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偉誠： 現在就開放時間，讓大家進行討論。 [現場發問與討論] 陳光興： 今天這個會覺得有趣，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就是說，有一些比較正的人有一些比較歪的。可是，在這個條件底下，我想把柯裕棻的話講的更明白一點，往前推一點，我覺得她講得太含蓄、ＰＵＳＨ層次不夠。就是說，我覺得她講出對「以先進國家為師」的不滿，因為這一直是一個主導性的、主流接受的意識型態。可是事實上我也知道，舉例來講，像阿三（馮建三）在做的類似改革也有韓國的，事實上他的另外一個好朋友，泰國的，這兩個地方也一直在搞媒體改造。可是這種另外的東西，總沒有進入我們的論述，或者說沒有成為我們的參考點。我要講的意思是，其實我們不是先進國家嘛！一直講先進國家先進國家，講個半天，日文也不懂，而這不只是語言上的問題。反而我們缺少了另一種視角，就是說，在全球經濟環境裡面、構造位置相類似的地方，它能夠改造的程度與極限是什麼？它們特殊的、在地歷史的限制何在？我覺得這些才切中我們當前的狀況，而不是那麼簡單的不然就是歐美、要不然就是本土，事實上橫座標還是很多，要拉回來談。我覺得也許阿三可以多講一點，事實上，韓國已經搞了很多年的媒體改造運動，泰國也都是。這並不是一個台灣特有的現象，而是在整個第三世界亞洲的區塊，在所謂「民主化的過程」裡面共同面對的一個問題。我們參考的座標一直朝向歐美，就無法看到這一點，因為事實上能夠落實的條件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個東西要把參考點拉回來，總之我覺得不應一直是在複製這個主流想像，比如先不先進，先進先了半天不太先嘛，沒辦法活下來，因為沒有那個養分。 而參考座標的問題會牽扯到接下來我要講的，也就是公共性的問題。為什麼這麼講？我的前提是，「公共性」並沒有本質，全然看你要塞出什麼東西。可是我覺得塞東西不是這麼簡單的，要有一些土壤在那個環境裡面才能夠塞進去。我認為，柯裕棻剛才最後講的也是這個部分，就是說，這個公共性，可能要被置換掉。為什麼這麼講呢？把公共性放到第三世界的環境裡面來看，所謂的公民社會，我最近一篇與（印度學者）P. Chatterjee對話的文章（註：收於《發現政治社會》，立緒）就是在講這個觀點，第三世界國家中所謂的公共性、公民社會，基本上是菁英掌控的位置與空間。在第三世界，很少人是公民、具有那個公民的身份，就算法律上有那個位置、有能夠走進去的管道，我覺得那都是太抽空的想像，若回到到實際狀態裡面，我們不叫公民而是叫「國民」嘛。我們是不是應該變成公民，或如何從國民轉化為公民這都是複雜的問題，可是前提是，我們的土壤事實上還不足以效法先進國家的公共性的時候，我覺得拿哈伯瑪斯進來，沒有意義。在西歐或美國，在一個所謂的公民社會之外，其實沒有其他的空間；也就是說，它是在一個個人主義的條件之下，建構出來的一個所謂公民跟國家的關係。可是在我們的條件之下，卻不是這樣，我們一直是一個前現代的官民關係。因此，假如條件不是這樣，要如何談公共性？換言之，在這個條件底下來看的話，我覺得有些問題、有些公共性是沒有辦法處理的，除非你重新想像。 但一旦要重新想像，我們又只到先進國家去想像。我的意思也就是說，無盟有很多基本功課沒有做，我好像也是連署人之一，也脫不了罪。回過頭來講，在文化研究學會，我一直認為可以走的方向是搞政策，可是我覺得我們根本沒有條件，也就是說，批判的厚度不夠，所以還會有很多問題。就像我們當初跟阿三一起在搞公共電視也是，它的構造最後就是搞在公共電視裡面，只看你的董事是誰。像這些，我覺的反應出來的是，無盟在現階段的計劃是不是要納入其他的東西、其他人的意見？或者是一些不那麼政策導向的東西？但目前政策導向後面並沒有歷史性、文化性的分析，我覺得是站不住腳的、是一個掏空的玩意，我聞到這個味道不是這樣。搞政治的要會ＰＵＳＨ，可是後面ＢＡＣΚ ＵＰ的不夠，後面的支援不夠，你要怎麼去結盟、拉到很多人來參興？其實有一些人專門在搞這些東西的。我覺的文化研究學會搞政策應該要注意到這點，要不然的話會複製原來的、早一個時期的政策問題，對不對？