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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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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場活動是文化研究學會舉辦的第六場文化論壇,也是這學期的最後一場。原本是請姜尚中來談日本的國族主義,但是因為姜尚中前兩天臨時家裡出了一些事情,由他的一些學生和朋友來代打,主要是要談他所要完成的一本書。先介紹一下姜尚中,他現在在東京大學的社會情報研究所,大概等同於台灣新聞傳播相關的研究所,但是那個研究所有個特性,讓它成為這個世界上很獨特的一個研究所,幾乎裡面沒有人是學傳播的,裡面的人是搞社會、法律等等。姜先生本身的訓練是在社會學、社會理論,他的第一本書是有關韋伯與現代這樣子的東西,他有一些特殊性,在日本的知識界有一個特殊的位置,他是日本所謂的「在日韓人」,就是在戰後沒有離開,一直留在日本的韓國人,他是中生代很重要的一個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批判圈裡有一定的份量,他寫過一些東西,比如說93年的「從亞洲讀日本憲法」,94年「從亞洲詢問日本」,96年「兩個戰後與日本」、「擺脫東方主義」,後面這些是比較所謂的「後植民的論述」。今天這一本是有關國族主義,大概是從戰前追到戰後,在日本實際的脈絡裡,企圖重建關於日本民族主義不同的一些解釋,所以跟我們所熟悉的不太一樣,比如說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而是在日本的政治、知識史的脈絡裡重新提出不同的一些解釋。會請他過來的主要原因是,5月時與夏鑄九去參加了一場研討會,聽他講了日本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心」的問題,我聽了半天聽不懂,想藉這個場合來討論。等一下的溝通可能會透過一些漢字,漢字的溝通其實中間有很大落差,可以在這裡面看到日本、韓國、台灣在這裡面有一些共同性也有一些差異性,也就是透過語言─漢字─差異性─可以看到真實的一些狀況。
我現在來介紹在場的幾位發言人,第一位是丸川哲史,他有一本書叫做「台灣後殖民與身體」,一直在做有關台灣文化的觀察,曾經在台灣高雄待過三、四年,會說中文。現在在東京的學習院大學拿到教職,但是因為涉獵廣泛所以博士論文到現在還沒寫。接下來是本山謙二,是東京大學社會情報研究所,是姜尚中老師的直屬學生。再過來是轡田龍藏,東京大學社會系,也是姜尚中的學生,另外一個他的老師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上野千鶴子,他也在寫博士論文的階段。接下來是本田親史,是保證大學博士班。再過來是安藤潤一郎,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他也在寫博士論文,還有他旁邊的吳瑞雲是我特別從東京挖來,請他們幫忙翻譯。潤一郎有些特殊的經驗,小時候有兩、三年的時間在北京,他另外會回文,現在在做抗戰時期的回民。最後是吳瑞雲,畢業於台大歷史系,在日本唸書也就在日本安家了,現在住在京都。各位中文發言的部分會請瑞雲翻譯;日文的發言請潤一郎一段一段的翻譯成中文。另外還要介紹一位朋友池上他是日本一個蠻重要的刊物「現代思想」的主編,日本的刊物和台灣不太一樣,他雖然是商業出版的刊物,可是他們有一些關鍵的動力在主導知識圈思考問題的一些方向,這跟台灣不太一樣。下面就請丸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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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川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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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題是「國體是什麼東西」,「國體」本身是沒有辦法翻譯出來的,是日本現代化過程中performative出來的東西。所以我們分成四個階段:明治維新期、帝國憲法(1890年代之後國體形成的時期)、第三個是1930年代(中國與日本打仗時、第四個是戰後。我針對第一個明治維新期,日本開始現代化的過程,當時原來不參與政治實體操作的天皇回復了政權,那時候日本的政治和思想的方向和結構是「尊皇攘夷」,這個是怎麼出來的呢?這是接一些中華思想出來的,明治維新時期一個思想的派系叫做國學,還有另外一個江戶發展的是漢學,漢學和國學有點關係。我開始解釋姜尚中先生描述的明治維新期,前期的發展起來的,封建下的各個領主的意識型態,可以說是群雄割據性的,可是還有另外一方面,也開始了統一的一些思想包括在裡面,發展出來。可以說國學才開始注意到何謂國體。