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紀蕙： 謝謝曾教授。其實所謂的批判，critical thinking，不是說就是站起來罵，而是說，要檢查內部到底有什麼決定性的結構，導引了全面的思考方式、或執行和操作的方式，而且這些執行和操作是不經檢驗的一種前提。這種不經檢驗的前提，是不是影響了大家在面對學術、面對教育的一種思考模式。或者說，我們都是在文化工作的位置進行知識和教育的傳輸和延續，我們的對象和我們進行的工作，到底受到了哪些決定性結構的影響？剛才曾教授很有趣的提醒了一種量化的評量，譬如說SSCI的數字，不能真正地指出學術的影響力，它真正的學術影響力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從理工看到這樣的現象；而轉向人文，我們更要去思考，在人文社會的研究與教育環境中，我們在做什麼樣的工作？我們的思考是按照什麼樣agenda的進行？我們的對象在哪裡？我們要延續的問題在哪裡？接下來我們就請張茂桂教授繼續來談這個問題好嗎？ 張茂桂： 很高興可以來參加這次論壇活動。原來紀蕙問我時，我在想要談些什麼。我想說，最近常看到一些關於SSCI的討論，蠻bother我的，所以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怎麼做。這個待會兒再談，但這個題目確實是蠻大的。我不覺得這是一個枝微的問題，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問題。他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涉及到國際化和本土化的討論。我其實在稍早時，在比較屬於社會學的觀點裡就曾提過，國際化和本土化的對立，其實是一個蠻策略性的。它本身的議題是很廣泛複雜的，我根本不需要這樣去討論。我從社會學的觀點裡去說，整個你看社會學到中國、或到台灣來的生根和發展，剛才提到社會科學，還包括了經濟學和政治學，其實都是中國，或者是台灣，在那個時代裡面它所面臨現代化或西化的關係。所以我們早就在國際化，只是現在談的國際化策略跟當時是不一樣的。當時我們借用社會學或經濟學看自己社會的問題時，是把它當成是有效的科學工具，來作自我檢驗、甚至自我改造的工程。所以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以來，一直到我們晚近，大概都有這種提議。所以我一直認為我們應該把知識生產過程當作脈絡化去看，而不要當作國際化和本土化的對立。所以一開始時，我就說，是的，管教授所說的，和我說的有點像，這個問題不一定是我們所想的對立問題，而是知識生產的策略運用問題。現在策略性的一種轉變。 我也必須要談一下，社會學在整個現代化和西化的過程裡面，我也可以跟大家說，比如說我們在台灣大學社會系唸書時，我們大二的英語教學的課本就是社會學，所以社會學是和英文一起學的，一邊學英文、一邊念社會學，我們當時就是認為，社會學就是應該要這樣，要向西方學習、甚至用英語系去討論自己的想法，都不是我們基本的關心，但是我們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想法，為什麼你說的東西，常常我無法理解。你直接從英文所學習來的，關於其他社會的基本假設，甚至我們常說，像是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弄了半天，台灣人念了很多，但可能根本不知道基督新教倫理是什麼？除非你真的去接觸到那個西方的基督新教的社會，或者你在台灣是長老教徒你才真的瞭解，也才知道基督新教裡這些東西和資本主義是有關係的，所以有相當大的隔絕。所以在我學習的過程裡，有一個叫做社會學本土化的趨勢，這個本土化的趨勢其實就是對於我剛剛所說的那種東西的反省。就是當我在研究自己社會的時候，我發現有障礙，碰到阻礙，我不能一眛地研究別人的理論和研究途徑來瞭解自己的社會，這個社會學的本土化當時叫做「中國化」，中國人的性格的研究、中國人的現代性的研究，領導的那些人都還在，楊國樞、李亦園呀，年輕一點的如葉啟政，他們都是有很深刻的、很有反省性的。你說他們不國際化嗎？其實不是，他們其實有很多國際性的資歷。但他們有一個研究的策略和關懷，就是說，我要如何去瞭解我們的社會。這裡面文化是問題、語言是問題，還有你提問題的方式也不一樣。如果你不去這樣子問，沒有反省力的話，永遠只是在複製其他的一些研究。