就像國民黨早年的御用學者搞出來的東西，現在也可能會變成新政府的御用團體，事實上還是有這個危機。其實我不覺得政策不是不能搞，最後搞出來的結果可能也是反應了真實狀態，真實的實力就到這邊。可是，我覺得一開始也許不要太劃清楚那個界限，不能用一個很正的方式，說我們在做一件很偉大的事業，那種正義凜然跟以前的正義凜然，好像邏輯是一樣的，這種狀態我覺得其實會遮蓋了很多問題。 　 張小虹： 我想借剛剛的話來講，就是所謂的正跟歪。因為陳光興說前面好像有人很正，有人很歪的時候，我想我們會很直覺地認為，也許阿三有點正而老卡（卡維波）有點歪。可是我想講的是，如果從另外的角度來看，阿三可能很歪，但老卡卻可能很正，而這牽涉到今天的主題。我覺得我們的焦點越來越模糊，而焦點模糊是因為，有一種二元對立：一邊是精英的、中產階級的，一邊則是人民的、大眾參與的；一邊要學習西方先進國家，一邊則是本土的。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今天是談結構而不是談內容的話，關鍵在於：要創造一個非市場導向、非商業導向的另外一種可能性。把這個重點拿出來看的話，就讓我覺得阿三有點歪，因為他挑戰八十個大多數都是以市場導向、商業基礎為主的頻道，這樣看來他是很歪的。可是老卡為什麼很正？我覺得這個時候性少數，所謂的社會邊緣人，總是被搬出來去替八十幾個以市場導向為主的頻道背書。所以這裡我們必須去問，如果說每個人都有十五分鐘，其實我每次看到大老婆俱樂部、看到ＪＡＣＫＹ ＳＨＯＷ的時候，我都很難過，他們為了要這十五分鐘，他們受到多少屈辱？他們在那邊不僅被消費被消遣，而且基本上是一個很大的屈辱，因為吳宗憲他們請來的來賓總不斷地這麼做。也許對他們來說，曝光的機會是使他們被更多人看到，但我要問的是：是否有他們可被看到的其他可能性？有沒有其他的十五分鐘他們出現的時候不是被剝削、被消遣、被羞辱？這時候如果把討論的主軸拉回來，拉回來思考我們怎麼看待這八十幾個決大多數都是以商業考量為基礎的頻道？我們有沒有辦法創造另外的ＳＰＡＣＥ？我想問的是，第一個想問阿三：我們從這個角度來思考，不管公共電視它所謂的公有化、以及你們將來要播放什麼內容，至少在結構上，公共電視是一個非商業取向的東西。那麼為什麼現在有公共電視，我們還要吃掉台視、華視，不管吃不吃得下？因為基本上如果有一個這麼大的ＳＰＡＣＥ出來的話，這可算是另外一個台灣奇蹟了是不是？想問阿三的就是，為什麼你會有那麼強的企圖心要推無線電視改革？難道只是因為我們還有三個有空的電視？第二個我要問老卡的就是，我們怎麼看待，在一個商業機制裡頭，一些社會邊緣性、性少數的東西原本就還竄得出頭，因為商業基礎就是要去偷窺、就是要去看這些東西。好比我們剛剛看到的片段，ＶＣＲ還算比較正面，但現場訪問的時候又變成比較負面的。我比較好奇就是，這樣的商業機制它是「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東西，難道就這麼單純的認為，只有透過這樣，性少數才有被看到的十五分鐘？ 　 現場聽眾： 我想到第零步，要做文化的推動或改革，還是要回歸現實的問題。就像公視就算有在賣錄影帶，其實也是在苟延殘喘。其次就是群眾的問題，以前每周日晚上八點，有一個聯播節目叫做「電視與觀眾」（《新聞橋》？），會探討一些公共的問題，但後來觀眾覺得很枯燥，這個節目就沒了。所以我覺得改革的第一要務是錢的取得，雄厚的資本是作好節目的後盾，再來就是如何對大眾再教育。此外，我覺得，聽了幾場類似的演講，學界好像比較偏文的方面，若取材上多用統計的方法，或是推理的方法，把一些可能性的東西找出來，再一一去求證，我覺得對實際推行會更有幫助。 　 蔡篤堅： 剛剛聽到統計，耳朵一亮，我自己是搞政策的統計數字，玩得滿兇的，有一點我想延續剛剛同學講的話。我覺得他一開始就整個顛覆正與歪的基本定義（按：「民眾」又變成歪的，而「資本」變成正的），但接下來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如果這個空間牽涉到正與歪之間的不同價值判斷的話，能不能再去開放另外一個空間？我覺得這在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回過頭來說，如果今天我們有這個空間，但又一直迴避這個空間（按：不去正視這中間的矛盾、衝突與對立）的話，進一步，我們就可能只掉入理性的空間，只好不斷地在作選擇。