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許多女性主義者如Gloria
Anzaldua, Sharon Lim-Hing,和Audre Lorde，都曾強烈批評美國同志(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即LGBT)
運動所潛在的種族偏見，她們指出這樣的歧見存在於學術研究以及同志的社運中。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的前執行長Kerry Lobel，在她與華盛頓DC的同志刊物The
Washington Blade的專訪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主流社會的同志運動並沒有反應出今日美國社會種族的多元性1。不僅在異性戀社會，在同志社區裡非白人同志也經常是隱而不見的。2000年四月份我參加了一場由美國女性主義智庫Feminist
Majority Foundation所舉辦年度會議的經驗，便是明顯的例子。該場座談會的名稱是「Out
There, But Out Where?: Young Lesbians Identify Politics and
Policy for the Future」，共有三位討論者探討進行同志運動的多元方式；會後一位聽眾告訴我她很興奮能看到亞裔女同志，因為當人們提到女同志社區的「多元性」時，通常只是黑人與白人的代名詞。
自198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亞裔同志作家與團體的興起，亞裔同志研究也在學術圈和社會運動中逐漸發展2。然而對亞裔女同志的研究至今仍侷限於心理學和文學領域的探討3；從政治、社會歷史(socio-historical)角度探討亞裔女同志議題的研究可謂相當匱乏4。根據我的了解，現存的亞裔女同志文獻，並沒有針對在美國生活的台灣女同志所進行的專題論文或研究。縱使台美女同志(Taiwanese
American lesbians5)有多元活潑的社群生態，她們的故事、其獨特的生命經歷與特殊的社群文化，在美國與台灣的同志歷史中卻是隱身消聲的。
在這份論文中，我希望能紀錄台美女同志社群的一些故事和歷史。雖名之為歷史，這份論文並非台美女同志社群如何產生與演變的一份年表；它紀錄的是特定時空下一群特定女性的故事：1990年代末期至2000年初生活在美國東西兩岸，來自於台灣的女同志。而對e世代的台美女同志來說，「社群(community)」也不再指某個特定的地理和空間；網路所提供跨越空間的聯結，使台美女同志社群呈現一種離散社群(diasporic
community)的新風貌。
論文中採用理論與田野調查並重的研究方式。在理論方面，試圖綜合美國的同志研究、女性研究、與亞裔研究的文獻資料，匯整出新的理論架構以反思台美女同志的個人經歷與集體文化。在田野調查方面，2000年六月至八月期間，我採訪了十位介於二十至三十五歲的台美女同志(除了一位受訪者為四十歲)。其中五位隨家人移民美國；另外五位則單身赴美唸大學或研究所。她們分散美國各州但大部份集中於東西兩岸(紐約、華盛頓DC、加州等地)。
論文第一章討論研究命題與方法。第二章探討台灣的同志運動對台美女同志的影響，以及她們對台灣同志運動的觀察與建言。大部份的受訪者在台灣經歷了同志自我認同的初期發展，她們所找尋到的資源與媒體社會中對同志議題的呈現，深刻地影響了她們面對自己性取向的過程。第三章討論多元身份的問題，包括語言、種族、國籍、性別、性取向等。從受訪者的生活經歷中，試圖分析與歸納多元的身份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交織聚集，而面對多元身份所帶來的挑戰，受訪者又如何應對。
第四章則談到台美女同志與不同社群的互動，包括家人、同志、以及異性戀社群。此章也探討
"becoming out" 而非 "coming out(出櫃)"