談到這邊，最近聽到高承恕教授講到他自己的一個故事，高承恕教授對我們年輕人的影響力很大，他是台灣最早創造了韋伯熱、也是台灣最早創造布勞岱研究熱，但是現在的高承恕呢，他在研究台灣的股票市場，這是一種經濟行為、社會的集體參與，一種市場的經濟社會學的問題。他這個轉變是從哪裡來的呢？這是他自己說的，就是他每天都在高談闊論社會學的理論呀、西方思想呀，結果有一位Gary Hamilton，他在東海大學作訪問時，台灣正好發生十信風暴，鬧得社會很大的風波，Hamilton就問高承恕，這個十信風暴是怎麼一回事，他當場傻眼在哪裡說不出來。當人家在問台灣社會大的relevant issues時，你做為一個大理論的社會學家，你居然一句話都沒有說出來。從此他就改弦易轍就開始做所謂的經驗研究，他就帶著他的學生去做中小企業發展、地方派系的發展，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但這個例子是說，你不能永遠在複製一些理論和概念，你必須真正去面對你的社會，去思考你的社會的議題，思考你的研究的relevance，這就是一種反省性，我們稱之為本土化，不是用來打擊國際化的。而是說，對於一眛地西化，或者只是過去的研究想法。我也同意本土化、國際化只是一種策略性的應用。 再來我要談談SSCI，我剛有談到為什麼這會讓我感覺到有一些不舒服的。最近這幾年可以看到有一些同事，我不是說我們所的同事，而是說普遍的，開始在自己的履歷和出版品後面加上這是SSCI的字眼，你在網頁上也會看到有加上括弧。意思是說這是有認可的，等於說是一種政治標記，告訴大家有一種識別作用。碰到比如說同事會在issues study出版，他會掛名這是台灣唯一SSCI承認的刊物，其實他是被收集進去，但是他說這是「承認」。過去對我來說，SSCI所提供的資料庫，就是一個很好的蒐集文獻、article的一個地方，如果在上面找不到，我就很麻煩地要到圖書館去找，去搜尋紙本，我的感覺就是這樣。什麼時候他從一個資料庫變成一個政治標記，這個問題我覺得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大問題。很明顯地，有幾個影響，一個是學術單位考評內部的標的，他為了評比要實用，他不單要看有沒有好的出版品，在好的學術期刊上出版，但是我們的學術行政人員的能力沒有辦法去判斷，所以就拿SSCI來，當作一個門檻。第二個就是，他不只是內部評鑑，還包括了組織和組織之間的評鑑，比如說剛才管教授說，學術要進步就是要創新，而創新就是你要被評鑑。你要競爭，剛有提到就是要參與更大的community，彼此之間要競爭，因此就要有排名。為了要有比排名，就要有客觀的標準。所以大家就開使用這個作為一個門檻。同時呢，我們也很清楚，台灣自己的重要學術資源分配單位，如國科會，也在建立自己的TSSCI，管教授自己就是重要的key person。這裡面還有其他的情境可以談，整個來說，不只是SSCI借用的範圍很廣泛，有一些大學在系內的評等或薪水調整時，會將此納入考慮。所以我想要瞭解一下，這樣個政治標記，是不是如其所述是可以被稱為政治標記，會不會製造門檻。而這問題又非常複雜，我一時也無法全部瞭解。我只能說，我找到了。 第一個，他是有一個科學理性的基礎，基本上就是大部分重要的科學概念，經常出現的只在少數的journals裡面，你只要掌握少數的journals，你就能掌握科學的發展，大致上是如此。所以在目的上，是在一個關於科學的研究，捕捉科學發展的進程，以及掌握各個學科領域裡概念的相互連結性。但是這個當時並不知道有什麼商業基礎，有一個現在作leader叫做Eugene Garfield自己拿出五百萬元美金，自己創立了ISI(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但是當時的資訊科技是非常落伍的，當時是一九五八年，所以他不可能收集廣泛的資料，收集資料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時候資訊科學是不發達，但是仍然就是不斷地在發展。SSCI應該就是模仿SCI出現的，它是在1972年公諸於世，也無法廣泛使用，一直到1988年PC出現後，才開始有磁片版。何時開始廣泛使用，就是等網路出現、web page出現，那已是1997、1998年的事了。現在ISI已經被另外一個大公司買去，它叫做Thompson，它是一個很大的資訊公司，它在2001年所創下的收益，是七十二億元美金，所以我們今天所講的是一個大公司裡的眾多資料庫之一。