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與美國想像 柯朝欽，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版權所有 一、Gramsci的遺產與斷裂：關於「美國主義」 在第一次大戰與二次大戰之中，義大利的共產黨領導者A.Gramsci在《獄中札記》中沉思了馬克思主義面對「美國主義」的實踐與理論上的諸多問題。Gramsci的獄中筆記後來分別在二戰後開啟了兩條理論分析路線。首先，在「下層建築」方面，他對美國生產體制的「福特主義」（Fordism）的討論，影響了二戰後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全球積累體制」分析，從「福特主義」到「後福特主義」，從美國的汽車工廠到諸多全球化的爭議；另一方面，在「上層建築」上，面對南義大利的實踐之反省，Gramsci的「文化霸權」與「有機知識份子」的討論則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於意識形態的分析開啟了新頁，然後從阿圖塞開始，意識形態的分析開啟了「主體之死」的諸多「終結」時代話語。也許出乎Gramsci的意料之外，他對於「美國主義」的注意，以及他關於文化霸權的討論，在半個世紀後，兩股路線的融合竟然催生了一個新的馬克思主義「典範之轉移」之工作。在最核心的意義上是諸多「主體性」轉移，不只有「人道主義終結」、「主體木偶化」、「主權國家的終結」，連「階級」這一主體概念也被置疑之後，最終，列寧的「帝國主義」也就失去了指涉意義。 Gramsci並不是唯一對美國投以注意的人。從黑格爾、托克維爾以來，一直到後現代理論的法國思想家布希亞的迪斯奈美國，歐陸的知識份子一直對美國進行著理論建構的想像傳統。本書，2000年出版，來自坐牢中的義大利共黨份子A.Negri與美國學者M.Hardt的新獄中筆記－《帝國》（Empire），除了「資本」，除了「鬥爭」，並沒有保留太多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術語。但是本書則是延續著近代歐洲知識份子在其理論反思中，對於美國所投注的一種想像轉移。這種傳統把美國想像為理論的烏托邦或者是許諾之地。本書對於歐洲現代性的危機之診斷，其出路之一便是美國憲法中沒有「先驗的現代性」而只有「內在性的現代性」。因此美國沒有歐陸的民族國家之主權原則的危機，也沒有因此而來的帝國主義之危機。同樣，書中所透露的新帝國權力原則也是立基於美國的全球權力後果。因此，歐洲的現代性如何面臨崩潰、而美國的形象、美國的權力原則如何拓展其全球化，這才是貫穿著整本書的精神所在。 儘管如此，此書嚴格來說並沒有任何的新創見，不管是在理論上或分析上。在這本書之前，歐陸的後現代理論（特別是60年之後的巴黎新思想）已經廣泛地在美國學院與社會大量地本土化了，而從英美出發的全球化論述也已經在90年代大量地討論。所以，作者的問題意識、概念工具，他們對現象描述的理論術語等都是已經存在並廣泛被討論的問題與概念（不管是現代與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與全球化等等）。不管是轉用傅柯對主權的質疑、生物政治、德勒茲的資本主義慾望理論或者是全球化論述的分析術語等等，作者都是綜合前人而來。唯一新穎的地方在於作者“跨越界線”，提出一個新的「帝國」概念加以總合而論之。「跨越界線」並不只是把巴黎的68思想與歐陸的現代性之反省的傳統拿來與華盛頓智庫與美國學界的全球化論述加以揉合，「跨越界線」也在作者以一行動派的激進左派共產黨員，其行動綱領與對象的描述不再依賴於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丟開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分析架構，而且還輪起法國「後現代大師」的術語：不是“階級意識”而是「地下莖」的「群眾」，不是“革命先鋒黨”組織，而是「沒有器官的身體」，不是“勞動主體的異化之克服”而是「慾望」的「內在性平台」之展現，不是“生產工具的奪取”，而是「非物質」的勞動環境之改造。誠如作者開篇所指出的，這是一個「典範的轉移」。共產主義的幽靈已然消散，新的幽靈正在興起...... 