貼切地描述她們與不同社群的互動過程。最後一章則討論台美女同志的性別文化。台灣女同志社群中常見的性別角色包括T、P、與不分；生活在美國的台灣女同志，在不同的時空和文化中產生何種不同的性別文化？其意義又為何？這是此章探討的主題。
台美女同志的生活經歷與社群文化，其實反應出台、美兩地主流與同志社會的變遷。經由此論文研究，希望人們有機會了解這個活潑多元，但目前為止仍為人所忽視的社群。
一、國族、種族、性別和性取向
台美女同志的生活經歷，最獨特的一部份是關於國族、種族、性別和性取向的探討。雖然在1980年代許多的美國女性主義者便指出非白人女性(women
of color)面對多重交織(multiple and interlocking)的壓迫，然而這深具洞察力的分析該如何演生延續，卻似乎模糊不清。在女性主義、亞裔研究和同志研究三方面的論述中，對於從累加式觀點(additive
model)來分析多重壓迫與身份認同已提出嚴正的抗議和挑戰；但下一步該往什麼方向前進呢？這份論文的目的，並不在於提供展新的理論架構來處理多重壓迫與身份的議題；在尋求解答的過程中，我試圖對多重身份與壓迫提供較明確的描述。如同美國女同志學者Shane
Phelan所指出的，企圖發展一套概括性的理論來闡釋少數族群的生活經歷並不實際可行；應該做的是回到對少數族群身份認同和生活經驗的具體描述。「具體描述」意謂著回到基本的問題：多重的身份與壓迫如何交織糾結？換句話說，在何時何地，何種狀況下它們會聚集交織？在明確化的過程中，我將能更清楚地看見形塑台美女同志生活的不同事物和要素。
亞裔同志研究學者David
Eng和Alice Hom指出，同性戀身份所意謂的不僅是單純的對異性戀的對立6。在論文的這一章可以清楚地看到，對台美女同志來說，身為女同志所要面對的挑戰不僅是異性戀主義的霸權，還包括傳統家庭中對女兒的期許以及種族化(racialized)的性別規範。
國族的身份認同
形成台美女同志獨特生活經歷的因素，不僅是她們在社會中的身份(positions)--身為少數族裔、身為女人、身為女同志，還包括她們的所處的位置(positionalities)--其所處的世代、國家、和歷史時空7。過去數十年來，台海兩岸的政治因素對於海外台灣人發展台灣意識與形成族裔的身份認同有很大的影響。有許多受訪者便認同為台美人(Taiwanese
Americans)或台灣人而非華裔美人(Chinese Americans)或中國人；這份清晰的認同對於台美女同志社群的形成與凝聚，無疑是相當重大的助力。
許多受訪者談起，到美國生活後她們才開始區分「台灣人」與「中國人」的不同，並且在許多場合狀況下會釐清自己是台灣人。二十九歲的Loiht七年前來到美國紐約唸研究所，目前在美國東岸工作。她說會釐清除了因為兩岸政治因素，也因為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認為「中國人(Chinese)」是中國(China)來的人。其他許多受訪者也說，如果牽涉到政治議題，她們會清楚地表明自己是台灣人；如果「中國人」是文化觀點的廣泛用詞，則她們也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但是也有受訪者在區分「台灣人」與「中國人」並認同為台灣人時，遭到一些質疑。現年三十二歲的Coco十六歲時和家人移民美國加州，她回想到有幾次在中國城有人問她是不是中國人(Chinese)，當她回答「不是，我是從台灣來的」，卻遭到責罵，怒斥她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Coco的經驗顯示社會歷史的大環境，會形塑並改變國族身份認同的意函。如同英國的文化理論學者Stuart
Hall所指出的，歷史、文化、和權力結構不斷地框定(frame)與改變身份的意義和重要性。而對受訪者來說，國族身份的認同並不是既定於心中的本質；相反地，是一段隨著大環境改變而逐漸演變的過程。對台灣的明確認同，也使台美女同志的社區存在著穩定的凝聚力。
同志認同:挑戰種族化的性別規範
