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子之後 林淳得 / Dennis Lin (英國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社會學系博士生)©版權所有 寫給那一群，在最酷最絢的同玩節裡，驕傲現身街頭，豔光四射的扮裝皇后們。 公視年度文學大戲孽子已於三月中旬播映完畢。在各種情慾特質、各類性別認同的觀眾一致呼籲下，這部賺人熱淚、卻也令人怦然心跳的男同志情慾大戲又接著在同一頻道重播、再現。由於它是首部在公共電視頻道的黃金時段上播映的、以男同志情慾為主軸（即使有些人並不如此認為）的連戲劇，因此，即便男同志的情慾議題仍在相當程度上令一般大眾羞於啟齒，但它卻也相當弔詭地誘引出整個台灣社會對此一議題的絮聒不休。 在播映這齣年度大戲之前，公視的高階主管們曾對於一場劇中主角李青與王夔龍的激烈吻/床戲頗為焦慮，深恐在八點檔的闔家歡時段裡，這樣『不適宜』的鏡頭將觸怒了廣大憂心忡忡的（異性戀）家長們，然而，他們所終極掛念的，恐怕是這樣的鏡頭本身，將對一群被假設生來即是異性戀、但卻又極有可能被誘引從事同性戀勾當的天真無瑕的國家未來主人翁們，所可能產生種種的難以估量且駭人聽聞的後遺症吧！也因而，在整個折衷、協調過程中，導演曹瑞原甚至提議，將這個充滿同性情慾的畫面自八點檔的闔家歡版本中刪除；而保留到全國絕大多數兒童皆已被父母趕上床之後的深夜十二點重播的午夜場版本。但就在台灣同志社群不斷施壓，以及部分專家學者強力背書的情形下，公視最終還是從善如流地在八點檔時段播出了這一幕（被預期充滿著鹹濕氣息，但實際上不論功力、招式卻都遠不及其他電視劇裡的異性戀男女）屬於兩個男人之間的四片嘴唇交纏及兩具胴體相擁的鏡頭。 我們的社會對於一個人的性/別認同，始終抱持著一種看似牢不可破的信念。當一個嬰兒出生時，醫生往往以目測外生殖器的二分研判結果，操弄著如同法官判案時的權威性口吻（即便當代細胞生物學的研究結果顯示，就算根據染色體的DNA序列中的性別主判基因，也無法絕對精準地宣判一個人的性別），向在外守候的家長宣演著：「恭喜啊！是個千金(或者是個公子)」；我們絕對不會聽到這樣的一句祝賀語，「恭喜啊！您喜獲陰陽兒！」，遑論「恭喜啊！您的公子是個扮裝皇后」。在社會的強制性規訓之下，我們的生理性別及性別特質不僅被要求循著男/女、陽剛/陰柔二分原則清楚呈顯；這個性別二元規範背後還有一個更為根本的強制性律法，亦即：每個人都應該是個異性戀者。 異性戀的身份認同，如芭特勒(J. Butler)所言，在不斷地被操演之下，已被這個異性戀化的主流社會深信具有一種自然的、正常的、健康的屬性。相較之下，同性戀的身份認同及其生活方式，在他們看來，便顯得矯作的、異常的、病態的。總之，這是一種社會集體心理現象，當代西方同性戀運動人士稱之為「恐懼同性戀症」(homophobia)(簡稱恐同症)。恐同症的型式絕非一成不變的，如紀大偉所形容的，它像極了一隻變形蟲，千變萬化，令人防不勝防，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往往轉化為各種型式，對不同於異性戀的各種情慾特質進行打壓。 一九八零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全體成員以百分之五十八對四十二的投票結果，贊成將同性戀從該學會所出版的診斷手冊的病態項目中移除。這項被全球同性戀社群引以為傲的成果，可說是一群鍥而不捨的運動人士長時期向該學會抗爭、施壓的成果，此乃文化權力鬥爭的事實，並非當時的精神醫學界關於同性戀有了何種生理現象上的驚人發現。