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說紛紜的現代性定義，在Berman那裡有個比較不具爭議的說法。他認為現代性的乃是關於經驗，此經驗不論男子女人都共享，並同時和自我與他者、時間與空間、生活險境（peril）與任何偶發的可能性有關，要成為「現代」我們就必須許諾各種不同的風險、成長與改變。更深的一層的是，現代的環境跨越了地理和種族的差異，也跨越了國家和階級的界線，同時也超越了宗教和意識型態的區分。在這個情境下，現代性整合了全人類。從這裡出發，學者們紛紛從不同的向度探究現代性的歧異與經驗。在本文裡，我嘗試結合「旅行」和「科技」兩個角度來詮釋電腦網路使用者的現代性經驗，闡釋移動（mobility）的概念如何在下放到飆網情境裡，並且對Urry等人宣稱的「觀光的終結」（end of tourism）作更進一步的詮釋，宣稱「移動的終結」。1
一、 旅行的變貌
旅行是一種和他者眼光與陌生現實環境的遭遇，同時也是一種時間和空間的過程。按照傳統的說法旅行無疑是在某個時間點的某種異於本地的空間經驗。從時間上來看，旅行者不但經歷了某個時間過程，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他／她也因之產生複雜的時間體驗；從空間的角度出發，身體的移動帶來的空間的變異所代表的不單純的只是地理情境上的轉移，還包括了文化社會環境的反差遭遇。不論是波特萊爾的巴黎體驗或是班雅明和辛麥爾的柏林體驗，或是中國古典的山水遊記，無不寫就了傳統旅行的典範。不論是波特萊爾《惡之華》或是蘇東坡的〈赤壁賦〉，在時間與空間的變異中他們寫就移動的身體經驗，展現在讀者眼前一篇篇令人動容的文章。不過這種「緩慢的」旅行觀點經過19世紀中葉以來的交通和傳播科技變革的洗禮之後，逐漸造成Giddens所言「時空調距」（time-space distanciation），在旅行的層次上形成的是旅行的社會化與組織化過程，換句話說，自鐵路交通的開展以來，旅行（travel）漸漸脫離了個人層次，成為一個可經由社會過程組織的集體經驗，旅行成為了旅遊（journey），或者更傳神的可以用「觀光」（tourism）來形容。旅行社等「旅遊工業」組織帶著我們上山下海、穿越國家的邊界，如入無人之境，我們可以全身進入，也可全身而退。旅行成為專門的事業，福特主義式的事業。習以為常的傳統現代性見證代表人 — 漫遊者（flâneur） — 或已被飛機乘客、火車旅客...等身份所替代。2
旅行形式的根本變遷，首先造成人的移動能力（mobility）根本改變。閉上眼睛去想像旅行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時候，通常我們再也不會將基於本地的（local）旅行定義為旅行，旅行似乎必須遠渡重洋。遠渡重洋的旅行看似讓吾人的移動能力提高，提昇了人們的萬國性（cosmopolitanism），3弔詭的是這種移動能力的提昇卻是來自於旅行的組織化與社會化：一種個人層次的去技術化與旅行本身的專門化、事業化過程。旅行成為眾多消費的項目之一，我們不需要具備任何知識也不需要瞭解目的地的任何情報，我們就能夠輕易上路。
不過Harvey的觀點指出，福特主義式的生產形式已經由後福特主義式的生產所形式取代，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形式已經式微，這種生產形式與消費形式的基本變革表徵了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後現代主義涉及了差異的抹除、界線的取消、日常生活的美學化與媒介滲透的文化，是一個完全以視覺為主導的文化，體現在旅行上則造成了「觀光終結」（end of tourism）的情境。按照Baudrillard的說法我們如今都活在符號裡，我們如今都活在無所不在的擬像中，我們活在影像消費的時代，我們每個人都在日常生活裡展開超真實的旅行（travels in hyper-reality），我們每個人都在扮演旅行者的角色。
二、 不公平的旅行與公平的結果！（？）
雖然說後現代表徵的是符號主導的文化，吾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景觀社會，仰賴它們主導我們日常行動。不過我以為，在後現代這種看似「公平地」全面為符號流、資訊流和影像流瀰漫的社會裡，嵌埋在各種關於旅行關於科技的論述生產其實暗藏某種決定論（或多重決定論）傾向，換句話說，我以為在這些論述裡隱藏著各種來自階級、來自經濟、來自社會、來自科技的不公平，這些階級、經濟、文化、社會等等條件與限制造成的是各種不同的新階層的出現，每個人都可能被歸納在某個權力中心之內，可是卻也被排除在某個權力核心之外。4這樣的觀點在Bauman那裡得到共鳴，Buaman(2001)曾經說過「像所有已知的社會，後現代的社會，或消費社會，也是一個階層化的社會」（張君玫，2001，p.107），如果電視的「符號之旅」在我們所處的社會裡已經成為一種常態，那麼我預備以網際網路的例子，說明要成為網際網路的旅行者所存在的多重限制與權力分配，並且說明當代的飆網高手們的悲哀情境。
首先來看看台灣地區電腦網路使用的人數。
