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場： 何春蕤：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我想在一個新的地區開一家新的速食店，總要先想想已經有一個什麼樣的食品的店，然後再想想看我們大概要賣些什麼東西？這個東西要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如果這個原來在百貨公司有個小小的專櫃，有個小台子也好啦，那麼我們是不是要設一個專賣店？設這個專賣店的話大概會有些什麼顧客群？這些顧客群，會不會持續的買，以便我的事業能繼續？以上不是行銷課程的開場白，其實是下一場的有關於文化研究體制化的一些相關的問題，放在一個目前比較流行的市場行銷的框架裡面來想，其實蠻好玩的。我們這一場有四位發言人，台大外文系的廖咸浩、再來是交大的馮品佳，再過來是中央英文系的林文淇，然後是輔大的影傳系的趙庭輝，我們就按照這個順序發言。 廖咸浩： 我在上一場做的預告，其實是有點誤導，我發言的主體部份並沒有要跟文里對話，不過，我的意見的方向是會跟他有點對話的機會。（何：『你的意思是不實廣告！』眾笑）沒有不實呀，只是不精確。我還是會談到「到台灣社會的路」，不過我現在先不從這裡談起，而從另外一個角度談起。 我自己的感覺是說，我們會在這個時間點上，談研究文化到底要不要體制化的問題，主要是來自兩個壓力，第一個壓力就是剛才大家多少已點到，每個系做文化研究的大概都碰到了某種程度上被排擠的現象。也就是說，文化研究的聲勢還有沒大起來以前，大家都被當寵物般對待：別人會覺得，這些人搞的東西還滿有意思的，就讓他們搞吧；結果後來，這些人變成中壯代了，就牽涉到其他比較敏感的問題，跟「市儈」比較有關係了，當文化研究的聲勢有點要淹蓋過某個系「正統的」的研究的時候，這時在「再正統化」的壓力就出現了。 我也跟幾位朋友討論過這個反挫的力量有多大。比如說，外文系會說你這個研究脫離了英文系研究的範圍。當然從傳統的英文系的角度來說也的確是這個樣子，有些研究的素材已經不在傳統英文系的研究範圍裡面了，接下來就會有些人認為說你都在教這種課，那我們學生以後出來怎麼辦？比如他要去申請美國或英國英文系的課程，然後人家就說，你都沒有念英文系的東西呀！你都在念流行文化呀，念服裝呀，念民族呀。很顯然，這裡面有一個對外國英文系的奇怪的想像：覺得外國英文系的發展已經遠遠落在我們後面了；他們還停留在二十世紀初年的狀況，而我們已經「進步」過了頭，該我們來等等他們了。但這當然是個迷思，這個迷思的背後，除了要「和西方一樣」又要「和西方以前一樣」這種奇怪的「自我殖民」的問題之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較現實的問題，也就不必在此細說。文化研究正當性的問題擺上台面的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自身發展碰到了瓶頸。 這跟先那個現像是相關的。好像說已經沒有辦法再發揮更多的影響力了，甚致於它的影響力可能會開始被規範出來。當然從事文化研究，似乎就是要做點事情，不是說得到一個學位或分數就算了，文化研究向來有這樣一個內在緊張，跟他的運動、學術之間比起來有一個很奇怪的不太確定的地位，所以它常常會思考「我到底能夠做什麼」。 也許在台灣除了某些人之外，很多做文化研究的人，都有這種沒有辦法入世的感覺，更有甚者可能還有些做文化研究，覺得自己很有入世的影響，事實上只是做了一些「學術」（或不學術）的研究。不用諱言，這的確是個問題，在西方文化研究的領域對這個也已經有不少討論。「文本研究」本身並不是問題，可是很多所謂文化研究、它只是一個「文本的操練」而已，而這個文本操練本身又沒有脈胳化（contextualized）。這跟我們剛才講的有直接關係。比如說：我們討論台灣的社會的時候，我們到底了不了解所謂台灣的社會？我一直都有這樣一個自責，覺得文化研究被外文系主導這件事情可能一開始就給了文化研究一個阿其力斯的足踝（Achilles' heel），也就是說一開始就有一個先天的弱點。 其實傳統上外文系研究是比較去脈胳化的，相對的像朱元鴻所來自的社會系，他們有另外一個比較有脈絡性的學術傳統（這當然可能是我的想像）。