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欲主體性之疑雲：
以黃淑玲之娼妓研究為例1
龔卓軍，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版權所有
主體忍受著分裂的代價而成為言說主體。──拉岡
經過1995年「大學女生看A片事件」、1997年「台北市廢除公娼事件」，變得特別顯而易見的一組眾說紛紜的概念，也就是許多論者經常動用的「身體自主權」、「性自主」、「情慾自主」或「性主體性」這些哲學概念。這幾個在性／別解放運動爭議中屢屢出現的概念，透露著對主體性、性慾模式的種種設想。然而，隨著這些概念的提出，不同的思考者在提出相應的運動政略之後，卻顯現出一幅越來越分裂的「主體性」圖譜。究竟性慾模式與主體性的關係是什麼？
本文以台北市廢娼事件為例，黃淑玲在1998年三月《騷動》季刊＜公娼失業，婦運旁觀？＞專題中所寫的＜本地婦運哪堪「反反色情」？＞，算是從婦女歷史社會研究者的立場，討論台灣婦運界應支持廢娼，理由較完整的一篇文章。2此外，黃淑玲亦有其長期的田野實證研究支持她在這篇文章中「性主體性」的相關論點，因此，本文選擇＜本地婦運哪堪「反反色情」？＞為起點，黃的另外三篇色情研究論文為輔證，做為討論「身體自主權」、「性自主」、「情慾自主」、「性主體性」這些相關概念的一個嘗試。
反色情論證一：「父權色情／性交易文化」買賣制約了「性主體性」
黃淑玲從歷史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她的基本論證′ㄙ滿u反性」：「台灣婦運如果推動反制色情運動......我們的敵人是違法亂紀的業者、父權色情／性文化、以及男性個體」，「從台灣色情／性交易之熱絡，可以看出台灣社會的優勢性意識仍是非常父權且商業化的，男性吃花酒嫖妓被視為常態行為。......男性藉由一同吃喝玩女人，建立同志情誼與人情網絡，以擴張政治經濟權力。女人被當作餽贈品、財產、應酬工具是台灣男性繼承中日數千年的歷史操演(practice)。」3而她在＜台灣特種行業婦女：受害者？行動者？偏差者？＞一文中，也引證「台灣男性在色情場所找女人尋樂，加強社會關係是一種社會認可的習俗。」4男性在此場所還只是「玩非良家婦女」。更進一步的體制壓迫，則是＜四個泰雅聚落婦女與性行業＞5中所描述的現象，即1960到1980年代泰雅婦女離婚、喪偶婦女被迫從娼及押賣妻女的風氣。因而，台灣的色情／性交易本質，也就是這種以男性為主導，讓男性「自囚於『歡場』與『良婦』兩極化的『強制性的異性戀慾望』」，以及相應的「強迫性的男性慾望認知」：「性慾可以經由錢獲得滿足，或為賺錢而犧牲性主體性的價值觀。」6因此，「婦運若要破除兩性自我設限的情慾疆界，必須先戮力打破慾望與金錢結合的價值觀，反制色情／性工業發展。當然，也要改變蘊含相同交換性質的婚姻觀念。」7才能突顯「性主體性」。
我們或許可以稱此一「反色情」論證為「父權色情／性交易文化」論證，色情／性交易是這套文化的物質經濟基礎，其意識型態內容則是上述文化所主導的「強制性的異性戀慾望」，以及相應的「強迫性的男性慾望認知」。而女性在這種性別歧視的文化制度中，勢必被迫接受「良婦／娼妓」的二元區分，接受「為賺錢而犧牲性主體性的價值觀。」在這裡，「性主體性」是可以被犧牲、被矇蔽的。而另一方面，「情慾自主」亦是可能被社會文化制約的。
黃淑玲認為，上述特屬於台灣的「父權色情／性交易文化」、價值觀以及相應的社會經濟政治權力，制約了「情慾自主」和「表面上兩相同意的性行為(性交易)」。8因此，「一昧鼓吹性解放的結果，將是女人開發了情慾，但男性的侵略性與性權力也同步擴張。兩廂權力消長的結果，是女性能動力與自主性無形中被削弱。」9這兒又出現了「性權力」與「自主性」這一組語辭，從上下文來看，黃淑玲似乎企圖再現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性／情慾」─「政治／經濟」─「文化／習俗」權力三角圖譜，所謂「自主性」或「主體性」，要從多元性／別在這個三角圖譜中獲得的權力分配、權力位置來界定，簡單的說，被宰制者是沒有「情慾自主」或「性主體性」可言的。
反色情論證二：「早期創傷與主體不穩」需要「性自主權」教育