紀錄台美女同志的生活經歷，會清楚地看到她們如何面對多重身份而來的挑戰。對同志而言，異性戀的霸權在現實生活中所展現的實際壓力，除了因違背男女異性配對的模式而需隱藏自己的感情生活外，還有同志們跨越傳統的、刻板的兩性規範所引來異樣與責難的眼光。對台美女同志來說，她們所面對的並不一定是美國社會對一般女性的壓力，而是對亞洲女性特有的性別期許與歸範，也就是種族化(racialized)的性別期待和要求。要澄清的是，並非所有穿褲裝、剪短髮的女性都是同志，而異性戀女性與同性戀女性都有可能挑戰刻板的性別期許和規範；但在台美女同志的生活經歷中，跨越性別規範所引起的注目甚至挑釁，是廣泛的議題和常見的現象。
1998年隻身來到美國，目前在洛杉磯唸研究所的Sarah，她談到部分美國白人對亞洲女性所持有的幻想：「有些白人男性對亞洲女生有種奇怪的幻想。他們在對待亞洲男生和女生時有明顯的不同；他們似乎覺得亞洲女生嬌小可愛需要他們的特別呵護。譬如說如果我和另一位從台灣來的男生站在一起，他們聽我講話時就好像比較有耐性。」
雖然身為亞洲女性可能會受到如此的禮遇，對大部分的受訪者而言，種族和性別身份交織的結果卻是不愉快的經驗。來美國唸研究所後留下來的Jay，是舊金山的電腦工程師，她談到她在職場所面對的性別期許：「在(舊金山)電腦界有很多印度人，老實說他們非常非常的保守。他們希望女人就該有女人的樣子；如果我是白人我想他們不會過問什麼，可是因為我是亞洲人所以他們對我會加諸一種特定的規則，我必須像個『女生』。舉抽煙來說，他們會比較容忍白人女性抽煙，但對於亞洲女性，他們認為亞洲文化有自己的規範和價值觀，亞洲女性抽煙是不對的。這顯然是嚴重的雙重標準。」
讓Jay感到不舒服的不只是她所面對的種族化的性別規範，還有她在某些場合中必須假裝嬌弱無力來符合刻板的女性角色。她提起有一次同事的讚美卻讓她有被藐視的感覺：「有時候我要裝得像『女生』才能得到幫助，真的很令人不削。『【假裝嬌弱的聲音】唉呦，機器好重喔，你能幫我搬一下嗎？』因為我們要料理各自的機器，這些機器通常四、五百磅重，要四個人才搬得動。這些男人就一邊汗流浹背一邊問我：『Jay妳會不會用電動螺絲起子？』我只不過用電動螺絲起子把螺絲轉進去，他們就感激得說『謝謝妳，妳好厲害喔！』天啊，真受不了！」Jay的印度男同事的由衷讚美其實帶有矮化女性的意味。他們的驚訝顯然來自於他們對亞洲女性的刻板印象：柔弱被動的亞洲女性應該不知道如何使用螺絲起子。在Jay的例子中，她挑戰的不只是社會中一般的性別規範而是加諸亞洲女性的種族化的性別準則。就如同亞裔女同志作家JeeYeun
Lee所指出的，「『遊戲(play)』於性別規範的非白人女性，性別的議題總是與種族和文化的因素密不可分。8」
然而逾越種族化的性別疆界卻經常使受訪者面臨不舒服甚至危險的處境。Loiht擔心自己不同於刻板女性印象的穿著方式會帶來負面的結果。她注意到自己是職場中唯一每天穿褲裝的女性，她猜同事們開始覺得奇怪而且懷疑她是同性戀。雖然Loiht還是覺得穿褲裝最舒服，她會偶而穿一些「比較女性化的衣服」來消除同事的猜疑。
對於其他有時會被誤認為男性的受訪者，這樣的煩惱甚至變成威脅。美國社會對亞洲女性的廣氾刻板印象--留長髮、穿著「女性化」，使這些受訪者在些許場合中特別引人注目。痞子1989年隻身到北加州唸書，厭倦電腦業界的工作環境後，最近兩年回到校園唸書。她提到在中國餐館中常有許多亞洲男人瞪著她看。顯然痞子的短髮和男裝逾越了制式的性別規範並使痞子在異性戀的亞裔社區中被另眼相看。
另外兩位受訪者Coco和Terry也在異性戀社會中有過類似的遭遇。瘦小的Coco留著削薄的短髮，並且喜愛中性服飾，她談起她被誤認為男人的經驗：「有時候我走進女生廁所，裡面的人會對我說妳應該去隔壁男廁。我就必須證明給她們看我是女生，有的時候提高聲調，有的時候挺胸。所以不是出櫃跟她們說我是同志，而是證明給她們看說我是個女人。」過去三個月以來，Coco為了陪伴做化療而落髮的好友也把頭髮理成近乎平頭，她的外貌在亞裔社區中也引起異樣的眼光：「現在不止在廁所或雜貨店有人盯著我看，就連走在中國城(China
Town)也是。老太太走過我身邊時會問身旁的人『這個人是男是女？』。」其實Coco並不僅要向質疑者證明自己是女人，更正確的說法是她必須表明自己是「亞洲」女人，因為她逾越的是美國社會中對亞洲女性特有的性別刻板印象與規範。