二、歐洲與美國 現代性有兩種主權－「內在性」與「先驗性」的主權（sovereignty）；一種是從中世紀解放出來的文藝復興之人文主義之現代性，以史賓諾莎為例（也可以以馬基維利為代表），這種現代性強調的是人的「內在性（immanence）的主權原則」以之對抗於宗教的壓迫。另一個現代性則是經過霍布斯開始加工後，而於康德完成的「先驗性之主權原則」。二十世紀至少從韋伯的現代性分析開始，繼之以海德格、法蘭克福的批判理論，然後在70年代的法國思想界以傅柯、德勒茲等為總成，不斷地對從霍布斯開始向先驗性主權原則轉化的現代性提出批判，並嘗試重新開啟以「內在性」為主的再一次現代性之重複。對作者Negri而言，這種對先驗性主權的終結意味著「後現代」，意味著左派馬克思主義必須接受這個“成果”。 Negri以及Hardt的《帝國》一書之理論的最核心之處便在於承接這一現代性批判的成果。現代性的先驗主權危機，就是主權民族國家的危機，就是帝國主義的危機，也就是意味著「歐洲的危機」。從黑格爾、扥克維爾開始，每個來自歐陸的思想家都對美國有一種想像，而誠如本書作者所言，「歐洲的危機」都轉而讓這些思想家在哀悼歐洲衰微的同時，轉而將美國想像為一種歐洲的救贖、復興，乃至歐洲文明的延續。期間如果說有個轉折，則是大約在二戰之後，流亡到美國的法蘭克福批判理論家們才首次從美國本土的「大眾文化」開始提煉其理論分析概念，美國開始成為歐陸理論的思想形成的反思主體。之後的「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等等，美國社會不只已經成為主要的主體參考，更成為最大的理論集散地。 本書的作者也沒有脫離這樣的「歐陸－美國」傳統。新的帝國不在歐洲，而在美國的憲法中獲得體現。美國的立憲精神沒有現代的先驗性主權原則，而是一個追求內在性主權的開放原則，這個原則是製造「特異性」關係的原則。令人驚訝的創見使作者發現了原來傅柯與德勒茲茹苦含辛所試圖挖掘久已淹沒的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之法權內在性傳統，竟然早就存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憲法中。這也許是繼布希亞將美國的「迪斯奈」形象之後，最新的一個美國後現代形象之想像。也難怪在台灣會有人把馬克思主義的本書作者們劃歸為「新自由主義」陣營的創造性之解讀（參見中文版的南方朔之導讀）。 三、帝國的幽靈 作者在本書的寫作期間是在第一次波灣戰爭結束之後開始寫作，而在柯索沃戰爭之前寫完。在這本書寫完之後，也就在我們現在討論的時刻，發生了幾件事；其一是柯索沃戰爭結束了，US與UN的聯合行動中，US的全球化軍事科技凸顯了歐盟與UN對於地緣政治的老舊思維與行動的無能1。再過來是美國發生了911恐怖攻擊事件，美國出兵攻擊阿富汗追捕賓拉登集團，然後又不再依賴UN的機制，不理會UN的決議，單邊與英國出兵伊拉克，消滅海珊政權。那麼，在共黨政權垮台之後的世界，美國是不是本書的「帝國」之主角？ 事實上，這個問題不只突顯了美國霸權的討論（美國是不是一個帝國？是「帝國主義」上的帝國，還是本書意義上的「帝國」？）；在這問題的背後也突顯了世界各國諸多「對美國的想像」。本書中文版的導讀之一陳光興教授就不同意作者把「帝國」與「帝國主義」分開，更不用說又把美國脫離於兩者之外的做法。陳光興認為這種雙重脫鉤的閱讀是粗糙的閱讀。的確，作者在這裡留下一個關於美國在當今世界政治舞台所扮演的模擬的想像空間。但是我認為美國地位的懸而未決才是本書的張力所在。 一方面，從理論架構的嚴謹度而言，本書所謂的「帝國」不能等同於任何一個疆域清楚的主權國家，也沒有任何主權國家能扮演帝國具體化的「現身」，帝國是一個本體論意義上的「非場所」（non-place）2，沒有權力中心，沒有「固定的疆界或壁壘。帝國是一個去中心化與去地域化的統治工具，並且逐漸將全球領域併入其開放與擴張的整體中」，帝國的概念，是以「本體論結構而現身」。所以，作者理論中的帝國並不是美國。「美國並無法就帝國的危機與衰頹進行任何矯正或救贖」。 另一方面，美國的政府與領土的確與其它立基於現代性先驗主權的民族國家不同，「在帝國的全球性節裂與階層中，美國的確具有優先性的地位」。在對美國憲政史的分析中，本書的作者認為美國的憲法是為了廣闊的帝國而詳細設計的一部最佳憲法，只是這個帝國並非帝國主義下的帝國。美國的憲政危機的解決總是以拓展新的疆界與發明或引入一新的「特異性」（singularity）之關係為解決之道。因此，「當代的帝國觀念，是誕生於美國內部之憲政方案的全球性擴張」中。