至於，「主體地位不穩」的少女，更容易受到今日這種結合了媒體的父權商業文化制約，以及相關的身心傷害。黃淑玲在討論少女從娼問題時，提出了第二個「反色情」論證，這個論證是從社會問題與心理問題的角度提出的：依據她的研究，「從事色情行業的女孩，有相當高比例是性暴力與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遭到家庭遺棄與學校歧視之後蹺家輟學」10，由於「主體地位不穩」，更應該「要去控制『性』，建立自我主體性與自主性」，而不是「任『性』控制」，「無法區分自己是胸有成竹享受性生活，還是......順從商業父權文化，取悅男友，博取同儕認同。」這些女孩顯然「需要接受兩性平等與性自主權教育」，否則，一旦進入色情／性行業，將承受「早期創傷連帶性工作所帶來的身心傷害」。11我們可以稱此論證為「早期創傷與主體不穩」論證，黃淑玲的許多田野研究成果，都證明了這種創傷的存在。但是，「主體不穩」的問題就另當別論了。
順著前述「父權色情／性交易文化」論證中所隱含的「情慾自主」與「性主體性」邏輯，在男性主導的「性／情慾」─「政治／經濟」─「文化／習俗」權力三角圖譜裡，少女的「主體地位不穩」是合乎邏輯的。她經常會在早期遭受性攻擊、身心方面的傷害，而「需要接受兩性平等與性自主權教育」，學會控制「性」而不被「性」控制，並有了一定的政治／經濟條件，懂得區分是自己在享受性，還是在順從父權商業文化後，才算建立了「性」的自我主體性與自主性。
可是，這裡潛藏了一些關於「性主體性」的弔詭：上述的「兩性平等與性自主權教育」，重點似乎是必須學會理性的控制「性」，要讓「性」跟「父權商業文化」脫勾，從政治／經濟觀點了解「性平權」的重要，才能稍稍免於早期傷害的陰影，然而，什麼叫做「自己在享受性」呢？「性」的享用，在通過「性權力平等」為主要訴求的主體性門檻之後，似乎變成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了。重點已經轉變成：主體有沒有能力做區分，把「性的享用」和「性的被享用」區分開來。換言之，在界定「情慾自主」、「性主體性」這些概念時，最重要的是性方面的「理性自主自律」的區分判斷力，以及面對早期性攻擊的心理復原能力，而不是個人特有性慾模式、性慾對象的探索或享用。接下來，透過第三個「反色情」的論證，我們會更了解這種「性主體性」概念的根本依據。
反色情論證三：「自我剝削與尊嚴受傷」使「自我評價」客體化
我們將視為第三個「反色情」論證的「性工作（本身）所帶來的身心傷害」，必須從黃淑玲的三項田野研究＜特種行業婦女的生活型態與自我概念＞12、＜台灣特種行業婦女：受害者？行動者？偏差者？＞13與＜四個泰雅聚落婦女與性行業＞14來看待她這個論證的實證脈絡。在討論泰雅聚落「押賣婦女」的現象時，黃淑玲描述道：「她們在妓女戶將失去自由，過著有如性奴隸般的生活，將來出來後還要面對家中的問題以及別人異樣的眼光。」「從事性交易的聚落婦女造成難以估計的身心創傷（尤以對被賣女孩的折磨最為嚴重），其中至少10位從娼婦女有精神異常的症狀，另有8位在二、三十歲時即過世。」15而即使是自由入行的娼妓，「進入色情場所之後......性交易為大多數婦女帶來嚴重的心理傷害（也是短時之內看不出來），導致進入性行業的最大危機就是自我剝削，例如性行業婦女自殺比例高於其他婦女。這不是社會歧視可以解釋的，理由還是在於性與自我尊嚴不可分，無論男性或女性，都希望別人珍愛自己的身體。但買客視她們是付錢買來的，在過程中不會表示互重與情意。」16我們可以將此論證稱為「自我剝削與尊嚴受傷」論證。
這方面的實證資料，以＜特種行業婦女的生活型態與自我概念＞一文呈現得最完整。「客人實際上操控著特業婦女的喜怒哀樂，兩方之間存在著一種情感虐待關係，這才是色情交易中買方與賣方之間真正的權力關係。這種權力關係有損特業婦女的尊嚴，但對於她們的影響往往是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累積才會顯現出來的。」「特業婦女面臨類似受虐婦女的精神壓力──每天必須應付無數個性不一的客人，捉摸不定什麼狀況會降臨。雖然所有受訪者皆表示客人大都對她們不錯，保持一定禮儀，只有少數人會口出穢語，故意污衊她們。但這一小撮人卻代表血淋淋的鄙夷，不時刺痛她們，踐踏她們的自尊，左右她們的情緒。......不斷地承受男人評價她們的容貌身材（性技巧反而是其次）。......有些受訪者認為自己比演員更厲害，將客人玩於掌中，但是偽裝，強顏歡笑，不能展現真我，正是壓力的孳床。」17黃淑玲在此討論的重點不是心理問題，而是「由客人引燃的社會污名所帶來的精神壓力。」18
這篇文章所謂的「自我概念」，顯然是對社會如何評價自我的覺察以及對於這種社會評價的心理效應(反擊、抗拒、自我防衛、冷漠、接受、複製)，「泛指特業婦女對自我的觀感，主要包括自我角色認同(self-identity)及自我評價(self-evaluation)。」19而黃淑玲將其36名「從事特業時始終有行動自由」的受訪者──即非被押賣的婦女，區分為兩種自我概念類型：「正常型」和「偏差性」，她並特別聲明，「這兩個名詞不含我對她們的道德評價，我的目的只在反應『正常型』受訪者對『偏差型』姊妹之道德譴責。」20