其目的從一開始的科學邏輯，到後來已經變成是商業邏輯。它現在做的是什麼事呢？你可以想像現在的information是那麼便宜，資料的搜尋也很簡易，必然無須一個很高度的選擇性，因此其資料庫必然是愈作愈大。的確如此，它已顯示出我們所選的2000個journals裡，百分之八十五的文章都在裡面。百分之九十五的citations都在裡面，我甚至認為這個數字到百分之百都不是問題，剩下是成本的問題，而成本也勢必會不斷降低。我看見社會學裡也有九十多份刊物，其實就我來講，很多我也沒有聽過，有些是新的、有些是因知識不足而沒有聽過，所以真的要在這裡出版，SSCI的選擇是愈來愈多、愈來愈擴大，本身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接著我們要看，它是如何進行選擇的呢？它的考慮因素有很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在商言商，它當然老王賣瓜，會自言非常注意quality的，但沒有說明如何注意quality。其實有些刊物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並無所稱的quality。但是資料庫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因為它提供了一個impact factor，曾教授的文章裡有提到。簡單地說，就是一份期刊刊物內的文章，在出刊一至兩年內平均被引用的次數，若次數愈高，表示刊物愈重要。你要去算文章亦可，但基本上是給刊物的ranking，若數字愈低，表示這刊物的citation就愈無用。這商業的契機是在哪呢？基本上對我們台灣來說，這database是很方便的，當然就賣給了圖書館，對圖書館很重要的是，圖書館的經費有限，所以它要買很多的期刊是就必須要有所選擇，所以出版商要知道最新的東西是在哪裡？對作者來說，也是重要的。我不是說這個databank不重要，而是要看你如何去運用它。 它有些什麼問題呢？當然第一個就是很明顯的英文偏見。這個台灣的國科會在作時，已經認識到不只有英文偏見，還有美國偏見。我們去看一下日本、大陸、台灣、新加坡，基本上沒有local significant journals被列入，很明顯地它不適用。如果你是中文刊物，要進入其實也是可以的。但是我看過規定，所有的reference寫法都要改成英文，如何改成英文呢？一定是都是用拼音。所以我們的中文的參考書目基本上要用拼音的方式。那麼在亞洲呢，社會學聞名的刊物可說是一本都沒有的，連日本也沒有，印度有一本，但是那是Sage出的。韓國有一本Asian Women Studies。但impact factor本身雖可提供一個ranking，也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第一個就是我們台灣人寫的文章是no impact。因為根本不可能被算入impact factor，因為你的刊物原本就不被收在裡面，所以不可能產生impact。所以台灣說要建立TSSCI，或許可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個是人數少的問題，如果你扣掉self citation（自我引用）的話，像剛剛所談的日本、印度、韓國，他們的impact factor幾乎都是非常minimum的，因為人數少，所以會引用的都是互相有關係的一群人自己在引用。所以這裡有一個bias存在。 我可以舉一個社會學的例子，有一個Sage出的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我為什麼會有這本呢，因為我的文章在裡面，journal裡的這些文章是翻譯的，impact factor是zero。我們台灣人一定不會cite自己的英文article，我們一定是cite自己的中文article嘛。但在裡面有政治標記，我會在我的著作裡寫著，我有一個SSCI，但是impact factor是zero。我也不是說我的文章是不重要的，我只是說這裡面有bias的問題。我們接著來看，對台灣會有什麼影響呢？國科會有教育研究的召集人胡武典先生，他人很不錯，他說，我跟你們share在SSCI發表文章的經驗，我有很多作editor的經驗，他看得很清楚。他所談的學術和管教授所談的學術創新，是完全不一樣的。他所談的學術就是一種商品生產，就是如何蓋上SSCI的mark。