我們常看到台灣的文化研究在研究台灣社會的文本時，會用西方的某種理論套上去以後，就說這文本反映了「台灣的」某種問題。但事實上，他看到的可能是「西方的」問題，因為第一，理論完全沒有修飾的拿過來用，第二，研究者對於文本的台灣社會的脈胳本身並沒有充分的理解，這時候就牽涉到怎樣理解台灣社會脈胳的問題。這就跟文里有點對話關係了。《易經》到底對台灣社會有沒有影響？我覺得這還是我們可以更細膩予以討論的問題。台灣社會到底怎樣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又怎麼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 這一百年來，隨著中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輸入了西方的許許多多價值與觀念，以至中國的現代文化深受西方影響．但中國社會／台灣社會是否就已經是西方社會？它與西方社會到底形成了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中間的脈絡還是要釐清。舉例說，十六世紀的西方人來到中國時，都認為中國什麼都比西方好，只有一件事無法忍受。到底是什麼地方不好？「男色」的現象十分普遍。這令這些西方人甚為反感，有人甚至於反感到認為光憑這一點就必須有勞上帝用各種天災懲罰中國。那麼我們研究台灣的同性戀問題的時候，是不是應該把這個脈胳看一看？最起碼知道這個傳統怎麼被中斷的。那麼，假如說這個傳統中斷了，那台灣的同性戀所遭受到的壓迫是來自於西方的價值觀，還是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假如說這個傳統沒有中斷的話，那中西之間同性戀所受到的待遇應有相當的差異，這個差異在哪裡？這樣比較細膩的、脈絡化的分析才是文化研究所需要的。所以二千年以至於五千年的東西都還是有點關係、甚至於很多關係，只是看我們怎樣的去運用。 這個論題又牽扯出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文化研究到底要進行文化革命，還是要做其他的事情？五四以來大家都覺得文化革命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胡適說，中國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裹小腳、八股、大雜院，貞節牌坊，沒什麼好東西，所以我們要把它給革掉，同時要以西方的好東西取而代之。西方的好東西是什麼？根據殷海光的說法，就是天上的人造衛星，水底的核子潛艇。從胡適到殷海光到當代的「脫華入洋」論，是同一個脈胳下的產物．基本上持的是一個文化革命的態度。但我不曉得文化研究是否應繼續在這樣一個「反脈絡化」的傳統下來進行？假如不能的話，那麼「脈胳化」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否則的話，文化研究就會變成一種「反文化研究」或者甚至變成日本的歷史教科書。怎麼說呢？最近不少自認為很「文化研究」的討論慰安婦的文章，會不知不覺的苟同許文龍的說辭：比如，慰安婦現象不是日本人來了才有嘛！台灣的窮人家也會賣的小孩去當妓女；比如，軍妓為什麼不談偏要要談慰安婦？這種邏輯就像當年俞國華說，二二八沒那麼嚴重，反正清朝入關也是到處殺頭的。最近日本歷史教科書的問題也是一樣的邏輯：日本的寫教科書的右翼學者面對抗議時就回應說，韓國跟中國的教科書都有扭曲事實的部份為什麼我們也不抗議？如此太快的一概而論，就是沒有脈胳化所造成的；這樣的一概而論、把所有一切打平的處理方式，顯然不是文化研究要做的。文化研究若不希望「反文化研究化」或「日本教科書化」，一定要脈絡化。 接下來我們可以用上述的背景來理解一下我們為什麼要、或者是否應該要把文化研究體制化的問題。要成立一個系所，我們先要問幾個很主要的問題。第一個就是為什麼要成立？Why?如何的成立？怎樣的形態的成立？How?它成立了以後核心課程有什麼？What？在談這些問題的時候還要問一些更根本的問題，就是文化研究要做什麼東西？這裡牽汲到使命的問題，也牽汲到比較市儈的問題，牽涉到我們現在是在教什麼樣的學生？比如說我們是在教美國的學生、日本的學生、還是台灣的學生？