然而，從「性主體性」的角度來看，這個「目的」似乎不成為好的理由。這個奇怪的轉折，讓整個故事急轉直下。讀者可以發現，研究者要呈現「性主體」的「自我概念、自我認同、自我評價」的分類時，居然採用的是「他人」的道德評價語言，而不是「主體」自己的語言。理由何在呢？
我懷疑，從黃淑玲「反色情」的三個論證裡面隱含的「性主體性」和「情慾自主」標準來看，是否有人根本稱不上是「主體」，而只能算是沒有自覺的客體呢？
裂成兩半的主體性：一個「自我概念」的分類窘境
然而，若我們回頭檢視黃淑玲在＜特種行業婦女的生活型態與自我概念＞一文，我們發覺黃文似乎想要強調特種行業婦女某種曖昧不明的主體性，她稱之為「自我角色認同的複雜性」。
「許多『偏差型』受訪者在進入特業之前，很意識到自己是被標籤的『不良少女』，進入特業後，反而不覺自己是被社會歧視的偏差者，要待久後才意識到自己佩帶社會污名，對於色情工作也由當初的喜好興奮轉為深惡痛絕。反之，『正常型』受訪者往往在踏入特業之前，極端輕視特業婦女，後來逐漸改變原有觀念，肯定特業有其存在的社會價值，但在同時仍維持『良家婦女』的生活方式。」21這種認同歷程的對位邏輯，讓黃淑玲強調，影響特業婦女不同的生活風格與自我概念，「最關鍵的指標是初入特業的年齡與動機，而特業的生活風格又往往能預測她們留在特業的原因。」22於是，在「正常型」與「偏差型」的對比當中，黃文似乎隱然強調了「正常型」所具有的「主體性」。
因為，按照「反色情」三個論證裡面設立的「性主體性」門檻：不受父權性交易文化制約、已有完整的性自主權想法、能維持正面的自我評價，「正常型」的受訪者生活有明確的「經濟目標」、「與家庭關係密切」23、有強有力的心理防衛機制、懂得與偏差者保持距離24，都讓她們似乎已超出了「性主體性」三大門檻：她們的生活和自我概念並不受父權性交易的制約、不再需要性自主權教育、又能抗拒社會污名而有正面的自我評價。甚至，從這些「正常型」的受訪者的角色認同來看，她們否定自己是偏差者、認同好女孩，而以母親、女兒、妻子、女友的角色自居，顯然，她們對自己的生涯很有主張，可能比「正常人」還正常。
然而，我們發現，如果黃淑玲要完全採用主客二分法，這種「正常型」的特業婦女生活型態和自我，只有一半算得上是「性主體」，另一半仍舊只能算「性客體」；在執業的時候，她的自我是破碎的、不完整的，她的人性已被扭曲，然而，在扮演母親、女兒、妻子、女友的角色時，她又有高度的「良家婦女」、「好女孩」意識。於是，在想要界定生活型態和自我概念屬於「正常型」的16名樣本時，究竟要把這群有良好自我概念和心理防衛機制的「正常型」受訪者界定為「性主體」，還是「性客體」？或者，她們其實是某種「半主半客體」？在此，原先的二分法遇到了窘境。
我們用同樣的邏輯進一步推論，某些被「社會污名」的「特業婦女」，有沒有可能在其執業的時間是「性客體」，下班後便成了「性主體」？甚至我們切割得更細一點，「坐檯小姐是被客戶買的，在約定習俗下客人可以對她們毛手毛腳」，這時候，她們是沒有「性權力」的「性客體」，可是，在「她們堅持或技巧地閃躲，客人通常會適可而止。如果她們也推得掉灌酒，剩下的像事唱歌、跳舞、聊天、划拳」25的時候，她們又變成了「性權力」平等的「性主體」了？「性主體」或「性客體」的二分，似乎遇到了難以名狀的窘境。
不過，我欠缺考量的是，只要她們是少女，就處於「主體不穩」的狀態。當然，不像深思熟慮的「正常型」中年以上特業婦女，少女對社會污名較無法抵抗、會感到心理不安，所以還是容易被「社會污名」所扭曲。
然而，這種不安和社會心理壓力，是不是更多是來自「可能被抓」的壓力呢？黃文也提到「也有些女孩滿意自己的生活，覺得客人待她們好像朋友，追她們很好玩，很有成就感，不覺得社會用異樣眼光看她們，直到被抓。」26我的意思是，被抓以後的機構化處境（台北廣慈博愛院、雲林斗南女子習藝所、警察局），是否是用法律「證成」「社會污名」確實存在、而且正在執行的強制環境？換言之，研究者選了一個很超然的「主體」位置──義務老師，在訪問的過程和採用的官方資料（法庭、警察局、社工家訪、以及所方的個案紀錄）中，再度在行動中證明了受訪者不論是「正常型」或「偏差型」，其實都仍屬於「性客體」。如果不透過法律和機構的裁定和強制，先證明了大部分的受訪者（36名樣本中有7名不確定是透過機構中介受訪）已經是「有社會污名」（亦即「有案底」），又如果所有樣本皆採自特業現場，我不知道「正常型」和「偏差性」的二分是否有什麼意義？又是否足夠描述黃淑玲一直強調的：台灣特業婦女具「多樣性」、「複雜性」的自我概念和生活型態？我想，黃文在方法學上的設想，缺少了對「當下處境」和「時間性」兩個向度的深度詮釋。
這也突顯黃文中隱含的一個研究倫理的問題：特業婦女的研究者，在呈現研究對象時，是否應該複製「父權色情／性交易文化」對女性的「正常／偏差」二元區分，並再度提醒她們如影隨形的「社會污名」？