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賽菊寇(E. Sedgwick)的觀察指出，正當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將同性戀去病理化的同時，他們也收錄了一個新的病態診斷項目：「幼年期性別認同錯亂」，企圖從矯正兒童的性別認同下手(當時的精神醫學界普遍地認為成年期的同性戀行為與幼年期的性別認同錯亂有著相當大的關連)，以徹底杜絕同性戀的現象發生。換言之，當美國精神醫學學會迫於政治壓力而對一群"似已無可救藥"的成年同性戀者伸出友誼之手的同時，他們的魔爪卻早已轉向另一群娘娘腔的小男孩及調皮好動的野丫頭。 隨後，大西洋彼岸的英格蘭(England)，一群憂心同性戀運動過了頭的保守政客，在宗教勢力的推波助瀾之下，制定了所謂的「第二十八條條款」（Section 28），以嚴禁中小學教師在學校裡向學生談論任何有關同性戀的議題。這項惡法成為同性戀運動抗爭的首要標的，更是讓同性戀社群與選舉期間承諾廢除卻食言而肥的當今英國首相布萊爾結下樑子的關鍵所在。 反觀台灣，陳水扁總統於公元兩千年時，在總統府接見了兩位應邀來訪的美國同性戀人權運動者----布朗斯基(M. Bronski)及杭特(N. Hunter)。然而，對於此一台灣人權史上極具指標性的事件，總統府那羞答答、有苦難言的尷尬立場，卻像極了發生不可告人的桃色緋聞般，不僅事前未對媒體發出採訪通知，會後當天更未循慣例由公共事務室立即向各媒體傳送新聞稿。諸如此類的新聞事件處理方式，只有在某個非邦交國重量級官員來訪、又怕遭中共抗議的情形下，才有可能發生。若非喀飛、王蘋兩位在地的同運人士也應邀出席，並立即透過同志諮詢熱線傳送新聞稿給各媒體，以致一群如TVBS陳雅琳等電子媒體記者追著當時的總統府代理秘書長陳哲男邊抱怨、邊補上一些新聞鏡頭的話，整個事件恐將石沉大海。 反諷的是，即便陳水扁在兩位享譽國際的美國同性戀人權運動者面前，大言誇談過去十年來台灣同志運動的種種傲人成就，但在面對國內的群眾時，同志人權此一議題卻頓時成為一個不能說出口的禁忌。新中間路線或第三條路線向來被批評為兩面討好的騎牆派，它總是在兩股對立勢力中靈活而投機地運作出一條最為有利的政治軌道，在面對像布朗斯基這類基進的、國際的同性戀人權運動者及像靈糧堂此等保守的、在地的傳統價值捍衛者時，或是夾處在相對多數的異性戀者及相對少數的同性戀者之間，該如何領悟出一條最為安全而有利的新中間路線，不單單是陳水扁本人，就連他的綠色政府也深諳個中三昧。 就在陳水扁接見同志代表後的隔一年，法務部主動釋出訊息，考慮在人權法案草案中加入允許同性戀人士同居並得領養小孩的條款，這項訊息令整個同志社群為之振奮不已，宛如「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但數天之後，行政院研考會卻主動公布一項全國性民意調查結果，指近六成的受訪民眾反對同性戀婚姻關係。就在同志社群被這突如其來的一技冷棍，打得一頭霧水之際，法務部與研考會這兩個溝通不良的部會機關卻先交相指責起來，但值得留意的是，法務部在澄清稿中語帶玄機地透露，政府考慮授予同性戀者的並非一種(神聖的)婚姻權，而是所謂的同居權。換言之，異性戀者大可不必擔心他們的霸權地位不保，因為他們仍牢牢地握有如假包換的「原版的婚姻權」；施捨同性戀者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國外翻拷過來的「盜版的同居權」(法務部還洋洋得意地宣稱，同性戀同居權的概念乃取經自於所謂的歐美先進國家)。