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進淮海路上的小公寓，天天經過宋慶齡紀念館。之後，兩個月，有人告訴我，這條路就是往昔大名鼎鼎的霞飛路。我的反應有點茫然。另一天下午，和朋友路過一間其貌不揚的舊公寓，手裡提著一袋水梨，沒有絲毫預警的情況下，忽然，朋友指著那棟建築物，隨口說那是當年張愛玲居住的常德公寓。我一身家常，完全缺少心理準備。把裝水梨的便宜塑膠袋換手拎，扯一下身上邋遢的襯衫，我尷尬地胡亂點頭，算是聽見了。晚上，搭車回家，走到整裝過度新穎的靜安寺，對面一棟稍嫌俗氣的粉紅色大廈，樓下停了許多計程車，司機們站在車外，三五成群，抽煙聊天。夜很深，街很靜，街道顯得很空。啊，這曾是杜月笙的百樂門大舞廳，有人悄悄地在耳邊說。我抬頭。
我對上海一無所知。
從來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在上海有一棟小公寓。雖然我喜歡的中國作家很多跟上海有關。但整件事卻是個意外。在我還沒理解發生什麼事情之前，我已經從烏魯木齊路買饅頭和菜瓜布，去華山路轉角上館子，到吳中路挑選窗簾和沙發布，上衡山路剪髮，還在東台路古董市場殺價，為了一只看上去就像是仿造的老鐘。我讓老闆算我便宜些，因為我不是觀光客，我只是要擺自己家裡用的。我一本正經地說。五分鐘後，我達到我的目的。
即便把這只老洋鐘擱在我的電視櫃上，我依舊沒有意識到我已經住在上海。我天天在那些法國梧桐林蔭夾道的老街上散步，享受初秋夜晚的誘人氣息。各色各樣雖然古老依然漂亮的小樓房嫻靜地站在兩旁，或隔著一方恬靜院子，或直接從我的頭頂俯瞰，拿她們夜晚發亮的眼眸，通過時光隧道，帶點好奇但十分節制，不緊不慢地注視著我—一個陌生人，從她們的眼皮底下漫步走過。多少年，多少夜晚，多少個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闖入，驚鴻一瞥她們生命不同時其的風采，又迅速離開。當然，她們的外表有些老了，可骨頭仍硬，穿過樹葉的微風也還那麼輕柔穩定，彷彿時光不曾流逝。無數平常人的愛慾生死天天在她們鼻下活生生進行著，她們早已學會無動於衷。
我讓我的腦子活動著。如一般異鄉人該有的反應。想把腦海裡所有曾經讀過關於上海的書本段落，默默重新溫習一遍，隨即埋怨自己不爭氣的記憶力，焦躁地想要去書店搜刮一些關於這座城市的書籍，好好惡補一番。
我其實不懂這個城市。
而我已經進入它的管轄地，成為它的子民。遠在我理解上海之前。遠在我對上海有任何想像力之前。遠在我知道有多少台灣人已經來到這個城市之前。
最後一點，很快，我立刻有了感覺。我看見他們在城市街道上開了麵包店、泡沫紅茶店、洗衣店、照相館，聽見他們在餐廳高談闊論台灣政治與電腦軟件，一家叫真鍋的連鎖咖啡店裡擺著聯合報和中國時報供人閱覽，俱樂部與夜總會裡跟上海小姐面貼面跳熱舞的中年人說一口台灣國語，當走進法國人開的超級市場加樂福時，那些標準台灣話給了我一個錯覺，以為自己在台北縣的汐止。而，無論我去到哪裡，他們都會告訴我，他們剛剛才做完一個台灣人的生意。書報攤上，包括新民晚報週刊等雜誌，標題印得斗大：上海新移民，台灣人。
這些台灣來的上海新住民，先是男人隻身前來工作，不多幾年，便個個在上海置產，舉家搬遷。無論食衣住行，他們輕易融入上海市景，無一不慣。甚至，很多台灣人因為在上海住得太習慣而覺得不習慣。當初到大陸之前種種臆測，竟然不發生效用。
可是，當台灣人走在路上，無須開口，就能讓別人輕易猜測出他們的來歷。他們身上有一種氣味，肢體有一種語言，臉孔有一種神情，透露他們的台灣背景。他們走到哪裡都四處張望，喜好評論，內容不外乎是拿上海跟台灣做番比較。例如，他們見著了上海的舊建築，就會提台灣的違章建築；搭了上海地鐵，就要提台北捷運；吃了一道上海菜，就要說台灣也有；看了上海的電視，就談台灣媒體。
他們越辨認上海的面目，就越花時間描述台灣社會的長相。好像，他們不能單獨認識上海，除非他們將兩座城市放在一起，他們才能了解上海。