因此，反而是整個空間的品質好不好，我覺得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是作統計的時候，我們常是去思考有哪些選擇、哪些變項、哪些數據，然後任何東西最後都只是做一或二這樣非常清楚的斷言。這種清楚的斷言告訴我們，這個世界還是由理性構成的，這又回到之前大家所談的哈伯瑪斯。 我們為什麼要談到哈伯瑪斯？我們從美國學東西回來，並不是說我們就完全按照美國的，我們從美國學東西的時候，基本上也在對美國本身作反省。為什麼今天我們只從哈伯瑪斯的角度來看，或只從笛卡兒的角度來談，為什麼不能從洛克的經驗主義再重新出發呢？其實這些都是由歷史和文化的基礎所界定的一個形式，但今天到底「我們的」形式意味著什麼？我們現在有許多是按照外面來的各式各樣的東西，可是問題卻在於：品質好不好？我蠻同意今天我們有一個偏食的狀態，那便是只著重美國，但拿歐洲對抗美國的時候，又忽略了第三世界。可是不管我們選擇哪一個，按照我們全民健保的例子，世界各國都抄了，新加坡也抄了，相信它是最開放的，可是我相信這個健保制度，它只有一句話──它是台灣的，不管它抄了多少國家。也就是說，任何東西一進到獨特的歷史性與文化性，它會產生獨特的意義和風貌，這是無法避免的。然而，這時便牽涉到一個認同的問題。 如果每人都是十五分鐘，這意味著世界背後有操控。以德國的經驗來說，它是先有公民社會而後發展成專業社會，但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今天專業社會的可能性在哪裡？而且，公共資源是很有限的、有其稀少性，這時候有沒有一個具代表性的團體，能夠成為支持品質的社會機制？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思考是需要反省的。我們總以為要讓這個機制有多元代表性，所以就用「想像」來思考多元，比如“想像”阿美族的人會怎麼想、排彎族的人會怎麼想、已經消失的平埔族（如果他們還存在的話）他們會怎麼想....等等。然而這種種想像，也不過是某些基本預測，並不能取代一個社會歷史中許多根深蒂固的「認同」，就像我們是漢人就認為漢人得有自己的範圍和界線...等等。好比，我也非常不同意某些對於同性戀的論述，以及這些論述中的代表人物，我們不同意他們自認為可以對ＳＭ做這樣的規範。但回過頭來看，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選擇的問題，這不是一個很膚淺的個人主義、或統計上的個人代表性所可以解決的。 因此，真正的的問題在於：今天我們什麼東西都有（按：各國的模式與經驗、各式各樣的主流或邊緣、各種你同意或不同意的論述），可是它的品質怎麼提升呢？我覺得這得打翻整個文化變遷的春水，並要思考接下來如何號召更多的參與，我覺得哈伯瑪斯的說服力可能不夠。這是我的小小見解請大家多多指教。 　 馮建三： 第一個回應「我們看起來像正義凜然的樣子？」，看起來不太像耶！其實基本上我是蠻相信理性的，我也認為知識份子，還是有他的工作要做的。但有時候我認為，反知識份子的論述，不可與反保守混為一談。雖然我相信理性，但不是那種臭屁的正義凜然，我們有很多的朋友，大概都不是這種心態，但是我們認為還是要做這樣的政策。事實上台灣也沒有什麼政策，不管是什麼黨，大概都是這個情況。但我們不管它，我們的優勢在於我們有一定知識能力來推政策，這一點是有的，但不保證說state會有一個理性來執行，當然不可能。 第二個回應「民主先進國家」這樣的問題，基本上我是再同意也不過了。不過有一些補充，第一個，像我對韓國有一些了解，有一些研究，但對泰國就比較少，新加坡也有一點研究，中國大陸這幾年研究的也比較多，可是這些地區的英文論述相對地少了點，實際上運用會有困難：1.要談的時候，沒有辦法像談英國或美國這樣的詳細，2.這些國家對推政策時作為策略上的號召力不夠。我們知道只談先進國家會有限制，但我們對於韓國、泰國的了解，或是對其他地方的了解，都不足以形成強而有力的論述。所以因為資料不夠，以及策略在做的時候號召力不夠，理性上來講這是我們生存上的、價值觀的一個限制。 