根據資策會的統計數字，台灣上網人口截至2001年6月為止，累計達七百二十一萬人，電腦網路的普及率為32%，到了2001年12月底為止，上網人口提昇到七百八十二萬人，網路使用普及率為35%，其中寬頻用戶達到了113萬戶。5這個看似令人驚訝的數據，其實隱藏的許多研究方法和統計上面的問題。雖然目前有許多的數據試圖說明使用網路的人口不斷的提昇，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關於網際網路的近用依然只是少數人。決定一個人能否近用電腦網路除了最根本的經濟因素的考量之外，6至少還包括了社會因素7和文化因素8可以決定他╱她是否足以晉升為網路一族。Virilio認為，假如權力的施展愈來愈透過看不見資訊網路，那麼凡是沒有辦法和網路通電的人，就愈沒有移動能力。如果我們假定寬頻網路的用戶的確通過了來自文化社會經濟等等條件的考驗，他╱她或許的確享有遨遊四方的通行證，他／她或許因此成為各家網路服務公司爭取的主要客戶，他／她成為菁英份子，成為Castells歸類活在「流動空間」（spaces of flow）的一份子 — 擁有來去自如的移動能力，隨時隨地享有上天下地的超能力。
可是在我的觀點則認為，身處在網路世界的他／她也不必然的具備了移動的能力，推到極限，我認為他或她和最後的處境和那些基於地方，被綁在地方（locally tied）的一般人（或Bauman所說的「盲流」（vagabond））9其實沒有兩樣，同樣都動彈不得，雖然他或她看似握有更高的權力或移動能力，其實反而什麼都沒有。10 Bauman指出活在流動空間的居民都住在時間裡，空間對他們而言已經不再重要，因為空間的存在就是為了要證明時間能夠消滅空間，就是要證明每一個距離都能夠在瞬間獲得克服。對於Bauman的說法，我相信一半，尤其是這樣的觀點體現在網際網路的「初學者」經驗身上的確相當傳神。許多網路初學者的共同經驗指出，進入此虛擬世界就像進入大觀園（或者McLuhan的「地球村」），形形色色的種族、網站、語言、次文化突然展現在螢幕前，新鮮感十足，久久不想下線。
然而對一個已經通過了經濟社會文化等等考驗的飆網高手而言，我則認為他們所處的最後情境與可能與活在在地的居民並無二致，他們雖然握有這些資源，可是久而久之，使用電腦網路的新鮮感消失了，上網變成例行公事，或者他們久久久久地坐在螢幕前，不知道要下什麼關鍵字、不知要按什麼鍵或什麼網址才能去有趣的地方，因為新鮮感消失了、因為不知道究竟何去何從，大觀園的世界頓時化為封閉的世界，最後可能徒留黑暗空洞的螢幕。他們想要移動，可是再也不知道要往哪裡去。他們也從後現代版的自由轉向後現代版的奴役。11他們在移動，可是他們移動的方式是透過電子影像，因此他們的旅行和他們的移動能力都是模擬的，他們終究受縛於電腦椅上，如果說傳統的旅行實踐在後現代轉化為符號的實踐，那麼飆網高手們所代表的可能不過是另一批與一般人形式稍微不同的符號實踐者，12通過不同的介面，進行相同的實踐。他們成為後現代較為高級的符號實踐者，他們的模擬的移動和模擬的旅行（雖然看似）較之一般人高級了些，可是到了最後痛苦的情境和一般人相比之下並不會有太大的差別，除非他們真的願意「起而行」，成為道道地地傳統的旅行者，否則他們的痛苦和束縛於在地的人實在不會有什麼不同。
參考資料
台灣新經濟簡訊第九期
http://www.cedi.cepd.gov.tw/news/index01.cfm?ItemNo=009
張君玫譯，Zygmunt Bauman著（2002）：《全球化：對人類的深遠影響》，台北：群學。
資策會網站 http://www.find.org.tw/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Blackwell.
McQuire, Scott. (1998). Visions of Modernity: Representation, Memory, Time and Space in the Age of the
Camera. London: Sage.
Porter, David. (1997). Internet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Silverman, Max. (1999). Facing Postmodernity: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 on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Urry, John. (1995). Consuming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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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必須在此聲明，這樣的一篇文章，企圖不在於詮釋現狀，更大程度反而在於實驗性質或者純粹推測。【回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