他在網頁上非常無私地告訴你，你要搞清楚各期刊的性質、偏好、和規格。還要搞清楚哪一些是SSCI，免得投資報酬率太低了。他是很清楚的，但我不知道這跟學術有什麼特別的關係。你可以說要追求真理、新發明，但是你在日常的學術practice裡面，這是很現實的。一個助研究員、助教授要出版時，要常想到如何被count，要count我的人，通常是不懂得我的東西的人。所以這變得非常real的學術生活裡的一個現象，如果你不把SSCI代表的含意弄清楚，你就會產生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我簡單地歸納一下，本來學術進步的一個原因是透過嚴格的審查，參與國際、其他地區的publication，也是要經過嚴格的審查，在這一點上絕對是對的。但是你用SSCI來作為一種政治標記的話，第一個他有英文、美國的bias，既然有語言的bias的話，其實不用說，這邊都是文化研究的，就會有culture的bias，同時也有科學的bias，就是科學理性的bias，認為是可計算的。另外還有期刊的bias，它只計算期刊，不計算書籍。在座各位可以舉出十本過去對你影響最重要的書籍，但是要你舉出十篇過去對你影響最重要的articles，其實是不容易的。TSSCI可以解決SSCI的部分問題，但仍會產生期刊的bias的問題。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因為它其實本身不是一個data search的資料庫，我不知道他們的vision是要作什麼，因為SSCI是一個databank，事實上可以作search，可以作文章搜尋，但我不知道TSSCI是否有這樣的想法。我簡單地要去瞭解SSCI，發現其複雜性是超過我短時間的努力，但我可以有一個很明顯的講法是，目前的使用是有相當多的誤用和誤解的地方。 　 劉紀蕙： 謝謝茂桂繼續談這個問題，其實曾教授在他的文章裡曾經提到，台灣的學術被引用的數量，從學術掛零到世界第一，有點像大陸在一段時間內在做土法煉鋼的「大躍進」一樣，有非常畸形的情形。但我們現在也要認真的問，學術的impact在哪裡？更重要的是，思想的impact在哪裡？要如何計算？要怎麼衡量？學術的意義significance，它的相關性relevance，和它的延續的對話在哪裡？當我們為了成本效益，以數字、量化的方式被檢驗，我們付出了什麼代價？每個年輕學者都要去注意到他怎麼被計算，被要求，被獎勵，而背後卻是一個商業機制所提供的數據。他們配合所謂的國際期刊上所要求的議題agenda或某一種理論公式，提供local data，因而他被引用，而他的文章的影響在哪裡？significance在哪裡？我們的學界沒有能力去衡量本地的知識產出的重要性和relevance，因此，我們要藉助某個商業機制量化的數字來計算，並進而導引全面的學術發展。這就像Foucault所說的學術治理性，大家都朝向那個監視大家的老大哥，按照它的意志去執行。但執行出來的效果，對台灣的學術界真正留下來的影響在哪裡？我們當然要繼續問，學術的主體性在哪裡？思考和文化的主體性在哪裡？主體的語言在哪裡？我們就請張小虹教授接著談這個問題。 張小虹： 「學術國際化」這個題目很大，我今天只想談一個問題，我覺得是我自己目前比較能夠處裡的問題，而且是以我個人的經驗作出發。我要談的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為什麼，我不要在英文的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我曾經在英文的學術刊物發表過文章，也被那個期刊評為該年度最佳學術論文，但我在這裡要說的，不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我要講的剛好是另外一個問題，其實是個「不能和不為」的問題。為什麼它是一個不能和不為的問題，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談，一個是學術語言，一個是學術社群。 在討論學術語言和學術社群之前，我可能要先講一個小故事。去年年初時，台大外文系找了一個在美國UCLA任教的學者來系上作專題演講，那個學者如果大家熟悉的話，最近幾年蠻有名的，叫做史書美，她的代表著作The Lure of the Modern，是一本相當不錯作中國現代主義的專書。史書美的背景很有趣，她是一個在韓國長大的華僑，後來回台灣來在師大念英文系，後來就到美國去唸書，唸完書後就在UCLA教書，目前她也在從事泛太平洋的合作計畫。