漢學派的人無法想像出來的,是國學派的人想像出來的東西。國學還有國體為什麼對現代化以後的日本很重要呢?「國體」本身並沒有什麼內容,可以說是一種空白,可是後來的思想家引用他們的東西所performative發展出來的東西。我們沒有辦法回答國體是什麼東西。江戶時期對於國學的發展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本居。他思想的核心都在于語言中心主意識,他還要強調生活上的審美觀,反而不講政治。那時代的學者用特殊的唸法「訓讀」來讀以前的漢文。一段話裡面可以包含一些由中國而來的漢文和原本日本的, 以前沒有這種想法。可以說由一個漢文的texture裡面本居先生做了一些革進,他的語言中心的一些革新。他是十八世紀江戶時期的思想家,他的方法在他之後日本人對漢文的看法有些改變。那個時候國學跟他們思想裡面的國體是什麼關係呢?他對于訓讀的技術有一些革進,說漢文是中華世界的事,漢心也是,他說漢心跟我們不一樣,大和語言是我們的。中華的漢文texture裡面他做了一些內在的革新。而且他強調的都是生活上的審美觀,排除了政治上的東西,這就是「漢心」。後來明治維新期的思想家引用了他的思想之後發生了一些問題,後來的國學的思想家說從他的思想裡發明了一些別的契機。他們說我們排除所有政治的契機,只要靠著惟一的神的心情,完全從神的心情來行動。這種意識型態是很矛盾的事情。國學不承認各個人在政治上的行動,可是反而要服從偉大的神的心情,這就是國學思想的革新之一。像這樣國學的思考在1930年代一直反覆的引用下來。1930年代國學的方法形式都出現,像德國思想的一些方法一樣,可以說occasionalism機會主義。有時候他按照了馬克斯思想來主張,有時候容易變成極右派的行動。他們的心裡沒有什摩矛1930年代的一些日本的革新官僚,他們所提出的都是比較進步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們做的事情都是要保護國體,崇拜天皇;他們太保守,而且講出來的都是看起來比較新的進步的思想。像這樣機會主義的思想可以說是從國學的思考形式出來的。這就是姜尚中先生的分析。1940年代日本的帝國主義的一些說詞技巧裡面也有從國學出來的一些東西,比較像「八紘一于」從日本很久以前的傳說來的(都是國學的方法),很寬很廣的土地上,我們都是一家人,這是國學的思考為當時大東亞共榮圈辯護的一些詞稿。「大東亞共榮圈」這種詞也是從國學的思考裡出來的,因為這種思想否認了西洋帝國主義的暴力的想法(可是他們實行)。日本的帝國主義的方法是與西洋的帝國主義一模一樣,可是在說詞技巧上借用了一些國學的比較優雅的,像是各個民族和協的一種想法。以後另外一個在日本文學上很有名的小林秀雄(1930年代活躍的),他很崇拜本居宣長,他說國語是已經存有的自然的一些東西,所以他把國語的一些人為性都去掉了,這是他思慕本居先生的一些想法。可是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1930年代,像朝鮮半島和臺灣一些被殖民的人民都是很痛苦的拼命的學習日語,所以那個時期的思考形式跟殖民地實際的型態還是存有著矛盾,可是在日本讀書人的想法,都有那時代國語就是我們的母體層面的看法。
另外,一種很有意思的事情是,都是丸山真男講出來的一些關於本居宣長先生的想法。一般來說,實證學所把握的東西跟神話傳說是可以分別的,可是丸山先生說這種國學的方法是「實證」,就有一些矛盾。本居所做的是比較文獻學的,比較實證主義的方法,他要分析text,比較實證,完全沒有神話的感覺。可是後來他做的事情整體來說比較傳說。用他的作法把text念下來分析,可是他做的事情那時期的地緣政治學的地圖來看,就是日本的國體從漢學的世界、從中華的體制下要抽出來的。這就是國體的想像中的一些領土,可是他的方法是一直念text。這可說像現在的area studies的危險性。
接下來我要講兩個東西:姜尚中先生的書中也有提到本居宣長,18世紀一般的生活。本居先生抽煙,他抽的煙都是從西方來的,所以18世紀已經有一些日本學者意識到了西方來的神聖的土地,還有那時候國學,國學本來是從漢學出來的東西,其元素在哪裡?那時候在大陸清政府慢慢的把自己的主體和漢人的儒學結合在一起,也慢慢的發展儒學上解釋的方法。那,日本漢學的學者也知道大陸的轉變的過程。本居之前有一位「荻生徂徠」,他屬于古文派,提示加上文獻學、實證學的方法。他不屬於國學,可是他做的事情很重要。他學了一些很古的漢文,那時候日本跟清政府還有一些貿易上的接觸,他發現實際上的漢文和他所念的東西(訓讀的)不一樣。後來他進行把漢文當做外語。有這種契機, 本居來做了一些國學,所以那時候東亞的地緣政治學的想像力會有動搖的時期。西方來的影響,還有大陸異民族統治漢民族的調整過程,隨時一些解釋儒學的方法也發展出來。他們都知道那種過程,所以以後他們慢慢的影響到了以後有了國,明治時期的思想家都是模仿、引用他們的思考來做出近代國體的思想。這就是明治維新期國體思想的一種發展的背景。最後我想說的,可以說姜尚中先生也引用了本居宣長的一些東西,所以後來的學者也引用、也是講話講掉了國體的定義,那是有一種危險。我們如何克服這種危險? 可是我們不能不引用,就是要分析國學是什麼東西,而不能無意識的引用國體這種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