還牽汲到我們要教出什麼樣的學生？也就是要給他們什樣的訓練，以後扮演什麼樣的社會角色。另外一點是，文化研究到底要做什麼？要對社會有點影響的話，要怎麼的影響社會？先處理了這幾個問題，先前的why, how and what，也許就比較容易回答。我個人會有點擔心文化研究成為一個系的體制以後的未來。文化研究體制化並不一定要成為系，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最起碼也有三種，一種就是成立系，還有一種就是現在可能大家認為是將就的辦法，也就是成立一個中心或學程。還有一個就是我去年到日本東京大學演講的時候的發現。我演講的場地是在東大的駒場校區。跟他們學者了解之後才知道，這個校區是文化研究的校區。對他們來講，那個校區等於是東京大學的另類東京大學。他們在裡面做的事情就是文化研究。幾乎所有的系別在那裡都有個文化研究的分支。我不曉得他們做的成功不成功，但是我接觸到的學者似乎都是有點壯志凌霄、大有可為的感覺。不過這第三種可能性是可遇不可求。東京大學的駒場校區原來是通識教育校區，但現在雖然名目上還是通識教育校區，但實質上已經變成了文化研究的校區。就成立系而言，我們可以拿一些先例做參考。比如美國的比較文學，在成立系了之後，也幾乎等於是比較文學的影響力衰退的時候，原來是一種相對於傳統文學系所的設計，結果成立系之後，就像剛有教授提到的，體制化也就是稀薄化。幸虧比較文學因為文化研究的興起而獲得重生（但並不是每一個比較文學系都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就上述三種可能性而言，我個人覺得比較可能的形態是藉由有資源有設備的中心或學程，進行整合。當然文化研究學會是一個跨校的整合的力量，但校內的整合力量從哪裡來？我覺得類以一個文化研究的中心是可以做到整合，同時又不會把文化研究孤立化、稀薄化。因為其實剛才我提到過，文化研究需要脈胳化，因為現在台灣的文化研究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夠脈胳化。那麼脈胳化必需要從一個具體的學科進行脈絡化的工作。當然這裡所謂學科並不意味著傳統的學科，但是這個學科必須要能讓學生與學者經由這樣一個管道累積關於脈絡的知識。所以我覺得目前這種狀況，也就是在每一個系都有一定比例作文化研究的人，是比大家集中在一系理想。成立獨立的系之後，許多可以在舊的名目下做事情，可能無法再做。那麼，目前這樣的狀況不在於沒有獨立科系，而在於各系的文化研究同仁沒有互相支援，以致於資源沒辦法有效的掌握。所以，文化研究學會在國科會要求把文化研究變成一個獨立的學門，也是很重要的一步。但目前還付諸缺如的是校內力量的整合。 　 何春蕤： 廖咸浩已經把我們上一場講的、隱隱約約要談可是沒有清楚談的東西丟出來了。比如說實力，這兩個字是上一場沒有清楚出來的；還有一些很具體現實的問題，比方說怎麼在校內創造整合和凝聚的力量。我最近對整合這個說法也有一些很複雜的感覺，因為我感覺整合常常好像不是去凝聚一些力量來做一些新的事，而是被「整」到願意「合」作為止，蠻令人嘆息的。下面請交大的馮品佳引言，眾所周知，交大外文系是第一個以文化研究為特色的碩士班，我知道作為舵手，馮品佳在一些場合也報告過這些事情，但是她今天或許也有另外的東西要提出來和大家談談。 馮品佳： 大家好，誠如何春蕤她剛才說的，我在很多不同的場合都已經說過了相同的問題，我覺得我好像在演連續劇一樣，在第一集的時候，就是上一次第一次的文化會議的時候我就是講說，交大外文系，How，如何來成立一個文化研究所的問題。那時候我是用patch的觀念，當初是學校告訴我們說，你們應該成立一個言語文化研究所，然後我就把它引申為文化研究研究所，當然也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意義的混淆。在第二集的時候，是上次在東吳大學的比較文學國際研討會的時候，那時候我用了兩個觀念，就是說我們研究所的成立是一個正確的錯誤，因為我們其實在一個學校對這個學科不了解然後來建立我們想要建立的東西，同時在過去的一年當中，逐漸的在教學上面在跟同學的互動上面，慢慢發現一些危機，就是同時我上次提出的另外一個觀念，危機中有轉機，我們自己本身的局限或是同學的有限的思考，我們希望在這個初見的危機當中可以找到某種轉機。