現年三十三歲的Terry也有類似的經驗，她十五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紐奧良。蓄短髮喜歡男性服飾的她在美國和台灣都曾被人誤認為男性，但她的感受卻大不相同。她描述她進出廁所被誤認的感覺：「我想，在台灣的時候我比較不覺得受到威脅，是他/她們覺得好像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覺得害怕的是他/她們，不是我。可是在美國我會擔心會受到語言上或肢體上的騷擾，變成我是害怕的人。」Terry在兩個社會中的位置顯然不同。在台灣，大體而言她仍算是位居權威與保護中心的主流位置；當她挑戰並跨越傳統的性別規範時，人們看到一位女性試圖走過性別的界線。但在美國，人們看到的是一位亞裔女性試圖走過性別的界線；種族與性別兩因素的交織，使Terry處於比較容易受傷的位置，因為她同時面對可能的性別與種族暴力。
對外貌與穿著打扮偏中性或「男性化」的受訪者來說，同志認同與同志身份所意謂的不只是單純的對異性戀霸權的對立；在許多時候，是對社會中種族化性別規範以及期許的挑戰。就如同JeeYeun
Lee所指出的，亞裔女同志所挑戰與動搖的不只是強制性的異性戀文化與機制，還有種族以及種族化性別的論說9。
離鄉背井:家庭的期許與個人的選擇
和台灣的許多同志一樣，台美女同志的壓力，有相當大的一部份來自於家人。從受訪者的生活經歷中得知，個人自由與家庭期許的衝突對立，在台美女同志面對同志認同的初期時最為明顯。Coco回想道，她在六、七歲就發現自己喜歡女生。在台灣讀國中時她在家中的抽屜藏了一本女同志小說，但最後決定把它丟掉，因為她不願在家中放顆不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引起家庭風暴。其他幾位受訪者也表示自己是在上了大學，離開家庭有更多自我的空間後才開始找尋女同志的資料。
Joan九歲時隨家人移民加州，現年二十九歲的她在美國中部工作。她對同志資訊的搜尋，始於她個人和家庭之間有了一些呼吸的空間和行動上的自由。她記得她十七歲生日時父母送她一輛車，她開著那輛車到大學書店尋找同志的資訊並開始形成自己的同志社群。在和她的談話中發現，宗教的問題有可能使原本家庭期許與個人選擇間的衝突，更為劇烈。大部份的受訪者的家庭宗教背景為佛教，只有兩位來自於基督教的家庭，而Joan是唯一談到宗教信仰對同志身份的壓力。Joan的父母移民美國後成為虔誠的基督教徒；一方面來說，Joan只要尊守基督教的教條在她的父母眼中就符合了「好女兒」的定義，但另一方面來說，Joan的生活也因此一切為二：在家庭生活中她是基督徒父母親的女兒，在個人生活中她是一位女同志。目前還在尋找整合這兩種身份的她，希望兩種社交圈不會重疊。
相對於隨家人移民到美國的台美女同志，有許多其他居住於美國的台灣女同志，其所享有的自由來自於她們是獨立自主的一代，有機會單身赴美追尋自己的夢；而沒有家人與親戚的環繞在旁，她們所選擇往來的族群以及在個人自由與父母期許的權衡取捨方面，顯然享有充分的自主性。和家人之間的時空隔閡，對許多受訪者而言，意味著有充分的時間和自由的空間來面對自己的同性戀取向、建立女同志認同與形成自己的女同志社群。
Loiht在台灣唸國中時發現自己喜歡上最要好的同性朋友而開始注意到自己的性取向。她隻身到美國唸研究所，並在四、五年後確定了自己的同志認同而向自己出櫃。和一位台灣女同志朋友的談話，讓她明白不應該再繼續欺騙自己。談到如果她當初待在台灣沒有出國，她會不會還是能夠向自己出櫃，Loiht認為家庭壓力可能會造成不同的結果：「我想因為我在美國所以我有時間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我想我還是會認識拉拉朋友，還是會有類似讓我茅塞頓開的談話，可是我不知道結果會不會一樣因為家人的壓力隨時環繞在身邊。」