第三，小虹談到：「為什麼已有內湖那一家還要再加上兩家公共電視台？我們不會覺得太多了嗎？」，或是「怎麼可能一下子，弱勢變得很強？」這個部份可能是一個誤解。今年之後，我們希望有很多人來參與，包括四月我們會到校園裡面，很多人會分頭去談這些事情，都是要推廣、對這樣的疑慮作釐清。你會知道，台視華視轉型之後，它們的「非廣告收入」投入一個節目製作的比例還是非常低。簡單的來說，如果您看日本跟歐洲的話，若他們投入一塊錢的非廣告預算，而他們的廣告預算則是一塊二毛，就是一比一點二，但台灣現在是一比三十二，就是說一塊錢的非廣告，三十二塊的廣告。你把台視華視轉型後，他還是依靠廣告收入的，他的比例還是一比二十八，還是差很多。從這個格局來講，你用什麼樣的財源制度，就會產生出什麼樣的節目。比如說，用市場邏輯，為什麼有些節目會在ＣＡＢＬＥ出現而不在無線出現？以市場邏輯，就很好理解。因為ＣＡＢＬＥ到目前有八十幾個頻道，超過四家無線電視。個別來講，有線電視台的店面，有點像木柵的店面，無線電視台的話，看起來有點像西門町或是東區。從這方面來講，這樣子的品味，相對來講可能會落後一點。我覺得如果我們把一些疑慮多做澄清，對整個工作或推廣，都會有幫助。因為在場的一些朋友，經過這樣的一個討論後，多多少少都會釐清這些疑惑，至於是不是太過於尊崇哈伯瑪斯、太過於強調歐美經驗、歐日經驗、太過於壓抑品味，甚至兩個月後我們再來討論，這樣子大家才都有一個相同的水平。 　 朱偉誠： 我是覺得聽起來，柯裕棻講的其實是很重要的，到底結構的改變，跟節目的品質，有什麼關係？到底「公共的」就能夠保證什麼樣的品質？這與私人的有什麼樣的關聯？公共性到底代表的是多元，還是一種禮貌性的限制？私有到底代表的是一致性，反而還是可以很多樣？在這一方面，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見，所以大家都可以從這個地方去想想，謝謝。 柯裕棻： 反正我潑了一盆水，那麼我再多潑一盆好了。我的想法倒也不是說，要做一個好的節目，就會有問題，不過我只是把我之前在報紙上看到的東西，再跟大家講一下。其實這也是呼應剛剛有人提到的文化跟歷史的脈絡，事實上不能夠忽略，也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你必須要把它放開，把所有的問題放在歷史的脈絡來看。文化面相的批評跟文化脈絡的反省不能夠缺席。 我在報紙的民意論壇上面，看到有一個台視的「台灣生態筆記」的製作人，寫了一封信過去，他信的內容顯得非常沈痛。他覺得他不想再作製作人了，他不想做好節目，這是一個二元的選擇。因為他做了一集有關保護魚類的生態介紹，播報時還刻意隱藏所拍攝的地點。但是，報導後，很多捕魚人“愛魚心切”，還是打聽出那個地點，然後，一個禮拜之內那裡所有的魚全部都被電光了，再也沒有了。之後他接到那邊保育人士相關單位的電話對他說：「你看您做得好事」，所以他心灰意冷，覺得根本不是節目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我想節目的內容，我們媒體學者，常常，其實有時候我也會犯這樣相似的錯誤，就比如說，我們覺得社會問題是媒體造成的，如果我們能夠把媒體改善了，社會就會變好。我覺得這是過度樂觀的看法，或許它是反過來的：什麼樣的社會，會造成什麼樣的媒體。我想應該是這樣反過來吧，如果對媒體有一點不滿的時候，可能是一個社會，文化性的，脈絡性的問題，而不是單單只有媒體的問題。所以我們因果關係一定要找出來，認為說媒體造成這樣的社會的學者，不是太悲觀，事實上，它是太過樂觀。這是我的一點想法，必須要重新跳到文化脈絡裡面來看。雖然說，潑了這盆冷水，跟這個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我始終認為，節目內容的考量，必須要放到整個文化脈絡裡面來思考才行，不能單單只是從結構上面來看。於是我們對於結構和節目內容的關係，我們必須要更密切的去關心，去把它周密化、去推演才行。 　 管中祥： 當然不一定得像日本的ＮＨＫ。我要講的是說，日本有小澤圓，如果您不知道小澤圓的話，讓我之好說飯島愛了。日本有飯島愛，也有ＮＨＫ，英國有狗仔隊，也有ＢＢＣ。