那今天我講的東西就會比較boring一點，第三集，但是這是the never ending story　就是以後還會有續集，我們還是會持續在run 這個program，但今天講的比較boring一點，就是我把很實際的，我們這個研究所到底是怎樣規劃的，到底我們所謂的核心課程到底是什麼東西。另外一個，我們交大剛剛成立一個新興文化研究中心，也得到學校的經濟上面的支援，所以已經可以正式的開始run，那我們也有一些想法，要做一些事情也跟各位預告一下，我們馬上就要來的東西。其實剛才好幾位老師都有提出來了，其實要成立一個研究所並非那麼容易的事情。剛才廖老師所說的，why how what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但其實在某種狀況，像交大外交系在成立文化研究的研究所的時候，其實是在一個策略性的，把學校對我們的要求做了一種轉換，除非你去跟教育部申請一個從憑空出來的一個研究所。如果說，你是從一個大學去發展出一個研究所的話，基本上就必須要跟你的大學部的整個體制，師資背景，專長等等，都要互相的配合，所以也就是說你必須要考慮這種先決的條件品質，然後才能做這些事情，所以，有蠻多需要考慮的地方，其實在我們整個研究所的run的過程當中，我們慢慢必須要考慮說，如何把先天不良的地方，利用後天的方式，來做一個調養。 先介紹一下交大的語言與文化研究組的課程的規劃原則跟特色。基本上我們對於同學要求的修課是２４個學分，然後再寫一個論文，我們要求同學的論文是用英文寫的，這也是某種程度的市場考量，在正式run的時候很多問題就會出現。去年很多考研究所的同學就說，為什麼我們要用英文來回答題目，為什麼我論文要用英文來寫等，因為當時我們必須要定位今天你拿了這個學位出去，都做些什麼事情，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一點，很多很多文化研究的原典，基本上都是用英文在書寫的。當然是我們是用這種方式來告訴同學，背後另外一種想法就是市場的考量，同學出去以後可以做些什麼，今天能很完善寫出一個英文論文，他如果不去做一個學術上的研究的話也是可以去做一個teach English這樣的工作，所以，我們強迫規定你們要用英文寫，強迫規定你們在畢業以前要考到托福六百分以上的成果，我們不來測驗你的英文程度能力，可是你要自己去考，這是很大的一個compromise，大家也可以批評我們，也可以給我們更多的指教。真的是在一個現實的考量上面，我們要看我們同學以後真的能做些什麼事情，是要進修或怎樣。 課程規劃方面我們有兩個必修跟選修方面我們有兩個必修的課程一個就是研究方法，一個是文化研究導論，文化研究導論是在上學期的時候，在上學期正式授課時我們發現，當然跟每個老師任課方式有關聯，下學期主要就是綜合一些西方重要文化的批評，同學念的可能歪歪倒倒，但我們覺得這是一個你要有獨立思判思考能力的起點，要從足夠的剛才講的方法論，或是理論的背景開始，這學期，下學期的時候，我們開始上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相當實際的一種課程，因為我們自己老師在做別的學校的committee member，或是自己指導學生，都會發現實際上很多同學都不知道怎麼樣來寫碩士論文。上一節所講的問題，方法論問題，其實是蠻高的層次，是理念上的，現在實際來任教時，要面對的是，實際上很多同學他不知道怎麼來寫，不要說他怎麼把方法論擺出來，甚至如何來運用方法都不知道，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課程，然後希望能幫助同學經由這堂課，知道怎麼寫論文，然後知道一些方法，知道怎麼寫一個thesis proposal出來。這些就是非常實際的兩個課程，其他選修的話，我們分成三個課程，一個就是後現代的思想研究，所謂後現代思想研究它就是經由「對於後現代理論探討，解讀國際化及全球在地化，後資本主義等現象」，所以就是比較localize，「考量在地跟全球性的問題，研擬如何建立健全之市民社會，同時也討論後現代的空間理論及後現代地理學等重要課題」。