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看過往網路上的資料，好像貴單位很少找理工背景的，尤其是找工的。因為工的總是被認為想要馬上看到結果。而數學系的人，可能討論、寫一個200年問題，大部分都沒有結果。我不大喜歡用批判的字眼，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叫做批判，我就是要告訴在座所有人事實而已。我所想討論的，基本上是結構性的問題，我對庶務性的問題完全沒有興趣。所以我要講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沒有看過，因為台灣比較不去作更詳細地考察這些事情。我在沒有來之前，就給主持人兩篇在《科技報導》上的文章，我想這些文章裡已經講得很清楚。不知道大家看過，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如果可以接受，我就不用講了。
我要講的就是，2002年11月8日國科會綜合處處長劉錦龍至清大演講表示，「若考慮有相當論文發表數量的國家，我國每單位人口在工程索引指標（簡稱EI）收錄的期刊，論文發表數量已達到世界第一！」30年前，我國在國際期刊的論文量幾乎是掛零，現在我們莫名其妙地締造出世
界第一的輝煌記錄，可是論文的相對影響力仍是原地踏步。我們的「世界第一論文」之相對影響力績效，與那些國民平均所得和我們有相當差距的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等國家，是落在相同的範圍。近年來的教改運動，不但讓台灣的高等教育出現大躍進，更讓台灣在國際中小學生四年級組的數學普測重挫至最近的55名【註:以往各組的成績，台灣學生表現在前3~5名】。科研表現是台灣未來競爭力的希望所在，然而多年來國科會施行不同型式追趕和獎勵政策，的確讓台灣的學術研究論文發表量出現大躍進。若從學術影響度和研究成果外溢的觀點來看，台灣從「學術掛零」到世界第一的新境界，彷彿是中國大陸1958-1960年代全民拼經濟、拼生產、搞「大煉鋼」的荒唐大鬧劇。無庸置疑，台灣的專業管理水準是一團糟。
大家不妨觀察那些科技化的國家，為什麼它們比我們有效率。近代工業革命帶給歐洲社會龐大的衝擊，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與社會多元化的發展需求，公共政策逐漸成為歐洲政府的施政依據。公共政策中最關鍵的兩個要素是，法制和專業管理。全世界真正進步、現代化的國家都有優質的公共政策。日本的公共政策肇始於1868年登基的明治天皇。1871年日本派遣岩倉具視大使率領代表團，他們花了近兩年的時間，深入考察歐洲、美國的發展情形。根據這些考察結果，日本推動法制、公共教育、產業的改革，本質上「明治維新」是一個改革社會結構的系列性公共政策。擬定與執行公共政策之前，自然需要有公共政策的研究。公共政策研究是屬於多領域的專業研究，西方科技先進國家的一流大學在公共政策研究上，著墨甚多，同時也為「自己的社會」培育出公共事務的「專業經理人才」。相反的，台灣政府只有庶務、政務，而沒有真正的公共政策可言。國內大學雖有公共行政和一些研究，但這些僅是庶務、行政層級，而非從事專業公共政策研究。台灣在教育、科研的專業管理，一直把庶務、行政人員充當大帥，這好比醫院將一般護理人員充當主治醫師一樣的荒唐。由於劉教授所提的問題非常深遠，筆者特別從公共政策與公共政策研究的角度，做一些另類的申論。
