後悔了。這是一個不容易的題目，不容易的感覺也許我等一下作引言時，大家可以跟我一起來體會。之前的規劃，我覺得蠻有意思的，第一次文化研究學會發出來的消息，指出想像中的論壇應該有哪些人出現，我覺得蠻有意思的，這也許是我當下想要跟議題有點回饋的判斷。首先是故宮的院長，當時的設計是還有台灣歷史博物館的籌備處主任、也是未來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館長候選人，還有吳密察副主委，另外再增加我們幾位作博物館的。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對象都坐下來的話，其實會對博物館的文化政治有更深的對話。遺憾的是，今天只有一個曾經是霸權的代表，其他都缺乏。不過我想蕭教授的責任就更重了，也許他要嘗試著替大家講一些話。回過頭來，我請大家先看一下我給大家的一個大綱，這個大綱的形式一方面是我時間上不太容許我把它發展成完整文本，另外一方面我覺得這些議題還在發展當中，做為引言可以，但要把它變成一個正式的文本，有點問題，所以我就比較偷懶的用這種方式來跟大家作個報告。第一個我提到的是「廿五年一覺博物館夢」，這不是說我，我作博物館沒有那麼久。我從進到博物館到現在，還有九天就滿十五年。這是一個有趣的日子，我一直把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一日當成是我某種程度跟各種族群的、異文化的關懷結合在一起。從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一日我進到博物館裡，我開始跟漢人系統銜接在一起。我瞭解漢人的系統，可以說從博物館來看漢人的政治、宗教、經濟、親屬的系統。這個系統很有趣，也許等一下可以多談一點。
我先說，「廿五年一覺博物館夢」，我指的是台灣。台灣在六十五年開始有文化建設的綱要、方案，開始發動了我們目前看到的博物館運動。當時的文化建設方案裡，有幾個重點。一個是，台灣應該每個縣市都應該要有文化中心，就是後來被人認為是文化真空管的文化中心。第二個部分，比較沒有人注意，但也在發展中。它在當時主要的文化建設，當時注意的是地方文化館、地方文化中心、地方發展的藝術要如何讓它可以延續下來，在台灣成為重要關心的對象，這方面著墨多一點。裡面也有一條，說希望台灣以後要有四座國家級的博物館，在整個文化建設的方案裡提到這樣的議題，希望朝這個方式來建構。其實當時的文化政策已經隱含了台灣建構博物館的過程。六十五年之後，台灣的文化中心果然開始建構了，同時比較沒有像文化中心受到大眾注意的，但也開始發揮影響力的，就是六十八年，第一座的國家博物館的籌備處就成立，在中興大學一個小小地方，漢先生領導了幾個人就在那裡成立了一個籌備處。六十八年的籌備處的成立，就更加地發展出後來的四座大型的博物館。當然，後來這四座大型的博物館作了一些區分，海洋生物館和海洋科技館把它區分開來，所以嚴格來說，台灣有五個大型的國家級博物館。從民國六十五年到現在，四分之一世紀過去，整個台灣對博物館的想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博物館當時的實體(entity)，是從西方引介進來，西方發展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形成了博物館的想像與建構方式，而台灣的發展速度是不等速的，一直在發展、一直在變化，非常快速。同時在變化的過程中，受到外面博物館的影響，在台灣博物館幾乎就造成了一種思考上、時間上的斷裂，一方面整個思路的發展有循序漸進，有生命的階段一個個走下去的；但是，對博物館應該怎麼樣跟社會產生關連，博物館應該怎麼樣來跟政治對話，博物館應該怎麼樣對社區提供貢獻，這些是西方的思想引介進來的。所以呢，兩邊套不上，博物館的實體與思想上是有落差，落差非常劇烈，使得博物館呈現出一個非常不一致的情況。不一致裡我們也發現，這個熱是fever，不是我們現在的SARS的這個熱。自然科學博物館從今天起，任何接近博物館大門的人都要量體溫，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舉動，是必要的，但變化是大的。這個熱，在當代疾病裡，像SARS，影響那麼大，在少數民族裡影響也很大。鄒族人說人快要生病、甚至導致死亡，就是要發熱。所以女人不敢進到男子會所，那是一個禁地。最重要的徵象就是發熱，接著你會出疹子、呼吸困難，一步步邁向不可治療的地步。大安梧溪的保育也是一樣，保育的概念，死亡權是用人身體的疾病控制來告訴你不可以作違反道德上的事情，你去別人家偷了魚，你就開始生病。生病最重要的一個徵象就是發熱，你到別人家去撈了魚，你一回家就開始發熱，你發熱就要找看你去那一家偷了魚，就要請那家幫你作一切去除的巫術，把會讓你生病的東西去掉。這個熱是重要的。