另外一個group我們老師比較專長的就是殖民跟後殖民論述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全球性的視野，研讀深受殖民與後殖民研究的世界文學，包括，本土文學、新英文文學、其他後殖民的理論跟文學」。另外一部分，是比較著重於媒體傳播的，就是媒體與文化的研究，「針對大眾傳播對於文化消費模式及文化理念之影響等議題，做深入之研究，並擴及探討比如說建築等等這種比較另類的文化性」，因為交大馬上就要成立一個建築所。「此外，對通俗文化新興之前衛的藝術形式，或結合其他多重傳統表現形式，以便經營後殖民情境中另類之可能性的實務研究，並且提供以網際網路的新興文化形式研究為主的相關課程」。基本上這三大課程群的話，我們有一些會跟實際上不太一樣的地方，我們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在後現代思想研究的部份，我們有比如說後現代思想的導論、全球化與地方化、市民社會、後資本主義、後空間與後現代地理學，這基本上是跟我們院長的專長比較相合。在殖民與後殖民的論述，我們有後殖民論述的導論、族裔論述、後殖民翻譯理論、新興英文文學專題、美洲文學（包括北美、南美、中美）以及亞太英文文學專題，還有女性主義及後殖民論述等等，這些是可能的方向。在文化理論選修方面我們有：視覺文化、電影理論、網際網路與超文化研究、文化與科技、消費主義與文化工業、建築與文化論述、文化發展與文化政策等等，這樣子的一個課程。後來學校給我們一個做世界性的課程調查的機會，我接下來這個計劃以後就是參考了一些國外的，包括英國、美國、澳洲、香港的一些文化研究的課程，然後把他們做綜合的研討，那時候我有稍微做一個結論，比對我們目前課程的設計，我有一些想法，在系上提出的一些建議，比如說在文化研究概論的部分，這是我們的必修課，可是因為文化研究概論，它要涵概的東西其實是非常多的，除了所謂的文化理論之外，我們覺得說其實應該還要包括一些我們很缺乏的一些社會學的或是其他跨領域學科的那種理論，應該要再多開這些的課程，也把它，譬如說文化研究概論分成上跟下或是１跟２的課程，然後可以再涵蓋一些跨領域的東西，讓我們學生有更多的訓練，另外的就是本土文化的研究課程，如果看其他世界各國文化研究的課程，其實剛剛各位老師也提出來，其實那種在地性關聯性是十分的重要，如何能把我們自己本土文化研究的東西帶進來，這是我們課程非常重要的一步，另外一個也是跨領域的想法就是所謂的田野研究，因為我在看我們的同學所寫的論文會發現大家做的東西，他們自己定義的是比較接近於社會學的東西，那是因為這些同學並沒有田野的這種訓練，如果能不管是用專兼任的方式，能夠找到來訓練他們這方面的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個講的就比較好聽就是，就是設立研究中心跟定期座談會研討會等等，實際上，現在我就開始講的是研究中心的問題，研究中心的話，我們是已經實際的在run了。研究中心主要的所謂新興文化而擬定出來的主題，大概有六個主題，向各位報告一下，一個是：新興文學與後國民後國家思維、通俗文化與資訊生命科學的互動、（因為交大是非常科技為主的，所以這種科技互動是非常重要的）新興文化與在地社區營造的想像、新興藝術興跨國文化運動、文化認同與環球化或全球化的問題、認知模式與倫理價值觀念的變革，（我們好像回到一個比較保守，可是實際上對ethics跟對 value的想法）。們推動的東西有近程、中程跟長程等不同的活動，近程的話可能是成立一些網站，資料庫，然後成立暑期的研習班，延攬國外知名的學者來學校演講訓練新興文化研究與研究相關的研究人才，這個方面我們已經向國科會申請，並且得到了prove，本來是今年暑假要做，可是因為學者很難找到相同的時間，所以可能是明年年初，或今年年底的時候，目前已經答應要來的包括一些蠻知名的大家等等，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六月初的時候，請到Richard周蕾，他六月七號、八號就會來台灣待一個禮拜，做一些相關的研討，包括在交大、中央都會有一些演講的系列。中程的話是希望跟相關系所能夠配合、出版書、開研討會等等，長程的話當然是希望能更國際化，跟國際之間能夠達到文化研究的，及文化政策的等等的這些研討跟修訂，所以我這邊講的都是非常實際的東西，還有一些問題，但時間不太夠，也許等會可以跟各位再補充，謝謝！ 　 