二元範疇區分的貧困
黃淑玲將36名「從事特業時始終有行動自由」的受訪者──即非被押賣的婦女，區分為兩種自我概念類型：「正常型」和「偏差性」，並聲明這個分類「不含我對她們的道德評價」，而是「反應『正常型』受訪者對『偏差型』姊妹之道德譴責。」然而，上述的分類窘境，讓我不得不們回頭討論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反應」(我想是「反映」(represent)的筆誤)「正常型」對「偏差型」的道德譴責呢？依據上述「性主體／性客體」的二分邏輯，我推論出幾種可能的理由。
-
研究者想要反映，「正常型」的樣本婦女，似乎正在運用上述的「主客二分邏輯」，來譴責「偏差型」的婦女，足見這種「讓男性自囚於『歡場』與『良婦』兩極化的『強制性的異性戀慾望』」邏輯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正常型」的婦女努力要證明自己的「主體性」，她們的分類和認同，也反映了她們受到上述「男性的『強制性的異性戀慾望』二分法」的制約。因此，這16個樣本婦女無論如何稱不上有「主體性」，亦即她們努力證明自己擁有的「主體性」，似乎是一種用來抵抗洗刷不掉的社會污名的心理防衛機制，一種自以為是。其實，「社會」看待她們的眼光不會改變。
-
研究者站在義務老師的立場，有意無意間，代表了「正常社會」或「父權社會批判者」的道德焦慮眼光，來看待在生活型態和自我概念在較接近「正常社會」的「正常型」受訪者，和較偏離「正常社會的「偏差型」受訪者。從「性主體性」的角度來看，真正超越的「主體性」，是能夠進行理性判斷區分的研究者。而「正常型」的受訪者，因為主體習性較接近研究者，所以她們能夠用擬似研究者的「正常社會主體」眼光，偏斜地將自己認定為擁有正常生活的「正常型」特業婦女，而將不懂得過正常生活的「壞女孩」歸類為「偏差型」特業婦女。然而她們畢竟還不能用「父權社會批判者」的眼光來看自己，否則她們不會在正常生活中死心蹋地扮演刻板的性別角色，所以她們還不是「真正的正常社會主體」。研究者反映的是這些特業婦女自我想像認同的「正常社會主體」──其實還是跳不出被「父權色情／性交易文化」制約的命運，這種「正常社會主體」的形象與眼光，就在機構訪談的情境中，透過彼此誤認的互動和語言區分建構出來。
-
研究者無意間站在提供研究材料與環境的機構立場，從法律與機構的眼光（台北廣慈博愛院、雲林斗南女子習藝所、警察局），去審視這些研究樣本所述說的自我概念和生活型態。「正常型」的受訪者，較能夠讓法律與機構發揮輔導返回正常社會的功能；「偏差型」的受訪者，則讓法律與機構發揮矯治、教育與監督的社會功能。然而，由於兩種類型太接近「父權色情／性交易文化」中「歡場女子」與「良家婦女」兩極化的「強制性的異性戀慾望邏輯」，從研究者的觀點來看，很難說相關的法律制度和機構不是與「父權色情／性交易文化」有潛在的共謀關係。因此，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和基本分類範疇上的選擇上，似乎在無意間被誘惑，認同、坐實了她原本極力批判的「父權色情／性交易文化」，加強了「強迫性的男性慾望認知」。這樣，研究者的「主體性」似乎包含了重大的分裂在裡面，而不是如她表面的敘說那麼理所當然的。
-
如果上述第2、3兩點的分析包含了太多指控的成份，或許，我應該停止再做類似的分析。對於這樣的二元範疇區分的理由，我所能做的最後一個推測，便是研究者面對這36名樣本呈現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實在無法運用適當的方法加以「反應」（應該說是「反映」），無法再現，無法找到適當的範疇加以名狀，只好暫時用二元範疇去「再現」36名樣本婦女採樣成果。然而，這中間忽略掉多少有待釐清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問題，並不是沒有引起相關研究者的關注。27
再現與感知：從法權主體、身體主體到欲望主體
本文所關心的，是一個性欲主體的認識論問題。我選擇了台北市廢除公娼事件背後隱藏的「娼妓」與「性欲主體性」問題，就是為了探問：我們可以如何認識「娼妓」、認識「性欲主體性」？
透過對於黃淑玲的文本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娼妓的身體感和身體經驗描述極少。在黃淑玲的研究路徑中，娼妓的身體主要是被視為「再現」了性／別意識形態的身體，娼妓的身體「再現」了台灣「父權色情／性交易文化」受到蹂躪的女性身體──非「正常」即「偏差」，這一點，在她敘說＜四個泰雅聚落婦女與性行業＞中婦女受父權婚姻制度壓迫、婦女與少女被押賣、兩代從娼家庭的悲慘歷史時，令人動容。同樣的，Kathleen Barry的研究中指出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婦女被押賣為「性奴役」的「非人性」歷史時，成功「再現」了如今仍遍存世界各地、罔顧人權的父權性奴役制度。28