二十四歲的小帆在1997年到美國舊金山唸書，她覺得和家人之間的距離有助於她將來對家人的出櫃。這段距離讓她不用費心藏匿手邊的同志刊物或在和同志朋友出門時，攪盡腦汁編織藉口。她說，「就好像種花，你應該要好好保護它，讓它免於狂風雷雨的摧殘才能開出美麗的花朵。」
另一位受訪者痞子的想法，清楚地說明了同志所面對家人的壓力，還有同志在「離鄉背景」生活時，個人空間所能帶來的正面意函。國中時發現自己喜歡女生的痞子，她在這場被當時的她視為「意外」的同性戀情後，曾強迫自己穿長裙留長髮，並試圖融入異性戀的生活。到美國的柏克萊大學唸書，自由開放的校園環境讓她能夠向自己出櫃。回想與家人之間的時空距離，她說：「我想這段距離的最主要影響，是幫助我接受我自己，也給我力量去面對將來向家人出櫃時的慘烈。我想在台灣有許多同志認為向家人出櫃是天大的難題而且可能對家人有一種罪惡感，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離開家庭好好想一想自己的事情。現在我很清楚這是我要的生活，我沒有做錯什麼，我只是不願我的父母難過。而他們會難過也不是因為我犯了什麼錯，只是他們年紀大了，思想守舊比較難接受新的觀念。」
二、Becoming
out: 向自己出櫃與社群的互動
對隻身赴美的受訪者來說，與家人間的距離使她們有機會自由地面對自己的同志身份，站穩腳步來面對向他人的出櫃。這樣的距離不僅使她們暫時免於面對家人與親戚的壓力，也使她們在選擇要往來的社群時，有更大的自主性。對於隨家人移民的受訪者來說，因同志身份而來的家庭壓力則取決於家人是否支持以及親族關係、往來的緊密與否。
觀察台美女同志與不同社群的互動往來會發現，出櫃的確是種持續性的過程。美國同志學者Mark
Blasius主張，出櫃(coming out)其實是持續性的becoming
out，在這種持續性的歷程中，同志持續在不同的、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下，展現與面對同性戀一詞的意函。
向自己出櫃
Becoming
out
其實也貼切地描述了台美女同志向自己出櫃的過程。自我認同的過程包括接受自己喜歡同性的事實，到了解並維護同志應有的權力。許多受訪者在高中和大學期間，開始尋找有關同志的資訊；正確的訊息幫助她們了解同性戀並非「病態」或「不正常」。而認識其他的台灣、台美同志，則幫助她們奠定信心，了解在異性戀霸權的社會中生活並不一定會是悲情黑暗的。而有幾位受訪者進一步提到，到美國生活後，因為女同志的議題比較浮現於社會中，她們逐漸開始學會爭取並維護自己身為女同志的相關權益。
許多受訪者在國中、高中時開始意識到自己喜歡女生，當時身處於台灣的她們，因為社會中缺乏對同志的正面描述，女同志的資訊又幾乎無從尋找，對自己的同性戀取向有著壓制和否認的態度。Sarah表示，當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喜歡女生時，她對自己說：「這是不正常的，我真的覺得這是不對的。我開始自我教育不應該這樣下去；我想這不是因為我看到了有關女同志的負面的訊息，而是因為我從來沒聽說過女生會愛上女生。」
另一方面，社會中對同志的污名化，確實使某些受訪者因此覺得自己是不正常的。在高中時發現自己喜歡女生的痞子說：「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對自己說『天啊，我愛上她了』；兩秒後我又問我自己『難道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同性戀嗎？』我簡直嚇壞了，然後開始否認，自我安慰說『好吧，就算這是同性戀也只是一場意外。我意外地愛上了女生，不會再有下次了』。」
另一位受訪者老翰是在1970年代末期，在台灣唸國中、高中時，開始面對自己喜歡同性的事實。社會中對同志的負面描述雖然沒有讓她否認或排拒自己的同性戀取向，卻讓她有很大的內心掙扎：「我試著在書店找同志的資料，可是只有心理學方面的書，它們把同性戀視為病態。我覺得沮喪卻又不想放棄，我不覺得我像我看到的那些資料一樣，可是卻有一種罪惡感。這種罪惡感不是針對我自己，而是覺得說，我是同性戀沒關係，可是我不應該把別人(當時的女朋友)拉下水。」1979年她隨家人移民美國後，忙著適應新的生活環境，直到80年代中期才開始尋找有關同志的資訊。接觸到正面的訊息和資源，以及認識其他的同志後，老翰確認以前她對自己的肯定是正確的，並且變得比較關切同志人權的議題。她發現當她沒有認識其他同志時，她不曾思考過自己要掙取同志人權，但身為社群的一員，她開始思考社群所應有的權益。