何春蕤： 交大是一個人文方面人手蠻少的地方，但如果能有一個有力的院長的話，其實做的事情也是蠻多的，從他剛才報告來看到很少的人可以有很高的生產力，不知道累死了沒有。【眾笑聲】剛才交大談的是一個現在正在運行中的碩士班的計劃，中央的話，林文淇一直在想做一個構想中的博士班的計劃，所以也許他可以來談談他的夢想。【眾笑聲】 林文淇： 我從來沒有讀過毛語錄，但今天聽到宋文里念毛主席的語錄時，我就突然覺得我懂的毛主席的心，【眾笑聲】從文化研究的實際觀點去看他舉的那個比喻說吃梨子，好像很奇怪，那我覺得其實跟文化研究的實踐是一樣的，吃梨子這個動作，是他解釋說你要親自去參與，所以才能夠真的知道到底在幹什麼，可是那顆梨子本身又是要被改革的，所以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很糾纏住的比喻裡面，你在讀的時候就覺得有點奇怪，文化研究也是一樣，說不出文化研究是怎樣一個實體整體，他也不應該是，如果是的話那他的疆界已經畫的太死了。可是你真的去參與的時候，沒辦法像我們現在這樣講說文化研究到底是要怎麼樣，做研究的時候你可能是要怎麼樣，因為他其實討論這個或是真的去實踐這個建制的問題的時候，涉及到的是一個現有的不管是行政體制，或者是原來的學術的領域彊界，你處理到的是你身邊的同事的學生，像陳奕麟剛才講的，他們不只是他們進來的時候，出去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你都要考慮到，所以其實那個梨子真的是很難吃，所以吃完是什麼感覺其實這個很難講。我在這邊講一下，從我１９９３年進到中央大學之後，所看到的或所參與的中央大學實際上在吃那個梨子的時候，有一些什麼樣的經驗，我必須要先講的這個是我自己的觀察，包括等下那個博士班也是我自己的想像。前提是，我們在還不知道文化研究可以當做一個實踐，不曉得這個真理的時候，不曉得這個梨子是什麼滋味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已經在做了，已經開始在吃了；整個過程中到現在，我覺得不管文化研究我們怎麼去定義它，至少在中央大學，我看到的這個滋味是很好的，文化研究的不管是我們去實踐出什麼樣的特色，或是什麼樣的精神出來，對中央大學英文系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今天提到的在原來的英美文學系去做，會不會把整個英美文學的學科傳統或是學科領域稀薄化，我倒覺得這個不會是一個主題上的方法論上的學科定義上的問題，而是誰在做，比較從學者或是師資上去確保的，沒辦法從只要把這個學科定義的非常好，我就能夠去保證說這個做出來的研究品質不會稀薄化。這方面中央大學英文系的經驗，找到了一些好老師，不管他做什麼都是好研究。我要談的是我們實際上做了哪些事情？面臨哪一些問題？無可避免的它其實是一個英美文學系的一個經驗，也許對在座是英美文學系的或是關係英美文學系的是一種啟發，不然的話就可能當做一個參考。在英文系實踐文化研究有幾個難題，第一個是國內的英外文系肩負著英語教學的使命，在過去這個使命做的好不好沒有人管，但是在英文變成是一個台灣的瘋狂運動時，它就變的非常重要，訓練英文這個東西變成英外文系主要存在的意義。過去中央大學總共有２９個教師的員額，需要負擔全校同共英文的教學，還有自己本系的大學部、研究所碩士班的教學。由於英語教學與文學和文化研究是非常不同的領域，因此過去為數眾多的老師，就我看到過的是學術人格分裂的生活，【眾笑聲】，教學跟自己的研究有時候必須要很淡然的一種隔開，我在教學上沒有辦法教我這個在做研究的東西，我就去教你要我教的東西，那我自己的研究我就做自己的研究。另外有些人是可以偷渡一些文化研究的精神，或者說一些內容，比較有創意的東西或者比較屬於文化研究，把它定義成比較誇學科的。就我看到，其實在現有的一些學術體制下是很困難的。第二個，國內大學在人文跟社會學科這兩個，這個的劃分其實從英文系的觀點來看，其實是很僵化的，或者人文領域裡面學科之間的疆界，其實常常也是劃分的非常僵硬。要打破，就我現在看到還蠻困難的，舉例來說，現在中央大學有中文系，英文系，跟法文系這三個系，如果說文化研究，社會科學的部分是很重要的一層，在學校裡去提出，是不是既然人文的部份常常被打壓，是不是應該大家一起來想想看成立一個社會科學院，這樣至少聲勢狀大一點，而且很多的研究也許可以做的比較好一點。