然而，「再現」的身體史似乎不是唯一的路。以黃淑玲的論文為例的分析顯示，牽涉到身體感知(perception)、身體慣習(habitus)和身體經驗(experience)的層面，其論文的說法經常會透露一些矛盾。譬如：關於娼妓或特業婦女有沒有「專業性」的問題，黃淑玲在＜特種行業婦女的生活型態與自我概念＞一文中，這樣描述「正常型」（非被押賣且生活「正常」）的二、三十歲特業婦女：「她們的工作態度很專業化，對自己工作能力很有信心，與客人保持良好關係，但同時對自己的社會身份以及和客人間社會地位的隔閡也清楚得很。」29
這種「專業態度」、「工作能力」、「關係處置」勢必有其身體經驗與慣習的具體運作，然而，全文除了提到「坐檯小姐是被客戶買的，在約定習俗下客人可以對她們毛手毛腳」，暗示這類工作中常遭遇嚴重的性騷擾，可是如果「她們堅持或技巧地閃躲，客人通常會適可而止。如果她們也推得掉灌酒，剩下的像事唱歌、跳舞、聊天、划拳......就是讓許多受訪者覺得興奮、好玩、喜歡的。」30這一段對「閃躲技巧」的表面描述外，我們無從知曉這種帶有「專業能力」身體感知、慣習層面的運作，當然也無法明白其身體感知層面的具體處境感、身體時間感、人我身體界限感知運作。黃文在「結論」的部分，雖然再次強調了「正常型」受訪者「以專業化的態度面對客戶」，但同樣沒有說明什麼叫「專業化態度」。31
不過，矛盾的是，不到一年的時間，黃淑玲在相同的田野資料基礎上，發表了另一篇論文＜台灣特種行業婦女：受害者？行動者？偏差者？＞，在這篇論文的結論中，黃文卻提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當任何女性從8歲到68歲......都可以從性交易中獲取高薪，這是一個不需要特殊才藝、訓練、技巧的行業，因此不可能專業化。」32這個結論實在令人納悶。我們若認真思考，為什麼同樣的研究者、同樣的田野資料基礎，卻可以在短時間內對「娼妓或特業婦女有沒有『專業性』的問題」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而且後一種結論還被用於「政策建議」）時，我們不禁感受到，「再現」方法雖然容易操作，但在提供娼妓身體感知上的明顯有所限制，而「再現」取徑的研究者在娼妓身體經驗還原上，似乎因為用以「再現」娼妓身體的範疇過於簡單，使其結論有過於任意滑動之嫌。
更進一步的問題，出現在這種「再現」取徑的研究，對身體感知層面的具體處境感、身體時間感的忽略上。容我大膽提出一個研究方法的假設問題：如果黃淑玲當時以研究者、朋友或義務工作者（當然不能是習藝所「義務老師」）的身份，直接到研究對象的工作場域中，接受她在＜特種行業婦女的生活型態與自我概念＞一文所強調的「專業態度」和「工作能力」訓練的話，她所「再現」的特業婦女「生活型態」和「自我概念」，對研究者來說，可以透過身體的感知來描述，她會不會再採用「正常型」和「偏差型」這兩個教誨式的範疇呢？
當然，紀慧文在《12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從娼女性之道德生涯研究》一書，提供了一個可能的答案。我指的是，就身體史研究的觀點來看，此書中對「窩包公主」的工作內容（端盤子送茶、替客人買煙、打電話、換oshimoli、倒熱茶換熱茶、備酒、各種清潔工作）、工作技巧（講笑話、情境應對、鬧場、炒熱包廂氣氛）、時間感（七點半上班做清潔工作、八點十分集合聽訓、等待客人、全程待在包廂注意細節於凌晨三點半下班）、身體慣習（化粧打扮、優雅的舉止）等等相當有身體感的描述，33讓我們驚訝於特業婦女的具體生活世界，實在有許多鮮活而難以化約的身體經驗與處境感知，不是用特定範疇「再現」式的娼妓研究，可以相比擬的。
黃淑玲為娼妓研究提供了一條路徑，從身體研究的觀點，我們可以稱之為「再現」(representation)某種關於身體的意識形態的研究；而紀慧文娼妓研究中描述的身體經驗、慣習與處境部分，則可以稱之為「感知」(perception)研究。34 從Merleau-Ponty的身體現象學來看，這種尊重身體「感知」，把活生生的身體「感知」當做所有主體建構、知識建構基礎的做法，立意跳脫歐洲傳統「心／物二元」、「身／心二元」的Descates式思考格局，屬於一種回歸現象本身、泯除二元劃分的身體主體思考。