那天她到我們系上來談，基本上就是在談所謂「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問題。我們通常在八○年代都會用「第三世界」這樣的term，可是到了九○年代我們就會用另外一個term ”diaspora”，就是所謂的離散。她要談的「女性主義」跟「離散」這個問題，她談得很多，我覺得都很有趣，但我覺得最有趣的一點，是在最後的討論部分。現場都是外文系自己的faculty，因為底下都是懂中文的人，因此她就開始想要嘗試著要用中文跟我們大家作溝通。可是剛開始作學術討論到某一種程度時，她突然用英文跟我們說，非常抱歉呀，因為我的學術語言是英文，雖然我可以講中文，但我沒有辦法當我在作思考、理論性、抽象的談論時，必須要使用英文。那時候我就覺得這個問題非常有趣的，那時候是整個演講我最想去思考的一個問題，為什麼在某個關口時，你要回到你的學術語言，才能說出這些學術的話語。同時我也記得在那天的演講時，她不斷地問我們台下一些問題。大家知道我們系上有一票作女性主義的人，包括說劉毓秀、劉亮雅、我，我們都坐在台下聽，她就不斷地拋問題給我們，然後她沒有得到解答，她非常的挫折。她的問題就是說，為什麼台灣的女性主義者不跟白人女性主義者作當面的抗衡。她說，你看，在美國的非裔美國女性主義學者，或亞裔女性主義學者，和白人女性主義學者長年來有那麼多的衝突和抗爭，為什麼台灣的女性主義者在這方面好像沒有反省。我們本來不是很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她問了一遍又一遍，可見是她內心很深的困惑。所以我就嘗試著用一個比較開玩笑的方法回答她，可能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可能是台灣比較親美，所以台灣女性主義者和美國白人女性主義者比較像姊妹淘，當然這是開玩笑的。第二個可能台灣的參考書比較多，像是毓秀她們就談北歐女性主義，基本上不是一個以美國主導方向的女性主義。可是我真正想講的是第三點，我就說，基本上妳在美國學院教書，白人女性主義者是妳們的nightmare，不是我們的。也就是說，我們有我們自己關心的東西，自己關心的議題，自己的agenda。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是說，妳在什麼樣的位置上面，就會思考什麼樣的問題。所以當她不斷地問我們為什麼妳們沒有怎麼樣的時候，我們也會覺得很奇怪，我們為什麼要跟妳關心同樣的問題。 從這個例子也會讓我想到另外一個例子，前年年底時剛好在Columbia舉辦了一個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研討會，在大會上主要就是台灣、大陸、和日本的代表，所以大會的語言基本上是英文為主，可是實際上到最後討論時，很有趣，一旦大會宣布開放語言，所有的人都會回到他們自己的母語，包括英文講得非常流利的日本教授，他也開始講日文，透過翻譯去翻譯。也包括在美國教了二、三十年、台灣去的學者，也開始講中文。我要說的是，這不是一個民族本位的問題，要我們都要回到國家語言或母語，而是說，什麼樣的語言對你來說，是在從事思考、表達上最沒有障礙的一個東西。我想從這個例子開始去談。這裡我再插入一個玩笑話，那天晚上大家就在開玩笑，為什麼一旦可以自由發言之後，大家都要用自己的母語講話。其中那個在美國教書的台灣去的學者就說，他在美國觀察那麼久，只要是七歲以後到美國的，永遠不能變成native speaker。 我現在就想要先回到第一個部分，什麼叫作學術語言。這也分成兩個部分來談，第一個就是談所謂的「英語夠不夠好」。我想對台下的觀眾來說，如果一個英美文學博士、在英文系教書的老師告訴你，她的英文不夠好，我想你們會覺得比較心安。我確實覺得我的英文不夠好，那是因為沒有我的中文好。我沒有辦法忍受，我寫很簡單的英文。我會覺得說，你對語言的某種要求，其實會影響到你的一些基本表達。英文夠不夠好，會去影響到很多，包括說，我認為在台灣，很多談所謂的「學術國際化」時，其實是簡化成為是在英文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這邊必須要看到每個學科間的差異性，我只是這樣子地設想，有些比方說比較工程學門的，或者是自然科學學門，或包括部分的社會科學，主要是以量化或數理模式來作的，他們對語言的要求本身不是那麼地高，也就是說，語言的本身不用到達某一個程度之後，才能用這個語言來表達。