科研工作的一項重要的功能是，增進自己百姓的福祉和知識，其中科研外溢結果更是一種最顯著知識經濟發展的指標，因此筆者首先探索產業面。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的特徵走勢，然而藥品以外的一般科技產品的功能或良率對時間的關係，可以圖一表示。在產品的發展階段，此時競爭力的核心議題是公司的文化、策略與產品方向。當產品的發展到達成熟的階段，這時候商場中真正的贏家有兩大類。第一類贏家是，那些生產或開發與產品有關的高級材料、關鍵零組件、高精密設備、複雜系統產品的廠商【註：這些公司大都有品牌】。另一類贏家是，那些有代表性品牌的公司，這類型公司的表現常取決於公司的策略和營運效率的綜效結果。像製葯這類型深度研發、高風險的產業，產品功能改良和製造所佔整體營運的份量甚低。換言之，這類型產業有非常高的介入門檻。然而其它的消費性產品，幾乎都會逐漸出現期貨化的走勢。整體產業或產品的供需和競爭藍圖，有如生物世界裡的食物鏈。不同核心能力的廠商，角逐不同的領域。產品從萌芽到發展期的初期，良率偏低但價格偏高，因此廠商難以獲利。產品在發展期的快速爬升階段，才是產品的最佳獲利時機。產品在步入成熟期後，會逐步出現標準化、期貨化的特徵，這時候價格是競爭的關鍵。台灣製造型公司，都只是在製造國際同行間成熟型的商品。以此為始，也大都以此為終。這些沒有「出人頭地」的公司賺的是低生產力的「容易錢」，但是這種錢卻賺得越來越辛苦。長期以來，台灣投入巨量的工程師，以驚人的工作時數締造
多項產品達到世界第一佔有率的記錄，這種發展是非常堪憂的。
台大化學系教授劉廣定於《科技報導》第252期，發表一篇反省我國科研、科技發展問題之文章。然而該文沒有提到，台灣在國際學術上已締造了一項「世界第一」。2002年11月8日國科會綜合處處長劉錦龍至清大演講表示，「若考慮有相當論文發表數量的國家，我國每單位人口在工程索引指標（簡稱EI）收錄的期刊，論文發表數量已達到世界第一！」30年前，我國在國際期刊的論文量幾乎是掛零，現在我們莫名其妙地締造出世界第一的輝煌記錄，可是論文的相對影響力仍是原地踏步。我們的「世界第一論文」之相對影響力績效，與那些國民平均所得和我們有相當差距的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等國家，是落在相同的範圍。近年來的教改運動，不但讓台灣的高等教育出現大躍進，更讓台灣在國際中小學生四年級組的數學普測重挫至最近的55名【註:以往各組的成績，台灣學生表現在前3~5名】。科研表現是台灣未來競爭力的希望所在，然而多年來國科會施行不同型式追趕和獎勵政策，的確讓台灣的學術研究論文發表量出現大躍進。若從學術影響度和研究成果外溢的觀點來看，台灣從「學術掛零」到世界第一的新境界，彷彿是中國大陸1958-1960年代全民拼經濟、拼生產、搞「大煉鋼」的荒唐大鬧劇。無庸置疑，台灣的專業管理水準是一團糟。
大家不妨觀察那些科技化的國家，為什麼它們比我們有效率。近代工業革命帶給歐洲社會龐大的衝擊，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與社會多元化的發展需求，公共政策逐漸成為歐洲政府的施政依據。公共政策中最關鍵的兩個要素是，法制和專業管理。全世界真正進步、現代化的國家都有優質的公共政策。日本的公共政策肇始於1868年登基的明治天皇。1871年日本派遣岩倉具視大使率領代表團，他們花了近兩年的時間，深入考察歐洲、美國的發展情形。根據這些考察結果，日本推動法制、公共教育、產業的改革，本質上「明治維新」是一個改革社會結構的系列性公共政策。擬定與執行公共政策之前，自然需要有公共政策的研究。公共政策研究是屬於多領域的專業研究，西方科技先進國家的一流大學在公共政策研究上，著墨甚多，同時也為「自己的社會」培育出公共事務的「專業經理人才」。相反的，台灣政府只有庶務、政務，而沒有真正的公共政策可言。國內大學雖有公共行政和一些研究，但這些僅是庶務、行政層級，而非從事專業公共政策研究。台灣在教育、科研的專業管理，一直把庶務、行政人員充當大帥，這好比醫院將一般護理人員充當主治醫師一樣的荒唐。由於劉教授所提的問題非常深遠，筆者特別從公共政策與公共政策研究的角度，做一些另類的申論[1]。
科研的目的是要提高百姓的生活品質和生產力