不過，「再現」和「感知」之分，並不意味著要用「感知」方法否定「再現」方法，或是用身體現象學提供一種排他性的方法取徑。然而，我能夠說像栗山茂久《身體的表達性：與希臘醫學和中醫的交鋒》這樣強調「感知」路徑的身體史研究，裡面沒有「再現」的成份嗎？或者，我能夠說黃淑玲的著作中沒有身體「感知」的相關描述嗎？顯然答案是否定的，「再現」與「感知」是一組無法提出終極言說的二元分類，兩者之間，存在著光譜般的相互滲透地帶。
然而，有灰色地帶，並不代表兩者間的張力不存在。採用女性主義「再現」式研究的思考路徑，顯然易於傾向Foucault式的懷疑論，這種思考路徑總是懷疑現象學的「感知」太傾向個案，忽略了總體上的結構思考、符號語言和意識形態批判，忽略了所謂的「主體」，其實是很容易被結構、符號和意識形態制約的。不過，現象學「感知」經驗式的方法，卻較容易保全身體主體的主觀想像、心情，現象學式的經驗敘說更具有文學性，而它的修辭策略，更傾向讓讀者和研究者產生同理心或移情作用。35
從黃淑玲對「性欲」、「娼妓身體」和「主體性」的意識形態批判來看，我們可以說她們著重的是關於「性欲」的「法權主體性」，談到性欲，她們就要談到基本人權、人性的被奴役和被扭曲以及在台灣「父權色情／性交易文化」中受到蹂躪的女性身體，這種認識論，總是朝著理性化、法權制度的改善與保障去思考「性欲主體」的問題，這種理性批判的「主體性」姿態，我暫且稱之為「法權主體性」。從西方的脈絡來看，「法權主體性」的挺立，跟西方現代性進程中強調個人「尊嚴」和法律、政治上的「自主性」思想潮流息息相關，我們可以稱此潮流為「人文主義」或「人道主義」，它肯定每個人應該都是在法權上（性權力）上完整而不可侵犯的主體。36第一波、第二波的西方女性主義運動，即屬於這股思想潮流中的重要分支。37
然而，「法權主體性」思維對完整人性和主體性權力的堅持，在面對「人性的分裂與莫名欲望」的基本現象時，讓場面顯得有點反諷和不知所措。「人性的完整與尊嚴」這個主張和人文主義的招牌，在黃淑玲再現其「正常型」特業婦女的案例時，讓人有點不知該往哪裡擺。身體性欲的經驗與詮釋，顯示是可以分裂為多重面貌的，這是「身體主體性」帶給我們的教訓。
紀慧文《12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從娼女性之道德生涯研究》中，部分屬於從娼女性身體現象學的描述與還原，讓我們聽到了娼妓生活世界的多重聲音，但對於故事背後可能必須堅持的律法與象徵符號的採用，研究者的姿態卻顯得渺小、無力而分裂。這本書某些部分具有現象學修辭的特性：文學表達性高、讓人覺得栩栩如生，產生了移情和同理心。可是，對於父權壓迫、對於某些可能在製造自主性假象的象徵符號（「小姐」、「窩包公主」、「公關公主」、「鬧場公主」）、對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身體主體性」的感知型敘說似乎視而不見，而耽溺在主觀投射的所謂「生活世界」裡。就此而言，現象學的感知敘說無視於言說主體處於一個象徵符號分裂的論述世界裡，弱水三千，它只選擇了一種可能相當主觀的敘說語言，被特定偶然的語言符號所引導，而無力處理身體主體在運用語言符號時的，語言符號自身的偶然性和分裂性。
那麼，有沒有一種認識論，既能夠面對語言符號自身的偶然性和分裂性，又不至於回到一種「人性整全」式的人文主義，而在主體經驗方面，承認人性的分裂與莫名欲望的基本現象？換句話說，有沒有一種主體性學說，它既承認人性是偶然、分裂的，又了解語言的偶然、分裂，還能夠在這種「分裂」的基本狀況下，不被表面的分裂語言欺矇，設法說明「性欲的主體性」是怎麼樣建構起來的？
拉岡肯定「性欲模式」(sexuality)的本質乃是「欲望」(desire)。「欲望」牽動了符號的運作，發動出不同的敘說模式，也推動了身體、意識、潛意識的所有行動，使它們在動蕩不安之中。「欲望」不可能被滿足。嬰兒時期，「欲望」不滿足它處於「分裂」的本能狀態中，於是，在「欲望」歷經母親、他人眼光和自我形象的錯認之後，「欲望」建構起各種分裂的自我形象；然而，「欲望」也不滿足它處於「分裂」自我的狀態，於是，「主體忍受著分裂的代價而成為言說主體。」38
我們可以從兩條路徑來描述這種從「分裂」(Spaltung)當中，產生出來的「主體性」：第一條路徑是嬰兒獲得語言之前的生理「需求」(need)和心理「渴求」(demand)的「分裂」狀態，被迫或被誘惑建構出錯以為不曾「分裂」的自我形象，和人類在激情欲望的「分裂」中，被自我形象或他人要求忍受住這種「分裂」而採用的自我形象或採用語言建構出「主體位置」；第二條路徑是，主體在使用語言時，語言符號本身的區分和分裂，使得言說的主體必須要忍受分裂的代價。39