在討好同志社群的同時，這個對同志友善的政府更不忘向驚慌失措的廣大異性戀大眾宣誓捍衛傳統婚姻價值的決心，於是，這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驟然成為一個「燙手的山芋」，讓同志社群身處一個看似充滿善意卻又詭譎多變的情境裡，顯得進退維谷。 然而，真正應該讓同志社群感到戒慎恐懼的，在我看來，並非是這個在同志人權議題上忸怩作態的綠色政府，而是在整個後解嚴、後國民黨時期的那個高舉人權至上的政治正確旗幟的台灣社會裡頭，那股隱隱散漫著的一種對同志宛若開明友善的虛偽氛圍，一種充斥著「同志很好啊！只要他們不要騷擾到我就好！」、「同性戀沒什麼大不了的啊！但我們家絕對不會有這種人！」這類似是而非邏輯的陳腔濫調。於是，公視製作了孽子----改編自一個全世界文壇都知曉的男同志主題小說，但從導演曹瑞原到配樂范宗沛卻口徑一致地強調，「這絕對不只是一個同志題材而已」，因為他們都從戰戰兢兢到如釋重負地解讀出，「在打破對孽子只是同志題材的想法，抽掉這層令人模糊的紗綢之後，我看到的是親情、友情，還有因為特殊而產生的掙扎壓抑的情感！」。 我覺得這類欲蓋彌彰的解讀焦慮，只是更加凸顯孽子這齣戲劇所緊密含攝的男同志題材的特殊性而已。對於一部文學著作或一齣戲劇，我們當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解讀出不同的觀感；然而，同樣是八點檔連戲劇中的一場吻戲，公視孽子裡王夔龍吻上了李青，卻也吻出了公視高層及社會大眾的焦慮，以及接連幾場的公聽會上的激烈辯論；但當華視八點檔流星花園中的道明寺吻上了杉菜時，整個社會卻皆以為理所當然，無人對其中的異性戀題材提出異議，更不見有人殫精竭慮地將整齣戲還原出一種非異性戀的質素！難道，我們從流星花園中看不到親情、友情嗎？難道其中沒有因為特殊(例如道明寺跟杉菜之間所存在的因著社經階級差異而來的門不當、戶不對)而產生的掙扎壓抑的情感嗎？我們禁不住要進一步探究的是，到底是什麼樣的意識型態在背後驅策著這群孽子的幕後工作者竭盡所能地去將這齣戲解讀成一個不只是(或應該要去打破)同志題材的題材呢？如果同性戀的身份認同及生活型態真如曹瑞原在接受訪談時所強調的，「是一種很自然、很正常、跟異性戀沒什麼兩樣而不應該被窺視的情感」，那麼這種焦慮式的題材解讀，豈不反諷地勾勒出在一般大眾心裡，「孽子根本就只是一齣同性戀戲劇！同性戀就是跟異性戀不一樣！」。正因為孽子跟一般的異性戀戲劇是有所區隔的，所以必需經過一種淡化或轉化的解讀儀式，以降低因著兩種情慾特質間的差異所引發的異性戀大眾的集體焦慮感。 一個值得玩味的線索浮現了！在這個同志人權已在某種程度內被一群自我標榜對同志開明、關懷的異性戀進步人士所接納之際；就在整個台灣社會似已轉趨為對同志友善(gay-friendly)的時刻，這個存在已久的恐同症果真勢微了嗎？甚或已消失殆盡了嗎？或者，台灣同志當前的處境是否真如一群恐C(恐懼娘娘腔；C為英文sissy的簡稱)的陽剛男同志天真而浪漫地深信著：「看吧！台灣同志平權在望，就只差這麼臨門一腳，只要我們發揮正港男子漢的革命精神，共同努力將那群C貨、人妖、死妹子踢出去！」 這並非危言聳聽，因為恐同症若真能如此輕易地對症下藥，甚或斬草除根的話，它豈能橫跨兩世紀(甚或更為長久)而不斷地糾擾、困惑、打壓全球同性戀社群呢？