科研工作的一項重要的功能是，增進自己百姓的福祉和知識，其中科研外溢結果更是一種最顯著知識經濟發展的指標，因此筆者首先探索產業面。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的特徵走勢，然而藥品以外的一般科技產品的功能或良率對時間的關係，可以圖一表示。在產品的發展階段，此時競爭力的核心議題是公司的文化、策略與產品方向。當產品的發展到達成熟的階段，這時候商場中真正的贏家有兩大類。第一類贏家是，那些生產或開發與產品有關的高級材料、關鍵零組件、高精密設備、複雜系統產品的廠商【註：這些公司大都有品牌】。另一類贏家是，那些有代表性品牌的公司，這類型公司的表現常取決於公司的策略和營運效率的綜效結果。像製葯這類型深度研發、高風險的產業，產品功能改良和製造所佔整體營運的份量甚低。換言之，這類型產業有非常高的介入門檻。然而其它的消費性產品，幾乎都會逐漸出現期貨化的走勢。
圖一：產品良率或功能與時間的關係略圖（曲線下方列出高生產力的核心能力）
整體產業或產品的供需和競爭藍圖，有如生物世界裡的食物鏈。不同核心能力的廠商，角逐不同的領域。產品從萌芽到發展期的初期，良率偏低但價格偏高，因此廠商難以獲利。產品在發展期的快速爬升階段，才是產品的最佳獲利時機。產品在步入成熟期後，會逐步出現標準化、期貨化的特徵，這時候價格是競爭的關鍵。台灣製造型公司，都只是在製造國際同行間成熟型的商品。以此為始，也大都以此為終。這些沒有「出人頭地」的公司賺的是低生產力的「容易錢」，但是這種錢卻賺得越來越辛苦。長期以來，台灣投入巨量的工程師，以驚人的工作時數締造多項產品達到世界第一佔有率的記錄，這種發展是非常堪憂的。
台灣缺乏保護良好的科技或資產，這些現象可從下列的事實中得到驗證。
-
台灣的科技產業以主從關係的代工業為主，而且毛利潤極度偏低。
-
台灣缺乏國際品牌。
-
台灣的廠商缺乏基礎性專利和強專利組合，而且技術貿易收支比為全球殿底。
-
台灣產業必須支付巨額的權利金給海外的技術保有者。
-
龐大的對日逆差是台灣技術生產業重要的支撐力道。
-
台灣的整體產業以彈性、快速取勝，然而這種優勢無法有效地擴及至科技基礎產業、精密儀器產業、科學基礎產業。
-
台灣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研究不足。
-
台灣的大學嚴重缺乏知識的產生與擴散成效。
-
台灣的學術研究平均水準長期落後國際水準。
台商缺乏良好保護的科技和創新產品，學術界也投入多如牛毛的所謂學術研究，這些都難以強化圖一所列出的高生產力之核心能力。台灣所賺的錢只是容易錢，這事實可從台灣、日本、大陸三者之間的貿易順、逆差值看出端倪。台灣對日本有大幅逆差，這缺口是靠來自大陸的順差來填補的，然而大陸卻與日、美享有巨額的貿易順差。我們政府刻意營造的低稅（甚至免稅）政策是廠商賺錢和殺價的要件（業界賣力打拼和群聚現象更是關鍵），但是這種動力不足以提昇我們廠商的科技核心能力和創新文化。此外，長期推昇台灣資訊、電子產業競爭力的群聚現象被不當地解讀，特別是把台灣與美國的群聚視為同類。台灣搞出來的是「製造群聚」，這種群聚不太需要大學那些多為可有可無的研究成果，卻必須靠政府變相補貼才能壯大。美國矽谷（以及以色列）是「創新群聚」，這種群聚非常需要一流創新性的學術研究、法規、創業精神來維繫。
台灣在1966年成立高雄加工出口區，這種創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使我們的出口、經濟不斷地成長。加工出口區屬性的勞力密集產業，替台灣奪下多項「世界第一」。今日這些世界第一幾乎在台灣絕跡了。2002年11月27日《工商時報》記者徐秀美一則「台幹漸被取代，上海街頭台流逾萬」報導指出，台商企業加速落實本土化腳步，被企業淘汰而滯留大陸的人數增加，台商估計目前估計失業狀態的「台流」約一萬餘人。全世界的企業將員工派至海外工作，哪有在當地大規模解雇這些海外員工的悲劇！解雇這些員工的台商企業，自然也包括「自以為是」高科技的公司。如果我們的政府和廠商都很務實，我們所製造出一堆的世界第一，絕對不該是如此的收尾。我們的工程論文現今也搞到世界第一，試問這些所謂的學術研究，對工業發展，對百姓的生活品質有何幫助呢？我們再擴大已非常龐大的電機系、資訊系，這樣投資的遠景在哪裡[2]?