於是，黃淑玲「再現」式的娼妓研究中，採用人文主義對人的看法，假定「主體」一開始就存在，只是在整全的發展中可能不斷被扭曲。40然而，透過對其研究的文本分析，呈現出語言符號背後法權言說主體的「分裂」狀態；在「感知」式的現象學娼妓敘說中，何嘗不會讓我們發現更嚴重的身體主體「分裂」呢？然而，從拉岡「欲望主體」的構想來看，人性與主體性的分裂狀態，才是人性的本然存有狀態，41「主體性」是在破碎的感知和分裂的語言中，勉強運作的一種「欲望」賦義過程。42人要形成對自己的概念，是透過另一個人的欲望位置鏡映給自己的。在潛意識中，主體不是它自己，「夢」中的我可以是別人，主體／客體會相互易位，潛意識一直在經歷這種原初的分裂。於是，我們可以用弗洛依德的口氣主張：我們不可能描述性欲主體性「是」什麼，但我們可以研究性欲主體性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這樣，在黃淑玲「法權主體」式的再現研究之外，「身體主體」式的感知研究和「欲望主體」式的文化／心理分析研究，在「性欲主體性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這個問題，必然能多告訴我們一些關於「性欲主體性」的故事。
注釋
-
本文改寫自2001年9月中旬舉行之第六屆四性研討會。【回本文】
-
關於這種立場的宣示，黃淑玲在＜思索台灣色情政策：研究、運動、女性主義＞這篇會議論文的第四節「政策的再思考」，陳述得較為明白，同時，她也說明她「反對娼妓制度合法化或設立專業區，並且強烈支持『罰嫖不罰娼』的法律」的立場，是基於她「對色情議題的研究」。參見《「性別、心理及文化──本土女性主義的開展」科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暨大會手冊，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女學會，2001.5.25-26。【回本文】
-
黃淑玲，＜本地婦運哪堪「反反色情」？＞，《騷動》1998年3月，頁36-37。【回本文】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2期，1996年4月，頁118。【回本文】
-
《台灣社會學研究》，第4期，2000年7月，頁97-144。【回本文】
-
＜本地婦運哪堪「反反色情」？＞，《騷動》1998年3月，頁37。【回本文】
-
同上，頁38。【回本文】
-
同上，頁38。【回本文】
-
＜本地婦運哪堪「反反色情」？＞，《騷動》1998年3月，頁39。【回本文】
-
同上註。【回本文】
-
同上，頁40。【回本文】
-
《思與言》＜色情與社會＞專號，第33卷第3期，1995年9月，頁161-198。【回本文】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2期，1996年4月，頁103-152。【回本文】
-
《台灣社會學研究》，第4期，2000年7月，頁97-144。【回本文】
-
同上，頁120。【回本文】
-
《「性別、心理及文化──本土女性主義的開展」科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暨大會手冊，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女學會，2001.5.25-26，【回本文】
-
《思與言》＜色情與社會＞專號，第33卷第3期，1995年9月，頁178-79。【回本文】
-
同上，頁178。【回本文】
-
同上，頁162。【回本文】
-
同上，頁170。【回本文】
-
《思與言》＜色情與社會＞專號，第33卷第3期，1995年9月，頁170。【回本文】
-
同上，頁174。【回本文】
-
同上，頁171。【回本文】
-
同上，頁174。【回本文】
-
《思與言》＜色情與社會＞專號，第33卷第3期，1995年9月，頁176。【回本文】
-
同上，頁181。【回本文】
-
相關的娼妓社會學方法論問題，朱元鴻在＜娼妓研究的另類提問＞一文中，亦曾針對黃淑玲另一篇田野相同的研究論文＜台灣特種行業婦女：受害者？行動者？偏差者？＞，詳細討論，相當值得參考。見朱元鴻，＜娼妓研究的另類提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0期，1998年6月，頁1-34。【回本文】
-
Kathleen Barry，《被奴役的性》(The Prostitution of Sexuality)，曉征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回本文】
-
《思與言》＜色情與社會＞專號，第33卷第3期，1995年9月，頁179-180。【回本文】