的確，生活在同志議題與人權比較被公開討論的美國社會，有幾位受訪者對於自己雖身為少數族群，但應和多數族群一樣享有平等的人權，有比較明確的認知。例如在電腦工程界工作過幾年的痞子，曾經待過一家對同志很友善的公司，她形容該公司的工作環境：「公司的佈告欄常貼一些活動通知，包括同志聚餐或電影欣賞，在一、二間辦公室門上還可以看到彩虹旗，氣氛很開放。留覽員工的福利規定，也清楚地看到福利涵蓋同志。所以後來在其他的公司工作，我就很強烈地覺得我的權力被剝奪了，而且對同志的打壓也很明顯。」
網路(cyberspace)與社群的形成
和受訪者的談話中發現，網路(cyberspace)對於台美女同志社群的形成，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科幻小說家William
Gibson在1981年介紹cyberspace一字，來形容「新形成的電子疆域(electronic
frontier)，用來指稱這片新領域的名詞包括資訊超級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網際網路(Internet)和世訊網(World Wide
Web)等。10」美國同志學者Larry
Gross和James D. Woods指出，網路為那些不方便在公眾場合中聚集的同志提供了另一種的選擇11。對台美女同志的社群來說，社群集結的管道已從實際的聚會場所拓展到女同志的網站、BBS、和電子郵件。另一方面，網路也使分居美國各地的台美女同志能在某個程度上克服時空的阻礙。
許多受訪者提到她們都是透過網路才認識其他的台美女同志。住在洛杉磯地區的Joan和Shaka說，她們兩人都在Lotus的email
list上(Lotus是住在洛杉磯地區講華語的女同志所參加的一個email
list)，從Lotus的成員中她們進一步認識了其他的台美女同志。住在北加州的Jay、Coco、和痞子則都有參加MAPLBN和APIQWTC這兩個email
list；前者的成員是舊金山灣區講華語的女同志，後者的成員則是舊金山灣區的亞裔女同志。此外，小帆提到她在BBS上問附近有沒有台灣來的女同志後，馬上就得到了回音。
老翰則說網路幫助她「找到自己人(台灣與台美女同志)和屬於自己的地方」。她在1997年開始上網尋找其他的台美女同志：「在這之前我不認識任何拉子，所以在網路上認識這麼多拉子對我來講是非常震驚的事。我覺得和在網路上看到這麼活潑的拉子社群比起來，移民美國根本不算什麼大事。尤其當我進入聊天室的時候，天啊！那真的是我人生中很大的轉捩點。」
網路對台美女同志社群形成的助益，在Joan的經驗中也很明顯。Joan九歲時移民美國，但透過網路她認識了不少在台灣的女同志，她覺得自己在台灣也有自己所歸屬的女同志社群。此外，認識台灣與台美女同志讓她比較有信心去面對將來向父母的出櫃。她相信這些同志朋友所介紹給她的中文同志資料與書籍，會幫助她的父母了解其他的台灣人父母如何面對和接受孩子的出櫃，也明白他們女兒並非「不正常」。
跨越文化差距：向非亞裔同志出櫃
許多受訪者都提到，在同志朋友中她們也有一些非亞裔的朋友，但她們並不覺得有一種歸屬感。許多人表示，文化的差距使她們對非亞裔的同志朋友出櫃時，也是一種持續性的努力，即becoming