台灣的世界第一等於零蛋水準嗎?
台灣的經商銳變能力與創業家精神，在國際上有極高的知名度，然而成功的新興產業，幾乎完全侷限於資訊電子產業。美國《商業週刊》定期對一些產業進行評比，這種資訊極具參考價值。該雜誌2002年資訊科技年度報導於6月24日出刊[2]，其中表現最佳的公司是營收為國內廣達電腦10.6倍的南韓生產消費性電子產品的三星公司。1997年它的員工多達26萬7千人，2001年它瘦身至17萬名員工。《商業週刊》2002年國際百大品牌價值排名，三星公司從2001年63.74億美元（第42名）增加為83.10億美元（第34名）。台灣有多家公司被評為全球表現最佳的前200名，其中僅有晶片設計公司威盛電子不是代工公司。表一列出台灣被評為前150名的公司的一些資訊與名次。無庸置疑，台灣的公司過度偏重製造。一項客觀衡量一社會創業家精神的指標是，年輕的公司在該國經濟活動的代表性。根據表一，台灣社會裡的創業家精神的確是奧運金牌水準。
表一：《商業週刊》全球表現最佳的資訊科技公司中台灣公司的排名與資料
| 公司名稱 |
2002年 |
2001年 |
毛利率 |
設立時間 |
主要務業 |
| 廣達電腦 |
2 |
- |
12.67% |
1988年 |
筆記型電腦、手機 |
| 鴻海精密 |
3 |
16 |
13.26% |
1971年 |
連接器、組裝代工 |
| 精英電腦 |
8 |
- |
12.65% |
1987年 |
主機板、筆記型電腦 |
| 明基電通 |
13 |
- |
10.94% |
1984年 |
光碟機、手機、液晶監視器 |
| 華碩電腦 |
23 |
42 |
25.82% |
1990年 |
主機板、筆記型電腦 |
| 智邦科技 |
46 |
- |
17.99% |
1988年 |
網路交換器、網路卡 |
| 技嘉科技 |
61 |
- |
16.73% |
1986年 |
主機板 |
| 仁寶電腦 |
65 |
47 |
10.94% |
1984年 |
筆記型電腦 |
| 聯強國際 |
67 |
- |
6.98% |
1988年 |
資訊通路市場 |
| 英業達 |
68 |
- |
7.97% |
1975年 |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 |
| 友訊科技 |
100 |
- |
16.14% |
1987年 |
網路卡、網路集線器 |
| 台積電 |
109 |
24 |
40.76% |
1987年 |
專業(無設計)晶圓製造 |
| 威盛電子 |
131 |
69 |
36.90% |
1992年 |
晶片組 |
| 光寶電子 |
133 |
- |
14.26% |
1975年 |
電源供應器、發光二極體 |
註：毛利率的計算是1999年第一季至2001年第二季共十季的平均值。
《商業週刊》的報導指出，從今日傑出科技公司最近的財務報告，顯示出它們的特徵與那些1985-1990年的贏家是相似的。這特徵是將營收的9%花於資本支出，8%花於研發。或許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公司將營收的40%花於市場行銷及其它經常開銷費用上。前一項的支出是直接成本。換言之，相對於國際同行，台灣表現傑出的公司，在財務報告上的差異是異類。根據公司發佈的新聞，三星公司2002年花在市場推廣活動中的支出超過9億美元，這比它前一年的支出多21%。國內一直有人呼籲廠商，應當建立國際品牌，可是卻鮮少人指出，台商的毛利率過低，因此沒有足夠的錢花在行銷和品牌支出。表一中的智邦、友訊替排名100名外的美國大廠思科代工，可是思科2001年最差的毛利率仍近55%，現在已回升至近７0％左右。台灣一直讚美代工行業的穩當獲利和（來自員工分紅配股制度的誘因）推昇「世界第一」的效果，可是卻不願指出主從關係又缺乏科技屏障的代工業，其實不利台灣長遠的經濟和教育體系的發展。公司每股獲利的情形是《商業週刊》評比的關鍵所在。台灣廠高的毛利率極低，許多公司的營業額遠遠超過公司的資本額。換言之，台灣公司的買進與賣出的金額甚高，定期內資金的重覆使用率也甚高，這是標準的組裝業，與24小時運作的超商屬性雷同的事業。這類廠商的致勝祕訣是成本、速度、營運管理，而不是新創科技公司強調的科技屏障、創新、開發解決市場瓶頸問題的產品的能力。
