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從傲慢帝國的肩膀上落下來了吧！ 趙剛，東海社會系©版權所有 本文原刊於破周報復刊254號 美國入侵伊拉克已經兩週了。但是，在美國官方以及主流媒體的自我澄清上，這場侵略戰爭所針對的到底是海珊，還是伊拉克人，是War In Iraq還是War On Iraq，其實都還一直處在可理解的混沌狀態中。官方與主流媒體當然傾向說是針對海珊這個獨夫，於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類的說法從戰前以迄於今都在勉力經營中。但是在美國當道的新保守派的隱藏文本中，這場戰爭其實就是照著伊拉克人（即，伊拉克的政經文化社會整體）幹的。對保守鷹派而言，海珊只是一種本已邪惡的文化的體現而已，他縱然合當服誅，但伊拉克人更應從頭到腳接受改造，舉其要者，包括世界觀、人權、性（別）觀念與實踐、社會組織...等等。 美國的保守派知識界近來有這樣的說法，說戰後美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教會伊拉克人「學著不愛沙達姆」(learning not to love Saddam)。他們把海珊比作希特勒，把伊拉克人比作支持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人。那麼既然二戰後同盟國要在德國「除納粹化」(de-Nazification)，類似的計畫勢必也得在伊拉克執行一回。據稱，這個工作最有效的執行者是各種非政府組織，包括大學、基金會、人權團體、專業團體、工會等。在這個說法下，非政府組織被視為政府組織的便衣外包單位，或竟是白手套，似乎也就不言而喻了。 沒有比這個姿態來得更高了。侵略者不但自比解放者，還要當教育者、改造者。「白種人的負擔」竟然擔到今天還不累！雖然用文明衝突論來解釋美國入侵伊拉克是入於大而化之，但侵略戰爭畢竟需要精神正當性，虛擬的正義感和優越感是能夠當作有效的興奮劑的；石油與戰略利益是無法言說的從而也無法鼓動的。侵略者從來都是高傲的侵略者，而美國越來越是個傲慢帝國──這，連《新聞週刊》都知道。 回到台灣，雖然語境是那麼的不同，但我們還是看到一些平行的言論模式，也在模擬一種傲慢。台獨基教派對對岸常有類似種族主義的歧視，把對方看做一個「邪惡帝國」；文化落後、社會封閉、政治極權。自全球觀之，這其實是冷戰時期美國保守派從魏復古(Karl Wittfogel)到雷根對蘇聯的一貫認定的當代變造延續。自在地觀之，這種邪惡化對方的作法更是緣起於七０年代初國民黨對左派學生運動（其實不過是素樸的人道主義與第三世界立場）的鎮壓，並同時建立親美反中（共）政治典範，以及後來由黨外運動的右翼從而民進黨所概括承受的遺緒（這段歷史的部分可參考鄭鴻生的《青春之歌》）。當然，這個親美反中的教條立場持續走俏當然也和某些統派人士的反美親中的教條立場有一共振關係。 近來，這種極端二元對立的情形看似稍解。在「泛綠」圈裡頭出現了一種聲音，要求「建立跨海社會聯盟」。大意是說，過去的兩岸關係都是在國家政治的框架中思考與操作，現在則應該認真思考兩岸間的社會互動了。台灣方面應該把中國政權和人民區分開來，積極和後者（特別是進步知識份子與社運團體）接觸合作，為兩岸間的和平作出貢獻。至於為什麼台灣不要擔心這樣的互動對台灣是否有不利之處，那則是因為台灣已經形成了「經濟開放、政治民主和社會平等的特性與價值」。手裡既然攥著這些價值，台灣社會對開放更應有信心。 這種說法看來比台獨基教派的立場要來得進步，「社會聯盟」論者自己也認為這是一種『進步性的「反中論述」』。雖然這是一個進步論述開始變化生成的契機，值得肯定，但遺憾的是某種基本的調門還是強固如昔；這在客觀效果上造成了一種傲慢姿態，縱然未必是在自省狀態下展現的。首先，這個兩岸間的社會聯盟在姿態上不是一個平等的聯盟，而是一個「現代化的」、「文明的」社會和另一個不那麼如此這般的社會的聯盟。