我不由得想到美國作家亨利詹姆斯筆下那些十九世紀在歐洲的美國人。歐洲是他們文化的源頭。當他們去到歐洲，見到那些古老的建築、美麗的雕像、綠草如茵的花園，他們感到親切，熟悉，安詳。那些文化氣息，聞上去就如他們祖母身上的氣味，令他們有股回家的舒適感。踏上歐洲土地的美國人，很難不深深被歐洲吸引。那是一個魔圈，只能選擇進去或者出來，不可能又要沈醉，又要清醒。於是，那些美國人就感到痛苦了。因為他們既為歐洲深厚的魅力所俘虜，同時又有強烈慾望想要將自己獨立開來，成就一個美國文化。他們希望有一個嶄新的國家，一個嶄新的文化身份，一個嶄新的民族。他們仰慕歐洲文化，可是他們不願意老是當別人的跟屁蟲。他們渴望創新。然而，在那個年代，他們的文化自信心卻還未完全建立—這至少還要等到一次世界大戰打完之後，才靠經濟力量逐漸確立。
亨利詹姆斯就寫這些在歐洲的美國人。他們有時自卑，覺得歐洲什麼都好，美國什麼都不如；有時自大，認為歐洲是一個過度腐敗的舊世界，糟蹋自由的定義，缺乏生氣，而美國卻代表了一股清新的道德力量，嚴格而正直；上一刻鐘，他們想盡辦法留在歐洲，讚美歐洲改變了自己氣質的深度與對美的鑑賞力，下一刻鐘，他們抱怨這塊大陸的繁文縟節，批評住在上面的人們對男女關係不夠謹慎，表達亟欲回家的意念。重要的是，他們總是在談論自己。在巴黎的咖啡館，在倫敦一間溫暖的小客廳，在維也納的一輛馬車，在威尼斯的貢多拉舟，那些美國人焦慮地討論著自己是誰，誰又是自己。
渡過了寬闊的大西洋，他們不是來發現歐洲（事實上，就歐洲這支文明系統的觀點，是歐洲在1492年發現了美洲），他們是來發現自己。
歐洲提醒了他們，身份，其實是一件在美國獨立之後還沒有被完全回答的問題。
住在上海的台灣人與十九世紀在歐洲的美國人有著相似的處境。台灣人一方面在上海處處發現自己自小熟稔、乃至個人嚮往的文化痕跡，迷醉於這座城市的風華，一方面卻又想要保持某種程度上的獨立，努力要置身事外，不被歷史幻覺所捲入。台灣人面對上海的猶疑，正因為文化上的輕易跨越，更烘托出政治岐異的進退兩難。台灣社會的歷史情境又比十九世紀的美國來得更棘手。至少，當時的美國已確立是一個國家，而台灣的國族定位仍在擺盪，仍處於撕裂狀態。
一個台灣人去到上海，他不確定自己是否應該大力擁抱這座城市，還是應該保持冷漠的旁觀者地位。因為他猜不清他在這座城市的未來。原因是他想不到自己社會的將來。
台灣人其實「愛上過」無數的境外城市，例如東京，例如紐約，例如巴黎。傳媒熱情如火地炒作這些城市的美處，從來也沒被人指著鼻子罵過媚俗。每年移居紐約的台灣人數目高過前往上海者。為什麼這次上海熱會成為一個夾帶爭議的話題，正好強烈反應了台灣人自己這份對上海說不清的情結。面對上海，台灣人拿捏不準自己的態度，因為我們還不知道自己跟他們的關係，或說，我們還未決定自己該跟對方維持如何的一份關係。因為我們還未琢磨出自己是誰。
這份情結反映到整個社會的輿論，就是針對上海大張旗鼓、熱鬧滾滾的討論。有人皺眉頭批評上海其實一點也不迷人，有人爭辯上海生活環境實在很差，有人懷疑上海能否有資格稱做國際大都會，有人警告共產黨的宣傳伎倆，有人說台灣人來上海當貴族（這個推論，恕我直說，大概是最天真的一個看法）。紛紛雜雜的意見，主題看似在討論上海，其實都在討論台灣。如同那些亨利詹姆斯的小說人物，說是巴黎晨間的迷霧使人迷惘，又說是威尼斯夕陽讓人失去現實感，其實是主人翁自己在迷惘，是主人翁想要介定自己的現實究竟是個什麼東西。這跟羅浮宮的收藏品無關。跟倫敦攝政路的琳瑯商店無關。跟坎城適不適合夏日度假無關。這只跟美國人的定義有關。
一切，一切，關於上海的爭論，無非都是台灣人在找尋自己。
如果，我們知道我們是誰，上海徐匯區的梧桐綠蔭就只會是涼爽而甜蜜的；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的未來，上海外灘的西方建築就只會是宏偉莊嚴的，而不是「一堆破房子」；如果我們終能擺脫歷史與政治對個人的操弄，上海小市民的生活就會構成一幅有趣的現代清明上河圖，而不是我們極力想要挑剔的對象。如果，我們對自己舒服，整個世界就會成為澄淨而明亮的一塊居住地，上海就和其它城市如東京、紐約、巴黎、倫敦、孟買一樣，是我們可以勇敢探訪、不害怕迷失自己的地方。
而，我必須承認，這將是多麼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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