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的《帝國》與虛構的主體：評《帝國》 王振寰，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版權所有 本文原刊於〈誠品好讀〉 哈德(Hardt)及安納格利(Negri)合著的《帝國》，可以看成左派學者反全球化的一個論述，但是與傳統左派以階級化約論反對全球化不同，這本書正視全球化的轉變，企圖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提出新的實踐主張。 這本書的論證脈絡大致可以簡化如下：全球化已經造成資本主義的改變，民族國家疆界消失，新的「帝國」已經形成，主權以新的形式呈現，是由許多國家與超國家組織所聯合而成。與過去的帝國主義以民族國家為基地對外侵略擴張的主權不同，帝國「並不建立權力中心，也不依賴固定的疆界或壁壘。帝國是一個去中心化與去地域化的統治工具，並且逐漸將全球領域併入其開放與擴張的整體中」。這樣一個抽象而不具體的「帝國」如何統治？ 作者們以Foucault等後結構主義的觀點，認為當代社會已經從公民社會轉變到規訓的社會，透過生物政治(biopolitics)的方式，將制度控制轉化為自我控制，後現代的差異政治被尊重成為不同的階層，透過相互容忍和瞭解而強化，並以多樣而分殊的機制來維繫社會政治秩序。在這樣的局勢下，全球政治勢力去中心化，看不到敵人，因此即使美國也是「帝國」的一部份而非全部；經濟生產網絡化，因此看不到被壓迫的社會；控制的無形化，因此被剝削的階級也難以建立認同和確立敵人。 進一步，由於這樣的轉變，作者們認為過去以民族國家為範圍的左派反帝國主義的論述和策略，在新的全球化脈絡下已經失去焦點和效力，而需要有新的看法和作法。相對於過去以階級為推動革命的主體，當今以「帝國」為統治的主體，需要新的革命主體，那就是他們所說的「群眾」(multitudes)─ 「所有受剝削者與被壓迫者」。他們認為，由於在全球化的脈絡下，人們能夠自由流動和組織結合，因此也能夠自主地建立反帝國的組織和替代方案。在新的「帝國」情勢下，群眾需要與帝國一樣，將點連結成面，以全球網絡來形成全面的對抗，和終結「帝國」的統治形態。 雖然哈德及納格利的分析篇幅極大，但大多言過其實，傾向以政治哲學的討論替代經驗資料的說明。首先，他們把出現中的全球化現象過份誇大，認為民族國家已經瓦解，「帝國」已經形成。但是不論在理論上以及實際的國際政治上，「帝國」現象並未出現。從理論的角度，一個沒有主體的「帝國」是不可能出現。假如沒有主體，又如何宣稱為「帝國」有一致的統治機制？同樣的，在實際的國際政治中，當今的美國在國際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仍然具決定性的作用，特別是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成為唯一的霸權，透過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對第三世界的干預，並沒有消失反而強化，「帝國」對此完全忽視。作者們傾向以隱喻的方式來規避證據，但是並不具說服力。 同樣的，以生物政治的角度來討論規訓化的社會，只是借用Foucault的文化分析觀點來說明新的治理形態──自我約束大於外在控制，這樣的社會文化分析，用在當今後現代社會中或許具有解釋力，但是用在國際政治上，則漏洞百出。每個民族國家都會建構國族認同，透過傳統的挪用，建立共同體。因此國際政治之間，並沒有「帝國」共同體，只有個別的共同體。光是世界杯足球賽就可以看到民族文化認同的強大影響力，更何況涉及整體國家利益的競爭和衝突時，「帝國」如何可能維繫控制？ 最後，作者們所謂的「群眾」也是烏托邦的建構。社會學的常識說明，任何的運動在缺乏組織、領導、以及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即使有再多的苦難，也只會忍氣吞聲。作者們認為「群眾」是革命的種子，他們需要國際連結來改變「帝國」，但是這些群眾在當今民族國家的阻隔下，又如何可能國際連結，語言差異如何克服？回到證據上，作者們認為全球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力國際流動，因此使得這樣的連結成為可能，但是證據顯示，19世紀到20世紀之間，才是國際移民的高峰。在當今的全球化趨勢下，由於民族國家的阻隔，國際移民人數遠低於19世紀。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民族國家會去除移民管制，也沒有理論上的說詞可以論證「群眾」具有能力從事國際連結。 整體而言，此書並不具說服力，包括缺乏證據、隱喻多於論證、論斷錯誤等。但為何一本充滿錯誤且不具說服力的書籍，會在國際上引起那麼多的討論？我大概只能猜，因為全球化的趨勢造成了左派的憂慮，但是在馬克思主義已然過去，卻又苦無出路之時，這樣的新論點也許又點燃了左派「革命」的希望。然而在論證錯誤的情況下，這種希望又有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