在這個示好的高姿態後頭，似乎也還殘留著要將對方「移風易俗」的「良善用心」。其次，這種論述把「國家」與「人民」區分開來，雖然避免了基教派的「有機體主義」的範式，但是卻又轉而落入了機械二分的窠臼，把所有的問題與罪惡都方便地丟給國家機器，但並沒有公正地指出它，作為一個歷史人群的歷史鬥爭的一個環節，必須要被歷史地、整體地檢驗，要公正地看到它的消極以及積極面。兩岸人民在近現代所進行的各種困苦的鬥爭與艱難的實驗，在這個過程中所產生的文化想像與制度實驗，不論其成敗與否，也不論於今所剩幾何，這個歷史經驗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資產。如果我們要談兩岸間的社會聯盟，難道不應該指的是一個銘刻歷史經驗進而展望未來的社會聯盟嗎？如果其中的一方視對方為無謂，那這個聯盟不是從一開始就很沒基礎、很怪異嗎？聯盟的倫理學第一章應該是：如果我要真心的而非策略地和他人聯盟，我應該按照對方是真的值得我來聯盟的假定來思考與行動。但是──我希望我是錯的──「社會聯盟」論者似乎一方面對以往中國人的反帝鬥爭與社會主義實驗缺乏同情的理解，另一方面又對今日的中國社會缺乏社會的理解。從而也難怪當論者對當今中國大陸勞動者的剝削狀態與自然環境的過度開發提出檢討時，他們所能簡單歸因的依然只是「中共黨國體制」。這種說法多麼類似之前在不同脈絡下對「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歸因！現在似乎台灣人站起來了，應該有信心，以自己的那些價值（「開放、民主、平等」），促動中國大陸社會的變化，使他們learning not to love PRC。我覺得這是一種不幸的傲慢，讓人不得不想起多年前「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我們在面對重大的歷史情境時，其實是極度缺乏想像的。我們真正曾經學習過了嗎？ 對於今天中國大陸以及這整個亞太區域的問題，台灣的知識介入應該是要跳脫舊有的條條框框，不設前提地和區域間的各種進步力量謀求對話，不必汲汲於提出另類的「反中論述」，也不必非得預設一個「海珊政權」。聯盟因此不是形式文章，甚至不是說非政府組織的聯盟就一定保證有進步的內容，而是必須要以一種共同發掘、共同培育區域的進步傳統與進步願景的態度作基礎。這是個對話與探索的過程，需避我執，尤忌傲慢。果如此，「社會聯盟」才有機會發展，也才有真正的進步意義，要不然，這個聯盟是不會獲得對岸人民與知識份子的接受與信任的。 要建立社會聯盟要有歷史感，要理解對方的苦處，對方即使不理解我們的苦處，也不能做為我們也童騃地、報復地拒絕理解對方的口實。弱小的、孤懸在大陸一側的我們沒有資格傲慢，更不應站在傲慢帝國的肩膀上傲慢，我們不應該有一種虛擬的自大，軍事上站在美國的肩膀、哲學上站在先進現代性的肩膀，鄙視所懼怕的對象。這個態度和立場無益於兩岸間的和平與公正發展，甚至可能揚湯止沸。我們應當培養出一種能促進這個區域的和平的反帝想像，從傲慢帝國的肩膀上慢慢地滑下來。在這個反對「西帝」的基礎上，區域間的人民才可以有互信與互諒的可能，從而反對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既然區域之中不再有帝國間的愛恨糾纏（因為人們既反東帝也反西帝，而不是拉一帝打一帝），那麼區域火藥庫的雷管就於焉被拆解了，而以後歷史的分合親疏也就不再能夠挑起那種巨大的、與汝偕亡的神經能量，而僅僅像是自然過程一般地分合親疏。 反東帝的試金石是反西帝，反西帝的試金石是反東帝。至於有些朋友說，反西帝必先反東帝，我從他們的話語中聞到了傲慢與血腥。對這些朋友，願作數語以寄：不傲慢方是真民主，真反帝才能保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