那我的感覺是，人文學科裡對語言的要求相當高，恐怕不是一個一般會聽說讀寫英文的人，就能夠處裡的。這個牽涉到第二個問題，也就是語言和文化的問題。 大家常開玩笑，如果你不是一個native speaker的話，其實你在講英文時，講出來就是沒有靈魂。你不會把語言裡的文化細密度的東西掌握得很好。我在這裡舉兩個例子，譬如我們在文學裡常提到，法文裡levogo觀看，在英文裡有翻成look或gaze，但很有趣的是，在翻譯之後，無論是look或gaze，其實都沒有法文本身所包含的觀看和關心的意思，一個字裡就告訴你所有認識論一定是個倫理學，但翻成英文之後，這個東西就不見了。頂多在look之後有一個look after，好像是比較是一個關心、關注的意思。我另外再舉一個例子，前陣子我在寫一篇論文在談仿冒品的問題，我企圖要發展一個「假全球化」的觀念，即「假全球化之名」的觀念來談所謂的仿冒品全球化。可是在我的想像中，這個「假」，同時包括了假借和假冒的意思，但是英文裡，翻成fake或counter-fake，都不是那麼傳神，都無法把中文裡那種假借、寄身、附身、轉換、流竄的想像帶出來，而且這在英文裡的傳統語意脈絡裡，可能都有它很固定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可能都不是我們要的。這兩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只是想說，很多時候對人文學科的人來說，語言本身絕對不是一個透明的媒介而已，我們是在語言之中思考，在語言之中發展我們的原創力。 這時候，我就必須要講，這牽涉到一個浸泡的問題。我要說的是，以我來說，我的中文絕對不純粹，從我剛剛的談話就知道我夾雜了很多的英文。我的中文絕對是一個雜種化的中文，可是基本上它不是一個雜種化的英文，因為基本上它還是中文的語境。我常開玩笑說，如果我要寫英文論文的話，我必須需要的不是閉關三個月，而是我必須要把我自己浸泡在英文的語境裡頭，這樣我作夢時才可能會說英文。那不是一個純粹翻譯的問題，而是你要用英文去思考。我常會開玩笑地說，有段時間你會常看英文的書，然後很久時間沒有寫中文，寫出來的中文都要練筆練好久，中文才會順。所以我在這裡希望大家面臨到一個問題，如果一個英美文學的學者，她都會覺得說，語言是一個所謂浸泡的問題，回來愈久，你的英文絕對會愈爛，這在我自己和我身邊所有的朋友身上都看到這個問題。這就牽涉到，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在英語的語境裡隨心所欲，如果沒有辦法在英語語境裡發展我們的原創力時，我們是不是要考慮，什麼東西是我們的學術語言？那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第二個我想談學術社群的問題。學術社群會處理到你想要對話的對象是誰？你所預設的讀者是誰？以及你所預設的agenda是什麼？我自己的感覺是，過去尤其是以外文學門來說，我們最常作的事情就是一種學術的加工業，也就是說，我們讀到Judy Butler有關性別的理論，我們就會去談直接把Judy Butler運用在文本的閱讀上，或者台灣的文本閱讀上。等而下之的可能是純粹的運用，等而下之的可能是會對Butler理論作一些批判或舉出一些她不足的可能性，但整體而言基本上，還是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在進行，所以我覺得它比較是一個加工業、代工業，比較是一個只是提供台灣的data去修正美國學界的主要思想。我會比較好奇的是，如果我們預設的方式是要在英文期刊上發表文章的話，第一個你要處裡的是學術語言的問題，第二個要處裡的就是他們關心什麼問題。如果我要在美國期刊上談女性主義的問題，我可能就要處理譬如說，台灣的女性主義者為什麼沒有對白人女性主義者做出回應。因為這是她們關心的問題，不斷在處裡的問題，這是她們的agenda。可是可能不是我的agenda，但如果我不是按照她們的agenda去提問題的話，基本上那個刊物是不會要的，你不是在她們的社群裡頭談問題。這就牽涉到我們如何在台灣這個地方談學術社群的概念，我必須要說，我們在談學術社群的概念，光興待會兒可以接著下來說，我覺得當然會處理到一個區域串連的問題。這裡可能有兩個比較誤導的思考模式，第一個模式是國際化和在地化的二分，只能擇一。