我們現在不是要去推崇ＮＨＫ，或是ＢＢＣ，我只是要講說，他有兩種東西，至少是有兩種東西，為什麼這兩種東西會存在，會同時的存在？是因為，他的結構跟台灣的結構，是有差異性的。所以在這種媒體結構的差異下，你可以看到內容是有兩種或是多種以上的東西，而這不是要講品質的問題、庸俗不庸俗的問題，因為那根本就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連講話的機會都沒有，就沒有所謂的庸俗不庸俗的問題。 我們回到經驗面來看。從台灣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公共電視，跟商業電視，他們的產權不同，他們的內容不是也已經是不同的的？從經驗上來看，比如公視的「原住民雜誌節目」，不管做得好不好，但它的記者主播或是製作人，都是原住民，相對來說，他在某個自主性是比較強的。或者以新聞編採的角度來看，全台灣真正在落實或唯一存在的編輯部公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它是有一個存在的空間，就是所謂新聞工作者或是ＡＲＴＩＳＴ的存在空間。比如一個蠻有趣的現象，去年的金鐘獎，公共電視為什麼得了這麼多獎？我不是說金鐘獎有多好，但很多人都講一句話：「感謝公共電視，給了我一個創作的空間」。到底跟結構與內容的關係是怎樣？從本地的經驗來看，你會發現，在不同所有權的結構當中所呈現的內容，是有差異的。 另外就是，台灣的公共電視在一九九七年成立後，總是搖搖欲墜。跟柯老師的問題有關，我想說是不是沒有公平文化，就沒有公共電視的存在？我在想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現象？就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運動的機會，或者是沒有這種互動的場合，很多東西根本沒有昇華的機會。 回到實際的政策來講，馮老師提到在新聞局做得一本報告書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經驗性的東西。事實上，裡面談到歐美的國家，都是寫給新聞局看的，這只是因為我覺得這是新聞局喜歡看這種東西。而事實上，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但我們會更詳細的談到到底產權要如何收回來，實際法規要如何去修改。我非常同意剛剛陳光興老師所提到的批判深度上的問題，我覺得，台灣的政策運動的時間還很短，起步比較晚，或是說，實際生產的論述與思考，事實上，也是比較少的。 　 陳光興： 我只插一句嘴，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這個運動正在進行，他們運動裡面碰到什麼樣的問題，如何來修辭？如何應用自有的資源？假如把它當成一種運動來看，不是在搞出一個新的模式，不是看人家碰到什麼樣的問題，它問出來的問題，我怎麼沒有問？不是在找新模式，我覺得這樣講，會把整個問題扭曲掉。所以柯裕棻講過，我再ＰＵＳＨ一遍，節目的品質不是主戰場，那個東西是講不清楚的，會把整個東西搞混。當然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策略，可是我覺得在分析的策略上，你弄到後來，什麼叫做品質反而成了問題。 　 馮建三： 這個部份的確可以繼續講，因為按照我們曾想過的、今天朋友提出來的，在產權的結構改變跟內容之間，應該建構一些東西，都可讓更多的人能夠了解你到底要做什麼。剛剛那位同學的意見，事實上我們在做的也是這樣子，避免談到具體節目是什麼樣子，我們只是談方向。但這時我們就碰到一個問題，譬如說要告訴人家，如果這樣做可能會有什麼，每天不一樣的節目，對一般人好像能夠了解，但是事實上卻是很難做到。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因素，一年前我們也有提出過，現在沒有真正做好這個工作，這個部份是很困難的，可能是要針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發言制度吧。 