如前所述，它像極一隻變形蟲，在這個偽似同志友善的當代台灣社會裡，它可能轉化為：一個高學歷、高社經地位、甚而以女性主義者自居、對外口口聲聲宣稱尊重同志人權的母親，卻不斷地向愛上女生的女兒曉以大義，以迫使女兒可以不要當個同性戀者，讓她不需面對擁有同性戀女兒的難堪處境；或者，一位擁有美國MBA學位、被公認作風開明、洋化且年輕有為的公司主管，在得知某個員工的同志身份後，他的宗教信仰卻驅使他面帶無奈地佯稱公司面臨財務危機，因而被迫裁撤該名同志員工，但隨即又另聘一名所謂性慾特質正常的員工以補實該職缺；甚或，一位中學老師正氣凜然地訓誡他的同性戀學生，必需加倍用功學習，嚴厲地規範自己，才能讓其他異性戀同學看得起。(似乎同性戀者就得比異性戀者更加刻苦向學、自我規範，方能凸顯其存在於社會的正當性)；甚或，如某位專家學者在孽子公聽會上憂心地表示，雖然這類的題材應當被尊重，但比較令他擔憂的是，如果它出現在八點檔闔家觀賞的時段裡，勢必會引起一些負面的結果。(令人聯想起國民黨主政時期的祥和社會論調，似乎一切有違現狀的挑戰、變革都應當被視為不良的、負面的。) 再者，於孽子製播過程背後的此一政治角力場域中，我們若循著一種細密的批判軌道，應不難窺出當前台灣社會的恐同症如何以一種精緻、委婉、迂迴、柔軟但卻後勁十足的力道在運行著，如丁乃非、劉人鵬所言，這是一種深具寬容、含蓄美學特質的恐同型式。而這樣的恐同力道、型式絕非漫無目的地運行著，它除了不斷地將矛頭指向非異性戀的情慾特質外，更緊密地環繞著一種被本質化、被自然化、被神話化的權力機制，亦即一種強制性的性別二元的異性戀機制。在此一權力機制之下，每個人都被規訓成為生理性別及性別特質正確無誤的異性戀者。異性戀被建構為一種人類情慾的自然狀態，相對於其他的情慾特質，它永遠都是最為優先、位處第一順位。 這個機制持續地將一群逸出性/別常軌的異議份子加以階級化，甚而在後解嚴、後國民黨時期的台灣社會裡，它開始轉而建構一個被浪漫化、被潔淨化、被道德化、被性別正確化的同志社群，一個可以被馴服、被收編、並與之分贓且共同撐起同/異、男/女的性/別二元政權的附庸社群。它更為同志平權運動編織一個夢幻的憧憬，以為革命的成功標的就在此處。因此，部分巴望著被主流社會納編的同志為了凸顯自身那個可被規訓的主體性，竟奮不顧身地反過來踐踏、打壓列屬性/別階級更為底層的跨性/別族群、性工作者、SM實踐者、多重性伴侶者、愛滋病患及帶原者等等。 一齣被同志社群普遍解讀為來自主流社會的善意回應的公視鉅作，究竟為同志平權大業揭露了什麼樣的訊息呢？它告訴我們彩虹即將在暴風雨過後出現？抑或循著這個由主流社會所指引的方向望過去，我們將只看到一時乍現的海市蜃樓？我們的偉大平權夢想難道只是從主流社會那裡獲取一點憐憫的施捨，好讓我們在性/別位階上，得以向上晉升一級，成為一種可以討好異性戀大眾而使整個焦慮不安的主流社會稍感欣慰的次等性公民嗎？如果我們認為同志平權運動應該有著更為寬廣的視野；如果我們拒絕歆羨著位處這個性/別階級上層的異性戀者所享有的優越特權而對被迫屈身更為底層的性弱勢者的悲慘處境存在著一種無法漠視的不安與不忍，那麼，我們應該不難理解到，整個同志平權運動的終極抗爭標的應該聚焦於那個將所有人按照情慾偏好及性別特質上的差異而進行階級劃分的強制性異性戀機制。惟獨徹底打爛那個機制以及由其建構而成的性/別階級，我們的社會才能真正地尊重有些人可以不是異性戀者，甚至有些人也可以自在地保有性別特質上的曖昧不清。 公視影像化的孽子帶領我們回溯那個已看似遙不可及的民國五、六零年代的男同性戀情慾世界，我聽到了發自一群新新酷兒人類的感嘆聲：「啊！怎麼會跟我們現在的世界差這麼多呢！？」。