所以，美國的全球性拓荒正為新的帝國主權的打造這一開放空間。從作者的角度來看，重要的是美國的憲法促使美國必須以不斷追求新的空間與特異性來解決其內部問題，而這正催生了一個帝國的空間，但是美國並不是帝國本身（簡言之，是其“工具”）。在這種架構下，美國（不管其主動或被動）因此被迫成為一世界警察。美國的利益成為帝國的利益。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一個「帝國的幽靈（specter）」正籠罩在全球的上空，它“附身”於美國，以「美國之名」拓展無邊的全球化帝國疆域，並遂行「全球剝削」之實。其實作者身為馬克思主義者，捨馬克思的共黨之幽靈不用，捨「資本」與「階級」之分析工具不用，卻重新召喚一個幽靈式的「帝國」。無疑顯示，關於「美國全球霸權」的想像與具體現實，已經替換了馬克思的最終資本積累矛盾爆發的想像。 不管Negri的分析周全與否，但是我認為他的帝國概念提供一個擺盪在「美國利益」之下的各種想像的一個有用分析。畢竟一個全球化的帝國治理架構與美國主權國家利益並不能永遠被無條件地等同起來。Negri的分析解釋了為什麼美國有時以主權國家的方式行動，有時又被帝國附身以國際警察自居的精神分裂狀態。假如美國的領導者會犯這種謬誤（如布希），美國之外的各國難保也不會犯這種錯誤。 在一次的對談中，Negri反而相當同情被帝國幽靈附身的美國3。在911事件之後的對談中，Negri認為反對帝國並不能等同於「反美」（Antiamericanism），「反美」是一種「危險的心智」，一種「意識型態」，而911則可以被視為一種帝國之內的「內戰」（civil war），被攻擊的紐約的雙子星大樓則應該被視為是帝國的中心象徵而不是美國的象徵。他認為美國（與其領導者）會被迫因為扮演世界警察而搞得精疲力竭。而「反美」也會蒙蔽了對於帝國的資本積累與權力原則的分析與認識。 四、幽靈與政治之外 因此，本書張力有二：1.如何賦予法國60年代的思潮予以一個新的政治行動藍圖？而不只是學院與學科的討論主題。這種理論與實踐的藍圖鑲嵌於馬克思主義是否造成雙重的位移/誤用？帝國與帝國之下的multitude是不是重新召喚了一種新的普遍性、一種新的二元對立之存有論結構？ 2.關於美國與「帝國」的關係能否得到有效的釐清？如果帝國以一種幽靈的方式現身，難道multitude不也是如此？ 本書也許可以視為一個「文本機器」，將思想從“隱喻”加工為“概念”的機器，從“文本”到“現實”的加工機器。誠如作者一開始所言，「帝國」不是隱喻，而是概念。儘管如此，這本書仍舊呈現著諸多“幽靈”：馬克思的亡靈、文藝復興諸人的亡靈、尼采的亡靈、巴黎的亡靈等等，以及籠罩全球地表之上的帝國幽靈。 如何擺脫「亡靈的政治」？ 是否應該從墓園的憑弔走向戰場的分析？ 本書欠缺的卻正是戰爭的亡靈之討論。我們說的正式一次次的戰役的分析、戰場的地形地勢的分析，以及武力與武器的分析。在第二次波灣戰爭結束的現在，「伊拉克」的地理位置、邊境、首都、主權地位等等，其被快速貫穿與肢解的全球24小時的展示，被拉倒的豈只是海珊的銅像？難道帝國不是藉由一次次的戰爭來表達其現身與到場？在衛星中注視著地球，在軌道中運輸能量，在核子融合中釋放能量，在「地表之下」與「在地表之上」終結著所有地緣政治的主權民族國家，終結著帝國主義與現代性的“先驗人類”？ 儘管軍事行動已經逐漸變成警察行為，但是不正是在每次的武力行動中，帝國不斷地擴展其疆界宣示其到場？ 註釋： 參見P. Virilio（2000）, Strategy of Deception, Verso;UK.【回本文】 關於non-place此詞的出處與用法，作者雖沒有明講，但可參見傅柯（M.Foucault）的著名的一篇文章－"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J. Faubion, ed.,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p. 369-391.【回本文】 “Empire and the multitude. A dialogue on the new order of globalization”,Antonio Negri and Danilo Zolo，October 2002，www.gerneration-online.org【回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