卡維波： 我的提議是：置換掉這個公共性，就是用 publicity（公開性）代替publicness（公共性），也就是，我們要的不是公共電視，而是公關電視。為什麼從邊緣主體的角度來講這些商業電視是比較好的？公關電視的重要性與道理何在？我的回答是，公共電視提供的是一個civic space公民空間，在這樣公共、公民空間裡面，這些邊緣主體不會覺得很自在，不能以本來面目示人。 邊緣主體需要的是一個嘉年華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他看到的他，就是他！而不用對他說：「對不起，請你向上提升一點」。邊緣主體不必道歉，反而認為：「我不但不要提升，我還要來這裡作公關，可以推銷我自己，推銷我的認同」。 在現在的商業電視裡面，有的時候邊緣主體被消遣被侮辱，但是他們去上節目的動機非常多，可能也包括金錢報酬，但是上電視節目對他們來講有一定的被認可效果，也許對別人來講不算什麼，但對他們來講卻是一個得力壯大（empowerment）的經驗。例如，有的人就是喜歡看到自己在電視上美美的，看到被認可的「公共」裡面有自己出現。邊緣主體上電視的效應很廣泛，對很多邊緣的族群來講，這是他們開始取得信心的一個階段。故而問題反而是：為什麼其他的電視不去請他們？事實上，就是因為以前主流電視播出這類節目時，正面的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很多人跳出來說這樣的節目不行播，像以前的扮裝秀、天才ＢＡＮＧ ＢＡＮＧ ＢＡＮＧ，通通都被罰被停掉了。胡瓜這些人就被批：「你不尊重女性，開黃腔」，結果他們只好變得很「道德」。「道德」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看到邊緣主體，多罵幾句，這樣他就變成道德的人。 總之這些邊緣主體今天要的不是公共空間，而是公關空間。問題是怎麼樣去加大這個公關空間。其實這是很容易作到的，只要我們不用老是說，對兒童青少年有不良影響云云，因為每一種人都有權利在去影響別人的價值觀念。 回到我們今天的問題，結構跟內容，「結構」也就是電視結構是商業或公有的問題，「內容」則是電視的內容是霸權或多元的問題，我覺得結構與內容是沒有必然的關係。當然我必須承認我今天的發言位置，不是站在什麼電視改革的位置，而是站在一個邊緣主體的觀點來看。今天我想問的是：「牛肉在哪裡？」，就是這樣，我不認為結構改了以後，內容就一定會怎麼樣，但如果你要改這個結構，就要告訴我，我要的牛肉怎麼來？就這麼簡單。我的懷疑是：「為什麼在這個改革裡，邊緣人的公關空間會被擴大？」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並不是這樣。在以往的經驗裡面，只要聯繫到公共的、官式的，都是空間的縮小，都是我們身分認同的需要收斂的，必須要矇混的（passing）、要被打壓的。我怕公共或官方，就好像我以前被警察欺負慣了，所以現在看到警察就會怕，這是很正常的。沒有錯，商業的體制很差，可是他給我活路！那這部分你又要怎麼講呢？ 張小虹： 我想再補充一下，我不覺得老卡與阿三是對立的。可是為什麼八十個所謂商業頻道的節目當中，只有一個公共電視台？如果我們只想像公共電視的內容是什麼，其實是有些不夠的，應該去想像的是在八十個頻道裡頭，可能有兩個三個產權公有化這樣的東西。所以這並不是一個替代的問題，不是你要公共電視還是公關電視，而是說在公共電視裡頭也有公關，有所謂極少數邊緣人的公關在裡頭。我們為什麼永遠都看到，在商業體系中胡瓜他們是被迫變得很道德，其實，這裡的商業，也是等同於主流價值、充滿文化偏見。在其中，所謂的性少數被看到，其實是以一種文化偏見的方式被看到。我覺得老卡與阿三沒有對立性，是因為，我們都希望看到有沒有另外一個空間，那空間只是八十分之一或是八十分之二的那樣子的一個空間，能夠讓性少數作他們自己的題目，讓他們自己訪問自己，他們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另外一種被看到的公關電視」。 　 　 上一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