這個影像化的、如夢如幻般的孽子似已再現為一個臨界點，讓我們這群過去遭到百般羞辱、踐踏、而今卻被轉置於一個已相當程度上除去污名的、甚而美其名曰「男同志」的性/別範疇裡的玻璃、人妖、屁精、查某體、腳仔仙，得以欣然揮別孽子之前的那個極隱密、極不合法的黑暗王國，而共同引領眺望一個孽子之後的美麗新境界的到來。於是，就在此起彼落的一片呼籲尊重同志人權的聲浪裡，我彷彿置身於一種如彩虹般的、令人眩暈的色調之中，那種好似重回九年前的台北市長選舉期間，我在我們那個黑暗王國----台北新公園----拾起一面綠色競選旗幟，一位候選人微笑地承諾著要帶給全體市民快樂與希望，倏忽地，我身陷一種無以名狀的愉悅氛圍，一邊噙著淚、一邊在心裡反覆地誦念著：「對！就是這個！我就是要這種感覺！每個Straight所擁有的那種快樂、希望的感覺！」。 令人遺憾的是，直到今日，即便當年的那位市長候選人早已榮登大位，貴為國家元首，我仍遍尋不著那種快樂、希望的感覺，但我也領悟到了，那種感覺絕對不會是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它其實是轉化自一種憤怒的覺醒及一種抗爭的力量，「小說裡頭說我們是一群失去窩巢的青春鳥！開什麼玩笑啊！姑奶奶我根本就是一隻驕傲的七彩花孔雀！不信的話，我明天就穿著我那套妖豔的羽毛裝，到大街上去晃給他們那群異性戀瞧瞧！姑奶奶我就是不男不女！我就是愛跟男人接吻、打砲！怎麼樣！我們幹嘛要在他們那群病態的異性戀面前低聲下氣、委屈求全！」，我的一位扮裝皇后受訪者在得知公視高層有意將那段備受爭議的吻/床戲畫面刪除後，在網路聊天室裡如此驚天動地宣告著。 白先勇的唯一長篇小說孽子一書，在民國七零年代戒嚴時期首度由導演虞戡平改編而搬上螢幕，那是一個讓年少的我必需遮遮掩掩地混入戲院而後倉皇逃離現場的性/別壓抑年代，我更是因著這部電影，才猛然驚覺到自己不是世上唯一的孽子。時隔十多年，在一個後解嚴時期的(偽似)同志友善的氛圍裡，新世代酷兒們似乎只要避開家人的耳目，便能(相對地較為)自在地觀賞著一幕幕賺人熱淚的劇情，而後上網與整個社群分享觀感。公視的孽子影像再現在相當程度上強化了同志社群的認同感，同時這個社群也普遍地相信著，此一影像再現實具有一種平權成就上的指標性意義。然而，這真的意味著，在公視孽子之後的某個不久的未來，每位同志將可以和自己的愛人在燦爛的陽光底下自在地手牽手而不會遭到旁人非議嗎？甚至，如同葉永鋕一般娘娘腔的小男孩也將不再對學校的廁所存有恐懼之心嗎？我想，我們都正在懷抱著些許想像與期待吧！在以往最痛苦、最絕望的時刻裡，我們不也是依靠著一些看似卑微藐小卻強而有力的想像與期待，好支撐自己得以在這個異性戀霸權社會裡存活下去的嗎？如果關於那個不知何時才會到來的某個未來，我們真的可以擁有一個共同的想像與期待，一個可以付諸實現的想像與期待，那麼，我衷心希望那個未來會是：整個社會將不再有人認為那種性別二元分明的異性戀身份認同才是人類唯一正常的、自然的情慾狀態。 【後記: 在本文正式發表前，我曾分別以C婆及C蒙婆娃的網路花名，將草稿刊登在Club1069及達克修耐村兩個男同志網站上，隨後更被轉載到公視孽子的留言板，期間許多同志及非同志的網友們均對拙稿發表了相當精闢的評論，讓我受益良多。最後，一如我歪寫自白先勇原著小說孽子的那段開場白，本文是「寫給那一群，在最酷最絢的同玩節裡，驕傲現身街頭，豔光四射的扮裝皇后們」。因為這群扮裝皇后們的驕傲現身，反諷而堅決地告訴了我們，這個強制性性別二元的異性戀社會及一群恐C的男同性戀者是何等虛偽、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