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學科論辯文獻(陳春燕)

比較文學學科論辯文獻

陳春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Apter, Emily. “The Right to Translation: Deconstructive Pedagog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79/2009.” boundary 2 37.3 (2010): 29-56.

 

乍讀之下,這篇文章所談的是美國比較文學界再熟悉不過的一件事,即1970年代耶魯(Yale University)解構派對比較文學的重大影響:2007-08年間,有關Jacques Derrida及Paul de Man在耶魯大學任教的部分資料陸續被整理出版,[1] 加以作者Emily Apter正好有機會取得兩位哲學家從未發表的著述與書信原稿,本文看來像是作者借助幾筆新素材,舊瓶新酒地回顧一個大家並不陌生的場景。然細究之下,作者其實有著不小的企圖:身為美國比較文學界的主力角色之一(在美國比較文學學會最近兩次的學科現況報告中,Apter都參與了撰寫或回應工作),近年亦積極提出以「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精益、深化比較文學的論點,[2] Apter在2010年出版這篇文章,事實上是在回應2000年代聲勢日益壯大的「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主張。Apter 想說,世界文學或許是比較文學在新市場邏輯下的絕佳生存之道,然而那種包山包海的概念,無疑也會製造負擔;但我們如果可以重返1970年代的耶魯比較文學課堂,則我們或許可以從兩位解構大師身上找到有助解決此刻比較文學危機的些許線索,因為解構派對文學閱讀是有想法的,可以提供一套具有認識論基礎且又可實踐的技藝(techne)。

為了宣示解構派比較文學論對當代比較文學的有效性,Apter在推論上做了幾個大膽──但並非毫無根據──的動作:其一,是強調解構派文學論與語言文字學(philology)的相近,凸顯解構派對文學的「方法」;其二則是主張,解構派的比較文學理念,是根植於他們對「翻譯性」的理解。

在Apter找到的新資料中,有de Man在耶魯法文系任教以及在比較文學系擔任系主任期間,對課程規劃的想法(包括他當時主張開設一門叫Literature Z的課,作為文學學生必修的基礎訓練);也有Derrida寫過的一篇題為「比較文學概念及翻譯的理論難題」(“Who or What Is Compared? 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Translation”)的文章。這些文獻中,不乏典型解構派的文學立場:例如反對平板的主題研究,反對讓文學淪為社會文化研究的樣本、歷史主義的附庸,等等。不過Apter卻也特別留意到,不論de Man還是Derrida,都讓解構派比較文學與語言文字學密不可分:落實在Derrida身上,他在討論比較文學與翻譯性問題(以及他以哲學家身分受聘於比較文學系的微妙立場)時,牽扯的是諸如「翻譯」、「比較文學」、「體制」等字在不同語言中的字義百態;顯現於de Man,Apter強調,de Man十分明確將解構的系譜拉回以Erich Auerbach為範例的語言文字學傳統,即使這會招來「解構派不過是歐洲形式主義的分支」的批評。

而如果de Man在比較文學領域的重要性在於他有心為這門學科發揚一套可以落實的閱讀理念,則Derrida對比較文學的影響,則是預示了比較文學終將成為一門「翻譯性研究」(translatability studies)(Apter 44)。

Apter指出,de Man和Derrida當年在構思比較文學教學論時,不約而同都把比較文學和翻譯連結在一起:de Man邀請Derrida至比較文學系授課,建議他開設的一門課是「翻譯與比較文學問題」(Transl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而Derrida爾後則將其轉化為「比較文學概念與翻譯的理論難題」(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Translation)。Apter說,從一些字詞選擇的差異,即可看出Derrida如何看待比較文學與翻譯(性)的緊密關係。此外, Derrida在教授這門課(1979-80)的前後,恰巧發展了一系列環繞「權利」概念的課程,包括「對哲學的權利」(The Right to Philosophy)、「對文學的權利」(The Right to Philosophy)、「大學的理由」(The Reason of the University)等,也曾針對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譯者的職責」(“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一文特別開課。以Apter 的說法,整體來看,這些都是Derrida對大學教育中文學所在位置的反覆思索:文學成為某種相連於誡命(law)、正當性、適切性的命題;而「比較文學」中的「比較」,有別於「比較政治」、「比較宗教」的「比較」,因為在後兩者中,「比較」是個形容詞(adjective),但「比較文學」中的「比較」則是個述語(predicate)──換言之,「比較文學」所指的是「文學是比較的」(literature is comparative),「比較」乃文學的內蘊質地。