剛才說台灣的博物館發展才廿五年，就已經在發熱，對我來說，這個熱是不好的徵象，可以看得出來，不管是行政體系或是一般大眾，都在亂衝，我就引用了一個，不單是有熱，進入in trance，進入精神恍惚的狀態，被進到想像博物館可能達到某種功能的目的。大家都在想，我可以從博物館得到什麼。這種想像當然是差異很大，從中央的行政系統想像的發動，到地方文化館，到未來一鄉鎮一館，和地方所想像的事實上是有差異的。台灣目前博物館興盛的狀態多大呢？就跟今天有這麼多人來聽的興盛狀況差不多。未來會有地方文化館，如果按照文建會想像中的計畫來推動的話，未來會有309座，在漢人系統裡面。這個數目是最少的，因為台灣除了用行政系統來規劃它應該博物館之外，非行政系統的想像，比方說族群的想像，它也在蓋博物館。所以原住民委員會他們想像他們應該要有國家級的原住民博物館的成立，同時它也想像每個族都不一樣，所以它應該各族都應該要有自己的族群文化博物館，三十個山地鄉、二十個平地鄉，它更加每個地方都應該要有地方文物館出現。所以原住民委員會也在想像他們整個博物館的建設該如何進行。原住民出國留學的機會不多，但僅有的出國留學名額裡面，竟然五個裡面有兩個，五分之二是要給到國外學博物館的人求學，竟然回來想像要建構博物館的事業。客家文物館更是，南北都應該要有客家文物園區。同時呢，客家文物館也在嘗試想像要把它建構出來。所以在客委會的想像裡面，至少有兩座客家文物館，以及至少有三十六個客家文化園區。
數字大量膨脹的有趣之外，其實它顯現了兩個點。一個是去思考族群發展，一個是思考文化的，一個是思考如何藉由這樣的機制，和國家發展和認同結合在一起，是藉由行政系統進來的，或是推動地方的認同。廣泛的博物館的行動開始了，但我們也發現，要不要博物館其實是為難的。我們在台中看到一個現象，我們的台中市長說他上台後最大的夢想，是要建構三個館，將來對台中的文化事業是有幫助的。科博館在旁邊看覺得很詭異，因為他從來不把科博館擺在眼裡。他的三個館是第一個古根漢館，他要花七千萬，委託古根漢來做評估，花錢請人來評估我們自己適不適合設館。其他亞洲幾個地區像上海、日本都在爭取中，他把古根漢當作是他要爭取的一個館。第二個他要爭取故宮南院到台中。第三個館，他就是要繼續把國立台灣美術館發展出來。這三個館，他認為會對於台中的發展是有幫助的，所以他積極地推動。古根漢還在評估中，因為SARS所以他不來，所以要慢一點決定，不過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們可以猜想，這七千萬花完就算了，不會有進一步的動作。先夭折的是故宮南院在台中設立，因為被嘉義爭取去了，我們在電視上看見台中市長胡志強不是常把他的憤怒表現在臉上，唯一的一次就是故宮爭取不到氣死了，非常憤怒地說這是政治的考量。當中這兩個古根漢和故宮博物館都是他認為，不但可以促進台中文化的發展，好像也可以帶動台中的經濟，古根漢似乎隱含了幾百萬的觀光客的可能。故宮也是一樣，可以活絡規劃的七期、八期的土地。想像中他就是要把文化和經濟結合在一起，不是純粹要做文化發展而已。不管怎麼樣，這兩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辦法成功。中央或者地方首長有意思想要推展地方文化館，全國都有，或者地方首長想要爭取設立博物館。我們也有聽到另外一種聲音，桃園大園，或者哪裡，我不是很確定，直接反對在他們鄉鎮蓋展演館，副縣長去跟他們談，他們所持的理由，如果你們說服我說設一個文化展演中心、或文化展演館會促進地方繁榮的話，我寧願展演館不要，寧願設一個shopping mall。這樣的理解沒有錯，shopping mall更好看，我每天都在展演，如果招商招得好的話，更是吸引人，我為什麼要一個想像不到的、看不懂的藝術到這邊來？