其實去做這個提議的時候，在文學院裡面，很多聲音是反對的，因為他覺得已經受到那麼大的威脅了，再成立一個院，其實是分掉了可以享受的資源，而且就跟一般的想像文化研究一樣，覺得那個是一種很奇怪的學術領域，對比較沉靜的比較典雅的文學院，其實會有很大的威脅。或者說我也曾試著去跟中文系去提議說，如果我們英文老師有很多做本土研究，做中國的文學或做台灣的文化做的非常好，是不是跟中文系可以有一些合作，甚至還把一些合聘的辦法都找出來，那規定其實非常寬鬆的，因為他是為了符合理工學院的需要，可以很輕易的就可以做的。可是去跟他談的時候，聽那些比較願意支持的老師都會跟你講說：「我們支持你沒問題，但是要在整個中文系去實踐是不可能的！」因為他要經過系務會議，系務會議裡面一投票的話，大概就頂多他們一兩個支持，其他都反對。所以可能非常好的一個可以實踐做文化研究的實際的動作，在現有的體制裡是非常困難的。另外一個文化研究非常適合做的地方是通識中心，各學校都有通識中心，因為教育部一直命令通識是很重要的，可是真的去觀察通識中心的話，其實它變成一些雜七雜八課的開課單位。大部份學校只是當成是虛應故事，中央大學算是做的比較認真的，因為我們校長是通識學會的會長，【眾笑聲】，可是即使這樣，他們並不是把通識做為一個可以研究的單位，他也沒有去設想怎樣能去整合學校的不同的科系，提供出真的很好的通識課程出來，仍只是個開課的單位。要去改變這樣的一個事實，對很多學校來講是非常困難的。最後一個是說，今天提到的一些建立新科系，很多各位已經有在談的，建立新科系在方法論以及在整個內涵上會有什麼問題，其實根本經費上就不可能。台灣現在的教育經費緊縮，很少有新科系可以得到設立，他會鼓勵各學校去多設立資訊工程，因為台灣現在需要的是資訊工程，你跟他說你要設立一個文化研究系，這個大概門都沒有！所以在這樣長久的困難下，中央大學英文系至少在過去的七、八年間，在哪一些的實際的做法上面我們可能稍微突破了這樣的侷限，變成我們現在在國內英外文系當中，好像一個比較具有文化研究特色的系所。我們自己並沒有一個很具體的去標榜在做文化研究，可是各個老師做的不同東西，還有許多做法上集合起來，好像就變成我們做的具有文化研究的特色。第一個是說一個課程制度的改革，我們在大概六、七年前就取消了必修的制度，讓老師可以在一個比較靈活的五大類的架構下，其中一類就是文學文化類，可以開他自己喜歡開的課程。給老師一個這樣的彈性之後，很多屬於文化研究的東西，適合的自然就進來了，當然還是在屬於英文系的架構下面，可是只要你能自圓其說，拗的過去的，我開一個世界英文文學，那中文也屬於世界，中文被翻譯的或者說其他的，課程委員會都願意去接受，所以在交大上的世界英文文學跟我們上的可能會有很大的差別，或者這個老師上的跟那個老師上的有很大的差別，這個在我們這邊也是被容許的，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第二個就是說，在碩士班我們也沒有像交大這樣做了一個很明確的定義，在我們碩士班的修業章則裡面，它對論文的規定就只有短短這句話，「論文內容應顯示候選人獨立研究分析思考的能力。句點」它甚至連英美文學它都沒有說，這個好像一方面是大家心知肚明的，當大家到了一個英美文學的碩士班，當然就應該做這樣子，可是它也開放了一個空間是，誰說我去做李昂的東西對英美文學沒有貢獻？就是說李昂的東西可以翻成英文，或是誰說我不能做臥虎藏龍，臥虎藏龍變成一個全球化的台灣的文本，在英美的世界裡造成這樣的轟動。這個東西在當時就已經預設了現在全球化的一些現象裡面，我們的學生其實可以做的，也許他做完之後他的論文更吸引人；第三個是，也許是一些老師特別賣命，也許是整個風氣的使然，我們整個成立研究室的風氣還蠻盛的，在何春蕤的性別研究室帶領之下也成立了電影文化研究室，現在也有老師很積極想要做戲劇表演的研究室。