out。痞子和Joan都提到，她們很難讓非亞裔的同志朋友了解為什麼自己不能輕易地向家人出櫃；因為文化的差距，這些朋友比較難了解無論這些受訪者的年齡多大，生活多麼獨立，她們都會是家庭與親族的一份子，她們對家人的出櫃則牽扯到其他親戚會如何看待整個家庭的問題。Joan語重心長地說「他們(非亞裔的同志朋友)不了解對華人來說，被父母逐出家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當台美女同志對非亞裔的同志朋友們出櫃時，身為同志的共同體驗，為彼此帶來了連結和親切感。然而因為對大部分的台美女同志而言，與家人的牽連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以「台美女同志」，而非只是女同志的身份向他人出櫃，十分重要；因為「台美女同志」的身份認同同時含括了性取向與文化族裔的認同與歸屬感。
結語
台美女同志的生活故事，其實反應出台灣與美國兩地的社會現況；多元活潑的台美女同志社群也挑戰著現今台灣女同志歷史的定義。女性主義者Chandra
Talpade Mohanty指出，非白人女性不僅在組織性的活動中挑男性霸權，也在日常生活中對抗壓迫並為自己發出聲音12。這篇論文顯示，台美女同志在生活經驗中不斷挑戰性別、文化、種族、與異性戀的霸權。而就如同Mohanty所指出的，有關非白人女同志生活經歷的故事性論述，是紀錄非白人女性歷史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也希望這份論文能幫助其他台美女同志，因發現台美女同志社群的存在與活力，在自我認同的旅程中不至於覺得孤獨無助。
※黃怡妙，成大外文系畢業，美國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婦女研究所碩士。曾在美國同志團體GLAAD實習，針對媒體中對同志議題，尤其是亞裔同志議題，的報導做出回應。現任報社編輯。
Bibliography
Anzaldua, Gloria. Borderlands 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1987.
Chibaro, Lou. "Leaders discuss movement's racial
bias." The Washington Blade 8 Oct. 1999, natl. ed.: N. pag.
Eng, David L., and Alice Y. Hom, eds. Q & A: Queer in
Asian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Gross, Larry and James D. Woods, eds. The Columbia Reader on
Lesbians and Gay Men in Media, Societ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Ed. Jonathan
Rutherford. London: Lawrence & Whishart, 1990.
Lee, Jeeyuen. "Why Suzie Wong Is Not a Lesbian: Asian
and Asian American lesbian and Bisexual Women and
Femme/Butch/Gender Identities." Queer Studies: A Lesbian,
Gay, Bisexual & Transgender Anthology. Ed. Brett Beemyn and
Mickey Elias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5-132.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helan, Shane. Getting Specific: Postmodern Lesbian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Wolf, Diane L. ed. Feminist Dilemmas in Fieldwork.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