如果你把這個邏輯已經遷向經濟的發展時，你所遭遇到的困境就會出現。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要或不要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判斷，是一個兩難的狀況，不同的主體、不同的需求可能會產生不同的問題。博物館在這樣的過程裡，不光是要不要設的問題，很多東西開始被挑戰，展示被挑戰、收藏被挑戰、教育被挑戰、服務被挑戰。收藏的挑戰來自於國立台灣博物館這麼疏忽地去管理那些標本，被質疑、被掉包、被拿去盜賣，這是很嚴重的質疑，所以國家動用了非常龐大的資源去做這個事情，立法委員關心、監察院關心、地檢署關心，當然這關心一半是因為他們的業務，另外一半是我們做博物館事務的，也不免被這些東西捲進去。所以我們去年整個團隊，花了兩千萬做了台灣博物館的清點工作，清點完的結果是，比原來的件數要增加三萬多件，花了兩千多萬，還差點把我們累死，我覺得我現在受到的威脅，比去年一整年在台灣博物館受到的更小，因為台灣博物館是一個標本收藏庫，是一個奇怪的想像，有寶藏的想像，同時也具有墳墓的意象，它有那樣的氣息。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人說，你最好不要再到博物館工作了，跟你在一起的都是上百年、上千年，這些東西都不好，這些力量會影響你。在不在呢？有些人認為是在的，像我們達悟族的館員，第一次到博物館來的時候，我打開我們最引以為豪，漢人的宗教神像收藏，他一看就嚇了一大跳，轉身就跑，因為對達悟人來說，這些都是惡靈，惡靈轉化成每個人都瞪著他，而且發現漢人的惡靈形象更多，有大眼睛、小眼睛，有鬍子的、還有各式各樣的顏色的鬍子，還有王爺，盡其所能地運用他的身體來表現他的威嚇的力量。所以這東西是會令人害怕的，是存在的。在這過程裡我們捲進去，又在做這樣的清點。原住民開始對這些有意見了，這些標本是過去的殖民政府轉接給台灣，到底這些標本的所有權是屬於誰的，開始被挑戰。
近期的挑戰也呈現於原住民對於博物館的質疑上。比方說，「「發現台灣」」十七世紀的福爾摩沙特展，受到很多挑戰。漢人的意見不太多，原住民用整版的南島時報版面來發表他們的抗議，南島時報是給原住民和研究員住民的人來看，所以效果也不大，最大效果是滿足他們自己終於講了一些話，但是這些是一個問題，你可以去question。我們在呈現過去歷史時，已經不是單純地把過去呈現出來就了事了，它必須要接受社會的公評。同樣的抗議不是只有來自這一次，「發現台灣」結果只發現了兩件事情，一個發現是漢人和一小部分的原住民，還有發現非常多殖民的事實。過去我常把這件事情跟幾年前的選舉想在一起，幾年前陳定南和宋楚瑜在選省長的時候，陳定南打出來的標語就是四百年來第一戰，我說光這句話在山上就零票，沒有人會投給你的，所以說他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原住民對宋楚瑜這麼好，因為根本陳定南不把原住民看成台灣的一部份。當然這是牽強的比喻。其實原住民對於博物館開始做一些挑戰，這挑戰來自於更早之前，如果大家記得的話，順益原住民博物館開門時，有些南部原住民的老師就帶原住民要來看，就要進去，當然他們是設計好的，就要直接進去。結果有門房，那叫什麼，也不是收票員，就是掌有非常多權力，你必須要經過他才能到裡面去，那個叫做porter，那是最厲害的一個，不讓你進去。那個老師就帶頭說，我們要看我祖父，也不講祖先喔，就講祖父做的東西都不可以嗎？這種挑戰在更早之前就突顯出詮釋權、擁有權對博物館本身到底應該在整個社會扮演什麼位置，已經有一些發端。我們這裡還看到有許多博物館擺盪在國家、國族的認同和地方的認同之間。國家透過一個機制，希望透過博物館層面、機制釋放一些資源，但是這資源是國家給予的，不免在其中就出現一些有趣的現象。我們說在這種釋放的過程裡面，這種博物館的概念、博物館事務的地方化，它也許無形正在中在靠攏國家，被國家所籠絡、國家所影響。在博物館方面也出現專業和常識之間的辯證，博物館受到挑戰，博物館的展示完全忽略事實，或者根本不曉得博物館應該扮演和地方、社區、民間銜接在一起的角色該如何設定，你們博物館的展示都是有偏差的，我看不懂，和民間一點關係也沒有，這些挑戰也出現了。