另外一種誤導就是同心圓式的，就是以台灣為小圓圈、亞洲為中圓圈、世界為大圓圈，這種所謂的「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當然現在不能說天下，自從有了「英雄」這部電影之後。這兩種空間繪圖的模式，之所以會有某些誤導，是因為它本身不夠複雜。也就是說，在我們現在談所謂國際化時，總已是國際在地化、在地國際化的問題，不會是一個你要選擇國際化或本土化的問題。而且它的複雜度，我們常開玩笑說，全球化絕對不是一個同心圓模式，那太簡化了。現在所有的問題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學術網絡的問題。我在這邊比較好奇的是說，我們在這裡談的，我會覺得國際化就是國際在地化、在地國際化的問題。所以這裡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是在地的關懷和在地的介入，它不會只是一個在地的問題，總已會是捲入其他的問題，並是其他問題影響下出現的問題。我的感覺是，當我們在台灣談學術社群的問題時，這種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的學術社群的想像，絕對不能簡化成在英文刊物上發表文章，不能變成如此簡化的方式。 在這樣的想像下，我自己感覺可以繼續思考的有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如果我們的前提是學術在地化，我還是相信所謂的「學術品管」，我也承認過去在台灣學術品管上作得實在太差，或者根本沒有作，所以在一個制度建立的過程中間，這當然是重要的。當然前面談很多在評鑑過程中可能會出現量化、或商品化的問題，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我更關心的是說，SSCI和台灣現在正要建立的TSSCI之間位階的問題。我們會不會覺得TSSCI是次等公民，相對於一些國際知名刊物。它們之間的位階想像是否有一個平起平坐的位置，這要如何看待。 第二個我覺得這也會回到每一個學門，也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如果我們都不滿意學術國際化目前提出的簡化方式的話，其實就回到每一個學門，看每一個學門如何去談他們的國際在地化。我在這裡舉外文學門為例，在二、三十年前，從朱立民教授開始，提出說台灣的外文學界應該用中文發表論文，因為這樣大家才會互相討論，形成所謂的學術社群。那時候我也記得不久之後，顏元叔就會提出來說，我們要研究莎士比亞，你在台灣要研究莎士比亞，跟在倫敦研究莎士比亞，就是應該要有不一樣，也就是說，台灣人研究莎士比亞，就要有台灣人的一套方法。甚至在我們自己學門裡頭，最早去提出國際在地化的問題。當然這些觀點，在我們今日看來都會有一些值得去思考和商榷之處，我現在只是作一些簡單的回顧。到了現在，我覺得很好玩的是，我們外文學門傳統是大家所知的英美文學，可是整個國外的英美文學的定義正在不斷轉變，甚至直接用文學與文化研究這樣的觀念。台灣的話呢，基本上英美文學其實產生了很多的焦慮，後來解決的方式就是把英文放大，然後開始談一些所謂的新英文，就出現了一些很好玩的問題。譬如說，如果我去研究一個加勒比海的法裔作家，可是他是用英文創作，或一個新加坡用英文創作的新英文的文學作家，都比我去研究台灣用中文創作的白先勇呀、駱以軍呀，都更具有學門的合法性。也就是說，我去研究一個新加坡用英文創作的作家會比我去研究一個台灣用中文創作的作家具有合法性。那當然就是說，我們在自己的學門裡談國際在地化，可能新英文只是一個走向，可能我們要把文學跨大到所謂的文本，以致於我們在談國際在地化時，比較有更寬廣的空間。而這個文本不是僅有譬如說像文學的近親--電影才能被接受，譬如說搖頭丸，為什麼不能在外文學門裡頭談，我想這就是每個學門裡頭都要作這樣的回顧。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學術國際化這樣一個大家目前都非常有意見的東西，反而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動力，讓每一個學門去思考，它在自己學門裡國際在地化的脈絡。我們當然不是反學術化，也不是所謂的反國際化，而是說，國際化裡頭總已是「國際在地化」的文化、政治面向中被提出。謝謝。 　 　 上一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