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系教授暨中研究院院士劉遵義，長期研究經濟政濟政策和相關的生產力要素，他和研究生研究東亞四小龍、日本、法國、西德、英國、美國在1990年前的30~40年間的經濟成長外情形，他們計算出資本、勞力、技術進展對經濟成長的貢獻比例，結果列於表二。他們發現非常訝意的結果；四小龍的驚人經濟成長是來自資本(金)累積與血汗的投入，而不是技術進展所致，這個事實有別於先進國的發展結果[3]。在不同的假設下，先進國的數據變異並不大，但是四小龍的變異程度則較大。技術進展與效率對四小龍來說，並不是重要的經濟貢獻因素。劉院士指出，四小龍所從事的是科技先進國成熟的產業而非創新。四小龍在「研發基礎結構」與人力資源灌注上，仍舊落後其它國家，四小龍是接收先進國的科技再運用。台灣的學術發展和產業幾乎脫節，這與其它科技先進國家大不相同。關於這類議題，筆者在前一本書已從不同角度討論過[4]。
表二：經濟成長資本、勞力、技術進展相對貢獻
| 國家 |
期間 |
資本 |
勞力 |
技術進展 |
| 香港 |
1966-1990 |
74% |
26% |
0 |
| 新加坡 |
1964-1990 |
68% |
32% |
0 |
| 南韓 |
1960-1990 |
80% |
20% |
0 |
| 台灣 |
1953-1990 |
85% |
15% |
0 |
| 日本 |
1957-1990 |
56% |
5% |
39% |
| 法國 |
1957-1990 |
37% |
-1% |
65% |
| 西德 |
1960-1990 |
40% |
-7% |
66% |
| 英國 |
1957-1990 |
39% |
4% |
57% |
| 美國 |
1948-1990 |
26% |
26% |
49% |
科研投資要強調投入和產出之間的關係
沒有足夠多的証據顯示，台灣的公共科研投資，能有效地將產業界的核心能力提昇至圖一中之高生產力和贏家的位置。已經花掉國家天文數字般的研發資源的工研院，它根本沒有產生圖一所指的專有核心能力。
2003年預算高達71億餘元台幣的中研院，可說是百分之一百的研究單位。中研院尚可申請（獲得）國科會和其它單位的研究經費。羅列後中研院的總經費約估達80~85億之多。2002年10月24日出刊的《自然》期刊的社論指出，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NSF）所彙整的資料，1999年美國哈佛大學獲得美國聯邦政府3.26億美元（包括直接和間接開銷費用）的研究收入。雖然哈佛大學尚有其他約1億美元的研究收入（http://vpf-web.harvard.edu/factbook/），可是哈佛大學的產出是，近三年來每年在《自然》、《科學》期刊發表約120篇論文（報告）。哈佛大學訓練出的博士、博士後研究員，是國際一流大學師資、跨國大公司裡基礎研究室研究員的重要來源。若以研發資源分配而論，國內的大學是國際級低收入戶[4]，可是大學培養出醫生給百姓看病，培養出工程師給社會打拼，培養出……。至於完全沒有教學義務的中研院的產出是什麼？在研究成果外溢的觀點來看，哈佛大學的科研也帶動美國科學儀器產業和尖端材料的發展。無庸置疑，若以台灣的研發資源分配和中研院的總收入（包括直接和間接開銷費用）而論，中研院的研究投資並不少。中研院除購買昂貴的進口設備、進口材料外，中研院的產出又是什麼？國際一流的學術研究成果還是……？我們仔細想一想科研投資的輸入與輸之間的關係，到底是為什麼績效，否則研發總經費從佔GDP比重的2.0%成長至3.0%，豈不是成為把百姓的納稅錢當遊戲。