所以我們也許可以進一步去想，博物館遭遇到兩種情況，結構大師李維史陀說，在圖騰社會裡，動物(animal)，一隻熊、一隻狗、一隻老鷹，其實是可以被想像成適合想的和適合吃的，這兩種情況剛好對台灣博物館的建構產生微妙的影響，一方面他是適合想的，一大堆博物館的學者、在博物館裡工作的人，他們在建構想像中社會應該如何，物件的事實如何被揭露、歷史如何真實地被碰觸。另外有些部分呢，並不是如此，他把博物館當成是非常practical，實用性非常強的，走的根本就是實用主義的，對於脈絡是敏感的，脈絡一旦變化的時候，內容不太一樣，所以他希望期待這些展示，權力的變動都緊扣在脈絡的變動，內容的呈現應該是和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甚至最好是要幫助我們改善生活。改善生活之外可能還要創造社區的認同。所以後面是功能性的，前面是理性的思維方式。前面是博物館專家或從事人員有意無意創造出來的一個系統，後面是地方的、民間實際的工作者所想像的這一套。如果說這一套的確隱含在博物館的運作裡，且會因不同主體而產生具有獨特性意涵的活動，我們對於兩者之間的連結性和關係必須要去檢討。我們剛才說博物館發展非常快速，但是這快速呢，是在一個國外的博物館學的思考已經到了反省，或更進一步發展的地步，而整個台灣實際上的發展又無法跟這樣的脈動結合在一起，到時候我們怎樣去看待這樣的事情。
最後，我們前面的例子都是台灣，我的結語裡寫的是，既然我前面寫的是「一覺博物館夢」，後面結語就要有一個互相輝映的，不一定會有，但是結語是「夢醒不了時」。台灣的博物館想像一方面在博物館裡有一個實體一直在走，但是它是在一個脈絡裡，這個脈絡一方面是台灣對博物館的解讀，另一方面其實它非常不可避免地被捲入西方的博物館的思考。即使是西方對博物館的思考也不能當作一致性的，說後現代的博物館，去中央化、去中心化，分成好幾個部分在運作，所以community base的博物館應該被認為是好的方向，leadership應該不要authority那麼強，應該要釋放出來。資源的分配一定要在一個比較合理的方式來加以計算，但是這些東西以西方博物館發展為基礎的論述，還是有些限制，還是牽涉到主體的問題。
我最後也許用一個例子來做結語。整個西方其實還是把第三世界的博物館當作他們的一部份在運作，所以大家如果沒有記錯，大家也許有印象，美國的博物館學會上次年會議題，就開始告訴參加年會的所有西方的學者，應該要注意到非西方第三世界國家的community base的大餅，這些完完全全是未來會滋養他們整個博物館概念。如果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殖民的狀況，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點，因為國家的博物館開始被解構掉了，所有第三世界國家開始注重地方化、地方博物館，注重社區為主的概念，很顯然，你的展示、教育、訓練活動、販賣各式各樣的博物館相關教具，可能會被推往第三世界國家去推銷。這樣的脈動會對台灣有什麼影響，我們不知道。不過我們隱隱約約地覺得，這個如果我們對台灣博物館已經花了廿五年來建構，而且也看到了一些發展的方向，而且我們現在開始知道這些發展的內容如何和社會、文化銜接上關係，也許我們更應該要從事的是，要有更多關於博物館學在台灣實踐的研究，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所以最後，我應該還要有一個小小的，不是更正，作為主體的宣示。剛才鄭教授介紹我是博物館專家，我的專業還是人類學，所以我是把博物館當成研究的對象，這個對象是持續要做的，不論是人類學領域、歷史學領域、社會學領域，博物館界非常需要年輕的一代來開始、來探討，我想這也是文化研究學會在辦這樣的活動時，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以上是我簡單的引言，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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