Derrida 的這些思考,又脫離不了他對可譯性的理解:不只是比較文學工作者跨越不同語種時必須面對的語言系統替換問題,更有「文學在比較文學自身」(compare literature with literature)(qtd. in Apter 51)時所釋出的最根本的意義轉遞問題。簡單地說,「翻譯性」至此成為「比較文學」本質的代名詞。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Derrida並未擺出無政府主義之姿,斷然拒絕體制(institution):相反地,他表示,我們應該抵制一般人在教學與體制之間所畫出的刻板對立關係(the reductive opposition between pedagogical life and institutional death): 「如果要我挑選幾個名詞,代表對此種分立法則的排拒或抵抗的話,我會選的詞是 (1) 體制;(2) 文學;(3) 翻譯;以及,可想而知的(consequently)……(4) 比較文學系」(Apter 47)。用大白話攤開來說,Derrida以為,對「體制」、「文學」、「翻譯」的再思,都可重新活化學院教育的生命;而一旦這些都成立,則繼續往下推展,得到的結果(他在前三點和第四點之間使用的字是consequently),便是「比較文學系」──不是泛稱下的比較文學領域,而是一個具體的比較文學建制。

解構派日後在文學理論讀物中大多時候總被簡化成「意義不確定性」的主導者。如今有了新文獻、新解釋的出現,我們或許可以重新看見,Derrida如何曾經企圖在大學教室「讓哲學與文學成為可以傳授的技藝、成為活潑有生命的實踐」(teachable as techne or living practice)(Apter 46)。

如前所述,Emily Apter此篇文章的寫就,與其說是緬懷美好的舊時代,[3] 不如說是要為當代比較文學尋找生路。儘管作者只在文章開頭點到了她對「世界文學」的疑慮,但通篇讀來,不難看出,Apter所相信的比較文學的未來──而「世界文學」難以達成的──在於對「翻譯性」問題意識的自覺,以及對文字、文學性的敏銳:「翻譯性」指的是「文學」與「生命」碰觸後必不可免的意義轉碼、轉錄、轉換過程;而對文字的考究,則能突出這個「翻譯性」難題(與趣味)。換言之,Apter想說的是,比較文學要做的,或許不是去相比兩個被視為文化產物的文學作品,而更應該試圖彰顯文學所能透析出的倫理課題。

 

引用書目

Apter, Emily. “The Right to Translation: Deconstructive Pedagog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79/2009.” boundary 2 37.3 (2010): 29-56.

 

 


[1]    包括Marc Redfield, ed., Legacies of Paul de Man (New York: Fordham UP, 2007); Jacques Derrida, “Who or What is Compared? 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Translation,” trans. Eric Prenowitz, in “‘Who?’ or ‘What?’—Jacques Derrida,” ed. Dragan Kujundžić, special issue, Discourse 30.1-2 (2008): 22-53.

[2]     Apter曾受邀擔任本學會第十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的主題演講講者(2009年5月),當時講題為 “The Problem of Untranslatabilit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她對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學關係的主要著述包括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UP, 2006)。Apter曾在UCLA、Cornell University擔任比較文學系系主任,目前任教於New York University。

[3]     作者自己也說,「解構派年代,恐怕是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最後一次真正充滿自信的年代」(31)。