整個研究室是在一個比較小的規模裡面，系裡面只要同意就可以成立的，它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教育部的執照或認證，自己說研究室我就是研究室，反正，你要過來跟系裡面要錢沒有，【眾笑聲】就自己去想辦法用你的研究經費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可是這個給老師一種認同感，和他有一種名義可以去做原來的英美文學架構下面沒有辦法去做的；第四個是今年正在發生的，我們英文系向來是負責全校的共同英文，今年我們在經過一些努力之後，已經在系裡面通過了，學校也樂意配合，就是把共同英語的責任丟還給學校，要求學校另外成立一個語文中心，這個也是跟交大一樣，跟學校的行政單位溝通的時候，一定要去投其所好，明明是我們自己很大的困難，可是一定要說，學校為了要配合英語的強大的需要，要趕快去成立一個語言中心。所以順水推舟，就讓我們英文系原來在學校有意無意間，「英文系做為一個英語的服務單位」，英文系主要的存在目的就是為了來服務學校的學生要來學英文，跟數學系或物理系是很不一樣，這樣的一個定位的意義就因此被改變了；還有一個也是今年剛發生的，就是我們雖然沒有必修課，可是因為學校的要求，所以我們有，譬如說，在文學文化類高年級的課程裡面，有規定六門課學生要選三門，這個從去年到今年，我們就已經有兩門課是非常屬於文化研究性質的課程，一個是世界英文文學，當然教什麼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個是文化研究入門，這個就有點像是核心課程的味道。所以我想這個一系列下來至少我想在整個課程，在教學上、在老師上面，是一種蠻活潑的組合。 對於目前的規劃跟想像，第一個是，我們現在也開始在進行，不過只是剛開始而已，在台灣現在如果要去實踐文化研究的話，我覺得最好的方式，不會是系，最好的方式可能是學程，因為大學法現在已經正式要做一個修定：學程跟學系是放在同等的地位，然後他可以送你學位。學程本身的意義就是非常文化研究的一種組成，不過這個有些實際上的問題，上一場也稍微談到過的，行政上面怎麼跟學校談？課程上面怎麼安排？師資上怎麼去得到足夠的資源？所以不會讓這些老師又要負責系的事情又要負責學程的事情，到最後累的半死；另外的一個是，現在還在非常的想像空間，就是博士班，我也覺得博士班是在實踐文化研究上最適合的，當然在怎麼去設立方面，各個單位會有各個單位的問題。他最適合，第一個，去跟教育部申請要設立博士班，只要你不要跟他要資源的話，他只要去審查你這個原來的老師，你這個課程的設計，符合審查人的標準，就會通過了，再加上現在教育部在推的所謂研究型的大學，什麼叫研究型的大學，他有一些指標，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博士班的數量，還有博士生佔全校學生的百分比，總共大概只有五、六個大學可以擠進所謂的研究型的大學，所以像台大、清大、交大都不用擔心，中央就要很擔心，因為中央剛好是在五、六個的邊緣。所以看準這點的話，學校巴不得趕快成立一個博士班，這個博士班到底叫什麼，我跟研發長討論過，去隨便設立一個設立好了你要怎麼改就怎麼改，【眾笑聲】，所以就這方面來看的話，其實博士班在學校裡，至少在中央大學它有一個很迫切的需要，就是他需要你設立，如果你不設他可能還罵你呢！在整個制度上是比較容易的。第二個是說，博士班它是一個比較專精的研究單位，所以各系現在可能有的問題，當你要得到全系的老學同意的時候，會很難做的事情，可是你一旦是用博士班的名義在做的時候，也許只會有某一些對學術上比較有成就、有動力的，比較有熱誠的他，才能夠參與整個設立博士班的討論，所以我想如果真的想做文化研究的建制的話，這是可以考量的。第三個我很同意剛才廖咸浩的講法，中心其實是很適合做的，就跟通識中心一樣，你叫這文化研究中心也好，叫人文中心也好，不管你叫什麼他就是一個獨立的單位，可是最大的問題是錢從哪裡來？交大非常有幸的，張忠謀丟給學校一筆錢，學校就拿這個來做文化研究。中央大學沒有，這個就是比較實際的問題，學校為什麼要來協助你去辦一個中心？它完全看不到功能，現在台灣現在一般心態上是功能主義至上的單位。所以我要提的最後一個建議，其實是要來討論文化研究的建制，很重要的是說，可能更多的學者比較進去到行政系統裡面，進入到研發會去當教務長，去當總務長，我覺得這個大概是最快的一條路。【眾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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