-
同上，頁176。【回本文】
-
《思與言》＜色情與社會＞專號，第33卷第3期，1995年9月，頁182。【回本文】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2期，1996年4月，頁142。朱元鴻也注意到這個結論的突兀與不當，參見＜娼妓研究的另類提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0期，1998年6月，頁25，註腳17。【回本文】
-
參見紀慧文，《12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從娼女性之道德生涯研究》，台北：唐山，1998。第二章第二節第III小節「研究田野場址簡介」，第四章第一節「條件、本錢」，第五章「娼妓次文化的形成」。【回本文】
-
Charlotte Furth(費俠莉)在＜再現與感知──身體史研究的兩種取向＞一文中，曾經詳論這兩種研究取向在身體史研究過程的發展，頗具參考價值，參見《新史學》＜身體的歷史專號＞，第十卷第四期，1999年12月。另外，一個有趣的對照與巧合，與黃淑玲＜特種行業婦女的生活型態與自我概念＞一文同步刊載，其實，張家銘在《思與言》＜色情與社會＞專號的卷首文章中，就已經提出了「生活世界」的現象社會學概念，檢討台灣娼妓研究史中一直存在的方法論問題，並在「結語」中語重心長的說：「反省之餘，下一個步驟應該是走進娼妓的生活世界，深入她們的主觀意識經驗及歷史發展軌跡。」參見張家銘，＜色情現象與生活世界：一個分析類型的提出及其意義＞，《思與言》＜色情與社會＞專號，第33卷第3期，1995年9月，頁22。【回本文】
-
Charlotte Furth(費俠莉)，＜再現與感知──身體史研究的兩種取向＞，《新史學》＜身體的歷史專號＞，第十卷第四期，1999年12月，頁139。【回本文】
-
卡維波在＜從男性沙文主義到性沙文主義：評當前台灣主流婦女的路線＞一文，曾詳細分析評論了這種「人權」論述及其背後所假設的「理性普遍主體」，頗值得參考。參見《性／別研究》1、2期合刊，＜性工作：妓權觀點＞專號，1998年元月，頁182-188。另外，亦可參考Gayle Rubin, ＜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經濟學"初探＞，收於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21-81。這篇文章的不同之處，在於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Rubin討論了較多人類學與精神分析觀點中的女人交易問題，特別是頁46-65關於性／別精神分析理論的討論，提供了本文許多思考的線索。另亦參見Juliet Mitchell, "Introduction-I", in Jacques Lacan, Feminine Sexuality, Jacqueline Rose trans., N.Y.: W. W. Norton & Company, 1982, p. 4.本文有許多對拉岡的詮釋，來自於Mitchell這篇引介。【回本文】
-
何春蕤，＜女性主義的色情／性工作立場＞，《性／別研究》1、2期合刊，＜性工作：妓權觀點＞專號，1998年元月，頁218。【回本文】
-
Jacques Lacan, "The Meaning of the Phallus", in Psychoanalysis and Woman: a reader, Shelley Saguaro ed.,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25-226.中文翻譯可參見褚孝泉編譯，＜男根的意義＞，《拉康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頁587-599。【回本文】
-
Ibid. p.226.【回本文】
-
Juliet Mitchell, "Introduction-I", in Jacques Lacan, Feminine Sexuality, Jacqueline Rose trans., N.Y.: W. W. Norton & Company, 1982, p. 4.
【回本文】
-
"Introduction-I", pp.1-26. esp. pp.24-26.
【回本文】
-
"The Meaning of the Phallus", p.227.【回本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