劉廣定教授文章也提到「生物科技暨醫葯研發」投資，筆者特別用以色列做比對（www.irc.org.il/biotech）。以色列目前的生技公司共有約160家，全球市場佔有率是2.5%。國內希望大舉投資生技研究和產業，並且希望產生500家，甚至1500家公司。若以後者的比例換算，台灣的全球市場佔有率將達到英國、瑞士的水準。無疑的，台灣的生技暨醫葯投資的願景，不是要複製「登陸月球」（以美國的能力是可行）的壯舉，而是想達到「登陸太陽」的理念！
台灣的專業管理是蝌蚪跳龍門
台灣的產業界一直以優異的製造能力為傲，殊不知學術界和財團法人研究單位，長期沒有建立提煉超高純度、成長特殊功能材料、研製精密科儀設備的卓越能力，因此產業界只能委屈賺微薄的製造毛利潤。台灣現在連日光燈管內的螢光粉，都來自日本二仟餘人的日亞化學株式會社。如此落後的材料科技水準不思改善，學術界反而要全面投入奈米科技。官命僅48天的經濟部長宗才怡女士，因無科技知識更認為奈米產業是台灣產業的希望所在。2002年經建會主導提出的2008願景中的「兩兆雙星」產業，液晶顯示器產業是所標榜的其中一項兆級台幣產業。液晶顯示幕的支出，材料費用佔大多數，可是台灣在這方面的專有技術幾乎是零分，日本卻是接近100分的水準。試問我國科研和相關專業管理水準，是否是蝌蚪跳龍門嗎？中國大陸提出「兩彈一星」（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的科研願景，其成果震撼了國際。台灣最近提出「兩兆雙星」的拼經濟方案（政策、文宣……），這是否是在自家門內搞吹氣球吹到破的願景呢？
專業管理水準是進步國家的門面與象徵，可是台灣在這方面卻令人難以置信。台大農學院出身的經建會副主委何美玥2002年9月接受《工商時報》專訪。何女士對資訊、電子產業的「科技專業知識」的訓練完全空白，可是她卻非常熱衷地指導這些產業界何去何從。例如，何女士強調，變成「系統晶片」一定要具備兩種技術，一是「晶片」、一是「系統」。這種專業分析師好比，「火車」要具備兩種技術，一是「火」、一是「車」。此外，何女士還暢談她的相關創新說辭如下；「由於台灣的研發經費只有日本的二十六分之一、美國的四十二分之一，因為數目不多，更要站在美日的肩上畫龍點睛，把美日的研發成果化為商品。過去台灣為美日賺錢，美日賺到的是品牌利潤及研發利潤，未來在全球分工的時代，台灣可以在分工當中尋找到與上海不同的角色。例如美國不相信中國的貨品安全檢查制度，但是可以相信台灣的制度，此時台灣就可以發揮附加價值。不論是香港或是新加坡，終究比台灣偏南，台灣實際上可以在國際變動中找到定位點。
事實上，除了美、日兩國，世界上有更值得台灣參考、比對的國家。例如荷蘭的整體研發經費約是台灣的1.4倍，結果人口是它5.3倍的鄰邦德國，稱讚它是「科技大國」。以色列的整體研發經費只有台灣的一半，它不但創造世界唯一的「科技奇蹟」，而且逾百家以色列科技司在美國以高科技為主的那斯達克市場大量吸金。如果我們的政府高官要了解產業、科研績效，為什麼不看、不學荷蘭的標竿研究（www.ez.nl）？為什麼會演出傳統節慶中的「畫龍點睛」的遊戲？台灣在科研和產業專業管理的重大致命傷，就是胡亂插隊而無科研路徑圖。關於此項，國內不妨參考荷蘭的規劃和作法（www.roadmapping.com）。
台灣口口聲聲要發展知識經濟，殊不知重要的指標就是，要大幅提昇經濟成長中的技術進展的貢獻度和強化無形資產的價值。無形資產的開發與保護，深深地受到政府的專業管理能力、態度、法規等等影響。政府的專業管理水準可反應出一個國家的基本素質，台灣的政府在這方面的知能是嚴重不足。行政院國科會是我國最高的科技政策暨管理單位，它不但負責政府的科技業務，更核撥大部份的學術研究計劃案。我們政府對智慧財產權的尊重與了解，可以從國科會負責編印的《中華民國科學技術年鑑》獲知一些端倪。國科會1995年12月出版的年鑑，其中有一段敘述如下。「聯華電子公司於八十三年五月十日正式發表自行設計的中央處理器（CPU屬於486SX等級的產品），打破長期由美商壟斷的局面，並於九月宣佈將於八十四年一、二月推出486DX等級微處理器，出貨目標200萬顆，約佔全球市場的5%。」事實上聯華電子公司早在國科會出版年鑑之前，就公開宣佈退出微處器的市場，並且逐漸轉型成為台積電同類型的公司。聯華電子公司在沒有獲得壟斷全球市場的美商英特爾公司授權下，不太可能生產與行銷微處理器。如果我們政府的最高管理科研單位是如此的水準[4]，試問國際上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會和跨國大公司，相信我國會尊重智慧財產權呢？
結論：定位、方向、專業管理才是希望
僅從論文的數量和影響度而論，台灣的高等教育是從災難演變至惡夢。以人口、面積最接近台灣的荷蘭為例，荷蘭的13所大學都是世界一流。荷蘭法律規定，大學必須從事研究，故政府給予大學完整的研究基礎架構。至於高等技職體系，荷蘭法律也如此敘述，這些單位「或許可以」從事教學有關的研究工作。荷蘭的研發總費和教育總經費佔GDP的比重幾乎完全和台灣一樣，可是1993年台灣的三個最大技術輸入國，分別是日本、美國、荷蘭。若以單位人口對台灣的技術輸出金額，荷蘭、日本、美國的比例為7.7:2.9:1.0。目前台灣的CD-R產量幾乎是世界的總產值，可是目前國內光碟業報價約三之一是付給荷蘭飛利浦公司。不事CD-R生產的荷蘭人每年可從台商收取2億美元左右的權利金！明顯的，國內的教改運動和後續的高等教育發展已雷同浙江大學鄭強教授，2002年暑假在該校圖書館報告廳演說中的一段話，「我到國外去看了以後，感到要將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就像共產主義理想，我們永遠要努力！」筆者在《科技報導》249期略談到高教育政策研究，無疑的，台灣在這方面的水準是零分（甚至是負分）水準。如果我們再搞高等教育大躍進、科研大躍進，莫非是想提早見上帝。
高等教育的投資與管理是使一個國家進入全球高生產力國家俱樂部的最關鍵因素，遺憾的是，僅從政府投資高等教育與相關的專業規劃來看，沒有足夠且有力的証據顯示台灣重視高等教育[4]。國內從未深入檢討高等教育應該如何投資，同時未充份認知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高等教育的投資回收應當達到何種標的。缺乏這類型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台灣的高等教育體系不但缺乏效率，同時永遠難有突破性的發展。以國內在基礎科學的發展為例，我們畢業生的就業市場幾乎侷限在教職，或者改行跨入技術生產業做些調參數、看機台的工作。基礎科學的未來僅是如此，投入再多的研究經費形同浪費。筆者認為基礎科學的投資回收，應可區分為四種階段標的。培育社會在基礎教育或高中教育數理科所需要的師資是最起碼的標的。其次是培育自己大學的基礎科學師資。第三階段之標的是帶動或衍生出本土的科學儀器與相關的精密產業。最後階段之標的是為產業界培育基礎研究的人才，或產生基礎性創新的產業。持平而論，國內在基礎科學的研究投資回收，只有達到第二階段的一小部份而已。學術研究的重要目的是要打造自己國家的「研發基礎架構」，大家應當知道什麼叫做研發基礎架構和相關的發展方向[5]。
稍微瀏覽西方科技先進國家原創性的基礎科學研究，不難發現核心知識或成果的產生，經常是從事研究的人員自行設計或完成關鍵的科學量測儀器。非常遺憾的，國內從事基礎科學的研究人員，幾乎所有的關鍵設備完全購自先進國家。歷史告訴大家，這種科研投資縱使產生了很好的科研成果，對台灣的實質貢獻也是微不足道。人口數不如台灣的荷蘭、瑞士、瑞典、以色列，這些國家的基礎科學研究是世界頂尖的水準，它們的精密儀器產業（以及材料科技產業）有相當的國際知名度。好的基礎科學實驗研究，花費非常可觀。台灣的高等教育體系若要投入基礎科學研究，一定得要求自行設計或完全關鍵的（非標準型）科學儀器，否則台灣的科學基礎產業、精密儀器產業，永遠沒有希望。如果我們體會到這種方向的重要性，就會規劃出相關的研究技術幕僚體系。台灣的基礎科學一直有嚴重的發展瓶頸，因為我們的高等教育體系，不知道方向和相關配套環境的重要性。我們從事基礎科學的投資，如果下場是，近100%的核心設備完全購自科技先進國家，這樣的花錢效果雷同投資、助長它們的高度研發產業而已！整體檢視台灣的科研發展（以及目前產業無法轉型）的危機，其實是嚴重缺乏非常專業的經理人才[1]，也不懂（優質）公共政策、資源分配，而非整體研究資源不足、科研人員太少。
參考文獻與說明：
-
筆者近期將出版的新書，分別從不同角度的剖析更深入的議題。事實上，整本書的議題就是專業公共政策和相關的論述。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nual report
(cover story), BusinessWeek, June 24, pp. 74-101
(2002).以色列雖然沒有一家公司進入前200名的榜單，可是以色列的資訊產業、數位產業卻是全球最具創新的表率。無庸置疑，台灣應當了解、借鏡以色列之發展，關於以色列的產業和公司可參考網站www.iaei.org.il。
-
J.I. Kim and L.J. Lau,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ast Asia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vol. 8, pp. 235-271
(1994).經濟學上所指的技術進展和科技產業所指的技術進展不同。國內不少資訊產業的營運模式已酷似超商、組裝業，這種廠商的營業額是資本額的許多倍。雖然這種情形可以增加一些經濟學上的技術進展貢獻度，但是卻不太會縮小台灣與高所得國生產力之差距。關於這些議題，筆者的新書有更進一步討論。
-
曾孝明，台灣的知識經濟—困境與迷思，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1）。關於知識經濟，現年48歲的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系教授Paul
Romer被一些人士譽為「知識經濟之父」，甚至被多領域期鑑級期刊《科學》指為未來可能的諾貝爾得主。Romer的著作和通俗性文章，可閱讀個人網址www.stanford.edu/~promer.相對比下，在台灣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管理科學界所撰寫所謂的鑽研國內產業研究的學術論文，參考文獻除引用國內小圈圈的文章外，剩餘的文獻幾乎都是美國學者的論文。美國的經濟規模、跨國企業、國際品牌等等情形，與台灣者幾乎是南轅北轍，國內這類型的所謂論文會有什麼影響度呢？然而國內卻捧出數位大師級人士！
-
日本的科研創造力和所獲得的諾貝爾科學獎數目，無法和它的科技產業的規模和實力相提並論。然而2002年日本在諾貝爾物理獎和化學獎各誕生一位得主。現年77歲的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小柴昌俊在天文物理之卓越貢獻，受益於日本著名的（中小企業）科學儀器公司濱松（Hanmamatsu）的研發產品。43歲的田中耕一，領導開發出尖端的科學儀器和方法對醫葯研發領域貢獻卓越而獲獎。無庸置疑，日本的研發架構可以培育國際頂尖人才，因此日本大學幾乎不雇用國外大學的博士是非常正常的。
|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